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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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1900年的未遂起義時辍學了一小段時間，然後在1902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
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隐藏的革命積極分子。
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
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後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
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後，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
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
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系密切（但與同盟會關系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ldquo軍隊同盟會&rdquo和&ldquo振武學社&rdquo等名稱中看出。
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
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
這樣就開始了1907&mdash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
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麼脆弱。
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
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
1908年後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
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征集會員和盟友。
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ldquo軍隊同盟會&rdquo被&ldquo群治學社&rdquo接替。
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
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
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
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憲政計劃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劃的活動。
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後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後出現的。
随着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
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并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
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後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
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
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号。
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
陸軍部長委托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
[53]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
在湖北，像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并不一樣。
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争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
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
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
這就是地方官員颟顸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
[54]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
革命派是否取得了像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
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
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
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并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mdash&mdash文學社。
在一個月内即已有約400名新成員入社。
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
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
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裡去。
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争。
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
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句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ldquo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
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
&rdquo[55]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後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
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别出面充當。
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紳士和省咨議局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軟弱而受到攻擊，咨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
16個省立憲派中的51人聚集在上海，組成咨議局聯合會。
該會随即派一個32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
這次行動赢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
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願後，11月4日的上谕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布憲法。
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内閣。
但政府态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赢得讓步。
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請願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論了兩個月。
因此，到1911年初，請願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并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願态度轉變為争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
這些請願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辭一次比一次強烈。
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衆的支持以防止叛亂。
但時隔一年以後，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ldquo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rdquo的原因。
六個月以後，随着要求立憲派&ldquo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rdquo，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56]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号召所有中國人&ldquo并力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rdquo[57]。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鬥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
他甚至争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幹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争論得最為激烈。
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随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
&ldquo立憲派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hellip&hellip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
&rdquo[58]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
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
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隻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
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将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于&ldquo新紳士&rdquo一方。
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于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
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于革命組織。
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牆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
省議員滿懷着怒火回到本省。
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咨議局議員年輕，并且更傾向于西方）特别有戰鬥性。
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
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願行動中特别積極，當請願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并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
他們又像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并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
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ldquo商紳&rdquo，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革命組織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
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郁積了好幾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劇。
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
它最後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
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
有些領導人則铤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
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
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于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劃，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範圍轉向長江中遊。
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
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
這項計劃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
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
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内就失敗了，死了86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
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
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
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
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
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幹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于謹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
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緻力于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幹。
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
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
分裂其對手的努力隻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
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的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
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麼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
總之，清政府終于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mdash&mdash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
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
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采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
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閣，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築這兩條鐵路。
内閣是一個由13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隻有4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5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
它很快被指責為&ldquo禦用的&rdquo或&ldquo皇族的&rdquo内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
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内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确，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
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内閣對于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内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确的拒絕。
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态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
[59]最後，内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
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内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系。
其他許多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
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
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後透露，計劃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
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隻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标了。
北京在這個争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
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像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但恢複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衆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
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
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裡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
這就是問題的中心。
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
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于是違反了三民主義）。
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
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
三民主義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後一緻，有些捍衛它們的人隻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于全國一緻的事物。
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隻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隻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内容。
因此，他們在最後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夠調解利益沖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
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憲友會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
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
在請願運動期間，特别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後，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
已成為請願者領袖的直隸省咨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
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咨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讨對策，以便&ldquo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rdquo[60]。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ldquo皇族内閣&rdquo和鐵路國有化之事。
不到10天，代表16個省的40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咨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
16天以後，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閣。
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衆支持的基礎。
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ldquo尊重君主立憲&rdquo，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
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願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
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ldquo新紳士&rdquo的一個突出例子。
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絕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
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并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後感到被清朝出賣了。
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
像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闿（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
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别對統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
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
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
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雲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
它緻力于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
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
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衆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
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咨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
憲友會中的幹部也是省咨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
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
他們有着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對像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
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同盟會中部總會 清政府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适的了。
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
内部分裂折磨着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
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
但在政府第一次頒布鐵路國有化命令後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争的辦法。
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
各派代理人仆仆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
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
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定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
至于孫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遊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卷進争論。
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
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并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ldquo漫遊&rdquo，他們決定自行其是。
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像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像陳其美（1900&mdash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後來的會員，以及更後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遊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
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後産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
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準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隻有一個&ldquo臨時&rdquo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确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緻同意；避而不談&ldquo平均地權&rdquo，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别是共進會。
由于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于孫中山的意志。
[61]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
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
一個複雜的計劃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劃以湖北為行動中心，并往北向陝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
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像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
1910年的麻木狀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
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危機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
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
當國有化和外債計劃的細節公開後，抗議變本加厲起來。
清廷宣布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
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
請願和集會并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幹涉。
[62]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ldquo普遍被稱為&lsquo民黨&rsquo&rdquo[63]的憲友會休會，并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
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
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
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并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
它建議在北京召開&ldquo國民大會&rdquo，以便&ldquo仿照外國的做法&rdquo，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
[64]它辦了三種報紙。
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衆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
它的不妥協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ldquo各人将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争論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rdquo[65]。
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
沖突逐步升級，最後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
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衆抗議運動席卷四川。
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
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别是省議員。
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咨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鬥的中心。
它的127名議員屬于上層階級（35名有高級功名，另外74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42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
隻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于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随者。
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13名董事中，有7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夥人）。
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台。
北京嚴厲地警告說，咨議局&ldquo隻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rdquo[66]。
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範圍。
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并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
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并由蒲殿俊親自編輯。
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範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
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
在對北京應采取什麼立場的早期争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
議員在開始時并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劃；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
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
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
後來，又指責&ldquo出賣給洋人&rdquo，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
鐵路之争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
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ldquo鐵路準歸商辦&rdquo和&ldquo庶政公諸輿論&rdquo等口号中得到證明。
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谕，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于帝王靈光的地步。
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
據認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
他們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分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隻是一個借口，後面隐藏着獨立運動。
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
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衆示威。
抗議和起義随即遍及全省。
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麼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于與四川紳士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于保路同志會。
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态之中。
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
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複秩序。
端方的行動過于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
到9月底，事态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警察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并切斷電報線。
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劃中受害最深的人。
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
他們有着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
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
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
多達10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後者到10月初隻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地圖14 辛亥革命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于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
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
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14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
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于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緊迫感。
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将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幹的人。
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願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劃，并且願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像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
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
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
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隻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态度。
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劃毫無所知。
當湖北的領袖們由于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劃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
警察正在步步進逼。
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後，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
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号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
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
似乎到處都是忠于政府的軍隊和特務。
革命派内部出現了叛徒。
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
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定出了當天晚上的計劃，然後堅決地出擊。
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裡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
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300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
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并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裡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
戰鬥在刮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
到淩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
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并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布成立共和國。
他們還采用新的曆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後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
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
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樣代表着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
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
盡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
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
當事态急轉直下變得有利于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
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隻好求助于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
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隻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
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并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
還留着辮子的黎元洪答複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
衆人随即把他架到咨議局，在那裡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
但他仍不讓步。
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
至少在他們内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
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緻電，宣告他們已采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
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
黎元洪的态度最後軟化了下來。
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着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隻得勉為其難。
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後到達武漢時，黎元洪并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
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态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态。
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
有關這一内容的照會于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将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
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财産，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于說明湖北咨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咨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咨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
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于議長。
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
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闿是同科進士。
他與後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随者，并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
他不但是最富戰鬥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
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确，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
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曆，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緻，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盡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
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mdash&mdash特别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mdash&mdash急于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
到那時，他已是孫中山之友，又是一個隐藏的革命積極分子。
他曾升任新軍中的幾個要職。
其中即有北京的一個要職，其他的湖北學生也早在1904年就認為，軍隊支持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有的人（後來包括同盟會會員）有意識地參軍，為革命秘密工作。
1904年6月在湖北成立的科學補習所可能是企圖聯合學生、士兵和秘密會社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904年與黃興合搞一次起義的企圖失敗後，湖北的學生花了一年多時間才重新組織起來。
從1906年初起，一共大約有三十個革命組織有記錄可查。
這些組織與軍隊的關系密切（但與同盟會關系不密切，雖然組織名稱相似），這可以從&ldquo軍隊同盟會&rdquo和&ldquo振武學社&rdquo等名稱中看出。
早在1906年，一名清政府的高級官員提出了警告，說同盟會在新軍中的活動日益頻繁，活動中包括利用革命歌曲和白話文來煽動士兵。
據說有一個日知會，在組織普通士兵方面特别成功，雖然它存在的時間不到一年（從1906年初到1907年1月）。
這樣就開始了1907&mdash1910年時期擺脫專門吸收軍官的傾向，直到1911年，新軍中的主要革命集團幾乎全部由士兵組成。
1908年秋季，湖北的革命活動幾乎停止，因為它的領袖（一名新軍士兵）被調往四川。
這件事說明組織是多麼脆弱。
但湖北的革命派很快重新組織起來。
共進會起了主要作用。
1908年後期，其創始人孫武從日本歸國。
他很快對秘密會社喪失信心，便轉向新軍征集會員和盟友。
同時，共進會最合理的潛在同盟者&ldquo軍隊同盟會&rdquo被&ldquo群治學社&rdquo接替。
新名稱是能說明問題的。
1908年夏秋，政府已經鎮壓了一批聲稱有權為民主公開集會的集團。
甚至梁啟超的溫和的政聞社也被鎮壓。
清政府在宣布自己的憲政計劃的同時，不能容忍那些想加快或改變這些計劃的活動。
就在這個過程中，湖北群治學社的成立可被視作對當局的一種公開和對抗的挑戰。
這種挑戰是在皇太後逝世不到一個月以後出現的。
随着她對政權控制的消失，湖北的革命派看到了可以更加放手和更大規模地進行政治活動的機會。
群治學社的三個成員開始發行一種報紙，它廣泛流傳，并把革命的要義傳到軍界和武漢三鎮以外的地方。
當群治學社在1910年9月被振武學社代替時，後者也發行了一種報紙。
大量的報紙宣傳與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文獻一起，都是面向普通士兵的。
歸國學生在盡可能靠近兵營的地方開設店鋪、客棧、茶館、雜貨店和其他鋪号。
許多這樣的店鋪成了革命組織的前線。
陸軍部長委托一位美國武官管理的大部分新軍已經趨向反滿。
[53] 在1910年，時機仍未成熟，軍隊不能單獨行動，連試一下的準備也沒有充分做好。
在湖北，像共進會和振武學社等組織發現還不可能進行合作。
在其他省份，革命派在新軍中取得的成績并不一樣。
在1909年前，他們在北方争取到的擁護者比南方少；但從那時起，同盟會會員開始擔任北洋軍中的要職。
即使在革命工作已在長期進行的廣州，準備仍不充分。
例如，同盟會企圖組織新軍兵變的一次最有名的行動現在真相大白，它不過是一次地方暴動，而不是一次革命起義。
這就是地方官員颟顸無能所引起的1910年2月的廣州暴動；革命派當時無非想利用（但沒有成功）一次不是自己搞的事件。
[54]他們在廣東的問題是，他們在士兵中沒有組織，雖然在中下級軍官中有大批同盟會會員。
在1910年，革命派又加倍努力活動，政府開始驚慌失措。
革命派是否取得了像官方所認為的那種成就，這還不清楚，但到1910年底，新軍的不滿情緒急劇加強，而清當局幾乎是瘋狂般地作出反應。
部隊來回調動頻繁，有時甚至被解散；軍官經常被替換或解職；監視工作逐步加強；宵禁實施了，各項規定普遍從嚴執行。
振武學社決定更深地轉入地下和尋找盟友。
1911年1月底，該社的領導人在武昌聚集，企圖成立一個新的前沿組織，并為該組織起了一個無礙時局的名稱&mdash&mdash文學社。
在一個月内即已有約400名新成員入社。
該區幾乎每個營都有人入社。
其領導人決定繼續發行一種報紙，給每個部隊單位分發一份。
武漢三鎮各設一支部，并派代表到湖北省的其他地方以及有湖北軍駐防的另外幾個省裡去。
有的人甚至遠去東北。
當文學社在加強其招募和宣傳活動時，它發現自己在這些活動方面正與共進會進行競争。
雖然湖北的有些革命派都參加了這兩個組織，但他們不能協調他們的活動。
文學社領導人的幾句話說明，為湖北省新軍提出的社會變化的要求還根本不夠：&ldquo我們是下等士兵；他們不是身穿西服的上等人，就是又聰明又有聲望、身穿長袍馬褂的官員。
他們從不屑看我們一眼，依靠他們，我們會一無所得。
&rdquo[55]需要有一些調解人的幫助和一種危機感的氣氛，這樣這些集團間的摩擦最後才能緩和到能夠進行某種合作的程度。
調解人可由上海同盟會會員中的一個小派别出面充當。
而危機則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紳士和省咨議局 1910年與日、俄、英、法等國的邊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軟弱而受到攻擊，咨議局中的立憲派也變得更加直言無忌了（見第七章）。
16個省立憲派中的51人聚集在上海，組成咨議局聯合會。
該會随即派一個32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開國會。
這次行動赢得了政府的幾個讓步，其中包括設立臨時的資政院，把完成完全立憲制的過渡期縮短三年。
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請願後，11月4日的上谕答應在1913年召開國會（原定在1917年），在國會召開前公布憲法。
省議員仍不滿意，他們堅持要組織對他們負責的内閣。
但政府态度變得強硬了，改良派沒有再赢得讓步。
結果，有的人對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希望喪失了信心，少數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請願者解散，但是在臨時的資政院議員的領導下，許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論了兩個月。
因此，到1911年初，請願運動進行了整整一年，并且從要求溫和地變革的恭謹請願态度轉變為争取更大變革的迫切要求。
這些請願自始至終強調同樣的一些問題，即外國對中國統一和主權的威脅、經濟危機的危險和革命以及不負責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辭一次比一次強烈。
在1910年初期：他們曾經向當局請求動員民衆的支持以防止叛亂。
但時隔一年以後，他們開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在1910年7月，一份立憲派報紙的社論認為，當歐洲人為成立議會而流血時，中國人卻在浪費墨水，這就是歐洲人成功而&ldquo我們的墨水付諸東流&rdquo的原因。
六個月以後，随着要求立憲派&ldquo不應把寶貴時間浪費在空洞的口舌之戰&rdquo，上述要求暴力行動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
[56]1911年3月，立憲派的主要發言人梁啟超号召所有中國人&ldquo并力圖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rdquo[57]。
梁啟超自知不可能參加過去與之激烈鬥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隊伍，但他這時卻接受了以前拒絕過的那些觀點。
他甚至争辯說，革命不會給中國帶來外國幹涉和被瓜分的危險；對這個問題，他與《民報》的作者們過去争論得最為激烈。
他的許多改良派追随者也發現自己站在同一立場上。
&ldquo立憲派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hellip&hellip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
&rdquo[58]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協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對派團結起來。
它們雖然不能領導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馬上準備接受革命。
在改良派領袖人士中，隻有江蘇省的張謇還沒有轉變原來的立場。
但當革命一旦爆發，他在促使清王朝覆滅這方面将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對比起了變化而有利于&ldquo新紳士&rdquo一方。
雖然反對派力量仍然過于分裂，還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戰，但組成一個強有力的反清大聯合的因素這時已存在了。
在幾支新軍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屬于革命組織。
其他的新軍中有許多同情者和騎牆派，但反革命士兵則少而又少。
省議員滿懷着怒火回到本省。
那些在臨時的資政院中供職的人（他們比一般的咨議局議員年輕，并且更傾向于西方）特别有戰鬥性。
商人曾經參加領導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貨活動，他們既支持過立憲運動，也支持過革命運動。
許多商人在1910年的請願行動中特别積極，當請願失敗，他們具有省議員們同樣的情緒，并且與省議員一樣，也準備參加反清運動，雖然他們不能發起這個運動。
他們又像省議員那樣，有了商會那樣的新的地方組織，這些組織開始合并成省聯合會甚至全國聯合會。
甚至還有一種新型的&ldquo商紳&rdquo，他們感興趣的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國控制，以及諸如發展鐵路之類的洋改革。
革命組織 這個潛在聯合中的促進因素是革命組織，它們在1911年4月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
對在華南尋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滿已經郁積了好幾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劇。
同盟會已經有兩年未進行多少活動。
它最後一次起義的時間是在1908年，《民報》在那一年10月被封。
自1907年以來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幾次嚴重的資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邊的情況。
有些領導人則铤而走險：例如汪精衛策劃暗殺一名高級滿洲官員，在1910年初期被關進監獄。
大約就在此時，另一次廣州的暴動失敗了。
同盟會的有些會員終于想出了一個較有成效的計劃，他們建議同盟會要重新審查它的整個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動範圍轉向長江中遊。
抱有這種想法已有好幾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們熱烈響應。
有幾位會員在1910年夏季沒能說服孫中山召開一次改組同盟會的會議，決定脫離孫中山單獨行動，成立了一個新機構以指導長江一帶的活動。
這項計劃激怒了胡漢民，從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在此期間，孫中山一派仍堅持按老方式行事。
經過了五個多月的周密準備，他們在1911年4月在廣州的黃花崗發動了另一次起義。
這次起義在幾小時内就失敗了，死了86名革命派，使華南的組織受到嚴重破壞，士氣進一步低落。
但是這次失敗雖然結束了南方的運動，反而激勵了那些決心在華中集中開展活動的人。
就在這個時刻，清政權自己卻觸發了一場危機，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潛在的、即溫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民國的誕生 經過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
它在1908年設法重新取得的主動權又從手中滑掉了。
各方面都來對它的權威進行挑戰。
它的舊軍隊是虛弱的，而新軍又不可靠。
它的官僚機器中一批幹練和獻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勢而讓位于謹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
中國受過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緻力于新事業，把舊的一套留給最貪婪的人去幹。
政府的改革為地方官員培植地方勢力提供了機會。
政府壓制批評的企圖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評。
分裂其對手的努力隻是使他們分散活動，但沒有消滅他們。
它在4月底輕而易舉地粉碎了同盟會發動的廣州起義，但這次成功更多的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誤，而不是因為清朝的強大。
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麼容易對付，它正在對舊的和新的有教養的社會精英施加影響。
總之，清政府終于發現它的種種改革正在失去控制&mdash&mdash它愈改革，權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統地位的可能也愈小。
它在開始時企圖有選擇地遏制這種趨勢，在1910年對某些要求加以拒絕，對另一些要求則作出妥協。
在1911年，它決定需要采取嶄新的主動行動，這樣就決定了它的末日的來臨。
清政府所選擇的主動行動是愚不可及的。
在1911年5月的兩個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閣，宣布川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國有化，并商談一筆外國貸款來築這兩條鐵路。
内閣是一個由13個庸碌之輩組成的集團，其中隻有4名漢人；集團中占大多數的滿人又被5名無能的皇族成員所控制。
它很快被指責為&ldquo禦用的&rdquo或&ldquo皇族的&rdquo内閣，進而激起了普遍的憤怒和失望。
革命派這時能夠宣稱，内閣證實了革命派言論的正确，即滿洲人執行的是為自己服務的反漢人政策。
對立憲派來說，這個内閣對于他們呼籲成立一個向國會負責的内閣的要求，是一個明确的拒絕。
甚至張謇也持公開批評的态度；他說國家此時在迅速瓦解。
[59]最後，内閣還激起了一個到那時為止比較不受人注意的對手袁世凱的不滿，因為它以他的一個主要對手接替其密友擔任交通部長。
這個職務還職掌鐵路管理；另外，内閣的組成與袁世凱也不贊成的新國有化政策有密切關系。
其他許多人出于同樣的原因也予以反對，他們對以犧牲地方利益來加強中央政府的行動抱有戒心。
但是政治上反對鐵路國有化的意見，幾乎被那些已在私營鐵路公司投資的人的一片抗議聲所淹沒。
這些憤怒的投資者主要是地方紳士和商人，當北京在一個月以後透露，計劃以大部分政府債券償還他們時，這些人被激怒了。
革命派始終堅持，清政府的改革隻是為了加強王朝；這時他們又有新的彈藥和新的目标了。
北京在這個争議問題上愈來愈容易遭到攻擊，因為它的1910年軍事預算幾乎是1905年的八倍。
外債正用來支付清政府大規模擴軍的費用。
正像第八章指出的那樣，雖然對外債的普遍憤怒情緒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但恢複利權的運動仍是真正的群衆運動，那些反對清政府借債的人可能也反對各省借外債。
更重要的是，抗議與其說是反對借款，倒不如說是反對締結借款協定的方式。
例如，對許多議員來說，骨子裡面的問題是沒有與他們商量。
這就是問題的中心。
清政府一切主動行動的共同特點就是自行其是。
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締約借的第一筆外債，但這筆外債正發生在各反清黨派已經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之時。
暴政已在三個不同方面同時表現了出來，一下子觸犯了種族意識和愛國心，觸犯了對民主的感情和經濟利益（令人驚奇的是，這三方面的行動等于是違反了三民主義）。
我們在對清朝蓋棺論定時，可以從這個角度評價革命派的作用。
人們發現清政權是不夠格的，這主要是它自身的錯誤；但是這個定論是根據革命派盡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來的三民主義作出的。
三民主義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後一緻，有些捍衛它們的人隻是口頭上效勞，而同時卻準備違反它們；但在1911年，它們是中國出現的最接近于全國一緻的事物。
結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發展的中心，因為各個不同集團隻贊成三民主義中這一主義或那一主義，隻有革命派贊成其全部内容。
因此，他們在最後的反清大聯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夠調解利益沖突和把各敵對集團糾合在一起。
他們在立憲主義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憲友會 對清政府1911年5月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立憲派作出的。
他們有的人自第一次選舉以來一直在醞釀，企圖組織一個政黨。
在請願運動期間，特别自梁啟超在議員中散發了一份概述應如何管理一個政黨的想法的建議後，組織政黨的主張得到了支持。
已成為請願者領袖的直隸省咨議局議員孫洪伊進一步促進了這個主張。
1911年3月，他邀請各省咨議局議長來北京商讨對策，以便&ldquo一、破政府輕視國民之習見，二、動外人尊重我國民之觀念，三、充吾民最後自立之方針&rdquo[60]。
就是在這種氣氛下，立憲派才得知&ldquo皇族内閣&rdquo和鐵路國有化之事。
不到10天，代表16個省的40名立憲黨人已在北京集合，名義上是召開第二次咨議局聯合會，實際上是組織政黨。
16天以後，在1911年6月4日，憲友會宣告成立。
憲友會旨在統一立憲運動，以迫使政府立即召開國會和組成更有代表性的内閣。
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擴大它的民衆支持的基礎。
其綱領是一個妥協綱領；其中的詞句，如&ldquo尊重君主立憲&rdquo，清楚地說明在運動中張謇這一派的力量仍是強大的。
會章中即使有了這樣的讓步，張謇還是不願意參加，雖然他的幾個同仁入了會。
張謇不但是一個堅定的立憲派，而且是一個立場稍遜的保皇黨人，這是&ldquo新紳士&rdquo的一個突出例子。
在新紳士的身上，近代主義和傳統主義兼備，但兩者絕不是半斤八兩的，其進步主義和保守主義也是一團混亂，難以分清。
具有這類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人正直，并且集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們，最後感到被清朝出賣了。
他們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分體面，但又保證使它成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張謇緩和了立憲派活躍分子的行動，但不能制止他們。
像梁啟超、孫洪伊、蒲殿俊（四川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湖北省議長）和譚延闿（湖南省議長和憲友會會長），不但在清政府讓步是否充分的問題上，而且在鐵路國有化和外債方案的問題上與張謇發生尖銳的分歧。
除了張謇這一派外，立憲派中各派别對統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驟。
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這個新政黨中較年輕的成員與革命派接觸密切。
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憲友會已經形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治組織的核心。
它的總部設在北京，除黑龍江、雲南、甘肅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設有分支組織，因而比其他組織更能發起和進行協調的行動。
它緻力于統一行動的潛力更因其成員在中國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得到加強。
它的措詞謹慎的綱領使它能夠公開活動。
它的領導層繼續受到公衆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
各分會會長都是各省咨議局的正、副議長，這些與舊的社會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員還可以聲稱他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任職而取得的。
憲友會中的幹部也是省咨議局的或臨時的資政院的議員。
他們都受過一些現代教育，同時也有傳統的學識。
他們有着共同的價值觀念、對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對像鐵路那樣的近代企業的投資）。
到1911年春末，他們已經一起協同行動至少有一年半了，當他們在6月初回到本省時，都情緒高漲，準備在國事中大顯身手。
同盟會中部總會 清政府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對革命派來說幾乎沒有更合适的了。
在1911年4月廣州起義失敗以後，灰心喪氣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
内部分裂折磨着他們已有三年之久，還看不到分裂的盡頭。
在關鍵的武漢地區，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不合作，使它們不可能進行有效的行動。
但在政府第一次頒布鐵路國有化命令後的兩天，這兩個組織便會談，以尋求減少它們之間競争的辦法。
同盟會的代表試圖誘導這次會談。
各派代理人仆仆風塵，來回于東京、上海、武漢和香港之間，為統一革命運動重新作出努力。
6月1日，這兩個湖北集團同意合作。
雖然經過三個多月才制定出合作的細節和成立一個聯合指揮部，但主張在華中起義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學生領導下，加強了他們的努力。
可是，孫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對在長江起義的想法，他們認為還需五年時間才能發動一次有效的起義。
至于孫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遊全球去籌集資金和要求承諾，所以沒有卷進争論。
從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日到達紐約之前，孫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馬來亞和歐洲。
湖南、湖北的活動分子對尋求孫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動感到厭倦，并以嘲諷的語氣談論他的&ldquo漫遊&rdquo，他們決定自行其是。
沿長江上下，他們把革命組織集合起來，同時還召集了像湖南的宋教仁（他曾在1905年協助成立同盟會）等早期學生運動領袖，像陳其美（1900&mdash1902年在日本留學，1906年加入同盟會）等後來的會員，以及更後期的參加者（包括長江下遊各省和遠至山西省的人）。
1911年的改組從5月到7月取得了勢頭，最後産生了又一個新的組織來統一日益蔓延的革命運動。
新組織雖名為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但它的成立卻直接違反了同盟會會章。
它無視新分會的領導必須由同盟會最高領導指派以及分會章程須經其母體組織領導人物批準的規定（中部總會沒有領導人，隻有一個&ldquo臨時&rdquo的五人總務會來指導它的活動）；章程中有一條明确規定了集體領導，行動須取得五人的一緻同意；避而不談&ldquo平均地權&rdquo，以便團結湖北的各個集團，特别是共進會。
由于華中的一些領導人曾反對孫中山大權獨攬的領導，所以這幾條表明了他們要獨立于孫中山的意志。
[61]中部總會雖然公開表明與同盟會有關，但它顯然保持行動的自由。
它在8、9兩個月的活動集中在以下幾方面：加強文學社和共進會之間的關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長江流域散發革命印刷品。
宋教仁說服了中部總會領導中的同志們，準備再花兩年時間在1913年發動大起義。
一個複雜的計劃被制定出來，以保證華中能進行革命；計劃以湖北為行動中心，并往北向陝西、山西，往東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往西向四川等地發展。
代表們被派往這些地方進行工作。
宋教仁等人在上海總部像發射機關槍似地在報章上發表一篇篇文章。
1910年的麻木狀态消失了，使1913年立刻開始變得為期太遠了。
兩個湖北集團一旦成立了聯合指揮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動的壓力立刻增強了。
四川危機 四川的紳士對清政府5月的行動及時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詞謹慎的抗議。
但這些抗議一再被漠然置之。
當國有化和外債計劃的細節公開後，抗議變本加厲起來。
清廷宣布的償付條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資者，他們有理由認為提供給他們的償付條件是有關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滿意的。
北京頑固地拒絕談判。
請願和集會并不能使省當局轉變，相反，它甚至對投資者的相互通信也進行了幹涉。
[62] 在這種氣氛下，在四川&ldquo普遍被稱為&lsquo民黨&rsquo&rdquo[63]的憲友會休會，并派它的領袖們各回本省。
四川省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立刻啟程回川。
在他的領導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兩千多人的集會上組成了保路同志會。
該會很快就在這個大省的許多地方成立分會，并與從行會、商會直到農會和秘密會社等等地方集團進行接觸。
它建議在北京召開&ldquo國民大會&rdquo，以便&ldquo仿照外國的做法&rdquo，對政府直接施加壓力。
[64]它辦了三種報紙。
簡而言之，它指揮了一次出色的活動，把廣大的民衆團結在開始時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較溫和的抗議之中。
北京絲毫不為所動。
它的不妥協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話為代表，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ldquo各人将就各種問題而與政府争論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rdquo[65]。
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過協商或妥協進行統治的決心促使保路同志會采取更為激進的步驟。
沖突逐步升級，最後鐵路投資者在9月1日作出了抗稅的決定。
對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廣泛的群衆抗議運動席卷四川。
運動逐漸集中在清政府的專橫和外國的滲透方面。
領導人是新紳士，特别是省議員。
北京曾經樂觀地希望四川省咨議局動員上層階級支持政府的政策，但咨議局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成了戰鬥的中心。
它的127名議員屬于上層階級（35名有高級功名，另外74名有低級功名），相當年輕（平均年齡約42歲），具有積極的改革思想。
隻有四人已知為同盟會會員，但可能還有其他人傾向于革命，許多人是梁啟超的追随者。
其中不少人有商業投資，他們不但在商業活動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務的一般管理方面與商人合作（鐵路公司的13名董事中，有7人是蒲殿俊的親密合夥人）。
這些有事業心的年輕紳士這時與商人、學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便利用咨議局作為他們的活動舞台。
北京嚴厲地警告說，咨議局&ldquo隻能向最高君主統治下的地方官員提出建議&rdquo[66]。
但四川省議員則堅持要求廣泛得多的活動範圍。
他們要求取得對地方稅賦政策的發言權和對地方學堂的視察權，并要求召開資政院會議。
他們甚至發行了一種報紙，它由四川省工商學界以及議員資助，并由蒲殿俊親自編輯。
它的主要宗旨是宣傳憲政和省政改革的必要性，但它還登載有關政治改革各方面的範圍廣泛的文章。
乍一看，人們可能會認為四川危機主要是經濟問題。
四川省最近單獨被挑出繳納新的田賦，以援助他省的開支。
在對北京應采取什麼立場的早期争論中，大部分集中在作為償付用的政府債券是否足額，以及在要求較滿意的賠償還是堅持本省自辦鐵路等問題上。
議員在開始時并不反對政府借外債為鐵路提供資金的計劃；有的人還真心歡迎額外的資金作為建設的刺激。
但除了這種似乎對經濟問題的壓倒一切的關心外，還有同樣重要的政治關心。
例如，借外債受到了批判，因為朝廷在商借時沒有先與資政院協商。
後來，又指責&ldquo出賣給洋人&rdquo，這才使政治問題壓倒了經濟問題。
鐵路之争顯示出，它是中央和地方當局之間更深的政治對抗的一部分。
保路同志會把經濟目的和政治目的合在一起，這可從&ldquo鐵路準歸商辦&rdquo和&ldquo庶政公諸輿論&rdquo等口号中得到證明。
這些口号取自1898年光緒帝的變法上谕，它們表明抗議者遵循傳統，竟然到了乞靈于帝王靈光的地步。
在成都，全城都設祭壇和焚香祭奠光緒。
據認為，口号暴露了保路同志會會員具有光緒帝的維新傾向。
他們并不想推翻清王朝，但他們尋求的是新的政治權力分配和新的代議制度。
這些政治目标在一份匿名的印刷品《川人自保之商榷書》中得到詳細的闡述，但卻被總督用作把柄；他打電報給北京，說鐵路問題隻是一個借口，後面隐藏着獨立運動。
他随即把蒲殿俊和其他九名保路會會員投入監獄。
當天（1911年9月7日）在省府激起了群衆示威。
抗議和起義随即遍及全省。
一批縣城宣布獨立，有的甚至成立革命政府。
那麼多暴動突然地爆發，總的說來，似乎主要歸因于與四川紳士有聯系的秘密會社；具體地說，主要歸因于保路同志會。
一小批同盟會的代表也可能起了作用。
不到一個星期，四川一片混亂，當局也處于不知所措的狀态之中。
朝廷答應給鐵路投資以全部賠償，但為時已晚，示威活動仍在繼續。
北京從湖北調軍隊歸欽差大臣端方指揮，命令他必要時以武力恢複秩序。
端方的行動過于遲緩，而他的深受革命派影響的軍隊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的忙了。
到9月底，事态的發展使當局或原來的抗議運動領袖都無法控制了。
吸收了憤怒的農民入伍的地方民團搗毀了警察所和稅務所，開監劫倉，并切斷電報線。
在這類事件中不乏命運的嘲弄和引人憐憫的因素，因為農民本來會成為四川建路者稅賦計劃中受害最深的人。
貧窮困苦的農民突然起來反對附近的當局。
他們有着自己的苦難，不久又有了自己的領袖。
同盟會和秘密會社的人領導了一些民團組織，但他們不久就被農民、土匪和走私者撇在一邊。
被指派維持秩序的舊式巡防隊也參加了騷亂。
多達10萬人的各種武裝集團打垮了政府軍，後者到10月初隻能集中防守省會和少數城市了。
地圖14 辛亥革命 這樣，當湖北省在10月爆發騷亂時，四川處于憤怒的火焰之中已有數星期之久了。
但武昌起義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辛亥革命的火種。
新的革命省政府就是首先在武昌宣布成立的，随之在10月10日至11月27日又有另外14個新的革命省政府宣布成立。
四川省的抗議就成了僅次于武昌起義的反清王朝的運動。
湖北的危機：對革命或溫和的抉擇 從湖北調軍入川之舉在武漢的革命派内部造成了緊迫感。
如果要進一步調走人馬，将會抽空他們指望成為起義骨幹的人。
同盟會的領袖們現在願意忘掉1913年起義的老計劃，并且願意加快行動，但還不能像文學社和共進會所希望的那樣快。
當10月9日的一個事件迫使他們行動時，他們正在決定行動方針。
他們剛剛懊喪地得知，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當時在香港）和宋教仁（在上海）都要他們等待時機。
黃興希望在10月底幾省同時起義，而宋教仁對隻在武漢發難能否立即成功也持悲觀态度。
當時旅行在美國的孫中山對計劃毫無所知。
當湖北的領袖們由于這一失望而聚集在武昌修正他們的計劃時，突然得知他們在漢口的一處彈藥站發生了爆炸。
警察正在步步進逼。
經過了一段猶豫不決和驚慌失措的時間以後，武昌的秘密會議決定出擊。
但它發出武裝行動的号召為時已晚，因為它的追随者或已逃散，或已被捕。
武昌的活動站本身在許多領導人得以逃走以前遭到襲擊。
似乎到處都是忠于政府的軍隊和特務。
革命派内部出現了叛徒。
各個部隊中的文學社成員這時在瘋狂激動的情緒中試圖集結他們的力量。
經過10月10日一個下午的不顧一切的協商，一小批士兵匆忙地臨時定出了當天晚上的計劃，然後堅決地出擊。
他們殺死了軍官，直趨附近最大的彈藥庫，那裡由同營的一個連在駐守。
該連也參加其戰友的行動，據說已經同情共和主義的該連連長被說服，起而帶領約300人的這一小股造反隊伍。
在他的領導下，起義者重新組合，并把隊伍擴大到約四千名新軍，進而攻擊了總督已在那裡集結其部隊的當地司令部。
戰鬥在刮風的、時斷時續的雨夜激烈進行。
到淩晨，武昌的清政府已被打垮。
當天下午，革命派組成湖北的軍政府，并且大膽地代表全中國宣布成立共和國。
他們還采用新的曆法，改宣統三年為中華4609年。
這些事件使其他省行動起來，結果在以後的四個月中結束了清朝的統治，成立了中華民國。
就在這四個月的過程中，在10月10日下午首先發難的那些人卻把權力交給當晚與他們交戰的人。
在10月10日集結其部隊的正目熊秉坤和在關鍵性的當晚帶領部隊的隊官吳兆麟，讓位于黎元洪和湯化龍等人，這些人既代表着新秩序，也同樣代表着舊制度。
黎元洪是指揮武漢一個混成協的統領，受過現代的訓練。
他自1896年駐守武漢以來，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
盡管他作了種種努力，他部下的一些人仍參加了雙十起義。
黎元洪在開始時進行反擊，據說他甚至殺害了一個勸他倒戈的革命黨人。
當事态急轉直下變得有利于起義者時，他打算躲藏起來，但革命派找到了他。
他們認識到需要有一個其姓名能使中外人士都有深刻印象的領袖人物，所以隻好求助于黎元洪，因為他是能物色到的最高級軍官。
他們要求的另一個資格隻是候選人必須是漢人，而不是滿人。
10月11日上午，黎元洪被領出了躲藏的地點，并被委為新政體中的都督。
還留着辮子的黎元洪答複說，革命派闖的禍已經夠大了，應在清朝援軍粉碎他們之前收兵回營。
衆人随即把他架到咨議局，在那裡以他的名義組織政府和發表宣言。
但他仍不讓步。
部隊對他威脅利誘達兩天之久。
至少在他們内部有兩次對他的所謂殺害被有力地制住了。
新政府向湖北省地方官員、其他各省和外國領事緻電，宣告他們已采取的步驟，上面簽署了黎元洪的名字。
同時，他們鞏固了對武漢三鎮的控制。
黎元洪的态度最後軟化了下來。
他一方面對革命派的成就有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這時又面臨着不擔任都督就要作為賣國賊而被處決的抉擇，所以隻得勉為其難。
當包括黃興和宋教仁在内的同盟會領袖約在兩星期後到達武漢時，黎元洪并未被撤換下來。
反對替換黎元洪的一個決定性的論點是，政府領導的更替會使外國人懷疑新政體的穩定性。
湖北革命派深切地關心列強的态度，因而他們迅速作出了妥協的姿态。
他們作出的早期決定之一就是尊重清朝與外國締結的一切條約和履行這些條約中的一切義務。
有關這一内容的照會于10月13日分送給所有的領事館，不過革命派規定，他們将不承認自即日起與清朝訂立的任何協定。
照會還保證保護外國人的權利和财産，并且表示了希望列強友邦為了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的利益而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湖北的革命派急于要表現穩定性和延續性的熱情，有助于說明湖北咨議局及其議長湯化龍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當軍隊把黎元洪帶到咨議局以組織他們的政府，選出他們的領導人和決定他們的政策時，實際上他們承認咨議局具有使他們的行動合法化的權力。
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又求助于議長。
當委任黎元洪當都督時，湯化龍被選主持民政。
湯化龍與四川省議長蒲殿俊和湖南省議長譚延闿是同科進士。
他與後兩人一樣，曾在日本留學，是梁啟超的追随者，并活躍于憲友會等團體。
他不但是最富戰鬥性的立憲派，也是最早支持革命的人士之一。
他與黎元洪不同，不用人去說服他；的确，他自稱在1911年10月以前很久就已經是一個革命者。
湖北的其他人比湯化龍有更深的革命資曆，但卻讓他擔任最高的文職，這可能是他的社會地位所緻，而推選黎元洪的決定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
因此情況似乎是，為了盡量減少新政府的革命外貌（特别在外國列強面前），不革命的領袖人物在新政府中擢升高位。
湯化龍一事說明了革命派&mdash&mdash特别是在新軍中對政治生疏、對自己的政治勢力和社會地位沒有信心的革命派&mdash&mdash急于要顯示他們的慎重和責任感，以及他們對代議制和立憲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