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共和革命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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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
他們認為，任命了一位以忠于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
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鬥争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
這樣，革命後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
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産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革命之謎 我們的叙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曆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
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
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
在這裡，似乎最好先确定問題，然後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随後的七個星期中有15個省宣布獨立。
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于省當局宣布自治。
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
在新軍官、咨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系。
這些關系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
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并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
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
許多新的和互相沖突的利害關系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
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系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态度的質體。
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
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後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咨議局議員協同行動，并得到後兩者的支持。
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夥同紳士和咨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
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系各省頗不一樣。
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mdash紳士&mdash咨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
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廁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
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mdash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
晚至19世紀90年代，還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
到了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
1911年以來的中國曆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
1911&mdash1913年間，由于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征。
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麼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餘勢力妥協。
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
[67]一個與20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mdash地方關系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們在沿着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
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
湖北的領導人宣布成立漢族政府，并呼籲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
此後不到一個月，湖北呼籲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
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布獨立後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ldquo仿效北美大陸會議&rdquo）。
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ldquo獨立&rdquo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着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讨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産生。
1911年後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内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
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
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衆中進行讨論，其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ldquo傳統&rdquo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麼傳統性的。
的确，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後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
從1911年起在咨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
由于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進。
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ldquo進步的立憲派&rdquo）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ldquo保守的革命派&rdquo）。
這樣來探讨，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68]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後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mdash1912年又在全國範圍内活動得特别積極。
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
其他人在導緻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
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于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
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mdash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态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
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适宜于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mdash&mdash隻是從1911年10&mdash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
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
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像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
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将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mdash1912年讨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
武昌起義後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
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
這位僚佐彙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緻盛贊袁世凱。
[69]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
問題不在于他是否将擔任總統，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
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裡接受統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
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鬥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的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議的達成。
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并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
此時表示願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内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
他們終于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内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議直到2月初才達成。
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于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
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隻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甯願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擡高到比隆于皇位時為止。
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宮。
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
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将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穩定。
[70]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
中國國内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
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于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
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甯願選擇随波逐流的路線。
他們尊重袁世凱，樂于見他恢複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
他們甯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幹預去促使它實現。
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
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幹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麼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麼幫助的對象就會是革命派。
袁世凱本人後來抱怨說，英國的幹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
雖然袁世凱可能誇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麼，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
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像有影響的江蘇省咨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采取的。
張謇在1911年11月終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場。
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适合于像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适合于像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
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
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
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别拟出了協定。
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
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隻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内閣最後批準，于是暫時休會。
他随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
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讨論後，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诏令。
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ldquo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後一緻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rdquo[71]。
那麼，為什麼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
如果袁世凱的地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随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于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讨價還價地位。
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
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
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
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
不知确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裡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
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于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讨論了策略。
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
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裡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
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
他還甯願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
他急于要防止外來幹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内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确無誤的。
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幹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
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
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争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後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
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裡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讨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内閣成議會制的人。
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适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将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
&ldquo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
&rdquo[72]兩天以後，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
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後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後的一天，内中還有更多意義。
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ldquo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rdquo[73]。
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
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系，暫定國旗（最後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後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後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
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
孫中山贊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并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
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鬥争。
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後就處于僵持狀态。
當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時即行停火。
[74]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并不是無所作為的。
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
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後來确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
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并在三個星期後滿洲人終于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
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
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
這時他們别無其他選擇，隻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
在1912年和1913年，他們憑借技能和勇氣争取使民國能夠運轉。
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颠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鬥外别無其他選擇。
&ldquo二次革命&rdquo（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于1913年。
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标志着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張書生 楊品泉 譯） *** [1]關于中國學者對辛亥革命的這些争論，見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
關于1961年10月武昌學術讨論會的一篇報道及其論文集，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
[2]陳志讓：《袁世凱》，第92頁。
[3]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的中國》，第297&mdash313頁。
[4]關于這些觀點及近年的争論，可看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的《導言：新興的變革潮流》。
黃宗智的有關論點，載《現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mdash226頁。
[5]《革命中的中國》，特别是第1&mdash3、24&mdash44頁。
[6]《革命中的中國》，第45&mdash48頁。
[7]同上書，第53頁。
[8]關于這一辯論的情況，請看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第26&mdash35頁和42&mdash44頁的讨論。
關于興中會建立日期及其他情況的研究，具載于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52&mdash165頁；關于會員情況的詳盡分析，見第180&mdash205頁。
又見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國運動中的早期作用》，載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38&mdash139頁。
[9]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26頁。
[10]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第16頁。
[11]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31頁。
[12]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第26、28&mdash30、60頁。
[13]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第134頁。
[14]李劍農：《1840&mdash1928年中國政治史》英譯本，第183頁。
對孫中山性格的種種描述，見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頁。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35&mdash36頁。
[15]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mdash11（36）第33盒（1906&mdash1909年），第2号文件，法國外交部長1900年7月28日給殖民部長的信，報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談話。
[16]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mdash11（36）第33盒（1906&mdash1909年），第4号文件。
印支總督緻法國殖民部長的信，1903年2月26日。
關于孫中山與法國人的關系，又見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mdash190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mdash95頁。
[17]《孫文自傳》，載《國父全集》卷1，第36頁。
[18]見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資料集》，第757&mdash759頁。
關于梁啟超的影響的例子，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mdash1949年》，第223&mdash224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自傳，見《西行漫記》，第137、139&mdash140頁；許芥煜：《周恩來》，第12頁。
[19]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論新軍》，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66頁。
[20]引自查爾頓·劉易斯《湖南的維新與革命》（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5年），第165頁。
又見劉易斯《湖南省的思想與制度的變革，1891&mdash1907年》。
參照愛德華·羅茲《從廣東看中國的共和運動》，第47&mdash48頁。
[21]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8頁。
關于這些團體的活動的概述，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51&mdash256頁。
關于這些活動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動的材料，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第1&mdash3冊。
關于學生的刊物，見同上書，第2冊，第499&mdash763頁。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集（1901&mdash1904年）、第2集（1905&mdash1907年）。
《俄事警聞》的全宗（第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鐘日報》第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灣國民黨檔案館。
[22]瑪麗·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9&mdash30頁。
關于光複會的主要材料，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載柴德赓等編《辛亥革命》第3冊，第3&mdash111頁。
關于此事的分析，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89&mdash300、403&mdash528頁（其中有271名已知會員的名單）。
[23]周錫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頁（陳天華：《警世鐘》）。
[24]引自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62、68頁。
[25]見鄒容《革命軍》，由約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譯加注，英譯本（第123頁）。
中文原文又載于《辛亥革命》，第331&mdash364頁。
[26]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頁。
[27]同盟會的英文公章是TheChinaFederalAssociation，見馬裡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9頁插圖。
革命家們經過考慮并最後決定在組織名稱上不用&ldquo排滿&rdquo或&ldquo革命&rdquo字樣；見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148頁。
可是，詹森書中的文獻表明，孫中山有時也用&ldquo革命&rdquo一詞。
[28]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57頁。
[29]引自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mdash44頁。
[30]1905&mdash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單，可見之于《革命文獻》2（1953年），第158&mdash217頁。
研究同盟會最徹底的著作是鄭冼秀蘭（音）的《1905&mdash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财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及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01&mdash462頁。
又可注意李大齡（音）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曆史記錄》。
[31]例如，見馬丁·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第136&mdash138、152&mdash160頁。
伯納爾關于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們在這一章裡的觀點。
[32]參照伯納爾對《民報》及其不同階段的評價（見其前引著作，第68&mdash73、107&mdash197、217&mdash223頁）。
關于《民報》的曆史，包括它的目錄和作者筆名在内，有一本無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華（湯增璧）的《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18&mdash238頁；此文也載于《辛亥革命》第2冊，第438&mdash459頁。
又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33]引自希夫林《孫中山之謎》，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65頁。
[34]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會，即所謂的中部總會（詳見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制在兩個主義上，即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憲政治制度。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武昌首義》第2輯第1冊，第5頁。
[35]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98&mdash299頁。
[36]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1906年4月）8。
[37]蔣夢麟：《蔣夢麟自傳》， 第53頁。
[38]塞缪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密執安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第95&mdash96頁。
[3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26頁。
[40]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29頁。
[41]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mdash63頁，書中還指出這個宣言是學生寫的，&ldquo實際上抄自&rdquo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mdash196頁；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第78&mdash93頁。
[42]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92頁。
[43]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0&mdash171、180頁。
[44]同上書，第171&mdash177、182&mdash184頁。
又見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mdash822頁；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66頁；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34&mdash139頁。
[45]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45&mdash164頁；以及《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載埃爾文和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第119&mdash141頁。
[46]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第138&mdash139頁。
[47]蘭金：《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31頁。
[48]吳玉章：《辛亥革命》，第98頁。
關于共進會情況更詳細的讨論，見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載《東方研究雜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mdash206頁；以及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529&mdash540、617&mdash656頁。
[49]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第99&mdash100頁。
[50]關于這方面的總的研究，有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兩部著作；陳旭麓和勞紹華的《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mdash165頁；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10&mdash119頁，540&mdash646頁；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載《現代亞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mdash123頁。
關于湖北的材料，見約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載《東方文獻》第28期（1960年），第127&mdash149頁；以及《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同上著作，第30期（1962年），第183&mdash191頁；維第亞·杜特的《武昌首義第一周》，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83&mdash416頁；波多野善大的《新軍》，載同上著作，第365&mdash382頁；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mdash153頁及以後；馮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載《華裔學志》第31期（1974&mdash1975年），第151&mdash171頁。
關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見波多野善大的《新軍》，第374&mdash375、377&mdash378頁；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第15&mdash27頁；C.H.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威廉·約翰遜的《辛亥革命在雲貴》（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謝文孫的《辛亥革命在廣東》（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唐納德·薩頓的《1909&mdash1925年滇軍的興衰》（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51]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興起》第1冊，第20頁。
[52]李培基：《同盟會與幫會的關系雜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84頁。
[53]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頁）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
其他材料如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第114頁）提出，到1911年，約三分之一的湖北新軍是革命派。
[54]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89&mdash196頁）中有詳細的讨論。
可與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第76&mdash77頁）和李恩涵的《中國革命的基礎》（第189&mdash192頁）中較老和較正統的解釋作比較。
關于湖南的事件，見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mdash715頁；以及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mdash138頁。
[55]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頁。
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分歧究竟關鍵到什麼程度是特别難以确定的。
雖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進展，但日知會曾被一個歸國留日學生所出賣。
劉認為，以後的組織&ldquo對海外留學生的可靠性有點不放心了&rdquo。
同上書，第112頁。
[56]張朋園：《立憲派》，載《革命中的中國》，第172&mdash173頁。
[57]歐内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載費維恺、羅茲、芮瑪麗合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248頁。
[58]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1&mdash113頁。
[59]陳志讓：《袁世凱》，第82頁。
[60]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7頁。
這一節還取材于張玉法的嚴謹的研究（見此處注釋）。
關于社會精英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控制革命的論點，見汪榮祖《江蘇省的民衆騷亂與辛亥革命》，載《近代中國》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mdash344頁。
[61]關于中部總會的章程、會員和宣言，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武昌首義》第1冊，第2&mdash11頁。
又見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雜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mdash496頁。
[62]這一事件與有關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第193&mdash227頁）中有非常詳細的讨論。
[63]同上書，第188頁。
[64]同上書，第208頁。
[65]同上書，第215&mdash216頁。
[66]《中國的憲法建議》，載《北華捷報》1910年9月9日，第598頁。
《北華捷報》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間，分十一部分對滿人的憲法作了詳盡的研究。
9月9、16日和23日發表的最後三部分論述了地方&mdash中央政府的關系和咨議局的問題。
[67]瑪麗安·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100頁。
[68]張朋園：《關于辛亥革命社會精英的一個類型學假設》，載《澳大利亞東方學會會刊》卷9第1、2期（1972&mdash1973年），第32&mdash38頁。
[69]僚佐為蔡延幹，他對革命派年歲甚輕的印象甚深，甚至超過了對他們的不妥協的共和主義的印象。
在與他會晤的40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齡最大，為48虛歲。
見西裡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第230&mdash231頁。
[70]見陳志讓的《袁世凱》以及下面幾篇文章。
麥金農：《梁士诒和交通系》，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mdash602頁；《北洋軍、袁世凱和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mdash423頁；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mdash217頁；歐内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19&mdash442頁。
[71]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34頁。
[72]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台北）第3冊，第428頁。
[73]歐内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第435頁。
[74]論述這次事件的有關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華盛頓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第106&mdash109頁。
他們認為，任命了一位以忠于這些原則聞名的紳士擔任高級職務便能做到這兩點。
在中國政治天翻地覆的鬥争中，湯化龍幫助革命派保持了延續性和一個穩定性的面貌。
這樣，革命後的政治領導權便大半落到了原來掌握這種領導權的人的手中。
其他省份對湖北革命未能産生新領導之事深為失望，但是在那些失望的人們當中，許多人很快就發現，他們本省的事态也在沿着湖北的路子亦步亦趨地發展。
革命之謎 我們的叙述已經到了辛亥革命的曆史中這場革命似乎吞沒了革命派的時刻。
在這個時期，有關革命的各種關鍵問題非常尖銳地被提了出來。
不幸的是，這個時期的資料又剛剛開始在搜集、選擇和分析，論據仍然是最薄弱和互相矛盾的。
在這裡，似乎最好先确定問題，然後提出闡釋問題的可能的路數，而不是作出不可變動的結論。
從10月10日的湖北省的行動開始起，在随後的七個星期中有15個省宣布獨立。
在這些省份中，許多省的較小的政治單位（如市和縣）已先于省當局宣布自治。
在10月份第一批獨立至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這段時期，地方一級和省一級的政權興替無常。
在新軍官、咨議局領袖、前清官員、商人、秘密會社領袖、同盟會會員以及其他革命黨領袖之間，形成了多種多樣的權力關系。
這些關系很少能在長時期保持穩定。
執政的權力在中國有了新的含義，并且以新的方式來行使。
社會地位和政治勢力都要重新加以衡量。
許多新的和互相沖突的利害關系已經相當迅速地形成，特别是私人利益倍蓰增加，同時又出現了一個1900年以前尚未存在的公益觀念。
1911年的清朝政策把這些日益發展中的利害關系捏成一個對當局持批判态度的質體。
但它們的多樣性造成了無數不同組合的可能性。
在分析1911年時期及以後不久的中國事件時，中心問題是這種複雜的相互作用。
最普遍的相互影響可從新軍發動的起義中見到：新軍已受同盟會宣傳的影響，但他們與紳士和咨議局議員協同行動，并得到後兩者的支持。
最普遍的結果是出現一種省政權，它由都督夥同紳士和咨議局控制的文官政府一起領導。
但軍政和民政之間的關系各省頗不一樣。
在某些省份，商人成為軍人&mdash紳士&mdash咨議局的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
在另外一些省份，前清官員或同盟會會員則廁身于新統治精英的各界人士集團之中。
在此期間，廣大農村的農民起義在消失，而舊式的政權又很快地重新建立起來。
1911&mdash1913年的這種混亂和多樣化成了當時的重要特點。
晚至19世紀90年代，還存在着限制人民思想和行動的各種清規戒律。
到了1911年，那些束縛被打破了。
1911年以來的中國曆史圍繞在思想和行動的新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一問題上。
1911&mdash1913年間，由于宗旨不同和組織不穩定而出現的變化無常的組合，是革命性變化的象征。
新的勢力數量過多，政見又是那麼不同，因而互相難以調和，也難以與舊秩序的許多殘餘勢力妥協。
但是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當張謇接受清帝國的滅亡這個事實時，他說，各人都自作主張，世上無物能限制這種力量。
[67]一個與20世紀以前的中國不同的國家正在誕生。
中國長期存在的中央&mdash地方關系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有迹象表明，人們在沿着新的路線尋找解決辦法。
早在1911年11月，各省政府采取了步驟，要召開一次國民議會和成立國民政府。
湖北的領導人宣布成立漢族政府，并呼籲其他省與湖北省一起起來行動。
此後不到一個月，湖北呼籲其他革命政府派代表到武漢商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之事。
同樣，浙江和江蘇兩省宣布獨立後不久，它們的都督要求在上海召開一次全國性會議（&ldquo仿效北美大陸會議&rdquo）。
因此到11月初，已有兩個要求召開全國&ldquo獨立&rdquo省份大會的活動，一個在湖北，緊接着另一個在上海。
各省分離主義的力量依然強大，但讨論繼續進行，直到1912年3月一個新的國民政府産生。
1911年後期和1912年初所議論的是清帝退位的條件、新首都的地點、内閣和國會的作用以及憲法和聯邦制的性質等問題。
這些是壓倒一切的全國性問題。
它們是在參加中國政治生活的公衆中進行讨論，其範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廣泛。
這樣，似乎已經吞沒革命的&ldquo傳統&rdquo勢力也許根本不是那麼傳統性的。
的确，舊的社會精英在1900年以後仍表現了明顯的韌性，但根據許多世紀中他們長期保持的力量來衡量，這股勢力也迅速地開始起了變化。
從1911年起在咨議局、省一級和全國性政權中非常突出的新紳士，可能真正代表了一次社會革命的開始。
由于新軍同意與他們合作，它可能已經發現新紳士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更加激進。
可以這樣來假定：發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其領導人是溫和派中較激進的人（&ldquo進步的立憲派&rdquo）和激進派中較溫和的人（&ldquo保守的革命派&rdquo）。
這樣來探讨，可能證明是最有成果的路子。
[68] 革命派鋒芒的消失 同盟會會員和其他公開宣稱革命的革命組織成員，除了對新軍的起義作過貢獻和在1911年後期參加地方和省級政權外，1911&mdash1912年又在全國範圍内活動得特别積極。
例如，黃興在10月28日到達漢口指揮革命軍。
其他人在導緻清帝退位和成立新的國民政府的重要談判中擔任了主要角色。
甚至孫中山在1911年底也重露鋒芒，不過他的關于向共和主義過渡的三階段論的思想已被遺忘。
總之，如果與他們在1908&mdash1911年期間的相對靜止狀态相比，革命派在1911年10月至1912年3月這段時期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中，似乎起了更大的作用。
使他們地位突出起來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在所有反清力量中具有最廣泛的吸引力和最全面的全國綱領。
他們的接觸面最廣，因而最适宜于集結各種力量和從中互通聲氣。
可是，革命派的顯赫是短命的&mdash&mdash隻是從1911年10&mdash11月各省獨立運動至1912年3月袁世凱為首的新政府成立之間的這段短暫時期。
在那幾個月中，未經他們的同意就不能作出影響全國的決定，但他們缺乏實行政策的力量。
沒有革命派不行，但是他們不能左右全國政局，就像不能控制地方或各省的政治那樣。
當解決全國性基本問題的時機來臨時，他們不得不讓位于袁世凱，這又與熊秉坤和吳兆麟連長不得不讓位于黎元洪将軍和湖北的湯化龍議長的情況一樣。
1911&mdash1912年讨論國家事務的主要的參與者是革命派和袁世凱。
武昌起義後不過四天，清廷就轉而向袁世凱求助。
雖然他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得到讓他擔任擁有大權的總理的滿意條件，但他約在11月初就派一名僚佐與武漢的革命派商談。
這位僚佐彙報說，他的君主立憲制的主張根本沒有使革命派改變立場，但他們一緻盛贊袁世凱。
[69] 大約從11月8日起，革命派領導人一個接一個地表示支持袁世凱。
問題不在于他是否将擔任總統，而在于他是否将支持革命。
他是否會迫使滿洲人退位，從民國的當選代表而不是從清政府那裡接受統治的委任，并且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尊重共和制？在漢口集會的各省代表肯定地表示，如果袁世凱保證支持民國，他可以擔任總統。
談判和時斷時續的戰鬥同時持續到12月2日實行停戰時為止。
反對選舉袁世凱的力量相對的小，但仍足以推遲一項協議的達成。
反對主要來自上海的一批議員，他們反對與漢口人士合作，并且堅持要一個革命的總統。
此時表示願意接受革命派的條件的袁世凱，不得不在他們解決内部分歧的時候等待時機。
他們終于在12月29日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從而解決了内部分歧。
與袁世凱的協議直到2月初才達成。
按照習慣的說法，這次拖延應歸因于袁世凱的背信棄義的陰謀。
有人堅決認為，袁世凱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滿洲人的命運，所以他隻要接受革命派讓他擔任總統的提議就可定局，但他甯願繼續搞權術，直到他把總統的職務擡高到比隆于皇位時為止。
他希望依靠自己的武力、洋人的支持以及靈活的政治權術來操縱一切，以使滿洲人喪失權力，并把革命派打入冷宮。
可是這種意見又指出，孫中山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之舉是把袁世凱當作背信者來打擊的。
因此袁世凱才勉強接受孫中山作出的保證，即一旦滿洲人退位，孫中山将聽從他。
最近的研究表明，袁世凱在華北的地位遠不如通常想象的那樣穩定。
[70]他在朝廷有許多敵人，所以他必須非常謹慎地從事一切談判，特别是那些涉及遜位的談判。
中國國内軍事上的力量對比實際上是對他不利的。
革命軍在南方實力雄厚，在北方有潛在的支持，而袁世凱自己的部隊則不完全可靠。
他的地位之不穩定還歸因于列強的意圖捉摸不透。
所有的人很快就清楚地認識到，英國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可是，英國人甯願選擇随波逐流的路線。
他們尊重袁世凱，樂于見他恢複職務，但他們對革命派如此迅速地擁有廣泛的支持也印象很深。
他們甯可要滿人名義上統治的君主立憲制，但也不準備進行幹預去促使它實現。
同時，反清力量所控制的那些地方恰好也是英國人的利益所在。
雖然英國人沒有直接幹預，但很顯然，如果他們要幫助什麼人（哪怕是無意識的），那麼幫助的對象就會是革命派。
袁世凱本人後來抱怨說，英國的幹預要對建立共和國的潮流負完全責任。
雖然袁世凱可能誇大了英國的作用，但顯然倫敦除了促使他擔任民國的總統以外，沒有另外幫助他什麼，而他任總統也是革命派所需要的。
這條路線也是立憲派中的老朋友、像有影響的江蘇省咨議局議長張謇等人一直在敦促袁世凱所采取的。
張謇在1911年11月終于采取了反清的立場。
他當時對袁世凱說，君主立憲制适合于像日本那樣的小國，不适合于像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
因此，袁世凱發現自己為時勢所迫而設法與革命派妥協。
一切迹象表明，他正是這樣做的。
他自己的文官顧問們都同情革命；他派往南京的代表團不但由唐紹儀率領（此人公開贊成成立一個由袁世凱任總統的民國），而且甚至由革命派領袖汪精衛任代表團顧問。
同時雙方的軍事代表還進行了非正式的和談；12月20日，政治談判小組和軍事談判小組分别拟出了協定。
每個協定的要點都是要成立一個民國。
北方代表團團長同意成立民國，隻是說他必須把協定提交袁世凱和内閣最後批準，于是暫時休會。
他随即向袁世凱建議應由資政院作出決定。
袁世凱接受這一意見，經過朝廷的詳細讨論後，他在12月28日取得召開資政院的诏令。
有一位學者曾經指出，12月20日的協定&ldquo本質上與北方和南方最後一緻公開同意的協議是一樣的&rdquo[71]。
那麼，為什麼又拖了兩個月之久才作出妥協呢？ 可能孫中山及其追随者比袁世凱更加拖延了這次解決。
如果袁世凱的地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不穩定，如果列強追随英國也贊成成立民國，革命派到12月中可能已發現自己處于比預料中更加有利的讨價還價地位。
當武昌起義爆發時，正在美國旅行的孫中山從一份丹佛的報紙上得知此事，就毅然承擔與西方領導人談判的重任。
他反省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出了英國是中國取得國際地位的關鍵，這不但是因為它的國力和在中國的利益，而且還因為它是日本的盟國。
因此，倫敦是他的第一站。
他在10月末到達倫敦，一直逗留至11月21日。
不知确切與否，他從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爵士那裡得到了如下的印象：即英國以贊助的目光看待革命和孫中山本人；此外，如果孫中山回中國建立正式的政府，他可以就貸款事項與倫敦商談。
孫中山自己的記述也指出，他對新政府取得英國援助的前景非常樂觀。
當孫中山于12月21日到達香港時，他與其他同盟會領袖們讨論了策略。
胡漢民堅持，清政府早已失去了統治權，革命派此時的主要問題是打敗袁世凱的軍隊。
因此，孫中山的上策是不去南京（如果他在那裡會發現自己缺乏向袁世凱挑戰的軍事實力），而是留在廣州建設他的軍隊。
但孫中山需要滿人正式退位，因此，他認為袁世凱可能有用。
他還甯願取政治解決，而不取軍事解決。
他急于要防止外來幹涉，同時他還要使國内外的觀察家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權力的轉移是和平的和明确無誤的。
孫中山還相信，他進行幹預和行使個人領導的時機已經來臨。
他要利用袁世凱推翻清王朝，但他向胡漢民重申，他仍不信任袁世凱。
他對胡漢民的這一席談話似乎意味着，他打算向袁世凱挑戰，以争取政治領導權。
根據孫中山以後的行動來看，這一說法有了說服力。
他随即前往上海，在那裡與革命領袖們進行了熱烈的讨論；他堅決主張實行總統制，反對那些贊成内閣成議會制的人。
孫中山認為，議會制不适合中國當前的非常情況，因為它将過分限制領袖的權力。
&ldquo吾人不能對于唯一置信推舉之人，而複設防制之法度。
&rdquo[72]兩天以後，孫中山讓自己當選為南京臨時政府的大總統。
共和派人士決定組織臨時政府和選擇一位總統不過是為了對袁世凱增加壓力，這是完全可能的。
但選舉的時間選擇在12月20日協定以後的九天和袁世凱取得朝廷同意召開資政院以後的一天，内中還有更多意義。
總之，袁有一定的根據把孫中山12月29日的當選看成是&ldquo對諾言的一個背叛，也是使國家走向長期分裂的一種傾向&rdquo[73]。
如果袁世凱有錯誤，他的錯誤可能是低估了共和派。
在1月，共和派迅速行動，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組織政府，與外國列強聯系，暫定國旗（最後決定需待民選議會作出），甚至在袁世凱的後院進行打擊。
上面最後的一手需要再談一下。
有一些被打敗的滿族革命者已經聚集在山東，正準備進行反攻。
孫中山贊揚這一行動，任命一個領袖（藍天蔚）為滿洲都督，并協助他裝備一支力量可觀的部隊，其中包括四艘兵船。
1月末，藍天蔚奉命北上在滿洲重新展開鬥争。
2月初他取得了一些小勝利，然後就處于僵持狀态。
當清朝在2月12日宣布退位時即行停火。
[74] 所以孫中山在他擔任中華民國臨時總統的短暫時期中并不是無所作為的。
共和派雖然繼續堅持與袁世凱談判，而且從未全力對他進行軍事行動，但也不會甘心讓自己上當受騙。
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從一開始就需要袁世凱，如果他們後來确實情不自禁地去考驗自己對付袁世凱的實力，他們也不容許把這種考驗做得太過分。
當袁世凱在快到1月底時接受了他們的條件，并在三個星期後滿洲人終于退位時，共和派就滿意地接受了他。
似乎可以這樣合理地作出結論：革命派已在推行各方面的事務，直到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有限為止。
他們取得了過渡政府的領導權，進行了使袁世凱統治的國家和新共和國重新統一的談判。
他們試圖謀求更大的權力，但暴露出他們缺少本錢。
這時他們别無其他選擇，隻有在這一方面碰碰運氣，即他們一直堅持創立的新共和制度也許會使他們在政治事務中起一定的作用。
在1912年和1913年，他們憑借技能和勇氣争取使民國能夠運轉。
西式的民主制度馬上證明太洋化、太新型和太軟弱，難以負擔革命派托付的重任。
當袁世凱這樣一個野心勃勃和無情的總統打算颠覆民國時，民國的捍衛者除了戰鬥外别無其他選擇。
&ldquo二次革命&rdquo（這個時期是反袁）爆發于1913年。
但它不費勁地被鎮壓了，從而标志着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結束。
（張書生 楊品泉 譯） *** [1]關于中國學者對辛亥革命的這些争論，見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
關于1961年10月武昌學術讨論會的一篇報道及其論文集，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
[2]陳志讓：《袁世凱》，第92頁。
[3]市古宙三：《試論紳士的作用》，載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一階段，1900&mdash1913年的中國》，第297&mdash313頁。
[4]關于這些觀點及近年的争論，可看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的《導言：新興的變革潮流》。
黃宗智的有關論點，載《現代中國》第2卷第2期（1976年4月），第139&mdash226頁。
[5]《革命中的中國》，特别是第1&mdash3、24&mdash44頁。
[6]《革命中的中國》，第45&mdash48頁。
[7]同上書，第53頁。
[8]關于這一辯論的情況，請看希夫林的《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一書第26&mdash35頁和42&mdash44頁的讨論。
關于興中會建立日期及其他情況的研究，具載于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52&mdash165頁；關于會員情況的詳盡分析，見第180&mdash205頁。
又見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國運動中的早期作用》，載謝諾《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38&mdash139頁。
[9]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26頁。
[10]謝文孫：《關于辛亥革命的中國史學：評論與書目選》，第16頁。
[11]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131頁。
[12]黃宗智：《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第26、28&mdash30、60頁。
[13]唐·普賴斯：《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第134頁。
[14]李劍農：《1840&mdash1928年中國政治史》英譯本，第183頁。
對孫中山性格的種種描述，見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24頁。
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35&mdash36頁。
[15]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mdash11（36）第33盒（1906&mdash1909年），第2号文件，法國外交部長1900年7月28日給殖民部長的信，報道了1900年6月7日的一次談話。
[16]法國殖民部編：《印度支那的對外關系》，B&mdash11（36）第33盒（1906&mdash1909年），第4号文件。
印支總督緻法國殖民部長的信，1903年2月26日。
關于孫中山與法國人的關系，又見蒙荷蘭德《法國與孫中山，1900&mdash190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1期（1972年11月），第77&mdash95頁。
[17]《孫文自傳》，載《國父全集》卷1，第36頁。
[18]見德巴萊等編《中國傳統資料集》，第757&mdash759頁。
關于梁啟超的影響的例子，見汪一駒《中國的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mdash1949年》，第223&mdash224頁；毛澤東給斯諾講述的自傳，見《西行漫記》，第137、139&mdash140頁；許芥煜：《周恩來》，第12頁。
[19]上面所述，均引自波多野善大《論新軍》，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66頁。
[20]引自查爾頓·劉易斯《湖南的維新與革命》（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5年），第165頁。
又見劉易斯《湖南省的思想與制度的變革，1891&mdash1907年》。
參照愛德華·羅茲《從廣東看中國的共和運動》，第47&mdash48頁。
[21]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8頁。
關于這些團體的活動的概述，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51&mdash256頁。
關于這些活動和1905年以前其他革命活動的材料，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革命之倡導與發展》第1&mdash3冊。
關于學生的刊物，見同上書，第2冊，第499&mdash763頁。
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集（1901&mdash1904年）、第2集（1905&mdash1907年）。
《俄事警聞》的全宗（第75期，1903年12月15日至1904年2月25日）和《警鐘日報》第338期的大部分（1904年2月29日至1905年1月30日），均存台灣國民黨檔案館。
[22]瑪麗·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9&mdash30頁。
關于光複會的主要材料，見陶成章：《浙案紀略》，載柴德赓等編《辛亥革命》第3冊，第3&mdash111頁。
關于此事的分析，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289&mdash300、403&mdash528頁（其中有271名已知會員的名單）。
[23]周錫瑞：《湖南和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8頁（陳天華：《警世鐘》）。
[24]引自羅茲《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62、68頁。
[25]見鄒容《革命軍》，由約翰·勒斯特作序并翻譯加注，英譯本（第123頁）。
中文原文又載于《辛亥革命》，第331&mdash364頁。
[26]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8頁。
[27]同盟會的英文公章是TheChinaFederalAssociation，見馬裡烏斯·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9頁插圖。
革命家們經過考慮并最後決定在組織名稱上不用&ldquo排滿&rdquo或&ldquo革命&rdquo字樣；見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148頁。
可是，詹森書中的文獻表明，孫中山有時也用&ldquo革命&rdquo一詞。
[28]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57頁。
[29]引自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43&mdash44頁。
[30]1905&mdash1906年的同盟會會員名單，可見之于《革命文獻》2（1953年），第158&mdash217頁。
研究同盟會最徹底的著作是鄭冼秀蘭（音）的《1905&mdash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财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及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301&mdash462頁。
又可注意李大齡（音）的《辛亥革命的基礎：同盟會曆史記錄》。
[31]例如，見馬丁·伯納爾《1907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思想》，第136&mdash138、152&mdash160頁。
伯納爾關于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解釋，在許多方面不同于我們在這一章裡的觀點。
[32]參照伯納爾對《民報》及其不同階段的評價（見其前引著作，第68&mdash73、107&mdash197、217&mdash223頁）。
關于《民報》的曆史，包括它的目錄和作者筆名在内，有一本無可估量的指南性文章，即曼華（湯增璧）的《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載《革命文獻》2（1953年），第218&mdash238頁；此文也載于《辛亥革命》第2冊，第438&mdash459頁。
又見邁克爾·加斯特《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第3、4及第6章。
[33]引自希夫林《孫中山之謎》，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65頁。
[34]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是同盟會的一個分會，即所謂的中部總會（詳見本章下文），它明白地把它的目标限制在兩個主義上，即推翻滿清政府和建立民主立憲政治制度。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武昌首義》第2輯第1冊，第5頁。
[35]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298&mdash299頁。
[36]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1906年4月）8。
[37]蔣夢麟：《蔣夢麟自傳》， 第53頁。
[38]塞缪爾·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密執安大學博士論文，1973年），第95&mdash96頁。
[3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226頁。
[40]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29頁。
[41]見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2&mdash63頁，書中還指出這個宣言是學生寫的，&ldquo實際上抄自&rdquo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參閱劉易斯《辛亥革命的前奏》，第185&mdash196頁；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第78&mdash93頁。
[42]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92頁。
[43]李文海：《辛亥革命與會黨》，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70&mdash171、180頁。
[44]同上書，第171&mdash177、182&mdash184頁。
又見陳志讓《〈彭公案〉中的秘密會社》，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4期（1976年8月），第807&mdash822頁；盧斯特：《秘密會社、民間運動與辛亥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66頁；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134&mdash139頁。
[45]謝文孫：《1911年的惠州革命》，載《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第145&mdash164頁；以及《1911年廣州三角洲的農民起義和各級集市的關系》，載埃爾文和施堅雅合編《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第119&mdash141頁。
[46]鮑羅克：《略論秘密會社在孫中山共和運動中的早期作用》，第138&mdash139頁。
[47]蘭金：《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第231頁。
[48]吳玉章：《辛亥革命》，第98頁。
關于共進會情況更詳細的讨論，見馮兆基《清末的共進會》，載《東方研究雜志》卷11第2期（1973年），第193&mdash206頁；以及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第529&mdash540、617&mdash656頁。
[49]庫珀：《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第99&mdash100頁。
[50]關于這方面的總的研究，有劉鳳翰的《新建陸軍》和《武衛軍》兩部著作；陳旭麓和勞紹華的《清末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第147&mdash165頁；張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團體》，第110&mdash119頁，540&mdash646頁；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載《現代亞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mdash123頁。
關于湖北的材料，見約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動和武昌首義》，載《東方文獻》第28期（1960年），第127&mdash149頁；以及《辛亥革命中新軍的作用》，同上著作，第30期（1962年），第183&mdash191頁；維第亞·杜特的《武昌首義第一周》，載《革命中的中國》，第383&mdash416頁；波多野善大的《新軍》，載同上著作，第365&mdash382頁；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mdash153頁及以後；馮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載《華裔學志》第31期（1974&mdash1975年），第151&mdash171頁。
關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見波多野善大的《新軍》，第374&mdash375、377&mdash378頁；麥科馬克的《張作霖在東北》，第15&mdash27頁；C.H.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論文，1968年）；威廉·約翰遜的《辛亥革命在雲貴》（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謝文孫的《辛亥革命在廣東》（哈佛大學博士論文，1969年）；唐納德·薩頓的《1909&mdash1925年滇軍的興衰》（劍橋大學博士論文，1970年）。
[51]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興起》第1冊，第20頁。
[52]李培基：《同盟會與幫會的關系雜憶》，載《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冊，第84頁。
[53]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頁）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
其他材料如馮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軍事策反工作》（第114頁）提出，到1911年，約三分之一的湖北新軍是革命派。
[54]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第189&mdash196頁）中有詳細的讨論。
可與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第76&mdash77頁）和李恩涵的《中國革命的基礎》（第189&mdash192頁）中較老和較正統的解釋作比較。
關于湖南的事件，見羅森鮑姆《紳士勢力和1910年長沙米騷亂》，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mdash715頁；以及周錫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mdash138頁。
[55]K.S.劉：《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頁。
在這種情況下，階級分歧究竟關鍵到什麼程度是特别難以确定的。
雖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進展，但日知會曾被一個歸國留日學生所出賣。
劉認為，以後的組織&ldquo對海外留學生的可靠性有點不放心了&rdquo。
同上書，第112頁。
[56]張朋園：《立憲派》，載《革命中的中國》，第172&mdash173頁。
[57]歐内斯特·楊：《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載費維恺、羅茲、芮瑪麗合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248頁。
[58]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1&mdash113頁。
[59]陳志讓：《袁世凱》，第82頁。
[60]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第117頁。
這一節還取材于張玉法的嚴謹的研究（見此處注釋）。
關于社會精英參加革命主要是為了控制革命的論點，見汪榮祖《江蘇省的民衆騷亂與辛亥革命》，載《近代中國》卷3第3期（1977年7月），第321&mdash344頁。
[61]關于中部總會的章程、會員和宣言，見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周年文獻《武昌首義》第1冊，第2&mdash11頁。
又見馮兆基《同盟會華中局與武昌起義》，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所雜志》卷7第2期（1974年），第477&mdash496頁。
[62]這一事件與有關的大事在赫德特克的《四川與清朝的覆亡》（第193&mdash227頁）中有非常詳細的讨論。
[63]同上書，第188頁。
[64]同上書，第208頁。
[65]同上書，第215&mdash216頁。
[66]《中國的憲法建議》，載《北華捷報》1910年9月9日，第598頁。
《北華捷報》在7月15日至9月23日期間，分十一部分對滿人的憲法作了詳盡的研究。
9月9、16日和23日發表的最後三部分論述了地方&mdash中央政府的關系和咨議局的問題。
[67]瑪麗安·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第100頁。
[68]張朋園：《關于辛亥革命社會精英的一個類型學假設》，載《澳大利亞東方學會會刊》卷9第1、2期（1972&mdash1973年），第32&mdash38頁。
[69]僚佐為蔡延幹，他對革命派年歲甚輕的印象甚深，甚至超過了對他們的不妥協的共和主義的印象。
在與他會晤的40名代表中，黎元洪年齡最大，為48虛歲。
見西裡爾·珀爾《馬禮遜在北京》，第230&mdash231頁。
[70]見陳志讓的《袁世凱》以及下面幾篇文章。
麥金農：《梁士诒和交通系》，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9第3期（1970年5月），第581&mdash602頁；《北洋軍、袁世凱和近代中國軍閥割據的起因》，載《亞洲研究雜志》卷32第2期（1973年5月），第405&mdash423頁；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5第2期（1966年2月），第213&mdash217頁；歐内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載《革命中的中國》，第419&mdash442頁。
[71]薛君度：《黃興和中國革命》，第134頁。
[72]胡漢民：《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台北）第3冊，第428頁。
[73]歐内斯特·楊：《袁世凱升上總統寶座》，第435頁。
[74]論述這次事件的有關正昭（音）的《辛亥革命在奉天省》（華盛頓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第106&mdash1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