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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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商人和現代企業的再評價
當清朝在公元1911年覆滅的時候，大約有六百個中國人自己興辦的使用機器的制造業和礦業企業。
已經鋪設的鐵路約5600英裡長。
中國人在這些現代的商業冒險事業中的投資總額大概達到1.6億元。
[2]這個數目相當大，但隻合農業投資的百分之六七。
雖然在清朝的最後10年，這些事業的發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興建鐵路方面，但是，這幾種工業沒有造成任何持續的經濟發展。
主辦人和經理方面沒有制定出計劃去注意各種工業發展本身之間以及它們與其他經濟部門（如信用設施、資金籌措、市場銷售、稅收結構等）的職能上的結合。
無論如何，許許多多必要的變革必須在全國範圍進行，因此都非控制現代工業的地方官吏辦得到的。
（甚至在1918&mdash1922年之間大得多的經濟大發展也無法造成一種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趨勢。
到了1933年，由制造業、礦業、銀行和運輸業組成的中國現代經濟部門，也隻占全國國内純産值的大約百分之十二。
）[3] 工業化的政治理論基礎 雖說中國早期的工業實驗以令人失望的結果告終，但也不是沒有費過勁的。
最初是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船塢和兵工廠，當時中國政界領袖和知識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動，清楚地表明他們對西方技術和工業管理是抱着完全贊同的态度的。
這種以&ldquo自強&rdquo口号表現出來的新态度推動了一個借鑒西方實際知識以建立強大中國的運動。
[4] 由于具有這樣一個得人心的目标，&ldquo自強&rdquo的思想對所有愛國者都有巨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還是這樣。
但是關于怎樣才最能取得這種嶄新的力量，則因時間的轉移和意識形态的歧異而意見有所不同。
文化純粹派希望隻借用西方的槍炮和炮艦等重武器。
但是事實證明，隻是增加一點現代軍事器械，要抵禦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夠的。
甚至在重新加強的歐洲壓力&mdash&mdash它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使中國受辱的中法戰争中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mdash&mdash面前，中國領導階層已經開始制定各種政策，借以執行一個更為廣泛的自強計劃。
一份新的材料促進了在士大夫中間重新集中辯論借鑒西方的問題。
1864年中國海關開始發表各商埠進出口數字，這些數字清楚地表明，中國幾乎經常出現貿易虧空。
對這種逆差的關心從19世紀初就已開始，批評者曾把它歸咎于折成銅錢的銀價上漲的緣故。
現在有了中國海關的具體統計，官員們再次挑起這個問題，說這種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國家愈來愈弱，人民愈來愈窮。
李鴻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誇大其詞地宣稱，&ldquo計洋商（每年）所赢之利，當不下3000萬&rdquo[5]。
薛福成和許多其他同樣關心國事的官員因此提出了一個促進&ldquo商務&rdquo的理論根據。
既然中國無法拒絕接受外國商品，它隻能多生産自制産品供應國内外市場，以此來限制進口。
這樣一來，貿易不平衡便颠倒了過來，而增加的财富就會加強國力。
一旦把富和強這樣聯系起來，追求财富就變成新的自強計劃的動力了。
為了在思想意識上重視這一新的自強計劃，它的一些倡議者轉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張把國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
有幾位士大夫為了使&ldquo富強&rdquo的舊口号重新流行起來，在19世紀80年代創作了一批新作品來表示他們的新信念，如馬建忠的《富民說》、陳熾的《富國策》、汪康年的《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和許多其他的文章（見第三章）。
[6]的确，他們如此強烈地提倡他們的新的經濟思想，緻使共産黨曆史學家也把他們看成是新出現的資産階級的代言人。
[7] 然而，這些作者的主要重點是放在現代工業上面。
他們普遍認為經營商業最多隻能起輔助作用。
事實上，對外貿易活動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
運輸困難、地方集市和地區市場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數商人對經商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一切都使得國内的商業仍按傳統的方式繼續進行。
[8] 更重要的是，成為現代企業主辦者的有權勢的官吏，對工業特别偏愛。
從19世紀70年代初起李鴻章就争辯說，僅有槍炮和炮艦，不能使一個國家強大；要使用它們和使它們運行，還得靠制造業、礦業和現代運輸業的支持；工業将創造這一伸張國力的新财富。
[9]張之洞也認識到軍事力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他強調他的信念，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優先于商業，所以他争辯說，所有西方國家的富強都來源于煤鐵。
[10] 因此，中國在19世紀末之提倡現代企業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盡快地獲得受人尊重的國力。
這一根本目的把見仁見智的政府官員聯合到一起，使他們能共襄工業化的盛舉。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變化 清末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因迷信現代工業能産生财富，财富又能産生權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業的重要性，認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業家之手。
于是在發展工業的目标下，這些官員依次擔任了下列的新職務：先是當監督，繼之當經理，再當投資者，最後，有些人當上了官僚&mdash企業主。
在擔任這些新職務之後，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便提出了關于商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問題。
然而商人階級的性質的變化，比推進現代企業的時間要早。
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期間，領得引票的鹽商和廣州的行商是中國最著名的商人集團。
其他還有幾大類客商，即從事興隆的跨區域的絲、茶、藥和其他地方特産等貿易的商人。
各商業城市的許多地方會館，聲名藉藉，就證明了商人社會的規模和影響。
但是，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叛亂摧毀了賴以建立省際貿易的壟斷商業和經濟基礎。
[11] 19世紀後半期，起着新的企業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現了。
最有名的是買辦。
他們一開始是行商雇傭的夥食承包人，1842年以後逐漸改變了他們的職務而成為外國人的管事，接着變成了契約經理，最後終于成為和外商進行貿易的獨立的企業主。
買辦和買辦商人觀察西方商業實際所得到的知識，使中國商人階級内部産生了新的經濟思想和新的社會态度。
[12] 第二類商人是金融商人，由于他們往往具有一般幕友所不具備的随機應變的才智，他們被委以半官方職務，幫助正式官員制定财政政策和開征形形色色的捐稅。
一個商人由捐納而取得有名無實的官銜，就能成為一位高級官吏的顧問和得力的助手，同時又可利用他的新關系為私人的或半官方的企業去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胡光墉，他是一位銀行商人，在19世紀50&mdash60年代，他在當地建立了一個經營錢莊、當鋪、中藥店、絲綢及其他商品的王國。
胡光墉的發迹是由于他的勤奮、幸運以及冒險精神。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他榮麿過一系列要職，例如他曾當過巡撫王有齡和總督左宗棠的财政顧問和承辦商（見第四章）。
[13] 1870年以後，因為官員們開始主辦工業企業，許多買辦商人都被招聘去當官辦企業的經理。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官員被任命去幫助管理或監督各種新辦的企業。
有些仍然保留官職，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辦企業方面。
有些人幹脆息影官場，用全部時間辦私人的或者半官方的事業。
正像商人捐納官銜那樣，官員和士紳也紛紛從商，從而擴大了商人隊伍。
到了1900年，有那麼多人亦官亦商，緻使經商活動已經變成仕途以外另一個受人尊敬的選擇了。
這些發展的結果産生了商人階級之内的新的&ldquo紳商&rdquo社會階層，這些人出于公私兩方面的原因，已成為緻力于經濟現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業主。
這種有官紳背景的人湧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識形态上重新确立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
1897年保守派禦史褚成博在上疏時譴責傳統上對商人的歧視。
褚成博雖然是一個大地主，并且是頑固守舊派徐桐多年共事的同寅，但他極力主張，現代工商業是解救中國免于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辦法。
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文人王先謙走得甚至更遠。
他宣稱如果官員們的口頭禅能與社會實踐分開，那麼自秦漢以來，商人和手工業主實際上已成了中國社會的上層人物。
王先謙得出的結論說，如果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商人階級必須領導全國的工業生産。
[14]志在維新的士大夫也經曆了同樣的轉變。
梁啟超曾經嘲笑商人愛推波助瀾和操縱把持，不久卻一變而恭維他們足智多謀和富于創業精神，極力敦促他們在大規模貿易和工業方面與政府合作。
[15] 1903年4月22日在宣布商部率先成立時，上谕宣稱：&ldquo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
國計民生，日益貧弱&hellip&hellip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
&rdquo[16] 這道勸誡性的上谕承認了國家意識形态中的變化。
大概因為一些新式工業項目是由高級官員熱心贊助的，所以它們的具有現代技術的經理就肩負一定的責任了。
同時，大多數經理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會靠捐納得官晉爵而變成富人。
商、紳、官，已形成一個新的紳商社會階層，但此時尚未變成一個佼佼的資産階級。
在大商埠，紳商的數目很大，緻使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價值觀、社會和政治傾向都變得十分與衆不同。
但是他們仍然缺乏一個完全的統一目的，并且對傳統的鄉土和宗族關系仍承擔着強烈的義務。
[17] 官方對現代工業的贊助 自漢代初年起就一直有關于國家控制鹽鐵的争論；一般同意法家的主張，即國家必須參與重大的經濟活動。
雖然受到把節儉仁慈的統治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加以理想化的正統儒家的挑戰，但大凡雄才大略的皇帝和講求實效的官僚仍都贊成法家主張幹預的思想。
所以，關于這個問題的反反複複出現的争論往往是關于國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質，卻很少涉及是否需要控制這一問題的本身。
[18]原來的清朝官員和學者所能夠設想的是，隻能在國家監督的範圍内去提倡工業。
他們關于國家特權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由于新産生的國家危機感而得到加強，這種觀念使官員們相信現代企業是如此重要，以緻不能讓商人去辦。
商人們同意這種意見，隻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對任何大規模的新興企業來說，特别是當它面對外國資金雄厚的企業的競争時，國家的倡導、支持和保護是必不可少的。
李鴻章的領導作風 在19世紀60年代，政府投資的官辦制造局和造船廠（見上卷第十章）直接關系到國防，所以沒有尋求私人資金或交由私人辦理。
但是在70年代，當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潤為主旨的廣大工業領域的時候，一種官商合辦的新形式必然應運而生。
由政府把這些工業組成國家壟斷是不現實的，其原因有以下種種。
第一，盡管經營這類專賣有很長的曆史，但清政府主辦的隻是鹽、銅和瓷器。
重要項目如茶、糖、谷物、紡織品和航運等，絕大部分都是私有和私營的。
第二，現代企業需要專業管理和技術才能，這些是官員們力所不及的。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庫根本沒有大量的能夠轉化為興辦大企業資本的閑置資金。
1872年，李鴻章倡議建立第一個非軍事性的現代工業，即輪船招商局，當時他不打算使它成為政府壟斷的企業，甚至也不希望它成為完全的官辦企業。
李鴻章從鹽的專賣中引用了一個官僚主義的名詞&ldquo官督商辦&rdquo，顯然決心在尋求某種官商合辦的形式，即集鹽務、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傳統中國的合夥商号等特點之大成的形式。
鹽務這個模式是很有用的，因為它早有吸收富商的傳統，使富商提供資本和管理技能，官員則保留全面的控制。
西方的模式也是有用的，因為現代企業需要現代技術以及某種程度的西式管理。
政府資金的支持将隻限于貸款的形式。
私人投資者提供金錢，在官方的贊助監督下經營，同時要承擔一切風險。
[19]然而除了這些總的指導方針外，不論李鴻章或任何其他官方倡導者，胸中都沒有一個确切的組織格局。
&ldquo官督商辦&rdquo一詞的含義依然是含糊不清，可此可彼，當後來的督辦如盛宣懷等人也用這個術語而官商之間的工作關系發生變化時，它的不足之處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李鴻章的官督商辦事業也用傳統的中國形式作為模式。
西方的企業是召開股東會議以選出董事會和全體高級職員，李鴻章的企業則不是這樣，而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雇一名經理，畀以差不多絕對的管理大權。
所有主并不逐日逐月地加以過問，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經理一道檢查一下業務，這個經理如果不令人滿意，也可以把他解雇。
[20]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開辦的三大企業為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和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它們管理上的特點與一個傳統商号的特點是相同的。
第一，他們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經理所領導，盡管他們全都捐納了官銜和擁有半官方地位。
甚至在最初幾個月經理輪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個商人出身的官吏。
朱其昂在擁有官職的同時，還繼續做帆船運輸的生意。
[21]當朱其昂未能籌足私人資本時，他便在1873年由兩個前買辦唐景星（唐廷樞）和徐潤所接替。
唐景星得到兩個正式官員&mdash&mdash前任天津道台丁壽昌和天津海關現任道台黎兆棠&mdash&mdash的幫助，創建了開平煤礦。
這三個人訂立了開平礦務局的章程和組織結構。
但是，當丁壽昌和黎兆棠離開的時候，開平礦務局幾乎沒有開始營業。
兩個廣州商人徐潤和吳熾昌随即來頂替，與唐景星一起辦礦。
[22] 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又有另一個前買辦鄭觀應為他效勞，他和另一個最早建議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
1880年，彭汝琮由于與其他商人投資者不和而離開，李鴻章留下鄭觀應，并任命了其他五個商人經理幫助他經營改組後的織布局。
隻有負責織布局官方關系的候補道台龔壽圖原來是一名官員，但他也有從商的經驗。
[23]這些人都是紳商。
他們都捐納官銜，因為官銜已成為任何想進入官衙做生意或尋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他們大多數人以前也是買辦。
第二，作為贊助人和保護人的李鴻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時，準許這些商人經理像企業主那樣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行動權。
輪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國競争者競争而取得勝利，并且在1877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隊而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總噸位。
開平礦務局在唐景星和徐潤負責時因利用商人資金而大大地擴大了它的資本。
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在派别鬥争猖獗一時的時候，李鴻章也沒有插手下令大改組，一直到1884年鄭觀應離去，随之喪失了投資者的支持和管理的知識時為止。
因此，盡管唐景星、徐潤、鄭觀應、龔壽圖和其他紳商經理聽命于李鴻章而為他效勞，但李鴻章本人卻很像一個傳統商号的老闆，一般不幹預他們的生意活動。
他保護這些公司不受官府過分的壓榨，而且多次及時地和異乎尋常地拿官方資金發放貸款，使這些公司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了他因增加取得個人收益的機會以及因提供保護而給自己帶來的好處。
第三，和傳統商号的消極的老闆們一樣，這些早期的大多數股東并不對他們無權管理的情況提出疑問。
像唐景星這樣的商人經理比較容易籌集商人資本，這說明這些股東的投資完全是出于對經理的忠心和信任。
至于這種信任是否有保證，那是另一回事。
1884年唐景星和徐潤被迫放棄對輪船招商局的控制，而讓位于李鴻章任命的總辦（先是由馬建忠擔任，後是由盛宣懷擔任），因為據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資金轉移去做他們自己私人的生意。
在1883&mdash1884年因中法沖突擴大而引起的上海财政危機，導緻許多商業的失敗，其中包括與唐景星、徐潤和鄭觀應有關的買賣。
當他們無力償還公司的資金而朝廷的禦史們又開始彈劾李鴻章（說他包庇他們的不法行為）時，他們就不得不挂冠而去。
同樣地，鄭觀應顯然曾把他籌集起來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資本挪為私用。
這就導緻他于1884年辭職，并使該局最後改組，同時移交給盛宣懷管理。
這些經營上的渎職行為反映了傳統商号的辦事程序的缺點，即它沒有提供獨立的查賬人去稽查經理的賬目。
這類财政上的不正當行為是傳統企業的通病，隻要公司和經理把公司資金挪作私用而不出問題，這類行為就可以作為商業投資的風險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
這和中國官吏之以私人名義利用或濫用财政收入頗相類似。
他隻要能夠繳足他的征稅定額，也不會被追問。
官督與商辦之争 這樣，在1885年前後，三個最早的官督商辦企業中的兩個，其經營管理之權轉入了盛宣懷之手。
盛宣懷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訓成為一名官員。
他是李鴻章幕府的一員，幾乎在1873年輪船招商局開辦時就被委派在該局任職。
1882年他雖然表面上已離開招商局去經管天津電報局（它也是一個官督商辦的企業），但是盛宣懷在财政經營上的才能使李鴻章合乎情理地挑選他做徐潤和唐景星的繼任者。
有了盛宣懷當督辦，李鴻章就能夠更周密地執行官方的監督權了。
盛宣懷不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總辦時業已存在的嚴重裙帶風以及濫用公司資金的弊病，并且還加劇了那些陋習，以及引進了更多的官僚主義經營方式。
輪船招商局的船隊沒有增加什麼噸位，同時由于它和兩個主要競争者訂立了&ldquo聯營協定&rdquo，它幾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潤。
這是指輪船招商局和兩個英國運輸公司&mdash&mdash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mdash&mdash之間的成文協定，它們訂出了統一的貨運率和集中它們的所有收入，然後再根據每個公司的實際運輸裡程來分配收入。
[24] 說到開平礦務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對它的總方針和财政擁有很有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年死去時為止；他們管理礦務局主要采用傳統商号的方式，而不是他們原來想要仿效的那種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
就像他在經管輪船招商局時那樣，總辦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資金以投資于其他礦業、錢莊和投機事業，為他的私利服務。
股東大會确實召開過，但都是敷衍塞責而已。
未見有公布每年賬目的記錄，雖然公司章程明文規定要這樣做。
唐景星也搞裙帶關系，他把他的兒子塞進公司，提升他擔任高級職務。
當他在1883年旅遊歐洲的時候，他還安排他的親兄弟代拆代行。
但事實依然是，在他任職期間，開平礦務局的業務每年都在擴大，直到它的煤産量達到25萬噸左右為止。
公司賺取了利潤，未受到關于揩油或貪污的直接指控。
唐景星的确作為一位誠實而有能力的經理而享有盛名。
他的任人唯親和其他傳統的陋習應該根據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來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
新任總辦張燕謀是一個漢軍旗人和官僚，他的發迹主要依靠他的腐化的庇護人醇親王。
在唐景星經管時，企業設備的擴充是靠新式商人的投資來實現的。
但是自從張燕謀接任以後，商人們就不再資助，公司隻能轉而向外國人借款，于是就為1900年以後外國人的控制提供了條件。
這些事态的發展和早期的情況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早期的時候，商人經理在籌足私人資金方面相對地說沒有什麼困難。
在唐景星和徐潤于1873年7月負責輪船招商局以後不久，招商局的實收資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差不多達到50萬兩，到1880年達到100萬兩。
在1881&mdash1883年期間，對公司的股票求過于供，特别在1882年，公司很快籌足了其被批準的資本額200萬兩。
輪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資者歡迎，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唐景星和徐潤操有實權，特别是在1882&mdash1883年之間李鴻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懷暫時重新調任别處時更是如此。
第二，采取等着瞧态度的商人投資者被回收的利潤以及李鴻章的寬厚的庇護态度所打動。
因此，這個時期也可以看到商人們對李鴻章的其他兩個官督商辦公司同樣給予大量的資助。
在1878&mdash1882年期間，唐景星和徐潤為開平煤礦籌集了100萬兩銀子，而在1880年前後，在鄭觀應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籌劃的35.28萬兩銀子中絕大部分款項是他個人籌集的。
可是大約在1883年，商人的熱情衰退了，從那時起，越來越少的商人投資于這些企業或其他官辦企業了。
有幾個因素促成了這一趨向。
第一，現代工業的龐大資本和獲厚利的機會，使它成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标
已經鋪設的鐵路約5600英裡長。
中國人在這些現代的商業冒險事業中的投資總額大概達到1.6億元。
[2]這個數目相當大，但隻合農業投資的百分之六七。
雖然在清朝的最後10年，這些事業的發展步伐都加快了，特别是在興建鐵路方面，但是，這幾種工業沒有造成任何持續的經濟發展。
主辦人和經理方面沒有制定出計劃去注意各種工業發展本身之間以及它們與其他經濟部門（如信用設施、資金籌措、市場銷售、稅收結構等）的職能上的結合。
無論如何，許許多多必要的變革必須在全國範圍進行，因此都非控制現代工業的地方官吏辦得到的。
（甚至在1918&mdash1922年之間大得多的經濟大發展也無法造成一種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趨勢。
到了1933年，由制造業、礦業、銀行和運輸業組成的中國現代經濟部門，也隻占全國國内純産值的大約百分之十二。
）[3] 工業化的政治理論基礎 雖說中國早期的工業實驗以令人失望的結果告終，但也不是沒有費過勁的。
最初是在19世紀60年代建立船塢和兵工廠，當時中國政界領袖和知識界名流采取的一系列行動，清楚地表明他們對西方技術和工業管理是抱着完全贊同的态度的。
這種以&ldquo自強&rdquo口号表現出來的新态度推動了一個借鑒西方實際知識以建立強大中國的運動。
[4] 由于具有這樣一個得人心的目标，&ldquo自強&rdquo的思想對所有愛國者都有巨大号召力，甚至在今天還是這樣。
但是關于怎樣才最能取得這種嶄新的力量，則因時間的轉移和意識形态的歧異而意見有所不同。
文化純粹派希望隻借用西方的槍炮和炮艦等重武器。
但是事實證明，隻是增加一點現代軍事器械，要抵禦西方的侵犯是很不夠的。
甚至在重新加強的歐洲壓力&mdash&mdash它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使中國受辱的中法戰争中達到無以複加的程度&mdash&mdash面前，中國領導階層已經開始制定各種政策，借以執行一個更為廣泛的自強計劃。
一份新的材料促進了在士大夫中間重新集中辯論借鑒西方的問題。
1864年中國海關開始發表各商埠進出口數字，這些數字清楚地表明，中國幾乎經常出現貿易虧空。
對這種逆差的關心從19世紀初就已開始，批評者曾把它歸咎于折成銅錢的銀價上漲的緣故。
現在有了中國海關的具體統計，官員們再次挑起這個問題，說這種不平衡在抽吸人民的财富，使國家愈來愈弱，人民愈來愈窮。
李鴻章的幕僚薛福成在1879年甚至誇大其詞地宣稱，&ldquo計洋商（每年）所赢之利，當不下3000萬&rdquo[5]。
薛福成和許多其他同樣關心國事的官員因此提出了一個促進&ldquo商務&rdquo的理論根據。
既然中國無法拒絕接受外國商品，它隻能多生産自制産品供應國内外市場，以此來限制進口。
這樣一來，貿易不平衡便颠倒了過來，而增加的财富就會加強國力。
一旦把富和強這樣聯系起來，追求财富就變成新的自強計劃的動力了。
為了在思想意識上重視這一新的自強計劃，它的一些倡議者轉而求助于儒教中主張把國家的财富和力量增加到最大限度的法家一派。
有幾位士大夫為了使&ldquo富強&rdquo的舊口号重新流行起來，在19世紀80年代創作了一批新作品來表示他們的新信念，如馬建忠的《富民說》、陳熾的《富國策》、汪康年的《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和許多其他的文章（見第三章）。
[6]的确，他們如此強烈地提倡他們的新的經濟思想，緻使共産黨曆史學家也把他們看成是新出現的資産階級的代言人。
[7] 然而，這些作者的主要重點是放在現代工業上面。
他們普遍認為經營商業最多隻能起輔助作用。
事實上，對外貿易活動一般都限于通商口岸。
運輸困難、地方集市和地區市場所起的作用，以及多數商人對經商方式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這一切都使得國内的商業仍按傳統的方式繼續進行。
[8] 更重要的是，成為現代企業主辦者的有權勢的官吏，對工業特别偏愛。
從19世紀70年代初起李鴻章就争辯說，僅有槍炮和炮艦，不能使一個國家強大；要使用它們和使它們運行，還得靠制造業、礦業和現代運輸業的支持；工業将創造這一伸張國力的新财富。
[9]張之洞也認識到軍事力量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他強調他的信念，認為工業的發展必須優先于商業，所以他争辯說，所有西方國家的富強都來源于煤鐵。
[10] 因此，中國在19世紀末之提倡現代企業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即要求盡快地獲得受人尊重的國力。
這一根本目的把見仁見智的政府官員聯合到一起，使他們能共襄工業化的盛舉。
商人的作用和地位的變化 清末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因迷信現代工業能産生财富，财富又能産生權力的思想，所以迅即肯定了工業的重要性，認為不能任其落入私人企業家之手。
于是在發展工業的目标下，這些官員依次擔任了下列的新職務：先是當監督，繼之當經理，再當投資者，最後，有些人當上了官僚&mdash企業主。
在擔任這些新職務之後，倡導現代工業的官員便提出了關于商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系列新問題。
然而商人階級的性質的變化，比推進現代企業的時間要早。
在18世紀和19世紀上半葉期間，領得引票的鹽商和廣州的行商是中國最著名的商人集團。
其他還有幾大類客商，即從事興隆的跨區域的絲、茶、藥和其他地方特産等貿易的商人。
各商業城市的許多地方會館，聲名藉藉，就證明了商人社會的規模和影響。
但是，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叛亂摧毀了賴以建立省際貿易的壟斷商業和經濟基礎。
[11] 19世紀後半期，起着新的企業主作用的新式商人出現了。
最有名的是買辦。
他們一開始是行商雇傭的夥食承包人，1842年以後逐漸改變了他們的職務而成為外國人的管事，接着變成了契約經理，最後終于成為和外商進行貿易的獨立的企業主。
買辦和買辦商人觀察西方商業實際所得到的知識，使中國商人階級内部産生了新的經濟思想和新的社會态度。
[12] 第二類商人是金融商人，由于他們往往具有一般幕友所不具備的随機應變的才智，他們被委以半官方職務，幫助正式官員制定财政政策和開征形形色色的捐稅。
一個商人由捐納而取得有名無實的官銜，就能成為一位高級官吏的顧問和得力的助手，同時又可利用他的新關系為私人的或半官方的企業去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胡光墉，他是一位銀行商人，在19世紀50&mdash60年代，他在當地建立了一個經營錢莊、當鋪、中藥店、絲綢及其他商品的王國。
胡光墉的發迹是由于他的勤奮、幸運以及冒險精神。
不過更加重要的是他榮麿過一系列要職，例如他曾當過巡撫王有齡和總督左宗棠的财政顧問和承辦商（見第四章）。
[13] 1870年以後，因為官員們開始主辦工業企業，許多買辦商人都被招聘去當官辦企業的經理。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官員被任命去幫助管理或監督各種新辦的企業。
有些仍然保留官職，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辦企業方面。
有些人幹脆息影官場，用全部時間辦私人的或者半官方的事業。
正像商人捐納官銜那樣，官員和士紳也紛紛從商，從而擴大了商人隊伍。
到了1900年，有那麼多人亦官亦商，緻使經商活動已經變成仕途以外另一個受人尊敬的選擇了。
這些發展的結果産生了商人階級之内的新的&ldquo紳商&rdquo社會階層，這些人出于公私兩方面的原因，已成為緻力于經濟現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業主。
這種有官紳背景的人湧入商人行列，有助于在意識形态上重新确立商人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
1897年保守派禦史褚成博在上疏時譴責傳統上對商人的歧視。
褚成博雖然是一個大地主，并且是頑固守舊派徐桐多年共事的同寅，但他極力主張，現代工商業是解救中國免于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辦法。
另一位著名的保守文人王先謙走得甚至更遠。
他宣稱如果官員們的口頭禅能與社會實踐分開，那麼自秦漢以來，商人和手工業主實際上已成了中國社會的上層人物。
王先謙得出的結論說，如果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商人階級必須領導全國的工業生産。
[14]志在維新的士大夫也經曆了同樣的轉變。
梁啟超曾經嘲笑商人愛推波助瀾和操縱把持，不久卻一變而恭維他們足智多謀和富于創業精神，極力敦促他們在大規模貿易和工業方面與政府合作。
[15] 1903年4月22日在宣布商部率先成立時，上谕宣稱：&ldquo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
國計民生，日益貧弱&hellip&hellip總期掃除官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
&rdquo[16] 這道勸誡性的上谕承認了國家意識形态中的變化。
大概因為一些新式工業項目是由高級官員熱心贊助的，所以它們的具有現代技術的經理就肩負一定的責任了。
同時，大多數經理如果在開始時沒有官方的背景，也很快會靠捐納得官晉爵而變成富人。
商、紳、官，已形成一個新的紳商社會階層，但此時尚未變成一個佼佼的資産階級。
在大商埠，紳商的數目很大，緻使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價值觀、社會和政治傾向都變得十分與衆不同。
但是他們仍然缺乏一個完全的統一目的，并且對傳統的鄉土和宗族關系仍承擔着強烈的義務。
[17] 官方對現代工業的贊助 自漢代初年起就一直有關于國家控制鹽鐵的争論；一般同意法家的主張，即國家必須參與重大的經濟活動。
雖然受到把節儉仁慈的統治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加以理想化的正統儒家的挑戰，但大凡雄才大略的皇帝和講求實效的官僚仍都贊成法家主張幹預的思想。
所以，關于這個問題的反反複複出現的争論往往是關于國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質，卻很少涉及是否需要控制這一問題的本身。
[18]原來的清朝官員和學者所能夠設想的是，隻能在國家監督的範圍内去提倡工業。
他們關于國家特權的根深蒂固的觀念由于新産生的國家危機感而得到加強，這種觀念使官員們相信現代企業是如此重要，以緻不能讓商人去辦。
商人們同意這種意見，隻是因為他們認識到，對任何大規模的新興企業來說，特别是當它面對外國資金雄厚的企業的競争時，國家的倡導、支持和保護是必不可少的。
李鴻章的領導作風 在19世紀60年代，政府投資的官辦制造局和造船廠（見上卷第十章）直接關系到國防，所以沒有尋求私人資金或交由私人辦理。
但是在70年代，當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潤為主旨的廣大工業領域的時候，一種官商合辦的新形式必然應運而生。
由政府把這些工業組成國家壟斷是不現實的，其原因有以下種種。
第一，盡管經營這類專賣有很長的曆史，但清政府主辦的隻是鹽、銅和瓷器。
重要項目如茶、糖、谷物、紡織品和航運等，絕大部分都是私有和私營的。
第二，現代企業需要專業管理和技術才能，這些是官員們力所不及的。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國庫根本沒有大量的能夠轉化為興辦大企業資本的閑置資金。
1872年，李鴻章倡議建立第一個非軍事性的現代工業，即輪船招商局，當時他不打算使它成為政府壟斷的企業，甚至也不希望它成為完全的官辦企業。
李鴻章從鹽的專賣中引用了一個官僚主義的名詞&ldquo官督商辦&rdquo，顯然決心在尋求某種官商合辦的形式，即集鹽務、西方式的合股公司以及傳統中國的合夥商号等特點之大成的形式。
鹽務這個模式是很有用的，因為它早有吸收富商的傳統，使富商提供資本和管理技能，官員則保留全面的控制。
西方的模式也是有用的，因為現代企業需要現代技術以及某種程度的西式管理。
政府資金的支持将隻限于貸款的形式。
私人投資者提供金錢，在官方的贊助監督下經營，同時要承擔一切風險。
[19]然而除了這些總的指導方針外，不論李鴻章或任何其他官方倡導者，胸中都沒有一個确切的組織格局。
&ldquo官督商辦&rdquo一詞的含義依然是含糊不清，可此可彼，當後來的督辦如盛宣懷等人也用這個術語而官商之間的工作關系發生變化時，它的不足之處就變得顯而易見了。
李鴻章的官督商辦事業也用傳統的中國形式作為模式。
西方的企業是召開股東會議以選出董事會和全體高級職員，李鴻章的企業則不是這樣，而是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雇一名經理，畀以差不多絕對的管理大權。
所有主并不逐日逐月地加以過問，而是一年一次地和經理一道檢查一下業務，這個經理如果不令人滿意，也可以把他解雇。
[20]李鴻章在19世紀70年代期間開辦的三大企業為輪船招商局（1872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和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它們管理上的特點與一個傳統商号的特點是相同的。
第一，他們全都受商人背景的經理所領導，盡管他們全都捐納了官銜和擁有半官方地位。
甚至在最初幾個月經理輪船招商局的朱其昂便是一個商人出身的官吏。
朱其昂在擁有官職的同時，還繼續做帆船運輸的生意。
[21]當朱其昂未能籌足私人資本時，他便在1873年由兩個前買辦唐景星（唐廷樞）和徐潤所接替。
唐景星得到兩個正式官員&mdash&mdash前任天津道台丁壽昌和天津海關現任道台黎兆棠&mdash&mdash的幫助，創建了開平煤礦。
這三個人訂立了開平礦務局的章程和組織結構。
但是，當丁壽昌和黎兆棠離開的時候，開平礦務局幾乎沒有開始營業。
兩個廣州商人徐潤和吳熾昌随即來頂替，與唐景星一起辦礦。
[22] 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李鴻章又有另一個前買辦鄭觀應為他效勞，他和另一個最早建議建局的商人彭汝琮一起工作。
1880年，彭汝琮由于與其他商人投資者不和而離開，李鴻章留下鄭觀應，并任命了其他五個商人經理幫助他經營改組後的織布局。
隻有負責織布局官方關系的候補道台龔壽圖原來是一名官員，但他也有從商的經驗。
[23]這些人都是紳商。
他們都捐納官銜，因為官銜已成為任何想進入官衙做生意或尋求官方支持的商人所絕對必要的條件。
他們大多數人以前也是買辦。
第二，作為贊助人和保護人的李鴻章在保留他的控制的同時，準許這些商人經理像企業主那樣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行動權。
輪船招商局和它的外國競争者競争而取得勝利，并且在1877年因接收旗昌洋行的船隊而大大地增加了它的總噸位。
開平礦務局在唐景星和徐潤負責時因利用商人資金而大大地擴大了它的資本。
至于上海機器織布局在派别鬥争猖獗一時的時候，李鴻章也沒有插手下令大改組，一直到1884年鄭觀應離去，随之喪失了投資者的支持和管理的知識時為止。
因此，盡管唐景星、徐潤、鄭觀應、龔壽圖和其他紳商經理聽命于李鴻章而為他效勞，但李鴻章本人卻很像一個傳統商号的老闆，一般不幹預他們的生意活動。
他保護這些公司不受官府過分的壓榨，而且多次及時地和異乎尋常地拿官方資金發放貸款，使這些公司得到的好處遠遠超過了他因增加取得個人收益的機會以及因提供保護而給自己帶來的好處。
第三，和傳統商号的消極的老闆們一樣，這些早期的大多數股東并不對他們無權管理的情況提出疑問。
像唐景星這樣的商人經理比較容易籌集商人資本，這說明這些股東的投資完全是出于對經理的忠心和信任。
至于這種信任是否有保證，那是另一回事。
1884年唐景星和徐潤被迫放棄對輪船招商局的控制，而讓位于李鴻章任命的總辦（先是由馬建忠擔任，後是由盛宣懷擔任），因為據查明，唐、徐二人和其他人曾把公司的資金轉移去做他們自己私人的生意。
在1883&mdash1884年因中法沖突擴大而引起的上海财政危機，導緻許多商業的失敗，其中包括與唐景星、徐潤和鄭觀應有關的買賣。
當他們無力償還公司的資金而朝廷的禦史們又開始彈劾李鴻章（說他包庇他們的不法行為）時，他們就不得不挂冠而去。
同樣地，鄭觀應顯然曾把他籌集起來的上海機器織布局的資本挪為私用。
這就導緻他于1884年辭職，并使該局最後改組，同時移交給盛宣懷管理。
這些經營上的渎職行為反映了傳統商号的辦事程序的缺點，即它沒有提供獨立的查賬人去稽查經理的賬目。
這類财政上的不正當行為是傳統企業的通病，隻要公司和經理把公司資金挪作私用而不出問題，這類行為就可以作為商業投資的風險的一部分而加以容忍。
這和中國官吏之以私人名義利用或濫用财政收入頗相類似。
他隻要能夠繳足他的征稅定額，也不會被追問。
官督與商辦之争 這樣，在1885年前後，三個最早的官督商辦企業中的兩個，其經營管理之權轉入了盛宣懷之手。
盛宣懷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也被培訓成為一名官員。
他是李鴻章幕府的一員，幾乎在1873年輪船招商局開辦時就被委派在該局任職。
1882年他雖然表面上已離開招商局去經管天津電報局（它也是一個官督商辦的企業），但是盛宣懷在财政經營上的才能使李鴻章合乎情理地挑選他做徐潤和唐景星的繼任者。
有了盛宣懷當督辦，李鴻章就能夠更周密地執行官方的監督權了。
盛宣懷不僅容忍了在唐景星任總辦時業已存在的嚴重裙帶風以及濫用公司資金的弊病，并且還加劇了那些陋習，以及引進了更多的官僚主義經營方式。
輪船招商局的船隊沒有增加什麼噸位，同時由于它和兩個主要競争者訂立了&ldquo聯營協定&rdquo，它幾乎不能保持自己的利潤。
這是指輪船招商局和兩個英國運輸公司&mdash&mdash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mdash&mdash之間的成文協定，它們訂出了統一的貨運率和集中它們的所有收入，然後再根據每個公司的實際運輸裡程來分配收入。
[24] 說到開平礦務局，唐景星和他的商人同事對它的總方針和财政擁有很有效的控制，直到唐景星在1892年死去時為止；他們管理礦務局主要采用傳統商号的方式，而不是他們原來想要仿效的那種西方合股公司的模式。
就像他在經管輪船招商局時那樣，總辦唐景星也不免要挪用公司的資金以投資于其他礦業、錢莊和投機事業，為他的私利服務。
股東大會确實召開過，但都是敷衍塞責而已。
未見有公布每年賬目的記錄，雖然公司章程明文規定要這樣做。
唐景星也搞裙帶關系，他把他的兒子塞進公司，提升他擔任高級職務。
當他在1883年旅遊歐洲的時候，他還安排他的親兄弟代拆代行。
但事實依然是，在他任職期間，開平礦務局的業務每年都在擴大，直到它的煤産量達到25萬噸左右為止。
公司賺取了利潤，未受到關于揩油或貪污的直接指控。
唐景星的确作為一位誠實而有能力的經理而享有盛名。
他的任人唯親和其他傳統的陋習應該根據他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來衡量其得失。
唐景星在1892年去世，他的死标志着開平煤礦滋生大量貪污和企業逐漸官僚化的開始。
新任總辦張燕謀是一個漢軍旗人和官僚，他的發迹主要依靠他的腐化的庇護人醇親王。
在唐景星經管時，企業設備的擴充是靠新式商人的投資來實現的。
但是自從張燕謀接任以後，商人們就不再資助，公司隻能轉而向外國人借款，于是就為1900年以後外國人的控制提供了條件。
這些事态的發展和早期的情況相比形成鮮明的對照，在早期的時候，商人經理在籌足私人資金方面相對地說沒有什麼困難。
在唐景星和徐潤于1873年7月負責輪船招商局以後不久，招商局的實收資本增加很快，到1874年差不多達到50萬兩，到1880年達到100萬兩。
在1881&mdash1883年期間，對公司的股票求過于供，特别在1882年，公司很快籌足了其被批準的資本額200萬兩。
輪船招商局深受私人投資者歡迎，至少有兩個原因。
第一，唐景星和徐潤操有實權，特别是在1882&mdash1883年之間李鴻章的官方代表盛宣懷暫時重新調任别處時更是如此。
第二，采取等着瞧态度的商人投資者被回收的利潤以及李鴻章的寬厚的庇護态度所打動。
因此，這個時期也可以看到商人們對李鴻章的其他兩個官督商辦公司同樣給予大量的資助。
在1878&mdash1882年期間，唐景星和徐潤為開平煤礦籌集了100萬兩銀子，而在1880年前後，在鄭觀應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籌劃的35.28萬兩銀子中絕大部分款項是他個人籌集的。
可是大約在1883年，商人的熱情衰退了，從那時起，越來越少的商人投資于這些企業或其他官辦企業了。
有幾個因素促成了這一趨向。
第一，現代工業的龐大資本和獲厚利的機會，使它成為官方控制的可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