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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部重要指南書是餘秉權、李又甯和張玉法合編的《清季革命運動期刊叙目選輯》。
它包括1900&mdash1911年間出版的十六種期刊的目錄和創刊詞，還有一篇簡要的英文介紹。
關于資料和分歧問題的有價值的讨論，可看貝爾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曆史評論》第468期 〔1963年10&mdash12月〕，第403&mdash436頁）。
關于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專家中間出現的争論問題，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這個集子出版過遲，以至貝爾熱教授無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
一本新的和經過認真推敲的指南書是馮兆基的《1949年後中國的辛亥革命曆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mdash214頁）。
中國學者所寫論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應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特刊。
該研究所的專著已收錄在謝文孫的書目中，但書目還需要補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争》、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以及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
關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請參閱書目介紹和第六章的腳注，以及這一章伯納爾和羅茲所引的專著書目。
最後，有幾部題目與本章有關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
其中包括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mdash1916年》（第2版）、弗裡德曼的《中國革命黨》、戴福士的《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mdash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歐内斯特·楊的《袁世凱總統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還有周錫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幫助闡明清帝國末期社會史的原始資料。
實際上，社會史的概念包括很廣泛的領域，涉及道德、觀念、風俗、人群的組織模式及其關系，甚至涉及經濟境況的發展；所以幾乎是所有的文獻，不管是文字的、圖像的、建築的，甚至是音樂方面的都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mdash&mdash它的組織、運動、結構和自我形象&mdash&mdash的實際情況。
這裡，我們介紹的僅限于文字資料。
對西方社會的曆史學非常重要的計量資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極其零碎，特别是19世紀最後的25年的資料更是如此。
保存在日本的幾批土地文書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謙三郎的《中國土地文書研究》兩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礎。
除此之外，大陸以外的學者迄今還難以得到土地文書檔案和地方政府的檔案，并且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在其出版物中也嚴重忽視了這些材料。
大部分現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資料基本上是表述性的。
再者，這些資料幾乎全部出自統治階級之手，而且撰寫時采用的刻闆筆調總是傾向于把新事物納入傳統框框中去，因而它們對研究下層階級和社會變遷狀況用處不大。
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30年來從事搜集大量口頭傳聞，試圖矯正這一曆史偏見，不幸至今未見出版什麼東西。
以下幾種彙編适當地集中了零散的資料，因此适用于作為研究的起點：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經介紹過的幾種資料集，即由陳真、孫毓棠和汪敬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業方面的資料；李文治關于農業的資料；彭澤益關于手工業方面的資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有關上海錢莊方面的資料。
對這些資料必須補充以大量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日文資料彙編，如：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的《中國經濟全書》、根岸佶的《清國商業綜覽》、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後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鑒。
像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這樣的傳記詞典，可惜都過分着眼于官方階層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動。
最有啟發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記和報刊中發現，尤其可以在20世紀初期的寫實和諷刺文學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繡像小說》，它發表過劉鹗、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小說。
西方資料（外交和傳教士的各種檔案和報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但是僅在1895年以後才有大量社會性的資料，而那時的中文資料也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也許因為現有資料的性質已經使史學家們喪失了信心，或者因為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現象，或者因為先驗的研究計劃束縛了研究，所以我們一直對王朝最後40年間的社會演變很少了解。
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是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完整的著作目錄。
它表明除了幾部主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編寫的開拓性著作外，研究仍舊是很不完整和極其零碎的。
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深刻或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
但是，新的讀者通過與西蒙的《中國的城市》（此書受庫朗熱的《古代城市》的啟發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點田園式的描述以及與楊懋春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尚待填補的空白。
在施堅雅所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和埃爾文、施堅雅合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對解釋社會風情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于特權階層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最好的，因為有一些關于紳士&mdash文人的擴大、變動和财産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張仲禮的《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更給這方面的研究大添異彩。
馬什的《1600&mdash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隻對收入恒慕義的名人傳記詞典中的官員進行分析研究，此書現在已被李國祁的統計性調查《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擅遞現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補和修改。
後者根據地方志補充的資料描述了官員的出身地和社會背景以及州府官員們的傳略。
關于買辦，有郝延平出色的專著《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關于商人，有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有關近代企業資金積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
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的《中國近代煤礦企業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生問題》、汪敬虞的《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和由東京教育大學編輯的《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
貝爾熱的《中國的資産階級和辛亥革命》一書叙述共和革命時期上海的近代商業的社會背景。
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對軍事發展提供了總的看法，這看法由于有王爾敏編的《淮軍志》（這是一部研究征募軍官團的有用的著作）和劉鳳翰的《新建陸軍》而變得更加完整了。
至今還沒有這類論述1901年以後的近代軍隊的專著。
新知識分子一直是許多人研究的題目，著名的有汪一駒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mdash1949年》、蘭金的《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
許多傳記性研究也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關于西化和中國的條約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女權運動和婦女狀況的著作有吉波倫的《秋瑾》。
有兩本關于當時工人的狀況和鬥争的紮實的研究：汪敬虞和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和趙親的《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工人運動》。
對于不該被忽視的手工業工人階層的介紹，有樊百川主要論及經濟方面的《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和彭澤益的《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農村社會一直很不受人注意。
村松佑次和天海謙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經談到他們的兩個文集）對理解土地組織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其研究範圍僅限于江蘇南部、直隸和滿洲地區。
由東京教育大學編的文集《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包括對湖南和四川農村狀況的分析。
然而山東是景甦和羅崙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這部内容最豐富和最有創見的專著的主題。
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農業生産的檔案。
邁爾斯的《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一書事實上涉及清帝國時期的情況極少。
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是論述19世紀農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
令人費解的是，對民衆運動的研究反而比對農民處境的研究下的工夫要大得多。
關于這期間主要運動的專著，可看第十章的腳注。
由謝諾編輯的論文集《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内容稍有不同）專門論述了秘密會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書目。
科思嘉也娃的《1901&mdash1911年中國的民衆運動》紮實地研究了義和團以後的農民騷亂的總的情況。
楊慶堃的統計分析是一項開拓性的著作，這項工作應該進行下去（此文名《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等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一書）。
小韋克曼的《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曆史上民衆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mdash237頁）一文指出了當前這一課題的史學研究上的動向。
我們對不同社會集團的理解，特别是對它們的變化及其銜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
這反映于對辛亥革命時紳士和資産階級各自作用的意見分歧上，這個情況特别在張朋園、市古宙三和貝爾熱的文章（載于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中可以看出。
在地區性研究方面有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特别是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們闡述了改良和政治運動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統治階層内的作用。
巴斯蒂在《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一書中說明了教育改革的社會影響。
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會分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的産生不僅取決于經濟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還取決于文化的标準。
（陳書梅 譯）
它包括1900&mdash1911年間出版的十六種期刊的目錄和創刊詞，還有一篇簡要的英文介紹。
關于資料和分歧問題的有價值的讨論，可看貝爾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看辛亥革命》（載《曆史評論》第468期 〔1963年10&mdash12月〕，第403&mdash436頁）。
關于在中國的辛亥革命史專家中間出現的争論問題，見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編的《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論文集》，這個集子出版過遲，以至貝爾熱教授無法在其文章中加以探讨。
一本新的和經過認真推敲的指南書是馮兆基的《1949年後中國的辛亥革命曆史學》（載《近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81&mdash214頁）。
中國學者所寫論文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應注意它的第2卷（1971年6月），即《中華民國建國六十年紀念》特刊。
該研究所的專著已收錄在謝文孫的書目中，但書目還需要補充的有亓冰峰的《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争》、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和《清季的革命團體》，以及黃福慶的《清末留日學生》。
關于大量的日文材料，請參閱書目介紹和第六章的腳注，以及這一章伯納爾和羅茲所引的專著書目。
最後，有幾部題目與本章有關的研究著作有助于理解辛亥革命。
其中包括陳志讓的《袁世凱，1859&mdash1916年》（第2版）、弗裡德曼的《中國革命黨》、戴福士的《錫良和中國的民族革命》、于之喬的《中華民國的政黨政治：1912&mdash1924年的國民黨》、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歐内斯特·楊的《袁世凱總統任職與中華民國初年之自由與獨裁問題》；還有周錫瑞已引的研究著作。
第十章 社會變化的潮流 有大量可以幫助闡明清帝國末期社會史的原始資料。
實際上，社會史的概念包括很廣泛的領域，涉及道德、觀念、風俗、人群的組織模式及其關系，甚至涉及經濟境況的發展；所以幾乎是所有的文獻，不管是文字的、圖像的、建築的，甚至是音樂方面的都能使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mdash&mdash它的組織、運動、結構和自我形象&mdash&mdash的實際情況。
這裡，我們介紹的僅限于文字資料。
對西方社會的曆史學非常重要的計量資料很少，并且分散而又極其零碎，特别是19世紀最後的25年的資料更是如此。
保存在日本的幾批土地文書已成了村松佑次的《近代江南的租棧：中國地主制度的研究》和天海謙三郎的《中國土地文書研究》兩本研究著作的重要基礎。
除此之外，大陸以外的學者迄今還難以得到土地文書檔案和地方政府的檔案，并且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在其出版物中也嚴重忽視了這些材料。
大部分現有原始材料所提供的資料基本上是表述性的。
再者，這些資料幾乎全部出自統治階級之手，而且撰寫時采用的刻闆筆調總是傾向于把新事物納入傳統框框中去，因而它們對研究下層階級和社會變遷狀況用處不大。
人民共和國的史學家30年來從事搜集大量口頭傳聞，試圖矯正這一曆史偏見，不幸至今未見出版什麼東西。
以下幾種彙編适當地集中了零散的資料，因此适用于作為研究的起點：首先是在第一和第八章已經介紹過的幾種資料集，即由陳真、孫毓棠和汪敬虞分别收集的近代工業方面的資料；李文治關于農業的資料；彭澤益關于手工業方面的資料，以及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有關上海錢莊方面的資料。
對這些資料必須補充以大量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日文資料彙編，如：日清貿易研究所的《清國通商綜覽》、東亞同文書院編的《中國經濟全書》、根岸佶的《清國商業綜覽》、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的《清國行政法》，以及1906年以後由中央政府和某些省政府出版的官方年鑒。
像費行簡的《近代名人小傳》、金梁的《近世人物志》和恒慕義的《清代名人傳》這樣的傳記詞典，可惜都過分着眼于官方階層及其政治和文化活動。
最有啟發性的材料主要能在地方志、私人日記和報刊中發現，尤其可以在20世紀初期的寫實和諷刺文學中看到，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的《繡像小說》，它發表過劉鹗、李寶嘉和吳沃堯的小說。
西方資料（外交和傳教士的各種檔案和報告）提供了有益的補充，但是僅在1895年以後才有大量社會性的資料，而那時的中文資料也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也許因為現有資料的性質已經使史學家們喪失了信心，或者因為他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政治或文化上的現象，或者因為先驗的研究計劃束縛了研究，所以我們一直對王朝最後40年間的社會演變很少了解。
施堅雅的《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論著類目索引》是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完整的著作目錄。
它表明除了幾部主要由中國和日本學者編寫的開拓性著作外，研究仍舊是很不完整和極其零碎的。
沒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夠深刻或全面地闡述這個問題。
但是，新的讀者通過與西蒙的《中國的城市》（此書受庫朗熱的《古代城市》的啟發而命名）在1885年所作的多少有點田園式的描述以及與楊懋春的《中國社會結構的曆史研究》（它分析了民國時代的社會）進行對比，就可以發現尚待填補的空白。
在施堅雅所編的《晚期中華帝國的城市》和埃爾文、施堅雅合編的《兩個世界中間的中國城市》中的大量文章，對解釋社會風情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對于特權階層的研究比較起來是最好的，因為有一些關于紳士&mdash文人的擴大、變動和财産方面的基本著作，如張仲禮的《中國的紳士》和《中國紳士的收入》，何炳棣的《中華帝國的晉升的階梯》更給這方面的研究大添異彩。
馬什的《1600&mdash1900年中國官員的變動狀況》，隻對收入恒慕義的名人傳記詞典中的官員進行分析研究，此書現在已被李國祁的統計性調查《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擅遞現象之量化分析》所增補和修改。
後者根據地方志補充的資料描述了官員的出身地和社會背景以及州府官員們的傳略。
關于買辦，有郝延平出色的專著《十九世紀中國的買辦》；關于商人，有陳錦江的《清末的商人、官吏和現代企業》。
有關近代企業資金積累的著作，也揭示了新的社會集團的出現。
這方面有下面一些文章：邵循正的《洋務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系問題》、張國輝的《中國近代煤礦企業中的官商關系與資本主義發生問題》、汪敬虞的《19世紀外國侵華企業中的華商附股活動》和由東京教育大學編輯的《中國近代化的社會構造》文集。
貝爾熱的《中國的資産階級和辛亥革命》一書叙述共和革命時期上海的近代商業的社會背景。
鮑威爾的《1895&mdash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對軍事發展提供了總的看法，這看法由于有王爾敏編的《淮軍志》（這是一部研究征募軍官團的有用的著作）和劉鳳翰的《新建陸軍》而變得更加完整了。
至今還沒有這類論述1901年以後的近代軍隊的專著。
新知識分子一直是許多人研究的題目，著名的有汪一駒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1872&mdash1949年》、蘭金的《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以及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
許多傳記性研究也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關于西化和中國的條約口岸的著作有科恩的《王韬與清末的改革》；關于女權運動和婦女狀況的著作有吉波倫的《秋瑾》。
有兩本關于當時工人的狀況和鬥争的紮實的研究：汪敬虞和聶寶璋的《關于中國第一代産業工人的鬥争資料》和趙親的《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工人運動》。
對于不該被忽視的手工業工人階層的介紹，有樊百川主要論及經濟方面的《中國手工業在外國資本主義侵入後的遭遇和命運》和彭澤益的《19世紀後期中國城市手工業商業行會的重建和作用》二文。
農村社會一直很不受人注意。
村松佑次和天海謙三郎的大量著作（上面已經談到他們的兩個文集）對理解土地組織作出了很大貢獻，但其研究範圍僅限于江蘇南部、直隸和滿洲地區。
由東京教育大學編的文集《近代中國農村社會史研究》包括對湖南和四川農村狀況的分析。
然而山東是景甦和羅崙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這部内容最豐富和最有創見的專著的主題。
它利用了一系列非官方的農業生産的檔案。
邁爾斯的《1890&mdash1949年河北山東的農業發展》一書事實上涉及清帝國時期的情況極少。
蕭公權的《19世紀的農業的中國與帝國的控制》是論述19世紀農村社會生活的最好著作，但它主要考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問題。
令人費解的是，對民衆運動的研究反而比對農民處境的研究下的工夫要大得多。
關于這期間主要運動的專著，可看第十章的腳注。
由謝諾編輯的論文集《19和20世紀中國的民間運動和秘密會社》（英文版為《中國的民間運動與秘密會社，1840&mdash1950年》，内容稍有不同）專門論述了秘密會社，并附有一份很有用的書目。
科思嘉也娃的《1901&mdash1911年中國的民衆運動》紮實地研究了義和團以後的農民騷亂的總的情況。
楊慶堃的統計分析是一項開拓性的著作，這項工作應該進行下去（此文名《19世紀中國民衆運動的幾種最初形式》，載小韋克曼等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一書）。
小韋克曼的《叛亂與革命：對中國曆史上民衆運動的研究》（載《亞洲研究雜志》第36卷第2期〔1977年2月〕，第201&mdash237頁）一文指出了當前這一課題的史學研究上的動向。
我們對不同社會集團的理解，特别是對它們的變化及其銜接的理解肯定是不周全的。
這反映于對辛亥革命時紳士和資産階級各自作用的意見分歧上，這個情況特别在張朋園、市古宙三和貝爾熱的文章（載于芮瑪麗編的《革命中的中國》）中可以看出。
在地區性研究方面有劉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的思想與制度的變化》、羅茲的《中國的共和革命在廣東》，特别是周錫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它們闡述了改良和政治運動對社會變革的作用，尤其是在統治階層内的作用。
巴斯蒂在《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概況》一書中說明了教育改革的社會影響。
這些著作都指出了社會分化的特征，而這個特征的産生不僅取決于經濟利益，而且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還取決于文化的标準。
（陳書梅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