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辛亥革命前的政府、商人和工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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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署：在領導方面的矛盾
獎勵和法規一樣，都是由北京頒發和公布的。
頒發獎勵屬于中央政府的職責範圍。
它們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導國家經濟政策。
有鑒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沒有定出新制度措施領導工業發展，所以此後北京千方百計想用建立新制度和開展新項目來抵消各省的優勢。
地方對工業發展的指導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進行的。
第一，各省官員通常要輪換。
工業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繼任人所否定。
第二，雖然中央政府沒有用财政的力量幫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業，它仍然保留着核準各省分配财政收入的權力。
不過一經中央政府核準，實際支出和由于這些支出而需要的一切贊助都是在省級領導人權力之下安排的。
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間的權力，從而不可能按照國家的輕重緩急使工業能夠井然有序地發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員司的品質愈來愈壞，所以北京各部的工作不見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師新設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業法規，是中央官僚機構進行基本改革的産物。
改革首先是精簡傳統的六部，增設了一些新的部（見第七章）。
其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務，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領域和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
因此，在工商業方面北京組織了一個新的部，各省下設分署，并且鼓勵商人組織商會。
自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鄭觀應等播諸文章，但大約到1902年盛宣懷對它發生興趣時才予以認真考慮。
盛宣懷對此事的關心反映出，他不僅理解現代的經濟需要國家的指導，而且還因為他和各省工業領導人的關系并不那麼融洽。
雖然盛宣懷在擔任幾個大公司的官方督辦時頗有成就，但他的官階一向不夠高，所以他無論是在各省或是在北京都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
他在李鴻章手下開始他的官宦生涯，而在1895年以後李鴻章失勢的時候，張之洞成為他的新的庇護人。
但是，張之洞甯願躬親監管他的工業項目，所以他的庇護往往不足恃。
1902年，盛宣懷任宗人府丞和會辦商約大臣，這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中等官員。
他建議設立一個新的部來指導工業和貿易事務。
盛宣懷的建議恰好和兩個滿族親王的類似意見相吻合。
醇親王二世（清帝的異母兄弟）和慶親王的兒子載振兩人剛剛分别從海外旅遊歸國，顯然因受到華僑商人的熱烈招待而深受感動。
雖然軍機大臣榮祿帶頭提出過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當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時候反對意見便漸趨消失。
五個月以後商部正式宣告成立。
[57] 新成立的商部在開始時工作熱情很高。
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傳統的六部，僅次于外務部。
它擁有廣泛的管轄權，并且受權接管所有已由傳統各部和機構建立起來的重大工商業計劃。
它還計劃在各省建立直接對它負責的商務局。
商部尚書是載振。
他的父親慶親王為新成立的财政處起草一個全面改革國家财政的方案。
甚至傳說慶親王意欲将這個有權力的财政處置于新的商部之下。
報紙報道，北京書肆内關于工業和國際商業的書一售而空；官僚把這些書全部買去，準備自己參加新商部錄用人員的考試。
但是商部的存在沒有能滿足這些期望。
矛盾發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部和機構放棄它們的管轄權限。
例如，欽命的商務、商約和鐵路等官署都一如既往地進行工作，完全獨立于新成立的商部。
[58]同時，商部的财政經費也少得可憐；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償付庚子賠款之前的海關存款的利息。
由于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銀行的時間長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訂新的經費方案上的時間比花在拟訂新的工業計劃上的時間要多。
[59]不過，商部失敗的最關鍵原因是載振及其同僚領導無方。
載振因放蕩腐化而聲名狼藉。
1907年5月，他被迫辭職，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員的一個身價很高的歌妓，并為他的父親慶親王弄到一筆10萬兩銀子的巨額賄賂。
[60]英國訓練出來的一個律師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對商部的組織和章程有所幫助，在1903年擔任了四個月的商部左侍郎。
伍廷芳為人幹練正直，後來，陳壁接任了三年，而陳壁卻是個有名的貪官。
在1906年進行大整頓的時候，商部進行了大改組。
它對鐵路、船舶、郵電的管轄權都轉給新設的郵傳部。
由于這些交通通訊工業占用了當時用于開發的大部分資金（特别是外債），所以改組後并另外改名的農工商部就無職守可言了。
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輪船招商局的權利。
但是，郵傳部則聲稱船政理應屬于它的權限。
農工商部争辯說，輪船招商局是商辦，因此得屬于它的管轄範圍。
最後它們同意讓郵傳部監管招商局的運輸政策（如經營的航運路線），而讓農工商部監管它的業務經營。
[61] 還不清楚為什麼要把指導國家的近代企業的責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劃分，使之形成兩個部。
主要受益人看來就是袁世凱，他在1907&mdash1911年期間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郵傳部。
因此，在盛宣懷在1911年成為郵傳部大臣之前，該部先後由袁世凱的門生陳壁、徐世昌和唐紹儀所領導；而部中一個有勢力的鐵道部門一直是由袁世凱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領導。
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關系中間不是一個簡單的沖突。
1907年9月，袁世凱和張之洞都從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軍機大臣。
中央政府這時大概想把交通通訊工業&mdash&mdash在當時主要是鐵路&mdash&mdash集中于一個部管轄，以便進行統一發展鐵路的新的努力。
鐵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别注意&mdash&mdash不僅因為它具有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且因為需要借大量外債作築路資金。
[62]袁世凱和張之洞調任軍機處，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們辦鐵路的長期經驗和興趣。
在1908年，張之洞又被任命為粵漢路和川漢路的督辦。
不過，如果說北京曾希望抓住鐵路經營的主動權的話，那麼它的策略又失敗了。
無論是袁世凱或是張之洞，都無法使各省的紳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範。
各省的反應 各省巡撫對在本省設立部屬省署的新計劃抱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既然北京已無其他辦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從來搪塞應付。
由于各部都設法把新署局強加于省一級，各省便擴展自己的機構，把它們置于北京名義上的控制之下。
例如，1904年初，商部尚書載振奉旨計劃在各省建立商務局&mdash&mdash一個嶄新的官僚機構&mdash&mdash來為他的商部服務。
各省當局的回答是，他們早已有了商務局在執行這些任務。
事實上，張之洞在1896年就已第一個開始建立這樣的局來計劃近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不久就利用它來籌集工業資本和謀取貸款。
張之洞的榜樣被其他省會紛紛效法，直到商人普遍對它們表示不歡迎時才停止。
在1903&mdash1904年的某個時候，廣州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商務局被迫關門，因為它們不受歡迎。
[63] 1904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願屈服了。
8月，各省原來所有商務局被正式指定為商部的分署，以指導各省一切工商發展事宜。
每局由一個經督撫遴選的商務議員領導，但他要經商部批準和任命。
商務議員應具備知府或候補道台的官銜，他必須精通工商事務，定期上報，編制統計表，進行調查研究，以及保護當地商人和歸國僑商。
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報告，但報告副本應呈送督撫衙署。
[64]這樣一來，商部任命商務議員隻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辦法，各省卻擁有實權，既可以遴選他們自己推薦的候選人，又可以收到他們送給商部的報告的副本。
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務局。
1908年末，44名商務議員被任命，但是商部立即發現他們不執行商部的指示。
下面講幾件北京和各省省會之間行政上鈎心鬥角的事件，以說明商部的困境及其無能。
1904年末，商部已經在奏疏中申訴說，各省選派的商務議員都沒有工商業的知識。
&ldquo在各督撫中關心民瘼，認真遴選者固不乏人，而視為例差者亦複不少。
&rdquo[65]它請求朝廷命令總督們要更加勉力從事。
這說明困難之所在。
一個中央政府的部為了強迫一個不順從的省政府遵從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權力。
商部的創立者們原來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傳統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幸的是，這個新部出現時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财源以償還國債之際。
1905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訴苦說，所屬商務局都不執行它的命令。
雖然商部已經主動解決了對江蘇、江西、山東等省許多付不出存款的錢莊提出的破産索取權，但上海的一個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決，另有的省份對商部的信&ldquo有閱六七月未複者，有閱四五月未複者，疊經臣等督饬，文電交催，仍複遲延&rdquo[66]。
以後不久，有一個人向商部的《商務官報》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喪情緒：商部在設法保護商人的時候卻無能為力，除非總督及其僚屬執行它的政策。
[67]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間的這些沖突，常常非各省督撫所能控制。
但是北京畢竟對所有省級正規官員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職和再委派的大權。
特别在清末數年，大多數巡撫事實上是由那個腐敗的慶親王精心挑選的，他們都對慶親王感恩戴德。
各省許多不順從的表現，是以巡撫、長期留任的胥吏和稅吏為一方與控制經濟企業乃至稅收等公共職能的省的和地方的紳士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複雜關系造成的。
這些紳士和各級小官僚&mdash&mdash不僅僅是巡撫或他們的屬員&mdash&mdash才是地方權力增長後的真正的受益者。
[68] 1907年改組而成的農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屬的局（它們已改組成為農工商務局），同時把局的下屬對照部中的機構重新作了安排。
1908年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使新設的農工商務局的等級同于鹽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的官員（勸業道）主持局務。
根據谕旨，勸業道同時對農工商部和郵傳部負責。
作為省一級的高級官員，勸業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當局挑選。
到1908年年底，已任命了9名勸業道。
雖然這件事實看來是農工商部的勝利，但沒有證據表明在1908年以後它對各省産生了任何巨大的影響。
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農工商部嚴重地喪失了熱情或使命感。
1907年繼載振之任的新農工商部尚書是另一個宗人溥颋，他為官直到清朝覆滅時為止，一直沒有有力的政治後盾，也沒有創造力。
第二，在清朝最後幾年，朝廷專心于它自己的派别鬥争，這顯然越來越導緻各省高級官員把他們任職的省份視同他們利益之所在。
例如，浙江人周善培從1908年10月至1911年夏季任四川省勸業道。
當鐵路國有化危機爆發時，他卻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
[69] 最後，北京在工業上的失敗隻不過是中央對各省的權力進一步減弱的部分表現而已。
朝廷允許通過各省咨議局表達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紳士和紳商更多地倒向它一邊。
但是結果使紳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間已經脆弱的關系更加不正常。
各省政府的權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緻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多數巡撫隻能唯紳士的馬首是瞻，或者幹脆逃命了事。
辦企業官員的出現 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試驗是想吸引商人投資于近代企業，但兩者都告失敗，這是由于官方提倡者如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未能使投資戶相信他們的利益不會被官方的經理所損害。
大約在20世紀頭10年商人們的回答既響亮又清楚：除非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合夥者，否則幹脆散夥。
但另一方面，個人和集體在這時也無力建立大規模企業，這表明商人們自己仍然過于軟弱和不團結，不能領導中國走向工業化。
由于官方提倡者不甘心或者不能夠放棄控制，結果在新安排中又出了歪門邪道，或者完全避開官辦，或者使它流于形式。
關鍵是出現了官僚企業家。
晚清對工商業作用的重新評價已經使近代企業在思想上受到尊重。
官員們最初無非是實行一般的監督，後來開始自己投資，承擔起管理職能，到最後又給企業做決策。
從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
但是盛宣懷辦他的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他的主要關心是要在官場飛黃騰達。
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
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着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利；而在有競争的企業中卻常常敗北。
[70] 甯可要健全的商業經營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到20世紀頭10年，有些官僚企業家開始獨立出資或者靠朋友籌集大多數甚至全部資本，他們以民間身份籌資，并無官方的正式照顧。
由于自負盈虧，所以他們比較容易地把自己的官守與企業家使命分開。
作為又能直接負責政府政策或者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經理和企業主，他們不再需要正式的官方照顧來保護企業而使之不受官方的剝削了。
約在1890年，有兩名中級官員上海道台悄悄地夥同商人向上海華新紗廠投資，他們看來在這種事業的發展中起了先鋒作用。
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對上海整個地區擁有壟斷權，照理他應給予抗議，但還是保持了緘默。
他也許非正式地同意這樣做，因為與此事有關聯的龔照瑗和聶緝椝兩道台，連同一個紳商銀行家嚴信厚，都出自李鴻章的門下。
[71] 華新紗廠在開辦階段有一些虧損以後，到了20世紀頭10年就變成了一個赢利的企業。
聶緝椝道台已經提升為巡撫，于是買下華新廠其他股東的全部股票，讓他的兩個兒子來辦廠。
現在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聶緝椝曾利用公款而不是自己出資購買他最初的股票。
官員挪用公款做私人資本，這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華新廠從官督或官商合辦的安排中徹底擺脫出來，這使&ldquo官&rdquo字有了新的意義：它現在指的是官員個人，不再有&ldquo政府&rdquo或者&ldquo官員集團&rdquo的意思了。
因此，華新廠事實上是一個私營企業，官員股東和商人股東以個人身份在企業中合作共事。
它不需要有正式的官方關系，因為官員是企業投資者的成員，他們能保證使企業得到官方的保護。
在以後十年期間，官僚企業家集投資者、經理和官方贊助人的作用于一身，他們能夠給新企業提供國家的保護，而不再使它們受國家的那種荒謬的控制了。
作為官僚企業家的周學熙和張謇 周學熙的父親周馥原為山東巡撫，在20世紀頭10年期間升任兩江總督，以後又當兩廣總督。
周學熙在1900年前後在袁世凱手下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袁世凱對他的經濟才能深為賞識，很快把他從候補道提升到實缺，然後任為鹽法道，最後在1907年任他為直隸省按察使。
1906年，作為督察直隸工業發展的總職責的一部分，他領導一個委員會以組織一個煤礦公司，然後自任公司的總辦。
[72] 灤州官礦有限公司是一個私營公司和官督企業的混合物。
大概因為中國政府與附近英國控制的開平礦務局之間争訟不息，周學熙決定稱該公司為官督商辦企業，由國家提供一部分資本。
然而礦内沒有督辦（這個頭銜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用來稱呼官督組織的主管的）。
代替督辦的是一個15人的董事會，其中兩人，一任總理，一任協理。
為了保證有效的控制，總理或協理每個人至少必須持有2000股股票，而其他13個董事和兩名審計每人必須至少持有1000股股票。
[73]每股股票合100兩，這就意味着17名高級職員持有至少1.9萬股股票，合銀190萬兩。
由于公司的資本在1908年開辦時是500萬兩（其中五分之三已收到），所以這筆款約占全部股票的四成。
當增加官股50萬兩，即資本的10%的時候，高級職員和政府兩者一起在股東會上在理論上就占多數了。
大投資戶也有重複投票權，即每50股一票，直到總數25票。
同時，隻有已經投資五股（合500兩）者可以提出建議，而持有50股（合5000兩）者可以投票表決。
因此購買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資戶就沒有發言權。
周學熙的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資戶隻能限于少數人，隻有他們才可以決策和管理公司。
雖然我們隻有17名最初的董事和職員的部分名單，但是從我們所掌握的9個人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袁世凱的部下，又是周學熙的朋友，有的是周學熙的安徽同鄉，有的是袁世凱的河南同鄉。
啟新洋灰公司是周學熙的另一個主要工業，它的組織和管理在許多方面和灤州煤礦很相似。
[74]但是，啟新這個私營公司沒有任何國家資本，隻是向天津（直隸）官銀号貸款40萬兩（以後被公司所償還）。
公司不斷賺取厚利，從不感到經濟匮乏。
頭一年周學熙就籌集到批準的100萬兩。
他得到的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他煤礦的那一批僚屬。
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分為二，以設立分廠。
公司于是要求增資150萬兩，供發展和擴充之用。
為了保證這一小批高級職員能繼續占支配地位，半數新股票保留給原先的股東認購，他們根據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權在規定期間購進。
另一半新股票不向普通公衆出售，而是賣給直隸省政府和使用該公司産品的各省鐵路公司。
但是公司的檔案表明，在以後的幾年，這幾方面沒有向公司投資。
很可能，這150萬兩全被原來的股東和他們的朋友認購。
同樣，當公司在此後不久另外要求增資30萬兩以建立一個北方分廠的時候，它特别限定老股東認購。
老股東們顯然設法滿足了增加新資本的需求，因為他們把他們的大部分股息和紅利進行了再投資。
周學熙繼續興辦其他企業。
1909年，他在北京組織了第一個自來水廠。
在1911&mdash1920年之間，他還賈其餘勇經營銀行業、玻璃廠和紡織業。
灤州煤礦在與比它大的開平煤礦合并以後營業繼續蒸蒸日上，而啟新也發展不已，終于支配了全國的洋灰市場。
周學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東們所得的利潤不斷地進行再投資；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東們因為是袁世凱手下的官員，能夠對公司提供政治保護。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系分裂，周學熙參加安福系，以他的經濟資源換取繼續對他政治上的支持。
張謇則是另一種官僚企業家。
在周學熙戀棧官位時，張謇已辭去了一切公職。
這個決定不是輕易作出的。
他的成年生活絕大部分花在伺機會試上面，終于經過僅僅幾次落第之後在1894年中了令人豔羨的狀元。
周學熙和張謇在他們尋求财政後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徑庭。
周學熙面向的是他的官場同寅，張謇則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張謇因丁憂從北京離職奔喪，被張之洞召見，要他辦一個現代紗廠。
他的家鄉南通是一個重要的産棉區，有着從事手工紡織業的長期傳統。
以前盛宣懷曾企圖在南通建立一個現代紗廠而遭到當地人的反對。
張之洞挑選張謇，不僅因為他是當地名流，比别人更能應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對，還因為張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為新建工廠提供資金。
[75] 張謇接受他的任務時，大概對如何組織和經營一個近代企業毫無成竹在胸。
他獲準建立一個私營公司，兩名與他有交情的當地棉織品商人幫助他組織了一個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員會來籌集資本。
他最初計劃開辦的紗廠完全用私人資金，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對國家提供資金。
張謇曾在幾位官員手下當過私人幕賓，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經驗；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見解，即經營近代工業必須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導。
張謇本人律身謹嚴，這确實使他産生了傳統的認識，即隻要負責的官員能幹廉明，官方的監督就會帶來好處。
當他的商人董事們發現他們無法籌足資金時，張謇乘機以官方提供的機器來彌補這個差額。
當有些商人抗議這會為官僚的幹預開方便之門時，張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說，他作為一個廉正的高級職員，&ldquo官有幹涉，謇獨當之&rdquo[76]。
幸虧這種對官商合辦的過分簡單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沒有堅持太久。
在以後的幾年，當他不顧一切地要為大生紗廠籌集足夠的資本時，他認識到他清白的名聲和善良的願望都不足以保證取得商人們的信任。
他還認識到，他的官場朋友們所作的給予支持的許諾附有種種條件，或者常常不能兌現。
張謇的兒子在為他寫的傳記中說：&ldquo上面的總督雖然贊助，而底下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拆台。
&rdquo[77]張謇遇到的困難，使他對商人和官員在設法興辦近代工業時所面臨的問題有了認識。
他們告訴他，他在慘淡經營時會遇到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限制。
同時，他們還幫助他下決心完全同官場一刀兩斷。
官僚的僵化和奴性使他作嘔；他開始認識到，從某種程度說，企業活動如果進
頒發獎勵屬于中央政府的職責範圍。
它們促使地方商人更加了解北京，并且使北京更有力地指導國家經濟政策。
有鑒于在1900年以前中央政府沒有定出新制度措施領導工業發展，所以此後北京千方百計想用建立新制度和開展新項目來抵消各省的優勢。
地方對工業發展的指導是在固有的限制之下勉力進行的。
第一，各省官員通常要輪換。
工業提倡者的努力常常被繼任人所否定。
第二，雖然中央政府沒有用财政的力量幫助它自己所有的大工業，它仍然保留着核準各省分配财政收入的權力。
不過一經中央政府核準，實際支出和由于這些支出而需要的一切贊助都是在省級領導人權力之下安排的。
這就分散了中央和省政府之間的權力，從而不可能按照國家的輕重緩急使工業能夠井然有序地發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清朝末年北京各部員司的品質愈來愈壞，所以北京各部的工作不見得比各省做得更好。
京師新設的各部 适用于商人和公司的不完善的商業法規，是中央官僚機構進行基本改革的産物。
改革首先是精簡傳統的六部，增設了一些新的部（見第七章）。
其次是在思想上确立了新的任務，即要增加新的管理領域和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
因此，在工商業方面北京組織了一個新的部，各省下設分署，并且鼓勵商人組織商會。
自從19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商部的概念已由著名商埠的商人如鄭觀應等播諸文章，但大約到1902年盛宣懷對它發生興趣時才予以認真考慮。
盛宣懷對此事的關心反映出，他不僅理解現代的經濟需要國家的指導，而且還因為他和各省工業領導人的關系并不那麼融洽。
雖然盛宣懷在擔任幾個大公司的官方督辦時頗有成就，但他的官階一向不夠高，所以他無論是在各省或是在北京都沒有獨立的權力基礎。
他在李鴻章手下開始他的官宦生涯，而在1895年以後李鴻章失勢的時候，張之洞成為他的新的庇護人。
但是，張之洞甯願躬親監管他的工業項目，所以他的庇護往往不足恃。
1902年，盛宣懷任宗人府丞和會辦商約大臣，這是中央政府的一個中等官員。
他建議設立一個新的部來指導工業和貿易事務。
盛宣懷的建議恰好和兩個滿族親王的類似意見相吻合。
醇親王二世（清帝的異母兄弟）和慶親王的兒子載振兩人剛剛分别從海外旅遊歸國，顯然因受到華僑商人的熱烈招待而深受感動。
雖然軍機大臣榮祿帶頭提出過一些反對意見，但是當他在1903年4月去世的時候反對意見便漸趨消失。
五個月以後商部正式宣告成立。
[57] 新成立的商部在開始時工作熱情很高。
它在官方地位上高于傳統的六部，僅次于外務部。
它擁有廣泛的管轄權，并且受權接管所有已由傳統各部和機構建立起來的重大工商業計劃。
它還計劃在各省建立直接對它負責的商務局。
商部尚書是載振。
他的父親慶親王為新成立的财政處起草一個全面改革國家财政的方案。
甚至傳說慶親王意欲将這個有權力的财政處置于新的商部之下。
報紙報道，北京書肆内關于工業和國際商業的書一售而空；官僚把這些書全部買去，準備自己參加新商部錄用人員的考試。
但是商部的存在沒有能滿足這些期望。
矛盾發生了，它未能促使其他各部和機構放棄它們的管轄權限。
例如，欽命的商務、商約和鐵路等官署都一如既往地進行工作，完全獨立于新成立的商部。
[58]同時，商部的财政經費也少得可憐；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償付庚子賠款之前的海關存款的利息。
由于存款利率以及大部分存款存在銀行的時間長短每年不同，因而商部花在拟訂新的經費方案上的時間比花在拟訂新的工業計劃上的時間要多。
[59]不過，商部失敗的最關鍵原因是載振及其同僚領導無方。
載振因放蕩腐化而聲名狼藉。
1907年5月，他被迫辭職，理由是他自己接受了某官員的一個身價很高的歌妓，并為他的父親慶親王弄到一筆10萬兩銀子的巨額賄賂。
[60]英國訓練出來的一個律師和外交家伍廷芳曾對商部的組織和章程有所幫助，在1903年擔任了四個月的商部左侍郎。
伍廷芳為人幹練正直，後來，陳壁接任了三年，而陳壁卻是個有名的貪官。
在1906年進行大整頓的時候，商部進行了大改組。
它對鐵路、船舶、郵電的管轄權都轉給新設的郵傳部。
由于這些交通通訊工業占用了當時用于開發的大部分資金（特别是外債），所以改組後并另外改名的農工商部就無職守可言了。
在1907年，它想法收回管理輪船招商局的權利。
但是，郵傳部則聲稱船政理應屬于它的權限。
農工商部争辯說，輪船招商局是商辦，因此得屬于它的管轄範圍。
最後它們同意讓郵傳部監管招商局的運輸政策（如經營的航運路線），而讓農工商部監管它的業務經營。
[61] 還不清楚為什麼要把指導國家的近代企業的責任如此是非不分地加以劃分，使之形成兩個部。
主要受益人看來就是袁世凱，他在1907&mdash1911年期間不同程度地控制了郵傳部。
因此，在盛宣懷在1911年成為郵傳部大臣之前，該部先後由袁世凱的門生陳壁、徐世昌和唐紹儀所領導；而部中一個有勢力的鐵道部門一直是由袁世凱的另一名幕僚梁士诒領導。
這在中央和各省的利害關系中間不是一個簡單的沖突。
1907年9月，袁世凱和張之洞都從外省任所被召回到北京任軍機大臣。
中央政府這時大概想把交通通訊工業&mdash&mdash在當時主要是鐵路&mdash&mdash集中于一個部管轄，以便進行統一發展鐵路的新的努力。
鐵路管理引起北京的特别注意&mdash&mdash不僅因為它具有經濟和戰略上的重要性，而且因為需要借大量外債作築路資金。
[62]袁世凱和張之洞調任軍機處，部分原因可能是要利用他們辦鐵路的長期經驗和興趣。
在1908年，張之洞又被任命為粵漢路和川漢路的督辦。
不過，如果說北京曾希望抓住鐵路經營的主動權的話，那麼它的策略又失敗了。
無論是袁世凱或是張之洞，都無法使各省的紳士和有名望的商人就範。
各省的反應 各省巡撫對在本省設立部屬省署的新計劃抱有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既然北京已無其他辦法，各省政府就用不同方式象征性地表示服從來搪塞應付。
由于各部都設法把新署局強加于省一級，各省便擴展自己的機構，把它們置于北京名義上的控制之下。
例如，1904年初，商部尚書載振奉旨計劃在各省建立商務局&mdash&mdash一個嶄新的官僚機構&mdash&mdash來為他的商部服務。
各省當局的回答是，他們早已有了商務局在執行這些任務。
事實上，張之洞在1896年就已第一個開始建立這樣的局來計劃近代的經濟政策，但是不久就利用它來籌集工業資本和謀取貸款。
張之洞的榜樣被其他省會紛紛效法，直到商人普遍對它們表示不歡迎時才停止。
在1903&mdash1904年的某個時候，廣州和上海這兩個主要的商務局被迫關門，因為它們不受歡迎。
[63] 1904年夏季，商部向各省的意願屈服了。
8月，各省原來所有商務局被正式指定為商部的分署，以指導各省一切工商發展事宜。
每局由一個經督撫遴選的商務議員領導，但他要經商部批準和任命。
商務議員應具備知府或候補道台的官銜，他必須精通工商事務，定期上報，編制統計表，進行調查研究，以及保護當地商人和歸國僑商。
他可以直接向商部打報告，但報告副本應呈送督撫衙署。
[64]這樣一來，商部任命商務議員隻是一種保全面子的辦法，各省卻擁有實權，既可以遴選他們自己推薦的候選人，又可以收到他們送給商部的報告的副本。
這一安排促使成立了更多的商務局。
1908年末，44名商務議員被任命，但是商部立即發現他們不執行商部的指示。
下面講幾件北京和各省省會之間行政上鈎心鬥角的事件，以說明商部的困境及其無能。
1904年末，商部已經在奏疏中申訴說，各省選派的商務議員都沒有工商業的知識。
&ldquo在各督撫中關心民瘼，認真遴選者固不乏人，而視為例差者亦複不少。
&rdquo[65]它請求朝廷命令總督們要更加勉力從事。
這說明困難之所在。
一個中央政府的部為了強迫一個不順從的省政府遵從它的指示，竟不得不求助于皇上的權力。
商部的創立者們原來希望它在各省做的事能多于傳統的一些部所做的事，但不幸的是，這個新部出現時正值中央政府更加依靠各省的新财源以償還國債之際。
1905年夏季，商部又向清帝訴苦說，所屬商務局都不執行它的命令。
雖然商部已經主動解決了對江蘇、江西、山東等省許多付不出存款的錢莊提出的破産索取權，但上海的一個案例把它基本上排除在外，使它不能插手解決，另有的省份對商部的信&ldquo有閱六七月未複者，有閱四五月未複者，疊經臣等督饬，文電交催，仍複遲延&rdquo[66]。
以後不久，有一個人向商部的《商務官報》投稿，表示了普遍存在的沮喪情緒：商部在設法保護商人的時候卻無能為力，除非總督及其僚屬執行它的政策。
[67] 然而，中央和各省官僚之間的這些沖突，常常非各省督撫所能控制。
但是北京畢竟對所有省級正規官員仍保留了有效的任命、免職和再委派的大權。
特别在清末數年，大多數巡撫事實上是由那個腐敗的慶親王精心挑選的，他們都對慶親王感恩戴德。
各省許多不順從的表現，是以巡撫、長期留任的胥吏和稅吏為一方與控制經濟企業乃至稅收等公共職能的省的和地方的紳士為另一方這兩者之間的複雜關系造成的。
這些紳士和各級小官僚&mdash&mdash不僅僅是巡撫或他們的屬員&mdash&mdash才是地方權力增長後的真正的受益者。
[68] 1907年改組而成的農工商部又想控制它所屬的局（它們已改組成為農工商務局），同時把局的下屬對照部中的機構重新作了安排。
1908年又采取了進一步的措施，使新設的農工商務局的等級同于鹽政局和巡防局，并由正式的官員（勸業道）主持局務。
根據谕旨，勸業道同時對農工商部和郵傳部負責。
作為省一級的高級官員，勸業道可能不再完全由省當局挑選。
到1908年年底，已任命了9名勸業道。
雖然這件事實看來是農工商部的勝利，但沒有證據表明在1908年以後它對各省産生了任何巨大的影響。
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農工商部嚴重地喪失了熱情或使命感。
1907年繼載振之任的新農工商部尚書是另一個宗人溥颋，他為官直到清朝覆滅時為止，一直沒有有力的政治後盾，也沒有創造力。
第二，在清朝最後幾年，朝廷專心于它自己的派别鬥争，這顯然越來越導緻各省高級官員把他們任職的省份視同他們利益之所在。
例如，浙江人周善培從1908年10月至1911年夏季任四川省勸業道。
當鐵路國有化危機爆發時，他卻反對中央政府的政策。
[69] 最後，北京在工業上的失敗隻不過是中央對各省的權力進一步減弱的部分表現而已。
朝廷允許通過各省咨議局表達民意，原希望使地方紳士和紳商更多地倒向它一邊。
但是結果使紳士名流和正式官僚之間已經脆弱的關系更加不正常。
各省政府的權力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以緻在辛亥革命爆發時，多數巡撫隻能唯紳士的馬首是瞻，或者幹脆逃命了事。
辦企業官員的出現 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的試驗是想吸引商人投資于近代企業，但兩者都告失敗，這是由于官方提倡者如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未能使投資戶相信他們的利益不會被官方的經理所損害。
大約在20世紀頭10年商人們的回答既響亮又清楚：除非我們是不折不扣的合夥者，否則幹脆散夥。
但另一方面，個人和集體在這時也無力建立大規模企業，這表明商人們自己仍然過于軟弱和不團結，不能領導中國走向工業化。
由于官方提倡者不甘心或者不能夠放棄控制，結果在新安排中又出了歪門邪道，或者完全避開官辦，或者使它流于形式。
關鍵是出現了官僚企業家。
晚清對工商業作用的重新評價已經使近代企業在思想上受到尊重。
官員們最初無非是實行一般的監督，後來開始自己投資，承擔起管理職能，到最後又給企業做決策。
從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
但是盛宣懷辦他的工業企業是次要的，他的主要關心是要在官場飛黃騰達。
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
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着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利；而在有競争的企業中卻常常敗北。
[70] 甯可要健全的商業經營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到20世紀頭10年，有些官僚企業家開始獨立出資或者靠朋友籌集大多數甚至全部資本，他們以民間身份籌資，并無官方的正式照顧。
由于自負盈虧，所以他們比較容易地把自己的官守與企業家使命分開。
作為又能直接負責政府政策或者能夠影響政府政策的經理和企業主，他們不再需要正式的官方照顧來保護企業而使之不受官方的剝削了。
約在1890年，有兩名中級官員上海道台悄悄地夥同商人向上海華新紗廠投資，他們看來在這種事業的發展中起了先鋒作用。
李鴻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對上海整個地區擁有壟斷權，照理他應給予抗議，但還是保持了緘默。
他也許非正式地同意這樣做，因為與此事有關聯的龔照瑗和聶緝椝兩道台，連同一個紳商銀行家嚴信厚，都出自李鴻章的門下。
[71] 華新紗廠在開辦階段有一些虧損以後，到了20世紀頭10年就變成了一個赢利的企業。
聶緝椝道台已經提升為巡撫，于是買下華新廠其他股東的全部股票，讓他的兩個兒子來辦廠。
現在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聶緝椝曾利用公款而不是自己出資購買他最初的股票。
官員挪用公款做私人資本，這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華新廠從官督或官商合辦的安排中徹底擺脫出來，這使&ldquo官&rdquo字有了新的意義：它現在指的是官員個人，不再有&ldquo政府&rdquo或者&ldquo官員集團&rdquo的意思了。
因此，華新廠事實上是一個私營企業，官員股東和商人股東以個人身份在企業中合作共事。
它不需要有正式的官方關系，因為官員是企業投資者的成員，他們能保證使企業得到官方的保護。
在以後十年期間，官僚企業家集投資者、經理和官方贊助人的作用于一身，他們能夠給新企業提供國家的保護，而不再使它們受國家的那種荒謬的控制了。
作為官僚企業家的周學熙和張謇 周學熙的父親周馥原為山東巡撫，在20世紀頭10年期間升任兩江總督，以後又當兩廣總督。
周學熙在1900年前後在袁世凱手下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袁世凱對他的經濟才能深為賞識，很快把他從候補道提升到實缺，然後任為鹽法道，最後在1907年任他為直隸省按察使。
1906年，作為督察直隸工業發展的總職責的一部分，他領導一個委員會以組織一個煤礦公司，然後自任公司的總辦。
[72] 灤州官礦有限公司是一個私營公司和官督企業的混合物。
大概因為中國政府與附近英國控制的開平礦務局之間争訟不息，周學熙決定稱該公司為官督商辦企業，由國家提供一部分資本。
然而礦内沒有督辦（這個頭銜是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用來稱呼官督組織的主管的）。
代替督辦的是一個15人的董事會，其中兩人，一任總理，一任協理。
為了保證有效的控制，總理或協理每個人至少必須持有2000股股票，而其他13個董事和兩名審計每人必須至少持有1000股股票。
[73]每股股票合100兩，這就意味着17名高級職員持有至少1.9萬股股票，合銀190萬兩。
由于公司的資本在1908年開辦時是500萬兩（其中五分之三已收到），所以這筆款約占全部股票的四成。
當增加官股50萬兩，即資本的10%的時候，高級職員和政府兩者一起在股東會上在理論上就占多數了。
大投資戶也有重複投票權，即每50股一票，直到總數25票。
同時，隻有已經投資五股（合500兩）者可以提出建議，而持有50股（合5000兩）者可以投票表決。
因此購買股票不到五股的投資戶就沒有發言權。
周學熙的方案清楚地表明，大投資戶隻能限于少數人，隻有他們才可以決策和管理公司。
雖然我們隻有17名最初的董事和職員的部分名單，但是從我們所掌握的9個人中可以看出，他們都是袁世凱的部下，又是周學熙的朋友，有的是周學熙的安徽同鄉，有的是袁世凱的河南同鄉。
啟新洋灰公司是周學熙的另一個主要工業，它的組織和管理在許多方面和灤州煤礦很相似。
[74]但是，啟新這個私營公司沒有任何國家資本，隻是向天津（直隸）官銀号貸款40萬兩（以後被公司所償還）。
公司不斷賺取厚利，從不感到經濟匮乏。
頭一年周學熙就籌集到批準的100萬兩。
他得到的支持大部分來自支持他煤礦的那一批僚屬。
在1912年，公司每股股票都一分為二，以設立分廠。
公司于是要求增資150萬兩，供發展和擴充之用。
為了保證這一小批高級職員能繼續占支配地位，半數新股票保留給原先的股東認購，他們根據所有股票的多寡有權在規定期間購進。
另一半新股票不向普通公衆出售，而是賣給直隸省政府和使用該公司産品的各省鐵路公司。
但是公司的檔案表明，在以後的幾年，這幾方面沒有向公司投資。
很可能，這150萬兩全被原來的股東和他們的朋友認購。
同樣，當公司在此後不久另外要求增資30萬兩以建立一個北方分廠的時候，它特别限定老股東認購。
老股東們顯然設法滿足了增加新資本的需求，因為他們把他們的大部分股息和紅利進行了再投資。
周學熙繼續興辦其他企業。
1909年，他在北京組織了第一個自來水廠。
在1911&mdash1920年之間，他還賈其餘勇經營銀行業、玻璃廠和紡織業。
灤州煤礦在與比它大的開平煤礦合并以後營業繼續蒸蒸日上，而啟新也發展不已，終于支配了全國的洋灰市場。
周學熙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管理有效率；大股東們所得的利潤不斷地進行再投資；以及他本人和其他主要股東們因為是袁世凱手下的官員，能夠對公司提供政治保護。
1916年袁世凱死後，北洋系分裂，周學熙參加安福系，以他的經濟資源換取繼續對他政治上的支持。
張謇則是另一種官僚企業家。
在周學熙戀棧官位時，張謇已辭去了一切公職。
這個決定不是輕易作出的。
他的成年生活絕大部分花在伺機會試上面，終于經過僅僅幾次落第之後在1894年中了令人豔羨的狀元。
周學熙和張謇在他們尋求财政後盾和管理支援的方式上也大相徑庭。
周學熙面向的是他的官場同寅，張謇則求助于商界。
1895年，張謇因丁憂從北京離職奔喪，被張之洞召見，要他辦一個現代紗廠。
他的家鄉南通是一個重要的産棉區，有着從事手工紡織業的長期傳統。
以前盛宣懷曾企圖在南通建立一個現代紗廠而遭到當地人的反對。
張之洞挑選張謇，不僅因為他是當地名流，比别人更能應付任何重新引起的反對，還因為張之洞正指望地方商人為新建工廠提供資金。
[75] 張謇接受他的任務時，大概對如何組織和經營一個近代企業毫無成竹在胸。
他獲準建立一個私營公司，兩名與他有交情的當地棉織品商人幫助他組織了一個有六名商人董事的委員會來籌集資本。
他最初計劃開辦的紗廠完全用私人資金，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反對國家提供資金。
張謇曾在幾位官員手下當過私人幕賓，有多年公共财政工作的經驗；他也持有一般人的見解，即經營近代工業必須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導。
張謇本人律身謹嚴，這确實使他産生了傳統的認識，即隻要負責的官員能幹廉明，官方的監督就會帶來好處。
當他的商人董事們發現他們無法籌足資金時，張謇乘機以官方提供的機器來彌補這個差額。
當有些商人抗議這會為官僚的幹預開方便之門時，張謇自恃清白地回答說，他作為一個廉正的高級職員，&ldquo官有幹涉，謇獨當之&rdquo[76]。
幸虧這種對官商合辦的過分簡單化的态度在他身上沒有堅持太久。
在以後的幾年，當他不顧一切地要為大生紗廠籌集足夠的資本時，他認識到他清白的名聲和善良的願望都不足以保證取得商人們的信任。
他還認識到，他的官場朋友們所作的給予支持的許諾附有種種條件，或者常常不能兌現。
張謇的兒子在為他寫的傳記中說：&ldquo上面的總督雖然贊助，而底下的官員沒有一個不拆台。
&rdquo[77]張謇遇到的困難，使他對商人和官員在設法興辦近代工業時所面臨的問題有了認識。
他們告訴他，他在慘淡經營時會遇到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限制。
同時，他們還幫助他下決心完全同官場一刀兩斷。
官僚的僵化和奴性使他作嘔；他開始認識到，從某種程度說，企業活動如果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