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關燈
小
中
大
危險。
[46]就像近衛的活動與1898年政府的活動相一緻那樣，他的活動在1901年又與民族主義的活動合流了。
1901年是黑龍會（它力圖使日本在黑龍江站穩腳跟）和近衛的國民對俄同志會成立的時間。
不屬于權勢圈子但仍處于執政上層集團邊緣的勢力，是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聯系的明治時期的自由派人士。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在日本進行争取政治自由主義的鬥争與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自由主義者的鬥争休戚相關。
他們大部分人雖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立憲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沖擊這一點上仍是熱誠的&ldquo亞洲主義者&rdquo。
早期的自由黨作者和社論撰稿人都敏銳地了解朝鮮的狀況，并且要像在日本那樣也在朝鮮提倡自由主義。
大井憲太郎在1885年為了自由的目的對朝鮮發動了一場異想天開的對外擴張的遠征，在同一時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締的東洋社會黨的創辦人樽井藤吉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合邦論》，号召日本和朝鮮合并成一個稱為&ldquo大東&rdquo的國家。
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都認為種族戰争正在迅速降臨，再也不能采取不徹底的措施了。
必須建立亞洲的團結。
這些計劃既包括狹隘的地區觀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義和信仰；它們既吸引着最壞的明治時期本國至上論者和沙文主義者，也對最優秀的明治時期普遍拯救論者有号召力。
同樣，像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論家堅持把中國的維新和日本的維新結合起來，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經組織了興亞會。
甚至随着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從而使争取議會自由運動的主流更加靠攏明治政府以後，主流中的激進派，即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利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烈興趣去維護其先驅者的亞洲意識，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
[47] 日本的自由主義左派提供了他們私人與中國革命派合作的鮮明例子。
宮崎滔天被孫中山稱頌為&ldquo今之俠客也。
識見高遠，抱負不凡。
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
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rdquo。
宮崎及其幾個弟兄從早期自由主義運動中脫穎而出，他們試驗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喬治的單一稅解決法，并且獻身于中國的革命事業。
[48] 由于這些關于危機、信仰和覺悟的論旨在明治時期的環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能與上面簡單介紹過的許多集團有着多方面的融洽關系，就不足為奇了。
許多重要事件的關系純粹出于命定的巧合。
例如，政黨運動的兩個領導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執政時正值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造成的危機觸發了戊戌變法之際。
宮崎滔天的終生事業的開始、孫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見、北京的百日維新、大隈和闆垣的憲政黨内閣的産生、同文會的成立、中國維新派的逃亡日本、學生運動的發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來了。
上面已經指出，在政治避難中自然地成為上層人物的中國維新派受到了高級日本人士的照顧和殷勤接待。
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層人士提供了幫助，使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日本。
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會的領袖近衛親王穿針引線，而且他暗中參與了此事的全過程。
康有為會見了日本領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與近衛本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中近衛把明治中興的長期準備與百日維新表面上的倉促進行作了對比。
近衛強調了他一貫的主張，即關心中日兩國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為必須實行亞洲門羅主義。
但是近衛集團感覺到，康有為名聲太大，不宜長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衛籌集了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供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
梁啟超也與近衛及其他地位顯赫的日本人會過面。
1899年近衛親自來中國。
他在中國幾次與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進行長談。
張之洞就日本讓康、梁避難以及梁的著作對中國的留日學生可能産生害處之事表示抗議。
近衛不同意這個抗議，也不同意把維新派說得那麼重要，他甯願把話題扯到他愛談的中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事務方面。
在此以前不久，近衛還在香港會見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經費的宮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華南的政治形勢。
[49] 像宮崎和平山那樣活躍的自由派，在中國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國的維新派或日本的貴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
1900年，宮崎大力促使康有為和孫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為的懷疑，以緻最後他被新加坡當局逮捕，而近衛在他日記中提到此事時，罵他的同胞[宮崎]為&ldquo陰謀者&rdquo。
發展與學生運動的關系也需要時間。
在早期，當留學生仍被謹慎地資助并且偏重于學術活動時，孫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支持還比較少。
但後來随着留學生人數的增加、人員的日趨複雜以及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強，革命的情緒蔓延滋長起來了。
同時日本的民族情緒因為事實上正掉頭去反對俄國，所以對上述情況并沒有立刻引起不舒服。
結果中國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國留學生中間找到了為他們的活動作了較好準備的場所。
孫中山在1895年廣州第一次起義的嘗試失敗後，已經逃到了日本。
他在橫濱剪掉了辮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
他後來回憶說：&ldquo中日戰争後，日本人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
&rdquo他從日本前往倫敦，在那裡，中國公使館對他的扣留和幾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閱讀的《倫敦被難記》一書中作了詳細的叙述。
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
這時他結識了宮崎和平山。
他們原先應犬養毅的要求去中國調查政治，在那裡從孫中山的朋友處聽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
孫中山很快對他的新朋友産生了吸引力。
雖然他們聽命于犬養，并且确實把孫中山介紹給他，但他們卻忠于孫中山，忠于與孫共同持有的振興亞洲的觀點。
他們的第一項合作事業就是通過購買和運輸武器以及小股冒險者去援助阿基納爾多的菲律賓革命的計劃。
像那艘陳舊不堪的船隻因超重運輸槍炮而沉沒那樣，這次行動也失敗了，使幾個日本冒險者喪了命。
在第二個行動中，日本人試圖在&ldquo百日維新&rdquo的災難性失敗以後使中國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合起來，但也毫無成果。
雖然革命派和維新派同樣依靠日本人的庇護，而且接觸同一批日本人（宮崎曾與康有為在香港會晤過，平山曾陪同梁啟超到橫濱），但中國的維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不如自己。
早期得到犬養和近衛幫助成立的學校，很快就處于維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
在此期間，日本人中間的自由派冒險家卻傾向于活躍的革命派，而不傾向于維新派。
1900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未遂的起義名義上都得到這兩派中國人的支持，但此後，在急于進行變革的中國人中間就長期出現了分裂。
[50] 1900年夏末，孫中山試圖在廣東省策動一次革命，發動時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
起義的基地是當時已被日本人占領的台灣島。
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産生了一種期望，即日本将利用華北義和團之亂而進入華南。
廈門事實上一度被日軍所占領，這是為了對付一場策劃好的反日&ldquo挑釁&rdquo。
孫中山計劃成立一個有幾名日本人擔任要職的臨時政府。
他的一個夥伴搜羅了廣東省的秘密會社成員，開始領他們前往廈門，以迎接預期來自日本的人員和武器供應。
在開始的幾次戰鬥中，造反者所向無敵。
但到起義開始兩個星期後，當孫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會來到時，就傳話放棄這一嘗試。
帶着最後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軍手中并且被殺害。
孫中山在為山田良政建碑的紀念詞中寫道：&ldquo君不以政府忻厭為意，銜命冒險，雖死不辱，以殉其主義，斯其難能可貴者。
&rdquo[51] 1900年的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試圖以來自印度支那和美國的支持來進行革命，但都沒有成功（法國總督曾經邀請他在1903年前去訪問印度支那；在美國，他曾試圖支配三合會的領袖）。
這些失敗，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過去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華南秘密會社的成員無紀律和不可靠而産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應從中國的留日學生（特别是從軍事學校的留學生）中吸收人員。
當孫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國逗留期間，學生運動明顯地發展了。
日本反俄情緒的高漲也很重要。
黑龍會會員們看到他們的民族主義順應着亞洲出現的機會，并且認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國人對滿洲的統治就将失去理論根據。
因此，在黑龍會的正史中寫道：&ldquo日本人在援助華南革命的行動中，同時發揚了愛國心和俠義精神。
&rdquo[52]在此期間，原在1903年因抗俄組成的學生義勇隊又為革命增添了力量。
例如，黃興回湖南企圖發動一次起義。
他開始時擔任一所日語學校的教員，但同時還印刷和分發陳天華的革命小冊子。
實際上，在他創辦的早期革命組織華興會中活動的每一個成員，都已經是或者即将成為留日的學生。
但是在這個組織策動一次計劃在1904年爆發的起義之前，清當局襲擊了黃興的住所和他的日語學校，主要人物勉強沿着危險而困難的路線返回日本。
在日本，曾經幫助過孫中山的這幾個日本人立刻與他接觸。
他與孫中山一樣，接受了&ldquo同文同種&rdquo的論點，并且與宋教仁一起，也成為日本人鼓勵和援助的對象。
[53] 孫中山回東京時正是1905年夏末學潮高漲之時。
他的革命綱領和口号已被制定出來。
這時所缺乏的就是一個新的組織，但經過他和日本朋友給他介紹的黃興的共同合作，這種組織出現了。
經過一系列籌備會議以後，1905年7月30日在黑龍會首領内田良平家中組成同盟會。
約有70人出席，實際上全是中國留學生，他們代表了18個省中的17個省。
正式的成立大會定在8月20日舉行，這次是在坂本金彌家中舉行的。
有三位日本人&mdash&mdash宮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長知&mdash&mdash是正式會員，宮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權，以便作為該會的日本代表談判武器給養。
同盟會在留學生原在東京成立的各省同鄉會的基礎上組成；它另外還有傳統秘密會社的宣誓儀式和秘密活動的特點，這些都是以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西方學習時拟訂出來的）和五個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義進行的。
這樣，同盟會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通過留學日本以尋求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具體成果。
關于同盟會宣傳的思想内容及其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的政治鬥争，另有論述（見第九章）。
同盟會的領袖有時面臨一種艱巨的任務，即要對付某些革命派，因為後者不大相信日本輿論中的溫和路線。
胡漢民在《民報》撰文，為大隈伯爵的&ldquo善意&rdquo中隐隐流露出來的恩賜觀點和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政府更為明顯的冷遇進行解釋和辯護。
[54]在1907年以後，當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亞洲各國邊界線的協定中選擇正式與帝國主義合作，并要求孫中山離開日本時，甚至這些解釋也不夠了。
孫中山的離日，像康有為八年前一樣，也得到外務省秘密資金的安撫，這樣就可以防止公開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義友人的憤怒；但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們的東京根據地，從而使同盟會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靠近中國的其他地方。
孫中山離開後，留學生因同盟會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識而産生的離心傾向，削弱了它的團結和力量。
但是随着中國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義和不滿情緒的不斷增長而出現的更重要的傾向，卻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最後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好處，雖然這些傾向并不直接給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響衰退了。
宮崎和萱野等革命黨的代理人卻成了政府監視和懷疑的目标。
他們的秘密訪問日本的中國友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漸變成了一個特别危險的帝國主義強國的形象，而它鄰近中國和容易到達中國的有利條件也更加令人擔心。
辛亥革命爆發時，人們發現孫中山從美國啟程，不是回中國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國，這是因為他希望遏制可能發生的日本幹涉；而東京政府本身也對事态的發展一點沒有把握，所以它疏遠了幾乎所有可能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候選人。
在滿洲，受日本軍隊支持的冒險家們最早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親日緩沖國。
在其他地方，孫中山的（ 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動，但卻不能提供或保證提供其同胞們的支援。
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設法每天向黑龍會首領内田良平打電報，報告混亂的政治局勢。
他後來退隐著書立說，頗有創見地解釋了日本的資産階級&mdash帝國主義社會為什麼不能在重要的良機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為什麼不能與一個為誕生而奮鬥的中華共和國建立信任關系。
包括宮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與孫中山的關系如此密切，以緻他們在革命政府失敗後也與孫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
孫中山在短暫的成功之後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時他表明比過去更願意作出關于日本在滿洲享有利益的諾言。
[55] 日本人還在近代中國更長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
當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mdash1906年；1908&mdash1911年）強調高壓的帝國主義政策和西園寺（1906&mdash1908年；1911&mdash1912年）執政下的較溫和的路線之間進行更替時，社會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找機會在演說和出版物中表達他們對議會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見。
宮崎滔天的弟兄宮崎民藏是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的堅定擁護者，并在革命刊物《民報》中發表了兩篇文章。
沒有理由可以懷疑這類觀點和人事往來對孫中山土地問題觀點産生的影響。
[56] 在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可以找到更為直接的影響。
早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關于俄國虛無主義的著作。
日本的激進派後來認為他們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東洋社會黨之事即與這些著作有關。
1902年以後，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在日本不斷發展。
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了一本關于俄國革命運動的有影響的著作，它着重談了三個階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學、宣傳鼓動和暗殺恐怖活動。
這本著作對中國革命派有影響。
日俄戰争進一步助長了日本人對俄國的興趣，像二葉亭四迷那樣受歡迎的小說家和成為戰争化身的民間英雄廣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
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過日譯文傳入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中的。
就在這幾年，俄國革命派中的個别英雄人物開始成為非常适合中國留學生仿效的典範。
這十年中在個别愛國的自殺行動中，在留學生以先驅者自任的意識中，在他們對其政府的暴政的厭惡情緒中表現出來的激情，似乎都與俄國的事例有關。
經過1905年的短暫革命後，一批俄國的避難者和革命派前往長崎。
啟程前往安南的孫中山通過黑龍會和萱野的介紹會見了他們。
宮崎_萱野集團和這些俄國人一起辦了名為《革命評論》的雜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進程。
雖然這個雜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締，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湧現的氣氛中産生的。
《光》、《平民新聞》、《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從它們的名稱中看出社會批判的潮流。
當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轉奉無政府主義時，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運動内部發生的重大轉折的情況。
有一個時期，《民報》和《革命評論》互相借鑒，互相标榜。
《民報》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張繼等人的手中，他們甚至在孫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
這些人根本不親日（章炳麟對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負确實有強烈的批判傾向），也不親西方。
但他們與日本的處境相同的人一樣，也處在激進知識分子的大潮流中。
他們譴責西方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們道德上的責難和審判雖然是以無政府的激進主義表達出來的，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他們自身傳統中反對資産階級物質主義的哲學思潮。
關于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響這個大問題，不屬于本章讨論的範圍。
[57]中國人在借鑒思想意識方面，越來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從日文譯成的中譯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難以确定的。
但是兩國的激進思潮顯然不能孤立起來加以考慮。
對留日的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的激進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
景梅九的日記明确地指出，對一個有影響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聽到像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的講話是多麼重要。
日本人的激進主義在東京的華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58] 日本的影響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它補充和強化了中國人經曆的更大的變革潮流。
革命派本身在策劃第一次革命時也不是決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瑪麗的說法：&ldquo他們創造了一個傳統，而不是一次革命。
&rdquo[59]要衡量中國領袖人物個人在與日本人交往時
[46]就像近衛的活動與1898年政府的活動相一緻那樣，他的活動在1901年又與民族主義的活動合流了。
1901年是黑龍會（它力圖使日本在黑龍江站穩腳跟）和近衛的國民對俄同志會成立的時間。
不屬于權勢圈子但仍處于執政上層集團邊緣的勢力，是與自由民權運動有聯系的明治時期的自由派人士。
他們之中的許多人認為，他們在日本進行争取政治自由主義的鬥争與亞洲其他各國人民的自由主義者的鬥争休戚相關。
他們大部分人雖然利用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立憲思想，但在抵制西方的沖擊這一點上仍是熱誠的&ldquo亞洲主義者&rdquo。
早期的自由黨作者和社論撰稿人都敏銳地了解朝鮮的狀況，并且要像在日本那樣也在朝鮮提倡自由主義。
大井憲太郎在1885年為了自由的目的對朝鮮發動了一場異想天開的對外擴張的遠征，在同一時期，很快被日本警方取締的東洋社會黨的創辦人樽井藤吉寫了一本小冊子《大東合邦論》，号召日本和朝鮮合并成一個稱為&ldquo大東&rdquo的國家。
他和其他一些人一樣，都認為種族戰争正在迅速降臨，再也不能采取不徹底的措施了。
必須建立亞洲的團結。
這些計劃既包括狹隘的地區觀念和傲慢自大，也含有理想主義和信仰；它們既吸引着最壞的明治時期本國至上論者和沙文主義者，也對最優秀的明治時期普遍拯救論者有号召力。
同樣，像中江兆明等自由派理論家堅持把中國的維新和日本的維新結合起來，并且早在1881年，植木枝盛已經組織了興亞會。
甚至随着1889年頒布明治憲法從而使争取議會自由運動的主流更加靠攏明治政府以後，主流中的激進派，即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利用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熱烈興趣去維護其先驅者的亞洲意識，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了。
[47] 日本的自由主義左派提供了他們私人與中國革命派合作的鮮明例子。
宮崎滔天被孫中山稱頌為&ldquo今之俠客也。
識見高遠，抱負不凡。
具懷仁慕義之心，發拯危扶傾之志。
日憂黃種陵夷，憫支那削弱&rdquo。
宮崎及其幾個弟兄從早期自由主義運動中脫穎而出，他們試驗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喬治的單一稅解決法，并且獻身于中國的革命事業。
[48] 由于這些關于危機、信仰和覺悟的論旨在明治時期的環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獻身的人能與上面簡單介紹過的許多集團有着多方面的融洽關系，就不足為奇了。
許多重要事件的關系純粹出于命定的巧合。
例如，政黨運動的兩個領導人大隈重信和犬養毅執政時正值帝國主義在中國擴張造成的危機觸發了戊戌變法之際。
宮崎滔天的終生事業的開始、孫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見、北京的百日維新、大隈和闆垣的憲政黨内閣的産生、同文會的成立、中國維新派的逃亡日本、學生運動的發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來了。
上面已經指出，在政治避難中自然地成為上層人物的中國維新派受到了高級日本人士的照顧和殷勤接待。
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層人士提供了幫助，使康有為和梁啟超逃亡日本。
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會的領袖近衛親王穿針引線，而且他暗中參與了此事的全過程。
康有為會見了日本領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與近衛本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在談話中近衛把明治中興的長期準備與百日維新表面上的倉促進行作了對比。
近衛強調了他一貫的主張，即關心中日兩國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認為必須實行亞洲門羅主義。
但是近衛集團感覺到，康有為名聲太大，不宜長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衛籌集了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供康有為前往加拿大的溫哥華。
梁啟超也與近衛及其他地位顯赫的日本人會過面。
1899年近衛親自來中國。
他在中國幾次與具有維新思想的官員進行長談。
張之洞就日本讓康、梁避難以及梁的著作對中國的留日學生可能産生害處之事表示抗議。
近衛不同意這個抗議，也不同意把維新派說得那麼重要，他甯願把話題扯到他愛談的中日合作和共同關心的事務方面。
在此以前不久，近衛還在香港會見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經費的宮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華南的政治形勢。
[49] 像宮崎和平山那樣活躍的自由派，在中國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國的維新派或日本的貴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
1900年，宮崎大力促使康有為和孫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為的懷疑，以緻最後他被新加坡當局逮捕，而近衛在他日記中提到此事時，罵他的同胞[宮崎]為&ldquo陰謀者&rdquo。
發展與學生運動的關系也需要時間。
在早期，當留學生仍被謹慎地資助并且偏重于學術活動時，孫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國留日學生的支持還比較少。
但後來随着留學生人數的增加、人員的日趨複雜以及政治活動的日益加強，革命的情緒蔓延滋長起來了。
同時日本的民族情緒因為事實上正掉頭去反對俄國，所以對上述情況并沒有立刻引起不舒服。
結果中國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國留學生中間找到了為他們的活動作了較好準備的場所。
孫中山在1895年廣州第一次起義的嘗試失敗後，已經逃到了日本。
他在橫濱剪掉了辮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
他後來回憶說：&ldquo中日戰争後，日本人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
&rdquo他從日本前往倫敦，在那裡，中國公使館對他的扣留和幾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閱讀的《倫敦被難記》一書中作了詳細的叙述。
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
這時他結識了宮崎和平山。
他們原先應犬養毅的要求去中國調查政治，在那裡從孫中山的朋友處聽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
孫中山很快對他的新朋友産生了吸引力。
雖然他們聽命于犬養，并且确實把孫中山介紹給他，但他們卻忠于孫中山，忠于與孫共同持有的振興亞洲的觀點。
他們的第一項合作事業就是通過購買和運輸武器以及小股冒險者去援助阿基納爾多的菲律賓革命的計劃。
像那艘陳舊不堪的船隻因超重運輸槍炮而沉沒那樣，這次行動也失敗了，使幾個日本冒險者喪了命。
在第二個行動中，日本人試圖在&ldquo百日維新&rdquo的災難性失敗以後使中國的革命派和維新派聯合起來，但也毫無成果。
雖然革命派和維新派同樣依靠日本人的庇護，而且接觸同一批日本人（宮崎曾與康有為在香港會晤過，平山曾陪同梁啟超到橫濱），但中國的維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認為他們的文化和社會地位不如自己。
早期得到犬養和近衛幫助成立的學校，很快就處于維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
在此期間，日本人中間的自由派冒險家卻傾向于活躍的革命派，而不傾向于維新派。
1900年，唐才常在漢口發動的未遂的起義名義上都得到這兩派中國人的支持，但此後，在急于進行變革的中國人中間就長期出現了分裂。
[50] 1900年夏末，孫中山試圖在廣東省策動一次革命，發動時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
起義的基地是當時已被日本人占領的台灣島。
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産生了一種期望，即日本将利用華北義和團之亂而進入華南。
廈門事實上一度被日軍所占領，這是為了對付一場策劃好的反日&ldquo挑釁&rdquo。
孫中山計劃成立一個有幾名日本人擔任要職的臨時政府。
他的一個夥伴搜羅了廣東省的秘密會社成員，開始領他們前往廈門，以迎接預期來自日本的人員和武器供應。
在開始的幾次戰鬥中，造反者所向無敵。
但到起義開始兩個星期後，當孫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會來到時，就傳話放棄這一嘗試。
帶着最後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軍手中并且被殺害。
孫中山在為山田良政建碑的紀念詞中寫道：&ldquo君不以政府忻厭為意，銜命冒險，雖死不辱，以殉其主義，斯其難能可貴者。
&rdquo[51] 1900年的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試圖以來自印度支那和美國的支持來進行革命，但都沒有成功（法國總督曾經邀請他在1903年前去訪問印度支那；在美國，他曾試圖支配三合會的領袖）。
這些失敗，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過去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華南秘密會社的成員無紀律和不可靠而産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應從中國的留日學生（特别是從軍事學校的留學生）中吸收人員。
當孫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國逗留期間，學生運動明顯地發展了。
日本反俄情緒的高漲也很重要。
黑龍會會員們看到他們的民族主義順應着亞洲出現的機會，并且認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國人對滿洲的統治就将失去理論根據。
因此，在黑龍會的正史中寫道：&ldquo日本人在援助華南革命的行動中，同時發揚了愛國心和俠義精神。
&rdquo[52]在此期間，原在1903年因抗俄組成的學生義勇隊又為革命增添了力量。
例如，黃興回湖南企圖發動一次起義。
他開始時擔任一所日語學校的教員，但同時還印刷和分發陳天華的革命小冊子。
實際上，在他創辦的早期革命組織華興會中活動的每一個成員，都已經是或者即将成為留日的學生。
但是在這個組織策動一次計劃在1904年爆發的起義之前，清當局襲擊了黃興的住所和他的日語學校，主要人物勉強沿着危險而困難的路線返回日本。
在日本，曾經幫助過孫中山的這幾個日本人立刻與他接觸。
他與孫中山一樣，接受了&ldquo同文同種&rdquo的論點，并且與宋教仁一起，也成為日本人鼓勵和援助的對象。
[53] 孫中山回東京時正是1905年夏末學潮高漲之時。
他的革命綱領和口号已被制定出來。
這時所缺乏的就是一個新的組織，但經過他和日本朋友給他介紹的黃興的共同合作，這種組織出現了。
經過一系列籌備會議以後，1905年7月30日在黑龍會首領内田良平家中組成同盟會。
約有70人出席，實際上全是中國留學生，他們代表了18個省中的17個省。
正式的成立大會定在8月20日舉行，這次是在坂本金彌家中舉行的。
有三位日本人&mdash&mdash宮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長知&mdash&mdash是正式會員，宮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權，以便作為該會的日本代表談判武器給養。
同盟會在留學生原在東京成立的各省同鄉會的基礎上組成；它另外還有傳統秘密會社的宣誓儀式和秘密活動的特點，這些都是以三民主義（這是孫中山在西方學習時拟訂出來的）和五個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義進行的。
這樣，同盟會最大程度地體現了中國通過留學日本以尋求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具體成果。
關于同盟會宣傳的思想内容及其與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思想的政治鬥争，另有論述（見第九章）。
同盟會的領袖有時面臨一種艱巨的任務，即要對付某些革命派，因為後者不大相信日本輿論中的溫和路線。
胡漢民在《民報》撰文，為大隈伯爵的&ldquo善意&rdquo中隐隐流露出來的恩賜觀點和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政府更為明顯的冷遇進行解釋和辯護。
[54]在1907年以後，當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亞洲各國邊界線的協定中選擇正式與帝國主義合作，并要求孫中山離開日本時，甚至這些解釋也不夠了。
孫中山的離日，像康有為八年前一樣，也得到外務省秘密資金的安撫，這樣就可以防止公開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義友人的憤怒；但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們的東京根據地，從而使同盟會的活動中心逐漸轉移到了靠近中國的其他地方。
孫中山離開後，留學生因同盟會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識而産生的離心傾向，削弱了它的團結和力量。
但是随着中國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義和不滿情緒的不斷增長而出現的更重要的傾向，卻一如既往地向前發展，最後給革命運動帶來了好處，雖然這些傾向并不直接給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響衰退了。
宮崎和萱野等革命黨的代理人卻成了政府監視和懷疑的目标。
他們的秘密訪問日本的中國友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漸變成了一個特别危險的帝國主義強國的形象，而它鄰近中國和容易到達中國的有利條件也更加令人擔心。
辛亥革命爆發時，人們發現孫中山從美國啟程，不是回中國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國，這是因為他希望遏制可能發生的日本幹涉；而東京政府本身也對事态的發展一點沒有把握，所以它疏遠了幾乎所有可能在中國取得政權的候選人。
在滿洲，受日本軍隊支持的冒險家們最早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親日緩沖國。
在其他地方，孫中山的（ 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動，但卻不能提供或保證提供其同胞們的支援。
社會主義者兼民族主義者北一輝與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設法每天向黑龍會首領内田良平打電報，報告混亂的政治局勢。
他後來退隐著書立說，頗有創見地解釋了日本的資産階級&mdash帝國主義社會為什麼不能在重要的良機中樹立自己的領導地位，為什麼不能與一個為誕生而奮鬥的中華共和國建立信任關系。
包括宮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與孫中山的關系如此密切，以緻他們在革命政府失敗後也與孫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
孫中山在短暫的成功之後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時他表明比過去更願意作出關于日本在滿洲享有利益的諾言。
[55] 日本人還在近代中國更長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
當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mdash1906年；1908&mdash1911年）強調高壓的帝國主義政策和西園寺（1906&mdash1908年；1911&mdash1912年）執政下的較溫和的路線之間進行更替時，社會主義左派知識分子偶爾也找機會在演說和出版物中表達他們對議會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見。
宮崎滔天的弟兄宮崎民藏是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的堅定擁護者，并在革命刊物《民報》中發表了兩篇文章。
沒有理由可以懷疑這類觀點和人事往來對孫中山土地問題觀點産生的影響。
[56] 在無政府主義思潮中可以找到更為直接的影響。
早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就出版了關于俄國虛無主義的著作。
日本的激進派後來認為他們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東洋社會黨之事即與這些著作有關。
1902年以後，對無政府主義的興趣在日本不斷發展。
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寫了一本關于俄國革命運動的有影響的著作，它着重談了三個階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學、宣傳鼓動和暗殺恐怖活動。
這本著作對中國革命派有影響。
日俄戰争進一步助長了日本人對俄國的興趣，像二葉亭四迷那樣受歡迎的小說家和成為戰争化身的民間英雄廣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國的價值觀和文化的影響。
無政府主義這個術語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過日譯文傳入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中的。
就在這幾年，俄國革命派中的個别英雄人物開始成為非常适合中國留學生仿效的典範。
這十年中在個别愛國的自殺行動中，在留學生以先驅者自任的意識中，在他們對其政府的暴政的厭惡情緒中表現出來的激情，似乎都與俄國的事例有關。
經過1905年的短暫革命後，一批俄國的避難者和革命派前往長崎。
啟程前往安南的孫中山通過黑龍會和萱野的介紹會見了他們。
宮崎_萱野集團和這些俄國人一起辦了名為《革命評論》的雜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的進程。
雖然這個雜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締，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湧現的氣氛中産生的。
《光》、《平民新聞》、《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從它們的名稱中看出社會批判的潮流。
當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轉奉無政府主義時，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會主義運動内部發生的重大轉折的情況。
有一個時期，《民報》和《革命評論》互相借鑒，互相标榜。
《民報》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張繼等人的手中，他們甚至在孫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對無政府主義發生興趣。
這些人根本不親日（章炳麟對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負确實有強烈的批判傾向），也不親西方。
但他們與日本的處境相同的人一樣，也處在激進知識分子的大潮流中。
他們譴責西方以及資本主義社會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們道德上的責難和審判雖然是以無政府的激進主義表達出來的，但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他們自身傳統中反對資産階級物質主義的哲學思潮。
關于日本對近代中國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響這個大問題，不屬于本章讨論的範圍。
[57]中國人在借鑒思想意識方面，越來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從日文譯成的中譯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難以确定的。
但是兩國的激進思潮顯然不能孤立起來加以考慮。
對留日的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的激進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
景梅九的日記明确地指出，對一個有影響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聽到像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的講話是多麼重要。
日本人的激進主義在東京的華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58] 日本的影響當然不是決定性的，但它補充和強化了中國人經曆的更大的變革潮流。
革命派本身在策劃第一次革命時也不是決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瑪麗的說法：&ldquo他們創造了一個傳統，而不是一次革命。
&rdquo[59]要衡量中國領袖人物個人在與日本人交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