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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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警察抓人，這就給留學生以口實來指責中國當局使用日本警察，要他們把本國國民從享受豁免權的中國使館中趕出去。
由于學生們早已聽到蔡鈞已經上疏北京，說他們中間有人傾向革命，所以他們的憤怒更趨于白熱化。
被捕和被驅逐出境的吳稚晖在被押送經過東京的煅冶橋時，企圖跳河自殺。
梁啟超也卷進了這場糾紛，他在他的《新民叢報》中譴責公使是&ldquo文明之敵&rdquo。
實藤調查了當時的14種報紙，除了兩種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學生。
經過日本官員和私人的廣泛調解，達成了放寬學生保證這一規定的妥協。
同時，中國公使館任命一名官員擔任學生監督。
此後不久公使被替換，這九名留學生即進入成城學校就學。
[31] 第二年，中國政府把攻讀軍事的留學生轉到一所為入日本軍事學校而新辦的預科學校。
這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公使的呼籲所作的相應措施，因為新公使提出，日本陸軍着重忠君愛國，服從長官，無不服管教或反對政府之危險。
清政府作出規定，将選派100名18&mdash22歲的官費留學生去受軍事教育。
同時，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辦了一所學校，使自費留學生也得以受軍事教育，盡管北京政府抵制這種學校。
[32] 1903年中國留學生成功地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把中國少數民族和福建人的産品放在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中展出。
大阪商人也參加抗議。
但到那時為止，這些糾紛都沒有導緻中日對抗。
由于這些年來日本反俄思潮泛濫（寺尾亨教授就是積極推動戰争的&ldquo七主戰論者&rdquo之一），所以下一個事件，即發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發生對抗了。
這次運動的引起是由于俄國拒絕按期撤出滿洲和俄國對華提出了它開始否認後來又承認的&ldquo七條要求&rdquo（奇怪的是它們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ldquo二十一條&rdquo要求），因為俄國人想長期在滿洲盤踞。
中國的留學生從日本的報刊收集情報，這些報刊對将會長期危害日本在滿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
沒有明顯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動學生舉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還因害怕造成外交麻煩而加以阻撓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動無疑與日本的輿論是一緻的，并且還受到後者的歡迎。
留學生自己在神田學生會中組織起來，組成第一個拒俄義勇隊，後來又組成學生軍。
留學生在慷慨激昂的場面中簽名發表他們視死如歸的聲明，并且派代表回國敦促袁世凱總督宣戰。
不過袁世凱的屬員反而勸他們再去讀書。
中國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
[33]日本外務省在接見北京的代表後，警告留學生說，他們的活動正在給日本帶來外交上的麻煩。
正在這個時候，運動夭折，其組織改為毫不掩飾其革命意圖的軍國民教育會。
這一連串事件對利用各省刊物和學生會主要學生組織來調動各省學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留學生中像黃興和陳天華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機進一步進行民族主義的和反滿的煽動。
[34] 到此時為止，留學生的活動名義上是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蔑視中國的民族尊嚴和主權，而不是反清。
但它仍表現了日益強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傾向。
與上海幾個不滿分子中心的聯系是密切的；而東京各省同鄉會發行的刊物，使全中國都惶惶不安。
鄒容撰寫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滿小冊子《革命軍》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時有香港和東京的版本。
馮自由認為它的發行總數達100萬冊。
[35]最近的研究已把這本著作與其他三本書（即章炳麟對康有為改良主義的抨擊，以及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後不久寫的《猛回頭》和《警世鐘》）列為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小冊子。
[36] 1905年發生了留學生與日本教育當局的沖突。
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
其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專門規定學校應保證留學生住在具體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對他們進行管理；學校要監督學生的行為，拒絕可疑的人入學，并停止犯規學生的學籍。
這一規則體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關注，因為張之洞已經因學生的鬧事和激進主義而變得十分驚慌，所以他警告說，八千多名留學生的思潮充滿了革命的危險；但他又說學生十之九受脅迫，煽動肇事者不足什一。
[37]留學生立刻抗議，說此項規則是對他們的歧視，因為規則單單不給他們享受日本人享受的憲法自由，并且指責規則具有政治目的。
原來推動留學生來日本的各省同鄉會和出版物馬上又煽動他們退學以示抗議。
大批學生歸國，沒有歸國的幾千名留學生則罷了四十天課。
為了解決這場糾紛，日本駐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張之洞還進行了幾次談判。
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當局開始擔心留學生的騷亂。
12月7日，《朝日新聞》認為罷課是由于留學生對規則及其目的的誤解引起的。
它一開始就指出：&ldquo東京各地區學校的八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罷課成了一大問題。
罷課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它是由于留學生對文部省規則進行了極為狹隘和片面的解釋而引起的不滿造成的；它還起因于中國國民似乎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
&rdquo當時尚未積極參加罷課的陳天華花了大半夜寫就一份遺書，号召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ldquo放縱卑劣&rdquo這四個字。
&ldquo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rdquo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殺，這就使他的遺言更有分量了。
他在遺書中寫道，&ldquo時時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rdquo。
結果，幾乎有兩千名留學生返回了中國。
随着罷課的深入發展，日本議會議員和其他領導人介入了讨論，于是學生運動再也沒有恢複它早期的勁頭。
對學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罷課開始緩和下來。
罷課為中日兩國學生一起行動這一少有的大規模嘗試提供了機會。
雖然許多人私人之間結成友誼，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少有機會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場合了解他們的日本同學。
1906年1月，發起了成立中日學生會的活動。
成立大會有1500名學生參加，他們聽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說。
大隈又把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的必然性。
馬相伯号召中國留學生愛國勿忘學習，學習勿忘愛國。
[38]有些留學生獲得了更有意義的個人感受。
魯迅後來在贊揚他的導師藤野教授時說，藤野在借給他筆記和檢查他的筆記本時的關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緻他擔心其他學生會指責藤野偏心。
但中國留學生回憶錄中更常見的，是對日本人傲慢的憤慨和對本國軟弱的體會的記載。
北一輝後來指出，弱者和強者很少能成為朋友；很明顯，最近才弱起來和最近才強起來的人們，在像中日兩國那樣關系複雜的情況下，似無成為朋友之可能。
盡管留學生人數稍有減少，并且入學的人逐漸隻限于更加合格和認真學習的學生，但學生運動逐漸成為産生動蕩、不滿和行動的重要源泉。
在清代的最後幾年中，在東京的中國各省的和全國性的留學生組織一直警惕地注視着對中國主權尊嚴或真或假的侮辱。
和其他列強一樣，日本人在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過錯，甚至為了革命者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更合學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嚴時也是如此。
在連續發生的鐵路借款和争奪勢力範圍的糾紛中，留學生發現不乏可以用來保持他們政治覺悟的事件。
[39] 翻譯的影響 留學日本所産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
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總結說：&ldquo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hellip&hellip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于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rdquo[40]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學的願望所推動。
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辟專欄。
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
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
最早被翻譯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東亞史。
到1900年，一批中國留日學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和出版組織。
在幾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日文書籍進行翻譯。
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科學著作的中譯本。
對日本現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緻翻譯許多日本的近代史，在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量多得驚人。
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興趣從純科技轉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時候。
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随着20世紀的來臨，&ldquo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面，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
新的着重點對以後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着重大影響。
自1902&mdash1904年，幾乎一半翻譯書籍與曆史和制度有關。
對制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
&rdquo在1880&mdash1940年期間，約有2204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面，1850&mdash1889年，從日文翻譯的作品隻占總翻譯作品的15.1%，1912&mdash1940年，占18.2%，但1902&mdash1904年卻達到了60.2%。
[41]很可能那個10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彙使用方面。
中文借用日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
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
這種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像《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梁啟超翻譯）中十分明顯，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面。
根據近來作的一次統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彙來源于日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
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内容，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
日本的現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夥伴岸田吟香于19世紀60年代在上海采購印刷機的時期。
半個世紀以後，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發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于刊物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
[42]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除了知識和教育方面的影響外，日本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之間還有個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觸。
對這種接觸，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所傾注的注意要比中國對它的研究多得多。
由于回憶錄和原始材料的出版，這種接觸的範圍也更明晰了。
[43]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許多理由要保持對中國政局的直接關心。
中日甲午戰争以後，滿洲政府垮台的危險和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是日本論述民族安全和國際政治著作屢見不鮮的題旨，而加劇的國際競争和對抗給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們提出了結盟和選擇的問題。
在他們看來，他們還必須抓緊時機去影響中國事态的發展。
他們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是通過對合法政府提供指導和援助來做到這點。
通過派軍事使團和訂教育計劃向中國提供援助，日本無可辯駁地證明在實現現代化的競賽中已經超過了中國，并且使人們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領導亞洲的複興。
另一方面，日本在趕超西方和與西方聯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許多日本人認為，繼續遵循福澤提出的與亞洲分道揚镳的意見是符合他們的真正利益的。
日本人的這種關心至少在整個日俄戰争時期一直保持着，當時之所以不讓中國人卷入，是因為怕西方從白種和黃種的種族角度來看待那場鬥争。
從此以後，日本完全與帝國主義政策纏在一起，這就使得以亞洲人姿态出現的那種趕超西方的緊迫感和吸引力進一步衰退了。
但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意見，即東方與西方（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
在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這種論斷是很流行的，當時西方許多論述種族鬥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紹給日本人。
有人甚至同意這種看法，即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
如果中國政府證明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代替滿洲政權。
這種成為明治時期特點的種族之争的悲觀觀點以及畏懼西方統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種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
盡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戰術策略多種多樣，但根深蒂固的血緣感和對亞洲事務的責任感&mdash&mdash表現為&ldquo同文同種&rdquo&mdash&mdash卻很少被人否認。
1895年日本解決了獨立和與列強平起平坐的主要問題，從此，它就有可能面對亞洲的問題了。
這一步對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領導層的結構。
在20世紀開始時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總的來說對走與西方聯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這條路對他們來說走得很順利。
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縣有朋）非常關心未來的種族沖突，但是執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們注重西方的海軍和工廠這個方面，并且使他們投身于這方面的事業。
山縣的觀點與以他為首的軍事專家們的觀點一緻。
軍事領袖們特别意識到中國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負擔起在朝鮮、遼東和&ldquo南滿&rdquo争奪大陸地盤的責任，從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彌補其鄰國的弱點。
對中國北部邊境以及那裡的俄軍的關心促使他們渴望訓練中國的新軍。
像福島安正等個别軍官個人大膽地偵察了偏僻的中亞内陸，因而成了浪漫主義的和傳奇式的人物。
[44] 與這些擁有實權的上層人物相反，也有人對與西方的關系表示憂慮，厭倦于本國在國際秩序中明顯地處于二等國的地位，他們是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的旗幟鮮明的鼓吹者。
這些日本人既無執政重任，也不指導國務，因而能夠指責本國的謹小慎微和外交活動。
這些人以消息靈通的民族意識衛士自居，是繼其前人負喚醒民族之責的重要人物，他們主張擁護天皇，捍護國家和文化民族主義。
這一類集團包括了19世紀80年代黨派形成時期的民族主義組織，如1881年頭山滿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龍會。
作為自封的民族主義和道德論的提倡者，這些民族主義領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戶豪門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
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國家的新正統理論，對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
在他們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批朝鮮、中國和滿洲方面的活動家，以及在國内政治中進行恫吓和宣傳的代理人。
與這些組織有關但見解不盡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們相信日本的經濟前途在于發展對華貿易關系。
隻有在亞洲，日本才能指望應付西方的挑戰，因為它擁有地理近便、情況熟悉等有利條件。
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的一段時期，在一個堅決要與西方站在一起的社會中，這類情緒仍隻為少數人所有，但這個事實卻助長了熱情和道德優越感，使這些亞洲主義者能借以号召同胞們完成自己應完成的使命。
荒尾在陸軍參謀工作中嶄露頭角後于1886年去漢口。
他名義上設立一個商号，分派他的下屬到各地區做調查，從中搜集中國全國各地的情報。
雖然他的指導思想是要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日本霸權，但當它施行于中國時，他堅決認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賴其鄰國的安全。
因此，日本必須改造和加強清帝國。
[45] 民族主義運動和亞洲主義運動與以近衛笃麿（1863&mdash1904年）為代表的最高層人士結合起來了。
由于他受到社會的普遍愛戴，由于他的國際經驗、早期在德國受的教育以及貴族院的領袖身份，近衛擁有發言和行動的至高地位。
他以贊助和加強亞洲研究（特别是中國研究）為己任。
他主持、資助和領導了在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通過設在中國的教育機構和設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對作為它主要任務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它創辦于1898年，這也是大隈提出&ldquo大隈主義&rdquo的那一年。
從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以及從日本公衆對中國虛弱的厭棄中，近衛感到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有人主張放棄中國和參加西方進行帝國主義的争奪。
在1898年1月《太陽》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聯合。
他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别無其他選擇。
&ldquo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
&rdquo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隻有到那時，他們才能夠采取适當的政策以應付兩國面臨的
由于學生們早已聽到蔡鈞已經上疏北京，說他們中間有人傾向革命，所以他們的憤怒更趨于白熱化。
被捕和被驅逐出境的吳稚晖在被押送經過東京的煅冶橋時，企圖跳河自殺。
梁啟超也卷進了這場糾紛，他在他的《新民叢報》中譴責公使是&ldquo文明之敵&rdquo。
實藤調查了當時的14種報紙，除了兩種保持中立外，其他都支持學生。
經過日本官員和私人的廣泛調解，達成了放寬學生保證這一規定的妥協。
同時，中國公使館任命一名官員擔任學生監督。
此後不久公使被替換，這九名留學生即進入成城學校就學。
[31] 第二年，中國政府把攻讀軍事的留學生轉到一所為入日本軍事學校而新辦的預科學校。
這是中國政府針對新公使的呼籲所作的相應措施，因為新公使提出，日本陸軍着重忠君愛國，服從長官，無不服管教或反對政府之危險。
清政府作出規定，将選派100名18&mdash22歲的官費留學生去受軍事教育。
同時，東京大學教授寺尾亨辦了一所學校，使自費留學生也得以受軍事教育，盡管北京政府抵制這種學校。
[32] 1903年中國留學生成功地組織了一次行動，反對把中國少數民族和福建人的産品放在大阪博覽會的人類館中展出。
大阪商人也參加抗議。
但到那時為止，這些糾紛都沒有導緻中日對抗。
由于這些年來日本反俄思潮泛濫（寺尾亨教授就是積極推動戰争的&ldquo七主戰論者&rdquo之一），所以下一個事件，即發生在1903年4月和5月以拒俄為主要内容的事件，就更不可能發生對抗了。
這次運動的引起是由于俄國拒絕按期撤出滿洲和俄國對華提出了它開始否認後來又承認的&ldquo七條要求&rdquo（奇怪的是它們竟先于1915年日本的&ldquo二十一條&rdquo要求），因為俄國人想長期在滿洲盤踞。
中國的留學生從日本的報刊收集情報，這些報刊對将會長期危害日本在滿洲利益的可能入侵非常警惕。
沒有明顯看到日本支持和煽動學生舉行示威的迹象，而且事實上日本政府還因害怕造成外交麻煩而加以阻撓和禁止，但是示威活動無疑與日本的輿論是一緻的，并且還受到後者的歡迎。
留學生自己在神田學生會中組織起來，組成第一個拒俄義勇隊，後來又組成學生軍。
留學生在慷慨激昂的場面中簽名發表他們視死如歸的聲明，并且派代表回國敦促袁世凱總督宣戰。
不過袁世凱的屬員反而勸他們再去讀書。
中國政府在英國和日本的支持下，拒絕了俄國人的要求。
[33]日本外務省在接見北京的代表後，警告留學生說，他們的活動正在給日本帶來外交上的麻煩。
正在這個時候，運動夭折，其組織改為毫不掩飾其革命意圖的軍國民教育會。
這一連串事件對利用各省刊物和學生會主要學生組織來調動各省學生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留學生中像黃興和陳天華等非常重要的人物，也乘機進一步進行民族主義的和反滿的煽動。
[34] 到此時為止，留學生的活動名義上是針對外國帝國主義和反對蔑視中國的民族尊嚴和主權，而不是反清。
但它仍表現了日益強烈的反北京政府的傾向。
與上海幾個不滿分子中心的聯系是密切的；而東京各省同鄉會發行的刊物，使全中國都惶惶不安。
鄒容撰寫并有章炳麟作序的激烈反滿小冊子《革命軍》1903年首先在上海出版，同時有香港和東京的版本。
馮自由認為它的發行總數達100萬冊。
[35]最近的研究已把這本著作與其他三本書（即章炳麟對康有為改良主義的抨擊，以及陳天華在拒俄運動後不久寫的《猛回頭》和《警世鐘》）列為革命時期最重要的小冊子。
[36] 1905年發生了留學生與日本教育當局的沖突。
那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
其中第九條和第十條專門規定學校應保證留學生住在具體分配的寄宿舍中，并對他們進行管理；學校要監督學生的行為，拒絕可疑的人入學，并停止犯規學生的學籍。
這一規則體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的關注，因為張之洞已經因學生的鬧事和激進主義而變得十分驚慌，所以他警告說，八千多名留學生的思潮充滿了革命的危險；但他又說學生十之九受脅迫，煽動肇事者不足什一。
[37]留學生立刻抗議，說此項規則是對他們的歧視，因為規則單單不給他們享受日本人享受的憲法自由，并且指責規則具有政治目的。
原來推動留學生來日本的各省同鄉會和出版物馬上又煽動他們退學以示抗議。
大批學生歸國，沒有歸國的幾千名留學生則罷了四十天課。
為了解決這場糾紛，日本駐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和張之洞還進行了幾次談判。
在談判進行時，日本當局開始擔心留學生的騷亂。
12月7日，《朝日新聞》認為罷課是由于留學生對規則及其目的的誤解引起的。
它一開始就指出：&ldquo東京各地區學校的八千多名中國留學生的罷課成了一大問題。
罷課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它是由于留學生對文部省規則進行了極為狹隘和片面的解釋而引起的不滿造成的；它還起因于中國國民似乎特有的放縱卑劣的意志。
&rdquo當時尚未積極參加罷課的陳天華花了大半夜寫就一份遺書，号召同胞們永遠不要忘記&ldquo放縱卑劣&rdquo這四個字。
&ldquo惟留學生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rdquo次日，他在大森跳海自殺，這就使他的遺言更有分量了。
他在遺書中寫道，&ldquo時時勿忘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rdquo。
結果，幾乎有兩千名留學生返回了中國。
随着罷課的深入發展，日本議會議員和其他領導人介入了讨論，于是學生運動再也沒有恢複它早期的勁頭。
對學生的住宿要求不可避免地放松了，到1906年1月罷課開始緩和下來。
罷課為中日兩國學生一起行動這一少有的大規模嘗試提供了機會。
雖然許多人私人之間結成友誼，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少有機會在任何社交或非正式場合了解他們的日本同學。
1906年1月，發起了成立中日學生會的活動。
成立大會有1500名學生參加，他們聽了大隈伯爵、青木子爵和其他知名人士的演說。
大隈又把中國與四十年前的日本相比，并且指出中國學生留學日本的必然性。
馬相伯号召中國留學生愛國勿忘學習，學習勿忘愛國。
[38]有些留學生獲得了更有意義的個人感受。
魯迅後來在贊揚他的導師藤野教授時說，藤野在借給他筆記和檢查他的筆記本時的關心是如此引人注目，以緻他擔心其他學生會指責藤野偏心。
但中國留學生回憶錄中更常見的，是對日本人傲慢的憤慨和對本國軟弱的體會的記載。
北一輝後來指出，弱者和強者很少能成為朋友；很明顯，最近才弱起來和最近才強起來的人們，在像中日兩國那樣關系複雜的情況下，似無成為朋友之可能。
盡管留學生人數稍有減少，并且入學的人逐漸隻限于更加合格和認真學習的學生，但學生運動逐漸成為産生動蕩、不滿和行動的重要源泉。
在清代的最後幾年中，在東京的中國各省的和全國性的留學生組織一直警惕地注視着對中國主權尊嚴或真或假的侮辱。
和其他列強一樣，日本人在這些事情上常常有些過錯，甚至為了革命者的利益（這些利益可能更合學生的口味）而去冒犯北京的尊嚴時也是如此。
在連續發生的鐵路借款和争奪勢力範圍的糾紛中，留學生發現不乏可以用來保持他們政治覺悟的事件。
[39] 翻譯的影響 留學日本所産生的文化方面的重要性是很大的。
郭沫若在20世紀50年代總結說：&ldquo我們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hellip&hellip在學習日本以打破封建因襲的同時，這種學習還有助于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
&rdquo[40]學生運動首先被想加快求得西學的願望所推動。
早期的學生刊物和報紙都為譯文開辟專欄。
早在1896年，梁啟超就指出中國的翻譯活動進行得太慢，他敦促利用日本譯文。
中國人馬上利用日本的各種簡編或書籍以尋求西學以外的知識。
最早被翻譯的日文著作之一（在1899年）是一本東亞史。
到1900年，一批中國留日學生（其中包括兩名未來的總理，兩名未來的駐日公使）已經成立了一個翻譯和出版組織。
在幾年内，一些有魄力的出版商已經收集了各種學科的成百種日文書籍進行翻譯。
據郭沫若回憶，他在四川高等學校學習的書籍包括日本科學著作的中譯本。
對日本現代化秘密的探索自然還會導緻翻譯許多日本的近代史，在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的一系列著作中，明治時期領袖人物的傳記性作品和政治史的數量多得驚人。
翻譯作品還包括當時日本的政治學研究，如幸德秋水和浮田和民的論帝國主義的著作。
中國之轉向日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發生在中國對外國作品的興趣從純科技轉向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時候。
錢存訓教授曾經提出，随着20世紀的來臨，&ldquo興趣的變化反映在翻譯作品方面，因為對過去幾個世紀的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的熱情轉到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
新的着重點對以後幾年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發展起着重大影響。
自1902&mdash1904年，幾乎一半翻譯書籍與曆史和制度有關。
對制度改革的興趣以及日本的影響是20世紀最初幾年翻譯作品中的決定性因素。
&rdquo在1880&mdash1940年期間，約有2204種日文著作被譯成中文，其中幾乎有一半是社會科學、曆史和地理方面的。
一篇研究翻譯動向的文章指出，在總的影響方面，1850&mdash1889年，從日文翻譯的作品隻占總翻譯作品的15.1%，1912&mdash1940年，占18.2%，但1902&mdash1904年卻達到了60.2%。
[41]很可能那個10年中的其他幾年也占這個比例。
日本的影響還擴大到了對西文著作的選譯和詞彙使用方面。
中文借用日文術語的情況是大量的。
在各個方面都是如此。
這種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浪漫主義的政治小說像《佳人之奇遇》和《經國美談》的通俗譯本（都由梁啟超翻譯）中十分明顯，并且蔓延到席卷中國的整個新知識潮流方面。
根據近來作的一次統計，在那幾十年中，有四分之三的中國新詞彙來源于日文，通過已在日文中通用的漢字詞組傳入。
日本的影響不但涉及書的内容，而且也涉及書的形式。
日本的現代印刷大約可以追溯到赫伯恩及其日本夥伴岸田吟香于19世紀60年代在上海采購印刷機的時期。
半個世紀以後，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發現了新的印刷技術以及西式裝訂方法，就把它們用于刊物和翻譯著作，轉而輸入中國。
[42]因此，學生運動在清末民初傳播文化技術的知識及經驗的每一個方面都留下了它的痕迹。
日本和中國的革命派 除了知識和教育方面的影響外，日本和中國的革命運動之間還有個人的和政治的直接接觸。
對這種接觸，西方和日本的學術界所傾注的注意要比中國對它的研究多得多。
由于回憶錄和原始材料的出版，這種接觸的範圍也更明晰了。
[43] 日本人及其政府有許多理由要保持對中國政局的直接關心。
中日甲午戰争以後，滿洲政府垮台的危險和列強瓜分中國的威脅是日本論述民族安全和國際政治著作屢見不鮮的題旨，而加劇的國際競争和對抗給明治時期的政治家們提出了結盟和選擇的問題。
在他們看來，他們還必須抓緊時機去影響中國事态的發展。
他們理所當然的優先選擇是通過對合法政府提供指導和援助來做到這點。
通過派軍事使團和訂教育計劃向中國提供援助，日本無可辯駁地證明在實現現代化的競賽中已經超過了中國，并且使人們真正看清楚日本人在領導亞洲的複興。
另一方面，日本在趕超西方和與西方聯合方面取得了成就，所以許多日本人認為，繼續遵循福澤提出的與亞洲分道揚镳的意見是符合他們的真正利益的。
日本人的這種關心至少在整個日俄戰争時期一直保持着，當時之所以不讓中國人卷入，是因為怕西方從白種和黃種的種族角度來看待那場鬥争。
從此以後，日本完全與帝國主義政策纏在一起，這就使得以亞洲人姿态出現的那種趕超西方的緊迫感和吸引力進一步衰退了。
但是還有一種普遍的意見，即東方與西方（黃種人和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是不可避免的。
在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這種論斷是很流行的，當時西方許多論述種族鬥争不可避免的著作很快被介紹給日本人。
有人甚至同意這種看法，即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
如果中國政府證明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麼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代替滿洲政權。
這種成為明治時期特點的種族之争的悲觀觀點以及畏懼西方統治的心理，在大部分各種政派人物中都是存在的。
盡管政治色彩形形色色，戰術策略多種多樣，但根深蒂固的血緣感和對亞洲事務的責任感&mdash&mdash表現為&ldquo同文同種&rdquo&mdash&mdash卻很少被人否認。
1895年日本解決了獨立和與列強平起平坐的主要問題，從此，它就有可能面對亞洲的問題了。
這一步對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領導層的結構。
在20世紀開始時正在取得元老地位的明治時期的主要領導人，總的來說對走與西方聯合的道路的信念是堅定的，因為這條路對他們來說走得很順利。
其中有些人（特别是山縣有朋）非常關心未來的種族沖突，但是執政的重任一般促使他們注重西方的海軍和工廠這個方面，并且使他們投身于這方面的事業。
山縣的觀點與以他為首的軍事專家們的觀點一緻。
軍事領袖們特别意識到中國缺乏遏制西方的力量，并且迅速地自己負擔起在朝鮮、遼東和&ldquo南滿&rdquo争奪大陸地盤的責任，從那些地方，他們可以彌補其鄰國的弱點。
對中國北部邊境以及那裡的俄軍的關心促使他們渴望訓練中國的新軍。
像福島安正等個别軍官個人大膽地偵察了偏僻的中亞内陸，因而成了浪漫主義的和傳奇式的人物。
[44] 與這些擁有實權的上層人物相反，也有人對與西方的關系表示憂慮，厭倦于本國在國際秩序中明顯地處于二等國的地位，他們是民族主義和亞洲主義的旗幟鮮明的鼓吹者。
這些日本人既無執政重任，也不指導國務，因而能夠指責本國的謹小慎微和外交活動。
這些人以消息靈通的民族意識衛士自居，是繼其前人負喚醒民族之責的重要人物，他們主張擁護天皇，捍護國家和文化民族主義。
這一類集團包括了19世紀80年代黨派形成時期的民族主義組織，如1881年頭山滿的玄洋社和1901年内田良平的黑龍會。
作為自封的民族主義和道德論的提倡者，這些民族主義領袖人物很容易接近一些富戶豪門以及勇敢和有信仰的青年。
政府正在制造天皇和國家的新正統理論，對他們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控制。
在他們的隊伍中湧現出了一批朝鮮、中國和滿洲方面的活動家，以及在國内政治中進行恫吓和宣傳的代理人。
與這些組織有關但見解不盡相同的有荒尾精等人，他們相信日本的經濟前途在于發展對華貿易關系。
隻有在亞洲，日本才能指望應付西方的挑戰，因為它擁有地理近便、情況熟悉等有利條件。
進入19世紀90年代後的一段時期，在一個堅決要與西方站在一起的社會中，這類情緒仍隻為少數人所有，但這個事實卻助長了熱情和道德優越感，使這些亞洲主義者能借以号召同胞們完成自己應完成的使命。
荒尾在陸軍參謀工作中嶄露頭角後于1886年去漢口。
他名義上設立一個商号，分派他的下屬到各地區做調查，從中搜集中國全國各地的情報。
雖然他的指導思想是要在亞洲大部分地區建立日本霸權，但當它施行于中國時，他堅決認為日本的安全直接仰賴其鄰國的安全。
因此，日本必須改造和加強清帝國。
[45] 民族主義運動和亞洲主義運動與以近衛笃麿（1863&mdash1904年）為代表的最高層人士結合起來了。
由于他受到社會的普遍愛戴，由于他的國際經驗、早期在德國受的教育以及貴族院的領袖身份，近衛擁有發言和行動的至高地位。
他以贊助和加強亞洲研究（特别是中國研究）為己任。
他主持、資助和領導了在1898年成立的東亞同文書院。
東亞同文書院通過設在中國的教育機構和設在日本的研究機構，對作為它主要任務的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它創辦于1898年，這也是大隈提出&ldquo大隈主義&rdquo的那一年。
從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掠奪，以及從日本公衆對中國虛弱的厭棄中，近衛感到了一種危險的傾向，即有人主張放棄中國和參加西方進行帝國主義的争奪。
在1898年1月《太陽》中的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他号召密切中日合作和聯合。
他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别無其他選擇。
&ldquo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
&rdquo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隻有到那時，他們才能夠采取适當的政策以應付兩國面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