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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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愈來愈多。
日本的武裝力量也給中國新式軍隊的行政結構提供了樣闆。
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據德國的，特别是日本的實踐制定新的法典，許多後來成名的日本法律學家首先就是作為中國人雇傭的咨議和顧問而開始他們的事業的。
日本的榜樣對立憲制的計劃尤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敗俄國以後更是如此。
在1906&mdash1911年期間，派往日本和歐洲學習的代表團，從伊藤博文那裡聽到的謹慎的意見，與伊藤本人早期從他德國老師那裡聽到的一樣。
這些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清朝的憲法應由朝廷頒賜。
1908年，慈禧太後頒布了準備憲政的九年計劃，此舉與其他同時提出的有實質性内容的建議一樣，是直接根據1881&mdash1890年的日本經驗作出的（見第七章）。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其他的改革都沒有教育變革産生的那種長遠意義。
中國從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轉變，從傳統的标準和注重傳統向西方的标準和注重西方轉變，在這些方面，日本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中國某些人對西學的诋毀，曾經使甚至容闳的一小批學生在1872年留學美國之事也有了争議，并且在1881年迫使學生歸國和撤銷留學生團。
但在日本戰勝中國以後的十年中，這種态度讓位于重視出洋留學，其重視程度使留學不但對一個人在官場的晉升有好處，而且最後成了晉升的關鍵性的條件。
日本似乎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誘人、最經濟和最不出亂子的來源。
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它産生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第一代領袖。
[12]在規模、深度和影響方面，中國學生留日遠遠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
因此，經過最近的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ldquo從1898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的重大影響&rdquo[13]。
學生的出國始于甲午戰争以後。
1896年，第一批13名學生來到日本。
在東京神田區專門為他們辦了一所學校。
他們不懂日文，因而他們初期的課程主要是語言課。
不到幾個星期就有四名學生離學。
單調乏味、難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現實的或想象的陋習，使他們灰心失望。
但是有七名學生完成了學業，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問題的專家。
他們開始用中文寫作有用的日語教科書和留學日本的指南。
歐洲帝國主義在中國下一輪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的行動，這一輪侵略又引起了學習現代制度的緊迫感，同時也使日本成了一條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
上面已經談到，随着百日維新的失敗，主要的維新派及其信徒們逃往日本避難。
雖然清廷試圖利用導緻1900年義和團災難的蒙昧主義的潮流，但像張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以及像康有為、梁啟超等在維新運動中受挫的知識分子仍然繼續重視去日本留學。
張之洞早已在他的《勸學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經從西方翻譯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們的語言與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國學生所掌握，所以應該利用日文書籍。
他強烈地支持出國留學。
&ldquo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hellip&hellip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
&rdquo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經驗教訓。
&ldquo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學生毋忘其國；[14]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删節而酌改之。
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rdquo談到從中取得的經驗教訓時，他說：&ldquo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學生也。
&rdquo[15] 于是一批批學生陸續出洋。
1899年，在日本的留學生超過一百名。
張之洞派出的使者還調查那裡的學習設施。
在他的指示下編寫的一本留學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從此一直是标準的指南讀物。
張之洞這時還派出少數軍事專家前去學習。
熱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員。
梁啟超總結了日文的幾個優點：它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複雜，大部分詞彙與中文有關；60%&mdash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
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看到中國派學生到他們國内留學的重要意義。
像上田萬年等學者和大鳥圭介等外交家都開始就教育其鄰國子弟而出現的機會和責任問題向其同胞們寫文章和發表演說。
大隈重信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制定出由日本向其大陸鄰國償還曆史債務的&ldquo主義&rdquo的。
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動，專門為中國學生準備教育計劃；設立專門的語言學校，以便使他們在到達後兩三年内可以為攻讀大學水平的課程做好準備。
他還意識到民衆的愛憎心理以及可能對中國人進行侮辱，堅持撥專款興建足夠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對學生進行無禮、利用或&ldquo誘使腐化堕落&rdquo的行動。
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應作出安排，以便使學生們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個方面。
[16] 在此期間，義和團的災難以及愚昧的排外主義的失敗，使張之洞和劉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們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緊迫感。
對出國留學的重視迅速加強，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機會的出版物也激增。
這時，去日留學和出仕二者開始挂上了鈎。
與此有關并且最終發展而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改革和最後取消。
出國留學代替了經典著作的基礎訓練，成為進政府工作的基本條件。
對東京學生的人數也有直接的影響。
到1905年底，中國的留日學生的估計數已增至8000&mdash10000人，190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估計人數為6000&mdash20000人，估計數的懸殊如此之大，說明在護照、簽證、學校或課程注冊等統計數字不可靠的情況下，是難以計算人數的。
研究這一留學動态的第一流學者實藤利用當時保守的估計數，算出的總數如下：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留日的中國畢業生 在留學風達到最高峰時，學生中也有舉家赴日的，如父親陪着兒子，年輕的中國姑娘和纏足的婦女也前來學習。
其中隻有少數人來日準備正式學習，或者能夠正式入學，所以在日本學校的畢業生雖然人數仍較可觀，卻大大低于駐留在日本的人數。
[17] 很少教育機構有能力應付這種洶湧而來的人潮。
日本當然也不例外。
為了應付中國學生的湧進，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提供指導。
設立了許多的專門學校。
成城學校一開始是訓練日本士官生的軍事預科學校，也接納中國學生并培養了許多人。
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學校有日華學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東亞商業（建于1901年）和弘文學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書院東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為重要。
例如，弘文學院前後共收7192名中國學生，其中3810人畢業，學生中有黃興、魯迅和陳獨秀。
許多私立學校，特别是早稻田，新開辟了外國學生區，以供應新收學生的夥食。
為了培養未來的現代母親，還開辦了女子學校。
開學典禮常滔滔不絕地提起孟母和華盛頓之母，因而生色不少；這樣的典禮又使張之洞相信在&ldquo東洋&rdquo留學的好處。
[18] 盡管作了這些努力，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毫無疑問是很不好的。
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學，像日本學校接納他們一樣準備不足。
許多學生上填鴨式的課程，他們看重節約時間和強調集中精力于關鍵性學時上。
多數學生根本不上正規學校。
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了；他們的急躁和不滿情緒直接傳到了中國的親友那裡。
但是像這樣規模的造就民國時期中國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運動，必須被認為對整個這一代上層人物的經曆有着關鍵性的重要意義。
東京和中國之間的通訊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響遠遠不限于在日本學校學習的人。
因此，學生們的經曆和所受的影響這兩者的質量問題最能吸引人們的興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關于中國人在日本的經曆，可從留學生的回憶錄和自傳中看到典型的情況。
這種經曆還作為文獻資料被收在中國和日本當局編的調查和報告中，并且反映在許多學生出版物中。
[19]旅日往往從一些已去日本或正準備去日本的人的鼓勵開始。
學生們往往回國鼓勵其他人學他們的樣。
他們一旦到達東京，神田區就成了他們的家。
學生們寄宿在神田區，在那裡的商店購物，在那裡的飯館就餐。
出現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
像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為專門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譯文以及刊物和教科書的企業而開設的。
理發師不厭其煩地使他們的辮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化樣式，結果湊合成一種向後梳得直而高的發型，稱為富士發式。
[20]随着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會紛紛在東京成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并加以指導。
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經曆常常充滿着矛盾和諷刺。
這可以從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的記述中看出，他從1903年起開始在日留學。
他在日本小客棧的第一夜充滿着令他驚奇的事。
&ldquo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闆屋席地，進門要先脫鞋的。
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複古。
&rdquo[21]留學生可能會收到告誡他們在日本社會應怎樣待人接物的指導性傳單。
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聲呼叫，不無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廳的拖鞋要分開使用，要尊重婦女，在擁擠的街車中向老幼婦女讓座，注意珍貴物品，保持衣着整潔，不問他人年齡，不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飯。
[22] 這種名義上一切為了留學的實際留學經驗，常常是勞而無功的。
日本的教師和作家樂于使留學生們相信，他們的國家面臨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處境。
他們的事例中充滿了過去出國在外留學的日本人的經曆。
各專業的代表人物都準備提供保證，使他們相信，這個專業的成果對中興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看來，大部分留學生已經學到的主要教訓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義的重要性。
他們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們在同鄉觀念中增添了一種日益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
在神田，由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點這兩種覺悟的鼓舞，一個全國性組織開始形成。
神田的中國學生會起了使學生團結一緻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前不久，美國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設在神田）能夠利用它不受日本人約束的地位，使其規模超過了日本人辦的早期的學生會館。
但它們都被用作集會場所，都促使同鄉觀念與民族主義相融合。
同鄉意識從未喪失過，大部分留學生首先與本省人集會結社。
對革命組織的詳細研究表明，它們招收成員和做報告都是通過設在東京的各省同鄉會進行的。
但留學生的聚集地與革命一樣，也把同鄉淵源與民族覺悟融合在一起了。
[23] 日本在許多方面為加強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做了工作。
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視當然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甲午戰争中表現的自負心面前煙消雲散，關于這場戰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認為是文明與中世紀精神之間的一場鬥争。
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經過了幾十年的長期耐心等待之後終于戰勝了中國，這件事産生了影響日本社會和思想意識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義。
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以及狂熱的歌曲，都被用來灌輸和加強突然爆發的廉價和嘩衆取寵的愛國主義。
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必然首當其沖。
他們的國家已被視為一個弱國，一個無準備的和非現代化的國家。
幸德秋水指出：&ldquo在對華戰争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
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
而且這些不隻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着血腥的敵意。
&rdquo[24]留學生就這樣深受嘲弄和蔑視。
街上的頑童集中嘲弄他們的發辮，并且跟在他們的後面高聲叫喊&ldquo清國佬&rdquo。
這種環境經常提醒中國人，叫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弱點和失敗。
一部叙述中國留學生的小說描寫說，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車轉身問乘車的中國留學生是否知道日本剛打敗了俄國，還問這個勝利是否使他們産生嫉妒之意。
[25] 可以預料，其後果是激怒了留學生，促使他們剪辮子，易西服，自充現代化。
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幾次與同校的日本人用漢字筆談的情況。
他們說：&ldquo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
&rdquo在羞辱的驅使下，他直奔理發館，打着手勢要剪辮子。
[26] 這種蔑視的态度終于與中國一詞聯系了起來。
&ldquo支那&rdquo一詞可以追溯到唐代，當時此詞通過從印度傳入的佛經而在中國語彙中使用。
雖然此詞日本人已在德川時代後期和明治時期用得很多，但仍與&ldquo清&rdquo交替使用，中日甲午戰争仍被稱為日清戰争。
此後，日本人越來越多地使用&ldquo支那&rdquo一詞；在學生運動初期，因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名，所以學生曾被此詞所吸引。
但随着&ldquo支那&rdquo逐漸與在街頭呵斥追逐中國人的孩子們聯系起來時，它就使人聯想到中國的虛弱。
在民國時期發生的一些災難和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人的憤怒變得愈加厲害了。
但在明治時期，這個過程還剛開始。
[27] 日本通過示範，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了更積極的貢獻。
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産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漲的十年，它明顯地表現在與英國的結盟和對俄戰争的勝利上。
日本的民族主義對一些甚至非常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也有深刻的影響。
一個年輕的河南人在日記裡對他的學業或環境不怎麼關心，但對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卻感到驚奇。
乃木将軍在旅順口喪子的故事赢得了他的欽佩；他寫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愛國，以緻她們之中很少有與中國留學生結婚的。
[28]梁啟超描寫了上野青年參軍時其親戚朋友熱烈歡送他們的場面，他說他看到一面旗上寫着&ldquo祈戰死&rdquo三字。
他寫道，見此情景，不禁為之矍然肅然，不能忘懷。
日本人有&ldquo大和魂&rdquo，對中國來說，最緊迫者莫過于發展&ldquo中國魂&rdquo。
梁啟超随即強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愛心和愛國心，這樣國民就會愛其祖國。
要分享強盛隻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愛和愛國心。
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的《國民教育：愛國心》剛問世，就立刻被北京大學堂官書局作為教科書翻譯出版。
許多論述愛國主義方面的日本著作和傳記很快都有了中譯本。
[29] 由于學生運動充當了培養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所以留學生的人數自然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緒的高昂或挫折，時而增加，時而減少。
從數字看，留學生在1906年以後銳減，雖然人數依然很可觀。
人數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許多人在東京所受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不滿。
有些觀察家認為，這種不滿情緒似乎是與那些受教育者質量下降的狀況相符合的；事實上，日本刊物開始覺察到，優秀的中國學生正被送到其他國家，隻有不很合格的才來日本。
這些看法也許有些根據；美國首先免除了義和團之亂的賠款，作為1908年中國學生的教育經費，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開始這樣做。
對準備差的學生不加控制地湧進日本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和它的代表們開始表示驚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開始規定選拔學生和選修課程的标準，同時禁止受短期訓練。
日本的教育當局會同執行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學生。
這樣，又轉而引起留學生對本國政府和東道國的憤怒。
根據學校畢業生的數字，教學質量可能改進了，但學生組織和不滿情緒也随之加強。
1907年兩國達成協議：日本最好的國立高等學校将向中國留學生開放，讓他們學習正規課程；因此在以後兩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學校入學。
1911年6月，中國政府安排在北京開辦一所預科學校，以便培養到日本高等專門學校求學的學生。
到中國的日本教師的人數也有增加，他們有的自辦學校，有的也在中國學校任教。
[30] 東京和北京的觀察家們和官府的憂慮，因留學生變得日益自覺、激動和警覺而與日俱增。
對他們的每一次冒犯隻會更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并且使他們的東道主和贊助人感到不便，往往還感到惶懼。
1902年，章炳麟等人預定組織一次集會來紀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後時刻被日本當局取消了。
同年，中國公使蔡鈞決定拒絕為九名自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入學提供必要的保證。
一批留學生拒絕在公使接見他們以前離開公使館，這時公使館就召來
日本的武裝力量也給中國新式軍隊的行政結構提供了樣闆。
法制的改革指的就是根據德國的，特别是日本的實踐制定新的法典，許多後來成名的日本法律學家首先就是作為中國人雇傭的咨議和顧問而開始他們的事業的。
日本的榜樣對立憲制的計劃尤為重要，特别在日本打敗俄國以後更是如此。
在1906&mdash1911年期間，派往日本和歐洲學習的代表團，從伊藤博文那裡聽到的謹慎的意見，與伊藤本人早期從他德國老師那裡聽到的一樣。
這些代表團得出的結論是，清朝的憲法應由朝廷頒賜。
1908年，慈禧太後頒布了準備憲政的九年計劃，此舉與其他同時提出的有實質性内容的建議一樣，是直接根據1881&mdash1890年的日本經驗作出的（見第七章）。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其他的改革都沒有教育變革産生的那種長遠意義。
中國從古典思想向近代思想轉變，從傳統的标準和注重傳統向西方的标準和注重西方轉變，在這些方面，日本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中國某些人對西學的诋毀，曾經使甚至容闳的一小批學生在1872年留學美國之事也有了争議，并且在1881年迫使學生歸國和撤銷留學生團。
但在日本戰勝中國以後的十年中，這種态度讓位于重視出洋留學，其重視程度使留學不但對一個人在官場的晉升有好處，而且最後成了晉升的關鍵性的條件。
日本似乎為這種訓練提供了最誘人、最經濟和最不出亂子的來源。
在20世紀的最初10年中，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的活動很可能是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
它産生了民國時期中國的第一代領袖。
[12]在規模、深度和影響方面，中國學生留日遠遠超過了中國學生留學其他國家。
因此，經過最近的調查研究可以這樣說，&ldquo從1898年到1914年這段時期，人們可以看到日本在中國的曆史進程中的重大影響&rdquo[13]。
學生的出國始于甲午戰争以後。
1896年，第一批13名學生來到日本。
在東京神田區專門為他們辦了一所學校。
他們不懂日文，因而他們初期的課程主要是語言課。
不到幾個星期就有四名學生離學。
單調乏味、難以下咽的食物以及現實的或想象的陋習，使他們灰心失望。
但是有七名學生完成了學業，并且成了第一批日本問題的專家。
他們開始用中文寫作有用的日語教科書和留學日本的指南。
歐洲帝國主義在中國下一輪的侵略始于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的行動，這一輪侵略又引起了學習現代制度的緊迫感，同時也使日本成了一條更易被接受的通向西方化的道路。
上面已經談到，随着百日維新的失敗，主要的維新派及其信徒們逃往日本避難。
雖然清廷試圖利用導緻1900年義和團災難的蒙昧主義的潮流，但像張之洞那些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以及像康有為、梁啟超等在維新運動中受挫的知識分子仍然繼續重視去日本留學。
張之洞早已在他的《勸學篇》中指出，日本人已經從西方翻譯了所需要的大部分内容，由于他們的語言與中文相近而易被中國學生所掌握，所以應該利用日文書籍。
他強烈地支持出國留學。
&ldquo出洋一年，勝于讀西書五年&hellip&hellip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
&rdquo但是日本可以提供特有的方便和經驗教訓。
&ldquo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
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學生毋忘其國；[14]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删節而酌改之。
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
&rdquo談到從中取得的經驗教訓時，他說：&ldquo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皆20年前出洋之學生也。
&rdquo[15] 于是一批批學生陸續出洋。
1899年，在日本的留學生超過一百名。
張之洞派出的使者還調查那裡的學習設施。
在他的指示下編寫的一本留學指南，在1898年完成，在1899和1900年重新出版，它從此一直是标準的指南讀物。
張之洞這時還派出少數軍事專家前去學習。
熱情提倡的人并不限于官員。
梁啟超總結了日文的幾個優點：它發音少，所有發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複雜，大部分詞彙與中文有關；60%&mdash70%的語言都用漢字書寫。
日本的領導人也開始看到中國派學生到他們國内留學的重要意義。
像上田萬年等學者和大鳥圭介等外交家都開始就教育其鄰國子弟而出現的機會和責任問題向其同胞們寫文章和發表演說。
大隈重信就是在這種氣氛下制定出由日本向其大陸鄰國償還曆史債務的&ldquo主義&rdquo的。
上田等教育家号召：采取行動，專門為中國學生準備教育計劃；設立專門的語言學校，以便使他們在到達後兩三年内可以為攻讀大學水平的課程做好準備。
他還意識到民衆的愛憎心理以及可能對中國人進行侮辱，堅持撥專款興建足夠的宿舍，以防止可能對學生進行無禮、利用或&ldquo誘使腐化堕落&rdquo的行動。
假期到日本重要地方的旅行也應作出安排，以便使學生們熟悉日本人生活的各個方面。
[16] 在此期間，義和團的災難以及愚昧的排外主義的失敗，使張之洞和劉坤一等具有改革思想的總督取得了新的重要地位，并且使他們的教育和制度改革的使命增添了新的緊迫感。
對出國留學的重視迅速加強，為去日本受教育提供機會的出版物也激增。
這時，去日留學和出仕二者開始挂上了鈎。
與此有關并且最終發展而為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是1905年科舉考試制度的改革和最後取消。
出國留學代替了經典著作的基礎訓練，成為進政府工作的基本條件。
對東京學生的人數也有直接的影響。
到1905年底，中國的留日學生的估計數已增至8000&mdash10000人，1906年是人數最多的一年，估計人數為6000&mdash20000人，估計數的懸殊如此之大，說明在護照、簽證、學校或課程注冊等統計數字不可靠的情況下，是難以計算人數的。
研究這一留學動态的第一流學者實藤利用當時保守的估計數，算出的總數如下：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 留日的中國畢業生 在留學風達到最高峰時，學生中也有舉家赴日的，如父親陪着兒子，年輕的中國姑娘和纏足的婦女也前來學習。
其中隻有少數人來日準備正式學習，或者能夠正式入學，所以在日本學校的畢業生雖然人數仍較可觀，卻大大低于駐留在日本的人數。
[17] 很少教育機構有能力應付這種洶湧而來的人潮。
日本當然也不例外。
為了應付中國學生的湧進，采取了種種措施來提供指導。
設立了許多的專門學校。
成城學校一開始是訓練日本士官生的軍事預科學校，也接納中國學生并培養了許多人。
其他起重要作用的學校有日華學堂（建于1898年）、高等大同（建于1899年）、東亞商業（建于1901年）和弘文學院（建于1902年），而同文書院東京分院（也建于1902年）的作用尤為重要。
例如，弘文學院前後共收7192名中國學生，其中3810人畢業，學生中有黃興、魯迅和陳獨秀。
許多私立學校，特别是早稻田，新開辟了外國學生區，以供應新收學生的夥食。
為了培養未來的現代母親，還開辦了女子學校。
開學典禮常滔滔不絕地提起孟母和華盛頓之母，因而生色不少；這樣的典禮又使張之洞相信在&ldquo東洋&rdquo留學的好處。
[18] 盡管作了這些努力，大部分學生的情況毫無疑問是很不好的。
他們之中的絕大部分人到日本留學，像日本學校接納他們一樣準備不足。
許多學生上填鴨式的課程，他們看重節約時間和強調集中精力于關鍵性學時上。
多數學生根本不上正規學校。
他們在日本的時間因此變得更短了；他們的急躁和不滿情緒直接傳到了中國的親友那裡。
但是像這樣規模的造就民國時期中國第一代領袖人物的運動，必須被認為對整個這一代上層人物的經曆有着關鍵性的重要意義。
東京和中國之間的通訊非常方便和自由，所以海外生活的影響遠遠不限于在日本學校學習的人。
因此，學生們的經曆和所受的影響這兩者的質量問題最能吸引人們的興趣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
關于中國人在日本的經曆，可從留學生的回憶錄和自傳中看到典型的情況。
這種經曆還作為文獻資料被收在中國和日本當局編的調查和報告中，并且反映在許多學生出版物中。
[19]旅日往往從一些已去日本或正準備去日本的人的鼓勵開始。
學生們往往回國鼓勵其他人學他們的樣。
他們一旦到達東京，神田區就成了他們的家。
學生們寄宿在神田區，在那裡的商店購物，在那裡的飯館就餐。
出現了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設的印刷所、食品店和當鋪。
像富山房等新印刷所最初是作為專門提供所需要的日本著作中譯文以及刊物和教科書的企業而開設的。
理發師不厭其煩地使他們的辮子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化樣式，結果湊合成一種向後梳得直而高的發型，稱為富士發式。
[20]随着中國的地方組織把更多的學生輸送到日本，各省同鄉會紛紛在東京成立，以便在留學生到達時接納他們并加以指導。
雖然留學生來自中國各地，但未來的革命中心廣東、湖南、江蘇和浙江諸省最具代表性。
這種經曆常常充滿着矛盾和諷刺。
這可以從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的記述中看出，他從1903年起開始在日留學。
他在日本小客棧的第一夜充滿着令他驚奇的事。
&ldquo不過日本更有一種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館都是闆屋席地，進門要先脫鞋的。
出洋留學，本為維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複古。
&rdquo[21]留學生可能會收到告誡他們在日本社會應怎樣待人接物的指導性傳單。
交通是靠左行走，不大聲呼叫，不無所事事地在街上停留，吐痰入盂，到盥洗室和大廳的拖鞋要分開使用，要尊重婦女，在擁擠的街車中向老幼婦女讓座，注意珍貴物品，保持衣着整潔，不問他人年齡，不貪吃不易消化的日本米飯。
[22] 這種名義上一切為了留學的實際留學經驗，常常是勞而無功的。
日本的教師和作家樂于使留學生們相信，他們的國家面臨着日本在明治初期的處境。
他們的事例中充滿了過去出國在外留學的日本人的經曆。
各專業的代表人物都準備提供保證，使他們相信，這個專業的成果對中興之治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
民族主義及其反應 看來，大部分留學生已經學到的主要教訓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義的重要性。
他們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們在同鄉觀念中增添了一種日益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
在神田，由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點這兩種覺悟的鼓舞，一個全國性組織開始形成。
神田的中國學生會起了使學生團結一緻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前不久，美國人辦的基督教青年會（也設在神田）能夠利用它不受日本人約束的地位，使其規模超過了日本人辦的早期的學生會館。
但它們都被用作集會場所，都促使同鄉觀念與民族主義相融合。
同鄉意識從未喪失過，大部分留學生首先與本省人集會結社。
對革命組織的詳細研究表明，它們招收成員和做報告都是通過設在東京的各省同鄉會進行的。
但留學生的聚集地與革命一樣，也把同鄉淵源與民族覺悟融合在一起了。
[23] 日本在許多方面為加強留學生的民族意識做了工作。
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視當然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長期存在的敬仰心情已在中日甲午戰争中表現的自負心面前煙消雲散，關于這場戰争，日本政府和人民都認為是文明與中世紀精神之間的一場鬥争。
在西方不平等待遇面前經過了幾十年的長期耐心等待之後終于戰勝了中國，這件事産生了影響日本社會和思想意識等一切方面的沙文主義。
民間的印刷品、傳說和詩歌以及狂熱的歌曲，都被用來灌輸和加強突然爆發的廉價和嘩衆取寵的愛國主義。
到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必然首當其沖。
他們的國家已被視為一個弱國，一個無準備的和非現代化的國家。
幸德秋水指出：&ldquo在對華戰争時，日本人的愛國主義空前極端地發展起來了。
他們藐視中國人，罵中國人軟弱無能，還痛恨中國人。
而且這些不隻是用言辭來表達；從白發老人直到幼童都對這四億人滿懷着血腥的敵意。
&rdquo[24]留學生就這樣深受嘲弄和蔑視。
街上的頑童集中嘲弄他們的發辮，并且跟在他們的後面高聲叫喊&ldquo清國佬&rdquo。
這種環境經常提醒中國人，叫他們不要忘記自己的弱點和失敗。
一部叙述中國留學生的小說描寫說，甚至日本的苦力也撂下了人力車轉身問乘車的中國留學生是否知道日本剛打敗了俄國，還問這個勝利是否使他們産生嫉妒之意。
[25] 可以預料，其後果是激怒了留學生，促使他們剪辮子，易西服，自充現代化。
景梅九描述他最初幾次與同校的日本人用漢字筆談的情況。
他們說：&ldquo辮子不好看，剪了好，我們稱豚尾。
&rdquo在羞辱的驅使下，他直奔理發館，打着手勢要剪辮子。
[26] 這種蔑視的态度終于與中國一詞聯系了起來。
&ldquo支那&rdquo一詞可以追溯到唐代，當時此詞通過從印度傳入的佛經而在中國語彙中使用。
雖然此詞日本人已在德川時代後期和明治時期用得很多，但仍與&ldquo清&rdquo交替使用，中日甲午戰争仍被稱為日清戰争。
此後，日本人越來越多地使用&ldquo支那&rdquo一詞；在學生運動初期，因為它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而又可以回避提清王朝之名，所以學生曾被此詞所吸引。
但随着&ldquo支那&rdquo逐漸與在街頭呵斥追逐中國人的孩子們聯系起來時，它就使人聯想到中國的虛弱。
在民國時期發生的一些災難和二十一條要求以後，中國人的憤怒變得愈加厲害了。
但在明治時期，這個過程還剛開始。
[27] 日本通過示範，對中國的民族主義作出了更積極的貢獻。
明治時期的最後十年是日本民族因成就而産生的自豪感蓬勃高漲的十年，它明顯地表現在與英國的結盟和對俄戰争的勝利上。
日本的民族主義對一些甚至非常不關心政治的留學生也有深刻的影響。
一個年輕的河南人在日記裡對他的學業或環境不怎麼關心，但對日本人的愛國主義卻感到驚奇。
乃木将軍在旅順口喪子的故事赢得了他的欽佩；他寫道，甚至日本姑娘也如此愛國，以緻她們之中很少有與中國留學生結婚的。
[28]梁啟超描寫了上野青年參軍時其親戚朋友熱烈歡送他們的場面，他說他看到一面旗上寫着&ldquo祈戰死&rdquo三字。
他寫道，見此情景，不禁為之矍然肅然，不能忘懷。
日本人有&ldquo大和魂&rdquo，對中國來說，最緊迫者莫過于發展&ldquo中國魂&rdquo。
梁啟超随即強調，最迫切需要的就是确立自愛心和愛國心，這樣國民就會愛其祖國。
要分享強盛隻有起而仿效日本人的自愛和愛國心。
日本法學家穗積八束的《國民教育：愛國心》剛問世，就立刻被北京大學堂官書局作為教科書翻譯出版。
許多論述愛國主義方面的日本著作和傳記很快都有了中譯本。
[29] 由于學生運動充當了培養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床，所以留學生的人數自然而然地随着政治情緒的高昂或挫折，時而增加，時而減少。
從數字看，留學生在1906年以後銳減，雖然人數依然很可觀。
人數減少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許多人在東京所受教育的質量越來越不滿。
有些觀察家認為，這種不滿情緒似乎是與那些受教育者質量下降的狀況相符合的；事實上，日本刊物開始覺察到，優秀的中國學生正被送到其他國家，隻有不很合格的才來日本。
這些看法也許有些根據；美國首先免除了義和團之亂的賠款，作為1908年中國學生的教育經費，而日本人直到1924年才開始這樣做。
對準備差的學生不加控制地湧進日本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政府的調查報告和它的代表們開始表示驚慌不安，于是清政府的章程開始規定選拔學生和選修課程的标準，同時禁止受短期訓練。
日本的教育當局會同執行這些章程，以便管理留學生。
這樣，又轉而引起留學生對本國政府和東道國的憤怒。
根據學校畢業生的數字，教學質量可能改進了，但學生組織和不滿情緒也随之加強。
1907年兩國達成協議：日本最好的國立高等學校将向中國留學生開放，讓他們學習正規課程；因此在以後兩年中，有四百六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在這些學校入學。
1911年6月，中國政府安排在北京開辦一所預科學校，以便培養到日本高等專門學校求學的學生。
到中國的日本教師的人數也有增加，他們有的自辦學校，有的也在中國學校任教。
[30] 東京和北京的觀察家們和官府的憂慮，因留學生變得日益自覺、激動和警覺而與日俱增。
對他們的每一次冒犯隻會更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并且使他們的東道主和贊助人感到不便，往往還感到惶懼。
1902年，章炳麟等人預定組織一次集會來紀念明朝的末代皇帝，但在最後時刻被日本當局取消了。
同年，中國公使蔡鈞決定拒絕為九名自費留學生在成城學校入學提供必要的保證。
一批留學生拒絕在公使接見他們以前離開公使館，這時公使館就召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