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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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兩國近代改革相互之間有着密切的關系。
随着蒸汽輪船航行的問世，兩國都發現閉關自守的狀态已經維持不下去，西方炮艦在其中某一國港口出現，對另一國也産生影響。
文化的聯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給另一個國家，并且對挑戰和應戰的審察會引起反省和仿效。
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危機比日本與西方關系的危機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與國際秩序發生關系，而同年，清朝的圓明園卻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
此後，日本領導人決心保持民族團結以對抗外國人的意志，因19世紀60年代使中國瀕于毀滅的四分五裂狀态而更加堅決。
不久，日本向現代化進軍，這給中國帶來鼓勵，也帶來了警告。
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日本一躍而在國際間與列強平起平坐，這件事使它的各項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青年一代學習的中心。
這些年來，兩國之間一國在另一國眼中的形象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給分析研究提供了一個課題，而這個課題到現在才正在産生成果。
對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從有頭腦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中的聖賢，一變而為1895年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軍隊面前倉皇逃跑的烏合之衆。
這樣他們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學生，在20世紀初的東京街頭上，往往因其發辮和衣着而受到頑童們的嘲罵。
在中國人眼中，人們記憶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甯的東洋矮子作為近代化的鄰邦又卷土重來，并且答應把中國人帶入光明的未來新世界，但事實上卻證明在這個未來世界中有一個新的亞洲帝國主義。
在19世紀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夕，日本的領導人警告其國民不要無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對中國虛弱的嘲笑。
中國領導人在一開始交口稱譽日本的成就，然後變成了恐懼，并且警告國民應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險。
可是後來，當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顯時，日本的現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學習的目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國革命的地方。
由于中日兩國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對對方具有那麼重要的影響，所以對有關的兩方面進行觀察是有好處的。
中國的開放對日本的警告 中國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盡管不是有意識的，但仍适合作為本文讨論的開端。
貢獻是幾方面的。
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曆都是重要的。
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争意識。
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文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學者們都同意19世紀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産生的恐懼感有着重要意義，并且從中國傳來的消息顯然對那種意識的産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船隻莫裡森号出現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種種明顯失實的傳聞，說什麼這位在廣州地區有着普遍影響的英國人，現在正準備對付德川政府。
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預言，日本将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标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
在中國戰敗的消息傳來從而證明他的預言錯了以後，影響是巨大的。
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寫信給他的一個僚屬說：&ldquo這是一件外國的事，但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警告。
&rdquo[1]不久，荷蘭和中國的商人把中國的出版物帶到了長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廣為流傳，那裡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得到這些作品。
他的《海國圖志》有許多日本的版本。
魏源的關于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于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于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
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君主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後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
他寫道：&ldquo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
後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聖武記》&hellip&hellip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素昧平生。
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歎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緻，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
&rdquo[2] 當來自中國的新聞在量和質的方面在19世紀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長提高時，這些新聞就成了使蔓延于該國的危機感加劇的重要因素。
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争後解散鄉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系起來。
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
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于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
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幾年的日本人，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一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
日本人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恢複明室和英國支持複明戰士的情節。
逐漸地，比較準确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了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财産的巨大損失的關系。
在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報道，但一些虛構的傳說（如說複明戰士與清軍進行大戰）繪聲繪色，因而混亂不堪。
許多這樣的報告取材于有關國姓爺（鄭成功）的老傳說，以美化報道中的英雄，但是愈來愈多的報道，卻把中國的災難與外國的幹涉和征服聯系了起來。
[3] 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後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
19世紀60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搜集有關中國人災難性經曆的第一手觀察材料。
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為千歲号，它于1862年出發；由于所有乘客&mdash&mdash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mdash&mdash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後，就提供了關于中國沿海事态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
[4]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
[5]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
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
中國的沿海，特别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
中國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設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購買輪船和輕型武器。
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mdash&mdash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後藤象次郎&mdash&mdash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着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
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
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别對待了。
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争氣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
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随着&ldquo東方&rdquo一詞而産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系。
幾十年後，在1885年福澤谕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
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号召他的同胞們&ldquo同亞洲分道揚镳&rdquo。
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ldquo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rdquo外，沒有别的選擇餘地。
所有這些論點都基于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曆。
[6] 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後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也使人很感興趣，因為它提供了把以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的事物。
西方書籍的早期中文譯本含有重要的漢字詞組，它們逐漸進入了日本人的&ldquo現代&rdquo思想中。
到19世紀末，這些漢字詞組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後來日本詞傳入中國時，許多中國人認為要為這些詞彙（像為另外一些術語那樣）感謝日本。
這種傳入在出版國際法的譯文方面尤其重要，因為需要譯好像&ldquoright&rdquo（權利）和&ldquosovereignty&rdquo（主權）這樣一些相近的字眼。
但這些術語與以後大量湧進中國語言中的日本詞相比，數量仍是比較少的。
在早期自強運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為學習現代化而留學中國。
中國人心目中的明治時期的日本 在19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
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制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贊揚甚至欽佩之情。
李鴻章認為德川後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
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
他們的這些态度在明治中興初期的幾年還繼續存在。
根據一位權威的研究，李鴻章在1870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後，&ldquo給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取得的相對的成就&hellip&hellip以及據說日本已籌集巨款興建兵工廠和輪船之事。
李鴻章感到中國應與日本友好，也許甚至應派官員駐在該國，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國家一邊&rdquo[7]。
後來日本人利用台灣土著對琉球漁民施加暴行之事，作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對琉球群島的領土要求和對台灣采取行動的借口，李鴻章及其同僚開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險的策源地。
明治的變革現在開始表現得過于想徹底地趕超西方了。
1875年的糾紛解決後森有禮來北京，李鴻章與他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談話，李對日本想與東亞文化傳統決裂的意願表示意外和震驚。
在日本外務省官方的英文談話記錄中，李鴻章談話的内容如下：&ldquo我對貴國近年來作出的幾乎一切成績都深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還不很理解，這就是你們把古老的民族服裝改成歐洲式樣&hellip&hellip服裝是激起對祖先的神聖回憶的事物之一，後代理應以崇敬的心情永遠保持下去。
&rdquo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森要他相信：&ldquo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着的話，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事&hellip&hellip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為他們當時發現中國服比原來的穿着要好。
&rdquo李鴻章反駁說：&ldquo你如果出于理智，就應該穿中國服&hellip&hellip它很方便&hellip&hellip而且完全可以用貴國産的材料制作。
&rdquo但森指出：&ldquo你們四百年前的祖先誰也不願意改成本朝開始後改變的服飾（即留辮子）。
但畢竟發生了變化，不過你們的這種變化是強加給你們的，盡管你們不喜歡它。
&rdquo[8]但是，李鴻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過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聳聽地談到了借外債的危險性，一方面卻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這兩點連同其他措施引為觀測日本所以&ldquo其勢日張，其志不小&rdquo的基礎。
到1885年他寫道：&ldquo大約十年内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rdquo在這10年的末期，當李鴻章的預言已成為事實，并且親往下關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時，他仍極力設法想使中日兩國&ldquo成為兄弟而不結成仇敵&hellip&hellip對我們一方有害之事，對另一方一定也如此&hellip&hellip黃種人準備對付白種人，此其時矣&rdquo[9]。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1894&mdash1895年的對日戰争，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态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
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争也被看成是對兩國采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緻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
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
因此，中國嘗到失敗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
在很大程度上，滿洲王朝和李鴻章也要分擔責任。
日本的戰勝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蓋過；歐洲列強在1895年進行幹涉，并表面上充當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護人以反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後立刻順手牽羊地掠奪了它們原來加以保護的東西。
這種行徑在中國引起的憤怒直接導緻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見第五章）。
明治時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維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在基本上是傳統意識形态的基礎上引進代議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發揚的為國效勞而不是滿足個人或某個地區利益的精神，看來可以成為任何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的榜樣。
維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國的讀者和領袖人物介紹明治維新各項成就的事實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樣說是有意義的，也是恰當的。
例如黃遵憲（1848&mdash1905年）在1877年作為公使館參贊随同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來到了東京。
黃遵憲與日本文人進行了許多接觸，并且寫了一部日本史。
這部在他任舊金山總領事後一段時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脫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戰争時期才流傳，到1897年才出版，書名《日本國志》。
就是這個黃遵憲，他邀請梁啟超到上海主編強學會辦的一份雜志，并且在湖南支持譚嗣同和梁啟超。
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緒帝的注意，當時黃遵憲正在湖南任職。
[10] 維新派中間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在他的論點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
在他看來，明治時期的憲法是使日本強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
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紹了日本的範例，并且在以後堅持他的論點。
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ldquo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rdquo，&ldquo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rdquo。
從1898年夏季起，康有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紹明治；對中國來說，現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統治和擴大參政的範圍。
他指出，日本與中國近，其政治形式與社會制度也近似中國。
以後，康有為在供清帝參考的研究俄國和日本的長篇論著中重複并且發揮了這些論點。
不過，他的主張依然是泛談多于實指。
他贊成尋求新的模式，特别贊成日本的立憲改組。
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儒家原則，需要中國政制的民主化。
[11]但是，雖然康有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卻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為明治的民族主義或社會組織就是他追求的目标。
在1911年以前，他傾向于給德國的榜樣以更高的評價，因為這種榜樣似乎把自由與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紀律結合在一起了。
可以設想，明治時期的領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來贊助1898年的維新運動。
他們自己在這個時候對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幫助中國進行抵抗。
外務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ldquo大隈主義&rdquo，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
在百日維新期間，伊藤博文訪問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見。
在皇太後對維新派發動政變後，維新運動的領袖們得到日本人的保護。
康有為取得英國的保護到達香港後轉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難。
梁啟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領事館，然後乘坐一艘日本炮艦前往日本。
華人社會在日本日益發展，維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為領袖群倫的人物。
他們往往與有地位的上層日本人進行接觸。
大隈重信親自接見過康有為，此後還與他有通信關系。
近衛笃麿親王也是如此。
犬養毅和其他議會政治運動的領袖們都以擁有與這些中國貴賓的友誼而自傲。
随着不斷高漲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的華人界中開始蓬勃發展，維新派由于他們的學識和道德威望而沽了光。
作為華人界人士的宣傳員和發言人的梁啟超更是處于黃金時期。
在創辦一所以徐勤為首的供中國青年學習的學校時，他是主要人物；同時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論點來提倡他的君主立憲制主張，這樣便與主張共和的戰士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與此同時，日本的榜樣在義和團之亂以後幾年清王朝進行的政府改革中顯得重要了。
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後，慈禧太後接受了張之洞和劉坤一一系列奏議中提出的關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見第七章）。
軍事改革包括專門為訓練一代職業陸軍軍官而興辦的學校。
日本教官的人數逐漸超過了歐洲教官。
派往日本軍事學校的中國士官生人數
随着蒸汽輪船航行的問世，兩國都發現閉關自守的狀态已經維持不下去，西方炮艦在其中某一國港口出現，對另一國也産生影響。
文化的聯系和共同的文字意味着其中一個國家的反應會迅速傳給另一個國家，并且對挑戰和應戰的審察會引起反省和仿效。
中國與西方關系的危機比日本與西方關系的危機足足早15年；日本在1860年才完全與國際秩序發生關系，而同年，清朝的圓明園卻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
此後，日本領導人決心保持民族團結以對抗外國人的意志，因19世紀60年代使中國瀕于毀滅的四分五裂狀态而更加堅決。
不久，日本向現代化進軍，這給中國帶來鼓勵，也帶來了警告。
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日本一躍而在國際間與列強平起平坐，這件事使它的各項制度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青年一代學習的中心。
這些年來，兩國之間一國在另一國眼中的形象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給分析研究提供了一個課題，而這個課題到現在才正在産生成果。
對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從有頭腦的、内省的和充斥于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中的聖賢，一變而為1895年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軍隊面前倉皇逃跑的烏合之衆。
這樣他們就成了拙而忸怩的學生，在20世紀初的東京街頭上，往往因其發辮和衣着而受到頑童們的嘲罵。
在中國人眼中，人們記憶中一度曾打破明末安甯的東洋矮子作為近代化的鄰邦又卷土重來，并且答應把中國人帶入光明的未來新世界，但事實上卻證明在這個未來世界中有一個新的亞洲帝國主義。
在19世紀中期，一份日本宣言告誡國民說，要像尊重中國人那樣尊重西方人；但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夕，日本的領導人警告其國民不要無批判地接受西方人對中國虛弱的嘲笑。
中國領導人在一開始交口稱譽日本的成就，然後變成了恐懼，并且警告國民應把日本人看得比西方人更危險。
可是後來，當現代化的迫切性日益明顯時，日本的現代化的制度依然成了學習的目标，而且日本本身也成了孕育中國革命的地方。
由于中日兩國在各自的近代史中對對方具有那麼重要的影響，所以對有關的兩方面進行觀察是有好處的。
中國的開放對日本的警告 中國對日本現代化的貢獻盡管不是有意識的，但仍适合作為本文讨論的開端。
貢獻是幾方面的。
從中國傳來的危機新聞以及在中國的直接觀察和經曆都是重要的。
日本人對西方的感受本身又引起他們與中國人的競争意識。
從西方著作的中譯文中得到的教益雖然是重要的，但不是主要的。
學者們都同意19世紀中期日本因接近西方世界而産生的恐懼感有着重要意義，并且從中國傳來的消息顯然對那種意識的産生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19世紀30年代，美國船隻莫裡森号出現于日本水域一事引起了種種明顯失實的傳聞，說什麼這位在廣州地區有着普遍影響的英國人，現在正準備對付德川政府。
1838年，大領主德川齊昭預言，日本将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标中；國太大，琉球群島和朝鮮又太小，都吸引不了炮艦的注意。
在中國戰敗的消息傳來從而證明他的預言錯了以後，影響是巨大的。
幕府的大臣水野忠邦寫信給他的一個僚屬說：&ldquo這是一件外國的事，但我認為這件事應該給我們提供一個有益的警告。
&rdquo[1]不久，荷蘭和中國的商人把中國的出版物帶到了長崎。
魏源的著作在日本廣為流傳，那裡的一切知識分子都能得到這些作品。
他的《海國圖志》有許多日本的版本。
魏源的關于在物質和技術方面宜于向西方學習的論點，以及他關于學習步驟可以與對道德和政治的正統學說的關心結合起來的主張，是投合許多日本讀者的心意的。
佐久間象山在向其君主條陳有關海防的問題以後讀了魏源的著作，對他與魏源兩人的思想如此相似而感到驚奇。
他寫道：&ldquo正當英夷侵犯清國之時，我奏陳了一項計劃。
後來我看到中國作家魏源寫的《聖武記》&hellip&hellip魏源與我出生兩地，素昧平生。
但我們都在同一年撰文哀歎世局，而且我們既未謀面而見解一緻，這豈非無獨有偶？我們真可以稱為異地的同志了。
&rdquo[2] 當來自中國的新聞在量和質的方面在19世紀中期的日本日益增長提高時，這些新聞就成了使蔓延于該國的危機感加劇的重要因素。
從魏源得到的材料使吉田松陰有可能把鴉片戰争後解散鄉勇之事與廣東省的混亂局勢聯系起來。
這種新聞對權貴們的影響很深。
但它的全部重要意義則因關于中國叛亂的報道的混亂而沒有立刻顯示出來。
報道來自不同的來源，有的從朝鮮通過對馬大領主轉述而來，有的通過商船從中國傳來，有的通過荷蘭人的消息從長崎傳來，有的來自一個在中國沿海活動了幾年的日本人，有的則來自與倍理一起乘船來日本的一名廣東人帶來的出版物。
日本人關于太平軍叛亂的報道最初談的是恢複明室和英國支持複明戰士的情節。
逐漸地，比較準确的中國官方報道使讀者們了解到基督教、叛亂與所造成的生命财産的巨大損失的關系。
在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日本人有直接報道，但一些虛構的傳說（如說複明戰士與清軍進行大戰）繪聲繪色，因而混亂不堪。
許多這樣的報告取材于有關國姓爺（鄭成功）的老傳說，以美化報道中的英雄，但是愈來愈多的報道，卻把中國的災難與外國的幹涉和征服聯系了起來。
[3] 日本人觀察中國災難後最重要的結果是決心不重蹈中國人的覆轍。
19世紀60年代前往上海的日本人開始搜集有關中國人災難性經曆的第一手觀察材料。
派往上海的第一艘輪船為千歲号，它于1862年出發；由于所有乘客&mdash&mdash包括幕府、長州、佐賀、尾張和大村的武士以及商人&mdash&mdash都負有他們政治當局委托的使命，所以他們的旅行記載經過其他經上海前往歐洲的人員的記載補充後，就提供了關于中國沿海事态直接影響日本的重要的文獻資料。
[4] 對大批日本人來說，停泊在上海港口的帆樯如林的外國船隻令人信服地證明，要再繼續搞閉關鎖國的老一套是不可能的。
[5]西方人在布置上海防務時所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氣焰以及中國人在對待西方人士時明顯地流露出的恐懼心理，同樣給許多人以深刻的印象。
因此，許多日本人愈來愈相信，必須獲取西洋武器以準備抗拒西方。
中國的沿海，特别是上海，還成了給幕府及其敵人提供武器與裝備的貿易中心。
中國沿海口岸的洋行（如怡和洋行）設在日本的分行（特别在長崎）為薩摩族、長州族和土佐族購買輪船和輕型武器。
許多重要的中興領袖&mdash&mdash其中有高杉晉作、五代友厚和後藤象次郎&mdash&mdash都直接在上海取得軍用物資。
就是這些洋行，沿着同一條航線，把其中的一些人送往歐洲。
伊藤、井上、森、五代和寺島等人通過他們在上海短暫逗留時看到的五光十色的景象，第一次對西方有了感受。
他們寫回本國的信件報告說，他們高興地看到歐洲人開始把日本堅決的改革和中國時局的日益不穩定加以區别對待了。
歐洲人對日本人的效率和中國人的不争氣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因而使他們受到鼓舞。
從很早時期，人們開始在這些反應中看到一些苗頭，即日本人希望與西方而不是與東方站在一起，希望他們本人和他們的國家與伴随着&ldquo東方&rdquo一詞而産生的無能和無效率的聯想脫離關系。
幾十年後，在1885年福澤谕吉的一篇論文中對這些希望作了經典式的闡述。
他在撰寫的一篇論述朝鮮改革失敗和法國打敗中國的後果的社論中，号召他的同胞們&ldquo同亞洲分道揚镳&rdquo。
此後不久，外務相井上馨在一份備忘錄中強調了這個論點，即主張日本除了建立&ldquo亞洲邊上的西方式帝國&rdquo外，沒有别的選擇餘地。
所有這些論點都基于一個事實，即認為必須避免重複19世紀中國的災難性的經曆。
[6] 中國較早與西方接觸而使日本獲得的一個最後的、也是很少被人提到的好處也使人很感興趣，因為它提供了把以後中日兩國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的事物。
西方書籍的早期中文譯本含有重要的漢字詞組，它們逐漸進入了日本人的&ldquo現代&rdquo思想中。
到19世紀末，這些漢字詞組已在日本廣泛流傳；後來日本詞傳入中國時，許多中國人認為要為這些詞彙（像為另外一些術語那樣）感謝日本。
這種傳入在出版國際法的譯文方面尤其重要，因為需要譯好像&ldquoright&rdquo（權利）和&ldquosovereignty&rdquo（主權）這樣一些相近的字眼。
但這些術語與以後大量湧進中國語言中的日本詞相比，數量仍是比較少的。
在早期自強運動的任何時期，都沒有一個日本留學生為學習現代化而留學中國。
中國人心目中的明治時期的日本 在19世紀後半期，在有影響的中國領袖人物的心目中，日本逐漸變成了一個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
在馮桂芬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早期對日本制度變革和對技術作出的努力所流露出的贊揚甚至欽佩之情。
李鴻章認為德川後期軍事改革的各項措施很好。
這些改革雖然是在一個全民發動的運動之外進行的，但它們似乎把傳統和技術結合了起來，并且很自然地有助于形成反西方共同戰線的思想。
他們的這些态度在明治中興初期的幾年還繼續存在。
根據一位權威的研究，李鴻章在1870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以後，&ldquo給他深刻印象的是，日本在與西方打交道時取得的相對的成就&hellip&hellip以及據說日本已籌集巨款興建兵工廠和輪船之事。
李鴻章感到中國應與日本友好，也許甚至應派官員駐在該國，以便阻止日本站在西方國家一邊&rdquo[7]。
後來日本人利用台灣土著對琉球漁民施加暴行之事，作為在1874年向清朝提出對琉球群島的領土要求和對台灣采取行動的借口，李鴻章及其同僚開始看出日本可能是危險的策源地。
明治的變革現在開始表現得過于想徹底地趕超西方了。
1875年的糾紛解決後森有禮來北京，李鴻章與他進行了一次引人入勝的談話，李對日本想與東亞文化傳統決裂的意願表示意外和震驚。
在日本外務省官方的英文談話記錄中，李鴻章談話的内容如下：&ldquo我對貴國近年來作出的幾乎一切成績都深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還不很理解，這就是你們把古老的民族服裝改成歐洲式樣&hellip&hellip服裝是激起對祖先的神聖回憶的事物之一，後代理應以崇敬的心情永遠保持下去。
&rdquo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森要他相信：&ldquo如果我們的祖先還活着的話，他們無疑會做我們全部做過的事&hellip&hellip大約一千年前，他們改穿中國服，因為他們當時發現中國服比原來的穿着要好。
&rdquo李鴻章反駁說：&ldquo你如果出于理智，就應該穿中國服&hellip&hellip它很方便&hellip&hellip而且完全可以用貴國産的材料制作。
&rdquo但森指出：&ldquo你們四百年前的祖先誰也不願意改成本朝開始後改變的服飾（即留辮子）。
但畢竟發生了變化，不過你們的這種變化是強加給你們的，盡管你們不喜歡它。
&rdquo[8]但是，李鴻章一方面警告森不要過分西洋化，并且危言聳聽地談到了借外債的危險性，一方面卻在1874年12月的一份奏折中把這兩點連同其他措施引為觀測日本所以&ldquo其勢日張，其志不小&rdquo的基礎。
到1885年他寫道：&ldquo大約十年内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而非目前之近憂。
&rdquo在這10年的末期，當李鴻章的預言已成為事實，并且親往下關在伊藤博文面前乞和時，他仍極力設法想使中日兩國&ldquo成為兄弟而不結成仇敵&hellip&hellip對我們一方有害之事，對另一方一定也如此&hellip&hellip黃種人準備對付白種人，此其時矣&rdquo[9]。
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1894&mdash1895年的對日戰争，在中國對待明治維新的态度方面起了關鍵作用。
在中國，如同在其他國家那樣，這場戰争也被看成是對兩國采取現代化措施結果的考驗；而且日本武力的勝利，以及日本的舉國一緻與中國各地的自行其是的對比，使人們幾乎毫無疑問地認清哪一方的組織形式更有成效。
被日本打敗所引起的震驚，比迄今視以為常的西方列強的侵略所引起的震驚要更為強烈。
因此，中國嘗到失敗的苦果不能全怨日本。
在很大程度上，滿洲王朝和李鴻章也要分擔責任。
日本的戰勝又被西方提出的新要求所蓋過；歐洲列強在1895年進行幹涉，并表面上充當中國領土完整的保護人以反對日本提出的要求，但在1897年以後立刻順手牽羊地掠奪了它們原來加以保護的東西。
這種行徑在中國引起的憤怒直接導緻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見第五章）。
明治時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維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在基本上是傳統意識形态的基礎上引進代議制政府的成就，以及它發揚的為國效勞而不是滿足個人或某個地區利益的精神，看來可以成為任何追求現代化的國家的榜樣。
維新派中的重要人物在向中國的讀者和領袖人物介紹明治維新各項成就的事實和适用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樣說是有意義的，也是恰當的。
例如黃遵憲（1848&mdash1905年）在1877年作為公使館參贊随同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來到了東京。
黃遵憲與日本文人進行了許多接觸，并且寫了一部日本史。
這部在他任舊金山總領事後一段時期才完成的著作在1887年脫稿，但它到中日甲午戰争時期才流傳，到1897年才出版，書名《日本國志》。
就是這個黃遵憲，他邀請梁啟超到上海主編強學會辦的一份雜志，并且在湖南支持譚嗣同和梁啟超。
他的日本史在1898年引起了光緒帝的注意，當時黃遵憲正在湖南任職。
[10] 維新派中間的領袖人物康有為在他的論點中充分利用了日本的例子。
在他看來，明治時期的憲法是使日本強大的一大成就和重要因素。
1888年，康有為在上清帝的第一份奏章中介紹了日本的範例，并且在以後堅持他的論點。
在1898年，他敦促清帝&ldquo外采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rdquo，&ldquo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rdquo。
從1898年夏季起，康有為就不大提到彼得大帝，而更多地介紹明治；對中國來說，現在主要是放松它的統治和擴大參政的範圍。
他指出，日本與中國近，其政治形式與社會制度也近似中國。
以後，康有為在供清帝參考的研究俄國和日本的長篇論著中重複并且發揮了這些論點。
不過，他的主張依然是泛談多于實指。
他贊成尋求新的模式，特别贊成日本的立憲改組。
他認為，要實現真正的儒家原則，需要中國政制的民主化。
[11]但是，雖然康有為向往日本所向往的一切，卻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認為明治的民族主義或社會組織就是他追求的目标。
在1911年以前，他傾向于給德國的榜樣以更高的評價，因為這種榜樣似乎把自由與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紀律結合在一起了。
可以設想，明治時期的領袖們能找到很多理由來贊助1898年的維新運動。
他們自己在這個時候對西方在中國的帝國主義擴張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幫助中國進行抵抗。
外務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ldquo大隈主義&rdquo，給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根據他的理論，過去長期接受中國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現在要償還那筆債，辦法是去牽制西方，使中國取得必要時間能在新的領導下進行改組。
在百日維新期間，伊藤博文訪問了北京，并受到清帝的接見。
在皇太後對維新派發動政變後，維新運動的領袖們得到日本人的保護。
康有為取得英國的保護到達香港後轉乘一艘日本船到日本避難。
梁啟超逃到天津的日本領事館，然後乘坐一艘日本炮艦前往日本。
華人社會在日本日益發展，維新派不久便在其中成為領袖群倫的人物。
他們往往與有地位的上層日本人進行接觸。
大隈重信親自接見過康有為，此後還與他有通信關系。
近衛笃麿親王也是如此。
犬養毅和其他議會政治運動的領袖們都以擁有與這些中國貴賓的友誼而自傲。
随着不斷高漲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的華人界中開始蓬勃發展，維新派由于他們的學識和道德威望而沽了光。
作為華人界人士的宣傳員和發言人的梁啟超更是處于黃金時期。
在創辦一所以徐勤為首的供中國青年學習的學校時，他是主要人物；同時他常常用日本各界所熟悉的論點來提倡他的君主立憲制主張，這樣便與主張共和的戰士在報刊上展開了激烈的論戰。
與此同時，日本的榜樣在義和團之亂以後幾年清王朝進行的政府改革中顯得重要了。
1902年清廷回到北京後，慈禧太後接受了張之洞和劉坤一一系列奏議中提出的關于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基本原理（見第七章）。
軍事改革包括專門為訓練一代職業陸軍軍官而興辦的學校。
日本教官的人數逐漸超過了歐洲教官。
派往日本軍事學校的中國士官生人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