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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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影響是困難的。
但在交往中卻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曆。
&ldquo中國浪人&rdquo（人們對宮崎及其友人的稱呼）在他們的一生中就被認為是這種日本人。
對他們來說，建設一個新東亞的鬥争是一項超越個人或超越民族界線的事業。
但是在中日兩國，國際主義的經驗都證明是難以容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
[60] （楊品泉 譯） *** [1]關于德川齊昭，見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載《水戶藩史料》，别集條，98。
關于水野忠邦，見日本史籍協會編《川路聖谟文書》8（1934年），第318&mdash319頁。
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ldquo東方道德，西方科學&rdquo的佐久間象山》，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論文集》Ⅰ，日本1972年版，第54頁。
關于中國戰敗的第一個報道是在1840年通過一艘荷蘭船隻傳到長崎的。
[2]關于《海國圖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響，見王家儉《 〈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mdash349頁。
各種譯文紛紛出現于1854年，并且持續到明治時代初期。
關于《海國圖志》對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編者，即有聲望的儒家學者鹽谷宕陰（1810&mdash1867）的影響，見範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争的反響》，載《華裔學志》第4期（1939年）第478&mdash545頁。
佐久間象山對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關于槍炮的論點。
他指出：魏源在這方面&ldquo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住腳的。
那好像兒童遊戲。
不親自進行研究，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問題的真髓。
像魏源那樣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幸&rdquo。
引自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編《日本傳統的源泉》，第614頁。
[3]關于日本取得有關太平軍成就的情報的過程和結果，見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mdash495頁。
[4]《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81&mdash486頁。
這裡詳細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來源。
[5]因此，撰寫井上馨傳記的作者指出：&ldquo當他到達上海，從輪船甲闆上看到約一百艘戰艦、輪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隻繁忙地出入港口時，便大吃一驚。
侯爵這時才開始認識發展海軍以便實行排外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看清佐久間象山教導的全部意義和單純排外主義思想的不足。
&rdquo見井上馨侯爵傳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傳》第1冊，第90&mdash91頁。
[6]M.B.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7]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74頁。
[8]東北大學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這次談話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謝。
日文版本見木村匡《森有禮先生傳》，第102頁。
這次交談還見于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第64&mdash65頁。
[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19&mdash120頁。
1895年的談話記錄為英文。
見鹿島守之助（音）《1894&mdash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頁。
[10]列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mdash25頁；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應》。
下一個研究日本現代化的重要中國著作是戴季陶（1890&mdash1949年）的《日本論》，此書發表于1928年。
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譯文載于《中國》第56&mdash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見蕭公權《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第24期（1965年），第 1&mdash83頁；《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mdash245頁（關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見第184頁及第260&mdash261頁的注）；《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mdash193頁；《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
蕭教授已把他的許多文章收進《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一書中。
彭澤周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收集并補充了他自1970年以來發表的文章，成為最全面論述日本維新運動的集子。
[12]這方面的權威著作有實藤惠秀的《明治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特别應重視《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
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學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關的論述取材于第140頁和第110&mdash111頁。
[13]費正清等編：《東亞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頁。
[14]根據《張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勸學篇·遊學二》，應為：&ldquo一去華近，易考察。
&rdquo&mdash&mdash譯者 [15]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1頁。
[16]同上書，第45頁的摘錄。
[17]數字根據上引著作第545頁正面的表。
他找不到估計1909&mdash1912年和1915年學生數的根據。
各學校畢業生的按校統計（上引著作第138&mdash140頁）顯示學生畢業的學校從帝國大學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學校。
關于1901&mdash1939年的數字，實藤列出中國畢業生總人數為11966人。
[18]關于學校、專業和日期的情況，見同上著作，第64&mdash79頁。
[19]實藤準備了一套中國人寫的日記目錄。
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記；有一名官方視察員李宗棠記錄了這個時期九次去日的見聞（見同上著作，第313、425頁）。
1906年以後，中國政府出版指導性的月報供在日本留學之用。
還有不少小說，其中最出名的為《留東外史》。
實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一書中對它進行了研究，此書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由張銘三翻譯。
[20]見孫伯醇（1891一）的回憶。
孫伯醇于1905&mdash1914年在東京學習，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國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回到東京，在外國語大學和東京都大學當講師。
見他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第30期（1966年5月），第24&mdash33頁。
特别可看他的《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第31期（1966年6月），第28&mdash33頁。
[21]景梅九然後回顧了漢代的一些風俗，那時中國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讀者這些風俗以及過分的禮貌準則仍在日本流行。
見《留學回顧》。
此書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譯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譯。
[22]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92&mdash195頁）轉載了這種《留學生自治要訓》的傳單，并且指出，當時的中國小說有時把歸國留學生描寫為文靜而有禮貌的人。
[23]鄭冼秀蘭（音）：《1905&mdash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财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第116&mdash117頁。
注意K.S.劉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第40、59頁叙述的地方關系。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5頁提到學生會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國出口日本書籍的機構。
[24]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第35頁。
岩波書店重印了1901年的這部名著。
[25]《傷心人語》，這是夢芸生寫的一部論戰性小說，在1906年出版。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13頁。
[26]景梅九：《罪案》，第34頁。
[27]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寫的文章中說，&ldquo日本人稱中國為 &lsquo支那&rsquo。
本來支那并非惡意，有人說本是 &lsquo秦&rsquo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太還要下作。
&rdquo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24頁引了這段話。
實藤作了長篇讨論，并對使用此詞表示歉意。
竹内好在《中國》第16期（1965年3月，第34&mdash36頁）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ldquo支那&rdquo一詞。
1930年國民黨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28]關于用注音符号拼成&ldquoSokoman&rdquo音的年輕人的日記，見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第277&mdash336頁。
關于乃木，見第317頁。
[29]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2&mdash513頁。
[30]關于1907年協議，見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06&mdash107頁。
關于在華的日本教師情況，見第96頁。
到清代後期，在華的日本教師約600名，甚至在來華熱潮衰退以後很久的1909年，中國學校邀請的356名外籍教師中，有311人是日本人。
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費用問題。
[31]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24&mdash460頁。
[32]同上書，第68&mdash71頁。
[33]關于英國人看到的危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部把&ldquo七條要求&rdquo秘密透露給英國代表的情況，見倫森編：《1895&mdash1904年處于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第213&mdash217頁。
[34]關于詳細的分析，見永并算己《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mdash83頁。
[35]鄒容：《革命軍》。
約翰·勒斯特介紹和翻譯此書，并加注釋，見英譯本第152和84頁。
[36]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4頁。
此書包括陳天華的政治小說《獅子吼》的日譯文，見第81&mdash121頁。
島田還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書中刊載了《警世鐘》的譯文，見第83&mdash144頁。
又見歐内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mdash162頁。
關于陳天華，又見《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1&mdash79頁。
[37]引自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頁。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61&mdash511頁也詳細叙述了這場鬥争的經過。
[38]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92頁。
[39]關于鐵路争端，見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衆》，載《信州大學紀要》第11期（1957年），第1&mdash25頁。
這是一篇研究在1907&mdash1908年抵制江浙鐵路的英國借款的文章，抵制運動從東京的江浙學生集會上開始。
關于借款談判，見孫任以都《1898&mdash1911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第61&mdash68頁。
[40]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45頁。
[41]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mdash319頁。
[42]關于傳入詞彙的統計數，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
作者認為1905年是留學生翻譯作品采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
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于《中國》第24期（1965年），第5&mdash16頁。
[43]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及《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44]黑龍會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編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在最後全面地歌頌了這些東亞先驅者生平的光榮作用。
[45]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傳記。
又見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态：日本帝國和中國》，載古德曼編《對日本帝國和亞洲的再估計》，第35頁。
[46]在《中國》第21期（1965年8月），第7&mdash22頁中，可以看到關于東亞同文會和東亞同文書院的曆史和貢獻的權威性簡明概述。
[47]對某些這類事情的讨論，見詹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第163&mdash189頁。
關于宮崎的全集，見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編的《宮崎滔天全集》。
[48]根據孫中山萬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所寫的序言。
[49]從近衛日記對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與其他人的正式關系和非正式關系的脈絡。
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劃康有為來日，1898年11月12日與他會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資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與張之洞會面。
見《近衛笃麿日記》第2卷。
[50]關于早期革命運動及其興衰，見薛君度《孫中山、楊衢雲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mdash318頁。
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産的合作》，載《中國論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mdash114頁。
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51]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82&mdash104頁。
惠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宮崎寫了《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
[52]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1頁。
關于孫中山與留學生的來往以及他與秘密會社的關系，見鄭冼秀蘭的《同盟會》，第36頁。
又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300頁以下。
[53]不過宋教仁從來沒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論點。
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載《中國論文集》第21期（1968年），第 189頁。
關于黃興，最詳盡的材料為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
對宋教仁最充分的論述是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
[54]島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mdash194頁）中讨論了大隈的幾次演說。
大隈在鼓吹中國必須采納日本意見這一點上采取了十分強硬的路線；胡漢民在《民報》試圖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55]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
喬治·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第45&mdash53頁。
關于北一輝從中國拍的電報，見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mdash480頁。
[56]伯納爾：《1906&mdash1907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116頁。
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mdash564頁。
[57]伯納爾的《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
又見石母田正《幸德秋水與中國》，載竹内好編《亞細亞主義》第9卷：《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mdash410頁。
關于俄國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見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
[58]關于會晤和接觸，見竹内善作的回憶《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mdash95頁。
但還可見斯卡拉皮諾和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對抗》，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mdash342頁。
其中所選的例子和論點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59]《革命中的中國》導言，第45頁。
[60]黃興在東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學生組織新人會的總部，宮崎滔天的兒子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
見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第59頁。
但在交往中卻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經曆。
&ldquo中國浪人&rdquo（人們對宮崎及其友人的稱呼）在他們的一生中就被認為是這種日本人。
對他們來說，建設一個新東亞的鬥争是一項超越個人或超越民族界線的事業。
但是在中日兩國，國際主義的經驗都證明是難以容納高漲的民族主義思想潮流的。
[60] （楊品泉 譯） *** [1]關于德川齊昭，見天保十年六月二十二日（1839年8月1日）奏折，載《水戶藩史料》，别集條，98。
關于水野忠邦，見日本史籍協會編《川路聖谟文書》8（1934年），第318&mdash319頁。
材料均引自吉田正《提倡&ldquo東方道德，西方科學&rdquo的佐久間象山》，載《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論文集》Ⅰ，日本1972年版，第54頁。
關于中國戰敗的第一個報道是在1840年通過一艘荷蘭船隻傳到長崎的。
[2]關于《海國圖志》的日本版本及其影響，見王家儉《 〈海國圖志〉對于日本的影響》，載《大陸雜志》卷32第8期（1966年4月），第242&mdash349頁。
各種譯文紛紛出現于1854年，并且持續到明治時代初期。
關于《海國圖志》對其初期版本之一的編者，即有聲望的儒家學者鹽谷宕陰（1810&mdash1867）的影響，見範古利克《日本對鴉片戰争的反響》，載《華裔學志》第4期（1939年）第478&mdash545頁。
佐久間象山對魏源的敬慕并不包括魏源所持的關于槍炮的論點。
他指出：魏源在這方面&ldquo大部分是不正确的和站不住腳的。
那好像兒童遊戲。
不親自進行研究，誰也不能洞悉這個問題的真髓。
像魏源那樣的有才之士不能了解這個問題，實在不幸&rdquo。
引自角田龍作（音）、德巴雷和D.基恩編《日本傳統的源泉》，第614頁。
[3]關于日本取得有關太平軍成就的情報的過程和結果，見市古宙三《幕府末期日本人關于太平天國的知識》，載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53&mdash495頁。
[4]《明治文化史論集》，第481&mdash486頁。
這裡詳細叙述了早期的使命、乘客和材料來源。
[5]因此，撰寫井上馨傳記的作者指出：&ldquo當他到達上海，從輪船甲闆上看到約一百艘戰艦、輪船和帆船停泊在港口，以及船隻繁忙地出入港口時，便大吃一驚。
侯爵這時才開始認識發展海軍以便實行排外主義的必要性，也開始看清佐久間象山教導的全部意義和單純排外主義思想的不足。
&rdquo見井上馨侯爵傳記編纂會《世外井上公傳》第1冊，第90&mdash91頁。
[6]M.B.詹森：《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看法》，載費維恺等編《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7]劉廣京：《李鴻章在直隸》，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74頁。
[8]東北大學前教授林武次（音）提供了這次談話的英文版本，我在此表示感謝。
日文版本見木村匡《森有禮先生傳》，第102頁。
這次交談還見于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稿》，第64&mdash65頁。
[9]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19&mdash120頁。
1895年的談話記錄為英文。
見鹿島守之助（音）《1894&mdash1922年的日本外交》，第202頁。
[10]列文森：《梁啟超和近代中國的思想》，第23&mdash25頁；蒲地典子：《黃遵憲對明治時期的日本和西方的反應》。
下一個研究日本現代化的重要中國著作是戴季陶（1890&mdash1949年）的《日本論》，此書發表于1928年。
這本富有洞察力的著作的日譯文載于《中國》第56&mdash63期（1968年7月至1969年2月）。
[11]見蕭公權《君主立憲制：康有為的中國民主化計劃》，載《華裔學志》第24期（1965年），第 1&mdash83頁；《翁同龢與戊戌變法》，載《清華學報》第 1、2期（1957年4月），第111&mdash245頁（關于上述奏折的日期，見第184頁及第260&mdash261頁的注）；《康有為的哲學思想》，載《華裔學志》第 21期（1962年），第129&mdash193頁；《康有為的社會思想》，載《崇基學報》卷7第1期（1967年11月）和第8卷第1期（1968年5月）。
蕭教授已把他的許多文章收進《維新派和烏托邦主義者康有為》一書中。
彭澤周的《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收集并補充了他自1970年以來發表的文章，成為最全面論述日本維新運動的集子。
[12]這方面的權威著作有實藤惠秀的《明治時期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特别應重視《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
本章全章利用了《留學史》1960年版的材料；有關的論述取材于第140頁和第110&mdash111頁。
[13]費正清等編：《東亞的近代化改革》，第631頁。
[14]根據《張文襄公全集》卷203中的《勸學篇·遊學二》，應為：&ldquo一去華近，易考察。
&rdquo&mdash&mdash譯者 [15]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1頁。
[16]同上書，第45頁的摘錄。
[17]數字根據上引著作第545頁正面的表。
他找不到估計1909&mdash1912年和1915年學生數的根據。
各學校畢業生的按校統計（上引著作第138&mdash140頁）顯示學生畢業的學校從帝國大學直到私立女子高等學校。
關于1901&mdash1939年的數字，實藤列出中國畢業生總人數為11966人。
[18]關于學校、專業和日期的情況，見同上著作，第64&mdash79頁。
[19]實藤準備了一套中國人寫的日記目錄。
到1902年已有57份旅日日記；有一名官方視察員李宗棠記錄了這個時期九次去日的見聞（見同上著作，第313、425頁）。
1906年以後，中國政府出版指導性的月報供在日本留學之用。
還有不少小說，其中最出名的為《留東外史》。
實藤惠秀在其《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一書中對它進行了研究，此書有1944年的上海版，名《日本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由張銘三翻譯。
[20]見孫伯醇（1891一）的回憶。
孫伯醇于1905&mdash1914年在東京學習，他在北京任教和在中國外交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回到東京，在外國語大學和東京都大學當講師。
見他的《家塾、同文書院和民報社》，載《中國》第30期（1966年5月），第24&mdash33頁。
特别可看他的《留學生、學校教育和發辮》，載《中國》第31期（1966年6月），第28&mdash33頁。
[21]景梅九然後回顧了漢代的一些風俗，那時中國人也席地而坐，并且提醒讀者這些風俗以及過分的禮貌準則仍在日本流行。
見《留學回顧》。
此書為景梅九的《罪案》中的日本部分的日譯文，由大高岩和波多野太郎翻譯。
[22]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92&mdash195頁）轉載了這種《留學生自治要訓》的傳單，并且指出，當時的中國小說有時把歸國留學生描寫為文靜而有禮貌的人。
[23]鄭冼秀蘭（音）：《1905&mdash1912年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和财政狀況》（華盛頓大學博士論文，1962年），第116&mdash117頁。
注意K.S.劉在《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第40、59頁叙述的地方關系。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5頁提到學生會在1902年接收了向中國出口日本書籍的機構。
[24]幸德秋水：《帝國主義》，第35頁。
岩波書店重印了1901年的這部名著。
[25]《傷心人語》，這是夢芸生寫的一部論戰性小說，在1906年出版。
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13頁。
[26]景梅九：《罪案》，第34頁。
[27]例如，郭沫若在1936年寫的文章中說，&ldquo日本人稱中國為 &lsquo支那&rsquo。
本來支那并非惡意，有人說本是 &lsquo秦&rsquo字的音變，但出自日本人口中，則比歐洲人稱猶太還要下作。
&rdquo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24頁引了這段話。
實藤作了長篇讨論，并對使用此詞表示歉意。
竹内好在《中國》第16期（1965年3月，第34&mdash36頁）的文章中也警告不要用&ldquo支那&rdquo一詞。
1930年國民黨政府使日本政府同意，在官方通信中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28]關于用注音符号拼成&ldquoSokoman&rdquo音的年輕人的日記，見實藤惠秀《明治時期日中兩國的文化交流》，第277&mdash336頁。
關于乃木，見第317頁。
[29]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512&mdash513頁。
[30]關于1907年協議，見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106&mdash107頁。
關于在華的日本教師情況，見第96頁。
到清代後期，在華的日本教師約600名，甚至在來華熱潮衰退以後很久的1909年，中國學校邀請的356名外籍教師中，有311人是日本人。
之所以這樣，主要原因當然是費用問題。
[31]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24&mdash460頁。
[32]同上書，第68&mdash71頁。
[33]關于英國人看到的危機發展以及中國外交部把&ldquo七條要求&rdquo秘密透露給英國代表的情況，見倫森編：《1895&mdash1904年處于俄國和日本之間的朝鮮和滿洲：英國駐日和駐華公使薩道義爵士聞見記》，第213&mdash217頁。
[34]關于詳細的分析，見永并算己《關于拒俄學生軍》，載《信州大學紀要》第4期（1954年9月），第57&mdash83頁。
[35]鄒容：《革命軍》。
約翰·勒斯特介紹和翻譯此書，并加注釋，見英譯本第152和84頁。
[36]島田虔次：《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4頁。
此書包括陳天華的政治小說《獅子吼》的日譯文，見第81&mdash121頁。
島田還在《辛亥革命的思想》一書中刊載了《警世鐘》的譯文，見第83&mdash144頁。
又見歐内斯特·楊《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陳天華》，載《中國論文集》第13期（1959年），第113&mdash162頁。
關于陳天華，又見《中國革命的先覺者》，第61&mdash79頁。
[37]引自永井算己《所謂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事件的性質》，載《信州大學紀要》第2期（1952年7月），第31頁。
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61&mdash511頁也詳細叙述了這場鬥争的經過。
[38]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492頁。
[39]關于鐵路争端，見永井算己《江浙鐵路事件與清末的民衆》，載《信州大學紀要》第11期（1957年），第1&mdash25頁。
這是一篇研究在1907&mdash1908年抵制江浙鐵路的英國借款的文章，抵制運動從東京的江浙學生集會上開始。
關于借款談判，見孫任以都《1898&mdash1911年的中國鐵路和英國利益》，第61&mdash68頁。
[40]引自實藤惠秀《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245頁。
[41]錢存訓：《從翻譯看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載《遠東季刊》卷13第3期（1954年5月），第318&mdash319頁。
[42]關于傳入詞彙的統計數，見實藤惠秀的《中國人赴日本留學史》（第378頁）。
作者認為1905年是留學生翻譯作品采用西式裝訂的轉換時期。
1867年岸田上海之行的部分日記連同一篇導言載于《中國》第24期（1965年），第5&mdash16頁。
[43]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及《明治時期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載《中國近代史考察》，第163&mdash189頁。
[44]黑龍會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編的《東亞先覺志士記傳》，在最後全面地歌頌了這些東亞先驅者生平的光榮作用。
[45]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傳記。
又見入江晃（音）《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态：日本帝國和中國》，載古德曼編《對日本帝國和亞洲的再估計》，第35頁。
[46]在《中國》第21期（1965年8月），第7&mdash22頁中，可以看到關于東亞同文會和東亞同文書院的曆史和貢獻的權威性簡明概述。
[47]對某些這類事情的讨論，見詹森的《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第163&mdash189頁。
關于宮崎的全集，見宮崎龍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編的《宮崎滔天全集》。
[48]根據孫中山萬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所寫的序言。
[49]從近衛日記對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與其他人的正式關系和非正式關系的脈絡。
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劃康有為來日，1898年11月12日與他會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資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與張之洞會面。
見《近衛笃麿日記》第2卷。
[50]關于早期革命運動及其興衰，見薛君度《孫中山、楊衢雲和中國早期革命運動》，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mdash318頁。
郝延平：《中國維新派和革命派之間流産的合作》，載《中國論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mdash114頁。
蘭金：《1902&mdash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進知識分子》。
[51]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82&mdash104頁。
惠州起義的失敗促使宮崎寫了《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
[52]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第111頁。
關于孫中山與留學生的來往以及他與秘密會社的關系，見鄭冼秀蘭的《同盟會》，第36頁。
又見希夫林《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起源》，第300頁以下。
[53]不過宋教仁從來沒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這些論點。
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載《中國論文集》第21期（1968年），第 189頁。
關于黃興，最詳盡的材料為薛君度的《黃興和中國革命》。
對宋教仁最充分的論述是K.S.劉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書。
[54]島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mdash194頁）中讨論了大隈的幾次演說。
大隈在鼓吹中國必須采納日本意見這一點上采取了十分強硬的路線；胡漢民在《民報》試圖把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分開來。
[55]詹森：《日本人和孫中山》。
喬治·威爾遜：《日本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北一輝》，第45&mdash53頁。
關于北一輝從中國拍的電報，見高橋正雄編《九州與日本近代化》第4冊，第424&mdash480頁。
[56]伯納爾：《1906&mdash1907年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載 芮瑪麗編《革命中的中國》，第116頁。
希夫林：《孫中山的土地政策》，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mdash564頁。
[57]伯納爾的《無政府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勝利》提出了這個問題的幾個方面。
又見石母田正《幸德秋水與中國》，載竹内好編《亞細亞主義》第9卷：《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mdash410頁。
關于俄國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對中國革命的影響，見唐·普賴斯的《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根源：1896&mdash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國知識分子和辛亥革命》。
[58]關于會晤和接觸，見竹内善作的回憶《明治末期中日革命運動的交流》，載《中國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mdash95頁。
但還可見斯卡拉皮諾和希夫林《孫中山和梁啟超的對抗》，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mdash342頁。
其中所選的例子和論點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59]《革命中的中國》導言，第45頁。
[60]黃興在東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學生組織新人會的總部，宮崎滔天的兒子是該會的創辦人之一。
見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進派學生》，第5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