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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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使時，文人學士們諷刺他離開聖人的國度去為洋鬼子效勞。
他的同鄉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
他本來計劃寫一部關于自強運動和現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後來放棄了這個打算。
1877年總理衙門發表他的贊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
郭嵩焘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
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贊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由于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
他終于向壓力屈服，于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
回國以後，他引退，徑返湖南故鄉。
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焘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于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
[112]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劃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
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曆史所證實。
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mdash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
丁日昌的鐵路建築計劃，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
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築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
但是滿腦子傳統思想的禦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于放棄了這個計劃。
修築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争論的計劃，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
[113]其他一些自強計劃，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
[114] 民族意識的出現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90年代才在中國出現，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态卻早在60和7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
許多開明人士，特别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而成。
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既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方面。
在官場中，對于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征。
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的思想，是商業民族主義的基礎。
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随着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産而開始出現的。
中國中心主義的崩潰 19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數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像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70年代以後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
除了像羁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時間的推移，&ldquo夷&rdquo字愈到後來就用得愈少。
（與英國續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50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ldquo夷&rdquo。
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
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ldquo遠&rdquo（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ldquo外國&rdquo，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ldquo西洋&rdquo。
40和50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ldquo夷&rdquo，但是在70和80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ldquo洋&rdquo了。
[115]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
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在關于曆史上同類事件的讨論中。
1861年馮桂芬明确地把東周（公元前770&mdash前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
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韬、彭玉麟、陳虬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
他們斷言，在春秋（公元前772&mdash前481年）戰國（公元前403&mdash前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像19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
[116]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
這種類比盡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
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
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
第一是&ldquo法後王&rdquo，第二是&ldquo鑒諸國&rdquo。
這些在平等基礎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
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曆史的循環性質便是如此。
中國過去強大，它現在變弱了。
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後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
[117]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
其中之一即&ldquo天下&rdquo一詞。
鄭觀應争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隻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
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
[118] 經濟民族主義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系中産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
貿易政策是中國從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
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态度，現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
&ldquo用商制夷&rdquo的政策已經失去價值。
取代它的是關于政府經濟特權的新觀念和&ldquo用貿易為武器&rdquo的新策略。
傳統名詞&ldquo利權&rdquo（必須與現代名詞&ldquo權利&rdquo區别開來）最初用于像稅收、鹽業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
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裡以後，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于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濟和财政事務的行政權力。
[119]後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複&ldquo利權&rdquo，即恢複經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後，在60和70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辭堅持說，這種現代企業應該由中國經營。
1877年郭嵩焘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ldquo利權&rdquo。
鑒于外國銀元對中國經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ldquo利權&rdquo。
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采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
[120] 根據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于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ldquo利權&rdquo也已經喪失給他們了。
為了收回這種&ldquo利權&rdquo，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員稅務司。
鄭觀應繼續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
在鄧承修看來，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
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
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
陳熾在90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地保護外國商人和幹涉中國的關稅章程。
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
[121] 鑒于西方在經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ldquo商戰&rdquo。
&ldquo商戰&rdquo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隻是偶然使用它。
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mdash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争。
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
中國商人配備了現代化的海運工具後，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
丁日昌繼續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
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
這樣，中國不需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
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裡便使用了曾國藩的&ldquo商戰&rdquo一詞。
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競争是不可避免的。
[122]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的活動，表現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競争的志氣。
容闳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并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
雖然這個計劃由于缺乏資金而流産，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于1873年辦了起來。
創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争。
招商局兩位經理唐景星和徐潤對于&ldquo商戰&rdquo有極其清楚的認識。
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争有三個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
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
[123] 在論述&ldquo商戰&rdquo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
到19世紀70年代末，鄭觀應已經詳細論述了商業和海運方面的競争。
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後來的諸版中（1884&mdash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作為武器的必要性。
當高級官員專心緻力于軍事自強計劃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和工業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
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于富，而富又發源于商業和工業，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ldquo商戰&rdquo，要比&ldquo兵戰&rdquo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作武器。
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後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沖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擴大貿易。
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
因此，中國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濟蠶食則反應慢。
實際上，中國由于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關系的嚴重傷害。
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
既然外國經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
為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學校。
為了利用自然資源，采礦和農業現代化是最重要的。
為了促進商業，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
在商戰方面，它将在兩條戰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
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制造現代商品和種植罂粟。
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産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絲廠。
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于現存社會結構的底層。
特别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争，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
與有争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劃相比，&ldquo商戰&rdquo是一條同西方競争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
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
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和工業并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争以後，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
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競争的世界；[124]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從經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曆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
[125] &ldquo商戰&rdquo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ldquo耕戰&rdquo的政策相類似的戰争策略。
為了達到利用商業作武器的目的，在19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國家主權觀念 經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後者最明顯地表現在關于國家主權的意識上。
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
因為1860年以後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
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
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于不利的一方。
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
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
人們有感于此，終于産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
自19世紀40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後，1868年文樣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麼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将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
郭嵩焘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盡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裡勳爵讨論過這個問題。
80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
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盡快取消治外法權。
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
[126]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
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ldquo額外權利&rdquo這樣的說法。
但是，黃遵憲使用的&ldquo治外法權&rdquo成了它的标準名詞。
90年代初期，陳熾也讨論過這個問題。
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
[127]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願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
郭嵩焘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
此外，由于權紳的幹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争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願意受制于中國法律。
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禁。
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隻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後，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
[128]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定的關稅稅率問題。
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确定以後33年，禦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80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幹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
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讨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複國家主權的第一步。
1884&mdash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
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
他明确地主張中國應該采取保護關稅方針。
[129] 另一個涉及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
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
從此以後，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
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
同年，薛福成在《籌洋刍議》一文中讨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
他認為它們是條約裡最有害于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
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
[130]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
雖然在鴉片戰争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
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後予以出版。
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300本給地方當局參考。
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後，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水的丹麥船隻。
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
[131]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後，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彙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争法手冊》。
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産生了影響。
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
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
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戰争，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
[132]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産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mdash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裡得到國際法知識。
一個恰當的例子是改革派買辦鄭觀應。
[133]19世紀70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緻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
在後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70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後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
1884年中法戰争正式爆發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
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争期間沒有受損失，戰後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
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虬和塗儒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
[134]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虬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内的世界性組織。
他預言他的建議将在30年内成為事實。
[135] 均勢論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mdash&mdash特别是弱國&mdash&mdash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
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于恰當地利用均勢的原則。
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于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22&mdash前481年）的小小的燕國。
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
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采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展史和實際價值。
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ldquo均勢&rdquo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
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70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
80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
1895年以後，士大夫中間繼續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
[136]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這一原則。
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和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
李鴻章在緻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曆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
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
李鴻章繼續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将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
[137]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
[138]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采用，以适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
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内，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于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
[139]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
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加劇但還沒有爆發軍事沖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勢政策。
曾紀澤指出，這種&ldquo開門&rdquo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鬥。
[140]因為沒有哪一隻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隻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
少數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争。
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系卻靠均勢來維持。
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複是肯定的。
70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系最有效的政策。
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
[141] 中國對西方關系看法的延續和變化 中國對西方關系的觀點在1840&mdash1895年期間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後變化的速度加快了。
總的來說，對外政策觀從40年代的&ldquo閉關&rdquo政策變成60年代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ldquo守信&rdquo政策。
但是，現代的外交技術，特别是國際法思想，在以後的二十年間才被重視起來。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強權政治，特别是均勢觀念以及同強國結盟的觀念，風靡一時。
同時，60年代中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民族意識。
雖然1840&mdash1860年期間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則，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讓位于&ldquo商戰&rdquo這一更加有力的觀念。
總而言之，對外政策觀點的這些變化體現了從儒家理想主義的态度到實用主義态度的變化。
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了解和學習西方時，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定地變得成熟起來。
它開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繼畬對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後變成了以自強名義在軍事上進行模仿的活動。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後，像鄭觀應和唐景星等商人企業家強調的是商業和工業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馬建忠等外事專家則讨論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個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中起了什麼作用呢？在最初，人們設想它的影響可以觸及中國的政體和社會制度，而不會改變中國的根本體制。
到1860年，西方人仍隻被當作應該拂拭的塵垢。
但結果，西方事務終于成了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鍵性術語使用的變化雄辯地證實了在對西方理解過程中的這種進步。
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60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ldquo夷務&rdquo，在70年代和80年代稱為&ldquo洋務&rdquo和&ldquo西學&rdquo，在90年代就稱為&ldquo新學&rdquo。
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個名詞不褒不貶；而最後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贊許的意思。
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
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
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态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
[142] 盡管有這些變化，保守勢力仍然強大。
把西方事物引進中國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們适應這一傳統的程度。
因此，軍事工業容易被接受，而采礦和鐵路建設由于破壞風水，便遇到了困難。
基督教因向儒教權威挑戰，所以最受反對。
除保守分子以外，許多擁護西學的士大夫同時也反對基督教。
這些人中有魏源、徐繼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
這種文化主義，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對儒家學說的強烈信念，顯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義，因為後者部分地是産生于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貌上的差别。
因此很難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間劃出明确的界線。
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西洋化。
許多士大夫贊成&ldquo洋務&rdquo運動，因為它是現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國免于滅亡。
不過當時也有些人反對&ldquo洋務&rdquo運動，因為它是西洋的，所以擔心它會取代儒家學說。
他們面臨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國而又同時仍然保持中國方式這一問題，所以他們表現了矛盾的心理狀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紳士們在确定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系時所采用方法，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矛盾心理。
在他們看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西學從根本上來說并不重要。
他們在試圖弄懂西學的意思時，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ldquo道&rdquo與&ldquo器&rdquo的兩分法。
例如，王韬和鄭觀應把西學的技藝歸入&ldquo器&rdquo一類，而專門把中學歸入更有價值的&ldquo道&rdquo一類。
70年代以後，采用了更為有力的兩分法。
這就是著名的&ldquo體&rdquo和&ldquo用&rdquo的概念，即&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之說。
應該說，張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論上誤用了理學的二元論，因為&ldquo體&rdquo和&ldquo用&rdquo作為一個統一體的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不過這種說法具有心理意義，因為它便于中國實行現代化，而不緻喪失其文化特性。
盡管其效力令人懷疑，但它象征着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樣的态度也表現為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支持現代化的依據，這就是搞&ldquo托古改制&rdquo的老辦法。
主張改革的人辯論說，他們的自強計劃是符合強調變化、技藝和使用有才華的外邦人的中國古代傳統的。
他們進一步斷言，西方的科學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國。
因此，中國愈是進行變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傳統。
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經久不衰。
（一山 譯） *** [1]本章的作者們非常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極其有用的資料，但在引用時并沒有全都特别注明。
他們也感謝張灏教授和理查德·賴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議。
[2]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9頁。
[3]關于這個問題，我
他的同鄉為他此行感到羞恥，企圖毀掉他的房子。
他本來計劃寫一部關于自強運動和現代外交的著作，但因害怕保守派的進一步批評，後來放棄了這個打算。
1877年總理衙門發表他的贊揚西方文明的日記時，有人就說服朝廷銷毀印版。
郭嵩焘理直氣壯，最初拒不屈服。
在他從倫敦寄回來的報告中，他贊揚西方的技術、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
由于這些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受到彈劾，被指為背叛朝廷和背叛中國文化傳統。
他終于向壓力屈服，于1879年辭職，結束了他的外交前程。
回國以後，他引退，徑返湖南故鄉。
劉坤一建議委派郭嵩焘到總理衙門工作，但是由于兩位有實權的保守派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景廉的反對，此建議未能實現。
[112] 恭親王論及自強計劃進展緩慢時，指出保守派的反對是個重要原因。
他的評論為中國鐵路發展的曆史所證實。
1876年外國人興辦的小小的上海&mdash吳淞鐵路線，次年被中國官員收買并立即拆除。
丁日昌的鐵路建築計劃，由于保守派批評家的反對，于1877年夭折。
劉銘傳1880年上疏建議修築從北京至清江浦的鐵路，李鴻章支持他的建議。
但是滿腦子傳統思想的禦史和翰林先生們提出的論據說服了朝廷，使朝廷終于放棄了這個計劃。
修築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這一引起争論的計劃，也在1889年遭到了失敗的命運。
[113]其他一些自強計劃，例如礦山、電報、輪船航運和技藝學校，都受到了同樣的反對。
[114] 民族意識的出現 雖然民族主義作為廣泛的運動直到90年代才在中國出現，但是它作為一種精神狀态卻早在60和7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
許多開明人士，特别是沿海一帶開明人士（例如王韬和鄭觀應）的排外情緒與其說是出于文化上的考慮，不如說是由民族主義的感情激發而成。
零散的民族意識的出現既表現在政治方面，也表現在經濟方面。
在官場中，對于國家主權的意識和主張在國際事務中采用均勢的理論，是政治民族主義的明顯象征。
在通商口岸，與西方進行商戰的思想，是商業民族主義的基礎。
但是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民族意識是随着由來已久的中國中心主義的逐漸破産而開始出現的。
中國中心主義的崩潰 19世紀下半期，中國中心主義在文人紳士的心目中逐漸失去了影響。
其最初的迹象是大多數有心改革的紳士們不再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40年代和50年代，包括像林則徐和龔自珍等著名的改革派在内的士大夫，在書寫西方國家的名稱時，一般是加上獸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但是在70年代以後這種寫法就顯著減少了。
除了像羁縻一類的陳詞濫調以外，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詩詞和奏稿諸卷，都沒有把外國人比作禽獸。
中國中心主義日益減弱的另一迹象是，随着時間的推移，&ldquo夷&rdquo字愈到後來就用得愈少。
（與英國續訂的天津條約禁止在官方文件中使用此字。
）魏源在50年代寫道，西方人講禮貌、正直、有知識，根本不應該稱之為&ldquo夷&rdquo。
魏源指出，他們是奇異之才和良友。
一些開明思想家用不同的名詞稱呼西方：黃恩彤把西方稱為&ldquo遠&rdquo（遙遠的國家），丁日昌稱之為&ldquo外國&rdquo，其他許多人如恭親王、丁日昌和薛福成則稱之為&ldquo西洋&rdquo。
40和50年代的許多排外著作把西方人稱為&ldquo夷&rdquo，但是在70和80年代這些著作再版時都改稱為&ldquo洋&rdquo了。
[115] 西方人在道德上既非禽獸，在文化上又不是夷狄，因此就能與中國人平等相處。
中國人的國際意識的覺醒明顯地表現在關于曆史上同類事件的讨論中。
1861年馮桂芬明确地把東周（公元前770&mdash前221年）和當時的世界加以類比。
到1894年，另外十幾個人，包括鄭觀應、馬建忠、曾紀澤、王韬、彭玉麟、陳虬和張之洞等人也都是這樣觀察的。
他們斷言，在春秋（公元前772&mdash前481年）戰國（公元前403&mdash前221年）時期，中國世界是由許多邦國所組成，就像19世紀末的多國體系一樣。
[116]這種想法就是暗示，中國不是中心王國，而是平等諸國之中的一個國家，如同周朝末年的秦國那樣。
這種類比盡管似非有意，但它有助于摒棄中國中心主義和把中國帶進它現在面對的新世界中去。
如上所述，某些進步的士大夫，特别是自強運動的領袖人物，強調中國應該把握變動的時機，向西方學習。
馮桂芬、何啟和胡禮垣為這種政策提出了一個基本理由。
在提出改革的指導方針時，馮桂芬提到了兩條原則。
第一是&ldquo法後王&rdquo，第二是&ldquo鑒諸國&rdquo。
這些在平等基礎上并肩存在而又富強的國家，給中國提供了極好的學習榜樣。
何啟和胡禮垣強調說，中國向它們學習無須感到難堪，因為曆史的循環性質便是如此。
中國過去強大，它現在變弱了。
另一方面，因為西方過去軟弱，後來它自然而然地變強了。
[117] 另外一些中國中心論的名詞也引起了懷疑。
其中之一即&ldquo天下&rdquo一詞。
鄭觀應争辯說，這個名詞沒有如實地反映中國，因為中國隻是國際大家庭中的一個國家。
他又說，中國人頭腦中如果不具有這種現實主義的思想，中國便不會在心理上準備接受國際法的思想。
[118] 經濟民族主義 因為貿易是促使西方人來到中國的主要原因，所以從貿易關系中産生的中國民族主義最早在通商口岸發展起來，就不足為怪了。
貿易政策是中國從1840年以來碰到的老問題，但是現在對外貿易開始涉及中國的國脈民命。
政府原來對待貿易抱毫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态度，現在開明官員卻一變而真正為之苦惱起來了。
&ldquo用商制夷&rdquo的政策已經失去價值。
取代它的是關于政府經濟特權的新觀念和&ldquo用貿易為武器&rdquo的新策略。
傳統名詞&ldquo利權&rdquo（必須與現代名詞&ldquo權利&rdquo區别開來）最初用于像稅收、鹽業專賣與漕運等官辦事務。
但是，1862年李鴻章和丁日昌看出上海經濟生活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外國人手裡以後，這個名詞便用來表示政府對于外國人力圖控制的經濟和财政事務的行政權力。
[119]後來李鴻章設立中國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時，他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恢複&ldquo利權&rdquo，即恢複經濟控制。
丁日昌拒絕俄國、英國和美國經營電報線路的要求以後，在60和70年代又以同樣的言辭堅持說，這種現代企業應該由中國經營。
1877年郭嵩焘從倫敦寫信道，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鑄造銀元的權利也是主權國家的&ldquo利權&rdquo。
鑒于外國銀元對中國經濟的破壞性影響，他極力主張中國收回這種&ldquo利權&rdquo。
甚至在1895年以前，人們強烈感到采礦權不應該落入外國人手中。
以唐景星和徐潤為首的通商口岸的中國商人對這個問題也是敏感的。
[120] 根據某些民族主義思想家的說法，由于外國人控制清帝國海關，這種&ldquo利權&rdquo也已經喪失給他們了。
為了收回這種&ldquo利權&rdquo，鄭觀應建議應該任命中國人擔任海關副稅務司，以便在十年内取代洋員稅務司。
鄭觀應繼續說，中國在這方面比不上日本，因為日本人已經接替了擔任日本海關稅務司的外國人。
在鄧承修看來，赫德擔任海關總稅務司之事應給予嚴厲的指責。
因此，他建議這個職位應該由兩個人擔任，一為中國人，一為洋員。
1886年曾紀澤還給總理衙門寫信，強烈要求撤換赫德。
陳熾在90年代初期猛烈攻擊赫德，譴責他腐化，不正當地保護外國商人和幹涉中國的關稅章程。
他也要求以中國人替換赫德。
[121] 鑒于西方在經濟上對中國的蠶食，通商口岸開明的高級官員和愛國商人不久開始議論要同外國人進行&ldquo商戰&rdquo。
&ldquo商戰&rdquo一詞1862年第一次出現在曾國藩的信中，不過那時隻是偶然使用它。
上海道台丁日昌1863年答應降低中國帆船的稅收，以便在牛莊&mdash上海的豆類貿易上同外國船舶競争。
次年他寫信給李鴻章，建議鼓勵中國商人購買和建造輪船。
中國商人配備了現代化的海運工具後，就會勝過外國商人，因為他們更熟悉本地市場。
丁日昌繼續說，西方人到中國的動機主要是尋求利潤。
如果他們無利可圖，他們自然會離開中國。
這樣，中國不需動武就能逐出外國人。
1876年李璠向清帝強調扶助和保護貿易的重要性，他在這裡便使用了曾國藩的&ldquo商戰&rdquo一詞。
1879年薛福成斷言中國和外國的商業競争是不可避免的。
[122] 在沿海一帶努力建立輪船企業的活動，表現了中國同西方進行商業競争的志氣。
容闳和許道身因愛國有心并且得到總理衙門的支持，1868年他們試圖在上海建立一個合股輪船公司。
雖然這個計劃由于缺乏資金而流産，但中國輪船招商局卻于1873年辦了起來。
創辦人李鴻章聲稱，這個企業的目的是與西方輪船公司作競争。
招商局兩位經理唐景星和徐潤對于&ldquo商戰&rdquo有極其清楚的認識。
1874年他們給股東的報告提到和外國輪船公司競争有三個有利條件。
第一，中國公司可以依靠漕糧運輸；第二，它的管理費用低；第三，它容易承接本國商人托運的貨物。
為了防止外國人認購公司股票，規定在股票證券上注明股票持有人的姓名及其籍貫，證券依法不能轉賣給外國人。
[123] 在論述&ldquo商戰&rdquo問題的人士中，以鄭觀應所論最為完善，他成了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倡議人。
到19世紀70年代末，鄭觀應已經詳細論述了商業和海運方面的競争。
在他的著作《盛世危言》後來的諸版中（1884&mdash1893年），他越來越強調利用商業作為武器的必要性。
當高級官員專心緻力于軍事自強計劃時，鄭觀應則認為商業和工業在應付變局中具有首要作用。
他辯論說，因為西方之強是由于富，而富又發源于商業和工業，因此，中國學習和運用&ldquo商戰&rdquo，要比&ldquo兵戰&rdquo更為有用。
鄭觀應說，西方國家不僅用槍炮作武器，而且也用商業作武器。
實際上，整個國家都是這種政策的後盾，因為外交談判也好，軍事沖突也好，其目的都在于擴大貿易。
而且，西方國家雖然利用商業作為武器，使某些地區成為其殖民地，但這種策略由于其和平和緩慢的性質，幾乎不使受害者感到驚慌。
因此，中國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對西方的軍事侵略反應快，而對西方的經濟蠶食則反應慢。
實際上，中國由于貿易逆差，受到了它與西方的商業關系的嚴重傷害。
鄭觀應聲稱，這樣一種經濟壓榨比割地賠款為害更大。
既然外國經濟侵略具有這樣有害的性質，中國應該怎樣反擊呢？ 鄭觀應說，中國必須在三個關鍵領域趕上西方。
為了培養真正的人才，必須改革科舉制度，建立工藝職業學校。
為了利用自然資源，采礦和農業現代化是最重要的。
為了促進商業，政府必須改革稅制，廢除地方貿易中的厘金稅。
在商戰方面，它将在兩條戰線進行，即增加中國的出口和減少中國的進口。
為了減少進口，他主張中國制造現代商品和種植罂粟。
為了增加出口，他要求改進生産茶葉的加工和建立更多的缫絲廠。
但根本方法是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因為商人在理論上處于現存社會結構的底層。
特别是，應該把商人看作紳士的一部分，使之有機會接近官吏。
鄭觀應作出結論說，總而言之，如果中國的商品能夠卓有成效地與西方的商品進行競争，洋商就不得不賠本，自然會回國去。
與有争論的和花錢的軍事自強計劃相比，&ldquo商戰&rdquo是一條同西方競争的比較容易而有效的途徑。
鄭觀應舉出了日本近代史來支持自己的論點。
最初，日本和中國一樣，遭受外國剝削。
但是，自從日本振興商業和工業并認真地同西方進行競争以後，它不僅能夠避免和西方做生意的有害方面，而且實際上還能從中獲利。
鄭觀應認為，當今的世界是商業競争的世界；[124]鄭觀應是近代中國提倡商業民族主義的最早的改革者之一。
我們可以斷言，鄭觀應的思想觀點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從經濟角度全面地解釋了世界曆史和具體地解釋了西方的社會。
[125] &ldquo商戰&rdquo是與法家思想家商鞅（公元前338年逝世）的&ldquo耕戰&rdquo的政策相類似的戰争策略。
為了達到利用商業作武器的目的，在19世紀末需要有更廣泛的結構：包括對外貿易中的商品交換、貿易章程、海關稅率、條約、設立領事館和派遣外交使團出國。
國家主權觀念 經濟民族主義因政治民族主義而加強，後者最明顯地表現在關于國家主權的意識上。
為了保持這種主權，均勢政策被認為是最有用的。
因為1860年以後中國和外國之間的商務和談判日益頻繁，中國逐漸吸收西方的國家主權和國家平等（每個國家享有平等主權）的觀念。
但是，中國的主權在條約中受到了損害。
條約不是平等互惠的，中國處于不利的一方。
此外，外國人在談判中總按照條約維護他們的既得權利，如果有進一步的利益，他們又總是抓住不放的。
中國常常不能利用條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受到條約的束縛。
人們有感于此，終于産生恥辱心情，這便使人們進行具體的思考和作出合理的努力，以争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平等地位。
最早和最強烈地引起中國注意的問題是治外法權問題。
自19世紀40年代實行治外法權二十多年以後，1868年文樣對英國公使阿禮國說，如果外國人放棄這一權利，那麼商人和傳教士可以在中國内地任何地方居住，如果他們企圖保留這種權利，中國政府将竭盡全力把外國人和圍繞治外法權的糾紛限制在通商口岸以内。
郭嵩焘任中國駐倫敦公使時，1877年他請清帝盡快廢除這種權利，次年他和索耳茲伯裡勳爵讨論過這個問題。
80年代中期，他的繼任人曾紀澤強烈要求總理衙門積極正視這個問題。
他在題為《中國先睡後醒論》一文中，要求中國人盡快取消治外法權。
事實上，鄭觀應早在1881年以前就已經批評了西方人的法律權利。
[126] 雖然中國接受了治外法權的思想，但是最初沒有中文專門名稱。
王韬是最初提到它的學者之一，他使用了&ldquo額外權利&rdquo這樣的說法。
但是，黃遵憲使用的&ldquo治外法權&rdquo成了它的标準名詞。
90年代初期，陳熾也讨論過這個問題。
他們都列舉了治外法權給中國造成的有害影響，要求以公義之名廢除它。
[127] 正是這種漸漸熾烈的願望，才促使某些改革派重新考察中國的法律制度。
郭嵩焘在1877年，何啟和胡禮垣在1887年，鄭觀應在1892年，宋育仁在1895年都認為，傳統的中國法律不公正和量刑太嚴。
此外，由于權紳的幹預，法律也不能嚴格執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争辯說，甚至中國人都不能容忍它，外國人自然不願意受制于中國法律。
因此他們建議改善監獄條件，廢除斬首和肉刑，用勞役代替監禁。
他們得出結論說，中國隻有在改革它的法律制度以後，才能期望受到西方列強的平等對待。
[128] 與中國主權有關的第二個問題是規定的關稅稅率問題。
1878年，即最初的條約關稅稅率确定以後33年，禦史李璠論述了進口關稅率太低及其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
80年代，曾紀澤就英國進一步幹涉中國關稅章程問題，向英國公使威妥瑪提出過抗議。
1889年曾紀澤在和日本駐華公使讨論中國和日本同受其害的不平等條約時，指出獲得關稅自主應該是兩國恢複國家主權的第一步。
1884&mdash1892年間鄭觀應曾三番五次評論過這個問題。
他論證說，一個主權國家，不論大小強弱如何，首先應該有權控制自己的關稅率。
他明确地主張中國應該采取保護關稅方針。
[129] 另一個涉及國家主權的重要問題是最惠國特權。
這是1843年與英國簽訂的虎門附約第一次承認的。
從此以後，它成為條約制度中的普遍特征，使中國權利受到巨大損害。
1879年曾紀澤在英國和巴西駐英公使談話時，抱怨最惠國原則不符合國際法，說明中國迫切希望從條約中廢除此款。
同年，薛福成在《籌洋刍議》一文中讨論了最惠國特權和治外法權。
他認為它們是條約裡最有害于中國的兩條條款，主張應設法予以廢除。
在薛福成的上述論著的第一篇短文的手稿中提出來的這些意見，已由李鴻章轉送給總理衙門考慮。
[130] 國際法（主權國家之間處理外交事務的原則）的重要性也逐漸被認識到了。
雖然在鴉片戰争以前，欽差大臣林則徐命令把瓦特論文中的國際法部分摘譯出來，但是還沒有一本完善的中文國際法著作。
1862年丁韪良着手翻譯沃頓的《萬國公法》，總理衙門經過仔細校訂，在兩年後予以出版。
恭親王和文祥對此書評價甚高，分送了300本給地方當局參考。
掌握了這種新知識以後，恭親王于1864年成功地迫使普魯士公使釋放一艘被扣留在中國領水的丹麥船隻。
另一個例子是1875年在解決馬嘉理案件中引證了沃頓的著作。
[131] 1869年丁韪良被任命為同文館總教習以後，他和一些漢人與滿人同事翻譯了另外幾種著作，包括布倫奇利的《國際法彙編》、伍爾西的《國際法研究導論》和國際法研究所編輯的《戰争法手冊》。
這些著作對一些官員産生了影響。
其中一人便是郭嵩焘，1877年1月他在赴英途中對國際法作了好評。
伊犁危機期間，他在1880年上奏時，指出對崇厚的處分太重，應該按照國際法則來處理。
同樣，李鴻章引證國際法，強調兩國之間即使爆發戰争，彼此也不應該侮辱對方的外交人員。
[132] 與翻譯著作在中國官員中産生影響的同時，通商口岸的商人&mdash學者直接從西方人那裡得到國際法知識。
一個恰當的例子是改革派買辦鄭觀應。
[133]19世紀70年代他已高度重視國際法，以緻他在其論述改革的著作《易言》的第一篇文章中就研究了這個問題。
在後來的版本中，鄭觀應進一步論述了國際法的原則和用途。
馬建忠70年代在法國研究國際法，回到中國以後他在國際問題上給李鴻章提供過寶貴意見。
1884年中法戰争正式爆發以前，李鴻章派馬建忠赴上海按照國際法安排把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船隊賣給美國旗昌洋行的事宜。
這次安排是成功的，因為這些輪船在戰争期間沒有受損失，戰後按照原議由中國人買回。
其他文人包括梁啟超、陳虬和塗儒嵩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對這個問題作了評論。
[134]為了實行國際法，1893年陳虬倡議設立一個包括所有國家在内的世界性組織。
他預言他的建議将在30年内成為事實。
[135] 均勢論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雖然被認識到了，但是，一個國家&mdash&mdash特别是弱國&mdash&mdash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則是另一個問題。
按照某些開明士大夫的意見，答案在于恰當地利用均勢的原則。
他們強調說，一個小國處于強大國家之間，求得生存的一個極好的例子是春秋時期（公元前722&mdash前481年）的小小的燕國。
另外一些例子包括19世紀末的比利時和瑞士。
因此，他們強烈要求中國及其朝鮮和安南（越南）等屬國也采取這種政策。
在巴黎研究國際法的馬建忠，1878年詳細闡述了西方的均勢理論及其發展史和實際價值。
馬建忠從巴黎寫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ldquo均勢&rdquo一詞；該信預定呈交總理衙門（大概是由李鴻章送交）。
這種政策的一個有勢力的鼓吹者就是李鴻章本人，他在70年代寫道，日本人的到來雖然是令人不快的，但可以被看作是牽制西方在華勢力的一種力量。
80年代，為了阻止外國人的進一步侵略，他試圖使西方在華勢力保持脆弱的平衡。
1895年以後，士大夫中間繼續有人鼓吹這種政策，一個著名人物就是張之洞。
[136] 李鴻章在他對朝鮮的外交政策中迅速采用了這一原則。
到1879年，他決定開放朝鮮，讓它和西方進行貿易和開展外交。
李鴻章在緻一位朝鮮高級官員的信中指出，土耳其、比利時和丹麥等國曆史即證實了西方互相牽制和平衡理論的價值。
朝鮮面臨日本的侵略，應該向這些國家學習。
李鴻章繼續說道，朝鮮或許敵不過日本，但是如果朝鮮決定向西方貿易開門，日本對朝鮮的影響将受到西方列強的牽制。
[137]1880年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試圖讓一位正在東京訪問的朝鮮官員牢記，西方國家有一套均勢體系，如果朝鮮與西洋諸國簽訂條約，這種均勢就會保證朝鮮的和平。
[138]這表明西方國際體系的觀念正被采用，以适應清朝對朝鮮的新政策目标的需要。
在中日甲午戰争前十年，許多其他士大夫，包括盛宣懷和其他經世派學者在内，建議朝鮮應該仿效比利時和瑞士這些歐洲小國，它們的獨立由于均勢的原則而得到大國的保證。
[139] 曾紀澤完全同意李鴻章的主張，即開放中國的屬國，讓它們與西方列強進行貿易和外交。
1883年中國和法國之間的緊張關系已經加劇但還沒有爆發軍事沖突時，曾紀澤極力主張朝廷在安南采取均勢政策。
曾紀澤指出，這種&ldquo開門&rdquo政策猶如投羊羔以引虎鬥。
[140]因為沒有哪一隻老虎強大到能搶走羊羔，這隻小羊便有幸存的希望。
同時人們還認識到，均勢可以維護享有平等主權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和平。
少數中國文人從1878年的柏林會議獲得這種思想，那次會議迫使俄國讓出了它征服的大部分地方，從而防止了大國之間的戰争。
例如，馬建忠從巴黎寫回一封信，說明歐洲有許多大大小小國家；雖然它們都是主權國家，但是它們之間的和平關系卻靠均勢來維持。
中國能否同強大主權國家結盟而從中得到好處呢？馬建忠的答複是肯定的。
70年代末他引證的例子表明，合作和結盟是處理對外關系最有效的政策。
正是在這一時期，鄭觀應主張同美國結盟，張煥綸主張同英國結盟，這便是他們對結盟理論的應用。
[141] 中國對西方關系看法的延續和變化 中國對西方關系的觀點在1840&mdash1895年期間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在1860年以後變化的速度加快了。
總的來說，對外政策觀從40年代的&ldquo閉關&rdquo政策變成60年代以儒家誠信為基礎的&ldquo守信&rdquo政策。
但是，現代的外交技術，特别是國際法思想，在以後的二十年間才被重視起來。
在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強權政治，特别是均勢觀念以及同強國結盟的觀念，風靡一時。
同時，60年代中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民族意識。
雖然1840&mdash1860年期間流行用商制夷的原則，但是在60和70年代它讓位于&ldquo商戰&rdquo這一更加有力的觀念。
總而言之，對外政策觀點的這些變化體現了從儒家理想主義的态度到實用主義态度的變化。
實用主義的士大夫在試圖了解和學習西方時，對于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改變，而且在緩慢地但是穩定地變得成熟起來。
它開始于40和50年代魏源和徐繼畬對全世界地理的研究，在1860年以後變成了以自強名義在軍事上進行模仿的活動。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後，像鄭觀應和唐景星等商人企業家強調的是商業和工業的重要性，郭嵩焘和馬建忠等外事專家則讨論了西方的政治和教育制度。
西方在整個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中起了什麼作用呢？在最初，人們設想它的影響可以觸及中國的政體和社會制度，而不會改變中國的根本體制。
到1860年，西方人仍隻被當作應該拂拭的塵垢。
但結果，西方事務終于成了全國關心的焦點。
關鍵性術語使用的變化雄辯地證實了在對西方理解過程中的這種進步。
與西方有關的事務在60年代以前大體上稱為&ldquo夷務&rdquo，在70年代和80年代稱為&ldquo洋務&rdquo和&ldquo西學&rdquo，在90年代就稱為&ldquo新學&rdquo。
第一個名詞體現了中國中心主義；第二個名詞不褒不貶；而最後一個名詞則清清楚楚地含有贊許的意思。
某些士大夫态度的改變也說明了這一點。
自強運動最主要的提倡者曾國藩、李鴻章和恭親王等人，當他們最初碰到西方人時，都是排外的。
當他們對西方的了解加深時，他們的态度就變得越來越靈活和注重實際了。
[142] 盡管有這些變化，保守勢力仍然強大。
把西方事物引進中國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它們适應這一傳統的程度。
因此，軍事工業容易被接受，而采礦和鐵路建設由于破壞風水，便遇到了困難。
基督教因向儒教權威挑戰，所以最受反對。
除保守分子以外，許多擁護西學的士大夫同時也反對基督教。
這些人中有魏源、徐繼畬、丁日昌、薛福成和沈葆桢等人。
這種文化主義，即士大夫在感情和理性上對儒家學說的強烈信念，顯然不同于早期的排外主義，因為後者部分地是産生于中國人和西方人體貌上的差别。
因此很難在保守派和西洋化分子之間劃出明确的界線。
現代化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西洋化。
許多士大夫贊成&ldquo洋務&rdquo運動，因為它是現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國免于滅亡。
不過當時也有些人反對&ldquo洋務&rdquo運動，因為它是西洋的，所以擔心它會取代儒家學說。
他們面臨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國而又同時仍然保持中國方式這一問題，所以他們表現了矛盾的心理狀态。
某些有志革新的紳士們在确定中國文化與西方的關系時所采用方法，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矛盾心理。
在他們看來，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但是西學從根本上來說并不重要。
他們在試圖弄懂西學的意思時，最初在70和80年代使用&ldquo道&rdquo與&ldquo器&rdquo的兩分法。
例如，王韬和鄭觀應把西學的技藝歸入&ldquo器&rdquo一類，而專門把中學歸入更有價值的&ldquo道&rdquo一類。
70年代以後，采用了更為有力的兩分法。
這就是著名的&ldquo體&rdquo和&ldquo用&rdquo的概念，即&ldquo中學為體，西學為用&rdquo之說。
應該說，張之洞及其支持者在理論上誤用了理學的二元論，因為&ldquo體&rdquo和&ldquo用&rdquo作為一個統一體的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不過這種說法具有心理意義，因為它便于中國實行現代化，而不緻喪失其文化特性。
盡管其效力令人懷疑，但它象征着中國對西方的矛盾态度。
同樣的态度也表現為在中國傳統中尋找支持現代化的依據，這就是搞&ldquo托古改制&rdquo的老辦法。
主張改革的人辯論說，他們的自強計劃是符合強調變化、技藝和使用有才華的外邦人的中國古代傳統的。
他們進一步斷言，西方的科學和制度起源于古代中國。
因此，中國愈是進行變革，它愈是切合自己的傳統。
這種觀點直到今天仍然經久不衰。
（一山 譯） *** [1]本章的作者們非常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極其有用的資料，但在引用時并沒有全都特别注明。
他們也感謝張灏教授和理查德·賴斯教授提供了有益的建議。
[2]鄧嗣禹、費正清：《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第19頁。
[3]關于這個問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