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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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傳統思想僅僅成為現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
但是這種&ldquo富民&rdquo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衆有密切關系，民富是國強的根基。
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聯的。
對外政策觀點的矛盾，1860&mdash1895年 中國人對西方的某些觀點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設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
這些觀點常常是好戰的，情緒激烈，偶爾還是排外的。
這種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歸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抱有深信不疑的态度，雖然正是西方帝國主義促成了這種态度。
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種認識（盡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現的），即中國是一個應予珍愛的實體&mdash&mdash這種認識與其說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見的，不如說是理性的和民族主義的。
排外主義的興起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系的早期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後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
排外主義的範圍廣泛。
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
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代技術也好。
對西方技術的抵制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讨論過（見上卷第十一章），我們在這裡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
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
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無須模仿西方。
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于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
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
模仿西方并無益于戰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衆支持政府的熱情。
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衆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
他堅決認為，曆史明确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
[78] 某些官僚學者特别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
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
美國之戰勝英國，并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征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
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
[79]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
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别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
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
他們繼續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
歸根到底，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将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麼精通西法。
[80]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
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
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别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
義利之别一講，就使得70和80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劃，特别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劃。
[81]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麼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
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曆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
他們問道，為什麼在19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
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内部尋找這樣的人才。
[82]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
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别。
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
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隻會加重失業。
另一個例子是鐵路。
建築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
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
中國因為在戰時不能保衛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于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
[83]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争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
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
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
由于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
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
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
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隻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隻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
[84]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代技術沒有用處。
著名湖南學者王闿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
此外，它們在内河不大靈活，在陸戰中完全無用。
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
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于移動。
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據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于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
保守派聲稱，引進采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築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ldquo風水&rdquo&mdash&mdash它對五谷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mdash&mdash在内的宇宙的常态。
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
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幹擾。
[85]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點。
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
70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代采礦業。
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于社會政治問題。
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采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于失業會愈貧。
[86]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人的政治後果。
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禦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
在失業者中間，弱者将成為竊賊，強者将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
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于為中國謀利益的&ldquo洋務&rdquo活動，将導緻公開的叛亂。
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
[87] 對帝國主義的畏懼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
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采用&ldquo蠶食&rdquo政策。
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将首先從經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幹擾它的法律程序，最後使它道德淪喪。
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
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麼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裡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
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16年後的天津條約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
他們在60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後續修條約期間将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于沿海地帶，内地廣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
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歎中國将很快步其後塵。
60和70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現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态度與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
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築，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将會用于軍事情報目的。
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築堡壘式的教堂和過着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
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mdash&mdash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mdash&mdash的支持。
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産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分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ldquo榨取&rdquo中國經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後，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
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
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
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于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于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
[88] 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
這是17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
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後，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系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
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後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
[89] 另一些知識分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将導緻中國産生更多的内部騷亂。
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産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出來了。
50和60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
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随着基督教的傳播，國内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
[90] 因此，排外人士呼籲中國應盡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
如果中國繼續允許外國人滞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聖人也無能為力。
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
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
[91] 與此同時，還存在着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
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ldquo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rdquo[92]因此，外國人被稱為&ldquo鬼子&rdquo，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
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譞）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劃。
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以後，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
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
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
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
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
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
但是在他被獲準辭職以後，他的傷勢突然完全&ldquo痊愈&rdquo。
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
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
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甯願戰死疆場。
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
據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築物，他說他甯願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願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後來成了應該對爆發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
[93]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曆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甯願使用傳統的刀矛。
主戰的對外政策觀點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
不負責任的主戰論曾經十分盛行于南宋時期（1127&mdash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遊牧民族，面臨着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
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軍事現實主義和唐朝（618&mdash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精神了。
這個傳統在19世紀下半葉再度擡頭。
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這種态度使人聯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ldquo空洞的主戰論&rdquo，他們隻會揮動筆杆子，但毫無實戰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精神部分的是出于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争的憤怒。
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ldquo且夷人吾仇也，鹹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hellip&hellip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
&rdquo當1860年中國與英法聯軍作戰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政策。
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赢得這場戰争的五個原因。
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争。
勝保将軍設想得更簡單。
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幹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
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隻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将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
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陝西，以便繼續進行戰争。
[94]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别是禦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精神十足。
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地情形，應該允許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
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并且在數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
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西方軍艦發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
[95] 鴉片戰争以後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精神，但它直到70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的對外政策的&ldquo清流黨&rdquo。
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
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mdash1897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80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
[96]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
在70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采取強硬的戰鬥立場。
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後，他力主積極進行戰備，包括招募西方雇傭兵。
當1883年中法戰争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
為什麼？他指出，因為&ldquo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rdquo[97]。
同樣地，清流黨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采取主戰的行動路線，特别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
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後，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的&ldquo清流黨人&rdquo相同的觀點。
例如，80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
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
他繼續說道，至于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
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争的詳細的軍事戰略。
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
但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
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
[98] 應該承認，主戰派觀點并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争中的勝利者。
而且某些主戰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場上出了醜。
然而主戰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
歸根到底，他們促使中法戰争、中日戰争和義和團戰争爆發。
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政策背後的本能和心理。
堅持文化主義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遵奉中國文化&mdash&mdash特别是儒教正統&mdash&mdash的影響。
曾國藩在其聲讨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号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孔孟傳統的中國文化遺産。
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
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
王闿運在獲悉郭嵩焘出使倫敦以後，于1876年緻函郭嵩 焘，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
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
[99]那麼，為什麼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複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别與這個問題有關。
華夷之辨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
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标準來考慮問題的。
在他們看來，隻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
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
[100]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
孔子在論及齊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裡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
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贊譽管仲保衛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ldquo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rdquo[101]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議論說，漢唐的覆亡隻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着堯舜禹湯等儒家聖賢教導所體現的文明本身的毀滅。
[102]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
某些著名中國曆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聖化的人。
中國人關于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于中國與其北邊諸遊牧民族的長期沖突的經驗。
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複無常。
由于這是中國與西方發生關系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
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
清政府在60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撚軍時，王炳燮稱這是&ldquo回纥助順&rdquo，即比之于8世紀中葉回纥人幫助唐朝鎮壓安祿山叛亂之事。
由于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就像10&mdash12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系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着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
[103]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得特别明顯。
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
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
李慈銘在得知即将設立總理衙門以後，硬說這不合體制。
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系。
[104]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系，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份。
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處理外交事務。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後，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
李鶴年和馮譽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裡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ldquo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
&rdquo[105]在70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着文明的存在。
允許傳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
例如，夏燮擔心這是聖人教誨完蛋的開始。
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歎說：中國數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将淪為夷狄之國。
嗚呼！[106] 王炳燮在60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
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
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
[107] 人禽之辨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
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隻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
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ldquo本性&rdquo，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
特别是他應該遵行聖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内。
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着的真谛。
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機詐的，一心隻求滿足自己的肉欲。
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mdash&mdash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于文明的範圍，這兩個字眼常常可以互用。
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種動物。
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
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關系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
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羁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
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遵奉&ldquo名教&rdquo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
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系。
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确的親子關系作出了榜樣。
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
他向朝廷請假27個月，以便遵制丁憂。
8月18日，兩位皇太後鑒于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準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随後他必須複職，但不必參加規定的早朝。
五天後，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别應該遵守聖人的教誨。
李鴻藻繼續說，如果他背離了聖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後的27個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日典禮。
三天後，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
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ldquo名教罪人&rdquo，而且，也有損于朝廷聲譽。
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100天假期屆滿後，他便借口養病，拒不上班。
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27個月丁憂期滿以後，他的所謂疾病也&ldquo痊愈&rdquo了，并開始上班。
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隻是他的養母。
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27個月。
[108]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禦史都普遍贊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
他們争辯說，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于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聖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于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
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于禽獸。
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
的确，他們的著作經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
[109]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
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認母親。
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
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ldquo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rdquo最後，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
總而言之，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闿運便把他們比作&ldquo物&rdquo，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
60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盡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堕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劃。
[110] 保守主義的影響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士大夫卻以道德&mdash意識形态的考慮為依歸。
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着學究式的主戰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
比較大膽的自強計劃最後都受到滞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納，甚至像王闿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标，但不願意&ldquo改制&rdquo。
1884年以後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态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劃仍然包含&ldquo有德之人治之&rdquo這一曆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出保守主義。
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
李鴻章以前的将領之一劉秉璋1886&mdash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
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在一些關于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
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經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禦覽。
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準。
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
[111] 保守派官員，特别是禦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
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
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讦。
例如，李慈銘大肆诋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ldquo小人&rdquo。
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
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
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55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
第一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代化計劃，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像郭嵩焘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
1876年他到英國擔
這種傳統思想僅僅成為現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
但是這種&ldquo富民&rdquo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衆有密切關系，民富是國強的根基。
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聯的。
對外政策觀點的矛盾，1860&mdash1895年 中國人對西方的某些觀點是不大合理、不大有建設性和不大令人愉快的。
這些觀點常常是好戰的，情緒激烈，偶爾還是排外的。
這種思想上反西方的不合理态度，主要歸因于士大夫在理智和感情上對中國文化傳統抱有深信不疑的态度，雖然正是西方帝國主義促成了這種态度。
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種認識（盡管是慢慢地和模糊地出現的），即中國是一個應予珍愛的實體&mdash&mdash這種認識與其說是仇外的和有文化偏見的，不如說是理性的和民族主義的。
排外主義的興起 雖然排外主義在中國與外界關系的早期曆史中有其深刻根源，但是直到西方壓力加強的1860年以後它才成為一種值得重視的重要力量。
排外主義的範圍廣泛。
一方面，有些人憎恨外國人，但不反對模仿西方，為的是進行反擊。
另一方面，有些人不分青紅皂白地反對任何外國事物，不論是基督教也好，或是現代技術也好。
對西方技術的抵制 因為反洋教運動在其他篇幅中讨論過（見上卷第十一章），我們在這裡主要談談反對引進西方技術的問題。
這種反對的原因很多。
最基本的原因是認為中國無須模仿西方。
首先，排外的文人學士認為西方的技藝實際上華而不實，對于中國沒有必要，因為要成為一個強國，民心比武器更為重要。
大學士倭仁斷言，夷人害怕中國的不是它的大炮和兵艦，而是它的民心。
模仿西方并無益于戰勝敵人，反而會降低民衆支持政府的熱情。
他問道，如果一個政府失掉了民心，它怎能長期支持下去呢？因此他建議，基本方案應該是振興民衆志氣，而不是模仿夷人的技術。
他堅決認為，曆史明确表明，技術不能使一個積弱的國家強盛起來。
[78] 某些官僚學者特别相信，中國的海防無須得到西式武器。
劉錫鴻舉俄國和美國為例。
美國之戰勝英國，并不是得益于海軍，而俄國僅僅擁有一支象征性的海軍，卻成功地向英國的霸權挑戰。
另一些評論家更加關注的是中國的所謂文化上的優越性，他們表示，軍事技術之取得常常要以犧牲文化和良好的吏治為代價。
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中國北邊諸蠻族雖有強大騎兵，但文化上仍然低下，無力組成一個國家。
[79] 改革派把自己的方案吹捧為行之有效的方案，而排外的士大夫則強調儒家的道德原則，所以是堅定的反功利主義者。
他們頑固地主張，中國應該特别重視儒家禮、義、廉、恥的古訓。
實際上，德行是使夷人敬畏的妙法。
他們繼續說，如果鼓勵儒學之士向夷人學習，他們就會寡廉鮮恥。
歸根到底，這些向往夷人的文人，由于不知廉恥和無愛國心，對中國将沒有用處，不管他們多麼精通西法。
[80]因此，以道德相尚是根本，它的影響深而且遠。
相反，他們認為功利之見是皮相之談和鼠目寸光。
因此，看到光緒皇帝的師傅之一翁同龢經常向這位年輕的國君講論義利之别的意義，這就不足為怪了。
義利之别一講，就使得70和80年代許多士大夫反對各種自強計劃，特别在1889年反對鋪設從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的計劃。
[81] 保守派提出了為什麼中國不需要從事洋務的另外一些原因。
他們堅持說，縱觀中國曆史，中國在所有昌明盛世都不曾向夷人學習。
他們問道，為什麼在19世紀中國就必須模仿西方才能富強呢？此外，他們還斷言，即令中國要在科技方面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它仍然可以避免向西方夷人學習。
他們認為，這是因為中國擁有這方面最優秀的專家，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在中國内部尋找這樣的人才。
[82] 在某些士大夫看來，西方的好東西對中國不一定有用，因為每個社會的條件不同，價值各異。
人口懸殊便是這樣一個差别。
西方由于人口少而造成勞動力的短缺，故需要機器。
把機器引進人口過剩的中國，隻會加重失業。
另一個例子是鐵路。
建築鐵路是否合乎需要，要看該國的軍事力量如何。
西方因為強盛，故能夠利用鐵路迅速進行運輸。
中國因為在戰時不能保衛自己的鐵路，反而會因有鐵路而吃苦頭，因為敵人會利用鐵路，以便于他們在中國調動軍隊。
[83] 排外的紳士進一步争辯說，中國不能成功地向夷人學習，即使它需要進行這種學習也不行。
例如，軍事知識對一個國家太重要了，故不能與其他國家分享。
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的奏折中說道，夷人終是狡詐之徒，絕對不能相信他們會真心實意把軍事技術教給中國。
由于同樣的原因，西方也不會把它最好的武器賣給中國。
著名學者俞樾和曾經入過李鴻章幕的王炳燮也有同樣的見解。
他們堅決認為，中國從西方得到的東西都是過時的和陳舊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自取敗亡。
另一位學者李元度寫道，隻有決心才能制服狡詐，隻有果斷才能挫敗陰謀；但是決不能指望學生以計謀勝過先生。
[84] 某些保守派大膽地斷言，現代技術沒有用處。
著名湖南學者王闿運寫道，蒸汽動力的軍艦完全依靠煤的能量，如果切斷煤的供應，軍艦也就無用了。
此外，它們在内河不大靈活，在陸戰中完全無用。
同樣，火炮必須輕巧和機動才能有用。
但是西式火炮太笨重，難于移動。
他們說，在昌明盛世，中國出于好奇心，可以玩玩這些無用的新奇之物，但是在财政拮據時，它千萬不能為此浪費金錢。
儒家關于宇宙的神話是設想天人之間互相起作用。
保守派聲稱，引進采礦、鐵路、電報線路和教堂建築等西方事物，會違反包括&ldquo風水&rdquo&mdash&mdash它對五谷的生長和人們的幸福都起作用&mdash&mdash在内的宇宙的常态。
因此，他們常常引證異常的天文現象（例如彗星），認為這是上天對人世的某種不祥之事的示警。
他們還斷言，自然災害如旱災、水災、地震和火災，是上天具體暗示有條理的風水力量受到了妨礙和幹擾。
[85] 他們進一步斷言，雖然西方技術在某些方面對中國有益，但它的缺點遠遠超過它的優點。
舉例來說，正如俞樾所指出的，它歸根到底是有害的，因為它會迅速耗盡在供應上本來有限的自然資源。
70年代，江西巡撫劉秉璋以這個理由來反對現代采礦業。
另一些人則集中注意力于社會政治問題。
例如，王炳燮聲稱，引進西方技藝會加深社會上的不公道，因為富者采用機器會愈富，而貧者由于失業會愈貧。
[86] 這種社會上的不公道具有涉及大多數人的政治後果。
京師及地方上的各級官員，如軍機大臣翁同龢、掌印禦史屠仁守、巡撫王文韶和候補知府楊廷熙都指出有發生政治暴亂的可能性。
在失業者中間，弱者将成為竊賊，強者将流為盜匪和叛亂分子。
因此他們作出結論說，本來動機在于為中國謀利益的&ldquo洋務&rdquo活動，将導緻公開的叛亂。
光緒初年文化和政治上的排外主義就這樣與前輩理學家吳廷棟（1873年去世）的觀點合拍了：唯利是圖的活動的結果是絕無絲毫利益可言的。
[87] 對帝國主義的畏懼 中國人的排外主義，在許多方面是由于害怕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
許多士大夫如翰林殷兆镛和政治謀士王炳燮與薛福成認為，西方人正在采用&ldquo蠶食&rdquo政策。
但是，在外國人能夠把中國夷為殖民地以前，他們将首先從經濟上剝削它，攪亂它的社會秩序，幹擾它的法律程序，最後使它道德淪喪。
按照他們的意見，外國人來到中國的目的是要熟悉中國的地理和社會情況，以便進行他們的政治侵略。
他們問道，如其不然，外國傳教士為什麼不以在他們自己國家裡敬拜上帝為滿足呢？他們堅持說，西方從政治上對中國的蠶食是逐步的，不過是堅定的。
例如，南京條約還沒有提到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問題，在16年後的天津條約中就居于突出地位了。
他們在60年代推論說，西方列強在以後續修條約期間将會對中國施加壓力以謀求更多的特權。
中國人害怕西方的政治侵略決不限于沿海地帶，内地廣泛散布的反基督教告白明顯地證實了這種情況。
1862年湖南的一份告白便提到了非洲和印度在西方擴張主義浪潮中的慘痛命運，從而悲歎中國将很快步其後塵。
60和70年代在四川和廣西也發現過這類告白。
外國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的傲慢态度與形于外表的古怪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排外情緒。
1880年某些官員向北京提出請求，中國應該制止外國人在北京建造高大建築，他們堅持說這種房屋将會用于軍事情報目的。
1887年重慶一地方紳士指責一位法國主教建築堡壘式的教堂和過着與中國皇帝不相上下的生活。
使得形勢更加惡化的是，外國人的這些活動和特權常常得到炮艦外交&mdash&mdash這種外交本來就加強了中國人的排外情緒&mdash&mdash的支持。
西方列強這樣赤裸裸地使用武力，甚至使曾國藩和李鴻章這些開明的高級官員也産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排外的知識分子堅決認為，外國人在&ldquo榨取&rdquo中國經濟和向中國人民進行思想灌輸以後，最終會利用崇拜夷人的中國人推翻中國政府，把中國一口吞掉。
這樣，中國便會遭受與爪哇和菲律賓一樣的命運。
他們指出，通商口岸親西方的中國商人與外國人合謀逃稅，而已經拒絕給孔廟交納自己一份維修費的中國基督教徒，将很快拒納任何賦稅了。
王炳燮擔心，中國教徒因為要首先忠于他們的宗教領袖，會不忠于天子，從而不服從中國法律。
[88] 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指出，基督教包庇和慫恿叛亂活動。
這是17世紀中葉以來的一個老話題，著名的反基督教文集《破邪集》就在此時編成。
1724年當基督教正式被禁止以後，許多人已開始把它與最恐怖的秘密邪教之一白蓮教聯系了起來（見上卷第三章）。
1845年，即取消禁令以後一年，閩浙總督劉韻珂還提請朝廷注意這個問題。
[89] 另一些知識分子如王炳燮和陳寶琛堅持說，正如漢代的太平道促進了黃巾叛亂和白蓮教派形成了元、明、清一股強大的反王朝勢力一樣，基督教也将導緻中國産生更多的内部騷亂。
在這些反基督教的知識分子看來，在基督教的某些教義對太平軍叛亂運動的思想意識産生巨大影響時，這個宗教的邪惡性質便明顯無誤地表現出來了。
50和60年代，有人還廣泛地把基督教與反王朝的秘密會黨等同起來。
正如王炳燮所認為的那樣，随着基督教的傳播，國内騷亂的種子也被播下了。
[90] 因此，排外人士呼籲中國應盡快制止西方的政治侵略。
如果中國繼續允許外國人滞留下去，局勢會很快不可收拾，雖聖人也無能為力。
從這種觀點來看，反傳教士運動是個吉兆，因為它表明中國人的政治覺悟仍然很高。
他們預言，沒有這種排外騷亂之日，就是中國完全屈服之時。
[91] 與此同時，還存在着一種荒謬的和盲目的排外主義。
許多人相信一句古老的名言：&ldquo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rdquo[92]因此，外國人被稱為&ldquo鬼子&rdquo，被比作禽獸，認為他們殺害中國人是為了煉丹術和巫術的種種目的。
為了制止這種野蠻行為，醇親王（奕譞）在1869年提出了驅逐夷人的六點計劃。
當他認識到自己的目的不能實現以後，便在1874年上奏朝廷，主張摒棄一切外國事物。
他建議，朝廷應向人民以身作則，率先摒棄無用的西洋物品。
倭仁為這種從感情上憎恨外國人和外來事物的行動作出了表率。
1867年他堅決辭謝了總理衙門的職務。
他上班的第一天便故意墜馬。
以這種所謂的受傷作借口，他不去上班了。
雖然朝廷幾次延長他的病假，倭仁堅持說還是不能走路。
但是在他被獲準辭職以後，他的傷勢突然完全&ldquo痊愈&rdquo。
類似的例子還有鄧承修，他在1884年也被任命到總理衙門工作。
他立即謝絕這個職務，聲稱他對夷務一竅不通。
相反，他請求皇上給他委派一個軍務，因為他甯願戰死疆場。
徐桐的行為為這種荒謬的排外主義提供了又一個活見證。
據說，他痛恨看到西式建築物，他說他甯願讓他的國家殘破，也不願它改革。
因此毫不奇怪，他後來成了應該對爆發義和團運動負責的主要煽動者之一。
[93]1900年義和團的大屠殺使中國長期仇外的曆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拳民因為排外，他們反對使用西洋武器，甯願使用傳統的刀矛。
主戰的對外政策觀點 排外主義的另一形式是主戰。
不負責任的主戰論曾經十分盛行于南宋時期（1127&mdash1279年），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不如北方遊牧民族，面臨着自己的文明被毀滅的可能性。
漢代（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2年）的軍事現實主義和唐朝（618&mdash907年）的世界主義精神讓位給保守的主戰精神了。
這個傳統在19世紀下半葉再度擡頭。
士大夫之流又鼓吹同俄國、法國或日本作戰，這種态度使人聯想起南宋時期這類人物的&ldquo空洞的主戰論&rdquo，他們隻會揮動筆杆子，但毫無實戰知識。
晚清時期的主戰精神部分的是出于知識界對1840年、1860年和1884年幾次戰争的憤怒。
大學士倭仁在1867年奏稱：&ldquo且夷人吾仇也，鹹豐十年，稱兵犯順，憑陵我畿甸，震驚我宗社&hellip&hellip學士大夫，無不痛心疾首，飲恨至今。
&rdquo當1860年中國與英法聯軍作戰時，北京許多官員都鼓吹主戰政策。
全慶提出中國軍隊應該在大沽、登州和香港同時進攻外國軍艦；薛書堂則列舉了中國能夠赢得這場戰争的五個原因。
許多親王和高級官員請求皇帝親自指導這場戰争。
勝保将軍設想得更簡單。
天朝沒有理由屈服，因為朝廷可以幹脆地拒絕外國人的所有要求。
如果西方堅持其要求，皇上隻要一聲令下，他的部将便會捉拿夷兵，殺死夷官。
還有人進一步提出，如果中國在沿海被戰敗，它應該從北京遷都陝西，以便繼續進行戰争。
[94] 1870年天津教案期間，京城許多官員，特别是禦史和六部的少壯派官員都主戰精神十足。
他們堅持說，人民痛恨夷人，又熟悉當地情形，應該允許人民同外國侵略者作戰。
用精神力量武裝起來并且在數量上超過敵人的人民，可以輕而易舉地打敗西方的海船和大炮。
醇親王認為，中國能夠輕易地戰勝外國人，因為地方部隊可以對付少數西方軍艦發動的進攻，而中央政府則能夠粉碎外國人的主力攻勢。
[95] 鴉片戰争以後的幾十年間仍然可以明顯地看到士大夫的主戰精神，但它直到70年代才活躍起來，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的活躍團體，即堅定不移地鼓吹主戰的對外政策的&ldquo清流黨&rdquo。
當務實的改革派強調中國的物質力量軟弱時，這些年輕的、咬文嚼字而又沒有經驗的官員則強調中國的道德力量。
他們的領袖是有勢力的保守派、軍機大臣和皇帝的師傅李鴻藻（1820&mdash1897年），如郭嵩焘所指出，此人在80年代初期主張同時在東部與日本作戰，又在西部與法國作戰。
[96] 張之洞是這個團體的著名成員。
在70年代末的伊犁危機期間，他極力敦促朝廷對俄國采取強硬的戰鬥立場。
在列舉了應拒絕1879年崇厚簽訂的條約（見第二章）的十點理由以後，他力主積極進行戰備，包括招募西方雇傭兵。
當1883年中法戰争在沿海地帶迫在眉睫時，張之洞再一次敦促皇上打消顧慮，準備作戰，即使中國軍事力量不如法國也在所不惜。
為什麼？他指出，因為&ldquo非戰不能練海防，非敗不能練戰&rdquo[97]。
同樣地，清流黨的其他成員如張佩綸、鄧承修、陳寶琛、黃體芳、吳大澂、盛昱、劉恩溥和李慈銘也擁護在中國的對外關系中采取主戰的行動路線，特别對俄國、日本和法國更應如此。
他們藐視俄國的落後，法國的軟弱，日本的貧窮。
其他士大夫也具有和這些主戰的&ldquo清流黨人&rdquo相同的觀點。
例如，80年代初期王炳燮即用此類觀點評議過中國的對外政策。
他斷言，上策是同夷人進行總體戰，完全消滅他們；中策是以夷制夷；下策是取守勢。
他繼續說道，至于模仿夷人，這根本不能稱之為政策。
他進一步闡述了進行戰争的詳細的軍事戰略。
例如，中國軍隊決不應該大規模集結，以避免夷人強大炮火的攻擊。
但是，因為他并不真正了解外國情況，所以他的軍事建議大部分遠離實際。
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他建議中國應該在沿海地區開挖溝渠，以阻止西方騎兵的流竄。
[98] 應該承認，主戰派觀點并不曾始終占上風，何況中國又不是在對外戰争中的勝利者。
而且某些主戰論者如張佩綸和吳大澂都在戰場上出了醜。
然而主戰的保守派必須對清廷之贊助不現實的政策和感情用事這一情況負主要責任。
歸根到底，他們促使中法戰争、中日戰争和義和團戰争爆發。
如果不否認朝廷政策中這個有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那就一定會認識到它的主戰政策背後的本能和心理。
堅持文化主義 除排外主義以外，中國對外政策的觀點也同樣受到士大夫們在思想上強烈地遵奉中國文化&mdash&mdash特别是儒教正統&mdash&mdash的影響。
曾國藩在其聲讨太平天國的著名檄文中，号召當世文人學士們與他一道保衛孔孟傳統的中國文化遺産。
清廷為了力圖使政教合一的體制永世勿替，也強調科舉制度的重要性來提倡儒術。
正是這種文化意識，給1898年湖南反對改良的運動提供了支持（見第五章）。
這種文化意識表現在保守派對外交的看法上。
王闿運在獲悉郭嵩焘出使倫敦以後，于1876年緻函郭嵩 焘，建議他把孔子學說傳播到英國，因為英國尚無儒家學者賞光過。
同樣，一位著名的翰林懷疑曾紀澤的外交能力，因為曾紀澤曾落第，根本非孔孟之徒。
[99]那麼，為什麼儒家學說與對外政策的觀點有如此密切的關系呢？雖然儒家學說包含種種複雜思想，但是其中兩種思想特别與這個問題有關。
華夷之辨 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思想是明華夷之辨。
儒家士大夫不是以中國文明的标準來考慮問題的。
在他們看來，隻有文明和野蠻，凡非文明就是野蠻。
文明實際上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帝國。
[100]因此，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整個文明社會的本身。
孔子在論及齊國著名宰相管仲時，他的頭腦裡就有華夷之辨的概念。
雖然孔子在其他方面輕視管仲，但他贊譽管仲保衛中國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的能力：&ldquo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
&rdquo[101]清初愛國主義者王夫之即以此觀點發議論說，漢唐的覆亡隻表示改朝換代，而蒙古之滅宋則意味着堯舜禹湯等儒家聖賢教導所體現的文明本身的毀滅。
[102] 華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
某些著名中國曆史學家稱夷狄為不行仁義，不遵聖化的人。
中國人關于蠻夷的這種概念，其源蓋出于中國與其北邊諸遊牧民族的長期沖突的經驗。
這些亞洲腹地的民族被認為貪詐和反複無常。
由于這是中國與西方發生關系時的背景，所以大多數士紳也把西方人當作蠻夷的思想就不足為怪了。
王炳燮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例子。
清政府在60年代招募外國軍官打太平軍與撚軍時，王炳燮稱這是&ldquo回纥助順&rdquo，即比之于8世紀中葉回纥人幫助唐朝鎮壓安祿山叛亂之事。
由于同樣原因，李慈銘在評論1870年天津教案時寫道，中國與西方的關系，就像10&mdash12世紀中國和蠻夷之間的關系一樣，那時宋朝正面臨着北方夷狄遼國的威脅。
[103] 這種視西人為夷的思想，在某些士大夫反對建立總理衙門的活動中表現得特别明顯。
清廷在1861年以前沒有設立外事機構，因為中國的對外關系主要是以朝貢制度為依據，已由好幾個國家機構在處理。
理藩院處理同俄國以及同北方邊境的事務。
李慈銘在得知即将設立總理衙門以後，硬說這不合體制。
他建議代之以在理藩院内部設立一個由恭親王率領的新部門，以處理和西方人的關系。
[104] 同樣，許多文人學士也從朝貢制度的角度看待中西關系，認為辦外交事務有失他們的身份。
軍機大臣閻敬銘指出，正人君子不屑于處理外交事務。
1875年郭嵩焘被任命為中國駐英公使以後，他的許多朋友感到沮喪。
李鶴年和馮譽骥極力勸他不要去蠻夷之邦，李慈銘在他的日記裡為這一事實感到傷心：&ldquo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山，真為可惜。
&rdquo[105]在70年代末，李慈銘還繼續譴責中國派遣外交人員出國。
然而，按照大多數儒家學者的意見，正是這些夷人威脅着文明的存在。
允許傳教士到内地去的天津條約，使許多紳士感到驚恐。
例如，夏燮擔心這是聖人教誨完蛋的開始。
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悲歎說：中國數千年文明禮義之邦，即将淪為夷狄之國。
嗚呼！[106] 王炳燮在60年代寫道，雖然任何時候都發生過政治動亂，但是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危機卻是嚴酷的，因為它可能使中國淪為野蠻之域。
因此，外國的影響要比洪水猛獸更危險。
他問道，一個人還能面臨比這更令人沮喪的局勢嗎？當同文館的課程要列入天文和數學以外的科目時，許多士大夫（包括倭仁、李慈銘和楊廷熙）都反對這種西學，因為他們擔心作為文明先鋒的孔門弟子也會被夷人同化。
[107] 人禽之辨 儒家學者還有滿腦子人禽之辨的思想。
按照儒家學說，一個人隻有品行端正才能稱為人。
人的行為應該符合人的&ldquo本性&rdquo，即要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和羞恥之心。
特别是他應該遵行聖人的教誨，包括三綱在内。
這就是人必須作為一個人而活着的真谛。
另一方面，禽獸是殘忍機詐的，一心隻求滿足自己的肉欲。
如果某個人的特點表現在這些屬性上，則他在道義上不配做一個人&mdash&mdash實際上他是一個禽獸。
因為野蠻和禽獸不屬于文明的範圍，這兩個字眼常常可以互用。
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似乎已經肆意把夷狄比之于各種動物。
用狄、蠻和其他名詞稱呼野蠻部落，這些漢字的部首都是指動物的。
中國與北方遊牧民族的傳統關系部分地建立在這種荒誕的說法上面。
正如骨頭和大棒政策把夷狄當作狗一樣，羁縻政策又把他們視作牛馬。
嚴格說來，禽獸比夷狄更壞，因為夷狄尚可施以教化，而禽獸則不可救藥了。
因此，儒家的學者們非常強調遵奉&ldquo名教&rdquo這一儒家的道德準則。
他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神聖核心是儒家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和夫為妻綱的等級關系。
有勢力的保守派李鴻藻為一個以體現文化為己任的學者應如何遵守正确的親子關系作出了榜樣。
1866年8月13日他的母親去世。
他向朝廷請假27個月，以便遵制丁憂。
8月18日，兩位皇太後鑒于李鴻藻身為軍機大臣和皇帝師傅，負有重任，準他一百天假，讓他居喪，随後他必須複職，但不必參加規定的早朝。
五天後，李鴻藻重新上奏，指出一個高級官員特别應該遵守聖人的教誨。
李鴻藻繼續說，如果他背離了聖人的教誨，他就枉為人子，就這一點來說，也不配做一個人了。
8月28日朝廷降旨拒絕了他的請求，但另給了他一些特權，包括在以後的27個月内免穿朝服，也不要求他參加早朝和朝廷喜慶節日典禮。
三天後，李鴻藻再次提出申請，堅持他原來的要求。
他堅持說，如果不遵制丁憂，不僅會使他成為&ldquo名教罪人&rdquo，而且，也有損于朝廷聲譽。
因為他的第三次嘗試也沒有說服朝廷，官方的100天假期屆滿後，他便借口養病，拒不上班。
直到1868年11月26日儒家的27個月丁憂期滿以後，他的所謂疾病也&ldquo痊愈&rdquo了，并開始上班。
李鴻藻堅持按儒家教義行事是格外突出的，因為他堅持為之守制的那個婦女隻是他的養母。
1877年他的生母去世時，他又守制27個月。
[108]保守派的官員包括倭仁、徐桐和許多禦史都普遍贊揚他從嚴遵守儒家傳統的行為。
許多重視傳統的士大夫相信，由于不遵奉三綱的西洋人的影響，人禽之辨很快就會泯滅。
他們争辯說，西方人忠于自己的宗教領袖，勝過忠于他們的政治領袖，他們相信聖靈感孕的基督教義，這無異于公然否認自己的生父。
孟子在指責墨翟和楊朱時說過，無父無君無異于禽獸。
同樣地，這些學者也認為西方人與禽獸無異。
的确，他們的著作經常說西洋人有犬羊的本性。
[109] 這些道學夫子們進一步地發揮說，仔細考察一下便會發現，西洋人實際上禽獸不如。
首先，禽獸不管對父親如何不孝，尚對母親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認母親。
此外，反基督教的作品活靈活現地把基督教徒描寫成性行為反常和男女亂交的人（見上卷第十一章）。
有一本小冊子神乎其神地問道：&ldquo他們豈非禽獸不如乎？&rdquo最後，西方人不僅不孝敬父母，而且開礦山、修鐵路和架電報線來破壞祖墳。
總而言之，因為西方人禽獸不如，湖南學者王闿運便把他們比作&ldquo物&rdquo，即無感情、無生命的東西。
60年代一本排外小冊子警告說，盡管令人難以置信，許多中國人仍在信奉和實行這種堕落的西方宗教活動和技藝計劃。
[110] 保守主義的影響 雖然晚清的保守主義可以部分地歸因于政治因素，但是大多數士大夫卻以道德&mdash意識形态的考慮為依歸。
這種中國的文化主義結合着學究式的主戰性，有它獨一無二的特點。
比較大膽的自強計劃最後都受到滞礙或者拖延很久才被采納，甚至像王闿運和王先謙等人雖然贊成這些目标，但不願意&ldquo改制&rdquo。
1884年以後張之洞改變了他的态度，從保守主義變成實行洋務，他的應付變動時代的計劃仍然包含&ldquo有德之人治之&rdquo這一曆史悠久的儒家原則。
不僅京城官員，而且各省督撫都明顯表現出保守主義。
其中有些人如岑毓英、沈葆桢、文彬和李秉衡等，都是積極的排外人物，另外一些人如王文韶、劉坤一和李瀚章等，則對西方技藝采取非常冷淡的态度。
李鴻章以前的将領之一劉秉璋1886&mdash1894年任四川總督時，公開反對引進西學。
中國文化的惰性還表現在一些關于改革的重要書籍未能迅速引起皇上注意這一事實上。
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經過修訂，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禦覽。
那一年，王茂蔭建議此書由官方重新刊行未準。
另一類似例子則是馮桂芬1861年出版的《校邠廬抗議》文集，此書直到1889年翁同龢才呈交光緒帝閱讀。
[111] 保守派官員，特别是禦史們，攻擊重實效的各級改革派。
他們當然批評了最有影響的改革派，例如恭親王、曾國藩和李鴻章。
可是次要的改革派也沒有逃脫他們的攻讦。
例如，李慈銘大肆诋毀的人包括外事專家馬建忠、李鳳苞和陳蘭彬，以及企業家唐景星、徐潤和盛宣懷：他把所有這些人一概貶斥為賣國賊和&ldquo小人&rdquo。
另一個例子是丁日昌。
由于他1864年在上海與外國人打過交道，又與1866年的潮州危機和1870年的天津教案有牽連，他在保守派中越來越不受歡迎。
他們的批評使得他在1878年55歲時就過早地辭去福建巡撫之職而引退。
第一任台灣巡撫劉銘傳從1885年起在該島實行大膽的現代化計劃，但是保守派官員使得他于1891年被罷了官。
沒有一個改革派受到過像郭嵩焘所受的那種猛烈的攻擊。
1876年他到英國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