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人對西方關系看法的變化，1840—189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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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船舶雲集于中國這一事實已經有了非常深的印象。
薛福成對于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于其輪船的往來而終于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
[38]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60和70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緻了各方面的大變。
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
改良派馮桂芬在60年代初期曾經恰當地指出，雖然中國不久将把國内叛亂鎮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
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60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
中國在随後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系，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曆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
[39]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在西方軍事的優勢上。
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争辯的軍事力量。
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ldquo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餘年。
近更争奇鬥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
&rdquo李鴻章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軍事威力表現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無法防禦。
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勢。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西方是中國數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
[40]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在于這一事實：西方不是遊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
1874年李鴻章奏稱：&ldquo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适相埒。
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hellip&hellip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rdquo統領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
[41]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于政治帝國主義。
1865年黃恩彤寫道：&ldquo迨英吉利互市開關，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
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茭生觊觎。
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
&rdquo[42]許多人認為，往後局勢會越來越壞。
恭親王和李鴻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
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ldquo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
一國生事，諸國構煽。
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rdquo。
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
[43] 随着19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
鄒誠敏銳地發現，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
據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隻需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隻需特别重視東北邊界。
但是到19世紀後期，中國發現自己處于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
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
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
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雲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後，威脅四川和雲南。
俄國赫然聳立于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陝西和滿洲。
東南沿海七省經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
他作出結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曆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
[44]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ldquo變局&rdquo的特點還表現在西方的經濟侵略上。
60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論過中西貿易的重大結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貿易是中國曆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
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迹表示驚訝。
70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雲都強調，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
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随後十年間把引進技術看作變局的核心。
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的到來，&ldquo實開千古未創之局&rdquo[45]。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曆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
他們意識到，中西關系的發展是可與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轉折點相比拟的新的起點。
70年代後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
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
張裕钊在80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常快，變化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
[46]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由于他們都出身于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中去尋找答案&mdash&mdash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
實際上，傳統思想并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
關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典是《易經》。
王韬、丁日昌、鄭觀應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經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ldquo窮則變，變則通&rdquo。
從1860&mdash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ldquo自強&rdquo一詞，實際上就來源于這部經典。
曾國藩注釋說：&ldquo大易之道，重時與位。
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
&rdquo[47] &ldquo運會&rdquo一詞來源于邵雍所闡發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
它認為存在着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見地要表現出來，并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
由于所有巨大的曆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适用于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後的新形勢描繪成&ldquo運會&rdquo。
有些人主張，&ldquo運會&rdquo可以被看成天意的表現，因此是不能抗拒的。
嚴複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
他說，中國正經曆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
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ldquo運會&rdquo。
一旦&ldquo運會&rdquo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聖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
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韬、鄭觀應和湯震都曾預言，&ldquo運會&rdquo很快将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
[48]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隻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聖人如果生活在19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
在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聖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颢和程頤；王韬、李鴻章和鄭觀應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19世紀，他本人也會随着時代而轉變；嚴複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聖人也是&ldquo運會&rdquo的産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聖人因為能夠預見&ldquo運會&rdquo的趨勢，故能适應時勢而行動。
[49]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但什麼是變化的信息呢？他們強調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1864年王韬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砺中國，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
後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焘的意見，新形勢就像一把兩刃刀。
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
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mdash&mdash包括60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70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在内，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
[50]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的機會。
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郭嵩焘說，為了适應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
[51]那麼，中國怎樣才能了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尋求和平的外交關系 據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了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堅持說，中國不論防禦性的或進攻性的戰備努力，都無補于時局。
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認為，中國必須抛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
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系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
[52]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後，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就予以注意了。
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請設立通譯學堂，着重教授西方語言。
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
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
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名奏準成立的，他們在奏折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
同文館設有英、法、俄、德文課程。
為了提倡忠于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了解西方。
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
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
1864年在廣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
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
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裡面開設天文學和數學；到1879年，又增設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
[53]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湧現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50和60年代擔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寶時。
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上卷第五章），他們比較了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70和80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
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于西方的直接知識。
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立正式公使館。
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代武器技術知識的西方人。
10年後，中國在倫敦設立了郭嵩焘率領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
郭嵩焘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标。
第一，他應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國。
第二，應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系。
[54] 改革派人士認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争。
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
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易，而不在領土。
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特權安撫侵略者，用物質的誘餌來控制他們。
這符合由來已久的&ldquo羁縻&rdquo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mdash1891年）。
鹹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上卷第九章）。
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于是先打豫東的撚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焘說：因為撚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予讨伐；而西方人隻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争。
次年，當這位将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軍作戰時，郭嵩焘17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
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領戰敗後，郭嵩焘越來越反戰。
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争而不顧現實的那些學者。
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焘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
他隐退以後反複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
中法戰争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政策。
[55]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
李鴻章在後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争。
1870年，他聲稱根據中國的曆史經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争。
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
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争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
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緻清朝滅亡的對外戰争而痛惜不止。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關于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
[56]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
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700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争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
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的最好方法是&ldquo羁縻&rdquo，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
他主張，處理對外關系的指導方針是&ldquo柔&rdquo和&ldquo忍&rdquo。
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的政策。
[57]其他許多關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于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裡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
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為什麼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願的原因。
同樣地，1866年郭嵩焘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
郭嵩焘在一封緻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
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後者由于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
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助郭嵩焘處理這次危機後，他在1866年寫道：&ldquo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
&rdquo[58]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
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
根據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
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購買房地産，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
丁日昌明确宣布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上，條約上的條款應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予禁止。
[59] 根據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
60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内容。
孔子說過：&ldquo言忠信，行笃義，雖蠻貊之邦行矣。
&rdquo[60]這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
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曆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土的其他外夷不同。
用信義使他們就範，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
[61] 曾國藩1862年緻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無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
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該是忠、信、笃、敬。
他進一步解釋道，&ldquo笃&rdquo者厚也；&ldquo敬&rdquo者慎也。
他接着又說：&ldquo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
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
&rdquo[62]不隻曾國藩一個人強調孔子的這四個字。
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
1876年郭嵩焘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
[63]後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ldquo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後為失信也。
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
&rdquo曾國藩繼續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于外，否則就是不誠。
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複了和平，中國應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
[64]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
他斷言，縱觀中國曆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
關鍵之點在于誠笃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
這種誠笃外交是郭嵩焘在餘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
60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
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成功，中國人就應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
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70年代繼續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
[65]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
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成了中國人經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ldquo把握時機&rdquo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ldquo變局&rdquo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
這種觀點導緻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上卷第九和第十章）。
但是，自強的倡議者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劃。
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
首先，由于他們一開始就設想西方人并不願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
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讨論彈藥生産和造船業時，都極力強調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别人的懷疑和不滿。
[66]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劃時，應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
這種态度表現在1862年李鴻章對于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
30年後，李鴻藻和榮祿由于擔心中國不能繼續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
最後，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
60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于選拔具有現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内。
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
[67]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系中出現的危機的反應。
&ldquo自強&rdquo一詞最初見于《易經》，它把天的本質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協調一緻。
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系上。
他争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
[68]自強的現代含義便是基于這一總的概念的。
1895年以前，至少有39位作者讨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ldquo洋務&rdquo。
&ldquo洋務&rdquo的含義與時俱變。
1840年7月一位禦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ldquo夷務&rdquo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和對外貿易有關的事務。
[69]1860年以後，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系方面的事務。
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系以及有關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内的政府事務。
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采用西洋技術知識。
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劃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
這可以稱為&ldquo洋務運動&rdquo，或西化運動。
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标，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标的具體計劃。
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
1860&mdash1880年期間，出現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
這促進了較多地着重于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論。
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和經濟挑戰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整中國的制度。
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
以自強的名義設立的新機構都叫做&ldquo局&rdquo，它最初是指為應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立的暫時性機構。
&ldquo局&rdquo這個名稱現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ldquo局&rdquo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果。
但&ldquo局&rdquo還未具有正規官僚機構的穩定地位。
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ldquo變法&rdquo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世之學的少數傳統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
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19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了比較帶根本性質的改革思想。
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起，&ldquo變法&rdquo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适時而積極的适應。
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确是一個嚴肅問題。
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堕落，而且也操之過急。
可是像科舉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官員的初衷。
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于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ldquo變法&rdquo，雖然他也使用不那麼刺耳的詞彙，如&ldquo順應&rdquo和&ldquo變革方案&rdquo等。
丁日昌在主張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适應西方技術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mdash&mdash他設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有關，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
[70]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折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
他作出結論說，&ldquo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别無下手之方&rdquo。
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闿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确，即&ldquo内須變法&rdquo[71]。
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韬在19世紀80年代初，都專門讨論過改革問題。
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
在70年代和甚至80年代這20年間，中國的領袖人物和作家們隻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不過他們仍然力圖把握住&ldquo變局&rdquo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ldquo西學&rdquo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隻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
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
&ldquo西學&rdquo和&ldquo新學&rdquo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ldquo新學&rdquo一詞在1894年以後才流行起來。
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
因為它不同于中國古老的傳統學識，它便被稱為&ldquo新學&rdquo，以示區别。
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别和選擇的态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後有明顯進步。
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
1851年以後，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
即使我們隻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
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韪良的成果。
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量就大大增加了。
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
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1852年以後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
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台鄧随帆等人。
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桢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
[72]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
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98部著作，另外45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13部則尚未譯完。
銷售量已達31111部。
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
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電報、采礦、造船、海戰和陸戰的教學。
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
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平。
中國人&mdash&mdash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mdash&mdash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緻《格緻彙編》（1876&mdash1892年）雜志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
[73] 最後，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行外交任務，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劃，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
它們導緻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
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
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了一個好傳統，從此以後，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
從1866&mdash1900年，由66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超過158部。
[74]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于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
這些出版物對于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
雖然變法計劃在60年代和70年代隻是偶然的現象，但到1885&mdash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工業和農業在70年代以後日益受到重視。
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于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ldquo用&rdquo應為商業，但其&ldquo體&rdquo應為工業化。
[75]工業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19世紀最後25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民用工業，如海運、采礦、紡織、鐵路、鑄币和鋼鐵生産：所有這些都要采用西方機器。
也有人讨論農業的現代化，鄭觀應在70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mdash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
1892&mdash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着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和灌溉技術、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村集市的好處。
1895年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倡導下，分别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讨論現代農業的雜志。
[76] 努力學習西方經濟的中心思想在于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60和70年代廣泛流行&ldquo富國強兵&rdquo的口号。
不過從70年代中期起，卻出現了強調&ldquo富民&rdquo或&ldquo利民&rdquo的重要性的思潮。
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焘在緻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該鼓勵人民從事現代航運業和制造業，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
鄭觀應、王韬和李鴻章也讨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和最有說服力。
[77]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的範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
薛福成對于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于其輪船的往來而終于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
[38]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焘，在60和70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緻了各方面的大變。
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
改良派馮桂芬在60年代初期曾經恰當地指出，雖然中國不久将把國内叛亂鎮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
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60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
中國在随後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系，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曆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
[39]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在西方軍事的優勢上。
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争辯的軍事力量。
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ldquo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餘年。
近更争奇鬥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
&rdquo李鴻章以同樣的口吻指出，西方可怕的軍事威力表現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内地的要塞都無法防禦。
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勢。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西方是中國數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
[40]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在于這一事實：西方不是遊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
1874年李鴻章奏稱：&ldquo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适相埒。
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裡，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hellip&hellip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rdquo統領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
[41]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于政治帝國主義。
1865年黃恩彤寫道：&ldquo迨英吉利互市開關，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幹。
其餘各小國亦竊睨其旁，茭生觊觎。
洵數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
&rdquo[42]許多人認為，往後局勢會越來越壞。
恭親王和李鴻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
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ldquo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
一國生事，諸國構煽。
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rdquo。
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
[43] 随着19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
鄒誠敏銳地發現，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
據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隻需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隻需特别重視東北邊界。
但是到19世紀後期，中國發現自己處于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
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
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
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雲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後，威脅四川和雲南。
俄國赫然聳立于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陝西和滿洲。
東南沿海七省經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
他作出結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曆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
[44]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ldquo變局&rdquo的特點還表現在西方的經濟侵略上。
60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讨論過中西貿易的重大結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模貿易是中國曆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
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迹表示驚訝。
70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雲都強調，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
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随後十年間把引進技術看作變局的核心。
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的到來，&ldquo實開千古未創之局&rdquo[45]。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曆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
他們意識到，中西關系的發展是可與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轉折點相比拟的新的起點。
70年代後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
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
張裕钊在80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常快，變化的性質是前所未有的。
[46]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呢？由于他們都出身于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中去尋找答案&mdash&mdash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
實際上，傳統思想并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
關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典是《易經》。
王韬、丁日昌、鄭觀應和郭嵩焘等西洋通都經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ldquo窮則變，變則通&rdquo。
從1860&mdash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ldquo自強&rdquo一詞，實際上就來源于這部經典。
曾國藩注釋說：&ldquo大易之道，重時與位。
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
&rdquo[47] &ldquo運會&rdquo一詞來源于邵雍所闡發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
它認為存在着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見地要表現出來，并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
由于所有巨大的曆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适用于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後的新形勢描繪成&ldquo運會&rdquo。
有些人主張，&ldquo運會&rdquo可以被看成天意的表現，因此是不能抗拒的。
嚴複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
他說，中國正經曆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
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ldquo運會&rdquo。
一旦&ldquo運會&rdquo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聖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
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韬、鄭觀應和湯震都曾預言，&ldquo運會&rdquo很快将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
[48]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隻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聖人如果生活在19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
在這方面，郭嵩焘提到了古代聖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颢和程頤；王韬、李鴻章和鄭觀應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19世紀，他本人也會随着時代而轉變；嚴複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聖人也是&ldquo運會&rdquo的産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
在這種情況下，聖人因為能夠預見&ldquo運會&rdquo的趨勢，故能适應時勢而行動。
[49]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但什麼是變化的信息呢？他們強調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1864年王韬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砺中國，就像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
後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焘的意見，新形勢就像一把兩刃刀。
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
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mdash&mdash包括60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70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在内，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
[50]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的機會。
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作出什麼樣的反應？郭嵩焘說，為了适應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
[51]那麼，中國怎樣才能了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尋求和平的外交關系 據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了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郭嵩焘堅持說，中國不論防禦性的或進攻性的戰備努力，都無補于時局。
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韬都認為，中國必須抛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
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系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
[52]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後，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就予以注意了。
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焘就奏請設立通譯學堂，着重教授西方語言。
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
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立了同文館。
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名奏準成立的，他們在奏折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
同文館設有英、法、俄、德文課程。
為了提倡忠于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了解西方。
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
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焘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立廣方言館。
1864年在廣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
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
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裡面開設天文學和數學；到1879年，又增設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
[53]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湧現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50和60年代擔任上海道台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寶時。
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上卷第五章），他們比較了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70和80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焘、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
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于西方的直接知識。
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立正式公使館。
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代武器技術知識的西方人。
10年後，中國在倫敦設立了郭嵩焘率領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
郭嵩焘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标。
第一，他應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國。
第二，應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系。
[54] 改革派人士認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争。
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
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易，而不在領土。
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特權安撫侵略者，用物質的誘餌來控制他們。
這符合由來已久的&ldquo羁縻&rdquo政策。
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焘（1818&mdash1891年）。
鹹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上卷第九章）。
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于是先打豫東的撚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焘說：因為撚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予讨伐；而西方人隻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争。
次年，當這位将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軍作戰時，郭嵩焘17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
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将領戰敗後，郭嵩焘越來越反戰。
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争而不顧現實的那些學者。
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焘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
他隐退以後反複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
中法戰争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政策。
[55]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
李鴻章在後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争。
1870年，他聲稱根據中國的曆史經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争。
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
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争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
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緻清朝滅亡的對外戰争而痛惜不止。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關于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
[56]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
他在附和郭嵩焘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700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争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
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的最好方法是&ldquo羁縻&rdquo，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
他主張，處理對外關系的指導方針是&ldquo柔&rdquo和&ldquo忍&rdquo。
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的政策。
[57]其他許多關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于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裡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
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為什麼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願的原因。
同樣地，1866年郭嵩焘經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
郭嵩焘在一封緻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
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後者由于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
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助郭嵩焘處理這次危機後，他在1866年寫道：&ldquo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
&rdquo[58]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
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
根據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
1864年，上海道台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内購買房地産，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電纜。
丁日昌明确宣布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上，條約上的條款應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予禁止。
[59] 根據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
60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内容。
孔子說過：&ldquo言忠信，行笃義，雖蠻貊之邦行矣。
&rdquo[60]這是1860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以後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
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曆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土的其他外夷不同。
用信義使他們就範，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
[61] 曾國藩1862年緻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無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
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該是忠、信、笃、敬。
他進一步解釋道，&ldquo笃&rdquo者厚也；&ldquo敬&rdquo者慎也。
他接着又說：&ldquo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
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
&rdquo[62]不隻曾國藩一個人強調孔子的這四個字。
1864年王韬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
1876年郭嵩焘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
[63]後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ldquo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後為失信也。
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
&rdquo曾國藩繼續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于外，否則就是不誠。
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複了和平，中國應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
[64] 郭嵩焘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
他斷言，縱觀中國曆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
關鍵之點在于誠笃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
這種誠笃外交是郭嵩焘在餘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
60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
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成功，中國人就應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
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70年代繼續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
[65]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
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成了中國人經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ldquo把握時機&rdquo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ldquo變局&rdquo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
這種觀點導緻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上卷第九和第十章）。
但是，自強的倡議者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劃。
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
首先，由于他們一開始就設想西方人并不願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
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讨論彈藥生産和造船業時，都極力強調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别人的懷疑和不滿。
[66]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劃時，應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
這種态度表現在1862年李鴻章對于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mdash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
30年後，李鴻藻和榮祿由于擔心中國不能繼續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
最後，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
60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于選拔具有現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内。
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
[67]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系中出現的危機的反應。
&ldquo自強&rdquo一詞最初見于《易經》，它把天的本質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協調一緻。
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系上。
他争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
[68]自強的現代含義便是基于這一總的概念的。
1895年以前，至少有39位作者讨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ldquo洋務&rdquo。
&ldquo洋務&rdquo的含義與時俱變。
1840年7月一位禦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ldquo夷務&rdquo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和對外貿易有關的事務。
[69]1860年以後，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系方面的事務。
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系以及有關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内的政府事務。
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采用西洋技術知識。
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劃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
這可以稱為&ldquo洋務運動&rdquo，或西化運動。
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标，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标的具體計劃。
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内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着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
1860&mdash1880年期間，出現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
這促進了較多地着重于思想、态度甚至制度的讨論。
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和經濟挑戰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内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整中國的制度。
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
以自強的名義設立的新機構都叫做&ldquo局&rdquo，它最初是指為應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立的暫時性機構。
&ldquo局&rdquo這個名稱現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ldquo局&rdquo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果。
但&ldquo局&rdquo還未具有正規官僚機構的穩定地位。
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ldquo變法&rdquo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世之學的少數傳統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
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19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了比較帶根本性質的改革思想。
從19世紀60年代初期起，&ldquo變法&rdquo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适時而積極的适應。
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确是一個嚴肅問題。
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堕落，而且也操之過急。
可是像科舉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官員的初衷。
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于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ldquo變法&rdquo，雖然他也使用不那麼刺耳的詞彙，如&ldquo順應&rdquo和&ldquo變革方案&rdquo等。
丁日昌在主張神聖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适應西方技術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mdash&mdash他設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有關，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
[70]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折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
他作出結論說，&ldquo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别無下手之方&rdquo。
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闿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确，即&ldquo内須變法&rdquo[71]。
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焘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韬在19世紀80年代初，都專門讨論過改革問題。
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
在70年代和甚至80年代這20年間，中國的領袖人物和作家們隻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不過他們仍然力圖把握住&ldquo變局&rdquo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ldquo西學&rdquo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隻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
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
&ldquo西學&rdquo和&ldquo新學&rdquo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ldquo新學&rdquo一詞在1894年以後才流行起來。
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
因為它不同于中國古老的傳統學識，它便被稱為&ldquo新學&rdquo，以示區别。
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别和選擇的态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内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後有明顯進步。
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
1851年以後，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
即使我們隻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
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韪良的成果。
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量就大大增加了。
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
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1852年以後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
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迩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将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台鄧随帆等人。
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桢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
[72]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
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98部著作，另外45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13部則尚未譯完。
銷售量已達31111部。
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
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電報、采礦、造船、海戰和陸戰的教學。
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
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平。
中國人&mdash&mdash特别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mdash&mdash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緻《格緻彙編》（1876&mdash1892年）雜志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
[73] 最後，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行外交任務，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劃，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
它們導緻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
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
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了一個好傳統，從此以後，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
從1866&mdash1900年，由66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超過158部。
[74]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于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
這些出版物對于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
雖然變法計劃在60年代和70年代隻是偶然的現象，但到1885&mdash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工業和農業在70年代以後日益受到重視。
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于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ldquo用&rdquo應為商業，但其&ldquo體&rdquo應為工業化。
[75]工業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19世紀最後25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民用工業，如海運、采礦、紡織、鐵路、鑄币和鋼鐵生産：所有這些都要采用西方機器。
也有人讨論農業的現代化，鄭觀應在70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mdash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
1892&mdash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着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和灌溉技術、農業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村集市的好處。
1895年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倡導下，分别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讨論現代農業的雜志。
[76] 努力學習西方經濟的中心思想在于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
60和70年代廣泛流行&ldquo富國強兵&rdquo的口号。
不過從70年代中期起，卻出現了強調&ldquo富民&rdquo或&ldquo利民&rdquo的重要性的思潮。
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焘在緻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該鼓勵人民從事現代航運業和制造業，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
鄭觀應、王韬和李鴻章也讨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和最有說服力。
[77]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的範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