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1870—1911年晚清帝國的經濟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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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那裡取得的收益也在減少。
隻有改良的種子、較好的肥料和擴大的灌溉才能使供應遠地市場的大規模耕作站得住腳，但這些重大的技術改革并沒有發生。
因此，在清朝最後幾十年中，中國經濟的農業部門以這樣一個混合因素為特點：土地和資金不足，過剩的勞動力産生的收益有所減少。
但是，如果盡量不用長期的眼光來作任何中期的觀測的話，可以說農業仍處于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态中，并沒有内在的經濟理由可以說明它本身不能再繼續生産。
那麼多的人口和上層階層中那麼高的文化得到供養和維持（雖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确實很低），這要歸功于傳統的技術。
許多世紀以來，以大量人力通過建設梯田、灌溉和防澇排水等手段來改造土地而進行的基本投資，也許早在17世紀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頃的大米産量達到2.3公噸。
這個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标志，它代表現代以前農業技術（即在當時還沒有大量輸入改良的種子、肥料和殺蟲藥等物品的情況下）理論上的最高産量。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每公頃大米産量平均隻有2.47公噸，在1955和1956年至1960和1961年的時期隻達到2.54公噸。
在後一段時期，印度的産量還沒有超過1.36公噸[7]。
但在穩定和停滞之間的區别是很小的。
傳統農業的平衡是在每人平均産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産量的很大一部分被農業生産者自己消費掉了。
隻有少量供應市場的剩餘可用作工業原料或供給非農業的部門。
反過來，城市産品的實際需要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廣泛工業化的直接可能或農業發展的直接可能，都被農業部門的無能緊緊地束縛住了。
手工業 當今一些中國史學家說&ldquo外國資本主義&rdquo從19世紀中期起在逐漸&ldquo摧毀&rdquo和&ldquo剝削&rdquo國内的手工業，這個過分簡單化的指責與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經濟實際情況不符。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即使在據說是受&ldquo外國資本主義侵入&rdquo之害最深的紡織工業方面，61%的國産棉布（以平方碼計算；如果以碼為計量單位，應為73%）仍是手工織成的[8]。
任何人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湖南或四川農民穿的是日本的内外棉公司出的棉布，抽的是BAT牌紙煙，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麼他就有一個手工業是否受摧殘和剝削的大問題需待證實。
在1933年，手工業估計達到工業總産值的68%。
1870年或1911年的手工業比重當然比20世紀30年代更大，因為1870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小型近代工業部門開始發展之前，1911年是在其早期階段。
某些重要的手工業，特别是紡紗業，在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産量急劇下降。
可是不論從理論或從實際情況看都有理由認為，手工業的國内需要和出口需要的總産量在20世紀并沒有下降；更有理由認為，整個手工業在1870&mdash1911年期間并沒有受到嚴重破壞。
但反駁這些最粗淺的公式化的指責并不是否認手工業部門在這40年中所發生的重大的結構變化，也不是否認由于這些發展而出現的緊張和失調對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的影響。
19世紀中期中國的手工業生産是在絕大部分設于城市、但也出現于農村的手工業工場中進行，或在城鄉的個體戶中進行。
這兩種形式的手工業的區别有時是很武斷的，例如農民織布者除了用家中的勞動力織布外，也可能積累足夠的錢購買幾台織布機，再雇勞動力操作；又例如城市工匠也可能同樣雇傭非親屬雇工來碾米或軋棉以補充家庭勞動力的不足。
&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是那時尚未配備動力機器的規模較大的工場。
這些企業基本上擺脫了一家一戶的格局而使用幾個戶的勞力，它們包括諸如四川的鹽井和制鹽業、雲南的銅礦、江西景德鎮那樣的瓷窯、遍布全國各城市的米麥碾坊，以及江蘇的棉布上光和印染業。
不可能對這種超出一家一戶的制造業的絕對規模作出估計，在以後也不可能。
[9]但毫無疑問，它不論在雇傭方面或産量方面，都遠不能與個體戶手工業生産分庭抗禮，後者或是中國農村農民的副業，或是城市或半城市工匠全日進行的活計。
中國農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業是紡紗和織布。
由于家庭手工業在清末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先比較詳細地讨論棉紡織手工業的發展。
在這個時期，手工業生産的曆史一般可以根據棉紡織業的命運來衡量。
從元代起，棉花的種植和制造業迅速發展；除了豪富之家外，棉布成了一切人衣着的主要日用品。
雖然種植棉花的地方相當廣泛，但主要的産棉區仍在長江流域各省。
正是在這一區域，棉花手工業最為集中并且高度發展。
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大片地區種棉花比種糧食更為合适，而且江蘇省比較潮濕的氣候，可以紡出抗張強度較大和較均勻的紗來。
例如，從江南和湖北沙市的周圍，大批成包的原棉和棉織布匹經由水路和搬運工人肩扛被運到滿洲和華北，或者經過長江被運往四川，還有大批被運往西南的雲貴以及南方的沿海各省。
對江南的農民來說，他們把生産資源集中在植棉和織布（以及紡織布所需的紗）方面，比由他們自己把所種棉花全部紡成棉紗更加有利可圖。
因此中國各地出現了農村家庭在不同程度上用長江流域各省供應的棉花和本地原棉紡紗供自己消費的情況。
本地織的土布補充了湖北和江南棉布的不足。
但是，隻有在主要産棉區的棉紡織手工業生産，才發展成了不僅僅為附近的本地市場服務的大工業。
例如從湖北南部從事織布的地方，農民織布者或小商人把布帶到沙市每天開放的布匹市場出售。
批發商在這個市場上購布，按質分等，并給每種等級的布匹貼上名牌标簽（商标），這表明是行銷雲貴市場的商品被公認的質量保證。
湖北的布匹經過四川運到雲南北部，其路線是首先利用長江及其支流的水路；然後由夫子扛運，這些人扛的貨多達117匹，重220磅（原文如此）；最後在雲南山路使用馱畜馱載。
到達貴州的路線主要是經過湖南，利用洞庭湖及入湖的沅江。
按照當時的标準，不論在規模上或所經路程的距離上說，這不是小買賣。
到了1895年，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變化，那時有20萬包以上的原棉和30萬包以上的布匹每年運進四川，其中大部分是從湖北運來的。
每年從沙市運到雲南北部的布匹約有320萬匹。
同樣，廈門以南的中國、華北和滿洲則主要由江南供應。
此外，大量手工織的棉布從廣州運往英國和美國。
在1831年以前，英國每年購買的&ldquo本色布&rdquo（南京和長江下遊其他地方織的布）多于它售給中國的英國制布匹。
大部分産棉區的紡紗與織布是由農村的個體戶進行的，其中少量幾乎是全日紡織，但更常見的則是由農戶在主要賴以為生的糧食生産之外進行。
棉紗或是由農戶紡出，或是與購買農民棉布的商人交換而得。
占地極少的貧苦農民的手工紡織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大于較富裕的農民的這項比重。
例如，小農戶一般在織布以前自紡經紗，以彌補它們微薄的農業收入。
但對整個産棉區來說，要維持稠密的農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就非依靠原棉和棉布的市場不可。
棉布的上光和印染往往集中在同時也是制成品分配中心的集鎮和城市。
最後的制作過程常常被較大的布商控制，由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産，他們一般在這些商人擁有的&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幹計件活；或者在包頭所有的&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幹活（如在蘇州），工人每月向包頭繳付計件工資的一部分，作為使用廠房和設備的費用。
總的說來，在19世紀最後25年以前，布商對織布業沒有實施類似的直接控制，織布通常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由農戶自己進行。
在城市，手工制造業仍在比較嚴格的行會監督之下；占統治地位的工業組織形式是個體熟練工匠，而不是手工業工場。
鄭觀應這位不同一般的買辦對19世紀後半期手工棉紡織業發生的變化作了如下的描述： &ldquo如棉花一項産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北各省者絡繹不絕。
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質美，相率購用，而南省紡布之利半為所奪。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
&rdquo[10] 19世紀末年在中國的外國商人和領事官員讀到鄭觀應對其同胞所作的危言也許會一笑置之：因為恰恰相反，他們連篇累牍地在報告中抱怨難以打入中國市場，特别是内地各省的市場。
外國商界特别指出了外國人所受的内地居住權的限制和厘金過境稅的負擔。
但是領事中的有識之士則認識到，手工織布業的力量是阻止每個中國人穿蘭開夏棉布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鄭觀應和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各有對的一面。
在1858&mdash1860年條約增辟了包括長江三個埠的通商口岸後，進口的洋紗和洋布開始大量增加。
由于新取得了在中國内地的航行權，新的過境制容許加征外國貨進口稅的半數以代替厘金稅，1869年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又降低了從歐洲來華的航運成本，這就使棉紗棉布進口數量的增長又得到了動力。
表7列出了1871&mdash1910年期間進口棉制品每年的數量和價值。
在1871年，棉紗和布匹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
在以後的幾年它們也圍繞進口總值中的這個比重升降，但從19世紀80年代直到1920年（進口值最高的一年），進口的棉制品大幅度增加。
如果把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這兩個年代的年平均進口量進行比較，棉紗的進口量增加24倍&mdash&mdash從97451擔增至2363000擔。
1913年以後進口量開始下降，因為國内的機紡紗逐步代替了進口紗。
雖然棉布的進口值除1898、1899和1903年外都超過了棉紗的進口值，但它的增長并不像棉紗那樣驚人，在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這兩個年代之間隻翻了一番，從11463010匹增至21442000匹。
但布匹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前确實不斷增長，隻是在南京政府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時才急劇下降。
自相矛盾的是，在滿洲王朝最後40年棉紗進口方面取得的成績，竟間接地成了使棉布進口同樣迅速發展的主要障礙。
棉紗的進口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産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表7 1871&mdash1910年進口棉布和棉紗的數量和價值 續表 *每擔重133.33磅。
＋海關兩在1874年開始使用；1871&mdash1873年的數字是各地海關報表所列銀兩折算成海關兩的估計值。
＋＋每匹的規格不等，但一般為40碼長，36英寸寬；以打或碼計算（還可能有1%或2%以平方碼計算）而不是以匹計算的棉制品未包括在本表。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材料》的表四和表九；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22&mdash1931年》第1冊，第113、182頁。
表7所列每擔進口紗的平均價值和每匹進口布的平均價值顯示了紗價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幾乎到19世紀末的下跌趨勢。
布價在70年代也下跌，但從80年代後期開始回升，并且回升得比後來紗價的漲勢更厲害。
出現較便宜的棉紗的主要原因是孟買紗廠的産品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市場，它代替了較昂貴的英國棉紗。
從19世紀90年代起，除印度棉紗以外，流入的日本機制棉紗越來越多。
紗價是逐漸下跌的，下跌時間約有20年之久。
更重要的是，在1871&mdash1910年的整個時期，海關兩本身的黃金價值也在逐步下跌。
雖然進口的機制棉紗逐漸便宜了，中國的原棉價格卻在上漲。
原棉價格上漲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紗廠出口的結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和以後中國近代紡織工業驚人發展時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長，也增長得很慢。
一方面，支離破碎而且技術落後的農業部門對出口需要的迅速反應能力有限，同時較廉價的洋紗本身的進口減少了對手工紡的土紗的需要，這樣就降低了農民增加原棉種植面積的積極性。
蘭開夏的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在1896&mdash1897年報告說：&ldquo與土棉工業有關的一個最奇怪的現象是，和其他農産品相比，原棉價格高昂。
&rdquo[11]手工業織布者越來越多地用進口的機制紗，至少把它用作經紗，有時也把它用作緯紗。
在19世紀70和80年代，華南，特别是廣東，是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它吸收了總進口量的一半以上。
但這個比重穩步下降至棉紗總進口量的五分之一。
到19世紀90年代，兩大地區：即一為華北和滿洲，一為長江中、上遊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雲南和貴州，這三者各吸收總進口量的30%左右，成了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
手工棉紡織業集中的江南地區每年吸收棉紗進口量的10%左右，不過逐年上下擺動的幅度很大。
很明顯，進口機制棉紗的主要市場就是棉花種植和手工業最不發達的地區。
廉價的進口棉紗使過去從江南或湖北購買棉布或較貴的原棉的那些地區的手工織布業的經濟發展有了可能。
産量很低的那種手工紡紗業衰落了，而用進口紗制的經紗和本地緯紗織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區同純手工紗織的布以及外國布匹競争；例如在那些地方，據報告說：&ldquo印度棉紗正在扼殺當地僅有的一些棉花種植業，而印度棉紗一旦織成棉布，就打擊了土布，還程度較輕地打擊了進口的灰襯衣布。
&rdquo[12] 所以洋紗流入量增加的最明顯的後果，就是原來在19世紀上半期集中在主要産棉省的手工織布業向各地分散。
雖然較老的織布中心在一開始就受到了打擊，但它們為了在原來的市場上競争，也不得不采用機制紗。
從19世紀90年代後期起，日本紗在沙市和漢口地區開始被大量用作經紗。
雖然進口棉紗沒有在江南獲得巨大市場，但江南的手工織工在20世紀初期成了上海日益發展的棉紡廠的産品的主要購買者。
此外，機制紗的采用加強了整個手工織布業。
用進口紗和手工紡紗混合織成的布在價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别适合當時的中國市場。
使用國産原棉的家庭紡織業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仍占重要的地位，但相當大的一部分在市場出售的紡紗首先被進口紗代替，後來又被通商口岸的華資和外資紗廠的機制紗代替。
雖然織布業主要仍是個體戶手工業，但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工業組織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現。
由于有了較便宜的機制紗的供應，有了能提高織布者日産量的改進的木質織布機和從日本引進的鐵齒輪織布機，這些變化加快了。
有一份計算材料記載，在1899&mdash1913年期間共創辦了142家手工紡織工場，其中69家設在江蘇省，以上海制的棉紗供應它們，15家設在山東，14家設在直隸（河北），9家設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廣東各設7家，6家設在湖北，4家設在滿洲，3家設在浙江，1家設在貴州。
表8說明了這些工場的規模和設備。
有一種轉手的織布形式，布商把棉紗貸給其中有的已經不幹農活的農村織布者，由他們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樣織布，計件取酬；這種形式在許多地方與自己經營的農村織布者一起得到發展。
還沒有材料可以說明這種貸放制度的實際規模，但在直隸（河北）的高陽和寶坻、山東的濰縣和浙江的硖石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例子。
在前三個例子中，貸放的方式從20世紀第一個10年直到20年代中期發展得相當快。
它特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及其後不久，但随即急劇衰退。
對那些不能再依靠農業收入來緩和需求動蕩不定的沖擊的人來說，這類農村織布業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職業。
它是一種為非本地市場生産的工業，缺乏對不可避免的變化作出反應的近代組織和财政設施。
表8 1899一1913年創辦的142家手工業織布工場中有關資本、織機和工人數字 資料來源：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1840&mdash1949》第2冊，第369&mdash376頁。
棉布進口的增長速度比棉紗慢得多，這主要是手工織布業的規模和力量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談過，手工織布業因采用了機制紗而得到加強。
相對地說，農村地區很少使用進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銷售對象是城鎮較富裕的工匠和商人。
駐廈門的英國領事在1886年報告說： &ldquo在18個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千千萬萬下層中國人不穿洋布而穿土布，這個事實早已人所周知了。
經詢問一個中國人原因何在時，他回答說：窮人穿土布衣服，因為這種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為它不那麼容易穿破，還因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
為什麼土布比較暖和？他說，因為織土布用的紗與洋紗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
因此，當一個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時，工人、農民、腳夫和船夫會對一套較粗糙的、但事實上質地較好的衣服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一定會心滿意足。
&rdquo[13] 機制經紗和手工緯紗結合起來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與外國布匹競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
布萊克本訪華團承認：&ldquo毫無疑問，普通襯衣布正在被用進口紗織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對此我們似乎無能為力。
&rdquo[14] 根據1871&mdash1880年原棉的年平均産量為700萬擔而1901&mdash1910年的數字與此大緻相同這一假設，我曾試圖計算在這兩個10年中年平均消費的紗和布的數字。
表9扼要地列出了這個計算。
從表上馬上可以看出，棉紗的總消費量從第一段到第二段時期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加了。
但是在第一段時期幾乎占壟斷地位的手工棉紗不但在絕對數字上，而且在占棉紗總供應量的比重上，都急劇下降。
産量下降了240萬擔，這樣，手工棉紗在1901&mdash1910年的年平均産量隻有1871&mdash1880年年平均産量的一半。
手工棉紗占棉紗總消費量的比重從98%下降到42%。
手工棉紗被國内的和進口的機制棉紗代替。
在第一段時期，中國還沒有建立近代的紡紗廠，但到1901&mdash1910年期間，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華資紗廠和外資紗廠生産的棉紗将近棉紗總消費量的18%，按絕對數字計算，這個産量約等于1871&mdash1880年到1901&mdash1910年棉紗消費量的增加總數。
但遠為重要的是，1901&mdash1910年進口紗的增長數量幾乎與手工紗産量相等。
進口紗從1871&mdash1880年占總消費量的2%增加到1901&mdash1910年的40%，按絕對數字計算，後一段時期是前一段時期的24倍。
表9 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棉紗棉布消費量的估計數字 資料來源：費維恺《1871&mdash1911年中國手工業的和機制的棉紡織業》，載《經濟史雜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第338&mdash378頁。
布的總消費量，不論按碼或是按平方碼計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加。
國内織布廠的産量在1871&mdash1880年還等于零，在1901&mdash1910年也依然微不足道；大發展隻是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才出現。
進口布匹雖然從第一段時期到第二段時期有所增加，但與進口紗比較，增加的程度并不顯著。
1871&mdash1880年的年平均進口布為棉布總消費量的11%（碼）和19%（平方碼），而在1901&mdash1910年的年平均數分别增加到16%和26%。
與進口紗數量的顯著增加形成明顯對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織布從前一個10年到後一個10年這段期間，在外國競争的面前頑強地堅持下來了。
手工織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織布的絕對數量從1871&mdash1880年每平均年度的32億碼增加到1901&mdash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億碼。
這一增長是值得誇耀的，它顯示了手工織布業的力量，但如果沒有洋布進口的話，肯定會增長得更多。
許多過去以紡紗為副業的農民無疑轉到了織布業，以代替他們失去的活計；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紗減少了240萬擔以緻無活可幹的勞動力與因手工織布增加了6億或7億碼而吸收的勞動力相比，即使最寬打寬算，也隻能容納無活可幹的勞動力總數的10%&mdash20%。
因此人們必然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在紡紗業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區的農戶中，許多家庭或是不能在城市中為它的某些成員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産和經濟作物的上市量。
對他們來說，收入和支出之間一貫不穩定的平衡從根本上被動搖了。
這當然是我在本節開始時提到的關于&ldquo外國資本主義侵入&rdquo這一指責的一個起因。
作為農村收入的一個補充，再沒有其他手工業像棉紡織業那樣重要了。
雖然其他許多手工業在19世紀後半期還保持原狀，或者有所發展，但是由于手工紡紗業肯定無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腳的主張，說整個傳統的手工業部門被外國的進口貨和本國工廠的制成品破壞了。
還有第二個論據有助于說明為什麼這個指責有時帶有尖刻的語氣。
這個論據是，外國資本主義不但摧毀并剝削本地的手工業，更應受譴責的是，它還使應該發生的标準的進程中斷了；按照中國人對馬克思關于歐洲資本主義理論的理解，這個進程應從個體戶的商品生産經過手工業工場發展到現代工廠工業。
在中國，手工業工場和貸放制度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阻礙，以緻它們不能作為向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關鍵性的中間階段而起到據說在歐洲已經起過的作用。
在中國，手工業工場隻有在外國資本直接或間接地促使現代工業産生以後，然後又隻有在成為機械化工廠的助手的情況下，才大量出現了&mdash&mdash有證據證實這一事實，雖然不一定支持對此事實的解釋。
因此，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中國，手工業和近代工業都屈從于外國資本主義。
[15] 有些不能與進口貨競争的手工業，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鋼鐵生産，到19世紀末幾乎已經消失。
在1870&mdash1911年的整個40年或其中一段時期，其他手工業有了發展，以滿足出口的需要。
從1887年生絲代替茶葉的地位時起，生絲就成為最重要的一項出口貨。
雖然絲占總出口貨的比重下降，但它出口的實際數量在整個時期卻增加了。
有些生絲是在蒸汽缫絲機上卷繞的，1899年其數量占絲總出口量的40%。
蒸汽缫絲的發展比較晚，隻是在20世紀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絲機的生産無論如何也不能說與手工業工場的生産有什麼區别。
山東芝罘海關的稅務司在1912年報告說： &ldquo抽缫滿洲野生蠶繭供出口之用的缫絲業是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它在70年代引進後已經大為發展。
蒸汽缫絲廠現已有三家，至今證明并不成功；但洋式的腳踩缫絲機早已被普遍用來代替手搖缫絲車，效果極佳。
1911年有40家缫絲廠在營業，它們雇傭1.4萬多名工人，年産絲14000擔。
沒有關于操作過程的改進可供記載。
&rdquo[16] 一份對當時文獻進行初步調查的材料記載，在1892&mdash1913年時期，至少有415家手工缫絲廠，主要分設在廣東、四川和山東等省。
[17]絲織業全部使用手織機，它是華中和華南的主要工業。
絲織品從19世紀70年代起相當穩步地在增長，直到20世紀20年代開始感到人造絲的競争時為止。
另一方面，手工進行的茶葉加工業很可能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發展到最高峰，從那時以後，在開辟通商口岸後穩步增長的中國茶葉出口量銳減。
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錫蘭茶的競争造成的；與中國不同，它們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生産的，出口商有足夠的力量控制生産以保持質量标準。
隻有茶、絲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
但是在當時的著作中未見到關于晚清時期國内需要量下降的記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談到的人口增長，也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因此如果把蠶絲出
隻有改良的種子、較好的肥料和擴大的灌溉才能使供應遠地市場的大規模耕作站得住腳，但這些重大的技術改革并沒有發生。
因此，在清朝最後幾十年中，中國經濟的農業部門以這樣一個混合因素為特點：土地和資金不足，過剩的勞動力産生的收益有所減少。
但是，如果盡量不用長期的眼光來作任何中期的觀測的話，可以說農業仍處于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态中，并沒有内在的經濟理由可以說明它本身不能再繼續生産。
那麼多的人口和上層階層中那麼高的文化得到供養和維持（雖然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确實很低），這要歸功于傳統的技術。
許多世紀以來，以大量人力通過建設梯田、灌溉和防澇排水等手段來改造土地而進行的基本投資，也許早在17世紀起就有可能使得每公頃的大米産量達到2.3公噸。
這個數字是一個很重要的标志，它代表現代以前農業技術（即在當時還沒有大量輸入改良的種子、肥料和殺蟲藥等物品的情況下）理論上的最高産量。
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每公頃大米産量平均隻有2.47公噸，在1955和1956年至1960和1961年的時期隻達到2.54公噸。
在後一段時期，印度的産量還沒有超過1.36公噸[7]。
但在穩定和停滞之間的區别是很小的。
傳統農業的平衡是在每人平均産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産量的很大一部分被農業生産者自己消費掉了。
隻有少量供應市場的剩餘可用作工業原料或供給非農業的部門。
反過來，城市産品的實際需要也受到了限制。
因此，廣泛工業化的直接可能或農業發展的直接可能，都被農業部門的無能緊緊地束縛住了。
手工業 當今一些中國史學家說&ldquo外國資本主義&rdquo從19世紀中期起在逐漸&ldquo摧毀&rdquo和&ldquo剝削&rdquo國内的手工業，這個過分簡單化的指責與20世紀30年代以前的中國經濟實際情況不符。
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即使在據說是受&ldquo外國資本主義侵入&rdquo之害最深的紡織工業方面，61%的國産棉布（以平方碼計算；如果以碼為計量單位，應為73%）仍是手工織成的[8]。
任何人如果說20世紀30年代湖南或四川農民穿的是日本的内外棉公司出的棉布，抽的是BAT牌紙煙，吃的是明治牌白糖，那麼他就有一個手工業是否受摧殘和剝削的大問題需待證實。
在1933年，手工業估計達到工業總産值的68%。
1870年或1911年的手工業比重當然比20世紀30年代更大，因為1870年是在19世紀90年代小型近代工業部門開始發展之前，1911年是在其早期階段。
某些重要的手工業，特别是紡紗業，在19世紀至20世紀期間産量急劇下降。
可是不論從理論或從實際情況看都有理由認為，手工業的國内需要和出口需要的總産量在20世紀并沒有下降；更有理由認為，整個手工業在1870&mdash1911年期間并沒有受到嚴重破壞。
但反駁這些最粗淺的公式化的指責并不是否認手工業部門在這40年中所發生的重大的結構變化，也不是否認由于這些發展而出現的緊張和失調對大部分人口起了不利的影響。
19世紀中期中國的手工業生産是在絕大部分設于城市、但也出現于農村的手工業工場中進行，或在城鄉的個體戶中進行。
這兩種形式的手工業的區别有時是很武斷的，例如農民織布者除了用家中的勞動力織布外，也可能積累足夠的錢購買幾台織布機，再雇勞動力操作；又例如城市工匠也可能同樣雇傭非親屬雇工來碾米或軋棉以補充家庭勞動力的不足。
&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是那時尚未配備動力機器的規模較大的工場。
這些企業基本上擺脫了一家一戶的格局而使用幾個戶的勞力，它們包括諸如四川的鹽井和制鹽業、雲南的銅礦、江西景德鎮那樣的瓷窯、遍布全國各城市的米麥碾坊，以及江蘇的棉布上光和印染業。
不可能對這種超出一家一戶的制造業的絕對規模作出估計，在以後也不可能。
[9]但毫無疑問，它不論在雇傭方面或産量方面，都遠不能與個體戶手工業生産分庭抗禮，後者或是中國農村農民的副業，或是城市或半城市工匠全日進行的活計。
中國農村最重要的家庭手工業是紡紗和織布。
由于家庭手工業在清末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将先比較詳細地讨論棉紡織手工業的發展。
在這個時期，手工業生産的曆史一般可以根據棉紡織業的命運來衡量。
從元代起，棉花的種植和制造業迅速發展；除了豪富之家外，棉布成了一切人衣着的主要日用品。
雖然種植棉花的地方相當廣泛，但主要的産棉區仍在長江流域各省。
正是在這一區域，棉花手工業最為集中并且高度發展。
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大片地區種棉花比種糧食更為合适，而且江蘇省比較潮濕的氣候，可以紡出抗張強度較大和較均勻的紗來。
例如，從江南和湖北沙市的周圍，大批成包的原棉和棉織布匹經由水路和搬運工人肩扛被運到滿洲和華北，或者經過長江被運往四川，還有大批被運往西南的雲貴以及南方的沿海各省。
對江南的農民來說，他們把生産資源集中在植棉和織布（以及紡織布所需的紗）方面，比由他們自己把所種棉花全部紡成棉紗更加有利可圖。
因此中國各地出現了農村家庭在不同程度上用長江流域各省供應的棉花和本地原棉紡紗供自己消費的情況。
本地織的土布補充了湖北和江南棉布的不足。
但是，隻有在主要産棉區的棉紡織手工業生産，才發展成了不僅僅為附近的本地市場服務的大工業。
例如從湖北南部從事織布的地方，農民織布者或小商人把布帶到沙市每天開放的布匹市場出售。
批發商在這個市場上購布，按質分等，并給每種等級的布匹貼上名牌标簽（商标），這表明是行銷雲貴市場的商品被公認的質量保證。
湖北的布匹經過四川運到雲南北部，其路線是首先利用長江及其支流的水路；然後由夫子扛運，這些人扛的貨多達117匹，重220磅（原文如此）；最後在雲南山路使用馱畜馱載。
到達貴州的路線主要是經過湖南，利用洞庭湖及入湖的沅江。
按照當時的标準，不論在規模上或所經路程的距離上說，這不是小買賣。
到了1895年，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變化，那時有20萬包以上的原棉和30萬包以上的布匹每年運進四川，其中大部分是從湖北運來的。
每年從沙市運到雲南北部的布匹約有320萬匹。
同樣，廈門以南的中國、華北和滿洲則主要由江南供應。
此外，大量手工織的棉布從廣州運往英國和美國。
在1831年以前，英國每年購買的&ldquo本色布&rdquo（南京和長江下遊其他地方織的布）多于它售給中國的英國制布匹。
大部分産棉區的紡紗與織布是由農村的個體戶進行的，其中少量幾乎是全日紡織，但更常見的則是由農戶在主要賴以為生的糧食生産之外進行。
棉紗或是由農戶紡出，或是與購買農民棉布的商人交換而得。
占地極少的貧苦農民的手工紡織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大于較富裕的農民的這項比重。
例如，小農戶一般在織布以前自紡經紗，以彌補它們微薄的農業收入。
但對整個産棉區來說，要維持稠密的農村人口的最低生活水平，就非依靠原棉和棉布的市場不可。
棉布的上光和印染往往集中在同時也是制成品分配中心的集鎮和城市。
最後的制作過程常常被較大的布商控制，由雇傭勞動力進行生産，他們一般在這些商人擁有的&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幹計件活；或者在包頭所有的&ldquo手工業工場&rdquo幹活（如在蘇州），工人每月向包頭繳付計件工資的一部分，作為使用廠房和設備的費用。
總的說來，在19世紀最後25年以前，布商對織布業沒有實施類似的直接控制，織布通常像前面所說的那樣由農戶自己進行。
在城市，手工制造業仍在比較嚴格的行會監督之下；占統治地位的工業組織形式是個體熟練工匠，而不是手工業工場。
鄭觀應這位不同一般的買辦對19世紀後半期手工棉紡織業發生的變化作了如下的描述： &ldquo如棉花一項産自沿海各區，用以織布紡紗供本地服用外，運往西北各省者絡繹不絕。
自洋紗洋布進口，華人貪其價廉質美，相率購用，而南省紡布之利半為所奪。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鎮城鄉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
&rdquo[10] 19世紀末年在中國的外國商人和領事官員讀到鄭觀應對其同胞所作的危言也許會一笑置之：因為恰恰相反，他們連篇累牍地在報告中抱怨難以打入中國市場，特别是内地各省的市場。
外國商界特别指出了外國人所受的内地居住權的限制和厘金過境稅的負擔。
但是領事中的有識之士則認識到，手工織布業的力量是阻止每個中國人穿蘭開夏棉布的主要障礙。
事實上，鄭觀應和通商口岸的外國人各有對的一面。
在1858&mdash1860年條約增辟了包括長江三個埠的通商口岸後，進口的洋紗和洋布開始大量增加。
由于新取得了在中國内地的航行權，新的過境制容許加征外國貨進口稅的半數以代替厘金稅，1869年開鑿的蘇伊士運河又降低了從歐洲來華的航運成本，這就使棉紗棉布進口數量的增長又得到了動力。
表7列出了1871&mdash1910年期間進口棉制品每年的數量和價值。
在1871年，棉紗和布匹約占中國進口值的三分之一。
在以後的幾年它們也圍繞進口總值中的這個比重升降，但從19世紀80年代直到1920年（進口值最高的一年），進口的棉制品大幅度增加。
如果把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這兩個年代的年平均進口量進行比較，棉紗的進口量增加24倍&mdash&mdash從97451擔增至2363000擔。
1913年以後進口量開始下降，因為國内的機紡紗逐步代替了進口紗。
雖然棉布的進口值除1898、1899和1903年外都超過了棉紗的進口值，但它的增長并不像棉紗那樣驚人，在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這兩個年代之間隻翻了一番，從11463010匹增至21442000匹。
但布匹的進口在20世紀20年代前确實不斷增長，隻是在南京政府重新取得關稅自主權時才急劇下降。
自相矛盾的是，在滿洲王朝最後40年棉紗進口方面取得的成績，竟間接地成了使棉布進口同樣迅速發展的主要障礙。
棉紗的進口對中國手工棉紡織業的結構産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表7 1871&mdash1910年進口棉布和棉紗的數量和價值 續表 *每擔重133.33磅。
＋海關兩在1874年開始使用；1871&mdash1873年的數字是各地海關報表所列銀兩折算成海關兩的估計值。
＋＋每匹的規格不等，但一般為40碼長，36英寸寬；以打或碼計算（還可能有1%或2%以平方碼計算）而不是以匹計算的棉制品未包括在本表。
資料來源：楊端六、侯厚培《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材料》的表四和表九；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海關十年報告，1922&mdash1931年》第1冊，第113、182頁。
表7所列每擔進口紗的平均價值和每匹進口布的平均價值顯示了紗價從19世紀70年代中期幾乎到19世紀末的下跌趨勢。
布價在70年代也下跌，但從80年代後期開始回升，并且回升得比後來紗價的漲勢更厲害。
出現較便宜的棉紗的主要原因是孟買紗廠的産品大規模地進入中國市場，它代替了較昂貴的英國棉紗。
從19世紀90年代起，除印度棉紗以外，流入的日本機制棉紗越來越多。
紗價是逐漸下跌的，下跌時間約有20年之久。
更重要的是，在1871&mdash1910年的整個時期，海關兩本身的黃金價值也在逐步下跌。
雖然進口的機制棉紗逐漸便宜了，中國的原棉價格卻在上漲。
原棉價格上漲是19世紀90年代初期起大量向日本紗廠出口的結果；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和以後中國近代紡織工業驚人發展時期，棉花作物即使有所增長，也增長得很慢。
一方面，支離破碎而且技術落後的農業部門對出口需要的迅速反應能力有限，同時較廉價的洋紗本身的進口減少了對手工紡的土紗的需要，這樣就降低了農民增加原棉種植面積的積極性。
蘭開夏的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團在1896&mdash1897年報告說：&ldquo與土棉工業有關的一個最奇怪的現象是，和其他農産品相比，原棉價格高昂。
&rdquo[11]手工業織布者越來越多地用進口的機制紗，至少把它用作經紗，有時也把它用作緯紗。
在19世紀70和80年代，華南，特别是廣東，是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它吸收了總進口量的一半以上。
但這個比重穩步下降至棉紗總進口量的五分之一。
到19世紀90年代，兩大地區：即一為華北和滿洲，一為長江中、上遊各省（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和四川）；再加上雲南和貴州，這三者各吸收總進口量的30%左右，成了進口棉紗的主要市場。
手工棉紡織業集中的江南地區每年吸收棉紗進口量的10%左右，不過逐年上下擺動的幅度很大。
很明顯，進口機制棉紗的主要市場就是棉花種植和手工業最不發達的地區。
廉價的進口棉紗使過去從江南或湖北購買棉布或較貴的原棉的那些地區的手工織布業的經濟發展有了可能。
産量很低的那種手工紡紗業衰落了，而用進口紗制的經紗和本地緯紗織成的土布在四川等地區同純手工紗織的布以及外國布匹競争；例如在那些地方，據報告說：&ldquo印度棉紗正在扼殺當地僅有的一些棉花種植業，而印度棉紗一旦織成棉布，就打擊了土布，還程度較輕地打擊了進口的灰襯衣布。
&rdquo[12] 所以洋紗流入量增加的最明顯的後果，就是原來在19世紀上半期集中在主要産棉省的手工織布業向各地分散。
雖然較老的織布中心在一開始就受到了打擊，但它們為了在原來的市場上競争，也不得不采用機制紗。
從19世紀90年代後期起，日本紗在沙市和漢口地區開始被大量用作經紗。
雖然進口棉紗沒有在江南獲得巨大市場，但江南的手工織工在20世紀初期成了上海日益發展的棉紡廠的産品的主要購買者。
此外，機制紗的采用加強了整個手工織布業。
用進口紗和手工紡紗混合織成的布在價格和耐用方面都特别适合當時的中國市場。
使用國産原棉的家庭紡織業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仍占重要的地位，但相當大的一部分在市場出售的紡紗首先被進口紗代替，後來又被通商口岸的華資和外資紗廠的機制紗代替。
雖然織布業主要仍是個體戶手工業，但在剛進入20世紀之際，工業組織的其他形式已在有些地方出現。
由于有了較便宜的機制紗的供應，有了能提高織布者日産量的改進的木質織布機和從日本引進的鐵齒輪織布機，這些變化加快了。
有一份計算材料記載，在1899&mdash1913年期間共創辦了142家手工紡織工場，其中69家設在江蘇省，以上海制的棉紗供應它們，15家設在山東，14家設在直隸（河北），9家設在四川，山西、福建和廣東各設7家，6家設在湖北，4家設在滿洲，3家設在浙江，1家設在貴州。
表8說明了這些工場的規模和設備。
有一種轉手的織布形式，布商把棉紗貸給其中有的已經不幹農活的農村織布者，由他們按商人雇主指定的花樣織布，計件取酬；這種形式在許多地方與自己經營的農村織布者一起得到發展。
還沒有材料可以說明這種貸放制度的實際規模，但在直隸（河北）的高陽和寶坻、山東的濰縣和浙江的硖石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例子。
在前三個例子中，貸放的方式從20世紀第一個10年直到20年代中期發展得相當快。
它特别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及其後不久，但随即急劇衰退。
對那些不能再依靠農業收入來緩和需求動蕩不定的沖擊的人來說，這類農村織布業本質上是一種不穩定的職業。
它是一種為非本地市場生産的工業，缺乏對不可避免的變化作出反應的近代組織和财政設施。
表8 1899一1913年創辦的142家手工業織布工場中有關資本、織機和工人數字 資料來源：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料，1840&mdash1949》第2冊，第369&mdash376頁。
棉布進口的增長速度比棉紗慢得多，這主要是手工織布業的規模和力量造成的；在前面我已談過，手工織布業因采用了機制紗而得到加強。
相對地說，農村地區很少使用進口洋布；洋布的主要銷售對象是城鎮較富裕的工匠和商人。
駐廈門的英國領事在1886年報告說： &ldquo在18個省及其他大片土地上艱苦勞動的千千萬萬下層中國人不穿洋布而穿土布，這個事實早已人所周知了。
經詢問一個中國人原因何在時，他回答說：窮人穿土布衣服，因為這種衣服比洋布耐穿三到五倍，因為它不那麼容易穿破，還因為穿了它在冬天暖和得多。
為什麼土布比較暖和？他說，因為織土布用的紗與洋紗大不相同，它是暖性的。
因此，當一個富商穿破了三四套漂亮的洋布衣服時，工人、農民、腳夫和船夫會對一套較粗糙的、但事實上質地較好的衣服感到心滿意足，而且一定會心滿意足。
&rdquo[13] 機制經紗和手工緯紗結合起來使用，就制成了完全能與外國布匹競争的、甚至更好的棉布。
布萊克本訪華團承認：&ldquo毫無疑問，普通襯衣布正在被用進口紗織成的手工土布所代替，對此我們似乎無能為力。
&rdquo[14] 根據1871&mdash1880年原棉的年平均産量為700萬擔而1901&mdash1910年的數字與此大緻相同這一假設，我曾試圖計算在這兩個10年中年平均消費的紗和布的數字。
表9扼要地列出了這個計算。
從表上馬上可以看出，棉紗的總消費量從第一段到第二段時期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加了。
但是在第一段時期幾乎占壟斷地位的手工棉紗不但在絕對數字上，而且在占棉紗總供應量的比重上，都急劇下降。
産量下降了240萬擔，這樣，手工棉紗在1901&mdash1910年的年平均産量隻有1871&mdash1880年年平均産量的一半。
手工棉紗占棉紗總消費量的比重從98%下降到42%。
手工棉紗被國内的和進口的機制棉紗代替。
在第一段時期，中國還沒有建立近代的紡紗廠，但到1901&mdash1910年期間，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華資紗廠和外資紗廠生産的棉紗将近棉紗總消費量的18%，按絕對數字計算，這個産量約等于1871&mdash1880年到1901&mdash1910年棉紗消費量的增加總數。
但遠為重要的是，1901&mdash1910年進口紗的增長數量幾乎與手工紗産量相等。
進口紗從1871&mdash1880年占總消費量的2%增加到1901&mdash1910年的40%，按絕對數字計算，後一段時期是前一段時期的24倍。
表9 1871&mdash1880年和1901&mdash1910年棉紗棉布消費量的估計數字 資料來源：費維恺《1871&mdash1911年中國手工業的和機制的棉紡織業》，載《經濟史雜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第338&mdash378頁。
布的總消費量，不論按碼或是按平方碼計算，也都随着人口的增長而增加。
國内織布廠的産量在1871&mdash1880年還等于零，在1901&mdash1910年也依然微不足道；大發展隻是從20世紀20年代初期才出現。
進口布匹雖然從第一段時期到第二段時期有所增加，但與進口紗比較，增加的程度并不顯著。
1871&mdash1880年的年平均進口布為棉布總消費量的11%（碼）和19%（平方碼），而在1901&mdash1910年的年平均數分别增加到16%和26%。
與進口紗數量的顯著增加形成明顯對比的主要原因是，手工織布從前一個10年到後一個10年這段期間，在外國競争的面前頑強地堅持下來了。
手工織布的比重稍有下降，但織布的絕對數量從1871&mdash1880年每平均年度的32億碼增加到1901&mdash1910年每平均年度的37億碼。
這一增長是值得誇耀的，它顯示了手工織布業的力量，但如果沒有洋布進口的話，肯定會增長得更多。
許多過去以紡紗為副業的農民無疑轉到了織布業，以代替他們失去的活計；但是如果把因手工紗減少了240萬擔以緻無活可幹的勞動力與因手工織布增加了6億或7億碼而吸收的勞動力相比，即使最寬打寬算，也隻能容納無活可幹的勞動力總數的10%&mdash20%。
因此人們必然會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在紡紗業曾占重要地位的地區的農戶中，許多家庭或是不能在城市中為它的某些成員找到工作，或是不能增加其生産和經濟作物的上市量。
對他們來說，收入和支出之間一貫不穩定的平衡從根本上被動搖了。
這當然是我在本節開始時提到的關于&ldquo外國資本主義侵入&rdquo這一指責的一個起因。
作為農村收入的一個補充，再沒有其他手工業像棉紡織業那樣重要了。
雖然其他許多手工業在19世紀後半期還保持原狀，或者有所發展，但是由于手工紡紗業肯定無疑的衰落，有人提出了更空洞和站不住腳的主張，說整個傳統的手工業部門被外國的進口貨和本國工廠的制成品破壞了。
還有第二個論據有助于說明為什麼這個指責有時帶有尖刻的語氣。
這個論據是，外國資本主義不但摧毀并剝削本地的手工業，更應受譴責的是，它還使應該發生的标準的進程中斷了；按照中國人對馬克思關于歐洲資本主義理論的理解，這個進程應從個體戶的商品生産經過手工業工場發展到現代工廠工業。
在中國，手工業工場和貸放制度受到外國資本主義的阻礙，以緻它們不能作為向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關鍵性的中間階段而起到據說在歐洲已經起過的作用。
在中國，手工業工場隻有在外國資本直接或間接地促使現代工業産生以後，然後又隻有在成為機械化工廠的助手的情況下，才大量出現了&mdash&mdash有證據證實這一事實，雖然不一定支持對此事實的解釋。
因此，在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中國，手工業和近代工業都屈從于外國資本主義。
[15] 有些不能與進口貨競争的手工業，例如湖南和江西的本地鋼鐵生産，到19世紀末幾乎已經消失。
在1870&mdash1911年的整個40年或其中一段時期，其他手工業有了發展，以滿足出口的需要。
從1887年生絲代替茶葉的地位時起，生絲就成為最重要的一項出口貨。
雖然絲占總出口貨的比重下降，但它出口的實際數量在整個時期卻增加了。
有些生絲是在蒸汽缫絲機上卷繞的，1899年其數量占絲總出口量的40%。
蒸汽缫絲的發展比較晚，隻是在20世紀才占主要地位，而且蒸汽缫絲機的生産無論如何也不能說與手工業工場的生産有什麼區别。
山東芝罘海關的稅務司在1912年報告說： &ldquo抽缫滿洲野生蠶繭供出口之用的缫絲業是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它在70年代引進後已經大為發展。
蒸汽缫絲廠現已有三家，至今證明并不成功；但洋式的腳踩缫絲機早已被普遍用來代替手搖缫絲車，效果極佳。
1911年有40家缫絲廠在營業，它們雇傭1.4萬多名工人，年産絲14000擔。
沒有關于操作過程的改進可供記載。
&rdquo[16] 一份對當時文獻進行初步調查的材料記載，在1892&mdash1913年時期，至少有415家手工缫絲廠，主要分設在廣東、四川和山東等省。
[17]絲織業全部使用手織機，它是華中和華南的主要工業。
絲織品從19世紀70年代起相當穩步地在增長，直到20世紀20年代開始感到人造絲的競争時為止。
另一方面，手工進行的茶葉加工業很可能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發展到最高峰，從那時以後，在開辟通商口岸後穩步增長的中國茶葉出口量銳減。
下降主要是印度茶和錫蘭茶的競争造成的；與中國不同，它們是在殖民地條件下生産的，出口商有足夠的力量控制生産以保持質量标準。
隻有茶、絲在出口方面的全面材料。
但是在當時的著作中未見到關于晚清時期國内需要量下降的記述，而且由于本章前面談到的人口增長，也不可能有這種情況。
因此如果把蠶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