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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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謝赫和他的長子。

    表面上是因為謝赫參與了暴動(他将女兒嫁給倭裡汗),但是伯克們還要搶奪他的财産。

    他們沒收了他的财産。

    其他謝赫們開始生活得比較安分了。

    [79]由于和浩罕的貿易在戰争期間已經中斷,這時伊犁将軍劄拉芬泰也力主讓安集延商民遷到喀什噶爾城外為他們建造的特設市鎮上,就像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為哈薩克貿易所作的措施那樣。

    但是,軍機處、戶部、兵部和理藩院甚至反對給浩罕人以這種小小的不便,因為害怕它會引起進一步的麻煩。

     然而在慶英建議下,浩罕表面上被命令引渡倭裡汗作為恢複貿易的一個條件。

    1858年浩罕答複說:&ldquo倭裡汗鬧事後,曾派人擋路,禁人附從。

    又将倭裡汗拿禁。

    如準其通商,即将逆首罪名照經典自行懲辦。

    &rdquo[80]清政府承認它在新疆的地位軟弱,認為立即重開貿易乃屬穩妥之舉。

    因此,雖則安集延商人是1857年入侵的積極支持者,但他們未受損失。

     安集延商民自身構成了一個龐大的&mdash&mdash事實上是自由的&mdash&mdash階級。

    在1858&mdash1859年,當新的浩罕阿克沙哈勒到達喀什噶爾時,約有6000名安集延人(不包括察爾虎特人)前來歡迎他。

    在喀什噶爾的外國人據說約占本地人口數的1/4,即約14.5萬人。

    其中甚至包括俄國鞑靼人也被官方認為是安集延人,但他們在私下和&ldquo中國人&rdquo交往時并不隐瞞自己的血統。

     喀什噶爾人移居西部中亞者也很多。

    在19世紀50年代有200多名瑪赫杜姆家族的成員住在浩罕和馬兒亦囊。

    大約有5萬戶喀什噶爾的移民被稱為塔合裡克,住在安集延、沙裡罕(新近由烏馬兒汗建立的,幾乎專供喀什噶爾移民居住)和卡拉蘇周圍的農村中,另有許多人住在城鎮裡。

    在塔什幹外面有另一移民地新城,大約住有5.6萬名喀什噶爾移民。

    幾乎所有這些白山派的移民都是一批接一批的逃亡者,即是從清朝統治之下和從對瑪赫杜姆家族的曆次入侵之後進行的報複之下逃出來的。

    [81] 1858年,一位新統治者馬爾拉汗在浩罕即位,1859年,他根據1835年中國&mdash浩罕協定的規定派遣了汗國每年一度的貢使(從浩罕人的觀點來看,這是&ldquo禮尚往來&rdquo的活動[82])。

    汗的主要目的是推卸他自己對入侵六城地區(這一侵略發生在他的前任胡達雅爾汗統治時期)的全部責任;所以使者米爾紮阿布都剀裡木帶着馬爾拉汗的信,&ldquo責備&rdquo六城地區清朝當局&ldquo軟弱和怯懦得可笑,因為他們在現場可指揮大批中國軍隊,但竟被一個盜匪所吓倒&rdquo,此盜匪即指倭裡汗。

     那一年,作為一種經濟措施,清朝停止從六城地區伯克們那裡接收貢品。

    因而,當浩罕使者到達葉爾羌時,參贊大臣裕瑞&ldquo害怕這種來往的影響會傳到皇帝那裡&rdquo,托辭不讓浩罕人前往京師。

    然而,使者決心要前往北京傳遞信件。

    參贊大臣因此&ldquo将整個使節團(包括米爾紮阿布都剀裡木和24名同伴)送到靠近葉爾羌的古勒巴格(中國城),并在那裡将他們暗害&rdquo。

    為了給他的行動辯護,裕瑞編造了一個故事,大意是說,浩罕使者在葉爾羌回城犯下了一系列罪行,毆打人民,強奸本地婦女,最後并侵犯參贊大臣的衙署。

    裕瑞宣稱,浩罕人在那裡拔出武器,刺傷了13個中國士兵,而米爾紮阿布都剀裡木和全部他的人在戰鬥中被殺。

    浩罕終于向伊犁當局說明了事情的真相,後者向皇帝轉呈了此事,裕瑞即被撤職。

     清《實錄》隻記述了裕瑞所說的情節。

    如果沒有英國代理人葉爾羌人穆罕默德·阿明的報告的話,人們就會對清朝關于浩罕随後派來一名使節為米爾紮阿布都剀裡木不可理解的舉止道歉一事的記述信以為真了。

    [83] 當浩罕的使者在葉爾羌被謀殺之後,浩罕和六城地區的貿易衰落了。

    一些令人不安的報告說,有軍隊在邊境外邊活動,而1860年在英吉沙爾地區,當局不得不驅散由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領導的一次示威,并把他關入獄中。

    1861年,在中國西北部穆斯林中間日益動蕩的背景下,聖戰的趨勢再次取得勢頭。

    米爾·阿赫麥德·謝赫的次子阿布都熱依木和布素魯汗的一個兒子發動了一次約有200名士兵的遠征隊進入喀什噶爾地區,然後倭裡汗和阿布都熱依木又領導了一次兵力達三倍以上的入侵。

    清朝的火器和大炮占有優勢。

    清帝國的軍隊俘獲了阿布都熱依木,并殺死了400名白山派軍兵。

    但是倭裡汗逃進了山中。

     浩罕的野心和清朝的權威之間仍未取得平衡。

    聖戰仍然在繼續。

    六城地區是清帝國最虛弱的贅疣。

    它有一個動蕩的過去,還可以預言會有一個動蕩的将來。

     西藏的隔絕和印度的壓力 1815&mdash1862年這段時期實際決定了拉薩的哪些屬地将留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内,哪些屬地将落入英屬印度支配之下。

    英國的侵略性并不次于俄國,但是受到巨大的喜馬拉雅山脈的阻礙。

     1792年并入清帝國這件事将西藏和英屬印度隔開,但是像俄國人在新疆一樣,英國也利用&ldquo本地的&rdquo代理人滲入尼泊爾、西藏以及喜馬拉雅山和喀喇昆侖山的諸西藏屬國,為東印度公司尋找貿易的機會。

    這些最早的代理人中有一個名叫阿蔔達哈迪汗的人,曾于1795年帶着印度和英國制品被東印度公司派到尼泊爾去,他提出的一份鼓舞人心的報告大大刺激了英國人對西藏貿易的興趣。

     1810年,一個名叫吉爾曼的商人派遣另一個本地代理人到西藏的噶大克去,目的是得到披巾用羊毛的樣品,這種披巾羊毛是由列城商人壟斷的,并且是對19世紀大部分英&mdash藏政治有相當影響的一項商品。

    披巾用羊[84]毛有兩種:一種用馴養的山羊毛,一種是更加珍貴的野山羊毛、野綿羊毛和其他動物的毛。

    雖則在拉達克出産小量披巾羊毛,但大部分是來自西藏的日土和羌塘。

    根據條約的要求,西藏的生産者隻将羊毛運到列城,再由克什米爾和中亞的商人繼續全部轉運給在克什米爾的紡織業。

    破壞這一壟斷貿易便要以沒收論處,它的規章嚴厲到甚至把六城地區質優價廉的披巾用羊毛排擠出了列城市場。

    當拉達克政府聽說吉爾曼的努力後,它宣布凡是破壞壟斷的人此後都将處以死刑。

     少數英國人親自暗地裡探索貿易的機會。

    1811年,托馬斯·曼甯前往拉薩,甚至設法谒見了達賴喇嘛。

    威廉·穆爾克羅夫特和H.Y.赫希在1812年進入西藏,遠至噶大克,穆爾克羅夫特還派他的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去六城地區搜集有關貿易的情報。

    但是這些人隻是作為個人獨自去的,因為印度政府雖則并不阻止這樣的探險,但它害怕觸犯清政府,所以拒絕給探險家們任何官方文書。

    但是由于1814&mdash1816年英尼戰争和英俄商業競争的結果,英國官方的态度開始改變。

    因為受亞洲俄國商人已在西藏活動的謠言的刺激,英國挑選了庫茂恩和加瓦爾(菩提亞人在這兩個地方的北部邊緣居住)作為直接與西藏貿易的良好路線。

    [85]然後,在結束英尼戰争的薩高利條約中,英屬印度并吞了庫茂恩,并且确定加瓦爾和西姆拉兩個山地國家作為印度的保護國。

    現在,英國的領土首次和清帝國的領土在西藏接壤。

    1816年東印度公司的韋布上尉和西藏官員之間在新邊境線上的接觸,增加了英國打破西藏孤立狀态的希望。

     英國擊敗尼泊爾并在加德滿都重新派駐一名使節之事使北京放心不下,因為尼泊爾人在最後嘗試争取清朝援助時,曾向清朝謊報說,英國人命令尼泊爾将它獻給清朝的貢賦轉交給印度政府,還要求自由通過尼泊爾領土去西藏。

    為此北京派了賽沖阿欽差大臣帶領一小支軍隊去西藏探聽究竟。

    賽沖阿了解到事實以後,拒絕支持尼泊爾,他隻是希望印度政府&ldquo應考慮&rdquo中國和印度之間的&ldquo友好關系&rdquo,以從加德滿都撤回使節為宜。

    當英國人答複說,如果北京願意派遣一位中國的使節到尼泊爾去防止英尼争端發生,他們樂意照辦,這時賽沖阿卻将事情擱置下來,而在1817年回到了中國本部。

    [86] 英尼戰争的另一結果是英國與西藏的屬國錫金發生了接觸。

    1817年,英國簽署了英錫提塔利亞條約,将尼泊爾在1792年從錫金奪去的領土還給它,并且宣布對該國擁有最高權力,包括對錫金的外交關系負責。

    但是無論拉薩或是北京都拒絕承認提塔利亞條約的合法性。

     英尼戰争和英國宣布對錫金擁有最高權力,這成了西藏對外政策的一個轉折點。

    作為清朝屬地的西藏卻有自己的對外政策,這表明它是享有特殊地位的。

    西藏有它自己的藩屬,這些藩屬是中國政治勢力範圍的次要部分,但它們本身不是清朝的領土,甚至也不是清帝國形式上的屬國。

    在18世紀,拉薩政府對擴大與英國的接觸表現了一些興趣,班禅喇嘛通過詢問1774&mdash1775年東印度公司的使節喬治·博格爾關于英俄關系的問題,已經有意地擴大了讓英國人觀察西藏的條件。

    在西藏并入清帝國後,英國人看來一定會先成為一股有希望抵消清朝影響的力量,但1817年以後,盡管漢族人數在青海和東部康區繼續增長,人們已經很清楚,清朝對拉薩的權力不大,它幾乎完全不幹預西藏的内部事務。

    清帝扮演了佛教保護人的角色,他對寺院做一些布施,旨在維持現狀。

    寺院和世俗官員們從西藏作為清朝藩屬的地位中所得到的商業利益是巨大的,特别是在茶葉貿易方面。

    因此有理由認為,拉薩不想将一種遙遠的、松弛的與和諧的清朝統治去換取一種較近的、更有力的和文化上較少共同點的英國統治。

     清朝對英國侵略尼泊爾和錫金的反應是如此消極,以緻拉薩不敢指望清朝的保護。

    清駐軍的士氣低落,數量也太少,不足以應付嚴重的危機。

    滿族士兵已婚娶西藏婦女,她們靠丈夫的微薄薪饷很難生活,何況薪饷又不能經常送到駐軍手裡,因此清朝駐藏官員不得不低聲下氣地向西藏政府尋求财政援助。

    士兵們被迫用其他工作收入來補充他們微薄的薪饷。

    西藏面對英國的影響隻能自己保衛自己。

    西藏人封閉了錫金這條英國和駐藏大臣聯絡的路線。

    從1818年起,企圖經過蘇特裡傑河流域或庫茂恩隘口進入西藏,已成為&ldquo正在山地休假或上班的英國官員們喜愛的運動&rdquo,但是西藏邊境官員有禮貌又堅定地封閉了他們的道路。

    [87]拉薩開始編造清朝在西藏如何強大的神話,想用這種托詞說明,阻止英國直接與雪山之國交往的是清朝,而不是西藏自己。

     印度政府決定實行一項謹慎的政策,這政策被諸如東印度公司的軍馬司主管人威廉·穆爾克羅夫特[88]這樣一些人視為過分膽小怕事的一種舉動。

    印度同中國一樣,好幾個世紀以來為繁殖馬匹問題感到苦惱,為了軍用他們也被迫輸入馬匹。

    因此穆爾克羅夫特終于得到印度政府的勉強允許,讓他越過喜馬拉雅山(由他自己負責和自費進行,沒有任何授權或政治任命)去尋求中亞的馬匹以供次大陸馴養之用。

    在印度的許多人對此行很感興趣,希望他能弄清楚英國在山那邊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加爾各答的帕爾默公司和克魯坦登公司将價值約3000鎊的貨物委托他經管。

     穆爾克羅夫特和喬治·特雷貝克于1819年出發,在1820年到達列城,發現拉達克的對外關系即将改變。

    直到1819年為止,拉達克是西藏的一個藩屬,但也向克什米爾的阿富汗人交納第二等貢賦,即給他們以用益權。

    從一種不嚴格的意義上說,拉達克甚至可以被理解為&ldquo名義上隸屬于中國&rdquo。

    [89]然而在1810年,錫克人征服了克什米爾,并要求拉達克将克什米爾的用益權轉交給他們。

    但是在穆爾克羅夫特的煽動下,拉達克王轉而向英國人表示忠誠。

    印度政府怕觸怒錫克人,就申斥了穆爾克羅夫特,拒絕了拉達克的歸順,并将此事通知錫克政府。

    錫克人放下了心。

    拉達克承認錫克人享有用益權并開始向他們交付貢賦。

    但是拉薩則把穆爾克羅夫特的未經授權的努力看作英國擴張主義的更進一步的證據。

     穆爾克羅夫特繼續留在拉達克直到1822年,他試圖通過代理人米爾·伊沙塔拉勸說葉爾羌當局允許他進入清朝領土。

    列城的一些貿易人士可能已被英國将通過列城到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前景所吸引住。

    一個葉爾羌的忽禅商人為他在俄國時聽到的關于英國商人的叙述所打動,他幫助穆爾克羅夫特解決财政上的困難;另一個著名的納赫什班迪教團成員和卓沙尼牙孜在葉爾羌有許多支持者,他給予了穆爾克羅夫特必不可少的幫助和忠告。

    但是克什米爾人害怕東印度公司将會妨礙他們對披巾羊毛的壟斷,在葉爾羌有說服力地說明他們的立場,因此盡管穆爾克羅夫特聲稱曾有一個英國人已在大約二三十年前進入過葉爾羌,但清當局仍宣布英國無在六城地區進行貿易的先例,拒絕了他申請護照的要求。

    穆爾克羅夫特經過克什米爾和喀布爾前往中亞,1825年死在安德胡伊。

    [90] 雖然穆爾克羅夫特未能完成買馬使命,但他的努力大大刺激了英國的興趣。

    特别是他激起了英國的商業競争感,因為他揭露了俄國代理人阿哈瑪迪(見第七章),他報告說俄國人每年參加噶大克的集市,他斷言,&ldquo相當大一部分&rdquo披巾貿易是&ldquo通過布哈拉和葉爾羌兩地而同俄國進行的&rdquo。

    [91]其他幾個歐洲人也從印度進入拉達克。

    穆爾克羅夫特曾在那裡遇到匈牙利學者、僞裝成亞美尼亞人的亞曆山大·肖馬德科洛斯;1821年,亞曆山大·傑拉德上尉進入拉達克,想要西藏批準他訪問瑪那薩羅沃池[92],但未獲成功。

    但是印度政府的态度是避免和西藏或清朝當局發生官方接觸,而英國人則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加入橫貫喜馬拉雅山的貿易,特别是披巾羊毛的貿易方面,庫茂恩和加瓦爾對此貿易似已打開了一條通路。

     在錫克人征服克什米爾的後果中,有一次饑荒使許多克什米爾織工流亡到英國領土上,盡管仍有壟斷,小量披巾羊毛還是開始從西藏滲漏了出去。

    英國人想要擴大這種供應,并開辟從六城地區和西藏經過列城移往克什米爾的貿易。

     西藏向拉達克輸出的商品包括西藏本地的産品和來自中國本部再加轉運的商品。

    由牦牛商隊從拉薩運到列城的中國轉口商品主要是磚茶(每塊重8磅),也有絲、絨、緞和銀元寶。

    西藏産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其次是羌塘綿羊、硼砂(銀匠和黃銅匠需要)、硫磺和黑鹽。

    西藏自列城的輸入品包括棉布、披巾、印花棉布、銅包的錫器皿、匙子、印度和歐洲的制造品、幹果和谷物(這些東西主要來自旁遮普和克什米爾)。

    列城也和葉爾羌有相當可觀的貿易,在19世紀20年代雖然有拉達克的壟斷,但葉爾羌、和阗和大帳哈薩克人的披巾羊毛越來越大量地運到了列城市場上。

    披巾羊毛的價錢不斷上漲,到30年代,拉達克禁止從六城地區進口的禁令成了一紙空文。

     英國努力擠入這種貿易,最初是成功的。

    拉達克的壟斷垮了。

    西藏的商隊開始到英屬印度的巴什哈爾去。

    但是英國并不是拉達克貿易的唯一觊觎者。

    1822年,錫克人把一個印度多格拉人古拉布·辛格提升為查谟王,1834年古拉布·辛格派遣他的将軍佐拉瓦爾·辛格帶着一萬名多格拉軍隊去征服拉達克。

    有個冒險家喬治·亨德森博士在多格拉人之前曾偶爾遊曆列城,使拉達克人能夠詭稱,英國使節已經前來接受拉達克在十餘年前通過穆爾克羅夫特即已提出的效忠。

    然而英國人相信多格拉人的侵略隻會使更多的西藏羊毛轉到印度;因此他們揭穿了拉達克人的欺騙,再次使多格拉人安下心來。

    盡管冬季的條件有利于拉達克,但他們的過時的武器是不能和佐拉瓦爾·辛格的武器相匹敵的,後者在1836年曾對錫克人誇下海口說,如果錫克人&ldquo願意下令征服中國國土,他能馬上點燃戰争之火,向中國國王挑戰&rdquo。

    [93]拉達克人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接連進行反抗,直到1840年在佐拉瓦爾·辛格征服了巴爾提斯坦以後,多格拉人才完全确立了他們對拉達克的統治。

    從理論上說,什麼事情也沒有改變。

    多格拉是錫克王國的一個部分,後者在拉達克繼續保持名義上的用益權;而拉薩繼續收取拉達克的例行貢賦。

    但是錫克對查谟地區的統治充其量不過是有名無實的。

    [94]古拉布·辛格計劃恢複拉達克的貿易壟斷。

    他甚至用停止拉達克曆來向西藏一年一度的貿易使團提供慣例的膳宿和運輸的辦法,來向拉薩的傳統地位挑戰。

     由于拉達克在混亂中,西藏商人日益避開列城,而把貨物輸出到巴什哈爾,這個地方變成了印度和西藏貿易的主要幹線。

    結果,供應克什米爾織工的羊毛大減,以緻幾乎危及該工業的生存。

    在此期間英屬印度自己橫貫喜馬拉雅的貿易多虧鴉片的輸出而擴大了,作為非交戰國的印度商人将鴉片運到列城,以便讓克什米爾人&mdash&mdash甚至還有一些印度商人&mdash&mdash再向葉爾羌輸出。

    大量來自旁遮普的鴉片,必然是完全通過錫克人和多格拉人之手的。

    小量鴉片是取道巴達赫尚到達葉爾羌的,也有一些由尼泊爾商人和在西藏冒充&ldquo尼泊爾人&rdquo的印度人經手,通過尼泊爾運到拉薩,在那裡鴉片完全是供清朝軍政人員消費的,尼泊爾人和西藏人并不是使用者。

     為了沿通過列城的傳統路線重新恢複西藏的披巾羊毛和茶的輸出,并進而控制這條路線,古拉布·辛格派遣佐拉瓦爾·辛格在1841年入侵西部西藏,堵塞了滲入英國領土的貿易的漏洞。

    英國人既擔心清朝将會因多格拉人的入侵而譴責他們,也害怕多格拉&mdash尼泊爾人可能結盟(也許是因為清朝的慫恿)而反對他們,因為他們正在與阿富汗和中國交戰而騰不出手來。

    有了這些考慮,再加上他們想恢複西藏貿易的願望,導緻他們給錫克人送去一份最後通牒,命令多格拉人撤退。

    錫克人把這話傳給古拉布·辛格,但是在他能夠和他派往西藏的将軍聯系以前,西藏人在沒有從無能的清朝駐軍取得援助的情況下就打垮了幾乎被寒冬消滅的多格拉軍隊,并且殺了佐拉瓦爾·辛格。

    拉達克立刻發生了起義,西藏人于1842年侵入拉達克,重新确立了他們在那裡自古以來的權力。

    但是古拉布·辛格趕派援軍而至。

    西藏人退卻了,比拉薩軍隊較為現代化的多格拉軍隊水淹靠近拉達克&mdash西藏邊境的西藏人營地,弄潮了他們的火藥,使他們的槍毫無用處。

    多格拉人擊敗了西藏人,但是雙方都已筋疲力盡而準備和解。

     1842年10月17日,多格拉人和西藏人在列城締結了和約,重新确立了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的壟斷,确認了傳統的(但仍未确立界碑的)拉達克&mdash西藏疆界。

    多格拉人放棄所有對西藏的領土要求,西藏人承認多格拉人在拉達克的統治地位。

    多格拉人的印度教王國名義上仍然依附于錫克人,西藏是清朝的藩屬,但是西藏人和多格拉人實質上都作為主權國家行事而締結了一項國際協定。

    清朝無所作為,隻是默認這一既成的事實。

    拉達克仍繼續派使團前往拉薩進貢;多格拉人恢複了對西藏每年派往列城的政府貿易代表團提供象征性的膳宿和運輸;西藏人則承認多格拉人擁有拉達克;列城對拉薩的貢賦減到了慣例水平;納貢是為了取得拉達克對西藏披巾羊毛貿易壟斷的确認。

    拉達克和巴爾提斯坦自此正式成為錫克王國的一部分。

    拉達克脫離了中國的政治勢力範圍,變成了印度次大陸的一部分。

     所有這些事實,再加上清朝駐軍的可憐狀況,降低了清朝在拉薩眼中的威望。

    當白蓮教叛亂者1822年從四川侵入甘肅東部時,青海湟中地區的23個藏族部落拿起武器從和碩特部那裡奪回了以前藏族在青海湖的牧地(和碩特部早在16世紀初就已經占有了這些牧地)。

    同年,長齡率領下的清軍獲得暫時勝利,但是藏人再次打破了和平。

    &ldquo一個漫長的破壞和屠殺的時期&rdquo跟着發生了,主要的煽動者之一是東科爾寺的文殊師利呼圖克圖。

    [95]1829年,拉薩派遣它自己的軍隊去青海湖恢複秩序。

    1835&mdash1838年西藏軍隊也和拒絕向達賴喇嘛政府納貢的波密統治者作戰,并取得勝利。

    西藏人驅逐多格拉人一事因此也必須通過其他西藏軍事行為的背景來觀察。

     然而,由于害怕英國人,拉薩政府繼續加強清政權的保護假象。

    1830年,西藏人因發現一個帶着英文書信和地理情報筆記本的克什米爾代理商阿赫馬德·阿裡而感到驚慌,這個人承認他是為印度政府來刺探情報的。

    此外,印度政府在1820年擊敗緬甸人時,強取了緬甸人在阿薩姆的有争議的&ldquo權利&rdquo,其中包括與阿薩姆平原和西藏邊界地方的部落之間一系列模糊不清的關系。

    1835年英國曾迫使拉薩的藩屬錫金割讓大吉嶺,1841年他們開始吞并阿薩姆平原,但西藏的另一個藩屬不丹聲稱阿薩姆應該歸它所有。

    1844年,英國人迫使沿不丹東部邊界的西藏達旺地區的首領們放棄對卡裡阿普拉沼澤地的權利,而他們每年則取得5000盧比的補償作為代價。

    其中隻有500盧比交給達旺寺院(哲蚌寺的一所附屬寺院),其餘部分都送往拉薩的哲蚌寺。

    換句話說,英國人承認他們是侵犯了拉薩的領地,從那時起直到1888年,當英國人完成了對阿薩姆&mdash西藏邊境部落的吞并以後,他們繼續在門隅、珞瑜及下察隅等地蠶食西藏領土。

    由于拉薩和不丹的政府都懷疑錫金國王是英國人的爪牙,拉薩撤銷了他在西藏領土上的若幹傳統的放牧權利,不丹人試圖暗殺他。

     在這樣一種氣氛中,拉薩政府的官員們需要促使清政權作出有力的姿态就不足為奇了;因此,當1844年噶廈以及甘丹寺、哲蚌寺和班禅喇嘛聯合起來發起一場反對攝政策滿林的政變時,這幾方就要求北京幹預。

    皇帝派遣因在鴉片戰争中搞所謂&ldquo兩面派&rdquo而被充軍的琦善前去處理,當琦善到拉薩時,對攝政以拷問相威脅,除非他承認濫用權力。

    策滿林從1819年起攝政,謠傳說曾連續謀害了他照管下的三個達賴喇嘛。

    在琦善建議下,北京将攝政充軍到滿洲,但是拉薩的形勢是一觸即發,因為民衆意識到清朝控制的軟弱無能,對北京幹涉和處理達賴喇嘛政府首腦一事深為不安。

    策滿林出身的色拉寺的僧侶們拿起武器反對清朝當局,痛打他們在攝政房子裡發現的兩個噶廈成員,并釋放了囚禁中被罷黜的攝政。

    可是,攝政自信在北京能為自己辯白,就告訴他的支持者返回他們的寺院,但在北京他沒有能證明自己有理而被流放到黑龍江。

    至少在表面上,&ldquo帝國的權威仍是不得抗拒的,每個人必須對它服從。

    但這是最後一次了。

    &rdquo 當琦善試圖懲罰色拉寺的僧侶時,西藏政府立刻把此案從他手裡拿了過去;在康區的一場辯論進一步證明了清朝在西藏的權威的表面性。

    1844年,察雅(乍丫)的兩個孿生活佛拒絕服從西藏第三大城察木多(昌都)的帕巴拉活佛的權威。

    争吵在1846年演變成嚴重的武裝沖突,察木多活佛向清朝請求幫助,但在各地區首領中激起了反清情緒,其中一個首領由于對北京卷入拉薩的政變感到不滿,拒絕為前往西藏的清朝換防軍隊提供搬運夫役。

    隻是當拉薩提高了察雅喇嘛的地位後才使争吵停止,這就重新肯定了西藏人的權威,而且在實際上,獎勵了康區反清示威者的那些象征性的領袖人物。

    [96] 1846年英國對西藏隔絕狀态重新施加壓力。

    英國制服了錫克人,使古拉布·辛格成為查谟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并承認他對拉達克的所有權,它行文給拉薩的辦事大臣宣布英國對多格拉王國的宗主權(特别是對拉達克披巾羊毛的壟斷權),鼓勵印度&mdash西藏貿易,要求組成聯合的多格拉&mdash英國&mdash清朝邊界委員會來确定拉達克&mdash西藏的邊界。

    信的内容還通過香港直接告知清政府。

    可是西藏政府不打算讓清朝與英國聯系,自己也不想在此活動中碰運氣。

    當拉薩在1846年從西藏驅逐遣使會的教士噶哔和古伯察時,它不準讓他們取道印度離境。

    英國的邊界委員在1847年勘探了邊境地區,但是清朝的邊界委員一直沒有到來。

     此外,拉薩有意堅持1842年的多格拉&mdash西藏條約把西藏政府的貿易限制在拉達克一線,以免和英屬印度發生糾纏。

    這在最初能使古拉布·辛格為自己保留大部分披巾用羊毛,但是他的&ldquo災難性的捐稅&rdquo和他的官員們的瞎指揮,幾乎在1849年使克什米爾的紡織業陷于停頓。

    事實上,有如此多的披巾工人開始離開克什米爾,緻使多格拉政府在1851年發布命令禁止他們移往國外。

    結果,雖則多格拉政府阻住了葉爾羌的&ldquo上好的&rdquo&ldquo土魯番&rdquo羊毛流入印度,但是羌塘的西藏披巾羊毛開始再一次供應生活在這一英國領土上的織工。

    [97] 從菩提亞人的觀點看來,拉薩仍然保有特殊地位。

    西藏政府每年給錫金王一筆谷物、鹽和茶的津貼,以補償他在1849年因抵制英國侵略所造成的損失;1853年,西藏官員和拉達克官員們再次确定了拉達克在西藏的貿易壟斷權,并且締結了加強列城進貢使團和拉薩貿易使團每年交易的正式協定。

    不丹雖然是一個有獨立對外關系的完全主權國家,也每年派貢使到拉薩去。

    [98]在門隅、珞瑜和下察隅,效忠于拉薩和效忠于英國當局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菩提亞人心目中仍是模糊不清的。

    雖然英國人已發覺他們的佛教山地諸國對雙方都表示忠誠,但宗教的和世俗的義務是如此緊密相連,除非他們直接同北京和拉薩就此事進行談判,就幾乎無法把這些義務弄清楚。

     由于哲蚌寺和達旺主要頭人之間的争端,英國與西藏的直接談判在拉薩的倡議下事實上确已進行,因為達旺主要頭人在1852年沒有将卡裡阿普拉沼澤地的賠償中應給哲蚌寺的一份送給它,并且逃進了英國人境内。

    當拉薩派遣一支軍隊到印度邊境時,英國同意每年送償金給西藏,西藏則應以赦免叛變的頭人作為交換。

    但是英國人沒有能将1853年的談判擴展到其他問題上,也沒有提出要在将來進行其他直接接觸,而它和尼泊爾之間的糾紛立即強化了拉薩的孤立隔絕政策。

     在1840年、1842年和1846年,尼泊爾曾請求北京給予支持以反對英國,但是北京執行的是它的&ldquo一視同仁&rdquo政策;所以當1846年拉納(昆瓦爾)家族的忠格·巴哈杜爾奪取了政權,他便轉而采取親英的政策,甚至撤銷了1847年尼泊爾每五年一次派往北京的貢使。

    然而在1852年他恢複了進貢使團,這個使團帶到中國的鴉片差不多價值30萬盧比,享受外交特權的免稅待遇。

    在使團于1854年轉回加德滿都時,帶回了太平軍起義的新聞,忠格·巴哈杜爾認為加強尼泊爾在西藏的特權的時機已經到來(更有利的是因為英國正專心緻力于克裡米亞戰争)。

    在向北京提供反對太平軍起義的軍事援助遭到拒絕之後,尼泊爾于1855年侵入西藏,它的異想天開的借口是要從西藏人那裡得到尼泊爾為準備援助清朝的軍隊而花費的費用。

    忠格·巴哈杜爾還責備西藏人破壞尼泊爾人的貿易權利,并提出了一系列過分的要求。

    沒有清朝援助的西藏人進行反擊,戰鬥陷于僵持的困境。

    1856年締結了結束戰争的塔帕塔利條約,它無疑和1835年的中國&mdash浩罕協定很相似,它規定:免除關稅;在拉薩駐紮一位有治外法權的尼泊爾官員;特别是在尼泊爾人和所有其他居住在西藏的外國人之間發生争執時有裁決權。

    尼泊爾人可以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