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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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多數大概是東突厥斯坦人）仍然遵從以前的進口稅率，即牲畜納5%，絲和毛皮納10%，其他貨物納5%。
因此這個協定進一步不利于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
[55]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經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征收關稅，政府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
葉爾羌當局将他們的管轄區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治者。
&ldquo被錯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rdquo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于喀喇昆侖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掠奪商隊，&ldquo綁架并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rdquo。
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将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
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mdash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
[56] 雖然喀喇昆侖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于浩罕&mdash喀什噶爾貿易活動并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裡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将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
在張格爾聖戰失敗後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
&ldquo突厥中國的中國政府&rdquo（英屬印度對新疆當局的一種稱呼）沒有采取行動，而且，在沿貿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後，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
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裡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内去。
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
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mdash浩罕協定締結之後，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裡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
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國人征稅的要求，并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于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征收關稅。
色勒庫爾采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易。
但是将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的&ldquo回莊十四處&rdquo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
浩罕武裝繼續襲擊各處，但終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協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起的反擊。
此後，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
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ldquo一個獨立的君主&rdquo，但由于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治者聯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
由于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易要經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治者也沿着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
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
色勒庫爾的首領&ldquo吞并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紮河諸流域&rdquo。
[57] 與此同時，浩罕允許防止将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
很可能，内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征稅的要求。
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mdash1835年得到的利益。
确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量激增，并且經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
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
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
在六城地區，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6萬兩鴉片。
大多數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
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裡姆·阿裡的克什米爾人那裡就沒收了9.79萬兩。
但是，鴉片也經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2260兩，從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540兩以上。
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于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并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
[5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ldquo萬一将來在中國鞑靼地區發生任何叛亂&rdquo，浩罕汗将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
[59]在六城地區簽訂的這一&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制度看來終于産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曆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19世紀30年代處理渴望貿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後清朝處理渴望貿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
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于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後（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驗。
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并在1830年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役中效過力。
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者。
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mdash1844年對沿海貿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mdash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
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2）賠款，盡管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
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ldquo公平正規&rdquo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系。
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适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
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稅機關直接發生關系，因為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
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
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别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
[60]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後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
最惠國條款絕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ldquo一視同仁&rdquo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
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的妥協程度要小得多。
（5）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生商業關系的權利。
在六城地區，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仆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易的特殊狀況。
&ldquo中英兩國及其君主的地位絕對平等&rdquo，這個原則事實上并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
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驗，它在鴉片戰争以後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
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定不是新的發明。
英國的海軍力量在19世紀40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
常被征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ldquo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系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後，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20年是一個摩擦時期。
&rdquo[61]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20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
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地叙述的那樣：&ldquo滿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200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在已經過時了。
&rdquo[62] 在北京看來，1842&mdash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于中國本部。
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帝國的君主&mdash&mdash滿洲人和莫斯科人&mdash&mdash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
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于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裡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
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像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确實将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于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
在中國本部以内，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并沒有被系統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系的，這種聯系比曆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19世紀初的經世緻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驗。
聖戰的繼續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
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頂之子倭裡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裡和卓。
雖然卡塔汗和倭裡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輕的兒子布素魯汗。
在19世紀30年代初經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治日益喪失人心。
這種情況顯然繼續存在，[63]但是隻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麼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紮，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
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台實行，後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
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着六城地區的軍費，在19世紀30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
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田，并且着手實施各種增加那裡收入的計劃。
由于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而輸到新疆的白銀數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
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
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并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來。
他們就是到了那裡，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生了幾次事件。
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财物。
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緻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
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
在伊犁，布彥泰将軍委托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
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
在1845&mdash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開墾了将近8萬英畝（約52.5萬畝）農田。
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餘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
[64]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願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
由于士兵得随時被征召作戰而使軍墾趨于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
在1845年以後，六城地區換防的士兵得到準許作為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裡，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從事農業。
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
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餘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饷項而發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擾，這種情況更由于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
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
張格爾的聖戰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引起了物價暴漲。
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饷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
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80蒲爾，[65]并且在準噶爾地區産生了影響。
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1錢5分，但有&ldquo當十&rdquo字樣。
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标準伊犁錢，并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
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1錢2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
這種新貨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币數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饷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
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币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币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1錢2分降到1錢。
到19世紀40年代，新增的鑄币，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複了元氣。
在1845年，兌換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400蒲爾。
此後，新疆駐軍的饷項主要的是&ldquo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币&rdquo。
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1.5萬&mdash2萬蒲爾，約900&mdash1200印度安納）漲到換1000騰格（5萬蒲爾，約3000安納）。
[66] 清朝對六城地區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的英國将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
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聖戰精神在潛滋暗長。
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500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
漢族移民幫助恢複了秩序。
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阗、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後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魯汗在活動。
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并沒有和暴動發生關系。
[67] 名義上由年輕的胡達雅爾汗統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态複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mdash&mdash&ldquo西藏&rdquo）征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
此後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的卡倫，然後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
什克南的統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
[68]北京還是不願滿足浩罕的要求。
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後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并入俄國），浩罕發動了白山派聖戰，卡塔汗和倭裡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
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
在那裡，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3000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内。
倭裡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
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69]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
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陝甘總督布彥泰克複失地，并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
奕山帶領數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一支3000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饷銀100萬兩。
當奕山于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
奕山的優勢火力連戰皆捷。
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複，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的賦稅。
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
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阗各條道路的總彙，清朝在這裡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1.5萬至2萬名用步槍武裝起來的步兵。
每當西部各地區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裡調派。
由于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
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并表示繼續對清朝皇帝&ldquo恭順&rdquo。
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别無良策，從而再次确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
[70] 清朝當局&mdash&mdash特别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們&mdash&mdash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ldquo不相合&rdquo，後者将&ldquo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rdquo傳回浩罕。
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裡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mdash&mdash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mdash&mdash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為存在着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
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10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曆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于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後人。
這個朝聖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說是六城地區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
1852年，倭裡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鐵完庫裡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
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吓，封閉了喀什噶爾&mdash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征稅的權利。
[71] 在葉爾羌則籠罩着全然不同的氣氛，那裡黑山派占上風，和讨厭的對外關系沒有聯系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着該地區的經濟。
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治建立以後，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産&ldquo土魯番的&rdquo（烏什土魯番的）和&ldquo庫車的&rdquo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
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
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成為貿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1.6萬英鎊，價值達1.2萬英鎊。
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1.8萬英鎊，并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2.1萬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
和準噶爾地區對俄國的貿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對印度的貿易出現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以後，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
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産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mdash列城&mdash印度貿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
因而，在50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的本地産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開始衰落了。
沿着商路的盜匪增加了。
強盜們出沒于葉爾羌&mdash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
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100&mdash250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
雖然貿易衰落，但據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ldquo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
在鄉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産物的十分之一&rdquo。
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ldquo和農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rdquo。
[72]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谟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易的方法。
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ldquo軟弱而無效的&rdquo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後者&ldquo不聽來自查谟的命令&rdquo。
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的影響&ldquo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rdquo。
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ldquo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稅之事&rdquo，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複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
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後，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提出他父親的創議，但是清朝當局将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ldquo達六月之久，以後又将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rdquo。
[73] 英國人自己隻限于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
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過喀喇昆侖隘口進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
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裡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後帶三名和阗人一起往回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生糾紛。
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裡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的叛亂情緒在沸騰。
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後代，在喀什噶爾地區罕愛裡克莊領導一次叛亂。
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裡，穆斯林勞動者對于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
[74]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任何審問或經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30人。
像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聖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興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系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
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
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13名潛入者并将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
緊接着倭裡汗和鐵完庫裡和卓派遣數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
[75]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郁積的憤怒引發了一場人民暴動。
清朝迅速恢複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裡汗和鐵完庫裡進入清朝邊境。
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
鐵完庫裡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ldquo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裡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并處死。
現在伊薩克的兒子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裡汗是前來報仇的。
&rdquo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和貿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
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
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出&ldquo法帖萬&rdquo（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的法典（沙裡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
[76] 在此期間倭裡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和鄉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
當倭裡汗派遣大約7000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起了突襲。
在這時黑山派的徒衆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紮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蔔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
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裡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東幹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裡甫·彼爾（死于1555&mdash1556年或1566年，葬于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幹人和塔蘭奇人中間。
例如，倭裡汗的黨羽也把東幹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
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夥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
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隻不過被關了禁閉。
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ldquo一個印度人&rdquo，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25盧比。
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并獲準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夥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于中國&ldquo種族&rdquo而被處決。
[77]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萬人。
[78]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700人。
葉爾羌在被困約70天以後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餘天後也得到解圍。
在喀什噶爾，倭裡汗的軍隊沒有交戰就逃走了。
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裡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後代，因為他協助平定了騷亂，并對倭裡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複。
其餘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mid
因此這個協定進一步不利于本地的進口商，六城地區的關稅衰落到實際上沒有歲入的地步。
[55] 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經停止了向外國商人征收關稅，政府以為這就解除了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證的責任。
葉爾羌當局将他們的管轄區域收縮到以卡倫線為限（這遠在帝國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給浩罕、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統治者。
&ldquo被錯誤地稱為柯勒克孜人&rdquo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強盜們越入清境，開始出沒于喀喇昆侖山脈和葉爾羌河之間的地區，掠奪商隊，&ldquo綁架并販賣男人、婦女和兒童，用暴力劫取畜群&rdquo。
甚至商人也變成了他們的犧牲品，強盜們将他們帶到巴達赫尚和西部中亞，賣作奴隸。
作為對清朝終止治安力量的反應，浩罕和巴達赫尚政府對沿路他們自己的商隊提供保護，但無論是錫克人或是拉達克人，都沒有為列城&mdash葉爾羌路線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護措施。
[56] 雖然喀喇昆侖以東的盜匪活動遠在南邊，對于浩罕&mdash喀什噶爾貿易活動并無多大影響，但是穆罕默德阿裡汗仍乘機侵犯清朝在色勒庫爾的領土，将浩罕的勢力擴展到帕米爾。
在張格爾聖戰失敗後不久，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已經請求新疆駐軍前來幫助抵抗由巴達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屢次發動的奴役和掠奪的遠征。
&ldquo突厥中國的中國政府&rdquo（英屬印度對新疆當局的一種稱呼）沒有采取行動，而且，在沿貿易路線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後，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襲擊使得色勒庫爾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難以生活下去。
色勒庫爾要求浩罕保護，結果穆罕默德阿裡侵入色勒庫爾，勸誘塔哈爾滿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數帕米爾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遷移到浩罕境内去。
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盆地。
因此，色勒庫爾的大部分實際上變得渺無人煙了。
當1834年浩罕人從色勒庫爾撤走和中國&mdash浩罕協定締結之後，新疆當局重申他們在那裡的管轄權，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軍隊再次侵入色勒庫爾，帶有大炮和兩千名兵士。
汗重新提出他有權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國人征稅的要求，并試圖在色勒庫爾向來往于巴達赫尚和葉爾羌之間商路上的客商征收關稅。
色勒庫爾采取武裝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區當局警告浩罕說：皇上可能憤然再次斷絕貿易。
但是将它的霸權擴展到帕米爾的浩罕，占領了色勒庫爾地區的&ldquo回莊十四處&rdquo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裝分隊進入達爾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
浩罕武裝繼續襲擊各處，但終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當時在六城地區協助政務）堅決領導下發起的反擊。
此後，新疆當局試圖把清朝對色勒庫爾的義務降到最低限度。
色勒庫爾的首領事實上成為&ldquo一個獨立的君主&rdquo，但由于他沒有自己的軍隊，結果是通過與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統治者聯姻的辦法來解除盜匪的襲擊。
由于巴達赫尚對葉爾羌的貿易要經過色勒庫爾，所以巴達赫尚的統治者也沿着色勒庫爾道路給予某些援助。
他是完全能夠這樣做的，因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屬地。
色勒庫爾的首領&ldquo吞并了葉爾羌的皮爾河、良戛爾河、聽雜阿布爾河和巴巴紮河諸流域&rdquo。
[57] 與此同時，浩罕允許防止将來對清朝邊境的侵犯。
很可能，内部問題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脅迫使它擱置在色勒庫爾向外國人征稅的要求。
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喪失了1831&mdash1835年得到的利益。
确實，汗國的恭順立即受到考驗，因為鴉片輸入新疆的數量激增，并且經過哈密及嘉峪關進入了中國本部。
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擴展到新疆。
在烏魯木齊，當局逮捕了有關的商人和消費者。
在六城地區，清朝立即沒收了克什米爾、巴達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6萬兩鴉片。
大多數鴉片是克什米爾人輸入到葉爾羌的。
例如，1840年，當局僅從一個叫卡裡姆·阿裡的克什米爾人那裡就沒收了9.79萬兩。
但是，鴉片也經過浩罕運至喀什噶爾，大約也在此時，當局從喀什噶爾的外國商人手中沒收了2260兩，從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沒收了540兩以上。
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對于此事是不會愉快的，但是汗國并未以中斷和好相威脅。
[58] 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ldquo萬一将來在中國鞑靼地區發生任何叛亂&rdquo，浩罕汗将有義務給清朝以援助。
[59]在六城地區簽訂的這一&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制度看來終于産生了清朝的政策制定者長期努力以求的安定局面。
回顧一下曆史就可以理解，清政府在19世紀30年代處理渴望貿易的浩罕人的成功的政策，為幾年以後清朝處理渴望貿易的英國人的問題樹立了一個最近時期的榜樣。
與英國之間的敵對行動開始于1834年的虎門交火，在無結果地拖延了幾年之後（這與前幾年浩罕侵略六城地區和襲擊色勒庫爾的事件在新疆一拖幾年是極其相似的），北京撤換了海岸的軍事長官，指派奕山前去，使他能在多事的沿海運用他在新疆取得的經驗。
政府還派楊芳作為奕山的助手：這個官員曾在1828年俘獲張格爾，并在1830年和1831年打浩罕的戰役中效過力。
1843年署理兩江總督時受命開放上海的壁昌，就是1830年葉爾羌的保衛者。
這樣的例子還有好幾起。
當實際的軍事考慮決定用談判解決問題時（如同1831年對付浩罕的戰略形勢那樣），清朝在1842&mdash1844年對沿海貿易列強所給予的讓與權是可以拿來和1831&mdash1835年對浩罕的讓與權相比的。
它們有以下這些相似之處： （1）治外法權，即外國有權指派領事管轄自己的公民。
（2）賠款，盡管鴉片貿易是非法的，仍用銀子償付了被沒收的鴉片。
清廷曾用銀子付給浩罕人以補償他們非法獲得的土地。
（3）&ldquo公平正規&rdquo的關稅以及和海關的直接關系。
1843年的稅則所作的讓與比起清朝對浩罕的讓與要适度得多，因為在六城地區清朝對所有外國商人一概免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
浩罕并不需要去要求和征稅機關直接發生關系，因為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一直直接和清朝稅務機關打交道。
廢除外國商人進口貨物的關稅甚至使這種要求成為不必要的了。
（4）最惠國待遇。
人們猜測，中國人過去的行為啟發了義律船長想獲得任何别國可能獲得的一切特權。
[60]巴麥尊子爵已把這個想法作為璞鼎查在商談南京條約時的幾個選擇之一，後來最惠國條款即包含在1843年的虎門條約中。
最惠國條款絕非承擔法律義務的一種讓步，它純粹是表示中國長期實行的&ldquo一視同仁&rdquo的政策：中國利用這一政策可以防止任何一個外國強國取得高居其他國家之上的領導地位。
在清朝看來，和歐洲人訂立的協定，至少就最惠國條款而言，其與中國原則妥協的程度比北京在1835年給予浩罕的特殊地位與之妥協的妥協程度要小得多。
（5）廢除公行壟斷，以及允許中國臣民與外國商人之間有發生商業關系的權利。
在六城地區，外國人一直直接和地方的商人做買賣，不受任何公行之類壟斷機構的牽制，他們也能雇用仆人、翻譯、買辦，租用房屋、營業處、貨棧等等。
在中國與西方協定中的其他條款還反映了沿岸貿易的特殊狀況。
&ldquo中英兩國及其君主的地位絕對平等&rdquo，這個原則事實上并未被浩罕所堅持，因為在中亞主權國家之間，形式上的平等不是一種基本的條件。
不過清朝也沒有強迫過浩罕使者履行藩屬進貢的全部禮儀，而且清帝國早已承認了與俄國平等的原則。
對照清朝在亞洲腹地的經驗，它在鴉片戰争以後與西方海上列強達成的協定，有不同于通常所說的那種意義。
最重要的是，清朝認為這些協定不是新的發明。
英國的海軍力量在19世紀40年代為曠世所無，但是締結的條約不足以證明清朝已經認清了這個事實。
常被征引的馬士的那本研究著作指出：&ldquo直至1839年為止，使西方國家聽從條件方可允許雙方關系存在的是中國；自從1860年以後，把和中國共同來往的條件強加于中國的卻是西方國家；這當中的20年是一個摩擦時期。
&rdquo[61]考慮到清朝政府對小小的浩罕作出了重要的讓與，對馬士的觀察最可能的解釋是，在這20年中，中國仍未認識到它已相對地衰落下來。
正如阿瑟·韋利所恰當地叙述的那樣：&ldquo滿洲是一個征服種族，所以很難接受這一事實：他們在200年前用來征服中國的武器，現在已經過時了。
&rdquo[62] 在北京看來，1842&mdash1844年條約的唯一真正新情況是把它們應用于中國本部。
在亞洲腹地有共同邊境的兩個偉大的非漢人帝國的君主&mdash&mdash滿洲人和莫斯科人&mdash&mdash之間講求平等，是很容易做到的。
治外法權在六城地區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臣屬于清朝的說突厥語的穆斯林在那裡是和來自中亞西部說突厥語的教友同仁做買賣。
但是，要在沿海一帶允許施行像國家平等這樣一種非中國的原則，确實将會引進一項中華帝國迄今僅限于在亞洲腹地推行的政策。
在中國本部以内，這是不容易被接受的。
清朝的邊疆政策作為整體來說并沒有被系統地作過任何研究，但是很清楚，在沿海政策與亞洲腹地政策之間是有相互聯系的，這種聯系比曆史學家迄今所揭示的要更多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松筠、楊芳、龔自珍、魏源等這些19世紀初的經世緻用論學者兼改革家，都有研究新疆政策問題的初步經驗。
聖戰的繼續 以七和卓聞名的七個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著名成員住在浩罕領土上。
他們是穆罕默德·玉素普之子卡塔汗和克希克汗、巴布頂之子倭裡汗、張格爾之子布素魯汗、卡塔汗之子愛克木汗和阿希木汗，以及布素魯汗的一個堂兄弟，人稱鐵完庫裡和卓。
雖然卡塔汗和倭裡汗是主要的領導者，但瑪赫杜姆家族的宗教繼承權似乎已從張格爾傳給他年輕的兒子布素魯汗。
在19世紀30年代初經過印度去麥加途中的東突厥斯坦人報告說，在新疆的清朝統治日益喪失人心。
這種情況顯然繼續存在，[63]但是隻要浩罕為了享有它的貿易利益而要保持和平，那麼七和卓是不能有所作為的。
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許多安集延商人居住在固勒紮，浩罕的阿克沙哈勒開始被指派駐在伊犁。
準噶爾當局不能獲得足夠的布來使官方的哈薩克貿易壟斷保持在一個滿意的水平上，于是便放寬限制，允許漢商參加更多品種的貨物的貿易，開始是在塔爾巴哈台實行，後來在1845年時也在伊犁實行。
準噶爾居民一直在某種程度上負擔着六城地區的軍費，在19世紀30年代又遭受嚴重的糧荒。
因此，政府努力增加準噶爾的農田，并且着手實施各種增加那裡收入的計劃。
由于中國本部缺少土地和政府希望縮減因駐軍給養而輸到新疆的白銀數量，從前的障礙開始崩潰了。
北京以越來越大的決心努力勸誘漢人移居新疆，耕種交納租稅的土地。
1835年，政府答應漢商的要求，讓他們帶家屬定居在喀喇沙爾。
最初并沒有很多漢族移民被吸引到邊遠的六城地區來。
他們就是到了那裡，生活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漢族移民和當局之間發生了幾次事件。
1837年，在喀什噶爾地區的清駐軍派出士兵燒毀了漢族移民房屋和搶劫他們少量财物。
在巴爾楚克，移民的工作搞得如此之糟，以緻在1838年移居者竟不顧軍隊的制止，棄地而逃。
政府沒有錢為日益增加的移民建造新的灌溉工程或提供種子、工具和耕畜，就向六城地區的伯克們要求私人捐助，而以給予擢升作為回報。
在伊犁，布彥泰将軍委托因積極反對鴉片而被黜的林則徐在1844年整頓移民事宜。
1845年，清朝中止了對新到六城地區的漢族移民豁免地稅的規定，提高了準噶爾地區移民的賦稅，而且傳令嘉獎林則徐，允許對那些為開墾新土地作出貢獻的失寵官員縮短流放期限。
在1845&mdash1848年之間，在六城地區（不包括喀喇沙爾地區）開墾了将近8萬英畝（約52.5萬畝）農田。
其中四分之一是漢人完成的，其餘則由東突厥斯坦人完成。
[64] 1839年開始，政府還用漢族移民來補充六城地區的駐軍，允許以移民志願者來補足缺員的部隊。
由于士兵得随時被征召作戰而使軍墾趨于衰落，1843年軍隊開始放棄農地，讓位給平民移民來耕種。
在1845年以後，六城地區換防的士兵得到準許作為農民和他們的家屬一起留在那裡，政府又命令所有獲赦而有家口的流犯都應送往六城地區從事農業。
這些措施使減輕中國本部的人口壓力有了一些希望。
它們加強了清朝在東突厥斯坦的存在；它們使六城地區更充分地和清帝國的其餘部分融為一體。
一方面北京因從中國本部流出白銀支付駐軍的饷項而發愁，一方面還要為白銀從新疆流出國外而感到困擾，這種情況更由于在沿海償付鴉片的白銀損失而加重了。
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流出白銀的情況還不算嚴重，但是從六城地區外流的情況卻是嚴重的。
張格爾的聖戰和1830年浩罕的入侵已經引起了物價暴漲。
銅錢不足和大量清軍的來到（部分軍饷是用從中國各省撥來的白銀付給的）降低了白銀折換銅錢的比價。
在1827年兌換比例已跌到每兩80蒲爾，[65]并且在準噶爾地區産生了影響。
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外國人利用這種低價買了大量白銀運往國外。
當局試圖鑄造一種新的六城地區純銅蒲爾來對付通貨膨脹，它僅重1錢5分，但有&ldquo當十&rdquo字樣。
他們把這種蒲爾的官價定為十個雜銅标準伊犁錢，并且允許新蒲爾與舊的同時流通。
當局擅自決定一個新蒲爾可換兩個舊蒲爾，雖然價值五個伊犁錢的舊蒲爾每個重1錢2分，這樣折換是不成比例的。
這種新貨币有可能增加流通中的銅币數額，使軍隊可以在軍饷上增加銅錢對銀的比例。
從1838年起，阿克蘇的造币廠甚至進一步降低了銅币的重量，把鑄造的新蒲爾從1錢2分降到1錢。
到19世紀40年代，新增的鑄币，再加上白銀普遍流出清帝國境外的情況，使下跌的銀價恢複了元氣。
在1845年，兌換率提高到每兩白銀換400蒲爾。
此後，新疆駐軍的饷項主要的是&ldquo出自地方收入中的地方貨币&rdquo。
在葉爾羌市場上，白銀從原來一錠（50兩）換三四百騰格（1.5萬&mdash2萬蒲爾，約900&mdash1200印度安納）漲到換1000騰格（5萬蒲爾，約3000安納）。
[66] 清朝對六城地區的控制似乎比以前加強了，但是在中亞已開始感覺到英俄之間的對抗；1841年有謠言說，正在和中國以及阿富汗交戰的英國将一個瑪赫杜姆家族成員召到了喀布爾。
東突厥斯坦人的憤怒情緒和聖戰精神在潛滋暗長。
1845年，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英吉沙爾的郊外，一個名叫阿瓦斯的喀什噶爾鐵匠率領一支500人的造反隊伍在索胡魯克鬧事。
漢族移民幫助恢複了秩序。
布彥泰報告說，柯勒克孜人的襲擊是在阿克蘇、和阗、葉爾羌和喀什噶爾等地有影響的阿訇們的鼓動下進行的，而在阿瓦斯暴動的後面有瑪赫杜姆家族，特别有布素魯汗在活動。
在次年（當時有喀什噶爾發生饑荒的報告）所作的更為深入的調查斷定，七和卓并沒有和暴動發生關系。
[67] 名義上由年輕的胡達雅爾汗統治、但是事實上因領導分裂而受到損害的浩罕，又故态複萌，在1846年派出一位使者重新提出了汗國的舊要求：向巴達赫尚人、克什米爾人和所有拉達克商人（推依博特&mdash&mdash&ldquo西藏&rdquo）征稅，另外還要求向一個主要居住在清朝境内的柯勒克孜部落征收地租。
此後不久，一些柯勒克孜人襲擊了六城地區的卡倫，然後越帕米爾逃向什克南。
什克南的統治者阿布都熱依木送來一封信，暗示那些人是一些身份不詳的和卓，大概是一些白山派。
[68]北京還是不願滿足浩罕的要求。
于是，第二年即1847年（在這一年，最後一部分哈薩克大帳正式并入俄國），浩罕發動了白山派聖戰，卡塔汗和倭裡汗領導了對六城地區的侵犯，名為七和卓之戰。
一支由喀什噶爾和柯勒克孜逃亡者組成的浩罕軍隊襲擊在明約洛卡的清軍，迫使他們退回喀什噶爾。
在那裡，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煽動百姓向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打開回城，當時3000名清軍困守在滿城之内。
倭裡汗前往攻打英吉沙爾，但失敗了。
謠言說，七和卓已和英國人取得諒解，[69]但是喀什噶爾人對張格爾的失敗以及1830年浩罕的搶掠記憶猶新。
雖然有許多人參加了七和卓的軍隊，瑪赫杜姆家族的事業一般來說在人民中間的反應是冷淡的。
北京命令陝甘總督布彥泰克複失地，并以奕山為葉爾羌參贊大臣。
奕山帶領數千軍隊由阿克蘇出發；一支3000人的援軍由甘肅進入新疆，戶部撥饷銀100萬兩。
當奕山于秋天到達葉爾羌前，和卓們曾進攻過這個城市，但已被趕走而撤回到了喀什噶爾。
奕山的優勢火力連戰皆捷。
圍攻英吉沙爾的瑪赫杜姆家族的軍隊甚至未及交戰就望風而逃，所有侵略者随即放棄喀什噶爾而逃回浩罕，和以前一樣跟着一起逃走的有他們招募的喀什噶爾新兵和成群結隊的同情者及其家屬。
清帝國的軍隊再次進行了可怕的報複，但是豁免了喀什噶爾地區的賦稅。
一支來自伊犁和烏魯木齊的2360人的軍隊加強了喀什噶爾的駐軍。
樞紐之地巴爾楚克也是通往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與和阗各條道路的總彙，清朝在這裡建造了一座新城（YangiShahr），與老回城分開，屯駐1.5萬至2萬名用步槍武裝起來的步兵。
每當西部各地區需要軍事力量時，首先就從那裡調派。
由于入侵而加強了的東突厥斯坦人和漢族移民之間的敵意，暫時終止了向喀什噶爾地區阿奇克雅黑移民的努力，但是政府仍然實行它的移民政策。
1848年初，懼怕失去貿易權利的浩罕，派來一名使者否認它對七和卓的入侵負有任何責任，并表示繼續對清朝皇帝&ldquo恭順&rdquo。
北京除了接受這種辯解之外也别無良策，從而再次确認了浩罕的全部權利。
[70] 清朝當局&mdash&mdash特别是喀什噶爾和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們&mdash&mdash與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之間仍&ldquo不相合&rdquo，後者将&ldquo他們所受虐待的怨言&rdquo傳回浩罕。
在喀什噶爾東北約四十裡的阿斯圖（下）阿爾圖什&mdash&mdash也叫阿爾泰（金山）阿爾圖什&mdash&mdash清朝的地位特别脆弱，因為存在着對官方的誅求的憤慨情緒。
阿斯圖阿爾圖什也被認為是10世紀黑汗王朝沙土克·布格拉汗的安葬地，曆來傳說把伊斯蘭教傳入東突厥斯坦的成就歸功于他，瑪赫杜姆家族則宣稱是他的後人。
這個朝聖的重要地方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謝赫據說是六城地區僅次于阿奇木伯克的最富有的人，他也是白山派首要的宗教人物，因此浩罕能夠在他的幫助下搞一些活動。
1852年，倭裡汗、卡塔汗、克希克汗和鐵完庫裡和卓帶了一支主要是柯勒克孜人的軍隊，襲擊阿斯圖阿爾圖什附近，進而侵犯烏什土魯番卡倫，一直到清軍把他們打跑為止。
有一個時期當局拒絕恐吓，封閉了喀什噶爾&mdash浩罕的道路，停止了浩罕阿克沙哈勒向喀什噶爾外國商人征稅的權利。
[71] 在葉爾羌則籠罩着全然不同的氣氛，那裡黑山派占上風，和讨厭的對外關系沒有聯系的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商人支撐着該地區的經濟。
印度北部的古拉布·辛格1842年對拉達克的統治建立以後，克什米爾的披巾商人告訴葉爾羌人如何清理粗羊毛，因此葉爾羌所産&ldquo土魯番的&rdquo（烏什土魯番的）和&ldquo庫車的&rdquo羊毛在質量方面與拉達克羊毛相等，或者超過了它。
葉爾羌輸出的披巾羊毛由此增加了，它全部取道列城運往克什米爾。
作為交換，鴉片輸入（清朝當局不再禁止）迅速增長，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成為貿易的主要項目，總計每年至少1.6萬英鎊，價值達1.2萬英鎊。
因為葉爾羌每年輸出到列城的貨物值1.8萬英鎊，并不足以抵補每年由列城輸入的價值2.1萬英鎊的貨物，所以葉爾羌商人要用白銀支付超過部分。
和準噶爾地區對俄國的貿易正好相反，六城地區對印度的貿易出現了逆差。
然而，在七和卓之戰以後，收支差額開始改變了。
白銀和其他中國本土出産的貨物原來是葉爾羌&mdash列城&mdash印度貿易的主要商品（茶、絲、寶石、黃金、基連和貴重藥材），現在不再大量運來六城地區。
因而，在50年代葉爾羌向列城出口的貨物縮減了，輸出的大部分是六城地區的本地産品，主要是披巾羊毛和大麻汁。
葉爾羌的對外商業開始衰落了。
沿着商路的盜匪增加了。
強盜們出沒于葉爾羌&mdash列城的諸商路上和通往巴達赫尚的道路上。
商隊開始武裝來往，但不時被100&mdash250人組成的襲擊隊伍所擊敗。
雖然貿易衰落，但據1853年訪問了葉爾羌三個月的英國代理人阿赫麥德·沙·納赫什班迪·賽義德和卓說，&ldquo人民對他們的統治者是普遍滿足和中意的。
在鄉下除了土地稅之外沒有其他賦稅，土地稅約當生産物的十分之一&rdquo。
在滿城中大約有六七千清軍，但是他們&ldquo和農村中的百姓很少或沒有交往&rdquo。
[72] 英國和古拉布·辛格（1846年印度政府立他為查谟和克什米爾的大王）兩者現在都在探索增加他們對葉爾羌貿易的方法。
古拉布·辛格作了一些&ldquo軟弱而無效的&rdquo努力想勸說葉爾羌的官員們給他以在實際和名義上管理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的權力，因為後者&ldquo不聽來自查谟的命令&rdquo。
但是大王在六城地區的影響&ldquo不夠大，不足以使阿克沙哈勒免職而另委他人&rdquo。
大約在1856年，古拉布·辛格又轉而直接求阿克沙哈勒本人，派了一名代表&ldquo去為他（大王）安排向列城商人征稅之事&rdquo，但是阿克沙哈勒卻答複說，古拉布·辛格必須首先為路途上商隊的安全提供保證。
1857年古拉布·辛格死後，他的兒子蘭比爾·辛格派遣另一個代表前往葉爾羌繼續提出他父親的創議，但是清朝當局将代表阻攔在城外的一個卡倫上&ldquo達六月之久，以後又将他不體面地趕出葉爾羌&rdquo。
[73] 英國人自己隻限于收集情報，主要交由本地代理人去做。
然而在1856年，兩個歐洲探險家封·什拉琴威特兩兄弟赫爾曼和羅伯特經過喀喇昆侖隘口進入和阗河流域，并由七名葉爾羌人陪同。
這兩兄弟看到這些牧羊人是用俄國槍武裝起來的，就在到達距額裡齊兩三天行程的地方後帶三名和阗人一起往回轉，因為他們擔心會與清朝邊境官員發生糾紛。
什拉琴威特家的第三個兄弟阿道夫在次年進入六城地區，被當時暫時控制喀什噶爾的倭裡汗下令殺死。
和平靜的葉爾羌相反，喀什噶爾和庫車兩地區的叛亂情緒在沸騰。
1854年，一個叫沙木蒙的人宣稱他是張格爾之兄玉素普的後代，在喀什噶爾地區罕愛裡克莊領導一次叛亂。
在庫車，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居住在一個城子裡，穆斯林勞動者對于官員的暴虐感到憤怒。
[74]帝國的代表在1855年未經任何審問或經他上司的同意便處死了大約30人。
像阿斯圖阿爾圖什一樣，庫車也是一個朝聖要地，是阿勒沙德·阿丁（興旺時期約在1350年）的陵墓所在，阿勒沙德·阿丁曾使莫卧兒人改信伊斯蘭教，又是庫車和卓們的祖先，這是與瑪赫杜姆家族沒有關系的納赫什班迪教團的一個單獨的分支。
地方上針對清朝官吏的怨言加強了這些護守陵墓的庫車和卓們的政治上的潛勢力。
在同一年，一個名叫玉散霍卓依善（HusaynKhwājaIshān，由此名字可知他是個宗教領袖）的浩罕人，前來煽動阿斯圖阿爾圖什銅礦工人的不滿情緒。
當阿斯圖阿爾圖什的穆斯林捕獲13名潛入者并将他們遞交清朝駐軍時，他失敗了。
緊接着倭裡汗和鐵完庫裡和卓派遣數百軍隊進入六城地區，但是清軍的槍聲迫使他們退了回去。
[75] 1857年，庫車居民心中郁積的憤怒引發了一場人民暴動。
清朝迅速恢複了秩序，而浩罕（它的阿克沙哈勒仍和六城地區當局不和）利用這種不安的氣氛派倭裡汗和鐵完庫裡進入清朝邊境。
入侵者和阿斯圖阿爾圖什的人民聯合在一起向喀什噶爾進軍。
鐵完庫裡利用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不得人心，廣泛散布說：&ldquo以前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和其他人引誘鐵完庫裡的叔父張格爾，使之被捕并處死。
現在伊薩克的兒子愛瑪特和穆罕默德充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倭裡汗是前來報仇的。
&rdquo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和貿易團體以及察爾虎特人集合起來支持入侵者。
阿奇木伯克愛瑪特逃入滿城。
葉爾羌參贊大臣慶英立即向伊犁、烏魯木齊和喀喇沙爾求助，親清朝的穆夫提們發出&ldquo法帖萬&rdquo（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見）說：可蘭經的法典（沙裡阿特）要求穆斯林殺死或者活捉入侵者，他們要穆斯林一定不要和侵略者合作，以防喪失了信仰（伊瑪尼）。
[76] 在此期間倭裡汗攻下英吉沙爾的回城，周圍地方的城鎮和鄉村就與入侵者共命運了。
當倭裡汗派遣大約7000人分兩路攻打葉爾羌時，慶英的士兵迫使和卓的西路縱隊撤退，但是東路縱隊卻對回城發起了突襲。
在這時黑山派的徒衆遠多過白山派的信徒；另外納赫什班迪教團的另一支穆紮德派的地方領袖（一個名叫阿蔔杜爾·拉赫曼·哈達拉特的人）也有很多追随者。
老百姓和克什米爾商人就協助駐軍抵抗入侵者，結果，倭裡汗的軍隊未能得逞。
在戰争中受害最大的也許要數東幹人了，他們受到雙方的猜疑，因為他們中有許多人信奉另一種教派，即和卓穆罕默德·舍裡甫·彼爾（死于1555&mdash1556年或1566年，葬于葉爾羌）的烏瓦依什亞派，這一派最大的力量在伊犁的東幹人和塔蘭奇人中間。
例如，倭裡汗的黨羽也把東幹人以異教徒論處而殺害他們。
從處理阿道夫·封·什拉琴威特四個夥伴的方式中還可以看出和卓的宗教政治傾向。
葉爾羌的穆罕默德·阿明是一個東突厥斯坦人，他隻不過被關了禁閉。
克什米爾的穆斯林阿布杜拉是&ldquo一個印度人&rdquo，被賣給一個葉爾羌人為奴，價值25盧比。
布哈拉猶太人摩拉達為了活命而改信了伊斯蘭教，并獲準與穆罕默德·阿明一起入獄，第四個夥伴是一個西藏人，因為屬于中國&ldquo種族&rdquo而被處決。
[77] 不久清朝援兵從巴爾楚克前來迎擊侵略者，此時包圍葉爾羌的入侵軍已達數萬人。
[78]清軍獲勝，打垮了侵略者，擊斃約700人。
葉爾羌在被困約70天以後被解圍，英吉沙爾在被圍百餘天後也得到解圍。
在喀什噶爾，倭裡汗的軍隊沒有交戰就逃走了。
他的占領為時不到四個月。
清朝傳令嘉獎西迪克比（或伯克），此人是塔什密裡克的土拉吉爾欽察部柯勒克孜阿奇木伯克的後代，因為他協助平定了騷亂，并對倭裡汗的同情者進行了殘酷的報複。
其餘的人當中，當局處死了沙土克·布格拉汗陵墓的護陵人米爾·阿赫麥德&m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