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清朝統治在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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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的家奴&mdash&mdash譯者）逃到了浩罕。
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
[23]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
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
民間将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隻有少數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
讨伐張格爾之役曾經需要調動3.6萬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
[24]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ldquo失敗的真正原因&rdquo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于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
[25]清朝的将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将張格爾寸磔處死。
長齡傳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
但是柯勒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後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後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将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沒收。
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5.6萬擔，他主張以3.8萬擔作駐軍饷項，其餘1.8萬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内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
所有在六城地區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财物應予沒收。
在六城地區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
&ldquo叛民&rdquo的妻子兒女應發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治者安分守己。
北京已經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紀之采用汗的稱号是一種僭越，特别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ldquo汗&rdquo是清帝本人的稱号。
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為&ldquo汗&rdquo，繼續用早些時候的頭銜&ldquo伯克&rdquo來稱呼他。
然而，浩罕的戰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谒見時稱呼浩罕統治者為&ldquo吾兒&rdquo（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ldquo吾臣&rdquo，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治者繼續稱自己為汗。
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裡的使節并未能履行規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書寫的。
[26]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
那彥成回到了北京。
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劄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趕走。
在準噶爾地區，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
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阗，商業區仍舊留在城外。
隻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将商業區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
旨在開辟财源以供養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的哈薩克人貿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mdash&mdash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mdash&mdash優先進行貿易的權利。
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裡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
一所官辦茶局（創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陝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的各類茶葉征稅。
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于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耕地的方式。
張格爾的聖戰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灌溉的土地（&ldquo死地&rdquo）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湧向清帝面前。
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
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裡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戶，使之為駐軍生産糧食。
武隆阿和署理陝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内地招徕移民。
雖則這一意見預示着将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将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
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于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和稅收。
但是，六城地區的人口因聖戰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财富和力量。
浩罕已經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易的控制權，并以損害塔什幹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的商業貿易，還想控制印&mdash俄貿易的東方路線。
&ldquo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rdquo、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由西邊的一條迂回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後運到浩罕；[27]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
清政府是否曾經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易，所以為了防範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準浩罕商隊經拉達克去印度。
因此，浩罕商人隻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經過浩罕把它們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
葉爾羌于是成了印俄貿易的一個中心。
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将他們購買的貨物經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台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随之而來的是兩年經濟困難。
清政府對于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于衷。
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易的一個機會。
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處于支配的地位。
隻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
&ldquo浩罕如狼，東突厥斯坦人如羊&rdquo。
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财産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别是當柯勒克孜人帶着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誇耀說，這些東西是&ldquo大清皇帝&rdquo送給他們的禮物。
[2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
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29]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帥。
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裡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裡夫阿塔利克。
跨過邊境後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
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在又被攻其無備。
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
喀什噶爾地區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1000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願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号召。
但是，這次侵略并非搞複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麼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複貿易和發還被沒收的财産。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内隻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4500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禦準備。
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築物燒個幹淨，什麼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
在和葉爾羌地區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後，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略據點。
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各個據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400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
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7000&mdash10000人。
[30]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于撤走。
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
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隻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
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居民甯可逃走也不願參與白山派的事業。
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和鄉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後，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時，在喀什噶爾的劄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
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着這個地區的全部鄉村和城鎮。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内需要軍隊。
安集延人因此抛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利品。
浩罕人将他們俘虜的&ldquo中國人&rdquo勒逼為奴隸，浩罕汗還将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
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曆來和白山派聯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
白山派的事業在六城地區已經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别無長策了。
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2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幹。
[31]玉素普繼續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
[32] 浩罕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
六城地區是偏僻的，難于保衛的，而且依賴國外貿易。
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亘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
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讨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人民的忠誠。
隻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
據說這消息吓得浩罕沿着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入境。
[33]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們征稅。
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讨看來不會是由于害怕中國而激起的。
浩罕已在六城地區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地人像以前那樣和安集延人通婚。
他認為，隻有當地人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滿足，六城地區才能夠安甯。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台吉[34]領着&ldquo兩萬大小不等的&rdquo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裡，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随叛亂者。
長齡然後從清朝駐軍那裡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ldquo五年&rdquo的中斷貿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複貿易。
長齡将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争。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一人，派遣作霍爾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
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征稅人，土魯番首任紮薩克額敏和卓的後裔。
當張格爾發動聖戰時他離開六城地區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
在固勒紮他曾晉見伊犁将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于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後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
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易活動。
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選了。
[35]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戰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于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
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易，豁免關稅，并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ldquo以示大方&rdquo。
[36]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易恢複了。
确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表過。
浩罕和六城地區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議，清朝允許&ldquo旨在經商&rdquo的浩罕臣民&ldquo自由來往&rdquo于六城地區，并且允許&ldquo托缽僧&rdquo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确的批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也是如此。
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财産，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
作為報答，浩罕願意将清朝的戰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将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
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治者自願抱經盟誓，&ldquo永遠翊戴&rdquo。
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ldquo請求幫助&rdquo，使之在浩罕汗國&ldquo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rdquo。
但是布哈拉艾米爾&ldquo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幹預&rdquo。
[37] 根據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
[38]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威吓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将八十餘名喀什噶爾戰俘釋放回國，并帶來一百餘名安集延商人。
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幹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事務，并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ldquo夷商頭目&rdquo公平定價。
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并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餘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盡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
清朝根據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10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的土地就是屬于他們的。
[39] 六城地區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裡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
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裡木盆地的統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
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略重要性終于得到了承認）與和阗地區之間相互援助。
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将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因此某些人關于在六城地區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
在新疆南部防區的6000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3000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4000名從陝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1000名士兵計算在内，南部防區總兵力達1.5萬人。
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幹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幹人可能參加。
[40]後來政府改變了關于這一政策的想法。
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後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饷糧的2%，以便每年能多籌銀30餘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隻是權宜之計，它繼續努力從當地收入中尋求維持六城地區駐軍的辦法。
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
允許移民接受抛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莊的佃戶。
1832年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
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土著居民的态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
但于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複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區。
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
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200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
那裡有一個東幹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
漢語現在和突厥語同樣&ldquo通行無阻&rdquo。
[41] 中國的第一個&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控制新疆的對外貿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汗國已經基本控制了從塔什幹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
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易。
&ldquo由于中國政府的猜忌&rdquo，浩罕&ldquo不能&rdquo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ldquo直接來往&rdquo。
對于浩罕商人們來說，&ldquo通過西藏（拉達克）&rdquo去印度的道路是&ldquo被禁止的&rdquo。
[4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額爾沁）&ldquo照料&rdquo貿易，并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征收關稅。
這等于要求壟斷貿易，所以北京不願意答應。
清帝以隻恢複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準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征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
[43]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
一支五百餘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一名浩罕使節谒見伊犁将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征稅；浩罕同時明确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征稅。
[44]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确規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mdash&mdash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mdash&mdash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
伊犁将軍拒絕将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
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隻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内一百餘英裡的軍事防線。
由于浩罕未能就範，北京就援引它不幹涉尼泊爾内政的先例（1814&mdash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mdash哈薩克關系負有責任，并且警告說，它将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内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
對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
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國&mdash浩罕協定将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于&ldquo對柯勒克孜人負責&rdquo的地位，還使他必然&ldquo将柯勒克孜人置于隸屬的地位&rdquo。
[45]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外國商業征稅的要求。
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已經出現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
幾個月以後，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撤退了。
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依的使臣（他後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商征稅權力的代表。
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後的妥協。
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幹戰俘回國，并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折。
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禦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
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
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俘回國和某些優惠條件。
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外國商業豁免關稅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内。
浩罕使節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
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隻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ldquo人臣義無外交。
&rdquo[46]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過兩個月的旅程[47]來北京進貢。
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易不關浩罕的事情。
[48]使節在1835年回國。
清朝的資料沒有叙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将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定，并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标，即： （1）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2）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3）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征收關稅。
[49]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ldquo隸屬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阗、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紮卡特稅[天課]、察台[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的賦稅、莫卧裡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劄爾地區的賦稅&hellip&hellip都在穆罕默德阿裡汗的權力控制之下。
&rdquo[50]清當局在六城地區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易的布哈拉人。
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範圍。
[51]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
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複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ldquo實屬貪詐&rdquo。
除了把它歸之于貪婪成性之外，關于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征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征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并沒有線索可尋。
[52]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它為以後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
清帝此時已經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像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将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
隻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
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
歐洲貿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裡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
在16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地的商人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頭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
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幹涉。
遠在十七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統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
[53]即使在六城地區，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态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
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擁有最高權力，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
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内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征稅，這也無損于清帝的主權，盡管這後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的有趣标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浩罕取得的讓與權并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定為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貿易樹立了新的樣式。
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治者那裡&ldquo承包&rdquo他們轄區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
原來牲畜按價征稅3.33%，絲織品和毛皮征稅5%，其他貨物也征3.33%，現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裡是按價征稅2.5%（這是伊斯蘭法典規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ldquo基督教徒&rdquo）那裡征收5%。
從六城地區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
[54]柯勒克孜人像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稅2.5%。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
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裡得到他的職位，就像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
在紮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裡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
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轄并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于經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征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隻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于旁遮普的錫克王國）。
實際上，他并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征稅。
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裡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系的阿姆利則商号的代理人。
和克什米爾的貿易（首先去列城，然後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的，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煙草。
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制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
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ldquo安集延商務監督（胡岱達）&rdquo，将所有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mdash&mdash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mdash&mdash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
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千人，喀什噶爾于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瓷器、箱茶和磚茶。
在對外貿易中，清朝的臣民（
另一些人逃到了拉達克，拉薩的駐藏大臣派遣特使到列城去要求引渡他們，拉達克王即予照辦。
[23]白山派認為伊薩克穆罕默德鄂對應對張格爾的被俘直接負責。
作為獎賞，清朝指定他當喀什噶爾的阿奇木伯克。
民間将他依拉克出賣張格爾的故事編成了一首流行的突厥語歌謠。
北京極力把捕獲和卓看作一項光輝成就，同時卻掩飾隻有少數兵力的張格爾卻能困擾帝國的軍隊逾七年之久的事實。
讨伐張格爾之役曾經需要調動3.6萬人的軍隊，花費了政府一千多萬兩銀子。
[24]事實上許多人相信，張格爾&ldquo失敗的真正原因&rdquo完全不是清朝的軍事力量，而是在于東突厥斯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分裂。
[25]清朝的将軍們向北京的清帝獻俘，政府将張格爾寸磔處死。
長齡傳檄谕知柯勒克孜人和浩罕，要求引渡張格爾家族的全部成員。
但是柯勒克孜人沒有照辦，浩罕則以伊斯蘭法律為由公開拒絕引渡（張格爾家族是伊斯蘭教祖的後裔）。
那彥成到達喀什噶爾以後提出大量行政改革措施，建議将犯叛亂罪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安集延人）的土地和财物加以沒收。
這些土地每年可收糧5.6萬擔，他主張以3.8萬擔作駐軍饷項，其餘1.8萬擔用來提高官員們的俸祿。
從國内觀點看，這些主張不管有多大價值，卻從未付諸實施，因為那彥成的對外事務的建議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簡言之，那彥成的建議是要完全停止對浩罕的貿易，直到汗國交出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為止。
所有在六城地區居住不滿十年的浩罕人應予放逐，他們貯藏的大黃、茶葉和其他财物應予沒收。
在六城地區居住10年以上的全部浩罕人應使之歸化；應與柯勒克孜人和解，以便使他們與瑪赫杜姆家族及浩罕人疏遠。
&ldquo叛民&rdquo的妻子兒女應發配為奴和流放到烏魯木齊和伊犁等地。
清政府不但想用這些措施平息山區來的騷亂，還想使浩罕統治者安分守己。
北京已經注意到，浩罕君主在18世紀之采用汗的稱号是一種僭越，特别因為在突厥語和滿洲語中，&ldquo汗&rdquo是清帝本人的稱号。
因此，北京拒絕承認浩罕統治者為&ldquo汗&rdquo，繼續用早些時候的頭銜&ldquo伯克&rdquo來稱呼他。
然而，浩罕的戰略位置促使清帝在藩國谒見時稱呼浩罕統治者為&ldquo吾兒&rdquo（在亞洲腹地的詞語中僅次于皇帝），而不是用&ldquo吾臣&rdquo，而在浩罕的信件中，統治者繼續稱自己為汗。
此外，在喀什噶爾的每次朝見中，穆罕默德阿裡的使節并未能履行規定的禮儀，也許更為過分的是，在正式文書中他的名字是用泥金書寫的。
[26] 清朝政府立即贊同實施那彥成的建議。
那彥成回到了北京。
他的繼任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劄隆阿和葉爾羌辦事大臣壁昌在1828年着手行動：沒收安集延商人的大黃和茶葉，把他們從六城地區趕走。
在準噶爾地區，官府也驅逐那些居住在伊犁的安集延商人。
清朝重新建起各地的滿城，與回城離得較遠，但在英吉沙爾、葉爾羌及和阗，商業區仍舊留在城外。
隻有在喀什噶爾，清政府方将商業區安置在滿城之中。
非浩罕人為了商業事務可以照常入境，政府允許布哈拉人經由巴達赫尚和喀爾提錦來喀什噶爾，但是，當局對外國人課以重稅，以維護一種新的官鋪制度的利益。
旨在開辟财源以供養新疆駐軍的官鋪是仿效政府壟斷對準噶爾地區的哈薩克人貿易的辦法建立起來的，它享有和所有外國人&mdash&mdash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mdash&mdash優先進行貿易的權利。
但是，清朝給予柯勒克孜人一份從安集延人那裡沒收的大黃和茶葉，用以保持他們的好感。
一所官辦茶局（創始于1826年）于1828年在古城開始順利地向陝西私商運入準噶爾地區的各類茶葉征稅。
然而到1829年末，官鋪在六城地區引起的不滿和困難多于收入，因此當局廢除了這些官鋪。
其他為駐軍而開辟财源的一些努力是采取了擴大和改良六城地區耕地的方式。
張格爾的聖戰中斷了前此為東突厥斯坦日益增長的人口而開墾未經灌溉的土地（&ldquo死地&rdquo）的努力，1828年六城地區的嚴重糧荒使得大量建議湧向清帝面前。
松筠主張在東突厥斯坦開展軍屯。
長齡建議把所有從叛逆者那裡沒收來的土地上的佃戶轉為國家農戶，使之為駐軍生産糧食。
武隆阿和署理陝甘總督鄂山極力主張從中國内地招徕移民。
雖則這一意見預示着将來的趨勢，但卻是同清朝将漢人和亞洲腹地居民加以分隔的長期實行的政策背道而馳的。
因此，新疆當局不得不滿足于灌溉計劃、已增加的戶口登記數和稅收。
但是，六城地區的人口因聖戰而減少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那彥成提出的停止和浩罕貿易的措施，從根本上打擊了汗國的财富和力量。
浩罕已經獲得了對喀什噶爾的東西方商隊貿易的控制權，并以損害塔什幹和突厥斯坦的城市而擴大了這種控制，它又一直在尋求柯勒克孜和哈薩克同準噶爾地區的商業貿易，還想控制印&mdash俄貿易的東方路線。
&ldquo披巾和其他印度商品&rdquo、狐皮和羊羔皮有東、西兩種商路：一是經由西邊的一條迂回路線，通過喀布爾和巴爾赫到布哈拉，然後運到浩罕；[27]一是由夏季線和冬季線這兩條東邊路線通過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市場，浩罕商人就在葉爾羌購買這些貨物。
清政府是否曾經允許商隊享有通過帝國領土的特權，這還不清楚，但是政府完全了解汗國力圖壟斷新疆的對外貿易，所以為了防範這種企圖，它正式拒絕批準浩罕商隊經拉達克去印度。
因此，浩罕商人隻好在色勒庫爾和葉爾羌購買印度貨物，經過浩罕把它們運到俄國市場去出售。
葉爾羌于是成了印俄貿易的一個中心。
浩罕商人享受了能夠将他們購買的貨物經由自己的國土運到俄國的好處，但是汗國不能阻止非浩罕人在葉爾羌或色勒庫爾購買印度貨物，也不能阻攔這些貨物運往伊犁或塔爾巴哈台再往前運到俄國領土去。
清朝的禁商政策甚至不許浩罕商品通過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因而在浩罕引起物價飛漲，随之而來的是兩年經濟困難。
清政府對于浩罕高級官員的懇求書信無動于衷。
但在此期間，浩罕把禁商看成是侵略六城地區和汗國加緊控制新疆貿易的一個機會。
白山派在喀什噶爾的勢力仍是如此強大，浩罕的貿易又是如此重要，因而浩罕實際上在六城地區處于支配的地位。
隻要有瑪赫杜姆家族的侵略，人民中至少有些人必定會鬧事。
&ldquo浩罕如狼，東突厥斯坦人如羊&rdquo。
況且，在被驅逐和沒收财産的浩罕商人中間情緒激昂，特别是當柯勒克孜人帶着他們被沒收的大黃和茶葉出現在浩罕市場上時更是如此，而柯勒克孜人卻誇耀說，這些東西是&ldquo大清皇帝&rdquo送給他們的禮物。
[28] 1830年秋天，浩罕汗帶着一支主要由柯勒克孜人，也有一些安集延人、流浪的刀朗人和其他喀什噶爾亡命者組成的軍隊，侵入六城地區。
然而，在跨過清朝邊境以前，在烏什地方，決定讓汗留在浩罕，[29]張格爾的大哥穆罕默德玉素普被指定為名義上的統帥。
真正的指揮官是浩罕汗國的高級官員哈克·庫裡明巴希，他是最高司令，第二把手是穆罕默德沙裡夫阿塔利克。
跨過邊境後侵略者分兵三支，幾乎同時包圍和攻打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和葉爾羌三地。
清朝駐喀什噶爾的戍軍本已縮減，現在又被攻其無備。
玉素普進入了自己的原籍城市，指定了他自己的地方長官（阿奇木）。
喀什噶爾地區的黑山派人民大批逃往阿克蘇（雖然他們中約1000人在喀什噶爾的滿城中避難），甚至白山派中的許多人也不願響應侵略者要他們拿起武器的号召。
但是，這次侵略并非搞複辟，其性質馬上變得很明顯，因為玉素普本人沒有行使什麼領導權，而且一千多名浩罕商人跪在滿城外面向清當局申述說：侵略是由清政府不公正地處理無罪的商人引起的；他們要求恢複貿易和發還被沒收的财産。
在葉爾羌，壁昌在城内隻帶有清兵五六百人，還有大約4500名本地民軍，但是他有較多的時間做防禦準備。
他很快把商人和小商販都搬入滿城，把市場的攤子和建築物燒個幹淨，什麼也沒有給侵略者留下。
在和葉爾羌地區伯克們慎重計議之後，壁昌派遣他的軍隊出外封鎖通向葉爾羌的主要戰略據點。
他配置1000名本地民軍防守回城和滿城；他從所轄地區各個據點集結軍隊，同時又派出400名清軍在葉爾羌東門外把守。
逼近葉爾羌的侵略軍大約有步、騎兵7000&mdash10000人。
[30]清守軍用大炮轟擊他們，殺死了三百多人，侵略者終于撤走。
在作第二次嘗試時他們再次被擊退，這時他們已經聽到清援兵正從阿克蘇開來的消息。
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都撤退了，隻留下刀朗人，他們試圖以玉素普的名義召集一支葉爾羌土著的軍隊。
然而，葉爾羌主要是黑山派的地方，大多數居民甯可逃走也不願參與白山派的事業。
因此，刀朗人搶掠城鎮和鄉村，在糾集起一支千人的隊伍之後，對葉爾羌進行了第三次和第四次攻擊，但都被壁昌的軍隊擊退。
與此同時，在喀什噶爾的劄隆阿卻無法迫使和卓停止圍攻。
在喀什噶爾和英吉沙爾，如同在葉爾羌一樣，侵略者從未能攻克滿城，但是他們控制着這個地區的全部鄉村和城鎮。
突然傳來消息說浩罕和布哈拉之間出現了風波，還說浩罕國内需要軍隊。
安集延人因此抛棄了玉素普而轉回浩罕，帶走了許多俘虜和戰利品。
浩罕人将他們俘虜的&ldquo中國人&rdquo勒逼為奴隸，浩罕汗還将其中一些人作為禮物送給彼得堡的俄國沙皇。
甚至在白山派勢力最大的喀什噶爾地區，浩罕的柯勒克孜人和安集延人所組成的軍隊貪婪成性，所以使得許多曆來和白山派聯合的人感到恐懼和痛苦，轉而和清朝當局合作。
白山派的事業在六城地區已經大失民心，玉素普及其追随者除了跟着撤退的安集延人翻越山嶺逃回浩罕之外是别無長策了。
在清朝援兵從阿克蘇到達以前，大約有2萬名東突厥斯坦人逃往安集延和塔什幹。
[31]玉素普繼續住在浩罕，直到1835年死去為止。
[32] 浩罕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
六城地區是偏僻的，難于保衛的，而且依賴國外貿易。
獨立的、靠近高大綿亘的山脈而又以它為屏障的浩罕，已在六城地區取得一種特殊地位，除非清朝讓步，它要無休止地進行騷擾。
在1830年的侵略中清帝國失去了它讨價還價的地位，同時阿法其·瑪赫杜姆家族失去了六城地區人民的忠誠。
隻有浩罕得到了好處。
1831年，滿洲人揚言要組織一次懲罰性的遠征。
據說這消息吓得浩罕沿着邊境建造堡壘，還派使節去俄國請求軍事援助，俄國人聞訊甚至拒絕浩罕使節入境。
[33]事實上，浩罕人建立了一些據點，但它這樣做的目的是擴張主義的，是為了控制哈薩克人和柯勒克孜人并向他們征稅。
浩罕和俄羅斯帝國之間可能進行的任何商讨看來不會是由于害怕中國而激起的。
浩罕已在六城地區暴露了清朝的虛弱，因此，熟悉新疆情況的兵部尚書松筠建議，取消對浩罕停止貿易的禁令，允許東突厥斯坦當地人像以前那樣和安集延人通婚。
他認為，隻有當地人對他們的命運感到滿足，六城地區才能夠安甯。
當被任命為六城地區欽差大臣的長齡在1831年到達喀什噶爾時，署理阿奇木伯克作霍爾敦台吉[34]領着&ldquo兩萬大小不等的&rdquo喀什噶爾人對他郊迎十裡，感謝皇恩浩蕩，誓不追随叛亂者。
長齡然後從清朝駐軍那裡獲悉，浩罕接連派來三名使者說，&ldquo五年&rdquo的中斷貿易引起了困難，他們抱怨清政府的沒收和驅逐出境政策，并要求恢複貿易。
長齡将此事向清帝報告，也許北京這才第一次充分感到那彥成的政策惹起了戰争。
長齡留下浩罕使節一人，派遣作霍爾敦台吉和其他二人回浩罕。
作霍爾敦原是喀什噶爾征稅人，土魯番首任紮薩克額敏和卓的後裔。
當張格爾發動聖戰時他離開六城地區曾前往浩罕、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和喀山旅行，經由塞米巴拉金斯克回到新疆。
在固勒紮他曾晉見伊犁将軍，聲稱曾被拐騙為俘虜，清朝于是指定他為喀什噶爾的土著幫辦大臣，然後任命他為阿奇木伯克。
作霍爾敦的旅行使他通曉中亞的貿易活動。
在和浩罕的談判上，長齡不可能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選了。
[35] 長齡在開始時曾直接堅持要浩罕交出1830年侵略的魁首，将全部戰俘放回本國，但是北京對于艱苦的談判沒有思想準備。
甚至不等到汗國回答，皇帝已允許重開新疆與浩罕的貿易，豁免關稅，并且指示長齡放棄引渡要求和不再強要二萬東突厥斯坦流亡者回來，&ldquo以示大方&rdquo。
[36]在1831年底，兩國之間的貿易恢複了。
确切地說，作霍爾敦在浩罕的談判看來未曾公開發表過。
浩罕和六城地區當局交換了幾次書信，在1832年達成協議，清朝允許&ldquo旨在經商&rdquo的浩罕臣民&ldquo自由來往&rdquo于六城地區，并且允許&ldquo托缽僧&rdquo入境，但是與以前一樣，沒有北京明确的批準，不允許任何人進入中國本部，甚至對使節也是如此。
政府用銀子賠償了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财産，對浩罕商人豁免關稅。
作為報答，浩罕願意将清朝的戰俘遣送回國，但不包括流亡者，同時汗國将阻止瑪赫杜姆家族入侵清朝的領土。
長齡報告說，浩罕的統治者自願抱經盟誓，&ldquo永遠翊戴&rdquo。
清朝當局作為戒備，還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布哈拉艾米爾&ldquo請求幫助&rdquo，使之在浩罕汗國&ldquo侵犯時能幫忙維持中國西部邊境的和平&rdquo。
但是布哈拉艾米爾&ldquo婉言謝絕了要進行任何幹預&rdquo。
[37] 根據長齡的建議，清朝在1832年對所有各國在喀什噶爾和葉爾羌貿易的商人一律豁免關稅，甚至包括柯勒克孜人在内。
[38]這是為了避免造成這樣的印象：曾經威吓滿洲人的浩罕商人，現在是這個地方的主人；也為了禁止浩罕人利用一種關稅特權去壟斷貿易。
浩罕派來一名商人頭目，他将八十餘名喀什噶爾戰俘釋放回國，并帶來一百餘名安集延商人。
新疆當局不許地方官員幹涉浩罕與喀什噶爾的商業事務，并且命令喀什噶爾商人對&ldquo夷商頭目&rdquo公平定價。
1832年末，清朝用銀兩賠償浩罕商人全部被沒收的茶葉，并且葉爾羌的參贊大臣花了一萬餘兩銀子解決了浩罕人的土地要求，盡管外國人購買土地始終是不合法的。
清朝根據那彥成的建議驅逐了居住在新疆不到10年的安集延人，付給賠償的土地就是屬于他們的。
[39] 六城地區的騷亂已表明，清朝在塔裡木盆地西端的駐軍遠遠不夠用。
因此政府把參贊大臣衙門和塔裡木盆地的統帥部從喀什噶爾遷到葉爾羌，這是六城地區的主要城市，它很漂亮，多舞女和樂師，一個訪問過葉爾羌和孟買兩處地方的浩罕人認為，葉爾羌可以和孟買媲美。
它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在喀什噶爾、英吉沙爾、巴爾楚克（即瑪喇巴什，它的戰略重要性終于得到了承認）與和阗地區之間相互援助。
在1830年入侵期間壁昌将葉爾羌商民移入滿城，這一行動已被證明在阻遏侵略者方面是如此有效，因此某些人關于在六城地區商場周圍建立城堡的建議就被認為沒有必要了。
政府任命壁昌為葉爾羌的首任參贊大臣。
在新疆南部防區的6000名士兵之外，清朝增加了3000名從伊犁來的騎兵和4000名從陝甘綠營調來的士兵，再把阿克蘇和烏什吐魯番每處1000名士兵計算在内，南部防區總兵力達1.5萬人。
遲至1835年這些軍隊中沒有一個東幹人，因為政府害怕一旦發生叛亂，作為穆斯林的東幹人可能參加。
[40]後來政府改變了關于這一政策的想法。
為了應付增加軍隊後的費用和口糧，北京削減了各省綠營饷糧的2%，以便每年能多籌銀30餘萬兩。
然而，政府認為各省的分攤隻是權宜之計，它繼續努力從當地收入中尋求維持六城地區駐軍的辦法。
為此目的，按照長齡的建議，北京中止了滿人的隔離亞洲腹地的長期實行的政策，遲至1831年已許可漢族平民由中國本部遷到六城地區。
允許移民接受抛荒地和被沒收的土地，開墾死地，甚至也可當東突厥斯坦人農莊的佃戶。
1832年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浪潮，在喀什噶爾地區的喀拉科依和巴爾楚克附近建立了漢人居民點。
北京一度仍為六城地區土著居民的态度感到憂慮，在1834年甚至撤銷原議，命令漢人居民點解散。
但于明年在漢人移民尚未遷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決定，恢複移民。
從1834年起，北京鼓勵窮人從中國本部向新疆遷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區。
漢族移民的核心開始形成。
在19世紀30年代中期，僅葉爾羌就有200名定居的漢族商人，還有許多其他時來時去的人。
那裡有一個東幹商人團體和一些漢人工匠。
漢語現在和突厥語同樣&ldquo通行無阻&rdquo。
[41] 中國的第一個&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1835年） 浩罕努力要繼續控制新疆的對外貿易，這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汗國已經基本控制了從塔什幹和突厥斯坦城市進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隊的貿易，以及所有通過它自己領土的商務活動。
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準噶爾人同俄羅斯帝國的交易，有從巴達赫尚到色勒庫爾的商隊貿易以及從拉達克到葉爾羌的商隊貿易。
&ldquo由于中國政府的猜忌&rdquo，浩罕&ldquo不能&rdquo通過清朝領土與印度&ldquo直接來往&rdquo。
對于浩罕商人們來說，&ldquo通過西藏（拉達克）&rdquo去印度的道路是&ldquo被禁止的&rdquo。
[42] 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節（額爾沁）&ldquo照料&rdquo貿易，并要求它有權在葉爾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務代辦，授權他們向所有來到六城地區從事貿易的外國商人征收關稅。
這等于要求壟斷貿易，所以北京不願意答應。
清帝以隻恢複成例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葉爾羌和其他地方設立浩罕的商務代辦（商頭），但不準浩罕向其他國家的商人征稅。
在清朝的記載中，甚至使節本人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愚蠢的。
[43]但是浩罕的軍事擴張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種較為和緩的方針。
一支五百餘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軍隊侵入色勒庫爾地區；一名浩罕使節谒見伊犁将軍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薩克人趕出卡倫，以便浩罕能向他們征稅；浩罕同時明确聲明它正在向帕米爾柯勒克孜人征稅。
[44]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從來沒有明确規定過，但是他們和哈薩克人&mdash&mdash其中某些人同時承認浩罕、俄國和清朝的權威&mdash&mdash一起至少是被當作藩屬的。
浩罕要求驅逐哈薩克人一事，是對王朝在新疆統治他們的權力的公開挑戰。
伊犁将軍拒絕将他們趕出卡倫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稅收官之手。
誠然，在清朝看來卡倫全然不是國境線，隻不過是一條深入新疆邊境之内一百餘英裡的軍事防線。
由于浩罕未能就範，北京就援引它不幹涉尼泊爾内政的先例（1814&mdash1816年），完全否認它對卡倫之外浩罕&mdash哈薩克關系負有責任，并且警告說，它将不為那些逃避浩罕賦稅而進入卡倫之内的哈薩克人提供保護。
對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國商人同樣得以豁免進口稅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樣對待。
政府不打算保護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爾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國&mdash浩罕協定将立即給予浩罕向清朝國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稅的權力，從而使浩罕汗處于&ldquo對柯勒克孜人負責&rdquo的地位，還使他必然&ldquo将柯勒克孜人置于隸屬的地位&rdquo。
[45] 色勒庫爾雖在卡倫之外，卻是葉爾羌地區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進行貿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過占領色勒庫爾用軍事壓力來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區外國商業征稅的要求。
當浩罕軍隊進入色勒庫爾時，浩罕的使節已經出現在葉爾羌，因此談判立即重新開始了。
幾個月以後，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從色勒庫爾撤退了。
然而，浩罕這時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愛連巴依的使臣（他後來被稱為愛連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國的要求，即在喀什噶爾派駐享有領事權和向六城地區所有外商征稅權力的代表。
清朝的官方報道沒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沒有提到政府的最後的妥協。
所有清朝的資料都說愛連巴依使團的前來是為了感謝清帝豁免浩罕貿易的關稅的，又說它釋放了若幹戰俘回國，并在京師呈獻貢物和上了奏折。
北京命令色勒庫爾的阿奇木伯克加強防禦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爾的力量不斷增加。
汗國的軍隊在同一年占領了喀爾提錦。
按照清朝的記載，愛連巴依的第一個要求是浩罕應和那些有權每年入貢的六城地區的伯克們一樣，按照同樣的條件，一年一貢。
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賠償、釋放戰俘回國和某些優惠條件。
浩罕還要求清政府對六城地區外國商業豁免關稅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商人在内。
浩罕使節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國在六城地區的欽差大臣長齡家中去看望。
長齡拒絕了愛連巴依的禮物，隻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ldquo人臣義無外交。
&rdquo[46] 在回答愛連巴依的請求時，清帝同意讓浩罕每年派遣商隊從喀什噶爾經過兩個月的旅程[47]來北京進貢。
其他要求則用這種或那種方式加以處理，但愛連巴依被告知：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在葉爾羌的貿易不關浩罕的事情。
[48]使節在1835年回國。
清朝的資料沒有叙述愛連巴依在離開之前已将1832年的諒解變成與清帝的直接協定，并加以擴大，迫使清帝承認浩罕派遣使節到北京來的真正的目标，即： （1）浩罕有權在喀什噶爾派駐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烏什土魯番、阿克蘇、英吉沙爾、葉爾羌與和阗派駐商務代辦（也稱阿克沙哈勒），他們受喀什噶爾代表的管轄。
（2）這些阿克沙哈勒應有領事權力，對來到六城地區的外國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權限。
（3）阿克沙哈勒有權對外國人運入六城地區的全部貨物征收關稅。
[49]一份浩罕的資料甚至主張要求更大的特權：&ldquo隸屬于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阗、阿克蘇和烏什土魯番的商人們的紮卡特稅[天課]、察台[蒙兀兒草原]的賦稅、伊犁地區的賦稅、莫卧裡亞[準噶爾？]一直遠至希齊劄爾地區的賦稅&hellip&hellip都在穆罕默德阿裡汗的權力控制之下。
&rdquo[50]清當局在六城地區對浩罕的這種讓步不包括克什米爾人（這個概念包括巴爾提人）、巴達赫尚人和那些在葉爾羌貿易的布哈拉人。
這些人歸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管轄，不屬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權力範圍。
[51] 清《實錄》沒有提及這些情況。
事實上，清朝記載中唯一提示愛連巴依為之進行談判的要點的史料是葉爾羌參贊大臣的一件複奏，其中說，從1832年起，克什米爾人和巴達赫尚人一直與浩罕人享有同樣免稅的權利，因此愛連巴依的要求&ldquo實屬貪詐&rdquo。
除了把它歸之于貪婪成性之外，關于浩罕不僅在清朝領土上征收關稅，而且要求把克什米爾和巴達赫尚的商人歸入汗國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們征稅的外國人之中，這件事在《實錄》中并沒有線索可尋。
[52] 這是中國的第一個&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它為以後西方與北京之間的不平等條約鋪平了道路。
清帝此時已經給予了全部治外法權，就像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給予貿易飛地以治外法權，和達賴喇嘛政府将在1856年對待西藏的尼泊爾那樣。
隻有這樣說才恰當：在中國穆斯林邊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認了治外法權，因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間是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
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歸他們的頭人管轄。
歐洲貿易列強之所以要在亞洲要求治外法權，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從君士坦丁堡奧斯曼政府那裡獲得治外法權條款的鼓舞。
在16世紀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頭人，甚至連當地的商人也都有他們自己的頭人，如同從開羅和紅海來的商人那樣。
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國商人之上的頭人，他實際上管理和懲罰他們，不受政府法律的幹涉。
遠在十七八世紀荷蘭、英國和法國的航運業統治馬六甲以及亞洲最南部和東南亞諸港口以前，這些地方也盛行同樣的情況。
[53]即使在六城地區，清帝對愛連巴依的讓步也許不過是對已成慣例的事态的一種官方認可而已。
這樣做就簡化了有關北京對外貿易的行政和政治問題。
從中華帝國的觀點看來，天子對普天之下擁有最高權力，所以治外法權絲毫沒有損害清帝的主權。
同樣地，浩罕在清帝國境内對其他外國人實行管轄，或是汗國有權向非浩罕人征稅，這也無損于清帝的主權，盡管這後兩種讓與（它們是清朝體制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的有趣标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
浩罕取得的讓與權并不比俄國人已在恰克圖享受了一個多世紀的那些權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堅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則。
中國與浩罕的1835年協定為六城地區的外國人貿易樹立了新的樣式。
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們從浩罕統治者那裡&ldquo承包&rdquo他們轄區的歲入，他們享有對汗國臣民的完全管轄權，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稅率來取代舊關稅，但進口稅已普遍降低。
原來牲畜按價征稅3.33%，絲織品和毛皮征稅5%，其他貨物也征3.33%，現在阿克沙哈勒們從穆斯林那裡是按價征稅2.5%（這是伊斯蘭法典規定的稅率），從非穆斯林（&ldquo基督教徒&rdquo）那裡征收5%。
從六城地區向浩罕出口是免稅的。
[54]柯勒克孜人像外國人一樣，向六城地區輸入的貨物要給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付稅2.5%。
在葉爾羌，清朝任命了其他兩個阿克沙哈勒，一個代表巴達赫尚的統治者，另一個代表克什米爾。
巴達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實上按照承包賦稅的條件從巴達赫尚政府那裡得到他的職位，就像他的同事從浩罕得到職位那樣。
在紮巴德（巴達赫尚的首都）的商人們一年一度帶商隊來到葉爾羌，在那裡他們用奴隸、寶石換取銀錠（元寶）以及茶葉。
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葉爾羌冒充巴達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轄并向他納稅。
克什米爾的阿克沙哈勒對于經過拉達克而來的商人有審判權和征稅權，他完全是清朝當局加封的，隻在名義上代表克什米爾政府（臣屬于旁遮普的錫克王國）。
實際上，他并不為克什米爾或拉達克政府征稅。
清當局選擇了一個叫喀西姆阿裡和卓的人擔任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他是一個在葉爾羌建立了長期商務聯系的阿姆利則商号的代理人。
和克什米爾的貿易（首先去列城，然後到印度、旁遮普、巴爾提斯坦或克什米爾）是由馬幫運輸的，主要包括來自中國本部的銀子、小量金子、上好茶葉、絲、鋼鐵和藥材，以及從新疆或是經由新疆從俄國或西部中亞來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氈、絲、駝絨羽紗、羊皮、馬匹、綠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錦緞、天鵝絨、細平布、大麻汁和煙草。
這些東西主要用來交換披巾、繡花制品、漂白布匹、鴉片和皮革。
除由巴達赫尚和克什米爾阿克沙哈勒管轄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國商人都歸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員繼續稱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為&ldquo安集延商務監督（胡岱達）&rdquo，将所有在六城地區的外國商人&mdash&mdash巴達赫尚人和克什米爾人除外&mdash&mdash稱為安集延人，以此來貶低對浩罕所作的讓與權，從而想給人們以沒有任何變化的印象。
但是，僑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達到數千人，喀什噶爾于是便和浩罕之間通過馬匹、騾子和駱駝增加了貿易，輸入布匹、鴉片和其他東西，輸出純銀、瓷器、箱茶和磚茶。
在對外貿易中，清朝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