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太平天國與清政府對峙及太平軍的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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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訪問南京。
沃爾特·亨利·麥赫斯博士是最早的研究中國的學者。
我們希望，在這種特殊的緊急情況下，不要實施領事限制來阻止沃爾特·亨利·麥赫斯博士的行程。
我們英國國家教會必須進一步做好充分利用這次危機的準備。
我們在上海、甯波、福州的傳教士應該設法增加對當地方言和官話的了解。
傳教士們應該做好準備，利用可能在不久的将來取消邊界規定方面的限制這一機會。
英國領事官員認為，根據這些限制，他們現在必須與中國官員合作，防止我們進入内地。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來自歐洲的新的人員補充。
這些人員必須是身強力壯、富有學識、甘于奉獻的年輕人，或者年富力強的中年人。
如果不具備學習一門陌生且複雜的語言的能力，何談來這裡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清帝國所有官員所使用的官話。
所有傳教士都必須做好準備，以博愛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準備好去往上帝指引的地方。
上帝會表明傳教士們今後在哪些地方将是最具影響力、最能發揮作用的。
教會傳教士協會無疑會重新煥發出強大的吸引力&mdash&mdash盡管長期以來這種吸引力有限&mdash&mdash它将在這片大有作為之地鞏固自己的基礎，擴大自己的影響範圍。
我最近拜訪過國外福音傳播協會在印度的一些教會，我懇請這些姐妹團體重新煥發年輕活力，并将這一壯觀的場面展示給中國的百姓。
就像我在廷尼維裡有幸目睹的一樣，來自我們教會兩個協會的傳教士為了一個目标共同努力，在精神和信仰的統一中，為同一個精神王國而奮鬥。
我為傳教士們提供聖保羅書院的設施，提供首次的接待和籌備。
這些傳教士很快就要前往北方，我也将随他們而去。
我不會讓傳教士們去那些我不願陪他們去的地方。
我們做好了與家人分别、與國内失去聯系的準備。
我們雖已有妻子兒女，但我們已經做好了失去這一切的準備。
目前我們尚無行動，隻能做一些計劃安排，但我們必須立刻派人來這裡，學習這裡的語言，為今後的戰鬥做準備。
因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就快要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國，尤其是英國的教會，基督的使節，拒絕成為這些東方帝國中十字架的傳令官&mdash&mdash因為現在有三個帝國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勢力面前動蕩不安&mdash&mdash曆史将記錄下這個令人沮喪的事實。
就像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它們每個國家都曾享受過在東方海域短暫的霸權和帝國全盛之日，然後又變得無足輕重并最終走向衰敗。
因此，揮舞着強大的海洋權杖、統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的英國，如果不把自己的才能奉獻給基督，隻打算無恥地自我膨脹和發家緻富，隻能從高貴的寶座上摔下來，蒙受應得的奇恥大辱。
尊敬的閣下，我的心中思緒萬千，感謝您作為我的大主教能夠懷着憐憫之心聆聽我的傾訴；在這個可能成為英國黃金機會的緊急時刻，通過你向國内教會吹響呼籲的号角。
閣下最順從的、深情的、心懷感激的仆人 喬治·史密斯 于維多利亞 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本傑明·霍布森博士是不會得出這些結論的，而且對于獲得準确的信息，他無疑處于最有利的地位。
然而，本傑明·霍布森博士對基督教熱忱和他最強烈的願望可能使他過于輕信、過于樂觀。
有人寫了一封信給英漢報紙編輯，所表達的觀點與有着高貴出身的本傑明·霍布森博士有些背道而馳。
為了能公正地呈現雙方所表達的内容，我們将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起義軍的宗教特征&mdash&mdash寫給《中國郵報》的編輯 編輯先生： 英國皇家汽輪&ldquo赫密士&rdquo号對南京的訪問開啟了我們對目前在中國上演的這出氣勢磅礴的大戲的全新的認識。
在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對起義軍新的投資，似乎是起義軍對外國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這一情報并不是什麼新聞，因為幾乎就在起義軍起事之初，就已衆所周知并明示于天下。
起義軍的名号為&ldquo拜上帝會&rdquo，起義軍拆除廟觀，破壞偶像，由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簽發的公告刊登在了《華北先驅周報》[14]上，并于1853年3月31日在《中國郵報》重新刊載。
其内容更加明确和完整地闡述了起義軍的觀點和原則。
而&ldquo赫密士&rdquo号的訪問更加證實了所有先前言論的真實性，我們遠征隊的紳士們受到了起義軍兄弟般的歡迎。
這一情況使這些描述變得生動逼真，但單憑陳述是無法讓大家理解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有一些想法。
在開始說這些想法之前，我覺得您可能會對起義軍基督教知識的淵源感興趣。
起義軍的領袖洪秀全，被稱為&ldquo太平王&rdquo，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并肩負着神聖的使命。
洪秀全是廣東省廣州地區花縣人。
1846年，洪秀全來到廣州一個傳教士的住處學習基督教教義，在這個傳教士的家裡住了幾個月，在這位傳教士的支持下，他每天都背誦《聖經》，接受《聖經》的教導。
當洪秀全見到這位傳教士的時候，交給了這位傳教士一篇文章。
在文中，洪秀全陳述他初次注意到基督教教義是接觸到了一本名為《勸世良言》的小冊子，那是幾年以前他正廣東參加科考的時候接觸到的。
小冊子中的基督教教義，尤其是世上隻有唯一的真神、耶稣是救世主、偶像崇拜是極其愚蠢的、衆人都應忏悔的内容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緊接着他就生了一場大病。
他去拜訪了這位居住在廣州的傳教士，并受到了這些基督教教義的指導。
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已經遺失。
在幾個月的教義指導之後，洪秀全接受了洗禮，但這位傳教士對洪秀全作為洗禮的對象并不十分認同。
這位傳教士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證據來表明洪秀全的信仰和悔意。
随後洪秀全離開廣東前往廣西。
洪秀全個子不高，但儀表堂堂，舉止得體。
他對中國文學有一定的造詣，但算不上非凡出衆。
洪秀全 1852年9月，一個和洪秀全同姓的年輕人去往香港。
他自稱是洪秀全的朋友，當然也是忠誠的基督教信徒。
這位姓洪的年輕人與一位香港牧師會面，并請求牧師為他洗禮。
據我所知，洪姓年輕人的這一請求并未得到滿足。
在洪姓年輕人與這位牧師的交流中，他交給牧師兩篇中文文章，其中一篇是關于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說明，另外一篇則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記錄，包括他和洪秀全最初如何開始布道和随之而來的迫害，以及1850年他們在廣西如何揭竿而起等一系列的事情。
在第一篇文章中，除了前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其餘所述和洪秀全在1846年和廣東那位傳教士交談的内容一樣，主要談了洪秀全從小治學，繼而成為才能卓越之人。
在洪秀全從廣東返回廣西之後，就開始了一邊從教，一邊布道的生活。
同時，洪秀全還編撰書籍講解基督教教義并勸誡世人信奉基督教。
随後，洪秀全遭到抵制。
再後來，洪秀全顯現神迹、預知未來、洞察神示。
在第二篇文章中，洪秀全談了自己的經曆。
他說自己是一位教書先生，在參加科考時得到了一本關于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
于是他開始學習基督教教義，并感受到了神示，很快就相信了這些教義，并徹底摒棄了對學堂裡孔夫子和家中所有神像的崇拜，同時勸誡家人及親朋都信奉基督教。
結果，有人開始信奉基督教，也有人予以抵制。
1846年，洪秀全辭去教職，與其他兩人在花縣走村串鄉地布道，宣講基督教教義。
随後，三人又輾轉至廣西。
在廣西，他們的布道宣講活動要比在廣東進展得更加順利。
他們多次在兩省之間來回穿梭。
隻要有百姓信奉基督教的地方，他們就會拆除廟觀，砸毀偶像。
起初，地方官員沒有幹擾他們的布道，并認為他們都是良善之輩，其宣講的教義也是勸人向善。
但後來當信衆數量激增時，地方官員借鎮壓叛亂之名，開始對他們加以迫害。
最後，洪秀全的那兩個朋友&mdash&mdash一個姓魯，另一個姓王&mdash&mdash都死于地方官員的殘酷迫害。
剛開始，他們并無意反抗朝廷；但受地方官員迫害和不公正裁決的刺激，1850年，上萬名百姓聚集在了一起，将布道者看作能夠保護他們的力量，并依附于布道者。
于是，布道者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百姓的領袖，并将百姓組織起來公開宣稱要推翻清政府。
我認為這些陳述大體上是真實的。
首先，洪秀全的這位朋友的記錄與六年前洪秀全親述的内容相符。
再者，他叙述的一些細節與發表在《澳門月報》第二十卷，第198頁到第199頁的一段譯文的叙述相互印證。
這段文字也證實了我上封信中所述，關于為數衆多的強匪在廣西出沒的事實。
他的這一叙述就對那些強匪轉化成起義者給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并沒有因這些起義軍公開承認上帝是唯一真神，并且笃信《聖經》而對他們産生好感，我隻能以最深的關切來看待這些情況，因為在這個異教國家的眼裡，我們的神聖宗教的性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妥協而形成的。
宇宙間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奧秘，不是凡人可以探知的。
上帝能制服人的惡和憤怒，以此成就上帝的榮耀及至聖的旨意。
救世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是人類得到拯救的必要條件，但這絲毫不能減輕那些&ldquo用邪惡的手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rdquo的人的可怕罪行。
上帝已經把他的聖言賜給我們做行為判斷的标準。
在這個标準裡面，沒有比這更明确的原則了，那就是我們不做壞事，好的事就可能發生。
我們可以不贊同它，也可以因别人贊同而不快。
在這一無可辯駁的标準下，我發現起義軍的原則和行為幾乎沒有什麼能令我滿意的。
相反，有許多事情是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的。
我無法坐視起義軍随意亵渎上帝，以及上帝的聖子救世主耶稣的聖名。
起義軍是一幫兇惡殘忍、破壞基督教傳統的強匪。
起義軍自稱是上帝的使者，帶着深深的憎惡與懊悔，宣稱上帝經常在戰場上出乎意料地給予他們幫助。
自稱受到上帝的委托，并且受到上帝神奇的幫助&hellip&hellip這些說法立刻給起義軍蓋上了冒名行騙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的印記。
所有這些記錄都印證了起義軍所做的聲明、宣言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說法。
在起義軍的宣言中列舉了洪水毀滅世界、以色列人從埃及獲救、主耶稣在猶太地道成肉身，這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三大插曲。
起義軍繼續寫道：&ldquo在後來的時代裡，上帝又一次表達了他的憤怒。
1837年，偉大的上帝派遣了一位使者，當上帝返回天國時，便委托使者去處死那夥惡魔。
上帝又派下天王統領帝國，拯救萬民；從1848年到1851年，偉大的上帝對那些被魔鬼纏身、災禍不斷的百姓表示出了極大的同情與憐憫；1851年3月，尊貴的主和偉大的皇帝出現了，就在同一年，救世主耶稣顯明了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神力，讓那些冥頑不靈的惡魔在激烈的戰鬥中一敗塗地。
&rdquo在&ldquo赫密士&rdquo号訪問南京的記錄中，對于起義軍如何奇迹般地從永安城脫身一事，起義軍說道：&ldquo我們的天父降臨了，并給我們指明了突圍的方向。
&rdquo關鍵問題是，1837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那位使者到底是誰，這一切我們都無從知曉；但第二篇文章确定無疑地指出洪秀全受到了神的委托去推翻清王朝，還說起義軍在完成這一神聖任務的過程中有如神助。
起義軍讀到上帝差遣以色列軍隊、洪秀全在上帝的幫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時，激動萬分。
起義軍似乎認為上帝和自己是完全一樣的，既然上帝在《聖經》中譴責了所有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那麼上帝定是樂見偶像崇拜的廟觀被暴力摧毀的。
他們帶着對上帝的熱忱，殘忍地殺害了佛教僧侶。
起義軍的靈魂和行為更像是彼列[15]的幫兇，而非耶稣的信徒。
但也許有些人會指出，起義軍嚴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晨禱和晚禱，不吸食鴉片，不使用淫穢的語言，以此證明自己不僅是在口頭上表示信仰這種宗教，而且在實際行為上和靈魂深處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深受&ldquo上帝與我同在&rdquo這一信條的影響。
但相比福音内在的恩典和精神，即&ldquo地上的平安，和人的善心&rdquo&ldquo對宿敵的愛心&rdquo&ldquo忍受迫害的耐心&rdquo，這些外在的表現和儀式，又算什麼呢？以果尋因，在這一場悲慘災禍的整個過程中，除了掠奪和苛求、流血和謀殺，還有什麼明顯的基督教内在特征呢？在很多情況下，這是對向往和平和不抵抗的百姓，以及朝廷官員和滿人最肆意殘忍的謀殺。
一聽到起義軍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了生活在廣西東北地區的男女老幼，廣東人心中仍然為之一顫。
起義軍在攻陷武昌、漢陽、漢口時屠殺的人數已無法精确統計。
有些文字記載，起義軍極其冷酷地親口表示，在攻陷南京時屠殺了約兩萬五千人。
如果隻是對外在形式的遵守，而沒有基督教精神相随，就不能被認為是基督徒。
美國摩門教冒名行騙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的曆史都顯示出了他們基督教的外在形式與儀程，摩門教教徒也自诩對《聖經》十分谙熟與恪守。
但約瑟夫·史密斯以亵渎神靈的方式自稱他是上帝的先知，并且能感知異象，創造奇迹；摩門教教徒詐騙存款，制造僞鈔，四處招搖撞騙，殺人放火，一邊宣揚精神伴侶學說，一邊又鼓吹一夫多妻制。
如果外國人的任何行為被清政府或人民理解為承認這些叛亂分子是基督教信徒，我将堅決反對。
如果起義軍被外國人如此認可和對待，我們令人崇拜的救世主就會被繼續塑造成堕落的上帝，我們神聖的宗教就會被塑造成堕落的宗教。
從上海來的外國教友派團到南京去，教授起義軍一些他們所信奉的教義精神，又有什麼好結果嗎？教導起義軍，耶稣的教義并沒有授權耶稣的追随者用武力抵抗迫害。
《聖經》并沒有命令他們用武力摧毀神像和異教徒的廟觀，更沒有讓他們肆意殺害僧侶。
上帝說，&ldquo要人歸順，不靠力量，也不靠權力，乃是靠我的精神&rdquo；我們戰争的武器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
彌賽亞的和平統治，得以遍布在這地上，乃是借着天國的福音傳給世人，而不是借着喧嘩的争戰和卷在血泊中的衣服。
您順從的奴仆 &ldquo保守者&rdquo 在我們看來，如果維多利亞主教過于樂觀，那麼這封信的作者就太絕望了。
從我們先前所讀到的關于起義軍的叙述來看，這些起義軍并不是&ldquo保守者&rdquo所描述的那些冷酷無情的人，也不是&ldquo保守者&rdquo所指控的那些濫殺無辜的人。
毫無疑問，起義軍對清軍的武裝力量表現得确實非常兇猛和血腥。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起義軍的殘酷是随着清軍而出現或消失的。
這封信的作者非常願意承認起義軍對《聖經》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承認起義軍相信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存在。
這是一個巨大的讓步，是一個堅實廣泛的達成共識的基礎。
與中國人相處的困難在于喚醒他們心中虔誠的感情。
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對宗教無動于衷，缺乏熱情。
儒家不信宗教信仰，不行宗教祭祀，不做宗教崇拜；儒家隻是制定了一套百姓道德體系和國家政治形态。
儒家的追随者變成了完全的唯物主義者。
那些無法認同儒家這種過于直接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轉而投向了佛教或其他偶像崇拜的宗教。
然而，這些偶像崇拜者對構建一個萬衆一心的民族總是表現得漫不經心，或者隻是強迫自己走上改革和政治重建的道路。
為了産生這種效果，一種新的宗教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兩位先生更傾向于這種認識&mdash&mdash這種新的宗教元素本質上是新教。
我們已經看到維多利亞主教說，起義軍首領宣稱信仰新教。
然而，其他人則認為，在這些首領所宣稱的基本信仰中，既有天主教教義，也有猶太教教義。
我們無法确定這一點[16]，但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經過改革的教會的教義對起義軍的影響最大。
我們自己的傳教士多年來一直忙于翻譯、印刷和分發《聖經》、宗教教義和其他表現自己信仰和教義的作品。
美國傳教士在某些方面表現得過于積極。
這兩個同源宗教國家的許多傳教士，在中國旅行了很多次，與大量當地人建立了親密的關系，當然也讓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基督教。
這些傳教士一定會大聲疾呼，反對偶像崇拜的荒謬和罪惡，反對佛教寺廟和寶塔中崇拜的粗俗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滿人都是佛教徒，而他們的信仰被大多數有學識的中國人所鄙視，隻有一部分中國人随滿人共同信仰佛教。
天主教教會的一些儀式，特别是在遙遠的東方國家所實行的儀式，與佛教徒的儀式極其相似，因此起義者對天主教教會十分反感。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承認，和新教相比，近年來，天主教在中國一直缺乏活力。
堅定的擁護者所提出的政治原則似乎是根據英國或英美的精神構想出來的，而不是從天主教的教義中産生的，更不用提美國人對共和制和政治的熱情了。
我們自己的一些傳教士就是由于熱愛自由、厭惡一切專制和暴政而激動不安的。
我們重申，如果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政治改革的渴望，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傳播基督教。
也許最早參與起義的人&mdash&mdash根據&ldquo保守者&rdquo所斷言&mdash&mdash當中有一些隻不過是打家劫舍的強盜，他們是由于官吏的殘酷壓迫，加上清政府的無能、暴政，才變成這樣的，但不可否認，甚至不可懷疑的是，這些隊伍中很快就加入了性格迥異、條件千差萬别的各路人馬。
沿途各省的百姓都對起義軍充滿同情，從而使他們前往南京的道路變成一條坦途。
有幾個事實值得特别注意：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在與朝廷的談判中，得到了一份莊嚴的聲明：英國人、法蘭西人、葡萄牙人的宗教活動都将受到保護。
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督教的一切形式在目前對外國人開放的五個港口城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在這些港口中，外國的影響由來已久，并且十分盛行。
我們之前從英國首相約翰·羅素那裡得到了一份聲明：不應殘害當地的基督教教徒，因為這種宗教主要是宣揚美德和勸阻邪惡。
約翰·羅素首相宣稱，他不理解不同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儀式之間的區别，但品行端正的中國人決不應該因他們的宗教而受到懲罰。
早在1845年，一個名叫羅伯特·福瓊的傳教士就在上海定居下來，喬裝打扮成當地人，從吳淞取道去到内地。
上海總督默許了這次探險，最後這位勇敢、認真的傳教士安全返回了海岸。
這位羅伯特·福瓊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他跨越清帝國大部分疆域時所帶的裝備。
當時羅伯特·福瓊身穿中國人的服裝，漢語非常蹩腳。
而現在，不少英國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都非常精通漢語，因此他們可以直接與當地人交流，甚至可以用漢語布道。
約翰·羅素 關于&ldquo保守者&rdquo指出起義軍不會是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教徒，因為他們發動戰争，制造流血的推論，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從誕生之初，從來沒有在短期内改變過一個民族的整體特征。
英國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後都進行過戰争，并且在基督教教義已經灌輸給他們很多年之後，在基督教教堂遍布他們國土很多年之後，仍然發動了激烈殘酷的戰争。
緊跟宗教改革的便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戰争，在這些戰争中，很難說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誰更溫和、誰更仁慈。
基督精神的傳播在歐洲一度發展緩慢。
即使在今天，我們還遠沒有達到精神的充實和純潔。
查看最近的一份年刊，或最新的一份報紙，或近一周的記錄，或對歐洲實際情況大緻了解一下&mdash&mdash戰火可能會在歐洲重燃，都會找到證明這一點的充分證據。
我們承認，我們堅定一種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純潔信仰的種子已經播撒在中國的大地上了，盡管尚不完美，但我們已能預見偉大而美好的果實。
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人已經覺醒了。
他們如今的任何舉動都要比長期的昏睡無為強得多。
中國人的處境、中國人的政府、中國人的無宗教信仰，都是那麼糟糕，幾乎任何的改變對他們都肯定是向好的。
這場起義至少為這個國家帶來了些許的活力。
我們将不再去猜測這些棘手的問題。
幾個月後，也可能是幾個星期後，我們就會掌握實情。
第5節 清政府名存實亡 我們從鹹豐皇帝自1852年3月底頒布的诏令中搜集了幾個事件。
在得知南京淪陷之前，鹹豐皇帝就下诏革去陸建瀛的兩江總督職務，并将他作為欽差大臣的印章轉交給南京滿人将軍祥厚，由祥厚奉命将其押送到京城接受懲處。
兩江總督陸建瀛與江西巡撫楊文定向來不和，當南京危急之時，他們不僅不采取統一行動，也不配合祥厚采取有效防禦。
陸建瀛嚴令楊文定守城不出，但楊文定還是以保護蘇州為借口，将大營遷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鎮江。
而此時，陸建瀛已經抵達南京城内。
由于楊文定不服調遣，從而為起義軍奪取靖江和安慶提供了便利，而這兩個地方是楊文定特别奉命保衛的。
祥厚會同其他同僚向朝廷寄出一份奏折，痛斥陸建瀛與楊文定誤國誤民的不當之舉。
随後，二人都被剝奪官銜和公職，楊文定仍被留用。
此時，朝廷命令楊文定駐守鎮江，絕不能再退守蘇州。
但在楊文定還沒有接到這一軍令的時候，南京已經失陷。
有消息說，陸建瀛已自盡身亡。
在被起義軍攻陷的安慶（安徽省省城）、武昌（湖北省省城）及漢陽，各級官員無一例外，要麼死于和起義軍的戰鬥，要麼自殺成仁，并且全家老幼，主仆、親眷共同赴死的情況屢見不鮮。
鹹豐皇帝下令建立廟宇來紀念慷慨就義的官員，并為這些官員的追随者修建附屬的神龛。
在殉難的省級大員中就有湖北巡撫常大淳、安徽巡撫蔣文慶。
九江的傷亡情況還未統計完畢，但江西巡撫言辭激烈地譴責一些官員在被俘時的行為有失身份。
在安慶，起義軍除了在倉庫中發現大量糧米，還在藩庫中發現三十萬兩白銀。
湖廣總督程矞采被降級留用。
起義軍攻陷武昌時，程矞采恰巧不在城内，躲過一劫，沒有落得像陸建瀛、徐廣缙等那樣的下場。
然而，程矞采的家眷還在武昌城内，他們有可能會命喪黃泉，有可能自此跟程矞采天各一方。
程矞采無法得知家眷的任何音訊。
由于程矞采極度悲痛，又無心公事，且在目前狀态下對時局毫無作用，盡管有人指責程矞采在國家存亡危難之際私念過重，但新上任的湖北巡撫還是叩請鹹豐皇帝準許這位老者告假，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的蹤迹。
清代的安慶 自清朝立國以來的曆次動亂中，還沒有一個整座城市，更不用說一個省的省城落入起義軍之手。
因此，1853年2月26日，起義軍攻占湖北省省城武昌，使這場運動有了新的特點，極大地鼓舞了起義軍。
在随後的快速推進中，起義軍占領了其他兩座省城安慶和南京，這似乎為他們最終的成功提供了一個相當肯定的先兆。
鹹豐皇帝窮盡各種辦法連一個兵勇都招募不到了，而天德和他的五位王像變戲法似的就能快速地組建起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
雖然各路起義軍在不同的地點同時行動，但起義軍就像是由南京的一位主帥号令指揮似的，行動非常統一。
作為五個開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廈門，受到攻擊并最終陷落。
1853年5月14日，清廷通知英國領事，說大約有三千五百名叛亂分子正在朝我們逼近，并向漳
沃爾特·亨利·麥赫斯博士是最早的研究中國的學者。
我們希望，在這種特殊的緊急情況下，不要實施領事限制來阻止沃爾特·亨利·麥赫斯博士的行程。
我們英國國家教會必須進一步做好充分利用這次危機的準備。
我們在上海、甯波、福州的傳教士應該設法增加對當地方言和官話的了解。
傳教士們應該做好準備，利用可能在不久的将來取消邊界規定方面的限制這一機會。
英國領事官員認為，根據這些限制，他們現在必須與中國官員合作，防止我們進入内地。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來自歐洲的新的人員補充。
這些人員必須是身強力壯、富有學識、甘于奉獻的年輕人，或者年富力強的中年人。
如果不具備學習一門陌生且複雜的語言的能力，何談來這裡花費時間和精力去學習清帝國所有官員所使用的官話。
所有傳教士都必須做好準備，以博愛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準備好去往上帝指引的地方。
上帝會表明傳教士們今後在哪些地方将是最具影響力、最能發揮作用的。
教會傳教士協會無疑會重新煥發出強大的吸引力&mdash&mdash盡管長期以來這種吸引力有限&mdash&mdash它将在這片大有作為之地鞏固自己的基礎，擴大自己的影響範圍。
我最近拜訪過國外福音傳播協會在印度的一些教會，我懇請這些姐妹團體重新煥發年輕活力，并将這一壯觀的場面展示給中國的百姓。
就像我在廷尼維裡有幸目睹的一樣，來自我們教會兩個協會的傳教士為了一個目标共同努力，在精神和信仰的統一中，為同一個精神王國而奮鬥。
我為傳教士們提供聖保羅書院的設施，提供首次的接待和籌備。
這些傳教士很快就要前往北方，我也将随他們而去。
我不會讓傳教士們去那些我不願陪他們去的地方。
我們做好了與家人分别、與國内失去聯系的準備。
我們雖已有妻子兒女，但我們已經做好了失去這一切的準備。
目前我們尚無行動，隻能做一些計劃安排，但我們必須立刻派人來這裡，學習這裡的語言，為今後的戰鬥做準備。
因為行之有效的辦法，就快要出現在我們面前了。
最重要的是，如果英國，尤其是英國的教會，基督的使節，拒絕成為這些東方帝國中十字架的傳令官&mdash&mdash因為現在有三個帝國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勢力面前動蕩不安&mdash&mdash曆史将記錄下這個令人沮喪的事實。
就像西班牙、葡萄牙與荷蘭，它們每個國家都曾享受過在東方海域短暫的霸權和帝國全盛之日，然後又變得無足輕重并最終走向衰敗。
因此，揮舞着強大的海洋權杖、統治着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的英國，如果不把自己的才能奉獻給基督，隻打算無恥地自我膨脹和發家緻富，隻能從高貴的寶座上摔下來，蒙受應得的奇恥大辱。
尊敬的閣下，我的心中思緒萬千，感謝您作為我的大主教能夠懷着憐憫之心聆聽我的傾訴；在這個可能成為英國黃金機會的緊急時刻，通過你向國内教會吹響呼籲的号角。
閣下最順從的、深情的、心懷感激的仆人 喬治·史密斯 于維多利亞 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本傑明·霍布森博士是不會得出這些結論的，而且對于獲得準确的信息，他無疑處于最有利的地位。
然而，本傑明·霍布森博士對基督教熱忱和他最強烈的願望可能使他過于輕信、過于樂觀。
有人寫了一封信給英漢報紙編輯，所表達的觀點與有着高貴出身的本傑明·霍布森博士有些背道而馳。
為了能公正地呈現雙方所表達的内容，我們将信的全文引述如下： 起義軍的宗教特征&mdash&mdash寫給《中國郵報》的編輯 編輯先生： 英國皇家汽輪&ldquo赫密士&rdquo号對南京的訪問開啟了我們對目前在中國上演的這出氣勢磅礴的大戲的全新的認識。
在一些人看來，這似乎是對起義軍新的投資，似乎是起義軍對外國人的同情和支持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這一情報并不是什麼新聞，因為幾乎就在起義軍起事之初，就已衆所周知并明示于天下。
起義軍的名号為&ldquo拜上帝會&rdquo，起義軍拆除廟觀，破壞偶像，由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簽發的公告刊登在了《華北先驅周報》[14]上，并于1853年3月31日在《中國郵報》重新刊載。
其内容更加明确和完整地闡述了起義軍的觀點和原則。
而&ldquo赫密士&rdquo号的訪問更加證實了所有先前言論的真實性，我們遠征隊的紳士們受到了起義軍兄弟般的歡迎。
這一情況使這些描述變得生動逼真，但單憑陳述是無法讓大家理解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有一些想法。
在開始說這些想法之前，我覺得您可能會對起義軍基督教知識的淵源感興趣。
起義軍的領袖洪秀全，被稱為&ldquo太平王&rdquo，他有着非凡的身世并肩負着神聖的使命。
洪秀全是廣東省廣州地區花縣人。
1846年，洪秀全來到廣州一個傳教士的住處學習基督教教義，在這個傳教士的家裡住了幾個月，在這位傳教士的支持下，他每天都背誦《聖經》，接受《聖經》的教導。
當洪秀全見到這位傳教士的時候，交給了這位傳教士一篇文章。
在文中，洪秀全陳述他初次注意到基督教教義是接觸到了一本名為《勸世良言》的小冊子，那是幾年以前他正廣東參加科考的時候接觸到的。
小冊子中的基督教教義，尤其是世上隻有唯一的真神、耶稣是救世主、偶像崇拜是極其愚蠢的、衆人都應忏悔的内容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緊接着他就生了一場大病。
他去拜訪了這位居住在廣州的傳教士，并受到了這些基督教教義的指導。
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已經遺失。
在幾個月的教義指導之後，洪秀全接受了洗禮，但這位傳教士對洪秀全作為洗禮的對象并不十分認同。
這位傳教士希望得到更明确的證據來表明洪秀全的信仰和悔意。
随後洪秀全離開廣東前往廣西。
洪秀全個子不高，但儀表堂堂，舉止得體。
他對中國文學有一定的造詣，但算不上非凡出衆。
洪秀全 1852年9月，一個和洪秀全同姓的年輕人去往香港。
他自稱是洪秀全的朋友，當然也是忠誠的基督教信徒。
這位姓洪的年輕人與一位香港牧師會面，并請求牧師為他洗禮。
據我所知，洪姓年輕人的這一請求并未得到滿足。
在洪姓年輕人與這位牧師的交流中，他交給牧師兩篇中文文章，其中一篇是關于洪秀全信奉基督教的說明，另外一篇則是他自己所做的一些記錄，包括他和洪秀全最初如何開始布道和随之而來的迫害，以及1850年他們在廣西如何揭竿而起等一系列的事情。
在第一篇文章中，除了前面特别提到的事情，其餘所述和洪秀全在1846年和廣東那位傳教士交談的内容一樣，主要談了洪秀全從小治學，繼而成為才能卓越之人。
在洪秀全從廣東返回廣西之後，就開始了一邊從教，一邊布道的生活。
同時，洪秀全還編撰書籍講解基督教教義并勸誡世人信奉基督教。
随後，洪秀全遭到抵制。
再後來，洪秀全顯現神迹、預知未來、洞察神示。
在第二篇文章中，洪秀全談了自己的經曆。
他說自己是一位教書先生，在參加科考時得到了一本關于基督教教義的小冊子。
于是他開始學習基督教教義，并感受到了神示，很快就相信了這些教義，并徹底摒棄了對學堂裡孔夫子和家中所有神像的崇拜，同時勸誡家人及親朋都信奉基督教。
結果，有人開始信奉基督教，也有人予以抵制。
1846年，洪秀全辭去教職，與其他兩人在花縣走村串鄉地布道，宣講基督教教義。
随後，三人又輾轉至廣西。
在廣西，他們的布道宣講活動要比在廣東進展得更加順利。
他們多次在兩省之間來回穿梭。
隻要有百姓信奉基督教的地方，他們就會拆除廟觀，砸毀偶像。
起初，地方官員沒有幹擾他們的布道，并認為他們都是良善之輩，其宣講的教義也是勸人向善。
但後來當信衆數量激增時，地方官員借鎮壓叛亂之名，開始對他們加以迫害。
最後，洪秀全的那兩個朋友&mdash&mdash一個姓魯，另一個姓王&mdash&mdash都死于地方官員的殘酷迫害。
剛開始，他們并無意反抗朝廷；但受地方官員迫害和不公正裁決的刺激，1850年，上萬名百姓聚集在了一起，将布道者看作能夠保護他們的力量，并依附于布道者。
于是，布道者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百姓的領袖，并将百姓組織起來公開宣稱要推翻清政府。
我認為這些陳述大體上是真實的。
首先，洪秀全的這位朋友的記錄與六年前洪秀全親述的内容相符。
再者，他叙述的一些細節與發表在《澳門月報》第二十卷，第198頁到第199頁的一段譯文的叙述相互印證。
這段文字也證實了我上封信中所述，關于為數衆多的強匪在廣西出沒的事實。
他的這一叙述就對那些強匪轉化成起義者給出了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并沒有因這些起義軍公開承認上帝是唯一真神，并且笃信《聖經》而對他們産生好感，我隻能以最深的關切來看待這些情況，因為在這個異教國家的眼裡，我們的神聖宗教的性質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妥協而形成的。
宇宙間無所不知的上帝的奧秘，不是凡人可以探知的。
上帝能制服人的惡和憤怒，以此成就上帝的榮耀及至聖的旨意。
救世主耶稣的痛苦和死亡是人類得到拯救的必要條件，但這絲毫不能減輕那些&ldquo用邪惡的手把榮耀的主釘在十字架上&rdquo的人的可怕罪行。
上帝已經把他的聖言賜給我們做行為判斷的标準。
在這個标準裡面，沒有比這更明确的原則了，那就是我們不做壞事，好的事就可能發生。
我們可以不贊同它，也可以因别人贊同而不快。
在這一無可辯駁的标準下，我發現起義軍的原則和行為幾乎沒有什麼能令我滿意的。
相反，有許多事情是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譴責的。
我無法坐視起義軍随意亵渎上帝，以及上帝的聖子救世主耶稣的聖名。
起義軍是一幫兇惡殘忍、破壞基督教傳統的強匪。
起義軍自稱是上帝的使者，帶着深深的憎惡與懊悔，宣稱上帝經常在戰場上出乎意料地給予他們幫助。
自稱受到上帝的委托，并且受到上帝神奇的幫助&hellip&hellip這些說法立刻給起義軍蓋上了冒名行騙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的印記。
所有這些記錄都印證了起義軍所做的聲明、宣言是為了維護他們自己的說法。
在起義軍的宣言中列舉了洪水毀滅世界、以色列人從埃及獲救、主耶稣在猶太地道成肉身，這是上帝在俗世中的三大插曲。
起義軍繼續寫道：&ldquo在後來的時代裡，上帝又一次表達了他的憤怒。
1837年，偉大的上帝派遣了一位使者，當上帝返回天國時，便委托使者去處死那夥惡魔。
上帝又派下天王統領帝國，拯救萬民；從1848年到1851年，偉大的上帝對那些被魔鬼纏身、災禍不斷的百姓表示出了極大的同情與憐憫；1851年3月，尊貴的主和偉大的皇帝出現了，就在同一年，救世主耶稣顯明了自己的身份，施展自己的神力，讓那些冥頑不靈的惡魔在激烈的戰鬥中一敗塗地。
&rdquo在&ldquo赫密士&rdquo号訪問南京的記錄中，對于起義軍如何奇迹般地從永安城脫身一事，起義軍說道：&ldquo我們的天父降臨了，并給我們指明了突圍的方向。
&rdquo關鍵問題是，1837年究竟發生了什麼，那位使者到底是誰，這一切我們都無從知曉；但第二篇文章确定無疑地指出洪秀全受到了神的委托去推翻清王朝，還說起義軍在完成這一神聖任務的過程中有如神助。
起義軍讀到上帝差遣以色列軍隊、洪秀全在上帝的幫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時，激動萬分。
起義軍似乎認為上帝和自己是完全一樣的，既然上帝在《聖經》中譴責了所有的偶像和偶像崇拜，那麼上帝定是樂見偶像崇拜的廟觀被暴力摧毀的。
他們帶着對上帝的熱忱，殘忍地殺害了佛教僧侶。
起義軍的靈魂和行為更像是彼列[15]的幫兇，而非耶稣的信徒。
但也許有些人會指出，起義軍嚴格遵守基督教安息日、晨禱和晚禱，不吸食鴉片，不使用淫穢的語言，以此證明自己不僅是在口頭上表示信仰這種宗教，而且在實際行為上和靈魂深處都是真正的基督教信徒，深受&ldquo上帝與我同在&rdquo這一信條的影響。
但相比福音内在的恩典和精神，即&ldquo地上的平安，和人的善心&rdquo&ldquo對宿敵的愛心&rdquo&ldquo忍受迫害的耐心&rdquo，這些外在的表現和儀式，又算什麼呢？以果尋因，在這一場悲慘災禍的整個過程中，除了掠奪和苛求、流血和謀殺，還有什麼明顯的基督教内在特征呢？在很多情況下，這是對向往和平和不抵抗的百姓，以及朝廷官員和滿人最肆意殘忍的謀殺。
一聽到起義軍不分青紅皂白地屠殺了生活在廣西東北地區的男女老幼，廣東人心中仍然為之一顫。
起義軍在攻陷武昌、漢陽、漢口時屠殺的人數已無法精确統計。
有些文字記載，起義軍極其冷酷地親口表示，在攻陷南京時屠殺了約兩萬五千人。
如果隻是對外在形式的遵守，而沒有基督教精神相随，就不能被認為是基督徒。
美國摩門教冒名行騙者和宗教狂熱分子的曆史都顯示出了他們基督教的外在形式與儀程，摩門教教徒也自诩對《聖經》十分谙熟與恪守。
但約瑟夫·史密斯以亵渎神靈的方式自稱他是上帝的先知，并且能感知異象，創造奇迹；摩門教教徒詐騙存款，制造僞鈔，四處招搖撞騙，殺人放火，一邊宣揚精神伴侶學說，一邊又鼓吹一夫多妻制。
如果外國人的任何行為被清政府或人民理解為承認這些叛亂分子是基督教信徒，我将堅決反對。
如果起義軍被外國人如此認可和對待，我們令人崇拜的救世主就會被繼續塑造成堕落的上帝，我們神聖的宗教就會被塑造成堕落的宗教。
從上海來的外國教友派團到南京去，教授起義軍一些他們所信奉的教義精神，又有什麼好結果嗎？教導起義軍，耶稣的教義并沒有授權耶稣的追随者用武力抵抗迫害。
《聖經》并沒有命令他們用武力摧毀神像和異教徒的廟觀，更沒有讓他們肆意殺害僧侶。
上帝說，&ldquo要人歸順，不靠力量，也不靠權力，乃是靠我的精神&rdquo；我們戰争的武器不是物質的，而是精神的。
彌賽亞的和平統治，得以遍布在這地上，乃是借着天國的福音傳給世人，而不是借着喧嘩的争戰和卷在血泊中的衣服。
您順從的奴仆 &ldquo保守者&rdquo 在我們看來，如果維多利亞主教過于樂觀，那麼這封信的作者就太絕望了。
從我們先前所讀到的關于起義軍的叙述來看，這些起義軍并不是&ldquo保守者&rdquo所描述的那些冷酷無情的人，也不是&ldquo保守者&rdquo所指控的那些濫殺無辜的人。
毫無疑問，起義軍對清軍的武裝力量表現得确實非常兇猛和血腥。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起義軍的殘酷是随着清軍而出現或消失的。
這封信的作者非常願意承認起義軍對《聖經》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承認起義軍相信至高無上的上帝的存在。
這是一個巨大的讓步，是一個堅實廣泛的達成共識的基礎。
與中國人相處的困難在于喚醒他們心中虔誠的感情。
到目前為止，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對宗教無動于衷，缺乏熱情。
儒家不信宗教信仰，不行宗教祭祀，不做宗教崇拜；儒家隻是制定了一套百姓道德體系和國家政治形态。
儒家的追随者變成了完全的唯物主義者。
那些無法認同儒家這種過于直接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轉而投向了佛教或其他偶像崇拜的宗教。
然而，這些偶像崇拜者對構建一個萬衆一心的民族總是表現得漫不經心，或者隻是強迫自己走上改革和政治重建的道路。
為了産生這種效果，一種新的宗教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兩位先生更傾向于這種認識&mdash&mdash這種新的宗教元素本質上是新教。
我們已經看到維多利亞主教說，起義軍首領宣稱信仰新教。
然而，其他人則認為，在這些首領所宣稱的基本信仰中，既有天主教教義，也有猶太教教義。
我們無法确定這一點[16]，但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經過改革的教會的教義對起義軍的影響最大。
我們自己的傳教士多年來一直忙于翻譯、印刷和分發《聖經》、宗教教義和其他表現自己信仰和教義的作品。
美國傳教士在某些方面表現得過于積極。
這兩個同源宗教國家的許多傳教士，在中國旅行了很多次，與大量當地人建立了親密的關系，當然也讓其中的一些人加入了基督教。
這些傳教士一定會大聲疾呼，反對偶像崇拜的荒謬和罪惡，反對佛教寺廟和寶塔中崇拜的粗俗的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滿人都是佛教徒，而他們的信仰被大多數有學識的中國人所鄙視，隻有一部分中國人随滿人共同信仰佛教。
天主教教會的一些儀式，特别是在遙遠的東方國家所實行的儀式，與佛教徒的儀式極其相似，因此起義者對天主教教會十分反感。
約瑟夫·瑪利·加略利和伊萬·梅爾奇奧承認，和新教相比，近年來，天主教在中國一直缺乏活力。
堅定的擁護者所提出的政治原則似乎是根據英國或英美的精神構想出來的，而不是從天主教的教義中産生的，更不用提美國人對共和制和政治的熱情了。
我們自己的一些傳教士就是由于熱愛自由、厭惡一切專制和暴政而激動不安的。
我們重申，如果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和對政治改革的渴望，我們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傳播基督教。
也許最早參與起義的人&mdash&mdash根據&ldquo保守者&rdquo所斷言&mdash&mdash當中有一些隻不過是打家劫舍的強盜，他們是由于官吏的殘酷壓迫，加上清政府的無能、暴政，才變成這樣的，但不可否認，甚至不可懷疑的是，這些隊伍中很快就加入了性格迥異、條件千差萬别的各路人馬。
沿途各省的百姓都對起義軍充滿同情，從而使他們前往南京的道路變成一條坦途。
有幾個事實值得特别注意：約翰·弗朗西斯·戴維斯在與朝廷的談判中，得到了一份莊嚴的聲明：英國人、法蘭西人、葡萄牙人的宗教活動都将受到保護。
幾年來的經驗證明，基督教的一切形式在目前對外國人開放的五個港口城市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
在這些港口中，外國的影響由來已久，并且十分盛行。
我們之前從英國首相約翰·羅素那裡得到了一份聲明：不應殘害當地的基督教教徒，因為這種宗教主要是宣揚美德和勸阻邪惡。
約翰·羅素首相宣稱，他不理解不同基督教國家的宗教儀式之間的區别，但品行端正的中國人決不應該因他們的宗教而受到懲罰。
早在1845年，一個名叫羅伯特·福瓊的傳教士就在上海定居下來，喬裝打扮成當地人，從吳淞取道去到内地。
上海總督默許了這次探險，最後這位勇敢、認真的傳教士安全返回了海岸。
這位羅伯特·福瓊先生向我們展示了他跨越清帝國大部分疆域時所帶的裝備。
當時羅伯特·福瓊身穿中國人的服裝，漢語非常蹩腳。
而現在，不少英國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都非常精通漢語，因此他們可以直接與當地人交流，甚至可以用漢語布道。
約翰·羅素 關于&ldquo保守者&rdquo指出起義軍不會是任何形式的基督教教徒，因為他們發動戰争，制造流血的推論，我們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從誕生之初，從來沒有在短期内改變過一個民族的整體特征。
英國人、法蘭西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後都進行過戰争，并且在基督教教義已經灌輸給他們很多年之後，在基督教教堂遍布他們國土很多年之後，仍然發動了激烈殘酷的戰争。
緊跟宗教改革的便是一場曠日持久的血腥戰争，在這些戰争中，很難說新教徒和天主教教徒誰更溫和、誰更仁慈。
基督精神的傳播在歐洲一度發展緩慢。
即使在今天，我們還遠沒有達到精神的充實和純潔。
查看最近的一份年刊，或最新的一份報紙，或近一周的記錄，或對歐洲實際情況大緻了解一下&mdash&mdash戰火可能會在歐洲重燃，都會找到證明這一點的充分證據。
我們承認，我們堅定一種信念或希望，那就是純潔信仰的種子已經播撒在中國的大地上了，盡管尚不完美，但我們已能預見偉大而美好的果實。
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中國人已經覺醒了。
他們如今的任何舉動都要比長期的昏睡無為強得多。
中國人的處境、中國人的政府、中國人的無宗教信仰，都是那麼糟糕，幾乎任何的改變對他們都肯定是向好的。
這場起義至少為這個國家帶來了些許的活力。
我們将不再去猜測這些棘手的問題。
幾個月後，也可能是幾個星期後，我們就會掌握實情。
第5節 清政府名存實亡 我們從鹹豐皇帝自1852年3月底頒布的诏令中搜集了幾個事件。
在得知南京淪陷之前，鹹豐皇帝就下诏革去陸建瀛的兩江總督職務，并将他作為欽差大臣的印章轉交給南京滿人将軍祥厚，由祥厚奉命将其押送到京城接受懲處。
兩江總督陸建瀛與江西巡撫楊文定向來不和，當南京危急之時，他們不僅不采取統一行動，也不配合祥厚采取有效防禦。
陸建瀛嚴令楊文定守城不出，但楊文定還是以保護蘇州為借口，将大營遷至地理位置更重要的鎮江。
而此時，陸建瀛已經抵達南京城内。
由于楊文定不服調遣，從而為起義軍奪取靖江和安慶提供了便利，而這兩個地方是楊文定特别奉命保衛的。
祥厚會同其他同僚向朝廷寄出一份奏折，痛斥陸建瀛與楊文定誤國誤民的不當之舉。
随後，二人都被剝奪官銜和公職，楊文定仍被留用。
此時，朝廷命令楊文定駐守鎮江，絕不能再退守蘇州。
但在楊文定還沒有接到這一軍令的時候，南京已經失陷。
有消息說，陸建瀛已自盡身亡。
在被起義軍攻陷的安慶（安徽省省城）、武昌（湖北省省城）及漢陽，各級官員無一例外，要麼死于和起義軍的戰鬥，要麼自殺成仁，并且全家老幼，主仆、親眷共同赴死的情況屢見不鮮。
鹹豐皇帝下令建立廟宇來紀念慷慨就義的官員，并為這些官員的追随者修建附屬的神龛。
在殉難的省級大員中就有湖北巡撫常大淳、安徽巡撫蔣文慶。
九江的傷亡情況還未統計完畢，但江西巡撫言辭激烈地譴責一些官員在被俘時的行為有失身份。
在安慶，起義軍除了在倉庫中發現大量糧米，還在藩庫中發現三十萬兩白銀。
湖廣總督程矞采被降級留用。
起義軍攻陷武昌時，程矞采恰巧不在城内，躲過一劫，沒有落得像陸建瀛、徐廣缙等那樣的下場。
然而，程矞采的家眷還在武昌城内，他們有可能會命喪黃泉，有可能自此跟程矞采天各一方。
程矞采無法得知家眷的任何音訊。
由于程矞采極度悲痛，又無心公事，且在目前狀态下對時局毫無作用，盡管有人指責程矞采在國家存亡危難之際私念過重，但新上任的湖北巡撫還是叩請鹹豐皇帝準許這位老者告假，希望他能找到家人的蹤迹。
清代的安慶 自清朝立國以來的曆次動亂中，還沒有一個整座城市，更不用說一個省的省城落入起義軍之手。
因此，1853年2月26日，起義軍攻占湖北省省城武昌，使這場運動有了新的特點，極大地鼓舞了起義軍。
在随後的快速推進中，起義軍占領了其他兩座省城安慶和南京，這似乎為他們最終的成功提供了一個相當肯定的先兆。
鹹豐皇帝窮盡各種辦法連一個兵勇都招募不到了，而天德和他的五位王像變戲法似的就能快速地組建起一支數量龐大的軍隊。
雖然各路起義軍在不同的地點同時行動，但起義軍就像是由南京的一位主帥号令指揮似的，行動非常統一。
作為五個開放港口城市之一的廈門，受到攻擊并最終陷落。
1853年5月14日，清廷通知英國領事，說大約有三千五百名叛亂分子正在朝我們逼近，并向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