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死病與曆史走向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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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曆史背景以及因為教衆大量死亡，教士們所得收益已然無多，我們不能苛責這些教士。
要知道，教士們要求提高俸金，毫無疑問是教士數量銳減的結果。
但當時，就像國王試圖阻止勞工們要求提高工資那樣，國王、議會、大主教和主教都試圖制止教士們提出俸金方面的要求。
伊斯利普大主教在緻主教們的信中提到，這種&ldquo不加約束的貪婪&rdquo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除非&ldquo世間已無仁愛&rdquo。
大主教寫道，&ldquo人們向我抱怨，并且經驗&mdash&mdash世間最好的老師&mdash&mdash告訴我，劫後餘生的神父們并不覺得自己是因為上帝的旨意才得以躲過大瘟疫幸存下來，并不覺得履行自己肩負的職責是為了上帝的子民，是為了公共福祉&rdquo，這些神父和勞工們一樣，因為貪婪，完全不顧助理神父所肩負的重擔，占據了更多有利可圖的職位，并索要更多的俸金。
此事若不馬上制止，那麼&ldquo主教區乃至整個教省的許多甚至大部分教堂、堂區教堂、小禮拜堂等将沒有神父來執掌&rdquo。
于是，大主教要求不能任用那些要求提升俸金的神父，并且教士們必須以原來的俸金來主持日常教務。
此時，教俗兩界都試圖以法律來壓制人們的自由，但最後卻導緻教士們更加接近人民，與人民同舟共濟，争取自由。
教士的缺乏從某種程度上導緻了兼任聖職現象的泛濫。
如果不考慮物色合适幹練的人來擔任教會重要職務、履行教會重要職責是如何困難重重，那麼人們就很難理解此時為什麼會有大量聖職是兼任的。
比如，大瘟疫後的1361年懷特姆的威廉進入教會，身兼數職。
該現象可以解釋當時兼任聖職的現象如此普遍的原因。
在當時的情況下，訓練有素、勝任繁重教務的人因受瘟疫的影響而缺乏，于是聖職不得不由高級教士來兼任。
瘟疫過後，盡管英格蘭教會困難重重，但有足夠證據表明，教會的管理者們孜孜不倦，盡量使教務回到正軌。
當時，教會将聖職授予許多虔誠的宗教社團，将更多的自由慷慨地賦予諸教堂。
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本書已經多次提到。
瘟疫結束後，各級教士都很難招募到新人。
修道院無法從瘟疫所造成的災難中恢複過來。
除此之外，主要因修道院佃農死亡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突然變化，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削弱了修道院的經濟地位。
于是，修道院本身尚且左支右绌，根本無力他顧了。
上文列舉的種種事實，充分說明了在瘟疫期間修道院的人口大量減少，這裡可再加一例。
1235年，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有大約一百名修士。
1349年瘟疫中，修道院院長及大約四十七名修士同時死亡，随後又有一名修士死于坎特伯雷，當時該修士正在陪新當選的院長赴羅馬教廷拜谒的路上。
假定瘟疫爆發前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數量和1235年相同，那麼此時該修道院最多有五十一名修士。
1396年，六十名修士參加了一次選舉，因為這次參加選舉的修士中包括九名小修道院院長，由此可以看出，該修道院實際上僅餘五十一名修士。
1452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八名修士。
近一個世紀後，該修道院解散，修士的數量減少到了三十九人。
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的情況與聖奧爾本斯修道院一般無二，因為瘟疫襲擊而修士驟減。
加之，瘟疫對全國人口的影響，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修士數量多年都不能回升到原來的水平。
無論從哪方面講，地處英格蘭西部的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一直以來都被視為英格蘭最重要的本笃會修道院。
假設該修道院全盛時期有大約一百名修士，這種假設沒有誇張。
但根據補助金卷檔記載，1377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五名修士。
1456年，修士的數量增加到四十八人，該修道院被解散時，修士的數量大約也是四十八人。
瘟疫對巴斯修道院修士數量造成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這裡不再贅述。
毫無疑問，這場災難讓人們喪失了對教規的信心。
人們不再相信傳統，對信仰産生了懷疑。
衆所周知的是，人們并沒有因為瘟疫這場天譴變得更好，這和往常是大不相同的。
人們注意到，和曆次瘟疫所造成的結果一樣，或者正如凱撒裡亞的普羅科皮烏斯[41]談及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2]統治時所說的那樣，&ldquo無論是出于偶然，還是來自天意，在災難中活下來的都是那些最邪惡的人&rdquo[43]。
這次災難亦然。
從意大利到英格蘭，在瘟疫中活下來的人都是心中的邪惡被喚醒的人，都是呆闆遲鈍的人，這是非常普遍的。
《方濟各會年鑒》作者盧克·沃丁[44]說，1348到1349年的瘟疫導緻宗教熱情明顯下降。
他寫道：&ldquo邪惡的瘟疫給神聖的修會造成巨大破壞，帶走了修會中持規守戒的人，帶走了修會中經驗老到的人。
從此以後，諸修會，尤其是托缽修會，失去了修行的熱情，不像往日那樣虔誠了。
在研修方面，修士們雖已經開始登堂入室，但卻粗心大意起來。
我們最傑出的修士因瘟疫而死，活下來的修士持規守戒的熱情減弱。
新入會的修士因缺少必要的訓練，很難像從前那樣嚴守教規。
靠他們重振教會的雄風是不可能的，他們隻是使修道院不至于空無一人罷了。
&rdquo[45] 我們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話來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結。
威廉·坎甯安博士寫道：&ldquo要注意下面這一點，它非常重要。
12、13世紀穩步發展的社會，到14世紀突然停滞不前了。
加上百年戰争的重負，英格蘭幾乎被壓垮了。
然而，即使黑死病奪走了一半的人口，并重構了整個社會，英格蘭也必須咬牙堅持。
&rdquo[46] 研究黑死病時，我們發現，很難徹底搞清楚它波及的範圍及其所帶來的斷裂給當時的制度造成多麼深刻的影響。
1349年的瘟疫摧毀了當時的制度。
隻有不斷地重申、反複地思考這一現象，我們才能慢慢理解這場社會和宗教災難的特點。
但與此同時，如果想深入了解社會和宗教重構的偉大過程&mdash&mdash我們下一代人馬上要不得不面臨一場類似的重構了，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全面地認識黑死病。
黑死病是一場悲劇，人們不能僅僅報以哀痛。
這是因為，如果僅僅憑經驗或感情進行社會重構，那麼正如約翰·威克利夫一樣，隻能加重罪惡。
社會重構實際上是一場重要機遇，離不開各行各業人們的艱苦努力和不懈追求。
此處僅僅展現中世紀時期的一個特點，用已故愛德華·奧古斯圖斯·弗裡曼[47]教授的話說便是，中世紀時期的偉大之處。
我們所處的時代，諸事易成，但中世紀的人們卻苦于應付物質上的種種困難。
當今的知識分子沒有充滿生機，變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觀。
但中世紀時，困難隻會讓人愈挫愈勇。
人們直面困難，克服困難。
那句老生常談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并不正确的短語&ldquo信仰時代&rdquo，正可用在這裡。
因為沒有什麼能比悲觀更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沒有什麼能比希望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
一位知名的現代作家在觀研藝術作品時，發現中世紀的人們無法認清事物的真實面目，在羊皮紙或油畫布上作畫時，常畫不出所畫之物的真實形狀。
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注意到這些畫的意義所在。
确實，這些畫存在上述缺陷，但實際上它們對完全的寫實風格卻是一種必要的矯正或補充。
放眼未來，對藝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不懈的努力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場通常稱之為&ldquo黑死病&rdquo的大瘟疫，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勢如潰堤之水，令&ldquo同類&rdquo難以望其項背。
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高貴的想法将得以實現；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睿智的理念将得以發展。
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給人類帶來豐碩的成果，但卻因黑死病而受重創，一蹶不振。
盡管這樣，我們也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悲痛上。
逝者已矣！時間、努力奮進的力量屬于在黑死病中幸存下來的人。
意大利兩座宏偉的教堂&mdash&mdash錫耶納大教堂和米蘭大教堂，體現了黑死病的雙重特征。
錫耶納大教堂坐落于托斯卡納山頂。
它盡管雄偉，但與原來的建築方案相比，僅是未完成之作，實際上正處于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規模不亞于當今的聖彼得大教堂。
大教堂的耳堂[48]已經拔地而起。
黑死病突然爆發時，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壇[49]宏大的地基已經打好，之後工程暫停了，從此再未開工。
瘟疫結束後又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意大利最宏偉的哥特式建築&mdash&mdash米蘭大教堂&mdash&mdash已經在倫巴第高高聳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偉大。
它的偉大遠勝于已經被埋葬的過去的偉大。
米蘭大教堂并不是依靠王公貴族的力量完成的，實際上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成就[50]。
黑死病過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歐洲才從幾乎崩潰的邊緣恢複，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複興，這個話題可能最有趣味了，但這裡不宜讨論這一重要而有趣的話題，僅陳述一下對黑死病結束後的曆史的看法便可以了。
黑死病結束後，盡管戰事頻仍，起義不斷，但這個時期明顯是進步的；黑死病結束後的曆史，明濤暗浪洶湧，形勢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讓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無措，這是因為他們隻想将世間萬事簡單地分為兩類，要麼是好，要麼是壞。
*** [1]參見托馬斯·阿米歐：《愛德華三世時期英格蘭的城市人口》（《考古學報》，第20卷，第524到531頁）。
&mdash&mdash
要知道，教士們要求提高俸金，毫無疑問是教士數量銳減的結果。
但當時，就像國王試圖阻止勞工們要求提高工資那樣，國王、議會、大主教和主教都試圖制止教士們提出俸金方面的要求。
伊斯利普大主教在緻主教們的信中提到，這種&ldquo不加約束的貪婪&rdquo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除非&ldquo世間已無仁愛&rdquo。
大主教寫道，&ldquo人們向我抱怨，并且經驗&mdash&mdash世間最好的老師&mdash&mdash告訴我，劫後餘生的神父們并不覺得自己是因為上帝的旨意才得以躲過大瘟疫幸存下來，并不覺得履行自己肩負的職責是為了上帝的子民，是為了公共福祉&rdquo，這些神父和勞工們一樣，因為貪婪，完全不顧助理神父所肩負的重擔，占據了更多有利可圖的職位，并索要更多的俸金。
此事若不馬上制止，那麼&ldquo主教區乃至整個教省的許多甚至大部分教堂、堂區教堂、小禮拜堂等将沒有神父來執掌&rdquo。
于是，大主教要求不能任用那些要求提升俸金的神父，并且教士們必須以原來的俸金來主持日常教務。
此時，教俗兩界都試圖以法律來壓制人們的自由，但最後卻導緻教士們更加接近人民，與人民同舟共濟，争取自由。
教士的缺乏從某種程度上導緻了兼任聖職現象的泛濫。
如果不考慮物色合适幹練的人來擔任教會重要職務、履行教會重要職責是如何困難重重，那麼人們就很難理解此時為什麼會有大量聖職是兼任的。
比如，大瘟疫後的1361年懷特姆的威廉進入教會，身兼數職。
該現象可以解釋當時兼任聖職的現象如此普遍的原因。
在當時的情況下，訓練有素、勝任繁重教務的人因受瘟疫的影響而缺乏，于是聖職不得不由高級教士來兼任。
瘟疫過後，盡管英格蘭教會困難重重，但有足夠證據表明，教會的管理者們孜孜不倦，盡量使教務回到正軌。
當時，教會将聖職授予許多虔誠的宗教社團，将更多的自由慷慨地賦予諸教堂。
瘟疫對修道院的影響，本書已經多次提到。
瘟疫結束後，各級教士都很難招募到新人。
修道院無法從瘟疫所造成的災難中恢複過來。
除此之外，主要因修道院佃農死亡而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突然變化，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削弱了修道院的經濟地位。
于是，修道院本身尚且左支右绌，根本無力他顧了。
上文列舉的種種事實，充分說明了在瘟疫期間修道院的人口大量減少，這裡可再加一例。
1235年，聖奧爾本斯修道院有大約一百名修士。
1349年瘟疫中，修道院院長及大約四十七名修士同時死亡，随後又有一名修士死于坎特伯雷，當時該修士正在陪新當選的院長赴羅馬教廷拜谒的路上。
假定瘟疫爆發前聖奧爾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數量和1235年相同，那麼此時該修道院最多有五十一名修士。
1396年，六十名修士參加了一次選舉，因為這次參加選舉的修士中包括九名小修道院院長，由此可以看出，該修道院實際上僅餘五十一名修士。
1452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八名修士。
近一個世紀後，該修道院解散，修士的數量減少到了三十九人。
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的情況與聖奧爾本斯修道院一般無二，因為瘟疫襲擊而修士驟減。
加之，瘟疫對全國人口的影響，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修士數量多年都不能回升到原來的水平。
無論從哪方面講，地處英格蘭西部的格拉斯頓伯裡修道院一直以來都被視為英格蘭最重要的本笃會修道院。
假設該修道院全盛時期有大約一百名修士，這種假設沒有誇張。
但根據補助金卷檔記載，1377年該修道院僅有四十五名修士。
1456年，修士的數量增加到四十八人，該修道院被解散時，修士的數量大約也是四十八人。
瘟疫對巴斯修道院修士數量造成的影響，上文已經提到，這裡不再贅述。
毫無疑問，這場災難讓人們喪失了對教規的信心。
人們不再相信傳統，對信仰産生了懷疑。
衆所周知的是，人們并沒有因為瘟疫這場天譴變得更好，這和往常是大不相同的。
人們注意到，和曆次瘟疫所造成的結果一樣，或者正如凱撒裡亞的普羅科皮烏斯[41]談及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一世[42]統治時所說的那樣，&ldquo無論是出于偶然，還是來自天意，在災難中活下來的都是那些最邪惡的人&rdquo[43]。
這次災難亦然。
從意大利到英格蘭，在瘟疫中活下來的人都是心中的邪惡被喚醒的人，都是呆闆遲鈍的人，這是非常普遍的。
《方濟各會年鑒》作者盧克·沃丁[44]說，1348到1349年的瘟疫導緻宗教熱情明顯下降。
他寫道：&ldquo邪惡的瘟疫給神聖的修會造成巨大破壞，帶走了修會中持規守戒的人，帶走了修會中經驗老到的人。
從此以後，諸修會，尤其是托缽修會，失去了修行的熱情，不像往日那樣虔誠了。
在研修方面，修士們雖已經開始登堂入室，但卻粗心大意起來。
我們最傑出的修士因瘟疫而死，活下來的修士持規守戒的熱情減弱。
新入會的修士因缺少必要的訓練，很難像從前那樣嚴守教規。
靠他們重振教會的雄風是不可能的，他們隻是使修道院不至于空無一人罷了。
&rdquo[45] 我們可以用一位可靠的研究者的話來為瘟疫造成的危害作結。
威廉·坎甯安博士寫道：&ldquo要注意下面這一點，它非常重要。
12、13世紀穩步發展的社會，到14世紀突然停滞不前了。
加上百年戰争的重負，英格蘭幾乎被壓垮了。
然而，即使黑死病奪走了一半的人口，并重構了整個社會，英格蘭也必須咬牙堅持。
&rdquo[46] 研究黑死病時，我們發現，很難徹底搞清楚它波及的範圍及其所帶來的斷裂給當時的制度造成多麼深刻的影響。
1349年的瘟疫摧毀了當時的制度。
隻有不斷地重申、反複地思考這一現象，我們才能慢慢理解這場社會和宗教災難的特點。
但與此同時，如果想深入了解社會和宗教重構的偉大過程&mdash&mdash我們下一代人馬上要不得不面臨一場類似的重構了，那麼我們首先就要全面地認識黑死病。
黑死病是一場悲劇，人們不能僅僅報以哀痛。
這是因為，如果僅僅憑經驗或感情進行社會重構，那麼正如約翰·威克利夫一樣，隻能加重罪惡。
社會重構實際上是一場重要機遇，離不開各行各業人們的艱苦努力和不懈追求。
此處僅僅展現中世紀時期的一個特點，用已故愛德華·奧古斯圖斯·弗裡曼[47]教授的話說便是，中世紀時期的偉大之處。
我們所處的時代，諸事易成，但中世紀的人們卻苦于應付物質上的種種困難。
當今的知識分子沒有充滿生機，變得包容，而是陷入了悲觀。
但中世紀時，困難隻會讓人愈挫愈勇。
人們直面困難，克服困難。
那句老生常談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并不正确的短語&ldquo信仰時代&rdquo，正可用在這裡。
因為沒有什麼能比悲觀更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沒有什麼能比希望更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和心靈的基調了。
一位知名的現代作家在觀研藝術作品時，發現中世紀的人們無法認清事物的真實面目，在羊皮紙或油畫布上作畫時，常畫不出所畫之物的真實形狀。
但實際上他并沒有注意到這些畫的意義所在。
确實，這些畫存在上述缺陷，但實際上它們對完全的寫實風格卻是一種必要的矯正或補充。
放眼未來，對藝術的發展以及人類不懈的努力來說，這是非常重要的。
這場通常稱之為&ldquo黑死病&rdquo的大瘟疫，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勢如潰堤之水，令&ldquo同類&rdquo難以望其項背。
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高貴的想法将得以實現；如果沒有這場災難，許多睿智的理念将得以發展。
這些想法、理念原本能給人類帶來豐碩的成果，但卻因黑死病而受重創，一蹶不振。
盡管這樣，我們也不能把時間浪費在無謂的悲痛上。
逝者已矣！時間、努力奮進的力量屬于在黑死病中幸存下來的人。
意大利兩座宏偉的教堂&mdash&mdash錫耶納大教堂和米蘭大教堂，體現了黑死病的雙重特征。
錫耶納大教堂坐落于托斯卡納山頂。
它盡管雄偉，但與原來的建築方案相比，僅是未完成之作，實際上正處于建造之中，如若完工，其規模不亞于當今的聖彼得大教堂。
大教堂的耳堂[48]已經拔地而起。
黑死病突然爆發時，大教堂的中殿和高壇[49]宏大的地基已經打好，之後工程暫停了，從此再未開工。
瘟疫結束後又過了不到兩代人的時間，意大利最宏偉的哥特式建築&mdash&mdash米蘭大教堂&mdash&mdash已經在倫巴第高高聳立，其寓意是新的生命、新的希望、新的偉大。
它的偉大遠勝于已經被埋葬的過去的偉大。
米蘭大教堂并不是依靠王公貴族的力量完成的，實際上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的結晶，是米蘭人民自己的成就[50]。
黑死病過後一百五十年的時間裡，歐洲才從幾乎崩潰的邊緣恢複，實現了經濟振興和宗教複興，這個話題可能最有趣味了，但這裡不宜讨論這一重要而有趣的話題，僅陳述一下對黑死病結束後的曆史的看法便可以了。
黑死病結束後，盡管戰事頻仍，起義不斷，但這個時期明顯是進步的；黑死病結束後的曆史，明濤暗浪洶湧，形勢錯綜複雜，有時甚至讓耐不住性子的研究者茫然無措，這是因為他們隻想将世間萬事簡單地分為兩類，要麼是好，要麼是壞。
*** [1]參見托馬斯·阿米歐：《愛德華三世時期英格蘭的城市人口》（《考古學報》，第20卷，第524到5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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