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死病與曆史走向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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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聖職長時間空缺而快速提拔聖職人員的例子。
溫切斯特主教區主教登記簿登記了許多沒有等級的聖職人員被授予享聖俸的聖職的例子。
比如，1349年，溫切斯特市至少有十九名已經被任命到各教堂擔任聖職的人來領受聖秩聖事[28]，1350年有八名這樣的聖職人員。
這二十七人接連被授予副執事、執事和神父聖秩，各級聖秩中沒有服侍上帝時間的間隔[29]，這顯然違背了慣例。
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兩個例子。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主教們因神父缺乏而陷入了困境。
一個例子是，某人被允許領受最低級的聖秩，其妻子僅承諾會終身守貞，而不是像往常那樣被迫去修道院度過餘生，&ldquo因為她上了年紀，毫無瓜前李下之虞&rdquo[30]。
第二個例子是，欣頓布魯特堂區的代理主持人亞當獲準禮拜日和諸宗教節日時在威廉·德·薩頓小教堂做彌撒，盡管他在自己的教堂已經主持過這些儀式[31]。
再舉一個奇怪的例子。
這個事件可能也是因為神父缺乏而引起的。
1352年12月，伊利舉行了一次聖秩聖事。
被按立[32]為神父的四個人中，有兩個是修士。
他們和另外兩個都宣誓服從主教及其繼任者，并保證&ldquo若被宣召，可主持堂區内任何教堂的工作&rdquo[33]。
這種因無人履行神聖的使命而急匆匆授予平信徒空缺聖職的例子還很多。
這裡僅舉溫切斯特的兩個例子。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既可以看出當時神父有多麼缺乏，也可以看出中世紀主教們謹防邪惡的熱忱有多麼強烈。
1385年6月24日，著名的溫切斯特主教懷克姆的威廉讓溫切斯特朱瑞大街上聖米迦勒教堂的代理主持羅傑·迪恩爵士對聖福音宣誓&mdash&mdash他能在十二個月内學會以下内容：關于信仰的教義、須主教處理之事、十誡、七善行、七宗罪、教堂諸聖事、主持聖事、施洗禮等。
這些都是佩卡姆大主教的命令所涵蓋的内容[34]。
1385年7月2日，主教強迫約翰·科比特在聖米迦勒節前将前文所述内容學會。
1385年6月2日，約翰·科比特被任命為漢普郡布拉德利的堂區主持人。
上文所說的羅傑·迪恩曾是諾福克郡賴斯頓的堂區主持人，1358年6月21日便被諾威奇主教授予溫切斯特的享聖俸的聖職，三天後，懷克姆的威廉主教便要求他完成上文所述的任務[35]。
前文已經說過，瘟疫對教會造成明顯的影響之一，便是聖職候選人的數量的明顯下降。
比如，溫切斯特主教區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是每年一百一十一人，而在1349年後的十五年裡，直到伊登頓主教去世的1365年，每年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隻有二十人。
從1367年到1400年，即便是主教區由懷克姆的威廉這樣極富宗教熱忱的高級教士掌管，每年平均隻有二十七人領受神父聖秩。
到了15世紀，這個數字進一步下降[36]。
瘟疫對其他地方的教會也産生了同樣嚴重的影響。
比如，伊利主教登記簿顯示，1349年之前的七年裡，領受神父聖秩人員的年平均數量是一百零一點五人，但1349年之後的七年中，隻有四十點五人。
很明顯，1349年根本沒有進行按立神父聖秩聖事。
1374到1394年，每年平均隻有十四人領受神父聖秩。
事實上，二十年間總共隻有兩百八十二人領受神父聖秩，并且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其他主教區，另外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一百六十一人，來自各個修道會。
因此，伊利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有限。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赫裡福德主教區的例子。
1349年前，該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非常多。
1346年3月11日，四百三十八人領受不同的聖秩，其中八十九人領受神父聖秩。
這八十九人中有四十九人被授予赫裡福德主教區的職位。
1346年6月10日，特裡萊克主教發布命令，萊德伯裡堂區教堂的四百五十一名候選人中，有一百四十八人領受神父聖秩，五十六人被授予主教區的職位。
1346年，主教共為大約三百一十九人按立神父聖秩，其中一半屬于自己主教區的聖職人員[37]。
1349年，領受聖秩的人數與1346年大體相同。
1350年，三百七十一人領受聖秩。
事實上，直到1353年，領受聖秩的人數一直都比較多，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其他主教區的。
與溫切斯特和伊利主教區一樣，赫裡福德主教區領受聖秩的人數也下降了。
1345到1349年，主教平均每年為自己主教區七十二人按立聖秩，但其後五年的年平均數量隻有三十四。
特裡萊克主教後面的任期中，領受聖秩的數量沒有一年超過二十三人。
上述三個例子足以說明，瘟疫嚴重影響了教會人員的補充。
其中的原因很容易找到。
瘟疫期間，人口大量死亡，于是幸存者需要承擔更多的事務，而事務繁忙導緻工資升高，盡管國王谕令禁止增加工資。
事實上，勞工所拿的高工資不利于聖職人士的職業發展。
大瘟疫已經造成人口非常不幸的損失，英格蘭與法蘭西的戰争則使英格蘭對人口的渴求更加迫切。
其後的社會動蕩以及玫瑰戰争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短缺，這種短缺一直持續到都铎王朝時代。
1349年瘟疫過後，在某種程度上，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出現了學生的短缺，此事上文業已提及。
毫無疑問，牛津大學的學生與當地居民之間的嚴重沖突，導緻形勢進一步惡化。
教會教育的中心&mdash&mdash牛津大學的境況每況愈下。
瘟疫過後五年多，愛德華三世不得不谕令主教們關注牛津大學的情況。
由此可見牛津大學的境況已經有多麼糟糕。
國王要求主教們協助牛津大學重生。
國王谕令道：&ldquo朕知道，天主教的信仰要靠博學的教士來支撐，而政府治理也離不開謹慎的教士。
朕由衷希望教會的人數增長，教士的德行進步，學識精進，英格蘭尤其應該如此。
牛津大學雖貴為教士教育之源泉&rdquo，現在卻被學生抛棄，盛名不再，變成了&ldquo不結果的無花果樹&rdquo[38]。
上文已經提到，近半個世紀後，牛津大學也沒有從瘟疫的重擊中恢複過來[39]。
人們好像确實對此時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教士之間的關系，或二者之間人數的比例關系，存在着廣泛的誤解。
有人認為，14世紀中葉以後加入修會的聖職人員減少，該現象可以作為這個時期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
他們強調，14世紀中葉之前，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影響力上，修會聖職人員都是英格蘭教會系統中的主體。
但14世紀中葉之後，修會聖職人員的重要性、公共評價及人數驟降。
他們不僅舉出了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還指出14世紀中葉之後，新建的宗教機構都以學院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修道院的形式出現。
上述觀點是錯誤的。
中世紀時，其他國家的聖職人員是教會的中堅力量，至少從人數上、為教衆提供的屬靈服務上看都是這樣。
但英格蘭與他們不同。
中世紀時，英格蘭的聖職人員不是教會的中堅。
持有這些錯誤觀點的人或是因為修道院建築的宏偉而影響了其判斷力，或是因為一些修士們在教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影響了其判斷力。
他們忘記了，相對而言，這些大修道院的數量其實很少，修會聖職人員的數量相對于整個龐大的教會而言，所占比例也不大。
對那些專門關注中世紀時期的人來說，或者對那些對中世紀有所關注但分不清理論與事實、擺脫不了自己頭腦中先入為主的想法的人來說，列舉一些數字更有助于将事情解釋清楚。
比如，1344到1345年，約克主教區兩百七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隻有四十四人是修會聖職人員，此時托缽修會廣泛成立并紛紛開展活動。
同樣，斯塔佩爾頓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埃克塞特教區1301到1321年領受神父聖秩的情況。
其間，有七百零三名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而修會聖職人員隻有一百一十四名領受神父聖秩。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數量是修會聖職人員數量的六倍多。
這個事實對評估上述宗教機構的方向變化非常重要。
整個13世紀，理性思考暗流湧動。
教會中負責任的管理者已經注意到，對在職的聖職人員進行教育，至少是對大部分聖職人員進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遍布英格蘭。
1349年大瘟疫過後，教士缺乏。
盡管對聖職人員的需求迫切，但修道院傷痕累累，難以填補缺口。
加之，瘟疫中神父數量是突然減少的，解決此事就更棘手了。
從1350到1500年，一個半世紀中，許多學院式機構成立了。
這些機構有的屬于大學類型，有的是為培養非修會神父而建的鄉村學院，比如斯托克克&mdash&mdash萊爾鄉村學院與阿倫德爾鄉村學院。
這些林林總總的學院的成立，正是瘟疫造成的結果。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據此推測修道院已經式微，懷疑修道院的工作已經終結，從而解釋為什麼修道院的數量減少，為什麼沒有新的修道院成立。
如果我們用14世紀中葉之前和之後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聖秩的數量來檢測一下這種懷疑是否正确，那麼現有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種懷疑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據巴斯和韋爾斯教區主教登記簿記載，1443年到1523年八十年間，有九百零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六百七十九人是非修會聖職人員，兩百二十二人是修會聖職人員，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比例為八點五比二點七，或者說是大于三比一[40]。
與那些擔任世俗職務的人一樣，劫後餘生的教士們也要求教會支付比往日更高的俸金。
考慮到當
溫切斯特主教區主教登記簿登記了許多沒有等級的聖職人員被授予享聖俸的聖職的例子。
比如，1349年，溫切斯特市至少有十九名已經被任命到各教堂擔任聖職的人來領受聖秩聖事[28]，1350年有八名這樣的聖職人員。
這二十七人接連被授予副執事、執事和神父聖秩，各級聖秩中沒有服侍上帝時間的間隔[29]，這顯然違背了慣例。
巴斯和韋爾斯主教區的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兩個例子。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主教們因神父缺乏而陷入了困境。
一個例子是，某人被允許領受最低級的聖秩，其妻子僅承諾會終身守貞，而不是像往常那樣被迫去修道院度過餘生，&ldquo因為她上了年紀，毫無瓜前李下之虞&rdquo[30]。
第二個例子是，欣頓布魯特堂區的代理主持人亞當獲準禮拜日和諸宗教節日時在威廉·德·薩頓小教堂做彌撒，盡管他在自己的教堂已經主持過這些儀式[31]。
再舉一個奇怪的例子。
這個事件可能也是因為神父缺乏而引起的。
1352年12月，伊利舉行了一次聖秩聖事。
被按立[32]為神父的四個人中，有兩個是修士。
他們和另外兩個都宣誓服從主教及其繼任者，并保證&ldquo若被宣召，可主持堂區内任何教堂的工作&rdquo[33]。
這種因無人履行神聖的使命而急匆匆授予平信徒空缺聖職的例子還很多。
這裡僅舉溫切斯特的兩個例子。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既可以看出當時神父有多麼缺乏，也可以看出中世紀主教們謹防邪惡的熱忱有多麼強烈。
1385年6月24日，著名的溫切斯特主教懷克姆的威廉讓溫切斯特朱瑞大街上聖米迦勒教堂的代理主持羅傑·迪恩爵士對聖福音宣誓&mdash&mdash他能在十二個月内學會以下内容：關于信仰的教義、須主教處理之事、十誡、七善行、七宗罪、教堂諸聖事、主持聖事、施洗禮等。
這些都是佩卡姆大主教的命令所涵蓋的内容[34]。
1385年7月2日，主教強迫約翰·科比特在聖米迦勒節前将前文所述内容學會。
1385年6月2日，約翰·科比特被任命為漢普郡布拉德利的堂區主持人。
上文所說的羅傑·迪恩曾是諾福克郡賴斯頓的堂區主持人，1358年6月21日便被諾威奇主教授予溫切斯特的享聖俸的聖職，三天後，懷克姆的威廉主教便要求他完成上文所述的任務[35]。
前文已經說過，瘟疫對教會造成明顯的影響之一，便是聖職候選人的數量的明顯下降。
比如，溫切斯特主教區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是每年一百一十一人，而在1349年後的十五年裡，直到伊登頓主教去世的1365年，每年領受神父聖秩的平均數量隻有二十人。
從1367年到1400年，即便是主教區由懷克姆的威廉這樣極富宗教熱忱的高級教士掌管，每年平均隻有二十七人領受神父聖秩。
到了15世紀，這個數字進一步下降[36]。
瘟疫對其他地方的教會也産生了同樣嚴重的影響。
比如，伊利主教登記簿顯示，1349年之前的七年裡，領受神父聖秩人員的年平均數量是一百零一點五人，但1349年之後的七年中，隻有四十點五人。
很明顯，1349年根本沒有進行按立神父聖秩聖事。
1374到1394年，每年平均隻有十四人領受神父聖秩。
事實上，二十年間總共隻有兩百八十二人領受神父聖秩，并且這些人大部分都來自其他主教區，另外有一半以上，也就是一百六十一人，來自各個修道會。
因此，伊利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有限。
我們還可以舉一個赫裡福德主教區的例子。
1349年前，該主教區領受神父聖秩的人非常多。
1346年3月11日，四百三十八人領受不同的聖秩，其中八十九人領受神父聖秩。
這八十九人中有四十九人被授予赫裡福德主教區的職位。
1346年6月10日，特裡萊克主教發布命令，萊德伯裡堂區教堂的四百五十一名候選人中，有一百四十八人領受神父聖秩，五十六人被授予主教區的職位。
1346年，主教共為大約三百一十九人按立神父聖秩，其中一半屬于自己主教區的聖職人員[37]。
1349年，領受聖秩的人數與1346年大體相同。
1350年，三百七十一人領受聖秩。
事實上，直到1353年，領受聖秩的人數一直都比較多，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其他主教區的。
與溫切斯特和伊利主教區一樣，赫裡福德主教區領受聖秩的人數也下降了。
1345到1349年，主教平均每年為自己主教區七十二人按立聖秩，但其後五年的年平均數量隻有三十四。
特裡萊克主教後面的任期中，領受聖秩的數量沒有一年超過二十三人。
上述三個例子足以說明，瘟疫嚴重影響了教會人員的補充。
其中的原因很容易找到。
瘟疫期間，人口大量死亡，于是幸存者需要承擔更多的事務，而事務繁忙導緻工資升高，盡管國王谕令禁止增加工資。
事實上，勞工所拿的高工資不利于聖職人士的職業發展。
大瘟疫已經造成人口非常不幸的損失，英格蘭與法蘭西的戰争則使英格蘭對人口的渴求更加迫切。
其後的社會動蕩以及玫瑰戰争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短缺，這種短缺一直持續到都铎王朝時代。
1349年瘟疫過後，在某種程度上，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出現了學生的短缺，此事上文業已提及。
毫無疑問，牛津大學的學生與當地居民之間的嚴重沖突，導緻形勢進一步惡化。
教會教育的中心&mdash&mdash牛津大學的境況每況愈下。
瘟疫過後五年多，愛德華三世不得不谕令主教們關注牛津大學的情況。
由此可見牛津大學的境況已經有多麼糟糕。
國王要求主教們協助牛津大學重生。
國王谕令道：&ldquo朕知道，天主教的信仰要靠博學的教士來支撐，而政府治理也離不開謹慎的教士。
朕由衷希望教會的人數增長，教士的德行進步，學識精進，英格蘭尤其應該如此。
牛津大學雖貴為教士教育之源泉&rdquo，現在卻被學生抛棄，盛名不再，變成了&ldquo不結果的無花果樹&rdquo[38]。
上文已經提到，近半個世紀後，牛津大學也沒有從瘟疫的重擊中恢複過來[39]。
人們好像确實對此時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教士之間的關系，或二者之間人數的比例關系，存在着廣泛的誤解。
有人認為，14世紀中葉以後加入修會的聖職人員減少，該現象可以作為這個時期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
他們強調，14世紀中葉之前，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影響力上，修會聖職人員都是英格蘭教會系統中的主體。
但14世紀中葉之後，修會聖職人員的重要性、公共評價及人數驟降。
他們不僅舉出了修會聖職人員人數減少的證據，還指出14世紀中葉之後，新建的宗教機構都以學院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修道院的形式出現。
上述觀點是錯誤的。
中世紀時，其他國家的聖職人員是教會的中堅力量，至少從人數上、為教衆提供的屬靈服務上看都是這樣。
但英格蘭與他們不同。
中世紀時，英格蘭的聖職人員不是教會的中堅。
持有這些錯誤觀點的人或是因為修道院建築的宏偉而影響了其判斷力，或是因為一些修士們在教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影響了其判斷力。
他們忘記了，相對而言，這些大修道院的數量其實很少，修會聖職人員的數量相對于整個龐大的教會而言，所占比例也不大。
對那些專門關注中世紀時期的人來說，或者對那些對中世紀有所關注但分不清理論與事實、擺脫不了自己頭腦中先入為主的想法的人來說，列舉一些數字更有助于将事情解釋清楚。
比如，1344到1345年，約克主教區兩百七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隻有四十四人是修會聖職人員，此時托缽修會廣泛成立并紛紛開展活動。
同樣，斯塔佩爾頓主教登記簿記載了埃克塞特教區1301到1321年領受神父聖秩的情況。
其間，有七百零三名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而修會聖職人員隻有一百一十四名領受神父聖秩。
通過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非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數量是修會聖職人員數量的六倍多。
這個事實對評估上述宗教機構的方向變化非常重要。
整個13世紀，理性思考暗流湧動。
教會中負責任的管理者已經注意到，對在職的聖職人員進行教育，至少是對大部分聖職人員進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當時，大大小小的修道院遍布英格蘭。
1349年大瘟疫過後，教士缺乏。
盡管對聖職人員的需求迫切，但修道院傷痕累累，難以填補缺口。
加之，瘟疫中神父數量是突然減少的，解決此事就更棘手了。
從1350到1500年，一個半世紀中，許多學院式機構成立了。
這些機構有的屬于大學類型，有的是為培養非修會神父而建的鄉村學院，比如斯托克克&mdash&mdash萊爾鄉村學院與阿倫德爾鄉村學院。
這些林林總總的學院的成立，正是瘟疫造成的結果。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據此推測修道院已經式微，懷疑修道院的工作已經終結，從而解釋為什麼修道院的數量減少，為什麼沒有新的修道院成立。
如果我們用14世紀中葉之前和之後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聖秩的數量來檢測一下這種懷疑是否正确，那麼現有的統計數字可以證明，這種懷疑是站不住腳的。
比如，據巴斯和韋爾斯教區主教登記簿記載，1443年到1523年八十年間，有九百零一人領受神父聖秩，其中，六百七十九人是非修會聖職人員，兩百二十二人是修會聖職人員，非修會聖職人員和修會聖職人員領受神父聖秩的比例為八點五比二點七，或者說是大于三比一[40]。
與那些擔任世俗職務的人一樣，劫後餘生的教士們也要求教會支付比往日更高的俸金。
考慮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