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黑死病與曆史走向的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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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賃制度&rdquo。
起初，佃農們想在土地上幹活，但資金上有困難，于是便産生了土地所有者為佃農提供牲口及種子的制度。
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14世紀末，然後一般意義上的土地租賃方式産生了。
當時的土地所有權是固定的，這與我們今天的土地租賃形式有所不同。
一些領主嘗試着維持舊制度，并多多少少有點兒成功，但這隻是例外。
到15世紀初，英格蘭土地所有權制度徹底改變了，一方面是因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為幸存勞工中間出現的&ldquo工會&rdquo發揮了作用。
反對工會的法令将&ldquo工會&rdquo描述為&ldquo同盟、同謀、集會者、會衆、締約者和盟誓者&rdquo。
勞工與佃農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并在與領主的較量中占了上風。
盡管在之後的三十年中，領主竭力維持着中世紀的農奴制度，不讓其覆滅，但自大瘟疫那一年開始，農奴制覆滅的命運便不可避免了。
1381年的農民起義[13]後，勞工與佃農最終獲得了實際意義上的解放。
但即便到了最後關頭，擁有土地的階層看起來仍對這些火燒眉毛的事情茫然無知。
他們堅持按照舊标準向在莊園裡勞作的佃農索要地租，同時堅持過去的收租方式。
他們希望延續原來佃農依附領主土地的農奴制度。
即便是議會，在威脅舊制度的危險因素面前也是不知所措。
但隻要讀一讀當時的布道詞，我們就會看到聖職人員完全站在決心保證當代及後代的自由的普通大衆一邊。
理查二世[14]在位第一年時通過了一項法案，其前言中寫道：&ldquo維蘭們在某些勢力的支持與教唆下，不再向領主交租稅、服勞役。
那些包攬詞訟的人、教唆犯[15]得了維蘭及佃農的好處，堅持《末日審判書》[16]中的先例，告訴維蘭與佃農，說他們不用再承擔賦稅勞役，不用再忍受貧困。
之後，維蘭們聚集在一起，提出隻要他們團結起來，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領主。
&rdquo這篇前言中提到的内容很可能便是聖職人員對勞工們的鼓勵及建議。
1381年農民起義 我們應該注意土地所有權變化造成的一個結果。
大瘟疫爆發前，土地都是劃成小塊出租的。
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舉了某堂區的一個例子。
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英格蘭數千莊園的一個縮影。
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說，這就是&ldquo當時土地劃分的普遍狀況&rdquo。
現在，這種将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在法國仍然常見，其實五百年以前就已經風行英格蘭了。
盡管土地歸不同的佃農耕種，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着的，沒有圍垣。
當時，因為耕地沒有劃分開來，隻能靠大批的佃農進行耕種，所以人們紛紛抱怨。
佃農們大都死于瘟疫。
瘟疫過後，為了能讓耕地産生利潤，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條件下，大片土地被籬笆分割開來。
現在，這成了英國耕地與他國顯著不同的标志。
《末日審判書》 在瘟疫的影響下，人與土地分開了。
農奴制瓦解之前，人們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锢。
農奴制瓦解後，其他國家出現了由大量自耕農組成的階層，但英格蘭卻出現了較小的大地主階層。
當然，&ldquo地主&rdquo這個概念并不能按照現代定義來理解，認為&ldquo地主&rdquo便是土地的&ldquo主人&rdquo。
根據當時的習俗及土地所有權制度，這種擁有土地的形式是無法理解的。
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現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因為瘟疫實在太嚴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響英格蘭的教育、藝術以及建築等領域。
首先，除了暫時影響了大學的教學外，《什魯斯伯裡史》的作者們寫道：&ldquo在我們的語言發展史上，這場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
自諾曼征服[17]到瘟疫爆發前，英格蘭的貴族及紳士都習慣說法語，甚至小孩子都學法語。
至少，雷納夫·希格登[18]在《曆代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但從&lsquo第一次瘟疫&rsquo開始，正如《曆代記》的譯者約翰·特裡維薩[19]所言，這種情況便&lsquo有了些許改變&rsquo。
一個叫康沃爾的校長是第一個用英語來教學生的。
很快，人們紛紛學習康沃爾的做法。
到了1385年，約翰·特裡維薩記載，這種做法已經非常普遍。
當時，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會人士施教。
因為我們所讨論的這場天災奪去了許多教會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爾校長才有機會變革教學方式。
要不是鬧瘟疫，他永遠不會有這種機會，他的變革引起了英國文學史上的巨大革命。
&rdquo 瘟疫給建築留下的痕迹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有的建築僅僅完成了一部分便停工了，之後再也沒有開工。
有的建築竣工了，但風格上有了變化，是按照瘟疫席卷全國後的盛行式樣建造的。
約翰·查爾斯·考克斯[20]博士在《德比郡教堂劄記》一書中提到過這一點，&ldquo瘟疫使英格蘭和歐洲人驚慌失措，有那麼一段時間，藝術及其他行業都陷入了癱瘓。
當時，處在巅峰時期的教堂建築藝術跌入了低谷，許多年後才從瘟疫的影響中恢複過來。
一些在建的建築停工了，再也沒有繼續。
比如雅茅斯的聖尼古拉大教堂，當時教堂西樓正在建造兩座宏偉的塔，但卻因瘟疫停了下來，再沒有繼續。
眼尖的人經常會發現14世紀建造的教堂會有停工再建的痕迹，這正是瘟疫所緻，同時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建築的工期持續了很長時間。
我們相信，泰茲韋爾的著名教堂的工期長達數年的秘密就在于這場瘟疫。
我國許多建築有的中間暫停了，有的停工後又突然複工了，這些現象都與瘟疫有關&rdquo[21]。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情況。
瘟疫時期的彩色玻璃與以往有所不同，原來，瘟疫既導緻彩色玻璃制造的連續性上出現了間斷，也造成了彩色玻璃風格上的變化。
上文在估計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時已經指出，與估算普通人的死亡情況相比，我們有更确實的數據來估算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
前幾章已經提及瘟疫時期每個郡空缺聖職授予的數字，盡管有些地方不能從文獻記錄中找到空缺聖職授予的确切數字，但根據有文獻記錄的結果推測，有一半享聖俸的聖職在瘟疫這一年發生了空缺。
據此推測，大約有五千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殉職。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個數字僅僅是部分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死亡的情況，如果要推測具體有多少聖職人員死亡，還要考慮專任神父、附屬小教堂的神父、修道院修士和其他聖職人員的死亡情況。
當然，可我們以根據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和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比例來進行推測，進而得出結論。
比如，根據溫切斯特的主教登記簿，我們發現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平均每年有一百一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22]。
而在同一時期，空缺聖職授予的年平均數量僅為二十一人。
通過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享聖俸聖職人員與不享聖俸聖職人員的比例大約是一比四。
根據這個推斷，并假設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死亡數量在五千人左右，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出各類宗教機構的死亡總數是大約兩萬五千人。
這個數字盡管很大，但并不能說誇張，因為我們要記住，這些人的職業性質使其更容易被感染。
修道院的修士們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于緻命的瘟疫蔓延。
但奇怪的是，主教們在瘟疫中大多幸存下來，盡管我們可以确定，他們沒有逃避責任，并且有證據表明，他們堅守着崗位。
18世紀時，馬賽鬧瘟疫，主教幸免于難，有詩人就此寫了兩句詩。
這兩句詩也可以用在此處： 大自然已經生病，每次大風都是死亡， 為什麼馬賽主教所吸的空氣卻純淨無恙？[23] 基于有兩萬五千名聖職人士死于瘟疫這一估計，假設每一百名英格蘭人便有一名聖職人士，并假設聖職人士與非聖職人士的死亡比例是相同的，那麼在瘟疫中英格蘭死亡總數應該在兩百五十萬人左右。
奇怪的是，這個數字與上文估計的數字相同。
上文的估計是基于愛德華三世統治末期人口恢複後的數字做出的。
這就表明，瘟疫爆發之前，英格蘭的人口總數在五百萬左右[24]。
毫無疑問，這場瘟疫深刻影響了教會。
現在我們可以簡略地談一下該問題。
很明顯，這麼高的比例的聖職人員突然死去，一定會造成教會習俗和教導等優秀傳統的中斷。
另外，對聖職人員的現實需要迫使主教們将空缺聖職授予那些年輕沒有經驗的聖職人員，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對後面幾代人産生影響。
約克大主教向教皇請求随時授予聖職以及忽視以往對不同品秩間任職時間間隔的權力。
教皇克雷芒六世批準了他的請求。
他還同意諾威奇的貝特曼主教任命六十人為堂區主持，盡管他們才二十一歲，&ldquo僅僅是修士&rdquo[25]，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其堂區教堂及其他地方教堂的日課将無人主持。
亨利·奈頓是萊斯特郡的修士，在瘟疫中幸免。
他寫道：&ldquo到處缺乏神父。
許多教堂都沒有日課、彌撒、晨禱、晚禱以及各種聖禮聖餐。
如果薪俸少于十英鎊或十馬克，幾乎找不到神父來執掌一座教堂，但瘟疫前神父非常多的時候，隻要出四到五馬克或出兩馬克外加包膳宿[26]，就能找到一名神父了。
如果要找堂區的代理主持人，沒有二十英鎊或二十馬克的薪俸，幾乎沒有人願意幹。
瘟疫過後不久，許多在瘟疫中死了妻子的人來接受聖職。
他們大都是文盲，而且是非聖職人員，隻是知道怎麼讀怎麼念而已，但并不理解所讀的内容。
&rdquo[27] 瘟疫化身為音樂家，向人們演奏邪惡的曲子 這裡可以舉一個為了不
起初，佃農們想在土地上幹活，但資金上有困難，于是便産生了土地所有者為佃農提供牲口及種子的制度。
這種制度一直持續到14世紀末，然後一般意義上的土地租賃方式産生了。
當時的土地所有權是固定的，這與我們今天的土地租賃形式有所不同。
一些領主嘗試着維持舊制度，并多多少少有點兒成功，但這隻是例外。
到15世紀初，英格蘭土地所有權制度徹底改變了，一方面是因為1349年大瘟疫，另一方面是因為幸存勞工中間出現的&ldquo工會&rdquo發揮了作用。
反對工會的法令将&ldquo工會&rdquo描述為&ldquo同盟、同謀、集會者、會衆、締約者和盟誓者&rdquo。
勞工與佃農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力量的強大，并在與領主的較量中占了上風。
盡管在之後的三十年中，領主竭力維持着中世紀的農奴制度，不讓其覆滅，但自大瘟疫那一年開始，農奴制覆滅的命運便不可避免了。
1381年的農民起義[13]後，勞工與佃農最終獲得了實際意義上的解放。
但即便到了最後關頭，擁有土地的階層看起來仍對這些火燒眉毛的事情茫然無知。
他們堅持按照舊标準向在莊園裡勞作的佃農索要地租，同時堅持過去的收租方式。
他們希望延續原來佃農依附領主土地的農奴制度。
即便是議會，在威脅舊制度的危險因素面前也是不知所措。
但隻要讀一讀當時的布道詞，我們就會看到聖職人員完全站在決心保證當代及後代的自由的普通大衆一邊。
理查二世[14]在位第一年時通過了一項法案，其前言中寫道：&ldquo維蘭們在某些勢力的支持與教唆下，不再向領主交租稅、服勞役。
那些包攬詞訟的人、教唆犯[15]得了維蘭及佃農的好處，堅持《末日審判書》[16]中的先例，告訴維蘭與佃農，說他們不用再承擔賦稅勞役，不用再忍受貧困。
之後，維蘭們聚集在一起，提出隻要他們團結起來，使用武力，就能抗衡領主。
&rdquo這篇前言中提到的内容很可能便是聖職人員對勞工們的鼓勵及建議。
1381年農民起義 我們應該注意土地所有權變化造成的一個結果。
大瘟疫爆發前，土地都是劃成小塊出租的。
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舉了某堂區的一個例子。
每人或多或少都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是英格蘭數千莊園的一個縮影。
索羅爾德·羅傑斯教授說，這就是&ldquo當時土地劃分的普遍狀況&rdquo。
現在，這種将土地分成小塊耕種的方式在法國仍然常見，其實五百年以前就已經風行英格蘭了。
盡管土地歸不同的佃農耕種，但大部分土地都是敞着的，沒有圍垣。
當時，因為耕地沒有劃分開來，隻能靠大批的佃農進行耕種，所以人們紛紛抱怨。
佃農們大都死于瘟疫。
瘟疫過後，為了能讓耕地産生利潤，在新形成的出租方式條件下，大片土地被籬笆分割開來。
現在，這成了英國耕地與他國顯著不同的标志。
《末日審判書》 在瘟疫的影響下，人與土地分開了。
農奴制瓦解之前，人們便不再受土地的禁锢。
農奴制瓦解後，其他國家出現了由大量自耕農組成的階層，但英格蘭卻出現了較小的大地主階層。
當然，&ldquo地主&rdquo這個概念并不能按照現代定義來理解，認為&ldquo地主&rdquo便是土地的&ldquo主人&rdquo。
根據當時的習俗及土地所有權制度，這種擁有土地的形式是無法理解的。
當時土地所有權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現在通行的土地所有方式。
因為瘟疫實在太嚴重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影響英格蘭的教育、藝術以及建築等領域。
首先，除了暫時影響了大學的教學外，《什魯斯伯裡史》的作者們寫道：&ldquo在我們的語言發展史上，這場瘟疫也占有一席之地。
自諾曼征服[17]到瘟疫爆發前，英格蘭的貴族及紳士都習慣說法語，甚至小孩子都學法語。
至少，雷納夫·希格登[18]在《曆代記》中是這樣記載的。
但從&lsquo第一次瘟疫&rsquo開始，正如《曆代記》的譯者約翰·特裡維薩[19]所言，這種情況便&lsquo有了些許改變&rsquo。
一個叫康沃爾的校長是第一個用英語來教學生的。
很快，人們紛紛學習康沃爾的做法。
到了1385年，約翰·特裡維薩記載，這種做法已經非常普遍。
當時，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青少年主要由教會人士施教。
因為我們所讨論的這場天災奪去了許多教會人士的生命，所以康沃爾校長才有機會變革教學方式。
要不是鬧瘟疫，他永遠不會有這種機會，他的變革引起了英國文學史上的巨大革命。
&rdquo 瘟疫給建築留下的痕迹在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有的建築僅僅完成了一部分便停工了，之後再也沒有開工。
有的建築竣工了，但風格上有了變化，是按照瘟疫席卷全國後的盛行式樣建造的。
約翰·查爾斯·考克斯[20]博士在《德比郡教堂劄記》一書中提到過這一點，&ldquo瘟疫使英格蘭和歐洲人驚慌失措，有那麼一段時間，藝術及其他行業都陷入了癱瘓。
當時，處在巅峰時期的教堂建築藝術跌入了低谷，許多年後才從瘟疫的影響中恢複過來。
一些在建的建築停工了，再也沒有繼續。
比如雅茅斯的聖尼古拉大教堂，當時教堂西樓正在建造兩座宏偉的塔，但卻因瘟疫停了下來，再沒有繼續。
眼尖的人經常會發現14世紀建造的教堂會有停工再建的痕迹，這正是瘟疫所緻，同時解釋了為什麼一些建築的工期持續了很長時間。
我們相信，泰茲韋爾的著名教堂的工期長達數年的秘密就在于這場瘟疫。
我國許多建築有的中間暫停了，有的停工後又突然複工了，這些現象都與瘟疫有關&rdquo[21]。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明這種情況。
瘟疫時期的彩色玻璃與以往有所不同，原來，瘟疫既導緻彩色玻璃制造的連續性上出現了間斷，也造成了彩色玻璃風格上的變化。
上文在估計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時已經指出，與估算普通人的死亡情況相比，我們有更确實的數據來估算教會人士的死亡情況。
前幾章已經提及瘟疫時期每個郡空缺聖職授予的數字，盡管有些地方不能從文獻記錄中找到空缺聖職授予的确切數字，但根據有文獻記錄的結果推測，有一半享聖俸的聖職在瘟疫這一年發生了空缺。
據此推測，大約有五千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殉職。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個數字僅僅是部分聖職人員在瘟疫中死亡的情況，如果要推測具體有多少聖職人員死亡，還要考慮專任神父、附屬小教堂的神父、修道院修士和其他聖職人員的死亡情況。
當然，可我們以根據享聖俸的聖職人員和不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比例來進行推測，進而得出結論。
比如，根據溫切斯特的主教登記簿，我們發現在1349年之前的三年裡，平均每年有一百一十一人領受神父聖秩[22]。
而在同一時期，空缺聖職授予的年平均數量僅為二十一人。
通過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享聖俸聖職人員與不享聖俸聖職人員的比例大約是一比四。
根據這個推斷，并假設享聖俸的聖職人員的死亡數量在五千人左右，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出各類宗教機構的死亡總數是大約兩萬五千人。
這個數字盡管很大，但并不能說誇張，因為我們要記住，這些人的職業性質使其更容易被感染。
修道院的修士們都住在一起，非常有利于緻命的瘟疫蔓延。
但奇怪的是，主教們在瘟疫中大多幸存下來，盡管我們可以确定，他們沒有逃避責任，并且有證據表明，他們堅守着崗位。
18世紀時，馬賽鬧瘟疫，主教幸免于難，有詩人就此寫了兩句詩。
這兩句詩也可以用在此處： 大自然已經生病，每次大風都是死亡， 為什麼馬賽主教所吸的空氣卻純淨無恙？[23] 基于有兩萬五千名聖職人士死于瘟疫這一估計，假設每一百名英格蘭人便有一名聖職人士，并假設聖職人士與非聖職人士的死亡比例是相同的，那麼在瘟疫中英格蘭死亡總數應該在兩百五十萬人左右。
奇怪的是，這個數字與上文估計的數字相同。
上文的估計是基于愛德華三世統治末期人口恢複後的數字做出的。
這就表明，瘟疫爆發之前，英格蘭的人口總數在五百萬左右[24]。
毫無疑問，這場瘟疫深刻影響了教會。
現在我們可以簡略地談一下該問題。
很明顯，這麼高的比例的聖職人員突然死去，一定會造成教會習俗和教導等優秀傳統的中斷。
另外，對聖職人員的現實需要迫使主教們将空缺聖職授予那些年輕沒有經驗的聖職人員，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對後面幾代人産生影響。
約克大主教向教皇請求随時授予聖職以及忽視以往對不同品秩間任職時間間隔的權力。
教皇克雷芒六世批準了他的請求。
他還同意諾威奇的貝特曼主教任命六十人為堂區主持，盡管他們才二十一歲，&ldquo僅僅是修士&rdquo[25]，因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其堂區教堂及其他地方教堂的日課将無人主持。
亨利·奈頓是萊斯特郡的修士，在瘟疫中幸免。
他寫道：&ldquo到處缺乏神父。
許多教堂都沒有日課、彌撒、晨禱、晚禱以及各種聖禮聖餐。
如果薪俸少于十英鎊或十馬克，幾乎找不到神父來執掌一座教堂，但瘟疫前神父非常多的時候，隻要出四到五馬克或出兩馬克外加包膳宿[26]，就能找到一名神父了。
如果要找堂區的代理主持人，沒有二十英鎊或二十馬克的薪俸，幾乎沒有人願意幹。
瘟疫過後不久，許多在瘟疫中死了妻子的人來接受聖職。
他們大都是文盲，而且是非聖職人員，隻是知道怎麼讀怎麼念而已，但并不理解所讀的内容。
&rdquo[27] 瘟疫化身為音樂家，向人們演奏邪惡的曲子 這裡可以舉一個為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