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法蘭西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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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議，發布了一些命令。
命令規定，未婚但以夫妻名義住在一起的男女，要麼結婚，要麼馬上分手。
死者的屍體要立刻入葬，墓坑至少深六英尺。
葬禮上不允許敲任何鐘。
屍體不再運往教堂做聖事。
葬禮上，隻把棺材放在地上就行。
葬禮後，不得在死者房子裡聚集。
周六午後及周日全天禁止一切工作，同時禁止擲骰子作樂及咒罵他人。
人們焚燒被黑死病奪去生命的人 這些法令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病人仍然在增多。
聖馬修節[56]那天，法令又規定不再允許敲鐘，任何葬禮不得超過兩人參加，不允許穿黑色衣服。
吉勒·利·穆伊西斯認為，當局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
他說，就他所知，許多原來同居的人結婚了，詛咒罵人的現象明顯減少了，人們幾乎不再用骰子了，制骰子的手工業者把&ldquo四四方方的骰子&rdquo制成&ldquo人們用來計算念了多少祈禱文的圓圓的東西&rdquo。
吉勒·利·穆伊西斯盡力把自己知道的記錄下來，&ldquo以便讓後代相信，圖爾奈曾發生過一次這麼嚴重的死亡。
聖誕節期間，我聽許多人聲稱圖爾奈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兩萬五千。
并且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非富即貴的人死得尤其多。
那些喝酒的、盡量遠離污濁空氣及避免探視病人的人，幾乎都活了下來。
但那些去過或經常光顧病人房子的人要麼病重，要麼死亡。
市場上以及窮人所住的地方死亡數量要遠多于廣闊寬敞的地方。
房子裡一旦有一個或兩個人死亡，房子裡其他人馬上或在很短時間裡也死了。
一家裡十口人或更多口人死在一起的現象非常常見，甚至有的人家貓貓狗狗都死了。
無論富人、中等人家還是窮人，沒有平安無事的。
每個人都在日複一日地等待着上帝的安排。
死者還包括那些聆聽死者忏悔、為死者主持聖事的助理神父或專任神父[57]，甚至跟着神父去探視病人的堂區執事。
他們的死亡數量也很多。
&rdquo 河岸一側的幾個堂區的死亡情況和圖爾奈一樣嚴重。
一般來說，盡管死亡是突如其來的，但大多數人都能接受臨終聖事。
聖馬丁修道院院長用了與彼得拉克和薄伽丘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死亡來臨得多麼快。
頭一天晚上人好好的，還能一起說話，第二天便死了。
聖馬丁修道院院長特别提到了那些探視病人的神父的死亡[58]。
他還提到，城牆外新設了兩處墓地。
一處在德瓦勒麻風醫院附近的田地裡，另一處在聖十字會修道院裡。
說來也怪，吉勒·利·穆伊西斯提到，新設墓地作為預防措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吉勒·利·穆伊西斯說，人們之所以埋怨，是因為不允許把他們埋葬在自己家的墓穴裡了，而且地方當局的立場非常堅定。
随着疫情發展，當局在新設墓地挖了深坑，數不盡的屍體源源不斷地被埋進去，每層屍體之間隻蓋着一層薄薄的土[59]。
許多人懷疑，當時作者的記錄一定過度誇大了歐洲人死亡的數字，并且懷疑14世紀中葉時的歐洲人口沒那麼多，要低于他們所記錄的死亡數量。
一方面，很顯然，大多數記錄中出現的整數，至多隻是對确切死亡數量的一個估計，1348年及接下來幾年的瘟疫疫情嚴重，範圍廣泛，那些目睹了如此災難的人，更傾向于将死亡數字誇大，而不是将死亡數字縮小。
另一方面，盡管我們承認，大多數情況下記錄的數字隻是對實際死亡數字的猜測，代表了當時的人們對那場瘟疫危害之大的認識，但我們一定要承認，當時意大利、法蘭西等歐洲國家的人口數量，要比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多。
法國文物研究者西梅翁·呂斯專門做過一個大瘟疫時期法蘭西人生活狀态的研究[60]。
這裡簡要引用一下其結論是非常有益的。
西梅翁·呂斯的研究表明，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和英法百年戰争[61]之前的法蘭西總人口和19世紀法國總人口數量相當。
在法蘭西，數不盡的村莊曾星羅棋布，但現在已經看不到當時的痕迹了。
法蘭西農村人住的房子，更确切地說是茅舍，很少有石造的結構，大部分用黏土建成。
牆有時用柳枝做襯，縫隙用幹草或稻草填充。
一般來說，茅舍僅有一層，盡管酒館之類有時會有兩層。
屋頂用茅草、木頭或石頭覆蓋。
一般沒有窗戶，個别有窗戶的也隻是在泥牆上開個口，再用木窗闆遮一下。
即使是當時制造的粗糙、不透明的玻璃，一般農民也用不起，就連巴黎富貴之家也隻是用蠟布或仿羊皮紙來糊窗戶。
茅舍的門用木門闩闩住，門上面一般會有木窗闆以通風采光，卧室燒柴産生的煙也通過木窗闆排出去。
農村茅舍的生活狀況就是這樣，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農村地區的房子不能阻止瘟疫的傳播了。
這樣的房子如果沒人住，即便是很短一段時間，房子也會塌掉。
大瘟疫過後，許多人都提到了農村房倒屋塌一片荒涼的樣子，原因就在這裡。
英法百年戰争中的克雷西之戰 英法百年戰争中的納傑拉-弗裡薩特之戰 農村茅舍中的家具非常簡單，和現在農村房子裡的家具非常相近。
當時的一份物品清單顯示，大部分家裡有銅制、錫制和玻璃器皿，沒有個把件銀制器皿的人家幾乎沒有。
大部分人吃的是面包和粗磨粉做成的湯[62]。
但即便是14世紀，人們也不知道白面包是什麼東西。
人們吃的肉主要是豬肉，豬養在林子裡。
各家各戶幾乎都有烤肉叉，偶爾會烤上一次腌制好的雞肉。
作料以芥末為主，大部分人家都用，盡管不是家家戶戶用。
即使是最貧寒的家庭，吃飯時也會鋪上桌布。
喝的東西有鄉間自釀的葡萄酒以及諾曼底盛産的蘋果酒。
飲料裡一般會加上些許姜汁，鋪天蓋地的酒館裡更是如此。
人們穿各式皮毛。
大瘟疫時期，用亞麻襯衫做貼身衣服已經非常普遍了。
人們睡覺的地方是黑暗無風的凹進處。
脫去衣物後，人躺在草墊子上，有時在羽絨褥墊上休息。
與許多有頭有臉的人想象的不同，有證據表明，洗澡非常普遍，村民們經常洗澡。
即便是個小村子，也有公共洗浴的地方。
本章關于法蘭西疫情的描寫，可以以一兩個瘟疫後農村土地所有權困境的例子作結。
1349年8月16日，查理四世[63]向列日主教區聖特龍修道院的佃戶發布谕旨，敕令他們服從教會管轄。
谕旨提到，租用修道院土地的人及其他依附于修道院謀生的人現在為所欲為，要求自定租期，結果造成修道院院長及修道院成天世俗事務纏身[64]。
第二個例子是拉昂的聖約翰修道院。
法王查理六世[65]緻修道院院長和修女的公函中說，聖約翰修道院收入減少，已經不能維持日常的教堂儀式。
公函雖然寫于14世紀末&mdash&mdash1392到1393年，但卻将修道院财政困難及衰落的原因追溯至&ldquo1349年發生的大死亡&rdquo及由此導緻的什一稅及其他收入的銳減。
法王查理六世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ldquo1352年7月5日，阿拉斯鎮的居民受賜救濟，因為戰争及世界上普遍發生的瘟疫，該地人口減少，房屋朽爛，收入及其他物品亦見減少，日益荒涼。
&rdquo[66] *** [1]菲利普·拉貝：《圖書館抄本新編》，第1卷，第343頁。
&mdash&mdash原注 [2]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2頁。
&mdash&mdash原注 [3]《諾伊恩堡的馬修編年史》，見于約翰·弗裡德裡克·伯默爾，《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261頁。
&mdash&mdash原注 [4]《羅勃多夫的亨利編年史》，見于約翰·弗裡德裡克·伯默爾，《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頁。
另一份記錄說，瘟疫襲擊馬賽後，&ldquo人口銳減&rdquo&ldquo鄰近城鎮死者數千&rdquo。
《布拉格編年史》，見于《奧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欄。
&mdash&mdash原注 [5]讓·阿斯特呂克：《蒙彼利埃醫學院史》（蒙彼利埃1862年版），第184頁。
&mdash&mdash原注 [6]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2頁。
&mdash&mdash原注 [7]當時人寫的關于1348年瘟疫的小冊子，見于《法國檔案學院文獻》，系列1，第2卷，第201到243頁。
&mdash&mdash原注 [8]大齋節，亦稱封齋節，是複活節前為期四十天的齋戒及忏悔，以紀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mdash&mdash譯者注 [9]亨利·馬丁：《法國史》，第4版，第5卷，第109頁。
&mdash&mdash原注 [10]阿德裡安·菲利普：《黑死病史》，第103頁。
&mdash&mdash原注 [11]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1頁。
&mdash&mdash原注 [12]雷納夫·希格登：《諸國編年史》（史料彙編版），第8卷，第344
命令規定，未婚但以夫妻名義住在一起的男女，要麼結婚，要麼馬上分手。
死者的屍體要立刻入葬，墓坑至少深六英尺。
葬禮上不允許敲任何鐘。
屍體不再運往教堂做聖事。
葬禮上，隻把棺材放在地上就行。
葬禮後，不得在死者房子裡聚集。
周六午後及周日全天禁止一切工作，同時禁止擲骰子作樂及咒罵他人。
人們焚燒被黑死病奪去生命的人 這些法令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病人仍然在增多。
聖馬修節[56]那天，法令又規定不再允許敲鐘，任何葬禮不得超過兩人參加，不允許穿黑色衣服。
吉勒·利·穆伊西斯認為，當局的做法是非常有益的。
他說，就他所知，許多原來同居的人結婚了，詛咒罵人的現象明顯減少了，人們幾乎不再用骰子了，制骰子的手工業者把&ldquo四四方方的骰子&rdquo制成&ldquo人們用來計算念了多少祈禱文的圓圓的東西&rdquo。
吉勒·利·穆伊西斯盡力把自己知道的記錄下來，&ldquo以便讓後代相信，圖爾奈曾發生過一次這麼嚴重的死亡。
聖誕節期間，我聽許多人聲稱圖爾奈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兩萬五千。
并且非常令人奇怪的是，非富即貴的人死得尤其多。
那些喝酒的、盡量遠離污濁空氣及避免探視病人的人，幾乎都活了下來。
但那些去過或經常光顧病人房子的人要麼病重，要麼死亡。
市場上以及窮人所住的地方死亡數量要遠多于廣闊寬敞的地方。
房子裡一旦有一個或兩個人死亡，房子裡其他人馬上或在很短時間裡也死了。
一家裡十口人或更多口人死在一起的現象非常常見，甚至有的人家貓貓狗狗都死了。
無論富人、中等人家還是窮人，沒有平安無事的。
每個人都在日複一日地等待着上帝的安排。
死者還包括那些聆聽死者忏悔、為死者主持聖事的助理神父或專任神父[57]，甚至跟着神父去探視病人的堂區執事。
他們的死亡數量也很多。
&rdquo 河岸一側的幾個堂區的死亡情況和圖爾奈一樣嚴重。
一般來說，盡管死亡是突如其來的，但大多數人都能接受臨終聖事。
聖馬丁修道院院長用了與彼得拉克和薄伽丘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死亡來臨得多麼快。
頭一天晚上人好好的，還能一起說話，第二天便死了。
聖馬丁修道院院長特别提到了那些探視病人的神父的死亡[58]。
他還提到，城牆外新設了兩處墓地。
一處在德瓦勒麻風醫院附近的田地裡，另一處在聖十字會修道院裡。
說來也怪，吉勒·利·穆伊西斯提到，新設墓地作為預防措施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對。
吉勒·利·穆伊西斯說，人們之所以埋怨，是因為不允許把他們埋葬在自己家的墓穴裡了，而且地方當局的立場非常堅定。
随着疫情發展，當局在新設墓地挖了深坑，數不盡的屍體源源不斷地被埋進去，每層屍體之間隻蓋着一層薄薄的土[59]。
許多人懷疑，當時作者的記錄一定過度誇大了歐洲人死亡的數字，并且懷疑14世紀中葉時的歐洲人口沒那麼多，要低于他們所記錄的死亡數量。
一方面，很顯然，大多數記錄中出現的整數，至多隻是對确切死亡數量的一個估計，1348年及接下來幾年的瘟疫疫情嚴重，範圍廣泛，那些目睹了如此災難的人，更傾向于将死亡數字誇大，而不是将死亡數字縮小。
另一方面，盡管我們承認，大多數情況下記錄的數字隻是對實際死亡數字的猜測，代表了當時的人們對那場瘟疫危害之大的認識，但我們一定要承認，當時意大利、法蘭西等歐洲國家的人口數量，要比我們現在所認為的多。
法國文物研究者西梅翁·呂斯專門做過一個大瘟疫時期法蘭西人生活狀态的研究[60]。
這裡簡要引用一下其結論是非常有益的。
西梅翁·呂斯的研究表明，1348到1349年的大瘟疫和英法百年戰争[61]之前的法蘭西總人口和19世紀法國總人口數量相當。
在法蘭西，數不盡的村莊曾星羅棋布，但現在已經看不到當時的痕迹了。
法蘭西農村人住的房子，更确切地說是茅舍，很少有石造的結構，大部分用黏土建成。
牆有時用柳枝做襯，縫隙用幹草或稻草填充。
一般來說，茅舍僅有一層，盡管酒館之類有時會有兩層。
屋頂用茅草、木頭或石頭覆蓋。
一般沒有窗戶，個别有窗戶的也隻是在泥牆上開個口，再用木窗闆遮一下。
即使是當時制造的粗糙、不透明的玻璃，一般農民也用不起，就連巴黎富貴之家也隻是用蠟布或仿羊皮紙來糊窗戶。
茅舍的門用木門闩闩住，門上面一般會有木窗闆以通風采光，卧室燒柴産生的煙也通過木窗闆排出去。
農村茅舍的生活狀況就是這樣，這就容易理解為什麼農村地區的房子不能阻止瘟疫的傳播了。
這樣的房子如果沒人住，即便是很短一段時間，房子也會塌掉。
大瘟疫過後，許多人都提到了農村房倒屋塌一片荒涼的樣子，原因就在這裡。
英法百年戰争中的克雷西之戰 英法百年戰争中的納傑拉-弗裡薩特之戰 農村茅舍中的家具非常簡單，和現在農村房子裡的家具非常相近。
當時的一份物品清單顯示，大部分家裡有銅制、錫制和玻璃器皿，沒有個把件銀制器皿的人家幾乎沒有。
大部分人吃的是面包和粗磨粉做成的湯[62]。
但即便是14世紀，人們也不知道白面包是什麼東西。
人們吃的肉主要是豬肉，豬養在林子裡。
各家各戶幾乎都有烤肉叉，偶爾會烤上一次腌制好的雞肉。
作料以芥末為主，大部分人家都用，盡管不是家家戶戶用。
即使是最貧寒的家庭，吃飯時也會鋪上桌布。
喝的東西有鄉間自釀的葡萄酒以及諾曼底盛産的蘋果酒。
飲料裡一般會加上些許姜汁，鋪天蓋地的酒館裡更是如此。
人們穿各式皮毛。
大瘟疫時期，用亞麻襯衫做貼身衣服已經非常普遍了。
人們睡覺的地方是黑暗無風的凹進處。
脫去衣物後，人躺在草墊子上，有時在羽絨褥墊上休息。
與許多有頭有臉的人想象的不同，有證據表明，洗澡非常普遍，村民們經常洗澡。
即便是個小村子，也有公共洗浴的地方。
本章關于法蘭西疫情的描寫，可以以一兩個瘟疫後農村土地所有權困境的例子作結。
1349年8月16日，查理四世[63]向列日主教區聖特龍修道院的佃戶發布谕旨，敕令他們服從教會管轄。
谕旨提到，租用修道院土地的人及其他依附于修道院謀生的人現在為所欲為，要求自定租期，結果造成修道院院長及修道院成天世俗事務纏身[64]。
第二個例子是拉昂的聖約翰修道院。
法王查理六世[65]緻修道院院長和修女的公函中說，聖約翰修道院收入減少，已經不能維持日常的教堂儀式。
公函雖然寫于14世紀末&mdash&mdash1392到1393年，但卻将修道院财政困難及衰落的原因追溯至&ldquo1349年發生的大死亡&rdquo及由此導緻的什一稅及其他收入的銳減。
法王查理六世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ldquo1352年7月5日，阿拉斯鎮的居民受賜救濟，因為戰争及世界上普遍發生的瘟疫，該地人口減少，房屋朽爛，收入及其他物品亦見減少，日益荒涼。
&rdquo[66] *** [1]菲利普·拉貝：《圖書館抄本新編》，第1卷，第343頁。
&mdash&mdash原注 [2]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2頁。
&mdash&mdash原注 [3]《諾伊恩堡的馬修編年史》，見于約翰·弗裡德裡克·伯默爾，《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261頁。
&mdash&mdash原注 [4]《羅勃多夫的亨利編年史》，見于約翰·弗裡德裡克·伯默爾，《德意志史料》，第4卷，第560頁。
另一份記錄說，瘟疫襲擊馬賽後，&ldquo人口銳減&rdquo&ldquo鄰近城鎮死者數千&rdquo。
《布拉格編年史》，見于《奧地利史料》中的《意大利史料集成》，第1卷，第395欄。
&mdash&mdash原注 [5]讓·阿斯特呂克：《蒙彼利埃醫學院史》（蒙彼利埃1862年版），第184頁。
&mdash&mdash原注 [6]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2頁。
&mdash&mdash原注 [7]當時人寫的關于1348年瘟疫的小冊子，見于《法國檔案學院文獻》，系列1，第2卷，第201到243頁。
&mdash&mdash原注 [8]大齋節，亦稱封齋節，是複活節前為期四十天的齋戒及忏悔，以紀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mdash&mdash譯者注 [9]亨利·馬丁：《法國史》，第4版，第5卷，第109頁。
&mdash&mdash原注 [10]阿德裡安·菲利普：《黑死病史》，第103頁。
&mdash&mdash原注 [11]夏爾·安哥拉達：《大瘟疫研究》，第431頁。
&mdash&mdash原注 [12]雷納夫·希格登：《諸國編年史》（史料彙編版），第8卷，第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