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國民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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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記載，往往隻有殘篇留存。
這些個别報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貫性隻有從事後的宏觀思考中才能建立。
計劃往往不能充分實現。
執行取決于天時，也取決于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
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侖或毛奇時更大。
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态，反過來又靠近了一闆一眼的傳統機動戰。
對軍需倉庫的依賴一直是他所有軍事行動的首要基礎，他還預見到未來與奧地利的沖突會是一場&ldquo陣地戰&rdquo（guerredepostes）。
1778年戰役驗證了他的預言。
欣策說腓特烈在七年戰争後的戰略方案在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上似乎沒有減弱，這一點我們或可贊同。
至于不減反增之說，其依據似乎是進軍聖彼得堡的計劃，那看起來當然是超越了國王之前的一切方案。
腓特烈之前連威脅聖彼得堡都不曾認真考慮過，但聖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碼事。
這可以用水陸并進的計劃來解釋，他在《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一文中有過評述。
腓特烈在文中詳盡闡述了瑞典國王敗于不向聖彼得堡進軍，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進。
這樣一來，他就放棄了自己的交通線，無法供給口糧物資，或者用今天的話說，他抛棄了基地。
因為腓特烈對俄作戰的預設是引奧地利和某個海權國家為盟友，所以進軍聖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屬于傳統思路。
可以這樣說，水陸并進就是把基地帶在自己身邊。
擊敗或迫降俄國沒有别的辦法。
當腓特烈一度幻想結成反俄大同盟時，出于他本人的戰略觀念，他必然不會進入俄國内地。
因此，目标就隻剩下了聖彼得堡，就連那也需要有船隊相随。
欣策一文錯在這句話：&ldquo國王&hellip&hellip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
&rdquo從前後文來看，作者對&ldquo殲滅戰略&rdquo和&ldquo消耗戰略&rdquo這兩個詞的理解不正确。
腓特烈偏愛宏大方案是衆所周知的事，這是他奉行終生的原則。
他對自己說，即便方案在執行過程中會縮水，可宏大計劃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
然而，宏大計劃本身就等于殲滅戰略嗎？難道消耗戰略下就沒有宏大計劃嗎？如果說制訂了宏大計劃就表明踐行了殲滅戰略，那麼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和歐根便都信奉殲滅戰略。
論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進軍慕尼黑、1704年馬爾伯勒自尼德蘭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歐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傑河北上都靈都不亞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動。
因此，如果關鍵點在于規模大小的話，那麼兩種戰略的區别就隻在于統帥的高低優劣。
但是，欣策對統帥優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認奉行消耗戰略的統帥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這種戰略的兩面性，它從主觀角度看往往要比殲滅戰略更難操作。
因此，區别不在于規模大小。
我們必須對欣策所說的&ldquo宏大計劃&rdquo的客觀内容做一檢驗，以便考察這些計劃是否屬于殲滅戰略的範疇。
他告訴我們，國王在《政治遺囑》中建議&ldquo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标的有力攻勢&rdquo。
這聽起來像是殲滅戰。
但他緊接着又說隻是&ldquo進抵維也納近郊&rdquo。
這顯然不再是&ldquo殲滅&rdquo了。
暫且不考慮維也納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進抵維也納近郊的不是正規軍，而隻是巡邏隊，因此不可能對奧地利都城構成真正的威脅，我們還有一個事實要考慮：在同一份《政治遺囑》中還有本書前文詳盡複述過的内容，即腓特烈強烈反對會戰，不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張開戰。
因此，國王試圖派兵去維也納近郊不是為了戰鬥。
23如果一場殲滅戰役是這副模樣，那麼我們對&ldquo殲滅&rdquo的理解顯然就要完全改觀了。
按照我對&ldquo殲滅&rdquo的理解，腓特烈要這樣寫才對：&ldquo我們不應滿足于威脅維也納，而要渡過多瑙河，奪取維也納；我軍應進攻并擊敗試圖守城的奧軍。
&rdquo 欣策沿襲諾代和科澤（Koser）的說法，将腓特烈經摩拉維亞威脅維也納，以此擊敗奧地利的方案稱作腓特烈&ldquo慣用的戰略觀念&rdquo，這間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該方案屬于消耗戰略的範疇。
此說本身值得商榷。
但如果同意這一說法，那麼&ldquo慣用的戰略觀念&rdquo顯然隻能從消耗戰略的土壤中生長出來。
殲滅戰略設想的目标永遠是敵軍；一定要找到并擊敗敵軍。
因此，在殲滅戰略下制定方案的人會問：&ldquo哪裡能找到敵軍？&rdquo但腓特烈問的是一個地理問題：&ldquo兩個備選省份中哪一個為入侵和作戰帶來了更好、更有利的機會？&rdquo腓特烈的&ldquo慣用觀念&rdquo的關鍵點在于，他認為入侵摩拉維亞比入侵波希米亞有一定的優勢。
為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戴上&ldquo慣用觀念&rdquo的大帽子是言過其實了。
腓特烈是随機應變，其實入侵波希米亞的頻率比入侵摩拉維亞還高得多。
24 我們現在來完整地看一看作為欣策論點基礎的《政治遺囑》原文（第224頁）： 盡管我們經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薩克森，再從那裡沿易北河派一軍進入波希米亞。
我們必須在西裡西亞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蘭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師，從赫盧欽（Hultschin）地區突入摩拉維亞。
如有盟軍協同行動，我軍可以在下一次戰役中越過多瑙河。
或者是土耳其派軍進入匈牙利，或者是3萬俄軍進至普雷斯堡與布達之間的多瑙河河段，兩者必居其一。
這意味着要奪取波希米亞，然後用它交換一個離我國邊境更近的選侯領。
可見，即便國王在預設與俄國和土耳其結盟的情況下打算進抵多瑙河&mdash&mdash那也隻是下一次戰役。
這算得上是殲滅戰略嗎？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區域帶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教訓。
他沒有分兵兩路，一路去波希米亞，一路去摩拉維亞，而是盡快集合全部兵力打決戰。
他沒有在第一年率領普軍到多瑙河畔紮營過冬，第二年再繼續開戰，而是孤注一擲，堅持把一場戰役打到底，直到敵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條款。
這才是殲滅戰略的樣子。
在我看來，雅恩對這一計劃&mdash&mdash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訂了幾乎相同的計劃&mdash&mdash的判斷比欣策更正确，他認為那不過是推演而已（《軍學史》3：2015）。
令人驚訝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這樣能夠迫使波希米亞脫離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然後用波希米亞換取薩克森。
但同樣令人驚訝的是，欣策認為從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魯士、俄國、土耳其三國結盟，以占有薩克森為最終目标的戰争視為一場防禦戰。
欣策的觀點當然并非直接構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拉扯，一個是隻打防禦戰的和平政治家，一個是盡管資源有限，卻敢于挑戰強大對手的狂想戰略家。
我認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論述中的下列錯誤細節。
1757年時，腓特烈本無意入侵摩拉維亞，隻是經溫特費爾德和什未林勸說才改變了看法。
他最初計劃在薩克森取守勢，直到他在薩克森的一場防守反擊戰中擊敗了奧軍，他才按照兩位将軍的觀點進軍摩拉維亞。
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進軍波希米亞時絕沒有以&ldquo在布拉格城下決戰&rdquo為目标。
誠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是這樣說的，我也樂于承認相比于時人留下的、與事件同時期的證據，我們不應該忽略事後的回憶反思。
但就目前的問題而言，事後回憶并沒有填補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僅與文獻證據截然相悖，甚至與作者本人5年前的專著《七年戰争史》中的個人回憶不完全一緻。
因此，1768年的這份文獻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證據。
對于1758年辎重被劫毀掉了國王計劃一說，我也必須提出質疑。
辎重被劫時，道恩已經成功解救了東側的奧爾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順利抵達，國王的計劃也是失敗了。
最後，關于1778年戰役中國王親率的部隊為何沒有在另一半軍隊還在波希米亞時轉進摩拉維亞，原因畢竟不隻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對，更是常理使然。
欣策接下來說：&ldquo執行取決于天時，也取決于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
&rdquo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實是兩者兼備。
但前文已經充分說明，弗朗茨皇帝、俄國大臣會議、道恩元帥、蘇比斯将軍必然也是兩者兼備。
蘇比斯在羅斯巴赫會戰中包抄普軍，以及道恩在萊格尼茨（Liegnitz）将普軍團團圍住并一舉殲滅的&ldquo構想&rdquo不遜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實際成就。
但如果欣策拒絕因此就認為道恩和蘇比斯屬于殲滅戰略一派，他便承認了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觀點有誤。
他接下來的一段話更進一步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侖或毛奇時更大。
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态，反過來又靠近了一闆一眼的傳統機動戰。
如果忽略&ldquo來回波動&rdquo一語中的譴責意味，我們可以說欣策的這段完全正确、與我觀點完全一緻的話将腓特烈放到了兩極戰略，也就是消耗戰略一類下。
可他之前為什麼要說他奉行殲滅戰略呢？我們不能假定欣策這樣的學者會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
要解釋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對&ldquo消耗戰略&rdquo和&ldquo殲滅戰略&rdquo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對這兩個詞的闡明和用法。
如此一來，誤解當然會接踵而至。
科澤對這兩個詞的用法本來是一樣的，卻沒有明說，也沒有向讀者說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義好像跟我不同似的。
凡是将&ldquo消耗戰略&rdquo理解為作戰疲乏無力，而将&ldquo殲滅戰略&rdquo理解為作戰機智大膽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歸入消耗戰略，都免不了一陣驚訝。
欣策的最後一句話也要專門提一提。
他給出的腓特烈無法奉行殲滅戰略的原因極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遺漏了重點。
在腓特烈的最後一場戰役與拿破侖的第一場戰役之間的18年裡，&ldquo農業、路況、後勤能力&rdquo方面的進步沒有巨大到讓一種全然不同的戰略成為可能的地步。
當然，欣策也隻是說&ldquo﹝對腓特烈來說，﹞難度要比拿破侖時更大&rdquo。
如果隻是&ldquo難度更大&rdquo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說：&ldquo困難是用來克服的。
&rdquo而且欣策的表述還是可以解讀為譴責。
但在現實中根本不是&ldquo難度&rdquo的問題，壓根就是不可能。
為了正确評判腓特烈，一切都取決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
欣策不明白，于是這樣的情況又出現了：作者本來稱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是為了頌揚他，結果卻顯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種種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
這讓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譏諷之語，即如果我們要認為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話，那麼腓特烈就是一位&ldquo戰略拙劣&rdquo之人。
針對這樣的譏諷，腓特烈已經給自己解了圍，他說起伏爾泰時打趣道自己隻按照荷馬和維吉爾的詩句打仗。
伏爾泰卻稱頌查理十二，說他（依據殲滅戰略的原則）馬不停蹄地追擊逃跑的俄軍，從一場會戰趕往另一場會戰。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克勞塞維茨 腓特烈軍制首次與法國新軍制交鋒是在瓦爾米，之後戰争又持續了兩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軍制當時仍然具有優勢。
1795年春，普魯士出于政治因素，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了戰争，但軍事上并未被擊敗。
11年後普魯士再次與法國交手時，法國人已經被鍛煉成了拿破侖的戰士，普魯士一觸即潰。
如果我們像路易絲王後（QueenLouise）一樣說普魯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
盡管普魯士人對祖上榮光感到自豪，但批判與革新運動也相當活躍，新舊之争早在危機爆發前就非常激烈。
甚至在法國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戰術創新的時候，時任漢諾威軍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ldquo當前的對法戰争在幾點上會颠覆現行戰術體系。
&rdquo臨近世紀末（1797年），他又寫了幾篇文章來闡發&ldquo一個闆上釘釘的事實是，這場戰争中的大部分戰局都由法國散兵所決定&rdquo，他還提議完善德意志諸邦軍隊中仍然盛行的戰術。
1他希望将新舊戰術有機地聯系起來。
在他看來，抛棄步兵線列或步兵徹底散兵化是絕不可為的，但他提議讓第三排當散兵。
2第三排在齊射中肯定是用處不大，而且步兵陣形在大革命戰争期間已經轉向兩排了。
但作為一般原則來實施的話，兩排陣會導緻正面過寬，無法控禦，線列太薄，難免危險。
現在，通過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轉化為散兵，嚴整密集的傳統正面保留了下來，能夠發揮其優勢。
但散兵又能繞過營的側面前出加強整體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線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緊急狀況時也可以回歸原位，鞏固正面強度。
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齊射和後期沖鋒，甚至不想教前兩排士兵精準射擊。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進入普軍服役時，他的思想依然沒有得到認可。
當然，身為将軍的霍恩洛爾領主（GeneralPrinceHohenlohe）确實将第三排散兵戰術引入了西裡西亞團（1803年），他日後在耶拿會戰中指揮的就是這些團。
但馮·默倫多夫元帥（FieldMarshalvon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開火時瞄準；士兵應&ldquo水平持槍，保持頭部豎直&rdquo。
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魯士，新舊顯然已經展開了争鬥，可舊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動搖過，而且從軍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當年的那一類人。
然而，有人可能會覺得普軍當時的實力比腓特烈時期變差了，其實反而是變好了。
軍紀穩固，軍官勇敢，但軍隊已經失去了精魂，将帥昏聩不堪，對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軍被打敗是必然的。
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經詳細闡明了我對這一時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從慘敗到重建，再到普魯士最終的勝利，所以此處無意贅述。
4結果是普魯士接納了當初擊敗自己的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在這些理念的協助下重獲新生，在軍事領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還要大的進展，并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達到了可能性範圍内的巅峰。
此處應該補充一點：1805年戰敗後，奧地利也在卡爾大公主持下革新了舊戰術，将散兵戰術、縱隊戰術巧妙地與線列戰術結合了起來，使其達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礎的軍隊所可能達到的高度。
5我在前面引述過馬克将軍反對散兵戰術的論證。
1803年，武卡索維奇副帥（LieutenantFieldMarshalVukassowicz）寫給禦前軍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展現了舊式軍事教育的精神與新精神的差别有多麼大，以及向新精神轉變是多麼困難： 土耳其戰争期間，一支部隊在貝薩尼亞-達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們沒有學過其他動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動不動。
土軍抓住機會，拔出短刀從槍下沖進去，馬上就把士兵的腳砍掉了，因為我軍必須要從實際教訓中才能學會聽到&ldquo刺&rdquo的口令時應該将刺刀刺出去。
6 俄軍依然信奉蘇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話：&ldquo子彈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漢子。
&rdquo晚至1813年，俄軍中隻有輕步兵團采用了散兵戰術；其餘步兵完全不知單兵作戰為何物。
7 普魯士戰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過廢除招募外國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mdash&mdash法國自己後來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mdash&mdash從而将傳統傭兵軍隊轉變成了一支國民軍。
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對，在預備階段根本無法推行，直到發生了暴動（1813年2月9日）的關頭才實施。
最初隻說是戰時措施，但通過沙恩霍斯特的門徒和繼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實施。
8 盡管我們已經看到散兵作戰對法軍無比重要，但它一直是無人培育，自行生長的狀态。
而普魯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議基礎上制定條令，實現了散兵規範化；奧地利之前也已經這樣做了。
基礎陣形仍然是3排線列，憑借齊射火力橫掃眼前的一切。
但第三排可以出列發揮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營都可以散開作戰。
（在這一點上，沙恩霍斯特已經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議。
）9 展開為線列的步兵營不僅可以齊射，也可以憑借縱深發起沖擊。
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國設立了寬為兩個排、縱深4個排的&ldquo向中縱隊&rdquo（columntowardsthemiddle）陣形。
步兵營能夠以極快的速度在線列和縱隊之間轉換，因為在線列狀态下，左右外側的4個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間4個排的後面。
&ldquo向中縱隊&rdquo的縱深是12個人，射手展開後縱深是8個人（一個營轄4個連，也就是8個排）。
這是古希臘方陣的正常縱深，因此按照老觀念仍然是線列陣形，但從18世紀成為定制的3排線列來看，這已經算得上是縱隊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魯士引入了法軍的組織觀念，同時又更新了這些觀念。
同理，在拿破侖的諸多對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軍隊的格奈澤瑙完全接納了拿破侖的戰略觀，從而得以親手持劍刺向強大的法國皇帝。
1813年秋季戰役中，反法聯軍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蘭登堡、西裡西亞、波希米亞各地，圍繞着拿破侖的軍隊形成一個半圓形包圍網的部隊集合到一個戰場，不給居于中央的對手各個擊破的機會。
聯軍達成了這一任務。
拿破侖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過易北河後意圖逼近西裡西亞軍，但後者沒有越過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犧牲交通線，繞過拿破侖至薩勒河畔與施瓦岑貝格軍會合，抄了拿破侖的後路。
這次機動切斷了拿破侖與法國的聯系，本來有可能被占據兵力優勢的聯軍包圍全殲。
施瓦岑貝格的參謀長拉德茨基也已經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極大的誤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滅法軍，而是不戰而逼退敵軍的老一套戰略。
在軍事顧問馮·托爾将軍（GeneralvonToll）的要求下，亞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
聯軍再次分開，給法軍讓出了西撤的通道。
10 1815年從利尼出發，經瓦夫爾至好友賓館的行動與1813年自易北河往薩勒河的行軍同類且同樣大膽。
11這兩次行動都因為拿破侖做出錯誤判斷，進而采取錯誤行動而效力倍增。
1813年，拿破侖撲了個空；1815年，他沒能在恰當時機命令格魯希率軍參戰。
&ldquo這些畜生長教訓了。
&rdquo他大喊道。
偉大的實踐一定要配上理論才算完全。
令人驚訝的是，闡明拿破侖戰略行動的理論家竟然在普魯士軍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門生，格奈澤瑙的朋友&mdash&mdash克勞塞維茨。
沙恩霍斯特遺體從他戰死的地方轉移到柏林軍人公墓時，格奈澤瑙給克勞塞維茨寫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有力地表現了三人之間的關聯：&ldquo你是他的約翰，我隻是他的彼得，盡管我從未像另一位彼得對他的老師那樣對他不忠。
&rdquo[69] 在克勞塞維茨開始分析拿破侖的戰争藝術之前，法裔瑞士人約米尼已經着手了。
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涉獵廣泛且極為高産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講述了拿破侖戰略中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偏愛決戰。
但他依然沒能從整體上參透拿破侖行動與戰略的真正本質。
那需要一種特殊的沖動，自康德和黑格爾以來在德意志蓬勃起來的深刻哲學探究的沖動，它讓普魯士軍官克勞塞維茨心中萌生了解讀那位打翻了舊世界、迫使人們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戰神的念頭。
約米尼在作戰線中尋覓戰略的本質，考察内外線作戰各自的優勢。
克勞塞維茨意識到，基地、作戰線及其相關方面當然是人們應該理解的實用概念，有利于闡明戰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與做出決策的規則不可能從中推導出來，因為戰争行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對的。
因此，戰略行動絕不是本本主義，而必然源于最深處的品格。
但戰争是政治行為，所以戰略絕不是孤立的，而總要聯系政治來考量。
一切對政治幹預戰事的怨言在邏輯上都是無意義的，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是想說他覺得某次政治幹預是錯誤的。
合理的政略對戰略的指導一定是合理的&mdash&mdash前提是政治家對軍務沒有錯誤的認識。
在最緊要的決斷關頭，政治與戰略是不分彼此的，偉大戰略家對普遍曆史的影響源于他這個人的整體。
腓特烈在七年戰争爆發時采取穩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對女皇盟友們的考量所決定的，而不是因為他自信能夠憑借斜線陣擊敗奧軍。
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險向優勢敵軍出擊，是因為他深信雖敗猶榮。
革命軍中不乏勇敢聰敏之輩，而波拿巴将軍獨居其上的根源不僅在于卓越的軍事才能，政治意識也同樣重要。
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讓他得以實現宏大的戰略構想，因為他懂得在軍事勝利後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勝仗引發的反彈毀掉既有成果之前。
拿破侖在好友賓館會戰當日沒有預見到普軍的回歸，從邏輯上看，我們可以認為他犯了一個令人費解的錯誤。
但這恰恰體現了他的豪氣。
假如他預計普軍會抵達，那麼他面對令人氣滞的優勢兵力就根本不會接受會戰，而會落得1870年巴贊一樣的下場；後者從一開始就不抱有取勝的希望，最後隻得不經一戰就投降。
在威靈頓、格奈澤瑙指揮的占據壓倒性數量優勢的敵軍面前，就連拿破侖也不可能取勝。
但他差點就取得了勝利，最後敗也沒有敗得恥辱，而是敗得光榮，這一點不僅為他本人帶來了令人難忘的輝煌，也為法國人民留下一個精神力量的源泉，讓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開辟新生。
從文藝複興到舊制度滅亡之間不斷湧現出了一系列優秀軍人和卓越統帥。
但在這段時期的前半段，他們還配不上&ldquo大戰略家&rdquo的稱呼。
盡管我們見到過大戰，但格局還是不夠大；或者換一種更好的說法：從整體關系來看，軍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個人武功，而非戰略的本質，也就是政治與軍事行動的統一體。
完整意義上的大戰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瓦倫斯坦身上，政治家與組織者的角色要大于戰略家的角色。
在後人的記憶中，薩伏伊公子歐根與馬爾伯勒蓋過了古斯塔夫一脈的偉大統帥，包括克倫威爾和路易十四帳下的一系列法國大帥。
這個時代的頂點和終點是腓特烈大帝。
他長期被視為拿破侖的先驅者，具有特殊的地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一觀念是錯誤的，也做了駁斥。
腓特烈不是先驅者，而是将一個時代帶向高峰和終結的人。
隻是通過克勞塞維茨結合政治對&ldquo戰略&rdquo這個概念給出的深入哲學思考，以及對将道本質的連帶心理學分析，我們才充分理解了兩位大軍事家的異同。
克勞塞維茨明白自己的反思會得出這樣的結果，卻沒能完成。
他在一份寫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傳世之作《戰争論》開頭的&ldquo報告&rdquo中，他考慮要從&ldquo兩種戰争藝術&rdquo的角度出發重寫一篇新作，一種戰争藝術&ldquo以消滅敵人為目的&rdquo，另一種則&ldquo隻打算征服邊境上的幾處地盤&rdquo。
兩者&ldquo性質完全不同&rdquo，永遠必須要分離開。
1831年，克勞塞維茨去世，沒來得及着手這項工作。
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補他留下的空白。
随着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後面世，戰争藝術史的拿破侖時代也走向了終結。
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勞塞維茨著作為基礎而言，新時代是由拿破侖時代引出的。
新時代的内容是由新技術界定的，不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運輸和種種生活資料，從鐵路電報再到19世紀增長到無可限量的食物。
本書就此作結。
之後的事情&mdash&mdash包括普魯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終的崩潰&mdash&mdash就留待後人了。
這些個别報告和命令的背景和融貫性隻有從事後的宏觀思考中才能建立。
計劃往往不能充分實現。
執行取決于天時，也取決于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
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侖或毛奇時更大。
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态，反過來又靠近了一闆一眼的傳統機動戰。
對軍需倉庫的依賴一直是他所有軍事行動的首要基礎，他還預見到未來與奧地利的沖突會是一場&ldquo陣地戰&rdquo（guerredepostes）。
1778年戰役驗證了他的預言。
欣策說腓特烈在七年戰争後的戰略方案在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上似乎沒有減弱，這一點我們或可贊同。
至于不減反增之說，其依據似乎是進軍聖彼得堡的計劃，那看起來當然是超越了國王之前的一切方案。
腓特烈之前連威脅聖彼得堡都不曾認真考慮過，但聖彼得堡依然完全是另一碼事。
這可以用水陸并進的計劃來解釋，他在《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一文中有過評述。
腓特烈在文中詳盡闡述了瑞典國王敗于不向聖彼得堡進軍，而朝莫斯科方向的斯摩棱斯克前進。
這樣一來，他就放棄了自己的交通線，無法供給口糧物資，或者用今天的話說，他抛棄了基地。
因為腓特烈對俄作戰的預設是引奧地利和某個海權國家為盟友，所以進軍聖彼得堡的想法仍然屬于傳統思路。
可以這樣說，水陸并進就是把基地帶在自己身邊。
擊敗或迫降俄國沒有别的辦法。
當腓特烈一度幻想結成反俄大同盟時，出于他本人的戰略觀念，他必然不會進入俄國内地。
因此，目标就隻剩下了聖彼得堡，就連那也需要有船隊相随。
欣策一文錯在這句話：&ldquo國王&hellip&hellip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
&rdquo從前後文來看，作者對&ldquo殲滅戰略&rdquo和&ldquo消耗戰略&rdquo這兩個詞的理解不正确。
腓特烈偏愛宏大方案是衆所周知的事，這是他奉行終生的原則。
他對自己說，即便方案在執行過程中會縮水，可宏大計劃一旦得手，仗就算是赢了。
然而，宏大計劃本身就等于殲滅戰略嗎？難道消耗戰略下就沒有宏大計劃嗎？如果說制訂了宏大計劃就表明踐行了殲滅戰略，那麼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和歐根便都信奉殲滅戰略。
論方案之宏大，古斯塔夫·阿道夫進軍慕尼黑、1704年馬爾伯勒自尼德蘭奔赴多瑙河（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歐根自波河以南的阿迪傑河北上都靈都不亞于腓特烈的任何一次行動。
因此，如果關鍵點在于規模大小的話，那麼兩種戰略的區别就隻在于統帥的高低優劣。
但是，欣策對統帥優劣之分的理解是正确的，他承認奉行消耗戰略的統帥并不更低劣，而且由于這種戰略的兩面性，它從主觀角度看往往要比殲滅戰略更難操作。
因此，區别不在于規模大小。
我們必須對欣策所說的&ldquo宏大計劃&rdquo的客觀内容做一檢驗，以便考察這些計劃是否屬于殲滅戰略的範疇。
他告訴我們，國王在《政治遺囑》中建議&ldquo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标的有力攻勢&rdquo。
這聽起來像是殲滅戰。
但他緊接着又說隻是&ldquo進抵維也納近郊&rdquo。
這顯然不再是&ldquo殲滅&rdquo了。
暫且不考慮維也納在多瑙河以南，而且要進抵維也納近郊的不是正規軍，而隻是巡邏隊，因此不可能對奧地利都城構成真正的威脅，我們還有一個事實要考慮：在同一份《政治遺囑》中還有本書前文詳盡複述過的内容，即腓特烈強烈反對會戰，不僅是在山地，在平原也不主張開戰。
因此，國王試圖派兵去維也納近郊不是為了戰鬥。
23如果一場殲滅戰役是這副模樣，那麼我們對&ldquo殲滅&rdquo的理解顯然就要完全改觀了。
按照我對&ldquo殲滅&rdquo的理解，腓特烈要這樣寫才對：&ldquo我們不應滿足于威脅維也納，而要渡過多瑙河，奪取維也納；我軍應進攻并擊敗試圖守城的奧軍。
&rdquo 欣策沿襲諾代和科澤（Koser）的說法，将腓特烈經摩拉維亞威脅維也納，以此擊敗奧地利的方案稱作腓特烈&ldquo慣用的戰略觀念&rdquo，這間接表明按照正确的理解，該方案屬于消耗戰略的範疇。
此說本身值得商榷。
但如果同意這一說法，那麼&ldquo慣用的戰略觀念&rdquo顯然隻能從消耗戰略的土壤中生長出來。
殲滅戰略設想的目标永遠是敵軍；一定要找到并擊敗敵軍。
因此，在殲滅戰略下制定方案的人會問：&ldquo哪裡能找到敵軍？&rdquo但腓特烈問的是一個地理問題：&ldquo兩個備選省份中哪一個為入侵和作戰帶來了更好、更有利的機會？&rdquo腓特烈的&ldquo慣用觀念&rdquo的關鍵點在于，他認為入侵摩拉維亞比入侵波希米亞有一定的優勢。
為這樣一個簡單的想法戴上&ldquo慣用觀念&rdquo的大帽子是言過其實了。
腓特烈是随機應變，其實入侵波希米亞的頻率比入侵摩拉維亞還高得多。
24 我們現在來完整地看一看作為欣策論點基礎的《政治遺囑》原文（第224頁）： 盡管我們經常有理由短兵相接，但首先一定要入侵薩克森，再從那裡沿易北河派一軍進入波希米亞。
我們必須在西裡西亞布置一支更大的兵力，向蘭茨胡特和格拉茨郡派遣偏師，從赫盧欽（Hultschin）地區突入摩拉維亞。
如有盟軍協同行動，我軍可以在下一次戰役中越過多瑙河。
或者是土耳其派軍進入匈牙利，或者是3萬俄軍進至普雷斯堡與布達之間的多瑙河河段，兩者必居其一。
這意味着要奪取波希米亞，然後用它交換一個離我國邊境更近的選侯領。
可見，即便國王在預設與俄國和土耳其結盟的情況下打算進抵多瑙河&mdash&mdash那也隻是下一次戰役。
這算得上是殲滅戰略嗎？1866年7月，毛奇在同一區域帶給了我們不一樣的教訓。
他沒有分兵兩路，一路去波希米亞，一路去摩拉維亞，而是盡快集合全部兵力打決戰。
他沒有在第一年率領普軍到多瑙河畔紮營過冬，第二年再繼續開戰，而是孤注一擲，堅持把一場戰役打到底，直到敵方接受我方的和平條款。
這才是殲滅戰略的樣子。
在我看來，雅恩對這一計劃&mdash&mdash腓特烈在1775年和1778年制訂了幾乎相同的計劃&mdash&mdash的判斷比欣策更正确，他認為那不過是推演而已（《軍學史》3：2015）。
令人驚訝的是，腓特烈竟然相信這樣能夠迫使波希米亞脫離哈布斯堡家族的統治，然後用波希米亞換取薩克森。
但同樣令人驚訝的是，欣策認為從政治角度看，腓特烈将普魯士、俄國、土耳其三國結盟，以占有薩克森為最終目标的戰争視為一場防禦戰。
欣策的觀點當然并非直接構成矛盾，但仍然是将腓特烈的面貌向兩個相反的方向拉扯，一個是隻打防禦戰的和平政治家，一個是盡管資源有限，卻敢于挑戰強大對手的狂想戰略家。
我認為自己有必要指出欣策論述中的下列錯誤細節。
1757年時，腓特烈本無意入侵摩拉維亞，隻是經溫特費爾德和什未林勸說才改變了看法。
他最初計劃在薩克森取守勢，直到他在薩克森的一場防守反擊戰中擊敗了奧軍，他才按照兩位将軍的觀點進軍摩拉維亞。
此外，腓特烈在1757年進軍波希米亞時絕沒有以&ldquo在布拉格城下決戰&rdquo為目标。
誠然，腓特烈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是這樣說的，我也樂于承認相比于時人留下的、與事件同時期的證據，我們不應該忽略事後的回憶反思。
但就目前的問題而言，事後回憶并沒有填補原始史料的空白，反而不僅與文獻證據截然相悖，甚至與作者本人5年前的專著《七年戰争史》中的個人回憶不完全一緻。
因此，1768年的這份文獻自然不是完全可靠的證據。
對于1758年辎重被劫毀掉了國王計劃一說，我也必須提出質疑。
辎重被劫時，道恩已經成功解救了東側的奧爾米茨，于是即便辎重順利抵達，國王的計劃也是失敗了。
最後，關于1778年戰役中國王親率的部隊為何沒有在另一半軍隊還在波希米亞時轉進摩拉維亞，原因畢竟不隻是亨利王子一人的反對，更是常理使然。
欣策接下來說：&ldquo執行取決于天時，也取決于能構想出殲滅戰略的人，而腓特烈顯然是兩者兼備。
&rdquo按照欣策的理解，腓特烈确實是兩者兼備。
但前文已經充分說明，弗朗茨皇帝、俄國大臣會議、道恩元帥、蘇比斯将軍必然也是兩者兼備。
蘇比斯在羅斯巴赫會戰中包抄普軍，以及道恩在萊格尼茨（Liegnitz）将普軍團團圍住并一舉殲滅的&ldquo構想&rdquo不遜色于腓特烈的任何實際成就。
但如果欣策拒絕因此就認為道恩和蘇比斯屬于殲滅戰略一派，他便承認了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觀點有誤。
他接下來的一段話更進一步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當然，他當時掌握的軍事物資和面對的整體狀況，比如農業、路況、後勤能力都非常有限，踐行殲滅戰略方案的難度要比拿破侖或毛奇時更大。
腓特烈從經驗中充分明白了這一點，因此他的軍事實踐一直是來回波動的狀态，反過來又靠近了一闆一眼的傳統機動戰。
如果忽略&ldquo來回波動&rdquo一語中的譴責意味，我們可以說欣策的這段完全正确、與我觀點完全一緻的話将腓特烈放到了兩極戰略，也就是消耗戰略一類下。
可他之前為什麼要說他奉行殲滅戰略呢？我們不能假定欣策這樣的學者會如此直接地自相矛盾。
要解釋也很簡單，那就是他對&ldquo消耗戰略&rdquo和&ldquo殲滅戰略&rdquo的用法完全不同于我對這兩個詞的闡明和用法。
如此一來，誤解當然會接踵而至。
科澤對這兩個詞的用法本來是一樣的，卻沒有明說，也沒有向讀者說明，以至于他所用的含義好像跟我不同似的。
凡是将&ldquo消耗戰略&rdquo理解為作戰疲乏無力，而将&ldquo殲滅戰略&rdquo理解為作戰機智大膽的人看到我将腓特烈歸入消耗戰略，都免不了一陣驚訝。
欣策的最後一句話也要專門提一提。
他給出的腓特烈無法奉行殲滅戰略的原因極其不充分，而且恰恰遺漏了重點。
在腓特烈的最後一場戰役與拿破侖的第一場戰役之間的18年裡，&ldquo農業、路況、後勤能力&rdquo方面的進步沒有巨大到讓一種全然不同的戰略成為可能的地步。
當然，欣策也隻是說&ldquo﹝對腓特烈來說，﹞難度要比拿破侖時更大&rdquo。
如果隻是&ldquo難度更大&rdquo的問題，我們就必須要說：&ldquo困難是用來克服的。
&rdquo而且欣策的表述還是可以解讀為譴責。
但在現實中根本不是&ldquo難度&rdquo的問題，壓根就是不可能。
為了正确評判腓特烈，一切都取決于要明白有些事是他不可能做到的。
欣策不明白，于是這樣的情況又出現了：作者本來稱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是為了頌揚他，結果卻顯得他是一位受制于種種局限的渺小人物，徒增混淆。
這讓我又想起了自己的譏諷之語，即如果我們要認為腓特烈奉行殲滅戰略的話，那麼腓特烈就是一位&ldquo戰略拙劣&rdquo之人。
針對這樣的譏諷，腓特烈已經給自己解了圍，他說起伏爾泰時打趣道自己隻按照荷馬和維吉爾的詩句打仗。
伏爾泰卻稱頌查理十二，說他（依據殲滅戰略的原則）馬不停蹄地追擊逃跑的俄軍，從一場會戰趕往另一場會戰。
4 沙恩霍斯特、格奈澤瑙、克勞塞維茨 腓特烈軍制首次與法國新軍制交鋒是在瓦爾米，之後戰争又持續了兩年（1793年和1794年），腓特烈軍制當時仍然具有優勢。
1795年春，普魯士出于政治因素，簽訂《巴塞爾和約》退出了戰争，但軍事上并未被擊敗。
11年後普魯士再次與法國交手時，法國人已經被鍛煉成了拿破侖的戰士，普魯士一觸即潰。
如果我們像路易絲王後（QueenLouise）一樣說普魯士戴着腓特烈大帝的桂冠睡着了，那便不能理解事件的全貌。
盡管普魯士人對祖上榮光感到自豪，但批判與革新運動也相當活躍，新舊之争早在危機爆發前就非常激烈。
甚至在法國人都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戰術創新的時候，時任漢諾威軍少校的沙恩霍斯特就在1794年7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ldquo當前的對法戰争在幾點上會颠覆現行戰術體系。
&rdquo臨近世紀末（1797年），他又寫了幾篇文章來闡發&ldquo一個闆上釘釘的事實是，這場戰争中的大部分戰局都由法國散兵所決定&rdquo，他還提議完善德意志諸邦軍隊中仍然盛行的戰術。
1他希望将新舊戰術有機地聯系起來。
在他看來，抛棄步兵線列或步兵徹底散兵化是絕不可為的，但他提議讓第三排當散兵。
2第三排在齊射中肯定是用處不大，而且步兵陣形在大革命戰争期間已經轉向兩排了。
但作為一般原則來實施的話，兩排陣會導緻正面過寬，無法控禦，線列太薄，難免危險。
現在，通過将三分之一的步兵（不是第一排，而是第三排）轉化為散兵，嚴整密集的傳統正面保留了下來，能夠發揮其優勢。
但散兵又能繞過營的側面前出加強整體火力，效果好于一直呆在線列正面的第三排，而且遇到緊急狀況時也可以回歸原位，鞏固正面強度。
沙恩霍斯特很注重保留密集正面用于齊射和後期沖鋒，甚至不想教前兩排士兵精準射擊。
甚至到了1801年沙恩霍斯特進入普軍服役時，他的思想依然沒有得到認可。
當然，身為将軍的霍恩洛爾領主（GeneralPrinceHohenlohe）确實将第三排散兵戰術引入了西裡西亞團（1803年），他日後在耶拿會戰中指揮的就是這些團。
但馮·默倫多夫元帥（FieldMarshalvonMöllendorff）同年在柏林明令禁止開火時瞄準；士兵應&ldquo水平持槍，保持頭部豎直&rdquo。
3 在1806年之前的普魯士，新舊顯然已經展開了争鬥，可舊制度凡是在重要的方面都不曾動搖過，而且從軍者依然完全是腓特烈當年的那一類人。
然而，有人可能會覺得普軍當時的實力比腓特烈時期變差了，其實反而是變好了。
軍紀穩固，軍官勇敢，但軍隊已經失去了精魂，将帥昏聩不堪，對手又是一位巨人，所以普軍被打敗是必然的。
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經詳細闡明了我對這一時期和上述事件的看法，從慘敗到重建，再到普魯士最終的勝利，所以此處無意贅述。
4結果是普魯士接納了當初擊敗自己的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在這些理念的協助下重獲新生，在軍事領域取得了甚至比以前還要大的進展，并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達到了可能性範圍内的巅峰。
此處應該補充一點：1805年戰敗後，奧地利也在卡爾大公主持下革新了舊戰術，将散兵戰術、縱隊戰術巧妙地與線列戰術結合了起來，使其達到了一支缺乏民族基礎的軍隊所可能達到的高度。
5我在前面引述過馬克将軍反對散兵戰術的論證。
1803年，武卡索維奇副帥（LieutenantFieldMarshalVukassowicz）寫給禦前軍事委員會的一份報告中展現了舊式軍事教育的精神與新精神的差别有多麼大，以及向新精神轉變是多麼困難： 土耳其戰争期間，一支部隊在貝薩尼亞-達姆（Bes-ania-Damm）被命令将刺刀放低到一半身高的位置，可士兵們沒有學過其他動作，于是都像雕像似的一動不動。
土軍抓住機會，拔出短刀從槍下沖進去，馬上就把士兵的腳砍掉了，因為我軍必須要從實際教訓中才能學會聽到&ldquo刺&rdquo的口令時應該将刺刀刺出去。
6 俄軍依然信奉蘇沃洛夫（Suvorov）的那句話：&ldquo子彈是蠢婆娘，刺刀才是真漢子。
&rdquo晚至1813年，俄軍中隻有輕步兵團采用了散兵戰術；其餘步兵完全不知單兵作戰為何物。
7 普魯士戰争大臣沙恩霍斯特通過廢除招募外國士兵，建立普遍兵役制&mdash&mdash法國自己後來又取消了普遍兵役制&mdash&mdash從而将傳統傭兵軍隊轉變成了一支國民軍。
普遍兵役制遭到了激烈反對，在預備階段根本無法推行，直到發生了暴動（1813年2月9日）的關頭才實施。
最初隻說是戰時措施，但通過沙恩霍斯特的門徒和繼任者博延的努力，普遍兵役制在1814年再次實施。
8 盡管我們已經看到散兵作戰對法軍無比重要，但它一直是無人培育，自行生長的狀态。
而普魯士如今在沙恩霍斯特1797年著作中提出的建議基礎上制定條令，實現了散兵規範化；奧地利之前也已經這樣做了。
基礎陣形仍然是3排線列，憑借齊射火力橫掃眼前的一切。
但第三排可以出列發揮散兵的作用，如有必要，甚至全營都可以散開作戰。
（在這一點上，沙恩霍斯特已經越出了他本人在1797年的提議。
）9 展開為線列的步兵營不僅可以齊射，也可以憑借縱深發起沖擊。
為此，沙恩霍斯特仿效法國設立了寬為兩個排、縱深4個排的&ldquo向中縱隊&rdquo（columntowardsthemiddle）陣形。
步兵營能夠以極快的速度在線列和縱隊之間轉換，因為在線列狀态下，左右外側的4個排直接就布置在中間4個排的後面。
&ldquo向中縱隊&rdquo的縱深是12個人，射手展開後縱深是8個人（一個營轄4個連，也就是8個排）。
這是古希臘方陣的正常縱深，因此按照老觀念仍然是線列陣形，但從18世紀成為定制的3排線列來看，這已經算得上是縱隊了。
沙恩霍斯特向普魯士引入了法軍的組織觀念，同時又更新了這些觀念。
同理，在拿破侖的諸多對手中，曾支持沙恩霍斯特改革軍隊的格奈澤瑙完全接納了拿破侖的戰略觀，從而得以親手持劍刺向強大的法國皇帝。
1813年秋季戰役中，反法聯軍最重要的使命是将分散于勃蘭登堡、西裡西亞、波希米亞各地，圍繞着拿破侖的軍隊形成一個半圓形包圍網的部隊集合到一個戰場，不給居于中央的對手各個擊破的機會。
聯軍達成了這一任務。
拿破侖10月3日在瓦滕堡（Wartenburg）渡過易北河後意圖逼近西裡西亞軍，但後者沒有越過易北河撤退，而是不惜犧牲交通線，繞過拿破侖至薩勒河畔與施瓦岑貝格軍會合，抄了拿破侖的後路。
這次機動切斷了拿破侖與法國的聯系，本來有可能被占據兵力優勢的聯軍包圍全殲。
施瓦岑貝格的參謀長拉德茨基也已經按照上述思路制定了一份方案，這份方案至今依然蒙受着極大的誤解和歪曲，好像它的目标不是消滅法軍，而是不戰而逼退敵軍的老一套戰略。
在軍事顧問馮·托爾将軍（GeneralvonToll）的要求下，亞曆山大沙皇出手推翻了拉德茨基的精妙方案。
聯軍再次分開，給法軍讓出了西撤的通道。
10 1815年從利尼出發，經瓦夫爾至好友賓館的行動與1813年自易北河往薩勒河的行軍同類且同樣大膽。
11這兩次行動都因為拿破侖做出錯誤判斷，進而采取錯誤行動而效力倍增。
1813年，拿破侖撲了個空；1815年，他沒能在恰當時機命令格魯希率軍參戰。
&ldquo這些畜生長教訓了。
&rdquo他大喊道。
偉大的實踐一定要配上理論才算完全。
令人驚訝的是，闡明拿破侖戰略行動的理論家竟然在普魯士軍中，此人是沙恩霍斯特的門生，格奈澤瑙的朋友&mdash&mdash克勞塞維茨。
沙恩霍斯特遺體從他戰死的地方轉移到柏林軍人公墓時，格奈澤瑙給克勞塞維茨寫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有力地表現了三人之間的關聯：&ldquo你是他的約翰，我隻是他的彼得，盡管我從未像另一位彼得對他的老師那樣對他不忠。
&rdquo[69] 在克勞塞維茨開始分析拿破侖的戰争藝術之前，法裔瑞士人約米尼已經着手了。
他是一位才華橫溢，涉獵廣泛且極為高産的作家，而且他早在1805年就理解并講述了拿破侖戰略中的決定性因素，也就是偏愛決戰。
但他依然沒能從整體上參透拿破侖行動與戰略的真正本質。
那需要一種特殊的沖動，自康德和黑格爾以來在德意志蓬勃起來的深刻哲學探究的沖動，它讓普魯士軍官克勞塞維茨心中萌生了解讀那位打翻了舊世界、迫使人們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戰神的念頭。
約米尼在作戰線中尋覓戰略的本質，考察内外線作戰各自的優勢。
克勞塞維茨意識到，基地、作戰線及其相關方面當然是人們應該理解的實用概念，有利于闡明戰局，但他也明白制定方案與做出決策的規則不可能從中推導出來，因為戰争行為中的一切要素都是不确定和相對的。
因此，戰略行動絕不是本本主義，而必然源于最深處的品格。
但戰争是政治行為，所以戰略絕不是孤立的，而總要聯系政治來考量。
一切對政治幹預戰事的怨言在邏輯上都是無意義的，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是想說他覺得某次政治幹預是錯誤的。
合理的政略對戰略的指導一定是合理的&mdash&mdash前提是政治家對軍務沒有錯誤的認識。
在最緊要的決斷關頭，政治與戰略是不分彼此的，偉大戰略家對普遍曆史的影響源于他這個人的整體。
腓特烈在七年戰争爆發時采取穩健方案，第二年又改用更激烈的方案，這完全是由政治因素，也就是對女皇盟友們的考量所決定的，而不是因為他自信能夠憑借斜線陣擊敗奧軍。
而他之所以在洛伊滕冒險向優勢敵軍出擊，是因為他深信雖敗猶榮。
革命軍中不乏勇敢聰敏之輩，而波拿巴将軍獨居其上的根源不僅在于卓越的軍事才能，政治意識也同樣重要。
唯有高明的政治手段才讓他得以實現宏大的戰略構想，因為他懂得在軍事勝利後要用政略收尾，而且要在勝仗引發的反彈毀掉既有成果之前。
拿破侖在好友賓館會戰當日沒有預見到普軍的回歸，從邏輯上看，我們可以認為他犯了一個令人費解的錯誤。
但這恰恰體現了他的豪氣。
假如他預計普軍會抵達，那麼他面對令人氣滞的優勢兵力就根本不會接受會戰，而會落得1870年巴贊一樣的下場；後者從一開始就不抱有取勝的希望，最後隻得不經一戰就投降。
在威靈頓、格奈澤瑙指揮的占據壓倒性數量優勢的敵軍面前，就連拿破侖也不可能取勝。
但他差點就取得了勝利，最後敗也沒有敗得恥辱，而是敗得光榮，這一點不僅為他本人帶來了令人難忘的輝煌，也為法國人民留下一個精神力量的源泉，讓他們能夠一次又一次地開辟新生。
從文藝複興到舊制度滅亡之間不斷湧現出了一系列優秀軍人和卓越統帥。
但在這段時期的前半段，他們還配不上&ldquo大戰略家&rdquo的稱呼。
盡管我們見到過大戰，但格局還是不夠大；或者換一種更好的說法：從整體關系來看，軍事仍然主要是政治背景下的個人武功，而非戰略的本質，也就是政治與軍事行動的統一體。
完整意義上的大戰略家起于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瓦倫斯坦身上，政治家與組織者的角色要大于戰略家的角色。
在後人的記憶中，薩伏伊公子歐根與馬爾伯勒蓋過了古斯塔夫一脈的偉大統帥，包括克倫威爾和路易十四帳下的一系列法國大帥。
這個時代的頂點和終點是腓特烈大帝。
他長期被視為拿破侖的先驅者，具有特殊的地位。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一觀念是錯誤的，也做了駁斥。
腓特烈不是先驅者，而是将一個時代帶向高峰和終結的人。
隻是通過克勞塞維茨結合政治對&ldquo戰略&rdquo這個概念給出的深入哲學思考，以及對将道本質的連帶心理學分析，我們才充分理解了兩位大軍事家的異同。
克勞塞維茨明白自己的反思會得出這樣的結果，卻沒能完成。
他在一份寫于1827年7月10日并被放在傳世之作《戰争論》開頭的&ldquo報告&rdquo中，他考慮要從&ldquo兩種戰争藝術&rdquo的角度出發重寫一篇新作，一種戰争藝術&ldquo以消滅敵人為目的&rdquo，另一種則&ldquo隻打算征服邊境上的幾處地盤&rdquo。
兩者&ldquo性質完全不同&rdquo，永遠必須要分離開。
1831年，克勞塞維茨去世，沒來得及着手這項工作。
本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填補他留下的空白。
随着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在作者于1831年去世後面世，戰争藝術史的拿破侖時代也走向了終結。
就毛奇的思想以克勞塞維茨著作為基礎而言，新時代是由拿破侖時代引出的。
新時代的内容是由新技術界定的，不僅是新式武器，更有交通運輸和種種生活資料，從鐵路電報再到19世紀增長到無可限量的食物。
本書就此作結。
之後的事情&mdash&mdash包括普魯士的迅猛崛起和最終的崩潰&mdash&mdash就留待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