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國民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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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點是，當機會出現時，腓特烈更加傾向于打會戰，願意在布拉格發動大戰，最終打算在布拉格俘獲敵方全軍，莫羅卻謹小慎微，陷在機動戰略思想裡走不出來，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諸侯背離奧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軍無可置疑地占據了巨大兵力優勢時也是如此。
與1800年的兩線戰役作比較也是一樣。
1799年，趁拿破侖身在埃及，奧軍在俄軍協助下将法軍逐出了意大利。
就任第一執政的波拿巴起初計劃在德意志發動戰役。
他意圖将第戎組建的預備隊與莫羅部聯合，從瑞士出發包抄奧軍，消滅盡可能多的敵軍，然後轉進維也納。
該方案不具備可行性，因為莫羅不願聽從第一執政，拿破侖也不得不體諒這位年紀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僅次于自己的将軍。
如果莫羅憤而請辭，那對他可是一樁棘手的政治風波。
于是，波拿巴決定不帶預備隊去德意志了，而是經瑞士去意大利。
他從日内瓦湖東側出阿爾卑斯山，命令莫羅手下的一支偏師越過聖哥達山口（St.GotthardPass）與自己會合，出其不意地現身于奧軍後方。
他對帳下各師的布置極為大膽，不管敵軍走哪一條退路都要與法軍面對面，同時又精心讓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
1800年6月14日，雙方在馬倫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奧軍已經集結了約3萬人，比2萬人的法軍有優勢。
此戰險些以法軍完敗告終。
但德塞師（6000人）應波拿巴之命趕到，克勒曼将軍又自發率騎兵出擊，從而扭轉了局勢。
年事已高的奧軍統帥梅拉斯（Melas）已先行離開戰場，法軍突然發起反攻時，奧軍正在淩亂地挺進。
于是，法軍人數雖少，卻取得了勝利，主要原因是部隊素質高且将軍們年輕，精力充沛。
由于奧軍在此戰中背靠敵境，自認無路可退。
波拿巴奪取了直到明喬河（Mincio）為止的上意大利，以奧地利撤出該地區為條件換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許可。
莫羅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奧軍趕到了因河對面，當然進度推進得很慢。
區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戰場，意大利是次要戰場；波拿巴率領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膽指揮制勝，莫羅則是穩紮穩打，不犯殊險。
盡管停火期滿後，莫羅最終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會戰的勝利，但上述對比依然成立。
因為這場勝利不是戰略計劃的成果，拿破侖對其有一個貼切的說法，&ldquo走運的遭遇戰&rdquo，盡管仍然是一場宏大的戰鬥。
11法軍取勝靠的還是部隊素質優勢和裡什龐斯将軍（GeneralRichepanse）的年少氣盛。
1813年，莫羅應召出任反法同盟戰略顧問時與貝納多特探讨過北方軍團的處境，又強烈建議貝納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動出擊，因為他的作戰線太脆弱了。
12 我們将莫羅與腓特烈、道恩做比較就會發現，基本觀念相同的人之間會有多麼大的區别。
莫羅永遠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樣的大捷。
但莫羅也從來沒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樣遠離會戰一端。
但我們也不能将莫羅與道恩視作同類，因為這位法國将軍的精力和靈活性遠勝于道恩。
法軍的朝氣為他帶來了激情與力量，那是老氣的奧地利軍制做不到的。
因為莫羅奉行消耗戰略就看低他是極其不正确的。
要想脫離消耗戰略一脈，他必須要成為拿破侖那樣的人。
他不僅要有明确無誤的認識，還要兼具大膽與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象力和最冷靜的分析力，英雄主義和拿破侖戰略标志性的政略。
對于他，不是拿破侖算不上批評。
我們比較兩人不是為了評判高下，而是為了讓自己明白一點：世界史不僅以客觀條件為基礎，人物至少也是構成世界史的多個要素之一。
法國大革命還沒有創造出現代殲滅戰略，以取代消耗戰略，殲滅戰略是波拿巴将軍利用法國大革命的資源創造出來的。
13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說，隻有志向平庸的人才會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資源。
這句話是聖西爾元帥在回憶錄中記下的，他批評拿破侖無視公認的圭臬，同時也認為那些隻是為凡人準備的。
時人沒有重點區分莫羅将軍和波拿巴将軍兩人的功績。
誠然，當時有人談論意大利派戰略和德意志派戰略，前者指波拿巴，後者指莫羅，但他們既沒有抓住對立的本質，也沒有明确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絕對地高過另一派。
14波拿巴通過政變掌握了法國大權，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順應天命，還是徒有其名&mdash&mdash這在當時的世人眼中絕非顯而易見。
馬倫戈戰役的餘波便因這種猶疑心态而起，從軍事史角度來看有必要做一補充說明。
當然，拿破侖1804年被推舉加冕為帝時仍然處于即将邁向豐功盛譽的階段。
異想天開的埃及遠征以失敗告終，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抛棄部隊的做法是否妥當。
1796年和1800年的成績固然輝煌，但莫羅與他不分伯仲，暗地裡還有叵測之人說馬倫戈大捷本質上不是因為拿破侖，而要歸功于殺到戰場的德塞。
為了反對此說，皇帝命人編寫了一份關于馬倫戈戰役的官方報告并親自刊正，報告後來不得不重寫以貼合他的改正意見。
這些改動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統帥神機妙算，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軍一度退卻和出現危急時刻的事實。
對有批判精神的史家來說，上述篡改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損害了統帥的聲譽，這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
重大戰略行動必然會包含巨大風險，因而總會有危急時刻，而完全的、無條件的準确戰局預估要麼是虛構，要麼是幸運，因為預估隻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
那麼，拿破侖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動嗎？還是說他在虛榮心的蒙蔽下出了醜？他沒有那麼無知。
他知道大衆不能理解真正的偉大。
正如人們總是願意認為勇猛就是以少勝多，他們也覺得指揮藝術最明白的證據就是偉人料敵先機，分毫不差。
戰略意味着在晦暗中行動，指揮官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膽大&mdash&mdash最早發現這一點并将其引入軍事科學的人是克勞塞維茨。
拿破侖要是承認自己險些吃了敗仗&mdash&mdash當德塞在傍晚姗姗來遲時，大部隊其實已經敗了&mdash&mdash法國人不會贊賞他的膽大，反而會譴責分兵之舉愚蠢，說他隻是運氣好才得救了。
當然，就連雅典人向子孫展現特米斯托克利的偉大之處時，也隻能推說他給波斯王發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誤導其進攻薩拉米斯。
與波拿巴将軍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統帥是小拿破侖兩歲的卡爾大公（1771年出生）。
大公性好深思，年輕時筆劍雙修，寫下了大量著作。
就戰略而言，他是消耗戰略的堅定倡導者。
與腓特烈大帝一樣，他說戰争一定要盡可能短促，而這個目标隻有通過決戰才能達到，但他同時做了限定：&ldquo每個國家都有能決定國運的戰略要地；因為占領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該國的鎖鑰，也就成為該國資源的主人。
&rdquo他接着說道：&ldquo由于戰略路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條法則是哪怕有極大的戰術優勢，也絕不能誤入歧途，以至于遠離或偏離戰略路線，将其讓給敵人。
&rdquo他還說：&ldquo隻要是發生在非戰略要點或非戰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戰術行動也很少能産生持久效果。
&rdquo15 這些觀點對消耗戰略來說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
事實上，取勝的地點和取勝本身都相當重要，因為如果不能乘勝追擊，勝利就隻有消極的價值，而且擴大戰果往往很受局限。
如前所見，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輝煌的勝利之一&mdash&mdash索爾會戰&mdash&mdash後班師了。
而在殲滅戰略下，勝利不取決于取勝的&ldquo地點&rdquo或行軍的&ldquo戰略路線&rdquo，統帥會認為戰略要地會随着勝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會自己決定戰略路線。
我們馬上會看到，拿破侖恰恰是将戰略路線犧牲給敵軍，然後才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背襲普軍，不僅将其擊敗，更将其殲滅。
16 拿破侖的戰略沒有任何套路。
話雖如此，有一種基本樣式偏偏在拿破侖身上重現，值得探讨一番。
他做部署時會将全部力量投向敵軍一翼或一側，試圖包抄敵軍并使其遠離基地，以便盡可能實現全殲。
這在1800年春季作戰方案中就有所體現，他當時計劃從瑞士出發，與莫羅合兵一處，于南德意志攻擊奧軍。
他在1805年就是這樣做的，他從北面進攻并包抄了多瑙河沿線的奧軍，為此命令貝納多特從漢諾威出發穿過安斯巴赫領地。
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從萊茵河，而從美因河上遊出發在圖林根攻擊普軍。
他實現了完全的包抄，以至于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會戰中是背對敵境作戰：普軍面朝柏林，法軍背對柏林。
按照這種陣形，法軍一旦戰敗會比普軍更難全身而退；他們會被推向厄爾士山脈和奧地利國境，有被殲滅的可能。
但成竹在胸的拿破侖毫不猶豫地決定冒這個險，這樣普軍在撤退途中會與基地失聯，從而被徹底拖垮。
普魯士将軍馮·格拉韋特（GeneralvonGrawert）據說曾正确預見到拿破侖在1806年的行動，并将其理解為&ldquo敵方會從左側包抄我軍，切斷我軍與易北河、與我方的全部資源，也就是奧得河和西裡西亞之間的聯系。
&rdquo17通過比較格拉韋特的理解與拿破侖的實際意圖，可以最充分地表現了新舊戰略的區别。
在腓特烈戰略的意義上，格拉韋特的看法完全正确。
但拿破侖根本不關心&ldquo切斷&rdquo與&ldquo資源&rdquo的聯系，從而迫使普軍後退并讓出一片領土，他反而卡在普軍的退路上，目的是普軍本身。
拿破侖的1813年秋季戰役方案也符合這一圖景。
他計劃主力部隊首先對波希米亞和西裡西亞軍團采取守勢，直到貝納多特的北方軍團被擊敗，遠至但澤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
接下來，他會自北向南發起宏大攻勢，切斷俄軍與本國的交通線。
該方案失敗了，因為貝納多特指揮的北方軍團在大貝倫（Gross-Beeren）和登讷維茨（Dennewitz）以保守卻合理的手段擊退了法軍。
直到1805年全面戰争再次爆發，拿破侖才不僅達到了個人威名的頂點，更達到了戰略的巅峰。
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已經平息；龐大的群衆、愛國情懷和新戰術現在都有了紀律來統轄；拿破侖皇帝可以任意施為，不受其他勢力妨礙。
偉大統帥的秘訣是融合大膽與小心。
亞曆山大是這樣，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奪取提爾和埃及，以保障後方，同時極大強化了兵力。
漢尼拔是這樣，他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圍攻羅馬城，而是離間敵國首都與其盟友。
西庇阿是這樣，盡管他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展開了決戰，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馬西尼薩為援軍。
恺撒是這樣，他計劃先打無将之兵，再打無兵之将。
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這樣。
現在，我們在拿破侖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品質。
他一再挑戰命運，何其大膽，但他絕非莽撞無度，他知道在何處要停手，要轉攻為守，要讓敵軍決定是否進攻，同時會努力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最佳範例是奧斯特裡茨戰役。
拿破侖在烏爾姆殲滅了一支奧軍，奪取了維也納，推進到了摩拉維亞境内的奧爾米茨近郊，在那裡與俄軍主力對峙。
拿破侖認為在這個&ldquo地點&rdquo發動攻勢風險太大，因為敵軍有一定數量優勢。
于是他提出要談判，當敵軍逼近時，他占據了一處适合打防禦戰的陣地。
通過在恰當時機發起防守反擊，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
為了包抄他，敵軍将戰線拉得很長，造成了中央虛弱又沒有正經預備隊的局面。
這正是突破的時機。
&ldquo你奪取（普拉欽）高地需要多少時間？&rdquo皇帝問身邊的蘇爾特元帥。
&ldquo20分鐘。
&rdquo&ldquo那再等15分鐘吧。
&rdquo于是，問題就在于怎麼用好這15分鐘。
在所有種類的戰鬥中，防守反擊的效果最好。
攻守各有好處和壞處。
防守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選擇戰場，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
進攻的主要好處是氣勢更盛，可以選擇進攻地點，且能取得積極戰果。
防守一開始隻能取得消極意義上的戰果。
因此，純粹靠防禦取勝的會戰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會戰；1898年的烏姆杜爾曼會戰[67]）。
但當指揮官首先妥當防禦，然後在正确的時間、正确的地點轉入反攻的話，那便會取得最大的戰果。
前面講過的馬拉松會戰是防守反擊的經典戰例。
奧斯特裡茨會戰是現代版的馬拉松會戰，其作戰方案和實際執行對我們都有意義，因為它向我們展現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統帥，因為我們看到他盡管膽大卻仍未失去理智。
得知敵軍逼近時，他甚至指示正在維也納談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條件，其深謀遠慮如此。
盡管他有必勝的信心，但一旦戰敗，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護後方。
拿破侖一生中最冒險的事情之一就是引發1809年5月21&mdash22日阿斯珀恩會戰（battleofAspern）中的那次橫渡多瑙河。
卡爾大公當時正率領全體奧軍10萬多人在河北岸，與渡河點離得很近。
法軍隻能從一座臨時修建的橋上跨過這條大河。
剛剛過去22500人時，橋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時第二次垮掉，當時約有6萬人過河。
盡管奧軍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優勢，第二天依然比法軍多一半，但依然沒能将法軍趕下河。
卡爾大公手裡尚有預備隊，但沒有把他們派上去。
這就顯示了他與拿破侖的整體區别。
腓特烈大帝其實還不存在動用預備隊的問題，原因當然是他計劃第一次沖鋒就解決戰鬥，所以會盡可能強化第一次沖鋒的力量，不會保留大量預備隊。
而奧軍當時已經采用了新戰術，不得不從原則上接受了預備隊，但卡爾大公還沒有思維開闊到認可殲滅戰略的地步，因此對預備隊的性質和運用缺少一個正确的認識。
他制定的原則是：&ldquo預備隊必須在能夠一錘定音時才可以投入戰鬥。
&rdquo&ldquo除非需要預備隊最後推一把才能大獲全勝，它才可以擇機投入戰鬥；否則其主要目的永遠是保衛和掩護退路。
&rdquo18即使按照這條死闆的規則，奧軍也應該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資源投入戰鬥，以便盡可能徹底地取勝。
不會有更好的機會了。
但大公還是不敢。
當然，他還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會戰勝利的消耗戰觀念裡。
隻有腓特烈大帝這樣的英雄才能做到縱然信奉消耗戰，依然能起而迎接命運的宏大挑戰，他的會戰經曆就是證明。
卡爾大公是個小人物，抓不住命運女神在阿斯珀恩贈予的禮物。
他總是往身後看，今天維也納的卡爾大公騎馬雕像就是這樣的姿勢，不啻是一種無意識的殘酷諷刺。
法軍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兩村，中間的空地有一支人數不多的騎兵控制，這些騎兵接連發起了大膽的進攻。
拿破侖頂着炮火騎馬從陣前經過，鼓舞己方士氣，處境危險萬分。
奧軍最後迫使對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處河洲，但卡爾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過其他方式開拓戰果。
196周後，兵力大增的拿破侖再次展開行動，一舉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會戰。
拿破侖取勝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奧軍左翼，從而具備了重大數量優勢。
與通常看法不同，決定勝負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
有人無理地稱贊卡爾大公派一支獨立部隊從側面進攻法軍左翼，似乎這預示了毛奇挑起會戰的方式。
但相似性隻是表面上的。
這次攻勢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盡管卡爾大公有充足的準備時間來應對法軍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沒有周全的作戰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間舉棋不定。
20 拿破侖的戰略真正出問題是在1812年戰役上。
拿破侖在博羅季諾（Borodino）擊敗俄軍并占領了莫斯科。
但他不得不回軍，于是基本上全軍覆沒。
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險奪取維也納的話，他也會是同樣的下場。
哪怕有拿破侖的雄厚實力，殲滅戰略自有其極限。
拿破侖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戰略，改用消耗戰略的話會不會更好呢？克勞塞維茨給出了有理有據的否定回答。
他解釋道，法國皇帝最大的勝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貫為他帶來勝利的戰法。
但由于雙方當時的實力對比，他用消耗戰略或殲滅戰略都打不赢。
根據最新研究，包括衛戍部隊在内的征俄可用總兵力為68.5萬，實際越境者有61.2萬，其中半數以上屬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萬人。
但他到莫斯科時就隻剩下10萬人了。
他渡過涅曼河（Nieman）後的僅僅14天内基本沒打仗就損失了13.5萬人，原因是開小差、補給不足和疾病。
占全軍一半的法國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紀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ldquo頑民&rdquo，他們接受軍事訓練是在荷蘭的島嶼上，那裡跑不了。
但這種訓練經受不住俄羅斯荒原的考驗。
倉庫後勤體系效果不如人意；與往常一樣，拿破侖很少關注後勤，沒有充分考慮俄國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種資源。
21因此，他實際上是輸在了士兵逃亡和後勤體系失效上，而不是因為&mdash&mdash舉個例子&mdash&mdash俄國的寒冬，冬季隻是消磨了拿破侖的殘軍，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來得更晚，天氣也要溫和一些。
如果拿破侖是帶着20萬人，而非10萬人抵達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盤，沙皇終究會接受他的條件。
我們可以對拿破侖的1812年戰役與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亞的行動做一對比。
腓特烈未嘗一敗，最後僅僅因為交通線受到敵人打擊就被逐出波希米亞，還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
腓特烈本人認為這次深入敵境的&ldquo尖端&rdquo是一個錯誤，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軍隊，通過霍亨弗裡德堡會戰恢複了戰局平衡。
然而，腓特烈的&ldquo尖端&rdquo行動隻是消耗戰略下的一場戰役，因此失敗了也并非無可挽救。
拿破侖的目标則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徹底的、決定性的勝利，所以卷土重來也難得多。
他損失的當然不隻是軍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前在威逼下與他結盟，現在有勇氣跟他決裂了。
因此，拿破侖下台的主要失誤不是他采用了錯誤的戰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國境内法國人民的内在凝聚力。
毫無疑問，一大部分法國人民或者對他懷有敬重和感激，願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挾。
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對他無感乃至反感。
人民不願意為他而戰，強征來也會逃亡。
盡管他确實在1813年還能再次糾集起一支大軍，但到了騷擾敵境的秋季戰役中就折損大半，不是因為敵人，而是因為逃亡。
令人驚訝的是，沒有記載說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麼下場。
但估計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國，到1813年再次入伍。
但由于沒有确切信息，所以我們無法估算法國在這些年裡到底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員。
我們從更細緻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戰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動機，但它對&ldquo戰争藝術史&rdquo的意義在于政治動機會被包裹在傳統戰略原則的外衣下。
以梅特涅（Metternich）為首的一派希望與拿破侖達成均勢，不成便主張複辟波旁王朝。
另一派主張打倒拿破侖，沙皇亞曆山大希望讓貝納多特取而代之。
奧地利不希望為了相反的目标而戰，于是拒絕出兵并有意無意地為不情願披上了戰略考量的外衣。
奧方立場的基礎是歐根、馬爾伯勒兩位偉大統帥都不曾對巴黎采取行動。
普魯士國王不希望追過萊茵河，因為萊茵河顯然是一道天塹，要渡河必先在河邊集結兵力。
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澤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腳步，因為那裡是法國的分水嶺，從那裡足以主宰法國。
在1815年戰役中，兩種戰略的對立性再次發揮了作用。
威靈頓當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領，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戰略。
比利時境内的反法聯軍總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侖的兩倍（22萬大軍對12.8萬精兵；當然，22萬這個數字本身意義很小）。
但皇帝險些就取勝了，因為威靈頓總是在考慮自保，沒有盡快集結兵力投入會戰，所以在利尼會戰（battleofLigny）遲到了，之後在18日的好友賓館會戰[68]期間，他又将整整一個軍1.8萬人留在了距離戰場9英裡（約14.5千米）的地方。
有人正确地将這一分兵之舉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會戰期間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側。
但在腓特烈時期看起來合理&mdash&mdash盡管并非必要&mdash&mdash的事情，放到拿破侖時代就是大錯了。
格奈澤瑙的一個做法抵消了威靈頓的失誤。
他完全從決戰思維出發，放棄了在利尼被擊敗的普軍直接與國内聯絡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軍的瓦夫爾（Wavre），這樣普軍才得以在次日與英軍會合。
22最後的勝利掩蓋了威靈頓的錯誤，以至于少有人關注。
但從軍事角度看，這些錯誤應該被大書特書，不是因為它們是錯誤，而是因為它們證明了錯誤理論的影響力和危害性。
1815年的四日戰役可以被視為兩種對立戰略之間碰撞的最充分展現。
卡爾大公敗給拿破侖是一個頭腦空空的軟弱之輩敗給了一位天才。
但威靈頓完全誤解了拿破侖的意圖，以為他打算通過機動戰逼退英軍，進而奪取布魯塞爾，于是沒能及時集結軍隊，那就隻能用陷于舊戰略窠臼才能解釋威靈頓這樣一位大人物和傑出軍人為什麼會那樣做了。
假如威靈頓隻參加了西班牙戰争，在1814年就結束了軍人生涯，那麼除了沒有經受最嚴峻的考驗以外，他也沒什麼可指摘的。
我們隻能從他的品格推斷他在那樣的考驗下大概會怎樣做。
但如今他在1815年經受了考驗，他在戰術層面做出了卓越的回應，戰略上卻是失敗的。
他隻解決了防禦一側的問題，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經不再适用的戰法。
最終的大獲全勝是因為布呂歇爾和格奈澤瑙指揮有道，彌補了威靈頓本身的欠缺。
附記：消耗戰略與殲滅戰略之對照 當我查閱上述内容的證據時，我看到了奧托·欣策（OttoHintze）發表于《勃蘭登堡-普魯士史研究》（Forchungenzur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戰争後的腓特烈大帝與1768年政治遺囑》（&ldquoFriedrichderGrossenachdemSiebenjährigenKriegeunddasPolitischeTestamentvon1768&rdquo）一文。
該文表明盡管總參謀部著作第27卷已經出來了，但對腓特烈戰略的誤讀仍然沒有消失。
為了盡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這種謬論的緣起，我要逐字摘錄原文的相關段落。
《政治遺囑》之後會作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錄出版。
蒙欣策教授将小樣發來，讓我得以在這裡插入他寫的内容。
原文如下： 國王隻打算與奧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場防禦性的戰争，但他認為開戰時絕不能采取戰略守勢，而一定要盡快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标的有力攻勢。
這是他慣用的戰略觀念，A.諾代（A.Naudé）在探讨1757年戰役方案時已經做了正确的說明。
他必須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維亞，一面派出巡邏隊沿莫拉瓦河進抵維也納近郊。
那裡是奧地利人最敏感的地點；威脅維也納可以盡快迫使奧地利議和。
當然同時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亞挺進；其他的事情就隻能随機應變了。
當然，國王在1757年就有了這一想法；但彼時在什未林和溫特費爾德的影響下，他轉而從多面撲向波希米亞，以圖在布拉格城下決戰。
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于奧爾米茨城頑強抵抗，奧軍又俘獲了一大批辎重，所以方案失敗了。
可國王頭腦中一直有這個想法，現在又以寫給嗣君的常規戰略方案的形式浮現了出來。
在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争中，腓特烈本人試圖踐行這一方案，但由于波希米亞軍團司令亨利王子為自身側面安全而不願脫離主力太遠，于是方案再次未能貫徹。
針對俄軍，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況下放棄戰略守勢的計劃，但這一構想的前提條件是要有奧地利和英格蘭兩國的支持。
他考慮沿着波羅的海海岸進軍聖彼得堡；後勤由沿岸随行的船隊确保供應。
他沒有說船隊從何而來；大概是由海軍強大的盟國提供吧；因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遺囑》中極力反對普魯士建立海軍，甚至比1752年還要反對。
我們發現，七年戰争後腓特烈戰略方案的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不減反增。
國王在論述戰争的根本原則時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
他對1757年戰役宏觀構想的說明表現出了一種近乎現代的大手筆，而人們争論國王的戰略原則時常常未能充分考慮這一點。
我們在這裡不能用尋常的考據方法，認為事後回憶反思的分量不如時人留下的證據，這些證據來自與事件同時期的個
但1757年和1796年的不同點是，當機會出現時，腓特烈更加傾向于打會戰，願意在布拉格發動大戰，最終打算在布拉格俘獲敵方全軍，莫羅卻謹小慎微，陷在機動戰略思想裡走不出來，甚至在多位德意志諸侯背離奧地利，大大削弱其兵力，令法軍無可置疑地占據了巨大兵力優勢時也是如此。
與1800年的兩線戰役作比較也是一樣。
1799年，趁拿破侖身在埃及，奧軍在俄軍協助下将法軍逐出了意大利。
就任第一執政的波拿巴起初計劃在德意志發動戰役。
他意圖将第戎組建的預備隊與莫羅部聯合，從瑞士出發包抄奧軍，消滅盡可能多的敵軍，然後轉進維也納。
該方案不具備可行性，因為莫羅不願聽從第一執政，拿破侖也不得不體諒這位年紀比自己大，受尊敬程度僅次于自己的将軍。
如果莫羅憤而請辭，那對他可是一樁棘手的政治風波。
于是，波拿巴決定不帶預備隊去德意志了，而是經瑞士去意大利。
他從日内瓦湖東側出阿爾卑斯山，命令莫羅手下的一支偏師越過聖哥達山口（St.GotthardPass）與自己會合，出其不意地現身于奧軍後方。
他對帳下各師的布置極為大膽，不管敵軍走哪一條退路都要與法軍面對面，同時又精心讓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
1800年6月14日，雙方在馬倫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奧軍已經集結了約3萬人，比2萬人的法軍有優勢。
此戰險些以法軍完敗告終。
但德塞師（6000人）應波拿巴之命趕到，克勒曼将軍又自發率騎兵出擊，從而扭轉了局勢。
年事已高的奧軍統帥梅拉斯（Melas）已先行離開戰場，法軍突然發起反攻時，奧軍正在淩亂地挺進。
于是，法軍人數雖少，卻取得了勝利，主要原因是部隊素質高且将軍們年輕，精力充沛。
由于奧軍在此戰中背靠敵境，自認無路可退。
波拿巴奪取了直到明喬河（Mincio）為止的上意大利，以奧地利撤出該地區為條件換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許可。
莫羅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奧軍趕到了因河對面，當然進度推進得很慢。
區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戰場，意大利是次要戰場；波拿巴率領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膽指揮制勝，莫羅則是穩紮穩打，不犯殊險。
盡管停火期滿後，莫羅最終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會戰的勝利，但上述對比依然成立。
因為這場勝利不是戰略計劃的成果，拿破侖對其有一個貼切的說法，&ldquo走運的遭遇戰&rdquo，盡管仍然是一場宏大的戰鬥。
11法軍取勝靠的還是部隊素質優勢和裡什龐斯将軍（GeneralRichepanse）的年少氣盛。
1813年，莫羅應召出任反法同盟戰略顧問時與貝納多特探讨過北方軍團的處境，又強烈建議貝納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動出擊，因為他的作戰線太脆弱了。
12 我們将莫羅與腓特烈、道恩做比較就會發現，基本觀念相同的人之間會有多麼大的區别。
莫羅永遠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樣的大捷。
但莫羅也從來沒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樣遠離會戰一端。
但我們也不能将莫羅與道恩視作同類，因為這位法國将軍的精力和靈活性遠勝于道恩。
法軍的朝氣為他帶來了激情與力量，那是老氣的奧地利軍制做不到的。
因為莫羅奉行消耗戰略就看低他是極其不正确的。
要想脫離消耗戰略一脈，他必須要成為拿破侖那樣的人。
他不僅要有明确無誤的認識，還要兼具大膽與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象力和最冷靜的分析力，英雄主義和拿破侖戰略标志性的政略。
對于他，不是拿破侖算不上批評。
我們比較兩人不是為了評判高下，而是為了讓自己明白一點：世界史不僅以客觀條件為基礎，人物至少也是構成世界史的多個要素之一。
法國大革命還沒有創造出現代殲滅戰略，以取代消耗戰略，殲滅戰略是波拿巴将軍利用法國大革命的資源創造出來的。
13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說，隻有志向平庸的人才會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資源。
這句話是聖西爾元帥在回憶錄中記下的，他批評拿破侖無視公認的圭臬，同時也認為那些隻是為凡人準備的。
時人沒有重點區分莫羅将軍和波拿巴将軍兩人的功績。
誠然，當時有人談論意大利派戰略和德意志派戰略，前者指波拿巴，後者指莫羅，但他們既沒有抓住對立的本質，也沒有明确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絕對地高過另一派。
14波拿巴通過政變掌握了法國大權，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順應天命，還是徒有其名&mdash&mdash這在當時的世人眼中絕非顯而易見。
馬倫戈戰役的餘波便因這種猶疑心态而起，從軍事史角度來看有必要做一補充說明。
當然，拿破侖1804年被推舉加冕為帝時仍然處于即将邁向豐功盛譽的階段。
異想天開的埃及遠征以失敗告終，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抛棄部隊的做法是否妥當。
1796年和1800年的成績固然輝煌，但莫羅與他不分伯仲，暗地裡還有叵測之人說馬倫戈大捷本質上不是因為拿破侖，而要歸功于殺到戰場的德塞。
為了反對此說，皇帝命人編寫了一份關于馬倫戈戰役的官方報告并親自刊正，報告後來不得不重寫以貼合他的改正意見。
這些改動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統帥神機妙算，一切都在預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軍一度退卻和出現危急時刻的事實。
對有批判精神的史家來說，上述篡改不僅沒有提升，反而損害了統帥的聲譽，這可以說是顯而易見的。
重大戰略行動必然會包含巨大風險，因而總會有危急時刻，而完全的、無條件的準确戰局預估要麼是虛構，要麼是幸運，因為預估隻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
那麼，拿破侖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動嗎？還是說他在虛榮心的蒙蔽下出了醜？他沒有那麼無知。
他知道大衆不能理解真正的偉大。
正如人們總是願意認為勇猛就是以少勝多，他們也覺得指揮藝術最明白的證據就是偉人料敵先機，分毫不差。
戰略意味着在晦暗中行動，指揮官最重要的品質就是膽大&mdash&mdash最早發現這一點并将其引入軍事科學的人是克勞塞維茨。
拿破侖要是承認自己險些吃了敗仗&mdash&mdash當德塞在傍晚姗姗來遲時，大部隊其實已經敗了&mdash&mdash法國人不會贊賞他的膽大，反而會譴責分兵之舉愚蠢，說他隻是運氣好才得救了。
當然，就連雅典人向子孫展現特米斯托克利的偉大之處時，也隻能推說他給波斯王發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誤導其進攻薩拉米斯。
與波拿巴将軍同時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統帥是小拿破侖兩歲的卡爾大公（1771年出生）。
大公性好深思，年輕時筆劍雙修，寫下了大量著作。
就戰略而言，他是消耗戰略的堅定倡導者。
與腓特烈大帝一樣，他說戰争一定要盡可能短促，而這個目标隻有通過決戰才能達到，但他同時做了限定：&ldquo每個國家都有能決定國運的戰略要地；因為占領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該國的鎖鑰，也就成為該國資源的主人。
&rdquo他接着說道：&ldquo由于戰略路線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條法則是哪怕有極大的戰術優勢，也絕不能誤入歧途，以至于遠離或偏離戰略路線，将其讓給敵人。
&rdquo他還說：&ldquo隻要是發生在非戰略要點或非戰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戰術行動也很少能産生持久效果。
&rdquo15 這些觀點對消耗戰略來說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
事實上，取勝的地點和取勝本身都相當重要，因為如果不能乘勝追擊，勝利就隻有消極的價值，而且擴大戰果往往很受局限。
如前所見，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輝煌的勝利之一&mdash&mdash索爾會戰&mdash&mdash後班師了。
而在殲滅戰略下，勝利不取決于取勝的&ldquo地點&rdquo或行軍的&ldquo戰略路線&rdquo，統帥會認為戰略要地會随着勝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會自己決定戰略路線。
我們馬上會看到，拿破侖恰恰是将戰略路線犧牲給敵軍，然後才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背襲普軍，不僅将其擊敗，更将其殲滅。
16 拿破侖的戰略沒有任何套路。
話雖如此，有一種基本樣式偏偏在拿破侖身上重現，值得探讨一番。
他做部署時會将全部力量投向敵軍一翼或一側，試圖包抄敵軍并使其遠離基地，以便盡可能實現全殲。
這在1800年春季作戰方案中就有所體現，他當時計劃從瑞士出發，與莫羅合兵一處，于南德意志攻擊奧軍。
他在1805年就是這樣做的，他從北面進攻并包抄了多瑙河沿線的奧軍，為此命令貝納多特從漢諾威出發穿過安斯巴赫領地。
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從萊茵河，而從美因河上遊出發在圖林根攻擊普軍。
他實現了完全的包抄，以至于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會戰中是背對敵境作戰：普軍面朝柏林，法軍背對柏林。
按照這種陣形，法軍一旦戰敗會比普軍更難全身而退；他們會被推向厄爾士山脈和奧地利國境，有被殲滅的可能。
但成竹在胸的拿破侖毫不猶豫地決定冒這個險，這樣普軍在撤退途中會與基地失聯，從而被徹底拖垮。
普魯士将軍馮·格拉韋特（GeneralvonGrawert）據說曾正确預見到拿破侖在1806年的行動，并将其理解為&ldquo敵方會從左側包抄我軍，切斷我軍與易北河、與我方的全部資源，也就是奧得河和西裡西亞之間的聯系。
&rdquo17通過比較格拉韋特的理解與拿破侖的實際意圖，可以最充分地表現了新舊戰略的區别。
在腓特烈戰略的意義上，格拉韋特的看法完全正确。
但拿破侖根本不關心&ldquo切斷&rdquo與&ldquo資源&rdquo的聯系，從而迫使普軍後退并讓出一片領土，他反而卡在普軍的退路上，目的是普軍本身。
拿破侖的1813年秋季戰役方案也符合這一圖景。
他計劃主力部隊首先對波希米亞和西裡西亞軍團采取守勢，直到貝納多特的北方軍團被擊敗，遠至但澤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
接下來，他會自北向南發起宏大攻勢，切斷俄軍與本國的交通線。
該方案失敗了，因為貝納多特指揮的北方軍團在大貝倫（Gross-Beeren）和登讷維茨（Dennewitz）以保守卻合理的手段擊退了法軍。
直到1805年全面戰争再次爆發，拿破侖才不僅達到了個人威名的頂點，更達到了戰略的巅峰。
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已經平息；龐大的群衆、愛國情懷和新戰術現在都有了紀律來統轄；拿破侖皇帝可以任意施為，不受其他勢力妨礙。
偉大統帥的秘訣是融合大膽與小心。
亞曆山大是這樣，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奪取提爾和埃及，以保障後方，同時極大強化了兵力。
漢尼拔是這樣，他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圍攻羅馬城，而是離間敵國首都與其盟友。
西庇阿是這樣，盡管他在沒有退路的情況下展開了決戰，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馬西尼薩為援軍。
恺撒是這樣，他計劃先打無将之兵，再打無兵之将。
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這樣。
現在，我們在拿破侖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品質。
他一再挑戰命運，何其大膽，但他絕非莽撞無度，他知道在何處要停手，要轉攻為守，要讓敵軍決定是否進攻，同時會努力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最佳範例是奧斯特裡茨戰役。
拿破侖在烏爾姆殲滅了一支奧軍，奪取了維也納，推進到了摩拉維亞境内的奧爾米茨近郊，在那裡與俄軍主力對峙。
拿破侖認為在這個&ldquo地點&rdquo發動攻勢風險太大，因為敵軍有一定數量優勢。
于是他提出要談判，當敵軍逼近時，他占據了一處适合打防禦戰的陣地。
通過在恰當時機發起防守反擊，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
為了包抄他，敵軍将戰線拉得很長，造成了中央虛弱又沒有正經預備隊的局面。
這正是突破的時機。
&ldquo你奪取（普拉欽）高地需要多少時間？&rdquo皇帝問身邊的蘇爾特元帥。
&ldquo20分鐘。
&rdquo&ldquo那再等15分鐘吧。
&rdquo于是，問題就在于怎麼用好這15分鐘。
在所有種類的戰鬥中，防守反擊的效果最好。
攻守各有好處和壞處。
防守的主要好處是可以選擇戰場，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
進攻的主要好處是氣勢更盛，可以選擇進攻地點，且能取得積極戰果。
防守一開始隻能取得消極意義上的戰果。
因此，純粹靠防禦取勝的會戰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會戰；1898年的烏姆杜爾曼會戰[67]）。
但當指揮官首先妥當防禦，然後在正确的時間、正确的地點轉入反攻的話，那便會取得最大的戰果。
前面講過的馬拉松會戰是防守反擊的經典戰例。
奧斯特裡茨會戰是現代版的馬拉松會戰，其作戰方案和實際執行對我們都有意義，因為它向我們展現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統帥，因為我們看到他盡管膽大卻仍未失去理智。
得知敵軍逼近時，他甚至指示正在維也納談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條件，其深謀遠慮如此。
盡管他有必勝的信心，但一旦戰敗，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護後方。
拿破侖一生中最冒險的事情之一就是引發1809年5月21&mdash22日阿斯珀恩會戰（battleofAspern）中的那次橫渡多瑙河。
卡爾大公當時正率領全體奧軍10萬多人在河北岸，與渡河點離得很近。
法軍隻能從一座臨時修建的橋上跨過這條大河。
剛剛過去22500人時，橋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時第二次垮掉，當時約有6萬人過河。
盡管奧軍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優勢，第二天依然比法軍多一半，但依然沒能将法軍趕下河。
卡爾大公手裡尚有預備隊，但沒有把他們派上去。
這就顯示了他與拿破侖的整體區别。
腓特烈大帝其實還不存在動用預備隊的問題，原因當然是他計劃第一次沖鋒就解決戰鬥，所以會盡可能強化第一次沖鋒的力量，不會保留大量預備隊。
而奧軍當時已經采用了新戰術，不得不從原則上接受了預備隊，但卡爾大公還沒有思維開闊到認可殲滅戰略的地步，因此對預備隊的性質和運用缺少一個正确的認識。
他制定的原則是：&ldquo預備隊必須在能夠一錘定音時才可以投入戰鬥。
&rdquo&ldquo除非需要預備隊最後推一把才能大獲全勝，它才可以擇機投入戰鬥；否則其主要目的永遠是保衛和掩護退路。
&rdquo18即使按照這條死闆的規則，奧軍也應該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資源投入戰鬥，以便盡可能徹底地取勝。
不會有更好的機會了。
但大公還是不敢。
當然，他還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會戰勝利的消耗戰觀念裡。
隻有腓特烈大帝這樣的英雄才能做到縱然信奉消耗戰，依然能起而迎接命運的宏大挑戰，他的會戰經曆就是證明。
卡爾大公是個小人物，抓不住命運女神在阿斯珀恩贈予的禮物。
他總是往身後看，今天維也納的卡爾大公騎馬雕像就是這樣的姿勢，不啻是一種無意識的殘酷諷刺。
法軍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兩村，中間的空地有一支人數不多的騎兵控制，這些騎兵接連發起了大膽的進攻。
拿破侖頂着炮火騎馬從陣前經過，鼓舞己方士氣，處境危險萬分。
奧軍最後迫使對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處河洲，但卡爾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過其他方式開拓戰果。
196周後，兵力大增的拿破侖再次展開行動，一舉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會戰。
拿破侖取勝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奧軍左翼，從而具備了重大數量優勢。
與通常看法不同，決定勝負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
有人無理地稱贊卡爾大公派一支獨立部隊從側面進攻法軍左翼，似乎這預示了毛奇挑起會戰的方式。
但相似性隻是表面上的。
這次攻勢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盡管卡爾大公有充足的準備時間來應對法軍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沒有周全的作戰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間舉棋不定。
20 拿破侖的戰略真正出問題是在1812年戰役上。
拿破侖在博羅季諾（Borodino）擊敗俄軍并占領了莫斯科。
但他不得不回軍，于是基本上全軍覆沒。
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險奪取維也納的話，他也會是同樣的下場。
哪怕有拿破侖的雄厚實力，殲滅戰略自有其極限。
拿破侖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戰略，改用消耗戰略的話會不會更好呢？克勞塞維茨給出了有理有據的否定回答。
他解釋道，法國皇帝最大的勝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貫為他帶來勝利的戰法。
但由于雙方當時的實力對比，他用消耗戰略或殲滅戰略都打不赢。
根據最新研究，包括衛戍部隊在内的征俄可用總兵力為68.5萬，實際越境者有61.2萬，其中半數以上屬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萬人。
但他到莫斯科時就隻剩下10萬人了。
他渡過涅曼河（Nieman）後的僅僅14天内基本沒打仗就損失了13.5萬人，原因是開小差、補給不足和疾病。
占全軍一半的法國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紀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ldquo頑民&rdquo，他們接受軍事訓練是在荷蘭的島嶼上，那裡跑不了。
但這種訓練經受不住俄羅斯荒原的考驗。
倉庫後勤體系效果不如人意；與往常一樣，拿破侖很少關注後勤，沒有充分考慮俄國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種資源。
21因此，他實際上是輸在了士兵逃亡和後勤體系失效上，而不是因為&mdash&mdash舉個例子&mdash&mdash俄國的寒冬，冬季隻是消磨了拿破侖的殘軍，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來得更晚，天氣也要溫和一些。
如果拿破侖是帶着20萬人，而非10萬人抵達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盤，沙皇終究會接受他的條件。
我們可以對拿破侖的1812年戰役與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亞的行動做一對比。
腓特烈未嘗一敗，最後僅僅因為交通線受到敵人打擊就被逐出波希米亞，還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
腓特烈本人認為這次深入敵境的&ldquo尖端&rdquo是一個錯誤，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軍隊，通過霍亨弗裡德堡會戰恢複了戰局平衡。
然而，腓特烈的&ldquo尖端&rdquo行動隻是消耗戰略下的一場戰役，因此失敗了也并非無可挽救。
拿破侖的目标則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徹底的、決定性的勝利，所以卷土重來也難得多。
他損失的當然不隻是軍隊，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普魯士和奧地利之前在威逼下與他結盟，現在有勇氣跟他決裂了。
因此，拿破侖下台的主要失誤不是他采用了錯誤的戰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國境内法國人民的内在凝聚力。
毫無疑問，一大部分法國人民或者對他懷有敬重和感激，願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挾。
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對他無感乃至反感。
人民不願意為他而戰，強征來也會逃亡。
盡管他确實在1813年還能再次糾集起一支大軍，但到了騷擾敵境的秋季戰役中就折損大半，不是因為敵人，而是因為逃亡。
令人驚訝的是，沒有記載說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麼下場。
但估計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國，到1813年再次入伍。
但由于沒有确切信息，所以我們無法估算法國在這些年裡到底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員。
我們從更細緻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戰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動機，但它對&ldquo戰争藝術史&rdquo的意義在于政治動機會被包裹在傳統戰略原則的外衣下。
以梅特涅（Metternich）為首的一派希望與拿破侖達成均勢，不成便主張複辟波旁王朝。
另一派主張打倒拿破侖，沙皇亞曆山大希望讓貝納多特取而代之。
奧地利不希望為了相反的目标而戰，于是拒絕出兵并有意無意地為不情願披上了戰略考量的外衣。
奧方立場的基礎是歐根、馬爾伯勒兩位偉大統帥都不曾對巴黎采取行動。
普魯士國王不希望追過萊茵河，因為萊茵河顯然是一道天塹，要渡河必先在河邊集結兵力。
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澤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腳步，因為那裡是法國的分水嶺，從那裡足以主宰法國。
在1815年戰役中，兩種戰略的對立性再次發揮了作用。
威靈頓當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領，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戰略。
比利時境内的反法聯軍總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侖的兩倍（22萬大軍對12.8萬精兵；當然，22萬這個數字本身意義很小）。
但皇帝險些就取勝了，因為威靈頓總是在考慮自保，沒有盡快集結兵力投入會戰，所以在利尼會戰（battleofLigny）遲到了，之後在18日的好友賓館會戰[68]期間，他又将整整一個軍1.8萬人留在了距離戰場9英裡（約14.5千米）的地方。
有人正确地将這一分兵之舉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會戰期間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側。
但在腓特烈時期看起來合理&mdash&mdash盡管并非必要&mdash&mdash的事情，放到拿破侖時代就是大錯了。
格奈澤瑙的一個做法抵消了威靈頓的失誤。
他完全從決戰思維出發，放棄了在利尼被擊敗的普軍直接與國内聯絡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軍的瓦夫爾（Wavre），這樣普軍才得以在次日與英軍會合。
22最後的勝利掩蓋了威靈頓的錯誤，以至于少有人關注。
但從軍事角度看，這些錯誤應該被大書特書，不是因為它們是錯誤，而是因為它們證明了錯誤理論的影響力和危害性。
1815年的四日戰役可以被視為兩種對立戰略之間碰撞的最充分展現。
卡爾大公敗給拿破侖是一個頭腦空空的軟弱之輩敗給了一位天才。
但威靈頓完全誤解了拿破侖的意圖，以為他打算通過機動戰逼退英軍，進而奪取布魯塞爾，于是沒能及時集結軍隊，那就隻能用陷于舊戰略窠臼才能解釋威靈頓這樣一位大人物和傑出軍人為什麼會那樣做了。
假如威靈頓隻參加了西班牙戰争，在1814年就結束了軍人生涯，那麼除了沒有經受最嚴峻的考驗以外，他也沒什麼可指摘的。
我們隻能從他的品格推斷他在那樣的考驗下大概會怎樣做。
但如今他在1815年經受了考驗，他在戰術層面做出了卓越的回應，戰略上卻是失敗的。
他隻解決了防禦一側的問題，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經不再适用的戰法。
最終的大獲全勝是因為布呂歇爾和格奈澤瑙指揮有道，彌補了威靈頓本身的欠缺。
附記：消耗戰略與殲滅戰略之對照 當我查閱上述内容的證據時，我看到了奧托·欣策（OttoHintze）發表于《勃蘭登堡-普魯士史研究》（ForchungenzurBrandenburgisch-PreussischenGeschichte）第32卷的《七年戰争後的腓特烈大帝與1768年政治遺囑》（&ldquoFriedrichderGrossenachdemSiebenjährigenKriegeunddasPolitischeTestamentvon1768&rdquo）一文。
該文表明盡管總參謀部著作第27卷已經出來了，但對腓特烈戰略的誤讀仍然沒有消失。
為了盡可能清晰完整地揭示這種謬論的緣起，我要逐字摘錄原文的相關段落。
《政治遺囑》之後會作為《腓特烈政治通信集》的附錄出版。
蒙欣策教授将小樣發來，讓我得以在這裡插入他寫的内容。
原文如下： 國王隻打算與奧地利及其盟友打一場防禦性的戰争，但他認為開戰時絕不能采取戰略守勢，而一定要盡快展開以敵國首都為目标的有力攻勢。
這是他慣用的戰略觀念，A.諾代（A.Naudé）在探讨1757年戰役方案時已經做了正确的說明。
他必須一面率主力入侵摩拉維亞，一面派出巡邏隊沿莫拉瓦河進抵維也納近郊。
那裡是奧地利人最敏感的地點；威脅維也納可以盡快迫使奧地利議和。
當然同時也不能停止向波希米亞挺進；其他的事情就隻能随機應變了。
當然，國王在1757年就有了這一想法；但彼時在什未林和溫特費爾德的影響下，他轉而從多面撲向波希米亞，以圖在布拉格城下決戰。
1758年，他回到了之前的方案；但由于奧爾米茨城頑強抵抗，奧軍又俘獲了一大批辎重，所以方案失敗了。
可國王頭腦中一直有這個想法，現在又以寫給嗣君的常規戰略方案的形式浮現了出來。
在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争中，腓特烈本人試圖踐行這一方案，但由于波希米亞軍團司令亨利王子為自身側面安全而不願脫離主力太遠，于是方案再次未能貫徹。
針對俄軍，腓特烈也有在某些情況下放棄戰略守勢的計劃，但這一構想的前提條件是要有奧地利和英格蘭兩國的支持。
他考慮沿着波羅的海海岸進軍聖彼得堡；後勤由沿岸随行的船隊确保供應。
他沒有說船隊從何而來；大概是由海軍強大的盟國提供吧；因為腓特烈在1768年《政治遺囑》中極力反對普魯士建立海軍，甚至比1752年還要反對。
我們發現，七年戰争後腓特烈戰略方案的大膽程度和眼界寬度不減反增。
國王在論述戰争的根本原則時一貫偏向宏大的殲滅戰略方案，而非小家子氣的消耗戰略方案。
他對1757年戰役宏觀構想的說明表現出了一種近乎現代的大手筆，而人們争論國王的戰略原則時常常未能充分考慮這一點。
我們在這裡不能用尋常的考據方法，認為事後回憶反思的分量不如時人留下的證據，這些證據來自與事件同時期的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