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國民軍時代
關燈
小
中
大
來的兵與普魯士完全不同，原因在于法國人口是普魯士的五倍，而且普魯士軍區下的國民盡管對國王和國家忠心耿耿，卻必然缺少祖國觀念的獨特加持，因為普魯士隻是一個偶然形成的王朝國家，并非民族國家。
最後應當注意的一點是，盡管本國人占到了普魯士軍隊的半數乃至更多，但他們仍然隻是短期服役，招募來的外國人才會長期服役并因此為全軍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個具有或多或少榮譽感的武士階層，而非保家衛國的戰士。
最能體現上述區别的莫過于比較前文引述過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訓令中關于防止逃亡的條款，以及拿破侖在奧斯特裡茨會戰（battleofAusterlitz）前向部隊發布的命令。
腓特烈的訓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軍的重要職責，為此必須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時常到帳中視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骠騎兵巡視；儲藏糧草的地方要有輕步兵站崗，天快黑時要加上相同數量的騎兵；外出找稭稈和水源時，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軍官整齊帶隊；聚衆劫掠必須嚴懲；開拔時不得在部隊拿好武器、列好隊伍之前撤去村莊裡的哨兵；不得夜間行軍；行軍期間不得允許士兵脫離本排；穿越森林時，步兵要有骠騎兵随行巡邏；随時警惕任何軍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蘭地、稭稈等。
拿破侖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則是這樣： 目前不要聲張。
各軍長應盡力列出無故掉隊，聚衆劫掠者的名單。
長官應向士兵宣揚這些人是可恥的家夥，因為法國軍隊中對不身犯險境、不分享勝利榮耀的人的最重懲罰就是同袍的譴責。
如果有這種人，皇帝确信他們會願意集體回到軍隊中來。
國民會議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廢除了釋放戰俘換錢也就是&ldquo贖金&rdquo這種舊式傭兵軍隊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侖統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發嚴厲的征兵手段，同樣深受逃兵之苦。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1812年和1813年戰役輸就輸在逃兵上。
由于逃回後方的士兵不絕如縷，他來到莫斯科時的兵力已經衰弱到無力再戰了。
如果說他發動1813年秋季戰役時的兵力僅僅略少于反法同盟軍，可兩個月後的萊比錫會戰時就隻比敵軍的一半多一點了，個中緣由當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條就是法軍方面聞所未聞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軍隊在七年戰争中也是逐漸衰弱，我們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試圖用增加炮兵來彌補步兵的不足。
如前所見，拿破侖身上也發生了相同的事情，盡管程度上有差别。
腓特烈軍中的内部變化帶動了戰略的調整，而我們之後看到，拿破侖的戰略沒有變化。
用最簡單的話說，建立于革命期間、由革命締造的新軍制與舊制度的區别有三：兵力大幅擴張、采用散兵戰術、從民間征收物資。
最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三個讓新軍制超越舊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時，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發揮作用的。
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産生的龐大兵力後來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侖在早期幾場戰役中僅僅與敵軍兵力相當。
共和國時期将軍與拿破侖時期元帥 杜穆裡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戰争時已為軍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戰争時已為軍官。
塞爾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參謀官。
卡諾（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工程兵上尉。
烏沙爾（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發時任龍騎兵上尉。
奧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進入禁衛軍，1792年授中尉。
馬爾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願兵營長。
皮舍格呂（Pichegru）：生于1761年，本為數學教師；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為高級士官。
莫羅（Moreau）：生于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茹爾當（Jourdan）：生于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随團赴美參戰；一度沿街乞讨；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謝雷（Scherer）：生于1747年，曾在奧地利和尼德蘭軍中任軍官；1791年任法軍上尉。
克萊貝爾（Kléber）：生于1753年，本為建築師；曾任奧軍中尉；1792年任志願兵營軍官。
塞呂裡耶（Sérurier）：生于1742年，曾任高級士官，大革命爆發時任上尉。
貝爾蒂埃（Berthier）：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職于總參謀部。
蒙塞（Moncey）：生于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裡尼翁（Perignon）：生于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費弗（Lefebvre）：生于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國民衛隊中尉。
馬塞納（Masséna）：生于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奧熱羅（Augereau）：生于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魯士擔任擊劍教練；大革命爆發時返回法國，進入德意志軍團任高級軍士。
貝納多特（Bernadotte）：生于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布呂内（Brune）：生于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志願參軍。
古維翁-聖西爾（GouvionSt.Cyr）：生于1764年，本為畫家，1792年志願參軍。
維克多（Victor）：生于1764年，1781年入伍。
麥克唐納（Macdonald）：生于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魯希（Grouchy）：生于1766年，1781年授中尉。
烏迪諾（Oudinot）：生于1767年，1784年入伍。
缪拉（Murat）：生于1767年，1787年入伍。
貝西埃（Bessières）：生于1768年，出身律師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爾捷（Mortier）：生于1768年，國民會議議員之子，1791年志願參軍，随即被推選為上尉。
德塞（Desaix）：生于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内伊（Ney）：生于1769年，1788年入伍。
蘇爾特（Soult）：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士官。
拉納（Lannes）：生于1769年，馬夫之子，本為染工，1792年志願參軍。
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叙謝（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達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讀于巴黎軍官學校，1788年授中尉。
馬爾蒙（Marmont）：生于1774年，聖路易騎士團成員之子，1790年授少尉。
舊軍軍官（拉法葉特、屈斯蒂納、比龍、博阿爾内除外）： 杜穆裡埃、克勒曼、塞爾旺、卡諾、烏沙爾、貝爾蒂埃、蒙塞、格魯希、德塞、麥克唐納、波拿巴、佩裡尼翁、達武、馬爾蒙。
舊軍高級士官： 皮舍格呂、貝納多特、馬塞納、塞呂裡耶。
在舊軍中有機會成為高級士官者： 奧熱羅、蘇爾特、内伊、缪拉、維克多、烏迪諾。
外軍軍官： 謝雷、克萊貝爾。
在舊軍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爾當、奧什、馬爾梭、勒費弗、拉納。
本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開始後參軍者：莫羅、布呂内、貝西埃、莫爾捷、叙謝、聖西爾。
3 拿破侖的戰略1 我們應該再說一遍：戰略的天然原則是集結兵力，尋找并擊敗敵軍主力，接着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于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
&ldquo在戰争的一切目的當中，殲滅敵方武裝力量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一項&rdquo（克勞塞維茨）。
那麼，攻勢行動的目标就不是某個地方、某片區域、某座城市、某處要地或某座倉庫。
如果一方憑借巨大戰術勝利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面摧垮了敵方武裝力量，使其無力再戰，那麼勝利者就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來開拓戰果。
舊制度下的軍隊規模太小，戰術太呆闆，成分太不可靠，無法在戰争中踐行上述基本原則。
他們隻能呆立在憑借自身戰術無法攻克的陣地前，也不能繞過去，因為他們必須随身攜帶糧草。
他們隻敢淺淺地進入敵境，因為他們不能保衛大片區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線萬全無虞。
拿破侖擺脫了這些枷鎖。
他從一開始就将全部勝算押在取得戰術勝利、讓敵軍失去行動能力上，然後乘勝追擊，直到敵人接受他的條件。
這條最高原則的推論影響到了上至戰役方案、下至每一場交戰的一切。
由于萬事自始至終都以壓倒性的戰術勝利為基礎，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從屬于這一個終極目的，戰役方案自然就簡單了。
消耗戰略的基礎是每一項行動都既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
七年戰争開場時，腓特烈在紛繁多樣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間搖擺不定。
統帥越是精明幹練，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決策的主觀性也就越強。
拿破侖的戰役方案則具有一種内在的客觀必然性。
剛開始認清和理解了這些方案時，我們會感覺它們不可能是别的樣子，戰略天才的創造性隻在于确認事理本身的必然結果。
藝術史中秉承古典主義、多用樸素直線的帝國風格與同時期的戰争藝術有一些可比之處。
現在我們要對直接從上述基本原則的對立推導出來的正面結果做一宏觀概述。
我們不需要做辯證推演，隻要考察拿破侖和腓特烈兩位宗師的事迹就夠了。
按照拿破侖的戰役觀，他聚焦于敵方軍隊，而且自始至終以攻擊敵軍乃至盡可能殲滅敵軍為基點。
腓特烈也提出過這樣的原則：&ldquo什麼都想保住的人什麼都保不住。
因此，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敵軍本身。
&rdquo但如前所見，這條原則對腓特烈的意義隻是相對的，他一次又一次極大地偏離了該原則。
對拿破侖來說，它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當拿破侖多面受敵時，他能将其各個擊破。
1805年，在俄軍尚未趕到時，他就在烏爾姆擊敗了奧軍；接着在普軍出手前，在奧斯特裡茨擊敗了俄軍和奧軍殘部。
1806年，他再次搶在俄軍抵達前擊敗了普軍（耶拿會戰），1807年又在奧軍緩過來之前打敗了俄軍。
七年戰争爆發時，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
1756年7月，形勢已經完全成熟，奧軍還沒有動員，俄軍和法軍還在遠方。
但腓特烈沒有盡快出擊，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開戰。
假如他信奉殲滅戰略的話&mdash&mdash也就是說，如果他掌握的資源足以遵行殲滅戰略的話&mdash&mdash我們必然會将此舉判定為腓特烈一生戎馬中犯過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
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都完全不考慮以徹底征服奧地利為目标，因此他将當年目标局限于占領薩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遲開戰可以避免法國幹預。
有些人為了進一步推崇腓特烈，試圖證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奧地利的計劃（布拉格會戰、布拉格圍城戰）。
他們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
假如這一計劃在1757年是可行的話，那麼放到1756年豈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戰略的基礎上，腓特烈的行為才是清晰連貫的。
如果這是正确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七年戰争初期與拿破侖在1805年、1806年的行動之間的根本性對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實的方式證明了曆史上的兩類戰略的本質與原則。
接下來是展開論述。
消耗戰略的前台上是圍攻要塞、阻止圍攻和解圍。
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裡發生的頻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
而拿破侖在所有戰役中（次要行動除外）隻打過兩次圍城戰，1796年圍攻曼圖亞，1807年圍攻但澤。
甚至他決定打這兩場圍城戰，也隻是因為他當時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繼續與敵軍打野戰。
奉行殲滅戰略的人隻會圍攻非圍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敵國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敵方全軍被包圍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奪取某座要塞是小規模次要行動的目标。
對腓特烈來說，奪取要塞&mdash&mdash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奧爾米茨、施韋德尼茨&mdash&mdash往往就是一場戰役的實際目标。
腓特烈公然宣稱：&ldquo如果敵國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來，不能放過任何一座。
這是穩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後顧之憂。
&rdquo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國時遵循腓特烈的原則，那就永遠打不敗拿破侖了。
腓特烈開鑿運河，不僅是為了商貿，也會用于運送軍需。
拿破侖則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兩條腿走路。
腓特烈常說，會戰對他來說是開給重病患者的&ldquo催吐藥&rdquo。
當他想要證明會戰決策的合理性時，他往往會說自己别無可能的選擇。
3在他看來，會戰就是聽天由命，是撞大運，勝負無可逆料。
拿破侖說自己的原則是無七成勝算不開戰。
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這條原則的話，那麼他連一場會戰都不會打。
這并不表明&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兩位統帥的膽量不一樣，他們無疑都是很大膽的，而在于兩套體系的差異。
如果一個踐行殲滅戰略的人認為會戰就是勝負由天，那麼整場戰争就都是拼運氣了，因為決定戰争結果的正是會戰。
而在消耗戰略下，會戰隻是多個因素中的一個，會戰成敗可能會被抵消掉。
腓特烈在思考一場會戰時曾寫道，哪怕會戰輸了，他的處境也不會比原有的處境更糟。
5這種話不可能從拿破侖嘴裡說出來，說出來也是無法理解。
對他來說，在他眼中，一場會戰的勝敗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改變整個局勢。
普魯士輸了庫諾斯道夫會戰可以緩過來，法國輸了耶拿會戰就不行了。
如前所見，腓特烈嘴上常說打會戰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實做得很有限。
拿破侖确實貫徹了這條原則，盡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絕對。
61805年11月15日，他緻書馬爾蒙：&ldquo世人以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與屢次敗于我手的敵人對戰時，我從來不覺得兵力夠用；我會盡可能集結所有兵力。
&rdquo 腓特烈的原則是戰役方案要盡可能往大了做，他從一開始就說方案在執行中會縮水的。
他一次又一次證明自己确實遵循該原則。
&ldquo宏大的戰役方案，&rdquo他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說道，&ldquo無疑是最好的，因為執行過程中馬上就會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實際，然後聚焦于可行的部分，這樣取得的成績要比小家子氣的方案來得大，小氣成不了大功。
&rdquo&ldquo大計劃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會決定戰争成敗。
&rdquo&ldquo要制定四份這樣的方案，隻要有一個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來了。
&rdquo7因此，我們如果比較他最初的方案和後來的執行，那就不免會産生他的精力與戰略構想不對等的印象，這就錯得不能再錯了。
他一開始制定方案時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這樣一來，他無論怎樣做都在可能性的範疇之内。
方案能達到的極限會由客觀事實确定；他知道是這樣，他的本意也是這樣。
因此，評價和估量他的戰略構想永遠要考慮上述條件。
拿破侖則恰恰相反。
他的方案不會在執行中縮水，反而會擴大。
他這樣評論自己： 當我制定戰役方案時，沒有人比我更膽小；我會誇張地設想所有風險，盡可能悲觀地看待所有情形；我處在痛苦而焦慮的狀态中。
當然，我在參謀面前還是會表現出昂揚向上的姿态。
然而，一旦做出了決定，我就會把一切都忘掉，隻考慮如何達成目标。
在腓特烈的會戰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體的威力；勝負也被認為決于首輪沖擊。
而拿破侖開戰時往往沒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敵軍陣地的情況。
他說過，先接敵再看怎麼打。
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預備隊，勝利靠的是将預備隊投入到統帥規定的位點。
腓特烈會戰與拿破侖會戰的這一區别首先要追溯到戰術層面，也就是線列戰術與散兵戰術的區别。
不過，這與戰略也有關系。
在拿破侖那裡，會戰是從先前的行動有機發展而來的，往往是有預見的。
腓特烈的會戰則或多或少源于有預謀的主觀決斷，因此不能有長期醞釀的過程，越快決戰越好。
腓特烈終其一生都在種種戰略原則、權變和方案之間權衡不休。
拿破侖則說：&ldquo我打仗隻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裡格、交戰、休整。
&rdquo 拿破侖允許一場會戰沒有預先構想就展開，他對戰略也是如此。
他自稱從未有過戰役方案。
這與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戰方案時非常焦慮。
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話： 沒有作戰方案能算準到與敵軍主力初次接觸之後。
隻有門外漢才會相信一場戰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細靡遺的構想不折不扣地貫徹到底的。
拿破侖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說自己沒有戰役方案的。
然而，他對于部隊要如何展開、部隊展開過程中的情況當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會認真權衡由此可能産生的種種後果，但他不能預先判定到底會發生哪一種。
在消耗戰略下，我們一再看到戰役方案早就規定好了仗要怎麼打&mdash&mdash腓特烈在這一點上無疑沒有同時代的人那麼嚴重，但他還是認為這是常理。
拿破侖的實力甚至也達不到&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奪取整個波斯的亞曆山大大帝的程度。
甚至普魯士在1807年也願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國也願意的話。
拿破侖結束戰争靠的不隻是戰場勝利，最終也要通過政治手段。
因此，我們可以說他與前人的差别畢竟隻是相對的。
但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現實差别是根本性的，因為拿破侖确實踐行了從殲滅戰略的本質合邏輯地推論出來的原則，與亞曆山大大帝别無二緻。
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确信或者說自以為确信，如果自己還不能徹底征服對手，也就是所謂的&ldquo耗盡了氣力&rdquo，他仍然能夠用政治手段補救。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他在曆史上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拿破侖骨子裡的政治家成分遠遠多于軍人。
年輕時也好，後來也好，他都不曾研究軍事史或軍事理論。
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軍人都會考慮是否應該從淺線列回歸深縱隊的問題；沒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這樣做過。
腓特烈讀遍了古往今來探讨戰争本質的著作和軍事史書。
當然，拿破侖也經常指出軍人必須研究偉大統帥的事迹，吸取前人精華。
他列出了亞曆山大、漢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納、歐根和腓特烈。
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隻熟悉軍事色彩很弱的普魯塔克名人傳，他更喜歡讀談論政治和道德哲學的書。
他在大革命戰争爆發後的作為淋漓盡緻地體現了他的特點。
他當時是一名法軍中尉；假如他最熱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話，他必然會帶着自己的團奔赴前線&mdash&mdash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熱切支持者。
但這位年輕軍官在開戰後的整整一年時間裡都沒有參戰，而是忙着為科西嘉制定頗為冒險的政治方案，失敗後才投身軍界。
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駐意大利法軍總司令後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戰役方案是以政治為基點的，目标是讓撒丁島脫離奧地利；1797年，他最後也是通過政治手段結束了對奧作戰，當時他已經打到了維也納附近，而他不僅提議要割地（比利時和米蘭）給被擊敗的敵人，還讓奧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塊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
他後來的曆次戰争也是類似的情況；盡管有宏大的暢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
至于1812年他有沒有失去節制心，有沒有做出越界之舉，或者是否有一種無盡的内在必然性讓他越出了界限，暫且按下不表。
我們隻要說明一點：拿破侖所處的境況讓他能夠制定以徹底擊敗敵人，而非單純消耗的戰役方案，然後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mdash&mdash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統帥們、歐根親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新戰略是從新狀況的土壤中自己生長出來的，這是錯誤的。
利用手頭的素材創造新現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創造性天才。
我們在這裡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絕不是像唯物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将首次應用新戰略的戰役，也就是波拿巴将軍的曆次戰役與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羅将軍的戰役比較一下，我們就會認識到這一點。
1795年沒有發生決戰就過去了，但普魯士由于《巴塞爾和約》已經退兵。
1796年春，法國建立了三支軍隊：一支由茹爾當率領，在最遠到杜塞爾多夫的萊茵河中遊活動；一支由莫羅率領，在萊茵河上遊活動；一支由波拿巴率領，在意大利活動。
在英國金援的幫助下，奧地利與一衆小盟國已經建立了與法軍兵力相當甚至更強的反法軍隊。
雙方都遵循保衛領土的原則，将軍隊分散到了漫長的前線上。
波拿巴有一部分軍隊駐紮在阿爾卑斯山區，一部分駐紮在裡維埃拉海岸，幾乎要到熱那亞了。
他現在将主力集結到最右側的裡維埃拉，隻留了少量兵力掩護與法國的交通線。
兩邊通過亞平甯山口對進，但法軍盡管總兵力少幾千人，但由于布置得當，每次戰鬥都有兵力優勢。
法軍擊敗了敵軍中路，插入奧軍和撒丁軍之間，然後波拿巴向撒丁國王開出有利的停火條件，從而完全占據了上風。
8于是，波拿巴将奧軍趕回了曼圖亞，将敵軍殘部圍在城中并展開攻城。
奧軍4次出阿爾卑斯山援救曼圖亞，每次都被法軍擊敗&mdash&mdash有一次，波拿巴為了在決定性的野戰中取得人數優勢而放棄圍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取勝後在萊奧本（Leoben）進行停火談判時，他對奧地利将軍們說：&ldquo歐洲有許多良将；但他們同時看的東西太多了。
至于我，我眼裡隻有一件事，那就是軍隊本身。
我要努力消滅軍隊，因為我确信其他的一切自然會随之落入我手。
&rdquo 他後來在米蘭說：&ldquo戰略的宗旨在于，哪怕兵力較少，但在發起進攻或受到攻擊的地點一定要比敵人兵多。
&rdquo最後，他在聖赫勒拿島上說： 大革命戰争中有人采用了錯誤的分兵之策，這幾路兵馬去左邊，那幾路兵馬去右邊，大錯特錯。
真正為我帶來那麼多次勝利的是相反的策略。
會戰前一天，我不會讓各師離得遠遠的，我會把他們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點上。
我的大軍聚集在那一點上，對面的敵軍必然總是少于我軍，很容易就會被擊退。
9 從客觀角度看，莫羅和茹爾當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樣采用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戰法。
卡爾大公統帥的奧軍沿着從巴塞爾到錫格河（Sieg）的前線攤開。
由于波拿巴取得的戰績，一支由武姆澤（Wurmser）指揮的部隊被派去意大利，于是雙方兵力就大緻相等了。
法軍本可以集中兵力出擊，将奧軍各個擊破。
法軍确實考慮過發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标不是殲滅敵方武裝力量，而是赢得地盤。
兩位法國将軍沒有采取重大行動，隻是通過機動戰将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亞。
莫羅向伊薩爾河進軍。
但與此同時，大公率領主力撲向茹爾當，在維爾茨堡重創法軍，将其打回了萊茵河。
伊薩爾河畔的莫羅兵力是對面的兩倍多，但他也班師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兵力。
4個月後，雙方基本上回到了剛開戰時的起點。
但輿論認為莫羅毫發無損地率部通過霍勒塔爾峽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成就。
法軍分兵三路，分别由波拿巴、莫羅、茹爾當指揮的戰役方案是由戰争部長卡諾制定的。
有學者宣稱這是戰略大手筆，以為卡諾的意圖是三路大軍會師維也納附近。
卡諾确實考慮過意大利與德意志戰場間的配合，但并不打算讓三支從不同基地出發的大軍最後在戰場上會師，将敵軍一舉殲滅。
相反，他的目标是三路大軍互為支援，有序推進，在機動戰略中威脅敵軍側面，不斷壓迫敵軍後退，從而奪取土地。
一定程度上，這個方案可以與1757年腓特烈進軍波希米亞相比較。
腓特烈認為戰役方案的本質在于&ldquo基本将敵軍趕出波希米亞&rdquo10，同時也想盡可能痛擊敵軍；卡諾也在寫給三位将軍的信中指出，他們要從側面包抄敵軍，奪取敵軍倉庫，同時要堅持猛烈進攻，一定要追擊到徹底打敗和擊潰敵軍為止。
這些指令是兩極戰略的絕佳例
最後應當注意的一點是，盡管本國人占到了普魯士軍隊的半數乃至更多，但他們仍然隻是短期服役，招募來的外國人才會長期服役并因此為全軍打上了自身的烙印，也就是一個具有或多或少榮譽感的武士階層，而非保家衛國的戰士。
最能體現上述區别的莫過于比較前文引述過的腓特烈最重要的一部訓令中關于防止逃亡的條款，以及拿破侖在奧斯特裡茨會戰（battleofAusterlitz）前向部隊發布的命令。
腓特烈的訓示如下： 防止逃亡是每一名将軍的重要職責，為此必須采取以下措施：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時常到帳中視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骠騎兵巡視；儲藏糧草的地方要有輕步兵站崗，天快黑時要加上相同數量的騎兵；外出找稭稈和水源時，士兵不得出列，而要由軍官整齊帶隊；聚衆劫掠必須嚴懲；開拔時不得在部隊拿好武器、列好隊伍之前撤去村莊裡的哨兵；不得夜間行軍；行軍期間不得允許士兵脫離本排；穿越森林時，步兵要有骠騎兵随行巡邏；随時警惕任何軍需品的匮乏，包括面包、肉、白蘭地、稭稈等。
拿破侖在1805年11月24日的命令則是這樣： 目前不要聲張。
各軍長應盡力列出無故掉隊，聚衆劫掠者的名單。
長官應向士兵宣揚這些人是可恥的家夥，因為法國軍隊中對不身犯險境、不分享勝利榮耀的人的最重懲罰就是同袍的譴責。
如果有這種人，皇帝确信他們會願意集體回到軍隊中來。
國民會議早在1792年9月19日和1793年5月25日就下令廢除了釋放戰俘換錢也就是&ldquo贖金&rdquo這種舊式傭兵軍隊特有的做法。
到了拿破侖統治末期的1812年和1813年，他不得不采取愈發嚴厲的征兵手段，同樣深受逃兵之苦。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1812年和1813年戰役輸就輸在逃兵上。
由于逃回後方的士兵不絕如縷，他來到莫斯科時的兵力已經衰弱到無力再戰了。
如果說他發動1813年秋季戰役時的兵力僅僅略少于反法同盟軍，可兩個月後的萊比錫會戰時就隻比敵軍的一半多一點了，個中緣由當然有很多，但尤其重要的一條就是法軍方面聞所未聞的大批逃亡。
腓特烈的軍隊在七年戰争中也是逐漸衰弱，我們也看到了他是如何試圖用增加炮兵來彌補步兵的不足。
如前所見，拿破侖身上也發生了相同的事情，盡管程度上有差别。
腓特烈軍中的内部變化帶動了戰略的調整，而我們之後看到，拿破侖的戰略沒有變化。
用最簡單的話說，建立于革命期間、由革命締造的新軍制與舊制度的區别有三：兵力大幅擴張、采用散兵戰術、從民間征收物資。
最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三個讓新軍制超越舊制度的特征不是同時，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發揮作用的。
尤其是随着初期的普遍兵役制産生的龐大兵力後來一度回落，以至于拿破侖在早期幾場戰役中僅僅與敵軍兵力相當。
共和國時期将軍與拿破侖時期元帥 杜穆裡埃（Dumouriez）：生于1739年，七年戰争時已為軍官。
克勒曼（Kellermann）：生于1735年，七年戰争時已為軍官。
塞爾旺（Servan）：生于1741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參謀官。
卡諾（Carnot）：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工程兵上尉。
烏沙爾（Houchard）：生于1740年，大革命爆發時任龍騎兵上尉。
奧什（Hoche）：生于1768年，1784年進入禁衛軍，1792年授中尉。
馬爾梭（Marceau）：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1789年升中士，1792年任志願兵營長。
皮舍格呂（Pichegru）：生于1761年，本為數學教師；1783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為高級士官。
莫羅（Moreau）：生于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茹爾當（Jourdan）：生于1762年，1778年入伍，1784年随團赴美參戰；一度沿街乞讨；1791年任志願兵營長。
謝雷（Scherer）：生于1747年，曾在奧地利和尼德蘭軍中任軍官；1791年任法軍上尉。
克萊貝爾（Kléber）：生于1753年，本為建築師；曾任奧軍中尉；1792年任志願兵營軍官。
塞呂裡耶（Sérurier）：生于1742年，曾任高級士官，大革命爆發時任上尉。
貝爾蒂埃（Berthier）：生于1753年，大革命爆發時任職于總參謀部。
蒙塞（Moncey）：生于1754年，1779年授少尉，1782年升中尉。
佩裡尼翁（Perignon）：生于1754年，1784年授少尉。
勒費弗（Lefebvre）：生于1755年，1770年入伍，1782年升中士，1789年任國民衛隊中尉。
馬塞納（Masséna）：生于1756年，177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奧熱羅（Augereau）：生于1757年，1774年入伍，1776年逃亡，在普魯士擔任擊劍教練；大革命爆發時返回法國，進入德意志軍團任高級軍士。
貝納多特（Bernadotte）：生于1763年，1779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高級士官。
布呂内（Brune）：生于1763年，本為律師，1791年志願參軍。
古維翁-聖西爾（GouvionSt.Cyr）：生于1764年，本為畫家，1792年志願參軍。
維克多（Victor）：生于1764年，1781年入伍。
麥克唐納（Macdonald）：生于1765年，1784年授中尉。
格魯希（Grouchy）：生于1766年，1781年授中尉。
烏迪諾（Oudinot）：生于1767年，1784年入伍。
缪拉（Murat）：生于1767年，1787年入伍。
貝西埃（Bessières）：生于1768年，出身律師世家，1792年入伍，1793年升少尉。
莫爾捷（Mortier）：生于1768年，國民會議議員之子，1791年志願參軍，随即被推選為上尉。
德塞（Desaix）：生于1768年，1783年授少尉。
内伊（Ney）：生于1769年，1788年入伍。
蘇爾特（Soult）：生于1769年，1785年入伍，大革命爆發時任士官。
拉納（Lannes）：生于1769年，馬夫之子，本為染工，1792年志願參軍。
波拿巴（Bonaparte）：生于1769年，1785年授中尉。
叙謝（Suchet）：生于1770年，1792年入伍。
達武（Davout）：生于1770年，曾就讀于巴黎軍官學校，1788年授中尉。
馬爾蒙（Marmont）：生于1774年，聖路易騎士團成員之子，1790年授少尉。
舊軍軍官（拉法葉特、屈斯蒂納、比龍、博阿爾内除外）： 杜穆裡埃、克勒曼、塞爾旺、卡諾、烏沙爾、貝爾蒂埃、蒙塞、格魯希、德塞、麥克唐納、波拿巴、佩裡尼翁、達武、馬爾蒙。
舊軍高級士官： 皮舍格呂、貝納多特、馬塞納、塞呂裡耶。
在舊軍中有機會成為高級士官者： 奧熱羅、蘇爾特、内伊、缪拉、維克多、烏迪諾。
外軍軍官： 謝雷、克萊貝爾。
在舊軍中最多升到士官者：茹爾當、奧什、馬爾梭、勒費弗、拉納。
本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平民，革命開始後參軍者：莫羅、布呂内、貝西埃、莫爾捷、叙謝、聖西爾。
3 拿破侖的戰略1 我們應該再說一遍：戰略的天然原則是集結兵力，尋找并擊敗敵軍主力，接着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于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
&ldquo在戰争的一切目的當中，殲滅敵方武裝力量永遠是至高無上的一項&rdquo（克勞塞維茨）。
那麼，攻勢行動的目标就不是某個地方、某片區域、某座城市、某處要地或某座倉庫。
如果一方憑借巨大戰術勝利從肉體和精神兩方面摧垮了敵方武裝力量，使其無力再戰，那麼勝利者就盡可以按照自己的政治目标來開拓戰果。
舊制度下的軍隊規模太小，戰術太呆闆，成分太不可靠，無法在戰争中踐行上述基本原則。
他們隻能呆立在憑借自身戰術無法攻克的陣地前，也不能繞過去，因為他們必須随身攜帶糧草。
他們隻敢淺淺地進入敵境，因為他們不能保衛大片區域，而且要确保交通線萬全無虞。
拿破侖擺脫了這些枷鎖。
他從一開始就将全部勝算押在取得戰術勝利、讓敵軍失去行動能力上，然後乘勝追擊，直到敵人接受他的條件。
這條最高原則的推論影響到了上至戰役方案、下至每一場交戰的一切。
由于萬事自始至終都以壓倒性的戰術勝利為基礎，于是所有其他目的和考量都要從屬于這一個終極目的，戰役方案自然就簡單了。
消耗戰略的基礎是每一項行動都既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
七年戰争開場時，腓特烈在紛繁多樣乃至截然相反的方案之間搖擺不定。
統帥越是精明幹練，他能想到的可能性就越多，決策的主觀性也就越強。
拿破侖的戰役方案則具有一種内在的客觀必然性。
剛開始認清和理解了這些方案時，我們會感覺它們不可能是别的樣子，戰略天才的創造性隻在于确認事理本身的必然結果。
藝術史中秉承古典主義、多用樸素直線的帝國風格與同時期的戰争藝術有一些可比之處。
現在我們要對直接從上述基本原則的對立推導出來的正面結果做一宏觀概述。
我們不需要做辯證推演，隻要考察拿破侖和腓特烈兩位宗師的事迹就夠了。
按照拿破侖的戰役觀，他聚焦于敵方軍隊，而且自始至終以攻擊敵軍乃至盡可能殲滅敵軍為基點。
腓特烈也提出過這樣的原則：&ldquo什麼都想保住的人什麼都保不住。
因此，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的最重要的關鍵就是敵軍本身。
&rdquo但如前所見，這條原則對腓特烈的意義隻是相對的，他一次又一次極大地偏離了該原則。
對拿破侖來說，它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當拿破侖多面受敵時，他能将其各個擊破。
1805年，在俄軍尚未趕到時，他就在烏爾姆擊敗了奧軍；接着在普軍出手前，在奧斯特裡茨擊敗了俄軍和奧軍殘部。
1806年，他再次搶在俄軍抵達前擊敗了普軍（耶拿會戰），1807年又在奧軍緩過來之前打敗了俄軍。
七年戰争爆發時，腓特烈的行事方式全然不同。
1756年7月，形勢已經完全成熟，奧軍還沒有動員，俄軍和法軍還在遠方。
但腓特烈沒有盡快出擊，反而特意拖到8月底才開戰。
假如他信奉殲滅戰略的話&mdash&mdash也就是說，如果他掌握的資源足以遵行殲滅戰略的話&mdash&mdash我們必然會将此舉判定為腓特烈一生戎馬中犯過的最嚴重的戰略錯誤。
但由于他哪怕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都完全不考慮以徹底征服奧地利為目标，因此他将當年目标局限于占領薩克森就是正确的做法，推遲開戰可以避免法國幹預。
有些人為了進一步推崇腓特烈，試圖證明他在次年（1757年）有征服奧地利的計劃（布拉格會戰、布拉格圍城戰）。
他們的心态是何其自相矛盾啊。
假如這一計劃在1757年是可行的話，那麼放到1756年豈不是容易得多！唯有站在消耗戰略的基礎上，腓特烈的行為才是清晰連貫的。
如果這是正确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七年戰争初期與拿破侖在1805年、1806年的行動之間的根本性對立，恰恰以最精妙、最切實的方式證明了曆史上的兩類戰略的本質與原則。
接下來是展開論述。
消耗戰略的前台上是圍攻要塞、阻止圍攻和解圍。
這些事件在腓特烈那裡發生的頻率要低于前人，但仍然非常重要。
而拿破侖在所有戰役中（次要行動除外）隻打過兩次圍城戰，1796年圍攻曼圖亞，1807年圍攻但澤。
甚至他決定打這兩場圍城戰，也隻是因為他當時不能用手中的兵力繼續與敵軍打野戰。
奉行殲滅戰略的人隻會圍攻非圍攻不可的要塞，除非是敵國首都，比如1870年的巴黎；或者是敵方全軍被包圍在一座要塞内，比如1870年的梅斯，或者奪取某座要塞是小規模次要行動的目标。
對腓特烈來說，奪取要塞&mdash&mdash比如1741年的尼斯，1762年的布拉格、奧爾米茨、施韋德尼茨&mdash&mdash往往就是一場戰役的實際目标。
腓特烈公然宣稱：&ldquo如果敵國要塞林立，一定要全部攻下來，不能放過任何一座。
這是穩健的打法，可以免去後顧之憂。
&rdquo2 假如反法同盟在1814年入侵法國時遵循腓特烈的原則，那就永遠打不敗拿破侖了。
腓特烈開鑿運河，不僅是為了商貿，也會用于運送軍需。
拿破侖則是修路，他打仗主要靠兩條腿走路。
腓特烈常說，會戰對他來說是開給重病患者的&ldquo催吐藥&rdquo。
當他想要證明會戰決策的合理性時，他往往會說自己别無可能的選擇。
3在他看來，會戰就是聽天由命，是撞大運，勝負無可逆料。
拿破侖說自己的原則是無七成勝算不開戰。
4如果腓特烈也奉行這條原則的話，那麼他連一場會戰都不會打。
這并不表明&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兩位統帥的膽量不一樣，他們無疑都是很大膽的，而在于兩套體系的差異。
如果一個踐行殲滅戰略的人認為會戰就是勝負由天，那麼整場戰争就都是拼運氣了，因為決定戰争結果的正是會戰。
而在消耗戰略下，會戰隻是多個因素中的一個，會戰成敗可能會被抵消掉。
腓特烈在思考一場會戰時曾寫道，哪怕會戰輸了，他的處境也不會比原有的處境更糟。
5這種話不可能從拿破侖嘴裡說出來，說出來也是無法理解。
對他來說，在他眼中，一場會戰的勝敗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改變整個局勢。
普魯士輸了庫諾斯道夫會戰可以緩過來，法國輸了耶拿會戰就不行了。
如前所見，腓特烈嘴上常說打會戰一定要集中全部可用兵力，其實做得很有限。
拿破侖确實貫徹了這條原則，盡管在他身上也并非絕對。
61805年11月15日，他緻書馬爾蒙：&ldquo世人以為我的天分比别人高，但與屢次敗于我手的敵人對戰時，我從來不覺得兵力夠用；我會盡可能集結所有兵力。
&rdquo 腓特烈的原則是戰役方案要盡可能往大了做，他從一開始就說方案在執行中會縮水的。
他一次又一次證明自己确實遵循該原則。
&ldquo宏大的戰役方案，&rdquo他在1768年的《政治遺囑》中說道，&ldquo無疑是最好的，因為執行過程中馬上就會注意到哪些内容不切實際，然後聚焦于可行的部分，這樣取得的成績要比小家子氣的方案來得大，小氣成不了大功。
&rdquo&ldquo大計劃未必成功，而一旦成功就會決定戰争成敗。
&rdquo&ldquo要制定四份這樣的方案，隻要有一個方案成功，一切的辛苦就都值回來了。
&rdquo7因此，我們如果比較他最初的方案和後來的執行，那就不免會産生他的精力與戰略構想不對等的印象，這就錯得不能再錯了。
他一開始制定方案時完全明白方案超出了可能的界限，這樣一來，他無論怎樣做都在可能性的範疇之内。
方案能達到的極限會由客觀事實确定；他知道是這樣，他的本意也是這樣。
因此，評價和估量他的戰略構想永遠要考慮上述條件。
拿破侖則恰恰相反。
他的方案不會在執行中縮水，反而會擴大。
他這樣評論自己： 當我制定戰役方案時，沒有人比我更膽小；我會誇張地設想所有風險，盡可能悲觀地看待所有情形；我處在痛苦而焦慮的狀态中。
當然，我在參謀面前還是會表現出昂揚向上的姿态。
然而，一旦做出了決定，我就會把一切都忘掉，隻考慮如何達成目标。
在腓特烈的會戰中，一切都基于密集整體的威力；勝負也被認為決于首輪沖擊。
而拿破侖開戰時往往沒有明确的方案，甚至不太清楚敵軍陣地的情況。
他說過，先接敵再看怎麼打。
因此，一大部分兵力要留作預備隊，勝利靠的是将預備隊投入到統帥規定的位點。
腓特烈會戰與拿破侖會戰的這一區别首先要追溯到戰術層面，也就是線列戰術與散兵戰術的區别。
不過，這與戰略也有關系。
在拿破侖那裡，會戰是從先前的行動有機發展而來的，往往是有預見的。
腓特烈的會戰則或多或少源于有預謀的主觀決斷，因此不能有長期醞釀的過程，越快決戰越好。
腓特烈終其一生都在種種戰略原則、權變和方案之間權衡不休。
拿破侖則說：&ldquo我打仗隻知道三件事，每天走10裡格、交戰、休整。
&rdquo 拿破侖允許一場會戰沒有預先構想就展開，他對戰略也是如此。
他自稱從未有過戰役方案。
這與前面的内容不矛盾，就是他制定作戰方案時非常焦慮。
毛奇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話： 沒有作戰方案能算準到與敵軍主力初次接觸之後。
隻有門外漢才會相信一場戰役是按照提前定好的、巨細靡遺的構想不折不扣地貫徹到底的。
拿破侖正是在這層意義上說自己沒有戰役方案的。
然而，他對于部隊要如何展開、部隊展開過程中的情況當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想法，他也會認真權衡由此可能産生的種種後果，但他不能預先判定到底會發生哪一種。
在消耗戰略下，我們一再看到戰役方案早就規定好了仗要怎麼打&mdash&mdash腓特烈在這一點上無疑沒有同時代的人那麼嚴重，但他還是認為這是常理。
拿破侖的實力甚至也達不到&mdash&mdash比如&mdash&mdash奪取整個波斯的亞曆山大大帝的程度。
甚至普魯士在1807年也願意把仗打下去，假如俄國也願意的話。
拿破侖結束戰争靠的不隻是戰場勝利，最終也要通過政治手段。
因此，我們可以說他與前人的差别畢竟隻是相對的。
但我們已經看到兩者的現實差别是根本性的，因為拿破侖确實踐行了從殲滅戰略的本質合邏輯地推論出來的原則，與亞曆山大大帝别無二緻。
他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确信或者說自以為确信，如果自己還不能徹底征服對手，也就是所謂的&ldquo耗盡了氣力&rdquo，他仍然能夠用政治手段補救。
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他在曆史上偉大就偉大在這裡。
拿破侖骨子裡的政治家成分遠遠多于軍人。
年輕時也好，後來也好，他都不曾研究軍事史或軍事理論。
每一位有反思精神的軍人都會考慮是否應該從淺線列回歸深縱隊的問題；沒有迹象表明波拿巴中尉這樣做過。
腓特烈讀遍了古往今來探讨戰争本質的著作和軍事史書。
當然，拿破侖也經常指出軍人必須研究偉大統帥的事迹，吸取前人精華。
他列出了亞曆山大、漢尼拔、恺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納、歐根和腓特烈。
但除了恺撒以外，他本人基本上隻熟悉軍事色彩很弱的普魯塔克名人傳，他更喜歡讀談論政治和道德哲學的書。
他在大革命戰争爆發後的作為淋漓盡緻地體現了他的特點。
他當時是一名法軍中尉；假如他最熱衷的事情是打仗的話，他必然會帶着自己的團奔赴前線&mdash&mdash尤其是他是新政治理念的熱切支持者。
但這位年輕軍官在開戰後的整整一年時間裡都沒有參戰，而是忙着為科西嘉制定頗為冒險的政治方案，失敗後才投身軍界。
然而，他在1796年出任駐意大利法軍總司令後制定的第一份宏大戰役方案是以政治為基點的，目标是讓撒丁島脫離奧地利；1797年，他最後也是通過政治手段結束了對奧作戰，當時他已經打到了維也納附近，而他不僅提議要割地（比利時和米蘭）給被擊敗的敵人，還讓奧地利看到了拿到一塊肥肉（威尼斯）的可能性。
他後來的曆次戰争也是類似的情況；盡管有宏大的暢想，但他也知道自身力量的限度。
至于1812年他有沒有失去節制心，有沒有做出越界之舉，或者是否有一種無盡的内在必然性讓他越出了界限，暫且按下不表。
我們隻要說明一點：拿破侖所處的境況讓他能夠制定以徹底擊敗敵人，而非單純消耗的戰役方案，然後通過政治手段克成全功&mdash&mdash這是古斯塔夫·阿道夫、路易十四手下的統帥們、歐根親王、腓特烈大帝都不可能做到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新戰略是從新狀況的土壤中自己生長出來的，這是錯誤的。
利用手頭的素材創造新現象需要有一位了不起的創造性天才。
我們在這裡特别清晰地明白世界史絕不是像唯物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将首次應用新戰略的戰役，也就是波拿巴将軍的曆次戰役與他最重要的同僚之一莫羅将軍的戰役比較一下，我們就會認識到這一點。
1795年沒有發生決戰就過去了，但普魯士由于《巴塞爾和約》已經退兵。
1796年春，法國建立了三支軍隊：一支由茹爾當率領，在最遠到杜塞爾多夫的萊茵河中遊活動；一支由莫羅率領，在萊茵河上遊活動；一支由波拿巴率領，在意大利活動。
在英國金援的幫助下，奧地利與一衆小盟國已經建立了與法軍兵力相當甚至更強的反法軍隊。
雙方都遵循保衛領土的原則，将軍隊分散到了漫長的前線上。
波拿巴有一部分軍隊駐紮在阿爾卑斯山區，一部分駐紮在裡維埃拉海岸，幾乎要到熱那亞了。
他現在将主力集結到最右側的裡維埃拉，隻留了少量兵力掩護與法國的交通線。
兩邊通過亞平甯山口對進，但法軍盡管總兵力少幾千人，但由于布置得當，每次戰鬥都有兵力優勢。
法軍擊敗了敵軍中路，插入奧軍和撒丁軍之間，然後波拿巴向撒丁國王開出有利的停火條件，從而完全占據了上風。
8于是，波拿巴将奧軍趕回了曼圖亞，将敵軍殘部圍在城中并展開攻城。
奧軍4次出阿爾卑斯山援救曼圖亞，每次都被法軍擊敗&mdash&mdash有一次，波拿巴為了在決定性的野戰中取得人數優勢而放棄圍攻要塞，丢掉了重炮。
取勝後在萊奧本（Leoben）進行停火談判時，他對奧地利将軍們說：&ldquo歐洲有許多良将；但他們同時看的東西太多了。
至于我，我眼裡隻有一件事，那就是軍隊本身。
我要努力消滅軍隊，因為我确信其他的一切自然會随之落入我手。
&rdquo 他後來在米蘭說：&ldquo戰略的宗旨在于，哪怕兵力較少，但在發起進攻或受到攻擊的地點一定要比敵人兵多。
&rdquo最後，他在聖赫勒拿島上說： 大革命戰争中有人采用了錯誤的分兵之策，這幾路兵馬去左邊，那幾路兵馬去右邊，大錯特錯。
真正為我帶來那麼多次勝利的是相反的策略。
會戰前一天，我不會讓各師離得遠遠的，我會把他們全都集中到我要突破的那一點上。
我的大軍聚集在那一點上，對面的敵軍必然總是少于我軍，很容易就會被擊退。
9 從客觀角度看，莫羅和茹爾當完全可以在德意志同樣采用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戰法。
卡爾大公統帥的奧軍沿着從巴塞爾到錫格河（Sieg）的前線攤開。
由于波拿巴取得的戰績，一支由武姆澤（Wurmser）指揮的部隊被派去意大利，于是雙方兵力就大緻相等了。
法軍本可以集中兵力出擊，将奧軍各個擊破。
法軍确實考慮過發起猛攻；但真正的目标不是殲滅敵方武裝力量，而是赢得地盤。
兩位法國将軍沒有采取重大行動，隻是通過機動戰将大公逼退向巴伐利亞。
莫羅向伊薩爾河進軍。
但與此同時，大公率領主力撲向茹爾當，在維爾茨堡重創法軍，将其打回了萊茵河。
伊薩爾河畔的莫羅兵力是對面的兩倍多，但他也班師了，不知道如何利用自己的優勢兵力。
4個月後，雙方基本上回到了剛開戰時的起點。
但輿論認為莫羅毫發無損地率部通過霍勒塔爾峽谷（Höllental）撤回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成就。
法軍分兵三路，分别由波拿巴、莫羅、茹爾當指揮的戰役方案是由戰争部長卡諾制定的。
有學者宣稱這是戰略大手筆，以為卡諾的意圖是三路大軍會師維也納附近。
卡諾确實考慮過意大利與德意志戰場間的配合，但并不打算讓三支從不同基地出發的大軍最後在戰場上會師，将敵軍一舉殲滅。
相反，他的目标是三路大軍互為支援，有序推進，在機動戰略中威脅敵軍側面，不斷壓迫敵軍後退，從而奪取土地。
一定程度上，這個方案可以與1757年腓特烈進軍波希米亞相比較。
腓特烈認為戰役方案的本質在于&ldquo基本将敵軍趕出波希米亞&rdquo10，同時也想盡可能痛擊敵軍；卡諾也在寫給三位将軍的信中指出，他們要從側面包抄敵軍，奪取敵軍倉庫，同時要堅持猛烈進攻，一定要追擊到徹底打敗和擊潰敵軍為止。
這些指令是兩極戰略的絕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