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國民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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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革命與入侵
七年戰争結束後，歐洲政治格局陷入了僵化。
打了7年大戰，歐洲沒有發生國界變化，列強關系也沒有變化。
列強已經意識到一國不可能擊垮另一國。
于是，各國努力以不訴諸武力的方式達成協議。
第一次瓜分波蘭是通過外交談判進行的，剝奪了屬于波蘭的西普魯士、加利西亞和東部邊境的大片土地。
政局如此，戰略和整體交戰狀況也是如此。
如前所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争期間就愈發偏向機動戰一端。
他在七年戰争的最後兩場戰役（1761年戰役和1762年戰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争中沒有再打會戰&mdash&mdash盡管他在1762年占據數量優勢，1778年兵力與敵方相當。
軍事理論也是一樣，認為完全回避決戰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處發展的純機動戰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戰争藝術的法則與原理》（RegelnundGrundsätzeder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爾潘·德克裡塞（TurpindeCrissé）的一句話：&ldquo為将者絕不可讓自己陷入不得不戰的境地，也不應該打會戰，除非在必要的情況下。
但如果決心打會戰，那就必須懷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圖。
&rdquo 薩克森上尉蒂爾克（SaxonCaptainTielcke）在1776年講道，學問不僅改良了風俗，而且&ldquo戰術越是臻于極緻和完善，軍官的見識和力量越強，會戰乃至戰争本身就越少發生&rdquo1。
曾在法軍、普軍、奧軍、俄軍供職的英國将軍勞埃德編寫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戰争的著作。
1780年，他寫道： 明智的将軍總是傾向于根據這些知識（對地勢、工事修建方法、紮營方法、行軍方法的了解）來運籌帷幄，而非任由事态發展到要靠難測的會戰結果來決勝負的地步。
懂得這些知識的人采取軍事行動就像幾何學一樣精确，而且發動戰争時總能避免陷入不得不會戰的境地。
2 勞埃德絕非庸碌無為之人。
例如，他精彩地闡明了一個事實（1：320），即一切機動隻有一個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點集中多于敵人的火力。
吉貝爾伯爵是一位聰慧的法國兵學家，寫過多部廣為閱讀的戰術學著作。
腓特烈國王對他真心傾慕，1773年時允許他觀摩普軍演習。
據說他曾在1789年寫過，大規模戰争已經終結，今後再也不會有會戰了。
（不過，我沒能找到出處。
） 既然人們認為戰争要依靠機動，于是就找起了機動戰的原理、法則和方法。
為了确定哪些位置易守難攻又方便運送補給，地理學研究展開了。
特别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稱為國之鎖鑰。
國家按照山川形勢劃分為若幹&ldquo區域&rdquo，野戰軍在跨越山川前必須先在附近某處集結。
戰術與工事的樣式法則也進入了戰略領域。
戰鬥中必須防備敵軍從後方進攻的觀念也被用到了戰略中，而某些戰略形勢下恰恰是相反的觀念才适用&mdash&mdash也就是我軍有可能在其他敵軍還沒來得及靠近并幹預之前就擊敗一路敵軍的形勢下&mdash&mdash而在戰術層面，隻要槍炮可以開火，從後方進攻總是有效的手段。
既然居高臨下在戰鬥中有利，3于是就得出了占據分水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原則。
一支軍隊在作戰期間的補給來源地叫作基地，人們努力确定基地與作戰行動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離基地越近，補給越容易這條簡單的真理被披上了學究氣的數學公式的外衣。
我方基地用一條線代表，從基地線上某點出發經過我軍至敵軍的線叫作&ldquo作戰線&rdquo；如果将我軍與基地線的兩端連起來，我們就得到了一個三角形。
這是一條随意的規定，但當有人說一支軍隊與基地的距離不得超過一支（與基地構成的）三角形頂角不小于60度的軍隊與基地的距離時，這聽起來好像就是一條很重要的道理了。
約翰·戈特弗裡德·霍耶（JohannGottfriedHoyer）的《戰争藝術史》（GeschichtederKriegskunst）（1797年）&mdash&mdash順便說一句，它是一部價值很高的曆史著作&mdash&mdash屬于&ldquo科學與藝術史叢書&rdquo（GeschichtederKünsteundWissenschaften），被劃分在&ldquo數學&rdquo條目下，這一事實反映了當時的心态。
戰争藝術被視為數學理論定律的實際應用。
上述思路的最後一支是迪特裡希·海因裡希·馮·比洛（DietrichHeinrichvonBülow），他是後來獲封登讷維茨伯爵的比洛将軍（GeneralBülowvonDennewitz）的弟弟。
他認為軍事行動的目标不是敵軍，而是敵軍的倉庫，由此得出了機動戰略本質的終極結論。
&ldquo因為倉庫是軍隊的心髒，所以破壞倉庫就能消滅集結起來的人群&mdash&mdash軍隊。
&rdquo他相信，在敵軍側後方進行戰略機動能夠抵消對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勝利。
由于步兵的作用隻是開火，火力線決定了一切，因此用不着再考慮身體和心理素質了，&ldquo因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rdquo。
盡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謬，但我們還是必須考慮其中的基本觀念，純粹的機動戰略是前一個軍事史時期的現實結果。
另外，這些傾向于将萬事萬物體系化的作者們還是創造了幾個非常實用、被軍事理論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ldquo作戰線&rdquo和&ldquo基地&rdquo。
4這套軍事體系連同其提倡者已經失去了靈氣，還産生出了薩爾登（Saldern）和陶恩齊恩（Tauentzien）這樣的将軍，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鐘應該走75步還是76步，後者在法國大革命戰争期間（1793年）下令：&ldquo梳辮子的人必須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後面。
佩劍必須高過臀部。
戴假發時必須露出兩绺真發。
&rdquo 據霍耶稱，5普軍在大革命戰争中實現了從3排步兵線列到兩排的進步，但在三年戰争期間&mdash&mdash盡管當時發生了大量戰鬥&mdash&mdash普軍連一場真正的會戰都沒打過。
那時的人們很少會想到新時代的浪潮即将來臨，這從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時新時代已經到來中就可見一斑，如霍耶的《戰争藝術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軍制神髓》（GeistdesneuerenKriegssystems）是1799年。
普魯士大王去世僅僅3年後，法國國内就爆發了大型運動，這場運動将逐漸席卷整個歐洲。
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軍隊從王室一邊倒向了共和派。
革命勝利進而不僅改變了法國軍隊的品格，戰術和戰略也依次有了變化，從而将戰争藝術史帶入了一個新時代。
法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中的一再失敗并未徹底動搖軍隊架構，而且在路易十五時期還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對外成就。
法國同時采取了兩大舉措：一方面要躍升為歐陸霸主；另一方面要與英國争奪美洲和印度的主導權。
前者是通過與普魯士結盟，後者即七年戰争，與奧地利結盟。
兩次行動都失敗了。
法軍規模龐大，裝備精良，統兵者也不缺少個人層面的勇氣和技藝。
但七年戰争中指揮法軍的廷臣将軍們沒有能力發動戰略所需的大決戰。
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研究七年戰争西線的曆次戰役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鋪墊。
6這裡講得并非戰役暴露了統治階級和高層人物的暴虐或渎職。
盡管他們滿腦子貴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領還是有足夠的雅量将監軍總管的重任交給了一位資産階級文官、旅店老闆的兒子杜韋爾内。
盡管有人控訴他，他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最高層到處都是才智平庸之人，軍隊指揮也受到權謀私鬥的影響。
法軍統帥經曆的連番失敗侵蝕了士氣的脊梁&mdash&mdash軍紀。
事實上，法軍從來沒有達到普軍意義和方法上的軍紀。
普軍那種嚴苛精準，日複一日，奉行不斷的操練在法國是聞所未聞。
法軍軍紀向來隻能維持表面秩序，帶領部隊投入戰鬥而已。
現在軍隊打完七年戰争回國了，光榮沒有多少，隻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軍隊中已經剩不下多少權威了。
戰争大臣聖熱爾曼大力重建軍紀，仿效普魯士，用沒開刃的刀抽打的懲罰方式代替關禁閉。
但軍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對。
盡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會中的壞分子，但他們也不願意遭受鞭打；軍官則不願意使用自己不贊同的手段。
因為當時法國文學中散發出的人文精神也影響到了法國貴族，不僅士兵軍紀廢弛，軍官中也是如此。
重建嚴格軍紀必須要自上而下地貫徹，必須像普魯士那樣對士兵和軍官一視同仁。
這靠戰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魯士軍隊的光輝範例可是做不到的。
1758年，聖熱爾曼寫信給監軍總管杜韋爾内：&ldquo服從是團結人民、建立社會和諧的紐帶；沒有服從，則萬事失序，混亂與災難接踵而至。
&rdquo但正如紀律會産生威勢，威勢也是建立紀律的一個因素。
波旁王室已經失去了威勢，而随着聖熱爾曼強化紀律的努力歸于失敗，弊病反而更強，激發和強化了反抗的精神。
盡管路易十四的絕對專制确實約束了封建貴族固有的桀骜不馴，卻并未完全消除之。
随着王權衰弱并遭到質疑，反抗精神煥發新生，與民主精神攜手共進，甚至将軍官都拉到了反抗運動一邊。
于是，王室在1789年沒有可用于鎮壓群衆運動的兵力，公權力随之落入國民會議（NationalAssembly）之手，後者為國家制定了一部新的憲法。
根據新憲法，軍隊維持原有的募兵制。
國民議會幾乎一緻認為義務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決。
由于憲法基于分權原則，所以軍隊依然由行政機關掌握，也就是由國王掌握。
此舉是理論的要求，但理論往往不符合實際。
有人說國王擔任軍隊首長對新生的自由極其危險，因此他的行政權被多方限制。
他隻能任命一部分軍官，其餘軍官由一套複雜的年資加選舉的制度産生。
除了不得超過1800人的禁衛軍以外，國王不得在國民議會會場方圓37英裡（約60千米）以内駐軍。
外國人團要解散。
常備軍以外要設立另一支武裝力量，即名為&ldquo國民衛隊&rdquo的民兵組織。
國民衛隊不受國王調遣，而由人民選舉産生的市長控制。
國民衛隊的兵力極為龐大，因為所有成年選民名義上都屬于這支部隊。
但由于輿論反彈，國王無疑會再次掌權，假如沒有外戰摻和國内運動的話。
盡管有種種政治與民族分野，但針對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歐洲依然算得上一個團結的整體，甚至在法國國境之外也必然會産生強烈的反響。
說各國國王聯合起來扼殺新生的自由法國當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們确實企圖通過威脅施加壓力，保護群聚于邊境的流亡者，而且對阿爾薩斯境内德意志領主尚存的封建權利沒有報以同情。
這一切都被法國民主派拿來作為向弗朗茨皇帝宣戰的理由，他們指望着宣戰不僅能振奮國民精神，還能實現法國吞并比利時的長久野心。
但奧地利得到了普魯士的幫助，後者放棄了腓特烈的政策，與奧地利聯手對抗法國的社會動亂，以為這樣能開辟通往權力與征服的新路。
革命讓法國軍隊陷入了無力行動的渙散狀态。
随着革命的發展，運動初期支持反抗的軍官團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
大部分軍官無法适應新觀念和新狀況，也抛下部隊出國了。
法軍入侵了幾乎不設防的比利時，但剛看到敵人就潰散了，他們以為遭到背叛，還殺死了軍官。
在奧軍和普軍抵達前，法國有3個多月未采取任何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征召的國民衛隊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正規軍，但這些民兵營大多毫無用處。
盡管如此，法軍還是頂住了。
不倫瑞克公爵統領的普軍加上輔助部隊有8.2萬人；奧地利剛剛結束了一場與土耳其的戰争，在比利時的兵力還很薄弱，隻有4萬人左右。
但普奧兩國入侵的預期是大批法國民衆忠于王室，會将德意志部隊當作解放者歡迎。
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幻想。
普軍奪取隆維（Longwy）和凡爾登（Verdun）後，法軍統帥迪穆裡埃在阿爾貢地區（Argonne）後面布置防禦陣地，甚至被普軍團團包圍也堅守不退。
迪穆裡埃有6萬人，普軍第一天有3萬人，第二天有4.6萬人，餘部用來防備身後尚未奪取的法軍要塞[色當（Sedan）、蒂永維爾（Diedenhofen）和梅斯（Metz）]。
普軍的問題是要不要在背對敵境的情況下冒險打會戰，一旦戰敗就會被殲滅。
而且即便打赢了，考慮民衆的敵對心理，普軍也不可能向巴黎推進。
當然，法軍沒有進攻的能力，但他們人數更多，還有大批火炮。
迪穆裡埃明察局勢，表現出了值得高度贊揚的果斷，決定嚴守不動。
雙方進行了一輪死傷合計不超過200人的火炮對射後（1792年9月20日），普軍決定放棄進攻，終于決定班師。
換作腓特烈，他會在瓦爾米（Valmy）發動進攻嗎？如果我們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和托爾高的大膽進攻，那麼或許會給出肯定的答案。
但如果想到他總是告誡不要深入敵境太遠&mdash&mdash他稱之為&ldquo尖端&rdquo&mdash&mdash而從波希米亞推進到布德韋斯對他來說已經算是&ldquo尖端&rdquo，再加上他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威脅維也納，那麼回答時可能就會有所猶疑，不會将普軍退兵的決策歸因于并無事實依據可言的主觀将道。
我們或許可以反過來問：這一決策，或者說猶豫不決的基礎真的是扭曲的理論，也就是不流血戰争的觀念嗎？這種觀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響，但不能視為決定性因素。
關鍵點是普軍意識到反抗的強度遠遠超出了預期；本來指望法國人民支持，結果泡了湯，而且入侵軍隊的兵力不足以實施進軍巴黎這樣的宏大行動，就連腓特烈也會是同樣的看法。
入侵失敗了。
法國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資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舊王軍的殘餘，特别是他們的物質資源&mdash&mdash要塞和火炮。
盡管舊王軍因為革命而陷入混亂，實力削弱，而少數志願兵和輔助兵編成的營隻是杯水車薪，但普奧聯軍的攻勢也遠遠弱于當年歐根與馬爾伯勒合起來的力量。
因此，1792年戰役的戰略結局是雙方實力的自然結果，不應批判苛責或發個人感慨。
2 革命軍 直到入侵已經被擊退，法國才逐漸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狀況的新軍事體系。
首先，之前已經有志願兵營加強傳統的傭兵軍隊。
他們在擊退侵略軍的戰鬥中表現不佳。
但普軍撤退後，杜穆裡埃在比利時轉向奧軍時已經接收了大批志願兵援軍，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熱馬普（Jemappes）能夠以3倍優勢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萬名的奧軍士兵（1792年11月6日）。
但法軍頂着火力推進時非常淩亂，一開始還被奧軍擊退，但他們的兵力優勢太大，奧軍無力利用戰果。
奧軍最後撤出戰場，不得不将整個比利時都丢給了法國。
1 反擊在4個月後到來了。
1793年3月18日，法軍在内爾溫登被奧軍擊敗，退回了邊界。
但與此同時，國民公會（National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決定将志願招兵改為強制征兵，首批征召30萬人。
兵員由各地自選或抽簽決定。
因此，這部法律很接近義務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國人民的反對并遭到否決。
國王被處死時，旺代（Vendée）風平浪靜。
但現在農家子弟要為反宗教的共和國打仗，于是整個鄉村都起來舉事了，外省大城裡昂、馬賽、波爾多聞風而動，83省中有60個随之而起。
隻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戰區對國民公會保持忠誠。
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皮埃蒙特、西班牙軍隊自外犯境的同時，一場殘酷到駭人聽聞的内戰席卷了法國腹地。
盡管如此，因為對手内部不和，共和國頂住了外敵；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願兵組成的民主化軍隊依然效忠，共和國打赢了内戰。
春季四處招兵之後，法國在夏季順利推行了理論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enmasse）（1793年8月23日）。
全體18歲至25歲的未婚适役男子均應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
于是，據歐馬勒公爵估計，法軍戰鬥員數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長到了&mdash&mdash當然，肯定沒有傳聞中說的百萬大軍&mdash&mdash77萬人，其中約有50萬部隊對付外敵。
2 這讓法軍具有了遠超舊列強傭兵軍隊的兵力優勢。
法軍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會戰（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會戰（Wattignies）都占據數量優勢，分别是5萬對1.5萬和4.5萬對1.8萬。
但他們沒能赢得真正的優勢，因為實施恐怖政策的政府無力維持人群秩序。
9000名舊軍官中有三分之二（約6000人）離開了軍隊；隻有3名将軍&mdash&mdash屈斯蒂納（Custine）、博阿爾内（Beauharnais）和比龍（Biron）&mdash&mdash留了下來，而且都上了斷頭台。
因此，法軍必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軍官隊伍。
國民公會長期對舊王軍滿懷疑窦，所以不願意放棄獨立的志願兵營，為建立新軍官團平添了困難。
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納将軍按照當時的慣例威脅要槍斃逃兵、嘩變者和煽動者時遭到了戰争部長布紹特（Bouchotte）的批評，因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懼來保障，而要通過同胞兄弟之間的信任來達成。
屈斯蒂納答道，自己是一名優秀的共和主義者，不會把一個傻瓜奉為神靈，哪怕那個人是部長。
于是，屈斯蒂納就上了斷頭台。
不過，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員會征辟為戰争部長的卡諾（Carnot）議員整合了舊式線列步兵團與志願兵營，重建了一支堪用的軍官團，而且成功對無序、浪費、貪污行為進行了一定的約束。
完全無用的兵員再次被遣散。
在開戰後的第三年（1794年），戰争本身讓法國形成了一套新的軍事體系。
在其過渡時期種種對立的特征和現象同時存在。
埃利将軍（GeneralElie）曾說，新編營上戰場時高喊着&ldquo共和國萬歲&rdquo&ldquo山嶽派萬歲&rdquo&ldquo必勝&rdquo，但子彈剛飛過來，口号就成了&ldquo我們輸啦&rdquo，敵軍進攻時又成了&ldquo自己逃命吧&rdquo。
掌管戰争部後，卡諾不得不将2.3萬名軍官解職，因為留在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當官去的，不想當兵。
但另一方面，革命軍在少數指揮得力的情況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樣，土倫圍城戰就是一個例子，圍城軍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軍（GeneralDugommier），國民公會派來的政委是憤世嫉俗但勇猛積極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
3旺代内戰的情況非常類似，舉事的農民軍和共和國的國民衛隊都一樣。
馮·博古斯拉夫斯基将軍（GeneralvonBoguslawski）寫過一本很好的相關著作（柏林，1894年），書中全面可靠地介紹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随着戰争的拉長，法軍的弱點逐漸被克服，穩定的編制重新出現，但這些單位還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1796年，時任中尉，後升任将軍的薩克森軍人蒂爾曼（Thie-lmann）就從大革命戰争前線寫信給國内說道：&ldquo正在與我們交戰的大國很快就會為我們規定戰争的法則，掌握和平的進程了。
我們對這個國家唯有欽佩而已。
我昨天俘虜了一名骠騎兵軍官，他舉止高貴，我們中間恐怕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
&rdquo41808年，他在一份備忘錄中記載道：&ldquo德意志士兵比法國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國人更守道德，因為榮譽原則對法國人的影響要比對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rdquo 新軍的民主化還帶來了一項特殊的優勢，那就是軍官的要求降低了。
辎重隊的規模得以大幅縮減，因為軍官現在隻允許攜帶必要的行李。
毫無疑問，文獻中對下至中尉的舊軍官帶上戰場的細軟有所誇大，但當官兵差距縮小時，軍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
一名普魯士中尉配一匹坐騎和一匹馱馬，5上尉有3匹到5匹馱馬，而且部隊後面跟着一大堆超編車輛是常有的事。
當然，普魯士有人說法國軍官用不着那麼多器物，因為法國軍官的社會階層其實與士官無異，而普魯士軍官可是貴族，如果與普通士兵等量齊觀，他們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殺，跌份。
6 不僅是軍官，法國士兵在保衛祖國時也必須忍受傳統傭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
軍隊取消了帳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個普魯士步兵團後面都會跟着至少60匹運帳篷的馱馬。
7 新軍制也帶來了新戰術。
盡管有些許差别，但18世紀軍隊基本都是由職業軍人構成的&mdash&mdash一面是遵循傳統騎士榮譽和忠誠觀念的軍官，一面是大體上麻木不仁的士卒。
軍紀将他們鑄造成緊密的戰術單元，組織越緊密，聲望就越高。
最理想的類型是3排齊射線列。
共和國新軍不再是為主子效力的傭兵，而是充盈着一種特殊的觀念，一種崇尚自由、平等、保衛祖國的新世界觀。
這些思想絲毫沒有因起初的志願從軍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産生了一種根本上不同于舊式雇傭兵，并能練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記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國人團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民族精神。
當然，這種精神還沒有軍事上的威力，事實上在大革命期間甚至導緻了軍紀糜爛和舊軍隊瓦解，但它接下來導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動了轉折的進程。
新戰術也是如此。
8 一開始，共和國新軍自然試圖采用傳統的陣形，但達不到要求。
他們缺少線列推進和齊射開火所需的紀律和操練。
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線列行動，于是就編成了大縱深的縱隊，縱隊前方和兩側有挑選出來的槍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會有整個的散兵單位。
這不是一種全新的戰法。
不僅克羅地亞兵和潘都爾兵在與腓特烈大帝交戰時慣用散兵戰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魯士也出于同樣目的組建了獨立營。
法軍早在奧地利繼承戰争中就已經将獨立的輕步兵連加入了線列步兵團。
但這些單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戰鬥中支援線列步兵，而是執行不太适合正規步兵的次要作戰任務&mdash&mdash偵察、巡邏、劫掠。
在美國獨立戰争中，民兵擊敗了英國正規軍，這方面他們的經驗要更進一步。
美軍在火繩槍兵以外組建了專門的輕步兵營，燧發槍營，而且每個連都有一定士兵裝備來複槍。
發明于15世紀的有膛線的槍（Büchse）優點是精度高，滑膛槍的好處則是裝填快；兩者的區别類似于弓和弩的區别（第3卷）。
但許多理論家認為裝填速度更重要，因為認真瞄準在激烈的戰鬥中本來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幾發滑膛槍彈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準的一發來複槍彈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陣形的情況下。
法國革命軍的散兵後面是作為後備力量和決勝沖鋒力量的縱隊。
散兵戰法有先驅者，大革命戰争中的縱隊戰術也一樣。
但前者誕生于實踐，後者則起源于理論。
為了增強火力，步兵戰術的發展曆程導緻陣形不斷變淺。
但淺線列不僅是為了射擊，也是為了最後的沖鋒。
由于行進間開火難度大，所以普軍有時甚至有不開火直接沖鋒的計劃。
這種做法很快就被放棄了。
但有理論家指出深縱隊的沖鋒威力不可與淺線列同日而語，尤其是法國人福拉爾。
縱隊必然會突入線列并将其擊潰。
甚至有人主張重新為縱隊配備長矛，取代裝有刺刀的槍。
沙恩霍斯特的長官兼導師利珀伯爵（CountLippe）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輕時也表示贊同（1784年）。
91778年的一次由當時最有才幹的法軍将領之一，布羅伊公爵指揮的法軍演習也是先火力準備、後縱隊沖鋒的做法，預示了新的戰法。
10事實上，早在七年戰争中的貝爾根會戰（battleof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羅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經這樣做過了。
在七年戰争到法國大革命戰争之間的一整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一場圍繞線列與縱隊優劣的論戰。
盡管線列一方總體上占據上風，但1791年的法軍操練條令&mdash&mdash當時已經是大革命期間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觸及條令&mdash&mdash除線列以外還給出了幾種縱隊陣法，包括在中軍後面布置一個營的縱隊。
條令本身沒有從中得出任何進一步的
打了7年大戰，歐洲沒有發生國界變化，列強關系也沒有變化。
列強已經意識到一國不可能擊垮另一國。
于是，各國努力以不訴諸武力的方式達成協議。
第一次瓜分波蘭是通過外交談判進行的，剝奪了屬于波蘭的西普魯士、加利西亞和東部邊境的大片土地。
政局如此，戰略和整體交戰狀況也是如此。
如前所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戰争期間就愈發偏向機動戰一端。
他在七年戰争的最後兩場戰役（1761年戰役和1762年戰役）和1778年的巴伐利亞繼承戰争中沒有再打會戰&mdash&mdash盡管他在1762年占據數量優勢，1778年兵力與敵方相當。
軍事理論也是一樣，認為完全回避決戰是可能的，而且之前就在各處發展的純機動戰法如今又得以完善。
1771年，法施（Fäsch）所著的《戰争藝術的法則與原理》（RegelnundGrundsätzederKriegskunst）（1：213）中引用了蒂爾潘·德克裡塞（TurpindeCrissé）的一句話：&ldquo為将者絕不可讓自己陷入不得不戰的境地，也不應該打會戰，除非在必要的情況下。
但如果決心打會戰，那就必須懷着少流血，而不是多流血的意圖。
&rdquo 薩克森上尉蒂爾克（SaxonCaptainTielcke）在1776年講道，學問不僅改良了風俗，而且&ldquo戰術越是臻于極緻和完善，軍官的見識和力量越強，會戰乃至戰争本身就越少發生&rdquo1。
曾在法軍、普軍、奧軍、俄軍供職的英國将軍勞埃德編寫了首部全面分析七年戰争的著作。
1780年，他寫道： 明智的将軍總是傾向于根據這些知識（對地勢、工事修建方法、紮營方法、行軍方法的了解）來運籌帷幄，而非任由事态發展到要靠難測的會戰結果來決勝負的地步。
懂得這些知識的人采取軍事行動就像幾何學一樣精确，而且發動戰争時總能避免陷入不得不會戰的境地。
2 勞埃德絕非庸碌無為之人。
例如，他精彩地闡明了一個事實（1：320），即一切機動隻有一個合理目的，那就是在一點集中多于敵人的火力。
吉貝爾伯爵是一位聰慧的法國兵學家，寫過多部廣為閱讀的戰術學著作。
腓特烈國王對他真心傾慕，1773年時允許他觀摩普軍演習。
據說他曾在1789年寫過，大規模戰争已經終結，今後再也不會有會戰了。
（不過，我沒能找到出處。
） 既然人們認為戰争要依靠機動，于是就找起了機動戰的原理、法則和方法。
為了确定哪些位置易守難攻又方便運送補給，地理學研究展開了。
特别有利的位置或要塞被稱為國之鎖鑰。
國家按照山川形勢劃分為若幹&ldquo區域&rdquo，野戰軍在跨越山川前必須先在附近某處集結。
戰術與工事的樣式法則也進入了戰略領域。
戰鬥中必須防備敵軍從後方進攻的觀念也被用到了戰略中，而某些戰略形勢下恰恰是相反的觀念才适用&mdash&mdash也就是我軍有可能在其他敵軍還沒來得及靠近并幹預之前就擊敗一路敵軍的形勢下&mdash&mdash而在戰術層面，隻要槍炮可以開火，從後方進攻總是有效的手段。
既然居高臨下在戰鬥中有利，3于是就得出了占據分水嶺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戰略原則。
一支軍隊在作戰期間的補給來源地叫作基地，人們努力确定基地與作戰行動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離基地越近，補給越容易這條簡單的真理被披上了學究氣的數學公式的外衣。
我方基地用一條線代表，從基地線上某點出發經過我軍至敵軍的線叫作&ldquo作戰線&rdquo；如果将我軍與基地線的兩端連起來，我們就得到了一個三角形。
這是一條随意的規定，但當有人說一支軍隊與基地的距離不得超過一支（與基地構成的）三角形頂角不小于60度的軍隊與基地的距離時，這聽起來好像就是一條很重要的道理了。
約翰·戈特弗裡德·霍耶（JohannGottfriedHoyer）的《戰争藝術史》（GeschichtederKriegskunst）（1797年）&mdash&mdash順便說一句，它是一部價值很高的曆史著作&mdash&mdash屬于&ldquo科學與藝術史叢書&rdquo（GeschichtederKünsteundWissenschaften），被劃分在&ldquo數學&rdquo條目下，這一事實反映了當時的心态。
戰争藝術被視為數學理論定律的實際應用。
上述思路的最後一支是迪特裡希·海因裡希·馮·比洛（DietrichHeinrichvonBülow），他是後來獲封登讷維茨伯爵的比洛将軍（GeneralBülowvonDennewitz）的弟弟。
他認為軍事行動的目标不是敵軍，而是敵軍的倉庫，由此得出了機動戰略本質的終極結論。
&ldquo因為倉庫是軍隊的心髒，所以破壞倉庫就能消滅集結起來的人群&mdash&mdash軍隊。
&rdquo他相信，在敵軍側後方進行戰略機動能夠抵消對方用武器能取得的一切勝利。
由于步兵的作用隻是開火，火力線決定了一切，因此用不着再考慮身體和心理素質了，&ldquo因為娃娃也能射死巨人&rdquo。
盡管上述思想看似荒謬，但我們還是必須考慮其中的基本觀念，純粹的機動戰略是前一個軍事史時期的現實結果。
另外，這些傾向于将萬事萬物體系化的作者們還是創造了幾個非常實用、被軍事理論家沿用至今的概念，比如&ldquo作戰線&rdquo和&ldquo基地&rdquo。
4這套軍事體系連同其提倡者已經失去了靈氣，還産生出了薩爾登（Saldern）和陶恩齊恩（Tauentzien）這樣的将軍，前者在思考步兵一分鐘應該走75步還是76步，後者在法國大革命戰争期間（1793年）下令：&ldquo梳辮子的人必須跟在穿燕尾服的人後面。
佩劍必須高過臀部。
戴假發時必須露出兩绺真發。
&rdquo 據霍耶稱，5普軍在大革命戰争中實現了從3排步兵線列到兩排的進步，但在三年戰争期間&mdash&mdash盡管當時發生了大量戰鬥&mdash&mdash普軍連一場真正的會戰都沒打過。
那時的人們很少會想到新時代的浪潮即将來臨，這從前面引述的一批著作面世時新時代已經到來中就可見一斑，如霍耶的《戰争藝術史》是1797年，比洛的《新軍制神髓》（GeistdesneuerenKriegssystems）是1799年。
普魯士大王去世僅僅3年後，法國國内就爆發了大型運動，這場運動将逐漸席卷整個歐洲。
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是軍隊從王室一邊倒向了共和派。
革命勝利進而不僅改變了法國軍隊的品格，戰術和戰略也依次有了變化，從而将戰争藝術史帶入了一個新時代。
法軍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中的一再失敗并未徹底動搖軍隊架構，而且在路易十五時期還取得了吞并洛林的重大對外成就。
法國同時采取了兩大舉措：一方面要躍升為歐陸霸主；另一方面要與英國争奪美洲和印度的主導權。
前者是通過與普魯士結盟，後者即七年戰争，與奧地利結盟。
兩次行動都失敗了。
法軍規模龐大，裝備精良，統兵者也不缺少個人層面的勇氣和技藝。
但七年戰争中指揮法軍的廷臣将軍們沒有能力發動戰略所需的大決戰。
我認為可以這樣說，研究七年戰争西線的曆次戰役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起因是非常好的鋪墊。
6這裡講得并非戰役暴露了統治階級和高層人物的暴虐或渎職。
盡管他們滿腦子貴族思想，但朝廷和将領還是有足夠的雅量将監軍總管的重任交給了一位資産階級文官、旅店老闆的兒子杜韋爾内。
盡管有人控訴他，他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最高層到處都是才智平庸之人，軍隊指揮也受到權謀私鬥的影響。
法軍統帥經曆的連番失敗侵蝕了士氣的脊梁&mdash&mdash軍紀。
事實上，法軍從來沒有達到普軍意義和方法上的軍紀。
普軍那種嚴苛精準，日複一日，奉行不斷的操練在法國是聞所未聞。
法軍軍紀向來隻能維持表面秩序，帶領部隊投入戰鬥而已。
現在軍隊打完七年戰争回國了，光榮沒有多少，隻有大量尖刻的嘲笑和自嘲，軍隊中已經剩不下多少權威了。
戰争大臣聖熱爾曼大力重建軍紀，仿效普魯士，用沒開刃的刀抽打的懲罰方式代替關禁閉。
但軍官和士兵都表示反對。
盡管士兵主要招募自社會中的壞分子，但他們也不願意遭受鞭打；軍官則不願意使用自己不贊同的手段。
因為當時法國文學中散發出的人文精神也影響到了法國貴族，不僅士兵軍紀廢弛，軍官中也是如此。
重建嚴格軍紀必須要自上而下地貫徹，必須像普魯士那樣對士兵和軍官一視同仁。
這靠戰争大臣下令和援引普魯士軍隊的光輝範例可是做不到的。
1758年，聖熱爾曼寫信給監軍總管杜韋爾内：&ldquo服從是團結人民、建立社會和諧的紐帶；沒有服從，則萬事失序，混亂與災難接踵而至。
&rdquo但正如紀律會産生威勢，威勢也是建立紀律的一個因素。
波旁王室已經失去了威勢，而随着聖熱爾曼強化紀律的努力歸于失敗，弊病反而更強，激發和強化了反抗的精神。
盡管路易十四的絕對專制确實約束了封建貴族固有的桀骜不馴，卻并未完全消除之。
随着王權衰弱并遭到質疑，反抗精神煥發新生，與民主精神攜手共進，甚至将軍官都拉到了反抗運動一邊。
于是，王室在1789年沒有可用于鎮壓群衆運動的兵力，公權力随之落入國民會議（NationalAssembly）之手，後者為國家制定了一部新的憲法。
根據新憲法，軍隊維持原有的募兵制。
國民議會幾乎一緻認為義務兵役制是暴政并加以否決。
由于憲法基于分權原則，所以軍隊依然由行政機關掌握，也就是由國王掌握。
此舉是理論的要求，但理論往往不符合實際。
有人說國王擔任軍隊首長對新生的自由極其危險，因此他的行政權被多方限制。
他隻能任命一部分軍官，其餘軍官由一套複雜的年資加選舉的制度産生。
除了不得超過1800人的禁衛軍以外，國王不得在國民議會會場方圓37英裡（約60千米）以内駐軍。
外國人團要解散。
常備軍以外要設立另一支武裝力量，即名為&ldquo國民衛隊&rdquo的民兵組織。
國民衛隊不受國王調遣，而由人民選舉産生的市長控制。
國民衛隊的兵力極為龐大，因為所有成年選民名義上都屬于這支部隊。
但由于輿論反彈，國王無疑會再次掌權，假如沒有外戰摻和國内運動的話。
盡管有種種政治與民族分野，但針對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歐洲依然算得上一個團結的整體，甚至在法國國境之外也必然會産生強烈的反響。
說各國國王聯合起來扼殺新生的自由法國當然是不正确的，但他們确實企圖通過威脅施加壓力，保護群聚于邊境的流亡者，而且對阿爾薩斯境内德意志領主尚存的封建權利沒有報以同情。
這一切都被法國民主派拿來作為向弗朗茨皇帝宣戰的理由，他們指望着宣戰不僅能振奮國民精神，還能實現法國吞并比利時的長久野心。
但奧地利得到了普魯士的幫助，後者放棄了腓特烈的政策，與奧地利聯手對抗法國的社會動亂，以為這樣能開辟通往權力與征服的新路。
革命讓法國軍隊陷入了無力行動的渙散狀态。
随着革命的發展，運動初期支持反抗的軍官團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
大部分軍官無法适應新觀念和新狀況，也抛下部隊出國了。
法軍入侵了幾乎不設防的比利時，但剛看到敵人就潰散了，他們以為遭到背叛，還殺死了軍官。
在奧軍和普軍抵達前，法國有3個多月未采取任何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征召的國民衛隊一定程度上充實了正規軍，但這些民兵營大多毫無用處。
盡管如此，法軍還是頂住了。
不倫瑞克公爵統領的普軍加上輔助部隊有8.2萬人；奧地利剛剛結束了一場與土耳其的戰争，在比利時的兵力還很薄弱，隻有4萬人左右。
但普奧兩國入侵的預期是大批法國民衆忠于王室，會将德意志部隊當作解放者歡迎。
事實證明，這完全是幻想。
普軍奪取隆維（Longwy）和凡爾登（Verdun）後，法軍統帥迪穆裡埃在阿爾貢地區（Argonne）後面布置防禦陣地，甚至被普軍團團包圍也堅守不退。
迪穆裡埃有6萬人，普軍第一天有3萬人，第二天有4.6萬人，餘部用來防備身後尚未奪取的法軍要塞[色當（Sedan）、蒂永維爾（Diedenhofen）和梅斯（Metz）]。
普軍的問題是要不要在背對敵境的情況下冒險打會戰，一旦戰敗就會被殲滅。
而且即便打赢了，考慮民衆的敵對心理，普軍也不可能向巴黎推進。
當然，法軍沒有進攻的能力，但他們人數更多，還有大批火炮。
迪穆裡埃明察局勢，表現出了值得高度贊揚的果斷，決定嚴守不動。
雙方進行了一輪死傷合計不超過200人的火炮對射後（1792年9月20日），普軍決定放棄進攻，終于決定班師。
換作腓特烈，他會在瓦爾米（Valmy）發動進攻嗎？如果我們想到他在科林、洛伊滕、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和托爾高的大膽進攻，那麼或許會給出肯定的答案。
但如果想到他總是告誡不要深入敵境太遠&mdash&mdash他稱之為&ldquo尖端&rdquo&mdash&mdash而從波希米亞推進到布德韋斯對他來說已經算是&ldquo尖端&rdquo，再加上他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威脅維也納，那麼回答時可能就會有所猶疑，不會将普軍退兵的決策歸因于并無事實依據可言的主觀将道。
我們或許可以反過來問：這一決策，或者說猶豫不決的基礎真的是扭曲的理論，也就是不流血戰争的觀念嗎？這種觀念可能有一定的心理影響，但不能視為決定性因素。
關鍵點是普軍意識到反抗的強度遠遠超出了預期；本來指望法國人民支持，結果泡了湯，而且入侵軍隊的兵力不足以實施進軍巴黎這樣的宏大行動，就連腓特烈也會是同樣的看法。
入侵失敗了。
法國打退入侵靠的不是革命的資源，不是征召民兵，而主要是舊王軍的殘餘，特别是他們的物質資源&mdash&mdash要塞和火炮。
盡管舊王軍因為革命而陷入混亂，實力削弱，而少數志願兵和輔助兵編成的營隻是杯水車薪，但普奧聯軍的攻勢也遠遠弱于當年歐根與馬爾伯勒合起來的力量。
因此，1792年戰役的戰略結局是雙方實力的自然結果，不應批判苛責或發個人感慨。
2 革命軍 直到入侵已經被擊退，法國才逐漸形成基于新政治理念和新狀況的新軍事體系。
首先，之前已經有志願兵營加強傳統的傭兵軍隊。
他們在擊退侵略軍的戰鬥中表現不佳。
但普軍撤退後，杜穆裡埃在比利時轉向奧軍時已經接收了大批志願兵援軍，以至于他在蒙斯附近的熱馬普（Jemappes）能夠以3倍優勢兵力和大量火炮攻打不到1.4萬名的奧軍士兵（1792年11月6日）。
但法軍頂着火力推進時非常淩亂，一開始還被奧軍擊退，但他們的兵力優勢太大，奧軍無力利用戰果。
奧軍最後撤出戰場，不得不将整個比利時都丢給了法國。
1 反擊在4個月後到來了。
1793年3月18日，法軍在内爾溫登被奧軍擊敗，退回了邊界。
但與此同時，國民公會（NationalConvention）早于2月24日決定将志願招兵改為強制征兵，首批征召30萬人。
兵員由各地自選或抽簽決定。
因此，這部法律很接近義務兵役制，但遭到大部分法國人民的反對并遭到否決。
國王被處死時，旺代（Vendée）風平浪靜。
但現在農家子弟要為反宗教的共和國打仗，于是整個鄉村都起來舉事了，外省大城裡昂、馬賽、波爾多聞風而動，83省中有60個随之而起。
隻有巴黎所在的塞讷河盆地和戰區對國民公會保持忠誠。
奧地利、英國、普魯士、皮埃蒙特、西班牙軍隊自外犯境的同時，一場殘酷到駭人聽聞的内戰席卷了法國腹地。
盡管如此，因為對手内部不和，共和國頂住了外敵；由于1791年和1792年由志願兵組成的民主化軍隊依然效忠，共和國打赢了内戰。
春季四處招兵之後，法國在夏季順利推行了理論上的普遍兵役制（levéeenmasse）（1793年8月23日）。
全體18歲至25歲的未婚适役男子均應征入伍，不得找人代替。
于是，據歐馬勒公爵估計，法軍戰鬥員數目在1794年1月1日增長到了&mdash&mdash當然，肯定沒有傳聞中說的百萬大軍&mdash&mdash77萬人，其中約有50萬部隊對付外敵。
2 這讓法軍具有了遠超舊列強傭兵軍隊的兵力優勢。
法軍在1793年9月8日的翁斯科特會戰（Handschoten）和1793年10月16日的瓦蒂尼會戰（Wattignies）都占據數量優勢，分别是5萬對1.5萬和4.5萬對1.8萬。
但他們沒能赢得真正的優勢，因為實施恐怖政策的政府無力維持人群秩序。
9000名舊軍官中有三分之二（約6000人）離開了軍隊；隻有3名将軍&mdash&mdash屈斯蒂納（Custine）、博阿爾内（Beauharnais）和比龍（Biron）&mdash&mdash留了下來，而且都上了斷頭台。
因此，法軍必須自下而上地形成一支新軍官隊伍。
國民公會長期對舊王軍滿懷疑窦，所以不願意放棄獨立的志願兵營，為建立新軍官團平添了困難。
曾拿下美因茨的屈斯蒂納将軍按照當時的慣例威脅要槍斃逃兵、嘩變者和煽動者時遭到了戰争部長布紹特（Bouchotte）的批評，因為自由人下令的效果不能用恐懼來保障，而要通過同胞兄弟之間的信任來達成。
屈斯蒂納答道，自己是一名優秀的共和主義者，不會把一個傻瓜奉為神靈，哪怕那個人是部長。
于是，屈斯蒂納就上了斷頭台。
不過，曾任上尉并于1793年8月被公共安全委員會征辟為戰争部長的卡諾（Carnot）議員整合了舊式線列步兵團與志願兵營，重建了一支堪用的軍官團，而且成功對無序、浪費、貪污行為進行了一定的約束。
完全無用的兵員再次被遣散。
在開戰後的第三年（1794年），戰争本身讓法國形成了一套新的軍事體系。
在其過渡時期種種對立的特征和現象同時存在。
埃利将軍（GeneralElie）曾說，新編營上戰場時高喊着&ldquo共和國萬歲&rdquo&ldquo山嶽派萬歲&rdquo&ldquo必勝&rdquo，但子彈剛飛過來，口号就成了&ldquo我們輸啦&rdquo，敵軍進攻時又成了&ldquo自己逃命吧&rdquo。
掌管戰争部後，卡諾不得不将2.3萬名軍官解職，因為留在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奔着當官去的，不想當兵。
但另一方面，革命軍在少數指揮得力的情況下打得很好，甚至在1793年也一樣，土倫圍城戰就是一個例子，圍城軍司令是良将迪戈米耶将軍（GeneralDugommier），國民公會派來的政委是憤世嫉俗但勇猛積極的巴拉斯（Barras），炮兵主官是波拿巴少尉。
3旺代内戰的情況非常類似，舉事的農民軍和共和國的國民衛隊都一樣。
馮·博古斯拉夫斯基将軍（GeneralvonBoguslawski）寫過一本很好的相關著作（柏林，1894年），書中全面可靠地介紹了征召民兵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哪些事是做不到的。
随着戰争的拉長，法軍的弱點逐漸被克服，穩定的編制重新出現，但這些單位還是反映了革命的精神。
1796年，時任中尉，後升任将軍的薩克森軍人蒂爾曼（Thie-lmann）就從大革命戰争前線寫信給國内說道：&ldquo正在與我們交戰的大國很快就會為我們規定戰争的法則，掌握和平的進程了。
我們對這個國家唯有欽佩而已。
我昨天俘虜了一名骠騎兵軍官，他舉止高貴，我們中間恐怕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
&rdquo41808年，他在一份備忘錄中記載道：&ldquo德意志士兵比法國士兵更信宗教，但法國人更守道德，因為榮譽原則對法國人的影響要比對德意志人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rdquo 新軍的民主化還帶來了一項特殊的優勢，那就是軍官的要求降低了。
辎重隊的規模得以大幅縮減，因為軍官現在隻允許攜帶必要的行李。
毫無疑問，文獻中對下至中尉的舊軍官帶上戰場的細軟有所誇大，但當官兵差距縮小時，軍官在明面上的奢侈品自然不能比士兵高出太多。
一名普魯士中尉配一匹坐騎和一匹馱馬，5上尉有3匹到5匹馱馬，而且部隊後面跟着一大堆超編車輛是常有的事。
當然，普魯士有人說法國軍官用不着那麼多器物，因為法國軍官的社會階層其實與士官無異，而普魯士軍官可是貴族，如果與普通士兵等量齊觀，他們會覺得受到了侮辱和折殺，跌份。
6 不僅是軍官，法國士兵在保衛祖國時也必須忍受傳統傭兵不可能忍受的匮乏之苦。
軍隊取消了帳篷，士兵露宿野外，而每個普魯士步兵團後面都會跟着至少60匹運帳篷的馱馬。
7 新軍制也帶來了新戰術。
盡管有些許差别，但18世紀軍隊基本都是由職業軍人構成的&mdash&mdash一面是遵循傳統騎士榮譽和忠誠觀念的軍官，一面是大體上麻木不仁的士卒。
軍紀将他們鑄造成緊密的戰術單元，組織越緊密，聲望就越高。
最理想的類型是3排齊射線列。
共和國新軍不再是為主子效力的傭兵，而是充盈着一種特殊的觀念，一種崇尚自由、平等、保衛祖國的新世界觀。
這些思想絲毫沒有因起初的志願從軍被法定兵役取代一事而失去力量，反而産生了一種根本上不同于舊式雇傭兵，并能練成卓越精兵的可造之材。
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應該記住甚至大革命前的法國人團就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民族精神。
當然，這種精神還沒有軍事上的威力，事實上在大革命期間甚至導緻了軍紀糜爛和舊軍隊瓦解，但它接下來導向了新的共和精神，推動了轉折的進程。
新戰術也是如此。
8 一開始，共和國新軍自然試圖采用傳統的陣形，但達不到要求。
他們缺少線列推進和齊射開火所需的紀律和操練。
既然士兵不可能排成線列行動，于是就編成了大縱深的縱隊，縱隊前方和兩側有挑選出來的槍法好的人提供火力，甚至會有整個的散兵單位。
這不是一種全新的戰法。
不僅克羅地亞兵和潘都爾兵在與腓特烈大帝交戰時慣用散兵戰法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普魯士也出于同樣目的組建了獨立營。
法軍早在奧地利繼承戰争中就已經将獨立的輕步兵連加入了線列步兵團。
但這些單位的主要用途不是在戰鬥中支援線列步兵，而是執行不太适合正規步兵的次要作戰任務&mdash&mdash偵察、巡邏、劫掠。
在美國獨立戰争中，民兵擊敗了英國正規軍，這方面他們的經驗要更進一步。
美軍在火繩槍兵以外組建了專門的輕步兵營，燧發槍營，而且每個連都有一定士兵裝備來複槍。
發明于15世紀的有膛線的槍（Büchse）優點是精度高，滑膛槍的好處則是裝填快；兩者的區别類似于弓和弩的區别（第3卷）。
但許多理論家認為裝填速度更重要，因為認真瞄準在激烈的戰鬥中本來就不是常事，而且随便打出的幾發滑膛槍彈的威力也要比用心瞄準的一發來複槍彈更大，尤其是前者采用密集陣形的情況下。
法國革命軍的散兵後面是作為後備力量和決勝沖鋒力量的縱隊。
散兵戰法有先驅者，大革命戰争中的縱隊戰術也一樣。
但前者誕生于實踐，後者則起源于理論。
為了增強火力，步兵戰術的發展曆程導緻陣形不斷變淺。
但淺線列不僅是為了射擊，也是為了最後的沖鋒。
由于行進間開火難度大，所以普軍有時甚至有不開火直接沖鋒的計劃。
這種做法很快就被放棄了。
但有理論家指出深縱隊的沖鋒威力不可與淺線列同日而語，尤其是法國人福拉爾。
縱隊必然會突入線列并将其擊潰。
甚至有人主張重新為縱隊配備長矛，取代裝有刺刀的槍。
沙恩霍斯特的長官兼導師利珀伯爵（CountLippe）是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沙恩霍斯特年輕時也表示贊同（1784年）。
91778年的一次由當時最有才幹的法軍将領之一，布羅伊公爵指揮的法軍演習也是先火力準備、後縱隊沖鋒的做法，預示了新的戰法。
10事實上，早在七年戰争中的貝爾根會戰（battleofBergen）（1759年4月13日）中，布羅伊手下的步兵就已經這樣做過了。
在七年戰争到法國大革命戰争之間的一整代人的時間裡發生了一場圍繞線列與縱隊優劣的論戰。
盡管線列一方總體上占據上風，但1791年的法軍操練條令&mdash&mdash當時已經是大革命期間了，但革命精神尚未觸及條令&mdash&mdash除線列以外還給出了幾種縱隊陣法，包括在中軍後面布置一個營的縱隊。
條令本身沒有從中得出任何進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