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常備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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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憑奪取奧爾米茨就能長時間拖住奧軍，而他則趁此時機轉向俄軍，憑借主力将其擊敗。
1757年，他對布拉格隻能圍而不攻，因為城中的大軍讓他不可能挖壕逼近城牆。
如今，腓特烈有望用正規攻城手段拿下奧爾米茨。
該計劃相當類似于前一年的計劃，隻是做了因地制宜的妥善調整，而且與前一年一樣，終究在敵方因地制宜的應對之策下失敗了。
與前一年一樣，最初的奇襲取得了成功。
為了彌補洛伊滕會戰中的損失，奧軍與普軍同樣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當腓特烈奪取施韋德尼茨後于4月19日突然離開要塞，5月4日在未遇抵抗的情況下現身奧爾米茨城下時，普奧兩軍都沒有做好準備。
但為了達成奇襲，普軍不僅沒能帶上，甚至都沒有準備好重型攻城器械。
直到過去了兩周多（5月22日），富凱（Fouqué）将重炮和彈藥帶上來時，攻城才正式開始。
普軍在此期間無所作為，因為道恩沒有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匆忙進入會戰，隻是從斯卡利采大營轉移到摩拉維亞邊界，于5月5日占據了利托米什爾（Leitomischl）的一處堅固陣地。
盡管那裡距離奧爾米茨隻有50英裡左右（約80千米），腓特烈從原地隻要兩三天就能趕過去，但他并沒有像現代軍隊自然會做的那樣直撲利托米什爾的奧軍，事實上他也做不到。
道恩的陣地用普魯士戰術攻打似乎難度很大，而且即便道恩覺得陣地不夠牢固，他也可以再退一步，将不得不等待攻城器械到來的普軍引離真正的目标奧爾米茨。
因此，盡管近處就有一支未被擊敗的敵軍，腓特烈還是得嘗試攻城。
他的嘗試失敗了。
有人認為是攻城器械部署過程中出了幾項失誤。
這或許是實情，但不應該過分強調。
大規模軍事行動總會有類似的困難發生，奧軍才是決定性因素。
腓特烈早先攜帶的軍需彈藥不足以展開攻城。
據滕佩爾霍夫（Tempelhof）估計，僅運輸攻城器械30天之用的彈藥車就需要26580匹馬，其餘物資另算。
腓特烈不可能湊齊這麼多馬，因此隻能分批往前線運送補給，同時奧軍主力就在附近，四處派出小股部隊騷擾普軍。
腓特烈本人認為，他之所以被迫于7月1日撤圍，是因為奧軍在奧爾米茨以北14英裡（約22.5千米）的多馬施塔爾（Domstadtl）抓住了普軍的一支大型辎重隊。
事實上，道恩元帥當時已經成功實施了另一次國王尚不知曉的機動，此舉會讓普軍無法奪取奧爾米茨，哪怕他們龐大的運輸隊順利抵達了前線。
攻城戰剛剛打響，已在利托米什爾停留17日的道恩元帥便向前移動到了距離奧爾米茨隻有一天路程的幾處精心選擇的地點，先向東去耶維奇科（Gewitsch），再往南去多布拉米利采（Dobramilitsch）和切利霍維采（Weischowitz）。
國王兵少，無力攻打這些地方。
但就在普軍辎重隊于多馬施塔爾被消滅當天，道恩夜行軍加強行軍在24小時内走了28英裡以上（約45千米），占領了流過奧爾米茨城的莫拉瓦河（March）左岸（即東岸），國王完全沒料到敵軍會有這麼一手。
普軍在這一側的圍城部隊一直很薄弱。
奧軍出現時，普軍不得不完全撤出左岸，過河後甚至把橋都毀了。
33道恩現在就在奧爾米茨邊上，随時可以增援城内，因此普軍不可能發動強攻了。
但腓特烈得知此事前就因為多馬施塔爾的慘重損失而下令并實施撤軍了。
按照現代戰略觀，腓特烈沒有理由不在某處渡過莫拉瓦河，集結兵力攻打道恩。
畢竟，他遲早會找到某個步兵和騎兵單位可以發起進攻的位置。
但我們發現腓特烈甚至不曾考慮過這個想法。
從當時的情況看，會戰勝利帶來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與預期損失的規模無法相比。
因為他已經損失了龐大的辎重隊，就算打赢了也不能接着攻城或繼續進行摩拉維亞戰役了。
道恩不流一滴血，隻靠精明的行軍機動和陣地選址便挫敗了腓特烈，此舉必得稱贊。
他既沒有讓國王得償所願打會戰，又使其不能繼續攻城。
但正是這種作風，這種讓奧軍統帥通過巧妙機動挫敗普魯士國王的本領，讓他無法利用命運伸長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勝利果實。
腓特烈經波希米亞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
他不知道道恩已經到了莫拉瓦河對岸，與他近在咫尺，還分兵兩路，自領一路在前掃除可能出現的攔路奧軍分遣隊，另一路在後保護龐大的辎重隊，由之前負責攻城的基斯元帥統率。
我們今天看當時的總體局勢，會覺得道恩沒有抓住機會全力出擊簡直不可理喻；普軍花了7天時間才走到直線距離37英裡（約60千米）外的斯維塔維（Zwittau），而且已經受到了奧軍分遣隊的嚴重威脅。
我們看不出普軍如何才能逃脫慘敗。
國王與後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無力救援。
普軍怕極了奧軍追上來，這從軍中流傳的奧爾米茨守軍指揮官馬沙爾将軍（GeneralMarschall）說的一句話就能看出來，将軍接到追擊撤退普軍的任務時說：&ldquo這些人已經夠不幸了，讓他們平靜地離開吧。
&rdquo34 但戰争講的是風險，道恩打算發揮無險而勝的本領。
這項本領剛剛為他帶來了一次漂亮的勝利。
前一年，兵力占優的他不敢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擊普軍，而是逼近敵軍，斷其糧道，引誘敵軍出擊，然後在科林大敗之。
這一次連會戰都沒打一場，他應該孤注一擲，冒着普軍及時反應過來、集結兵力迎擊的風險，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國王剛注意到奧軍前進便突然轉身，在奧軍再次找到良好防禦陣地前就發起進攻的風險出手嗎？道恩對普魯士國王分兵的做法&mdash&mdash這該說是大膽還是愚蠢呢？&mdash&mdash沒有确切的了解。
對信奉現代戰略的人來說，道恩似乎行為遲鈍，而且如果他有大将之風的話，那麼即便從當時的戰略原則來看，他必然會意識到決定性地擊敗普軍的時機已經到來，須甘冒大險乃至投入全部籌碼出擊。
當然，我們要不厭其煩地說，兩極戰略的本質就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謹慎機動或大膽會戰，但隻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從一端轉向另一端；道恩并非兼通兩道之人，如果他一味進攻的話，那就自求多福吧！這一次在普軍從奧爾米茨撤退時，進攻會讓他大獲全勝&mdash&mdash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會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攻擊普軍了。
換句話說，他會正中腓特烈下懷，很可能遭到失敗。
為了正确評價一位統帥，我們不能隻看一次孤立的行動，而必須從整體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須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種情況下不利，在另一種情況下又為他帶來成功的品性。
由于奧軍沒有追擊，所以普軍毫發無損地抵達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現在占據的陣地大體上就是3個月前奧軍大營的位置。
即便是現在，腓特烈已經把全部辎重翻山送回了西裡西亞，他也願意邀戰道恩，但奧軍總是将陣地設在腓特烈不願冒險攻打的位置。
瑪麗亞·特雷莎寫信給前線統帥說，他現在可以冒險開戰了，有失敗的風險也沒關系，因為普軍正要轉身對付俄軍，奧軍一定要提前削弱普軍。
這句話是多麼震撼，又是多麼獨具雄風啊！為了殺傷敵軍，協助友軍，瑪麗亞·特雷莎願意自己承擔損失，而且可能損失比敵人還要大！有人可能會覺得雙方必然會交手了，因為腓特烈當然同樣渴望會戰，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隊對付俄軍。
但在維也納寫下豪言壯語容易，在敵軍面前做出英勇決斷就難了，而且女皇将道恩譽為通過拖延行動挽救了祖國的當代法比烏斯，還為紀念他而鑄造了印有&ldquoCunctandovincereperge&rdquo字樣（意為&ldquo他發揚了拖延制勝之道&rdquo）的硬币不是沒有道理的。
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後無疑加快了腳步，還研究了普軍的陣地位置，結果卻發現普軍陣地過于堅固。
他也認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軍來到野外向普軍挑戰。
對腓特烈來說，時機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
于是，雙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納霍德之間又兜了将近4周的圈子之後，腓特烈離開了波希米亞，轉身對付俄軍。
柯尼希格拉茨物資吃緊時（普軍逼近時，奧軍将利托米什爾倉庫中剩下的物資付之一炬），國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莊稼，自己給谷物脫粒，自己撿麥穗，然後送去烤爐。
每個團每天都具體規定了上交谷物的數目。
35 對腓特烈來說，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戰役無疑是以戰略失敗告終，而且阿興霍爾茨（Archenholtz）寫道，國王自己的軍官們都認為整場奧爾米茨行動是一個錯誤。
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樣按兵不動，帶領主力在勞西茨山區或下西裡西亞等待奧軍或俄軍來到近前的平原地帶，然後再出擊，那豈非再妥當不過？ 既然戰役最終失敗了，那麼說幹脆不打這場仗最好的事後諸葛之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很容易說出口。
哪怕浪費的資源和直接的傷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師過程的順利彌補了撤圍奧爾米茨對士氣的損害，但要是采取守勢的話，普軍根本不會有傷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會戰中的兵力也會更強。
因此，腓特烈不實施摩拉維亞行動确實會更好。
客觀因素就談這些。
但戰略問題從來不是隻靠客觀因素就能解決的。
統帥的主觀認識也必須考慮。
當道恩沒能抓住普軍撤退的機會時，我們的解釋是道恩就是道恩；現在腓特烈也是同理，隻不過方向反了過來。
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勝利後按兵不動，等待次年7月再看敵軍來不來，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
他看到入侵摩拉維亞有機會取得正面戰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試試運氣。
維也納最高戰争委員會的一份證詞寫道，普魯士國王&ldquo終究會通過機動迫使道恩接受會戰，不管道恩布陣于何處，而我們知道普魯士國王的機動水平一貫高于我軍&rdquo37。
腓特烈難道應該因此從一開始就告訴自己道恩不會被拖入會戰，而且由于奧爾米茨距離普魯士邊境隻有37英裡（約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會切斷圍城部隊的補給嗎？畢竟，事情有可能不是這樣發展的，而且普魯士國王有不會放過一個機會的觀念&mdash&mdash事實上，歸根到底正是這個觀念讓哪怕數量優勢巨大的敵人也對他敬而遠之。
正是在這個時候，勞登（Loudon）給朋友寫信說世界上幾乎沒有普魯士國王辦不到的事。
38前面講道恩的時候說過，成功将腓特烈從奧爾米茨調動出來的是道恩，後來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時幾乎窮途末路的機會的還是那個道恩；同理，就算勝率渺茫也要發動摩拉維亞戰役的是腓特烈，憑借積極作風給敵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戰役失敗時幾乎毫發無損的也是那個腓特烈。
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會戰也沒有如腓特烈所願一錘定音。
俄軍穩住了陣腳，沿着普軍正面退走，腓特烈卻不敢再次發起進攻。
另外，俄軍盡管放棄了諾伊馬克（Neumark），卻又去圍攻科爾貝格（Kolberg）了。
假如國王沒有發起進攻，而是聽從魯蒂斯将軍（GeneralRuits）的建議，抓住與大軍分開的俄軍辎重隊，那麼國王是有可能成功的。
他在會戰後确實嘗試這樣做了，還說了一句與他的其他言論矛盾的話，&ldquo那比會戰要好&rdquo，但他的嘗試失敗了。
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場雖無實質成果，卻有士氣方面的好處的會戰：敵軍一直處于害怕遭到攻擊的恐懼中，于是意志陷入了癱瘓。
但當腓特烈過分依賴士氣因素時，道恩卻成功鼓起了勇氣。
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爾希（Hochkirch）向營地選址不慎的腓特烈發起進攻并大敗之。
腓特烈這一次亡羊補牢的辦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場會戰，而是精心規劃，快速行軍，令奧地利人無法利用和保住占領西裡西亞、薩克森境内多處要塞的優勢。
1759年 腓特烈在戰争的第四年轉變了戰略，決定采取戰略防禦的方針；他其實在1757年就有過這樣的考慮。
他現在打算留在包括薩克森在内的國境之内，讓敵軍自己過來。
我們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兩場宏大攻勢分别在布拉格和奧爾米茨失敗了，但之後的防守行動都成功了。
腓特烈在1758年底寫了一份備忘錄，說失敗的原因是奧軍防守能力提高了。
據說奧軍已經憑借築營術、行軍戰術和炮火成為防禦大師。
奧軍布陣通常是兩側皆有依憑，周圍由無數火炮支撐，部隊排成三線：一線正面有緩坡，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揚火力；二線在高處的戰壕中，是戰鬥最激烈的位置，騎兵夾雜其中，隻要來攻的敵人有動搖迹象便立即上前出擊；三線的任務是增援敵軍重點進攻的地段。
火炮放在兩側，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樣。
騎兵在開戰前夕發起進攻的做法仍然常見，但在這樣的陣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可行性。
現在，騎兵一開始會留在手裡，等到最後的緊要關頭和追擊時再投入戰鬥。
腓特烈現在寄希望于奧軍因為要奪取西裡西亞，遲早會被引到平原地帶，從而帶給他翹首企盼的進攻機會。
謹慎的道恩沒有這樣做，于是腓特烈最後不再管他，試圖去攻打諾伊馬克城下的俄軍。
他嘗試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庫諾斯道夫（Kunersdorf）。
1758年曹恩道夫會戰的結果已經是不如人意；普軍在之後的卡伊會戰和庫諾斯道夫會戰更是徹底被擊敗。
庫諾斯道夫會戰39 （1759年8月12日） 俄軍和勞頓部布陣于奧得河右岸的法蘭克福城下。
腓特烈自南邊來，從俄軍身邊走過，然後在俄軍陣地以北渡過奧得河。
由于俄軍北邊有低窪地掩護，他又繞了俄軍一圈，以便從東南邊包抄進攻。
普軍計劃純粹從側面進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軍戰線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
但攻勢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俄軍正面的南側也有多處池塘和溪流掩護，普軍的進攻正面非常狹窄，尤其是1.3萬名騎兵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為免陣形分散，國王不願意讓左翼繞過正面障礙物進攻。
于是，俄軍一次又一次從沒有受到攻擊的半邊戰線投入有生力量，終于憑借數量優勢打垮了普軍。
克勞塞維茨（10：99）有言&ldquo或許可以說，國王在這裡掉進了他自己挖的斜線陣的陷阱裡&rdquo，總參謀部著作證實了這一點。
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側面進攻比洛伊滕會戰時還要明确，因為普軍将全部兵力展開于俄軍東翼。
兩場會戰中的兵力對比情況大緻相同。
令普軍在洛伊滕取勝，而在庫諾斯道夫落敗的區别有四點：第一，洛伊滕會戰中的奧軍正面非常長，受到攻擊的一翼無法得到未受攻擊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俄軍陣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軍已經占據陣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軍沒有受到攻擊，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擊的一翼。
國王因此經常被人批評，尤其是拿破侖，批評他沒有在庫諾斯道夫動用更多兵力，畢全功于一役。
總參謀部著作（10：84）羅列了他沒有那樣做的理由，卻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點，即這些理由隻有在腓特烈确實且必須依照消耗戰略原則行動的假設下才适用成立。
假如腓特烈願意讓事态發展到暫時放棄薩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會戰中派亨利王子率軍支援韋德爾（Wedel）。
假如他願意冒失去一部分西裡西亞的風險，他本可以将富凱調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這樣在庫諾斯道夫決戰時就能兵力大增。
但總參謀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點（第85頁）是，它說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勢發展到讓道恩有可能&ldquo帶着大部隊跟在自己後面&rdquo。
事實上，這句話或許應該整個倒過來。
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會離開自己的堅固陣地，最終給普魯士國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機會，也就是在野戰中攻擊奧軍。
俄軍無法幹預，因為他們還在奧得河對岸。
這樣一來，局勢便類似于1815年的拿破侖，他當時希望在兩天之内用同一支軍隊先後擊敗普軍和英軍。
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隊達成這樣的功績。
曹恩道夫會戰前的事件也應當這樣來評判。
普魯士挺過了庫諾斯道夫會戰的失敗 我國考察七年戰争時往往幾乎隻從腓特烈國王的功績和戰略角度出發。
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七年戰争真正的根本問題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庫諾斯道夫戰敗後存活下來？這個問題不能用敵人的無能、不團結、&ldquo愚蠢透頂&rdquo挽救了他來解答。
薩爾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絕非行事沒有理由的無能之輩，這些理由值得我們去理解。
腓特烈國王預計敵軍打赢會戰并會師後會發起追擊，攻打并消滅他的軍隊，占領柏林，從而結束戰争。
按照現代人的看法，這大概是理所當然的。
維也納最高戰争委員會也是這樣要求的。
委員會緻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讓敵軍脫離雙眼與雙手所及的範圍，應奮力追擊并徹底消滅敵軍。
但盡管普軍遭遇慘敗，達成這一任務也絕非易事，更非理所當然。
腓特烈本人的證詞不夠可信。
哪怕他确實相信萬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統帥權交給芬克将軍（GeneralFinck），但那隻是因為他碰巧是一個比諸如拿破侖這類人敏感得多的人，慘敗給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為評判局勢和對手行動的客觀準繩。
庫諾斯道夫戰場上的普軍有近5萬人。
盡管會戰當晚國王身邊隻剩下1萬人，但大半部隊其實保全了下來，而損失固然足夠慘重，但也僅限于1.9萬人和火炮。
除了這些人外，國王還有亨利王子和富凱手下的兩支部隊，外面還有幾股小部隊，加起來約有7萬人。
因此，盡管普軍遭受了駭人的失敗和重大的損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戰可走。
會戰後敵軍沒有直接發起追擊，于是失散人員在之後幾日裡重新集結于戰場28英裡（約45千米）外的菲爾斯滕瓦爾德（Fürstenwalde）。
這并非稀罕之事，因為我們知道追擊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的，在當時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軍也是如此，而且俄軍和奧軍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也蒙受極大損失（1.7萬人）。
40 如果他們過一段時間再恢複行動，那就必須攻打國王在施普雷河（Spree）後面的陣地，而且國王後面還有勞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隊。
鑒于俄奧聯軍有極大的數量優勢，因此攻打無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兩軍統帥同心同德，堅決果斷。
經驗表明，盟友之間極難實施這種合作；不僅是将軍們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的背後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
對俄國人來說，針對普魯士國王的戰争隻是一場外交戰，他們沒有任何承受無止境的風險和損失的内在驅動力。
他們不願意為了奧地利人犧牲自己。
而向腓特烈國王發起進攻總是有風險的。
薩爾特科夫有過他再也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總參謀部著作，11：82）、甚至不願意與敵人再有半分瓜葛（總參謀部著作，10：305）的驚人之語。
卡伊和庫諾斯道夫兩場會戰的勝利已經讓俄軍精疲力竭，不再有大舉行動的充沛士氣，而如果俄軍不配合，奧軍本身盡管仍然具有數量優勢，卻還沒有強大到能讓奧軍覺得繼續進攻風險不大的地步。
因此，道恩隻是秉承了個人品性和從一開始拒絕重拳出擊、速戰速決時就設定的原則。
雖然攻打腓特烈國王、攻打亨利王子或進軍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複考慮，但這些冒險行動最終還是被否決了。
奧軍統帥宣稱，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獲，因為奧軍在物力耗竭的馬爾克地區沒有冬季營地可駐紮。
因此，兩位統帥同意先等待皇帝軍占領普軍撤出後的薩克森，奪取德累斯頓（事實上也做到了），繼而占領西裡西亞的冬季營地，攫取大捷的果實。
趁庫諾斯道夫大捷之威徹底降服普魯士的想法必須被視為另一種看法的對應物，即腓特烈國王應該将亨利王子的部隊也調來攻打俄軍。
這兩種行動都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整體狀況與思維框架。
如果我們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
兩人都沒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的，這些原則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被擊敗的不是普魯士全軍，而隻是普魯士的一半軍隊。
聯軍現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薩克森和西裡西亞，這已經是相當大的成就了，聯軍可以假定下一場戰役就能迫使普魯士屈服。
計劃無法付諸行動，因為聯軍意見不統一，腓特烈國王則積極大膽地運用僅存的兵力，于是敵軍最後退回了前一年占領的冬季營地，隻保留了德累斯頓一城。
不理解兩極戰略性質的現代理論家通常對機動評價不高。
讓他們研究一下普魯士在霍基爾希會戰失敗後是如何通過機動保全下來的吧，庫諾斯道夫會戰後也一樣。
戰後3周後，局勢發展到了俄奧兩軍真的計劃攻打國王軍殘部和柏林的地步，這時亨利王子沒有從南方背刺聯軍，反而向南而去，遠離聯軍，其目的是攻擊聯軍交通線并奪取聯軍倉庫。
道恩立即折返，放棄了進軍柏林的計劃，俄奧兩軍再次遠遠隔開了。
現在奪取西裡西亞的計劃實施了，奧軍主力正在薩克森。
要想能留在西裡西亞，俄軍至少必須占領格洛高。
但在俄軍抵達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國王已經強行軍趕到了一處讓俄軍必須先攻擊他，然後才能展開圍城的陣地。
盡管俄軍有很大數量優勢（勞頓部還在），但他們無意挑起攻勢，更不用說他們本來在同意征服西裡西亞的整個計劃時就不太情願。
對他們來說，西裡西亞距離他們在維斯圖拉河下遊和東普魯士的基地太遠了。
奧地利人把他們拉到這麼遠的地方主要不是為了議和時獲得西裡西亞，而是因為它對奧軍行動來說距離最近、最方便，後勤也有保障。
但俄國人覺得不僅讓他們長途跋涉，還要讓他們暴露于來自馬爾克和波美拉尼亞的側面攻擊之下，這個要求實在是過分無理。
他們認為前進這麼遠甚至可能丢掉東普魯士。
41因此，薩爾特科夫從來沒有認真對待奧地利提出的圍攻格洛高的建議。
要不是腓特烈國王最後魯莽地派芬克插入奧軍後方，導緻芬克在馬克森（Maxen）投降的話，那麼庫諾斯道夫戰敗的影響肯定就完全消除了。
42 1759年秋，國王懷着最大的真誠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愛打決戰的傾向是不是正道。
他反思了瑞典國王查理十二的命運，寫下了前文引述過的觀察成果。
他說，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隻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
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将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别的辦法。
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他接着說沒有智慧的勇氣一無是處，而且從長遠來看，思慮周全的頭腦勝過不假思索的大膽。
因此，他從那時起不再想着與俄軍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下。
他執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尋找奧軍破綻，但我們通過細緻考察會發現在戰争的前五年裡，他在洛伊滕會戰後其實隻與奧軍有過一場激戰，那就是托爾高會戰。
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動的不是他，而是敵軍。
列格尼茨會戰與托爾高會戰 （1760年） 在維也納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終于決心攻擊普軍了。
奧軍和俄軍分别從兩側進入下西裡西亞，中間現在隻隔着一條奧得河。
腓特烈隻有3萬人，奧軍有9萬人。
7.4萬名俄軍被亨利王子的3.7萬人拖住了。
腓特烈自覺兵少不足以一戰，隻打算繼續機動，保護布雷斯勞和施韋德尼茨兩城不被圍攻，就這樣熬過夏天。
就在這時，奧軍的進攻計劃挽救了他。
在維也納的催促下，道恩構思的方案不隻是進攻戰，更是一場殲滅戰。
奧軍要趁夜三面合圍，一舉打垮國王的軍隊。
普軍自己也在夜裡撲向勞頓指揮的2.4萬人，在清晨時分奧軍主力抵達前将其擊退，于是這一路軍再也不敢繼續按計劃完成行動了。
因此，我們看到認為道恩完全不懂殲滅戰思想的看法是絕對錯誤的。
想打殲滅戰容易，但道恩比譴責他的人更明白，對普魯士國王實施這個方案是非常困難的。
列格尼茨會戰的勝利讓國王擺脫了眼前萬分危急的形勢。
随着這一年走向終點，他再次試圖通過一記重拳扭轉命運，遂于1760年11月3日進攻托爾高陣地中的道恩。
他無論如何都不得不試着從敵人手中奪回薩克森，而且好像是要為自己開脫似的。
他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他必須用這一戰賭普魯士的國運，因為他之前沒能将道恩從托爾高陣地中調動出來。
勝利付出的代價極大，成果卻依然有限，因為奧軍隻後退了3天路程且繼續控制着德累斯頓。
斜線陣的進一步發展 斜線陣可以理解為側翼戰法的一個子類，也就是按照當時的基本戰術，以密集單一戰線實施的側翼戰法。
它隻成功過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說，它隻有一次是勝利的充分條件，那就是洛伊滕會戰。
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之後隻打過三場大規模陣地戰，兩場是對付俄軍&mdash&mdash1758年的曹恩道夫會戰、1759年的庫諾斯道夫會戰&mdash&mdash還有一場是對付奧軍，即1760年的托爾高會戰。
國王在洛伊滕會戰後發展了自己的戰法，不隻是沿着敵軍正面行進至敵軍一翼發起側面進攻，甚至會整個繞過敵軍側翼從後方進攻，如果敵軍沒有同樣轉向的話。
但由于敵軍轉過來了，所以機動的目的就沒有達到，事實上打成了正面戰。
在曹恩道夫會戰中，雙方甚至這樣來回轉了兩次。
在庫諾斯道夫，俄軍側翼&mdash&mdash我們簡直不知道該叫它左翼或是右翼&mdash&mdash被完全圍住，但由于國王謹守正面必須嚴密的原則，所以一大部分俄軍并未遭到攻擊。
這部分俄軍不斷向遭到攻擊的友軍派出增援，最終磨盡了普軍進攻的銳氣。
在托爾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種全新的戰法，我們仍可稱之為側翼戰法的發展産物。
他放棄了嚴密的正面，将大軍分為兩路，親率一路沿着半圓形路線包抄位于北側的奧軍右翼，前後夾擊奧軍。
這樣做的難點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後兩路同時發起進攻。
他們既不能約定具體時刻，因為包抄行動的用時沒有辦法準确估計，又不能依賴會受到風力和天氣影響的信号。
國王率領的外側縱隊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裡（約29千米），還要途經森林。
不管是國王進攻早了，還是齊滕進攻遲了，兩路沒有在同一時間出擊。
43但仗還是打赢了，因為拉齊（Lascy）指揮的一大批奧軍由于不确定齊滕會從何處進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軍奮戰。
與國王一路交戰已經深深震撼了奧軍，現在齊滕又從另一面攻來，奧軍再也頂不住了。
兩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of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爾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辦法攻擊法軍，他将部隊分為間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敵人的後路。
盡管法軍統帥克萊蒙王子兵力優勢極大，處事卻不夠果斷，沒能親率部隊去迎擊孤立的某一路敵軍。
他甚至在主力沒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
44 拿破侖嚴厲批評了克雷菲爾德和托爾高兩場會戰中的分進合擊，說這種做法違背了戰争藝術的所有法則。
孤軍是有可能被打敗的。
他還說托爾高會戰是腓特烈唯一一場沒有顯示出天才的戰鬥。
而我們會發現拿破侖的判斷完全可以反過來看，認為分進合擊恰恰是創造精神，它讓一種已經失去活力的傳統作戰樣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侖的批評忽略了不同時代戰術的區别。
道恩在托爾高會戰中趁着國王繞路包抄時攻擊齊滕，這确實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這一決策并迅速實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1761&mdash1762年 盡管在列格尼茨和托爾高打了勝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處境比庫諾斯道夫會戰和馬克森會戰後還要惡劣。
他無力再戰；他讓部隊躲在野戰工事後面[博萊斯瓦維茨（Bunzelwitz）]，逐漸丢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韋德尼茨和科爾貝格要塞。
誠然，奧軍也到了強弩之末的地步，于是瑪麗亞·特雷莎決定裁軍（1761年12月），她供養不起錢糧了。
每個團裁掉兩個連；軍官半薪解職，在其他連找到空缺職位者除外。
45盡管如此，奧地利依然有信心赢得戰争，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葉卡捷琳娜（CzarinaElizabeth）的駕崩徹底改變了局勢。
俄國不僅退出了與奧地利的同盟，還站到了普魯士一邊。
由于俄國轉換陣營，腓特烈現在具有了數量優勢。
但他不再尋求決戰，而是從一開始就以成功的機動為戰役的基礎。
1761年底，奧軍奪取了施韋德尼茨要塞，并以其為基礎設立了西裡西亞冬季營地。
普軍被推回了布雷斯勞。
國王沒有動用就是山這一側集結的部隊向奧軍發起孤注一擲的進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隊（1.6萬人）去上西裡西亞，通過包抄行動迫使道恩撤回施韋德尼茨後面。
46 腓特烈試圖将敵軍引出陣地，一開始是通過攻打左翼的一處哨所，但被打退了。
接着他又北出特魯特諾夫山口，入侵并蹂躏了波希米亞。
但道恩沒有被沖昏頭腦；他及時保住了位于布勞瑙（Braunau）的倉庫，同時留守施韋德尼茨。
入侵波希米亞本來很容易招來馬克森會戰那樣的失敗。
于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亞。
這表明他絕不單純是因為實力虛弱和不夠果斷才采取機動戰的。
他将部隊交給維德（Wied）指揮。
維德之前一直在與奧軍左翼周旋。
經過連續3天的夜間行軍，普軍繞過施韋德尼茨後撲向奧軍右翼，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位于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兩地的哨所，它們與奧軍主力距離約為2.5英裡（約4千米），負責掩護主力側面。
奇襲取得了成功，盡管路途極為崎岖。
道恩此時不得不遠遁山中，普軍終于能對施韋德尼茨展開圍攻了。
由于圍城戰一直延續到10月9日，所以它标志着戰役的結束。
腓特烈此舉絕沒有背叛自己的原則，而是他認為當時的形勢可以讓他免于風險和成本巨大的會戰，于是便順勢而為。
6年前，他為了奪取薩克森而開戰，如今看來這個目标無論如何是達不成了。
現在的問題隻是維持現狀罷了，不打會戰似乎就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會戰勝利能加快最終的決斷，但經曆了那麼多的腓特烈現在已經很靠近他的戰略中的機動一端了，于是他放棄了在有利條件下打會戰的機會。
他早已放棄了普魯士打仗必須&ldquo短促主動&rdquo的觀念。
1778年 普魯士入侵波希米亞的路線幾乎與88年後（1866年）完全一樣。
腓特烈從西裡西亞出納霍德山口，亨利王子從北面的勞西茨山出發。
1866年，這次向心攻勢引發了柯尼希格拉茨決戰；1778年，列陣于易北河上遊和伊薩爾河（Isar）之後的奧軍讓普軍陷入了僵持。
1866年的奧軍也一度占據了同樣的陣地。
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戰略也随之變化，這從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來。
1866年，普軍能夠發動一場決戰，結束了戰争；戰鬥總共打了7天。
1778年，雙方隻是對峙觀察和小規模推進，普軍3個月後越過波希米亞邊境的山地回去了，還将這場戰役稱作&ldquo馬鈴薯之戰&rdquo，因為它依靠的是采收當時才大規模種植的馬鈴薯。
與1866年一樣，雙方兵力大緻相當。
國王統帥腓特烈留給後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與兵力優勢巨大的敵人交手，不僅穩住陣腳，還擊敗了對手。
而為了理解他的戰略，我們當然也必須考察那些他與敵軍兵力相當或多于對方的戰役，這些戰役其實是占多數的。
在他的12次戰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顯著兵力占優，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緻與敵軍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後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敵軍兵力占優。
7 戰略家腓特烈 盡管戰術從文藝複興至腓特烈大帝之間發生了深入乃至地動山搖般的變化，但戰略原則還是原樣。
大縱深的密集步兵方陣變成了窄長的線陣；長矛兵和斧槍兵變成了火槍手；單打獨鬥的騎士變成了緊密團結的騎兵方隊；稀少笨重的大炮變成了數不清的炮組。
但将道在幾百年間保持了同樣的樣貌。
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同樣的情形，見到在同樣的動機下、以同樣的方式做出的決策。
雙方很少直接向敵人撲過去決一勝負；雙方或者自覺較弱的一方常常要尋找難攻不落的陣地；會戰打響或者是因為一方認為時機有利&mdash&mdash比如在敵方修好野戰工事前發起進攻（1620年白山會戰；1704年赫希施泰特會戰），或者是圍攻要塞時。
1512年拉文納會戰、1634年讷德林根會戰、1709年馬爾普拉凱會戰都是由此而起：較強的一方計劃圍攻要塞，對方為了阻撓圍城而在附近占據有利位置，結果遭到攻擊。
科林會戰與上述會戰的區别隻在于圍城軍往外走了一段距離去打援。
反過來的情況也有，援軍攻打兵力更強但忙着圍城的敵軍：1525年帕維亞會戰、1706年都靈會戰。
七年戰争多是圍繞攻城守城展開的，如布拉格、奧爾米茨、德累斯頓、施韋德尼茨、布雷斯勞、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爾（Kosel）、科爾貝格、格洛高。
查理五世與弗朗索瓦一世之間的争鬥、三十年戰争、路易十四的曆次戰争都是如此。
在做出決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賴滕費爾德、呂岑會戰的決定與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爾高會戰的決定如出一轍。
每一個時期、每一場戰役、每一位統帥的決策都表現出了同樣的個人素質，這是值得深思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呂岑攻擊瓦倫斯坦是不想讓他在薩克森過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爾高攻擊奧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許他們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過冬。
盡管形勢有類似之處，但也有相當的差别，因為腓特烈兩次面臨的危險都比瑞典國王大得多。
另一方面，遠征與靈活性為托爾斯滕松的戰略賦予了别具一格的風味，但基本原則與古斯塔夫·阿道夫并無差别。
甚至統帥個人的征戰經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點：歐根和腓特烈的最後一場大戰都是損失慘重而戰略價值有限，前者是馬爾普拉凱會戰，後者是托爾高會戰，于是兩人在之後的戰役中再也不主動尋求決戰了。
用一個古已有之的典故來形容，馬爾普拉凱會戰是一場&ldquo皮洛士式的勝利&rdquo，托爾高會戰也好不到哪裡去。
因此，從世界軍事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提的問題不是腓特烈為什麼在1760年以後如此靠近機動戰一端，而是為什麼明明有偉大統帥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會戰的激情。
我們已經看到，是普魯士軍隊素質的提升及其戰術機動性最終引發了看似可行的斜線陣思想，同時讓一位天才而大膽的統帥看到了發動決戰的希望。
如果說會戰本身最大的戰術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達成和議，但會戰的附帶好處卻非常重要，令統帥無法忽視它們，甚至可以為了這些好處而保存兵力，回避大會戰。
在三十年戰争中，絕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來把守無數座設防的城池，參加會戰的兵力都很小。
在歐根和馬爾伯勒身上&mdash&mdash腓特烈也一樣&mdash&mdash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決戰有兵力缺席的現象，而從理想角度看，這些兵員本來是可以參加決戰的。
腓特烈在1748年的《戰争原理》中闡述了一條原則，說同時受到多面進攻時，&ldquo必須将一個省份犧牲給一方敵人，同時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敵人，迫使其參加決戰，用盡全力擊敗之，然後再派兵去打别的敵人。
&rdquo當他預料到的形勢在1756年真正出現時，他卻不願犧牲一個省份，因此也沒能集中全部&ldquo力量&rdquo。
他在《戰争原理》中還說：&ldquo這種戰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軍，令士卒疲憊，由此會将軍隊毀掉。
而且這種戰争曠日持久，結局不會好看。
&rdquo因此，他隻是在一定程度上應用了後世理論中所說的&ldquo内線作戰&rdquo原則。
盡管他特别看重以會戰決勝負，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殲敵，因此保護本國省份和具體行動中的倉庫對長期戰争的意義并不小于會戰。
因此，當他又一次提到集結全部兵力于一處的理論觀點時，那對他來說隻是絕望中的最後手段，目的是光榮地死去。
1761&mdash1762年冬是形勢危險到極點、外部支援完全斷絕的關頭。
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幾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說給了弟弟亨利王子聽，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處就是将别處的所有省份和倉庫都犧牲給敵人。
國王本人也是同樣的想法，盡管他的基本原則是會戰兵力要盡可能大，但他總是隻用部分兵力打會戰，因為還要有掩護部隊。
假如他不考慮防禦因素的話，那麼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凱塞爾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的戰場上。
在他圍攻奧爾米茨時，俄軍進抵奧得河畔，威脅到了柏林。
亨利王子想率領薩克森的部隊與多納伯爵部會合，與俄軍作戰，奪回莫拉瓦河流域。
但保護薩克森對國王來說太重要了，于是該計劃沒有執行。
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表明這不是偶然失誤，而是原則問題。
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視為畏途，因為兵力越大，駕馭越困難。
二三十個營一字排開，整齊前進的難度高到無可衡量。
1人們考慮的不是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而是應不應該給軍隊規模定一個上限，加大兵力會不會成為最好不要的累贅。
人們會思考最優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軍隊正常應該有多少人。
馬基雅維利當年認為是2.5萬人至3萬人。
他說，這麼大的軍隊能夠安居陣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戰，因此能夠拖垮兵力更大的軍隊，大軍畢竟不能持久集結。
2蒂雷納隻想指揮兵力不太大（最多兩三萬人），但騎兵占到一半的軍隊。
3類似地，蒙泰庫科利不想指揮3萬人以上的部隊。
&ldquo會戰鬥智多于鬥力，&rdquo他寫道，&ldquo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
&rdquo過分龐大的軍隊是無用的。
4兵力上限後來有所增加。
薩克森元帥說是4萬。
弗萊明（Fleming）寫于1726年的《德意志軍人全說》（DervolkommeneDeutscheSoldat）第260頁寫道：&ldquo一支堅定守紀的四五萬人的軍隊無不可為；說實話，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
兵力再多就是贅餘，徒增麻煩和混亂。
&rdquo半個世紀後，吉貝爾（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萬。
5甚至到了拿破侖時期，莫羅（Moreau）據說還講過正常兵力是4萬的話，聖西爾元帥（MarshalSt.Cyr）則宣稱統領10萬以上的大軍非人力可為。
6 正常兵力的觀念與集中全部兵力打會戰的原則是南轅北轍的。
不靠兵多的話，會戰怎麼打赢呢？假設雙方的能力和勇氣相當的話？ 克勞塞維茨後來強調的主旨是：最好的戰略是兵力務多，首先是總體兵力，其次是投入決戰的兵力。
傳統兵家絕沒有将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以至于迪特裡希·馮·比洛（DietrichvonBülow）認為有必要專門論證數量優勢的好處：這從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來。
&ldquo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運用這一優勢，那麼敵軍就算更精銳、更勇敢也是無濟于事。
&rdquo7 由于訓練更精良，作戰更積極，軍國一體的普魯士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優于奧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戰略歸根結底也優于道恩。
普魯士軍隊的機動素質更高，步兵開火更快，騎兵沖鋒更猛，炮兵更靈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mdash&mdash從5個邊境軍區先後拓展到7個和9個。
這一切都統合于一位身兼統帥之職的國王身上，他既不對更高的權力者負責，也不對高于自己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負責，總能憑借大膽靈活奪取戰略優勢。
我們知道領袖能造成怎樣的奇迹。
但曆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偶然這個完全盲目的、無法算計的因素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
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時代中愈發重要，到腓特烈時代達到了頂點。
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Theodorvon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帥》（FriedrichderGrosseals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時期那些視決戰為偶然的人。
他認為腓特烈國王與對手，以及他與亨利王子和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這些部下的标志性區别正在于此。
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腓特烈本人參加會戰時經常稱之為碰運氣，與同時期的所有其他将軍别無二緻。
8這位作者還忽視了偶然因素在18世紀條件下對決策的影響程度比任何時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後。
為了發揮火器的威力，指揮官們将步兵線列拉得極窄極長。
但窄長的線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礙&mdash&mdash山坡、沼澤、水溝、池塘、樹林&mdash&mdash都能輕易打散擾亂。
此外，它們的側面也是敏感部位。
陣形的縱深越大，士兵轉向側面禦敵就越容易。
陣形越淺，則火力越強，但前進轉向都越難。
因此，會戰勝負主要取決于進攻方能否順利實施包抄，并在良好秩序下将線列推到敵軍陣前。
此外，進攻方必須盡可能做到奇襲，否則敵軍可能會組成新的正面。
這一切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決定，指揮官無法預先準确掌握，通常也不能徹底偵察清楚這個要素。
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隊在黑暗中也難以找到正确方向。
普軍對敵素質優勢的一大基礎就是憑借更大強度的訓練、更優良的紀律，從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難。
因此，腓特烈才敢說一旦側面機動成功，3萬人便可擊敗10萬人。
他在索爾和洛伊滕确實以這種方式擊敗了兵力優勢極大的敵軍。
然而，預測前提條件有利或不利到什麼程度是不可能的。
奧軍打輸了霍圖西采會戰隻是因為夜間行軍耽擱了太長時間。
成功的夜間行軍則為普軍帶來了霍亨弗裡德堡的勝利。
在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中，我們必須承認普軍趕在奧軍抵達前向薩克森軍發起進攻是純粹的運氣好。
在羅布西茨會戰中，奧軍本來其實已經打赢了，隻是布朗沒有乘勝追擊，反而趁夜撤軍，普軍這才免于覆滅。
布拉格會戰時，道恩正在率軍與主力會合的途中。
戰鬥過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領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戰場，這支部隊就在普軍後方7英裡（約11千米）的地方。
部隊有9000人，在這場拉鋸戰中本來可能對普軍發起決定性的一擊。
在洛伊滕會戰中，由于一連串山丘的存在，普魯士軍得以隐蔽迂回至奧地利軍左翼，而之前的科林會戰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在曹恩道夫會戰中，一支1.3萬人的俄軍已經到了戰場以北兩天路程的地方，本來有機會與俄軍大部隊會合。
假如應該從南側大迂回俄軍的馮·卡尼茨将軍（GeneralvonKanitz）縱隊成功渡過愛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話，普魯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會戰。
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腓特烈順利率全軍殺入俄軍側面，但由于地勢易守難攻，他隻得将優勢拱手放棄。
地形問題是他沒有預料到，也不可能預料到的。
在托爾高會戰中，一切都取決于彼此完全隔離的國王部和齊滕部之間的配合；兩軍直到最後關頭才配合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着手理解普魯士國王特殊的了不起之處。
讀了蘭克的《普魯士史》（PreussischeGeschichte），利奧波德·馮·格拉赫将軍（GeneralLeopoldvonGerlach）在1852年的日記（1：791）中寫道腓特烈的&ldquo戰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議，但也有光輝時刻&rdquo。
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議的戰功正是消耗戰略的本質，而19世紀的軍人已經不能理解消耗戰略了。
凡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斷語。
如果一個人認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殲滅戰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錯誤的軌道；這樣一來，除了極少數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個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則貫徹、得出結論并付諸實踐的軟弱者。
隻有将他視為消耗戰略的信徒，我們才能充分認清腓特烈的偉大之處。
如前所見，腓特烈對決戰作用的評價與前人和時人并無不同。
他完全是消耗戰略的心态，但他在軍事生涯的頂點非常靠近決戰一端，因此有人會認為他是殲滅戰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侖的前身。
他們以為這是給腓特烈套上了光環，其實對他大為不利。
腓特烈的國家和軍隊中缺少遵行殲滅戰略原則的若幹必要條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達不到殲滅戰略的要求。
如果我們認為他信奉殲滅戰略，那就沒有用适合他的标準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輝煌時刻的他也會顯得渺小而局限。
他的晚年生涯确實是走下坡路了。
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戰略為基礎來看待的話，我們會看到勃勃生氣與神妙鬼才。
如前所見，消耗戰略的本質裡有一種不可去除的主觀成分；要我說，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比世界軍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統帥都更具主觀性，我相信這樣說是合理的。
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領召開軍事會議，甚至在讓多納伯爵總領對俄作戰時以死相威脅（1758年8月2日信）。
他相信懦弱的一派總會在軍事會議中占據上風。
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勢不明時也要勇于冒險。
軍事會議懦弱正是因為太客觀。
如果可以用藝術來比拟的話，我們會想到十七八世紀是幻想如天馬行空、任由主觀心理馳騁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藝術的時代，古典藝術則局限于客觀的格式。
就此而論，我們不能說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為&ldquo洛可可&rdquo一詞必然會帶有雅緻媚俗的味道，那與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說法更适用于七年戰争期間的法軍統帥們。
對腓特烈來說，上述比拟隻适用于反對一種觀點，即他的将道處處盡顯嚴謹章法。
這麼說吧，他的決策完全出于個人意志，從來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規定。
他本來可以不在1757年大舉入侵波希米亞，而是取守勢，将主動權讓給對手。
他經常有本可以進攻，結果卻沒有進攻的情況，9而在羅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庫諾斯道夫，他本來也可以不主動出擊的。
理論上看，拿破侖的決策當然也可以說是這樣；但從現實角度出發，拿破侖的決策是被一種内在法則決定的，決策的目标是法則的必然邏輯推論。
算計過程中的主觀性越強，決斷的責任就越重，難度就越大。
英雄本人并不認為自己的決斷是理性算計的結果，而視為對命運的、對機會的挑戰，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了。
他的決斷往往會對自己不利。
但如果他真的要通過危險的決斷來彰顯自己的偉岸，那麼他就必須用失敗不移志來證明自己。
我們比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歐根親王就會發現，普魯士國王的統帥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
歐根親王的經曆有一定的&ldquo黏性&rdquo，往往要經過多年才能達到巅峰；腓特烈則在一年内打了四場勝負交替的大戰&mdash&mdash布拉格、科林、羅斯巴赫、洛伊滕&mdash&mdash而且走出敗仗帶給他的聲譽比打勝仗還要大。
毫無疑問，他在布拉格俘虜奧地利全軍的企圖是用力過猛，在科林向兩倍于己的奧軍發起進攻的做法也是極為魯莽。
但這種雖敗猶勝的仗有着超出軍事領域且幾乎獨立于軍事領域的意義，那就是敵方統帥對他的深深敬畏。
他明明經常露出破綻，可敵人為什麼很少抓住有利機會呢？他們是不敢。
他們以為他無所不能。
如果說決勝須謹慎确實是兩極戰略的題中之意的話，這種謹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對手道恩身上已經達到了懦弱的地步，每當他知道自己在與腓特烈本人交手時都是如此。
戰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場體力、智力、精神力的較量。
即便是考察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與法軍交戰的經曆，我們也會注意到，這位腓特烈思想的門徒比敵人優越的地方隻是在戰略上更加大膽，願意承受敵軍回避的風險。
1759年，斐迪南以6.7萬人對10萬人；1760年以8.2萬人對14萬人。
決戰的規模與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對抗俄奧兩國的主戰場，但對戰雙方的區别是一樣的。
以親弟弟亨利王子為首，當時有一批人對國王大加批判，因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們說他的戰争藝術總是以搏殺為要。
吉貝爾認為（1772年）他取勝靠的不是會戰，而是行軍。
10後人則宣稱他的天才之處正在于他是同時代唯一一個認清了會戰的本質并借此為自己赢得優勢的人。
其實，國王後來承認同時代批評他的人是對的。
他宣稱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錯的指揮官；他在最後幾場戰役中放棄了會戰原則；他在記述七年戰争時說道恩的戰法是正确的。
我們也已經看到，七年戰争的勝負不是由會戰結果決定的。
假如腓特烈沒有先後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這四場會戰，他本來更容易在戰争中挺下來。
但這是一種非常膚淺的見解。
這幾場仗确實可以不打，它們的緣起确實不是内在的客觀必然性，而是個人判斷，是統帥的主觀心理。
但羅斯巴赫會戰和洛伊滕會戰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對決定打這兩場仗的統帥看來，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會戰也是必須要打的&mdash&mdash這是主觀的必然性沒錯，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
科林戰敗後，亨利王子用&ldquo法厄同隕落了&rdquo這句話來譏諷他。
假如普魯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國王沒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麼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
但因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僅可以冒險駕車環繞太陽，他也必須這樣做。
假如他不與命運交手，他就不是他了。
盡管從客觀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後采取的穩健防禦戰略更有利，但從内在來看，他不可能在發動七年戰争時就采取這種戰略。
其實他在1757年本來考慮過采取守勢，但當溫特費爾德讓他看到攻勢有可能取得輝煌勝利時，這般燦爛前景便讓他按捺不住了&mdash&mdash事實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
我們必須從這個視角去理解他，也必須從這個視角去解讀對他的種種矛盾評價。
同時代的流俗之見隻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時代的專業人士對他大加鞭撻；後世軍事史家無疑感覺時人的鞭撻是荒謬的，卻被自己的認知引進錯誤的範疇，于是得出了無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腓特烈在七年戰争史著的導言中寫道，他有時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尋求決戰的。
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的觀點恰恰相反，說必然性迫使國王回避會戰。
腓特烈百年之後，普魯士總參謀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詳盡的腓特烈戰史，可他們不再能理解他的戰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經進行了很久，已經有多卷付梓時才發現整套書的根本出發點是錯誤的，難道還有比這更驚人的事嗎？驚人固然是驚人，這卻是事實，甚至并不違反常理。
一門藝術的曆史觀察與實踐狀況常常會有這樣的歧異。
對實踐者來說，曆史研究盡管有價值，但也是危險的，因為曆史研究會讓許多實踐者眼中的絕對律令看起來隻有相對的合理性，而為了在行動中有完全笃定的信念，實踐者必須有這些絕對律令。
隻有精神極為強健之人才能綜合兩者。
因此，我想要用布盧門塔爾元帥（FieldMarshalBlumenthal）的觀點來結束本章。
他當然是殲滅戰略最堅定的擁趸（1870年時，他從一開始就要求在圍攻巴黎的同時大舉進攻法國内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贊同我對腓特烈戰略的看法，還說腓特烈的戰略有複興的可能。
1757年，他對布拉格隻能圍而不攻，因為城中的大軍讓他不可能挖壕逼近城牆。
如今，腓特烈有望用正規攻城手段拿下奧爾米茨。
該計劃相當類似于前一年的計劃，隻是做了因地制宜的妥善調整，而且與前一年一樣，終究在敵方因地制宜的應對之策下失敗了。
與前一年一樣，最初的奇襲取得了成功。
為了彌補洛伊滕會戰中的損失，奧軍與普軍同樣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當腓特烈奪取施韋德尼茨後于4月19日突然離開要塞，5月4日在未遇抵抗的情況下現身奧爾米茨城下時，普奧兩軍都沒有做好準備。
但為了達成奇襲，普軍不僅沒能帶上，甚至都沒有準備好重型攻城器械。
直到過去了兩周多（5月22日），富凱（Fouqué）将重炮和彈藥帶上來時，攻城才正式開始。
普軍在此期間無所作為，因為道恩沒有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匆忙進入會戰，隻是從斯卡利采大營轉移到摩拉維亞邊界，于5月5日占據了利托米什爾（Leitomischl）的一處堅固陣地。
盡管那裡距離奧爾米茨隻有50英裡左右（約80千米），腓特烈從原地隻要兩三天就能趕過去，但他并沒有像現代軍隊自然會做的那樣直撲利托米什爾的奧軍，事實上他也做不到。
道恩的陣地用普魯士戰術攻打似乎難度很大，而且即便道恩覺得陣地不夠牢固，他也可以再退一步，将不得不等待攻城器械到來的普軍引離真正的目标奧爾米茨。
因此，盡管近處就有一支未被擊敗的敵軍，腓特烈還是得嘗試攻城。
他的嘗試失敗了。
有人認為是攻城器械部署過程中出了幾項失誤。
這或許是實情，但不應該過分強調。
大規模軍事行動總會有類似的困難發生，奧軍才是決定性因素。
腓特烈早先攜帶的軍需彈藥不足以展開攻城。
據滕佩爾霍夫（Tempelhof）估計，僅運輸攻城器械30天之用的彈藥車就需要26580匹馬，其餘物資另算。
腓特烈不可能湊齊這麼多馬，因此隻能分批往前線運送補給，同時奧軍主力就在附近，四處派出小股部隊騷擾普軍。
腓特烈本人認為，他之所以被迫于7月1日撤圍，是因為奧軍在奧爾米茨以北14英裡（約22.5千米）的多馬施塔爾（Domstadtl）抓住了普軍的一支大型辎重隊。
事實上，道恩元帥當時已經成功實施了另一次國王尚不知曉的機動，此舉會讓普軍無法奪取奧爾米茨，哪怕他們龐大的運輸隊順利抵達了前線。
攻城戰剛剛打響，已在利托米什爾停留17日的道恩元帥便向前移動到了距離奧爾米茨隻有一天路程的幾處精心選擇的地點，先向東去耶維奇科（Gewitsch），再往南去多布拉米利采（Dobramilitsch）和切利霍維采（Weischowitz）。
國王兵少，無力攻打這些地方。
但就在普軍辎重隊于多馬施塔爾被消滅當天，道恩夜行軍加強行軍在24小時内走了28英裡以上（約45千米），占領了流過奧爾米茨城的莫拉瓦河（March）左岸（即東岸），國王完全沒料到敵軍會有這麼一手。
普軍在這一側的圍城部隊一直很薄弱。
奧軍出現時，普軍不得不完全撤出左岸，過河後甚至把橋都毀了。
33道恩現在就在奧爾米茨邊上，随時可以增援城内，因此普軍不可能發動強攻了。
但腓特烈得知此事前就因為多馬施塔爾的慘重損失而下令并實施撤軍了。
按照現代戰略觀，腓特烈沒有理由不在某處渡過莫拉瓦河，集結兵力攻打道恩。
畢竟，他遲早會找到某個步兵和騎兵單位可以發起進攻的位置。
但我們發現腓特烈甚至不曾考慮過這個想法。
從當時的情況看，會戰勝利帶來的收益與失敗的風險，與預期損失的規模無法相比。
因為他已經損失了龐大的辎重隊，就算打赢了也不能接着攻城或繼續進行摩拉維亞戰役了。
道恩不流一滴血，隻靠精明的行軍機動和陣地選址便挫敗了腓特烈，此舉必得稱贊。
他既沒有讓國王得償所願打會戰，又使其不能繼續攻城。
但正是這種作風，這種讓奧軍統帥通過巧妙機動挫敗普魯士國王的本領，讓他無法利用命運伸長手臂去拿送到他眼前的勝利果實。
腓特烈經波希米亞退往柯尼希格拉茨（Königgrätz）。
他不知道道恩已經到了莫拉瓦河對岸，與他近在咫尺，還分兵兩路，自領一路在前掃除可能出現的攔路奧軍分遣隊，另一路在後保護龐大的辎重隊，由之前負責攻城的基斯元帥統率。
我們今天看當時的總體局勢，會覺得道恩沒有抓住機會全力出擊簡直不可理喻；普軍花了7天時間才走到直線距離37英裡（約60千米）外的斯維塔維（Zwittau），而且已經受到了奧軍分遣隊的嚴重威脅。
我們看不出普軍如何才能逃脫慘敗。
國王與後面的基斯部有整整一天的路程，無力救援。
普軍怕極了奧軍追上來，這從軍中流傳的奧爾米茨守軍指揮官馬沙爾将軍（GeneralMarschall）說的一句話就能看出來，将軍接到追擊撤退普軍的任務時說：&ldquo這些人已經夠不幸了，讓他們平靜地離開吧。
&rdquo34 但戰争講的是風險，道恩打算發揮無險而勝的本領。
這項本領剛剛為他帶來了一次漂亮的勝利。
前一年，兵力占優的他不敢為了解救布拉格而攻擊普軍，而是逼近敵軍，斷其糧道，引誘敵軍出擊，然後在科林大敗之。
這一次連會戰都沒打一場，他應該孤注一擲，冒着普軍及時反應過來、集結兵力迎擊的風險，或者那位能立下不世之功的國王剛注意到奧軍前進便突然轉身，在奧軍再次找到良好防禦陣地前就發起進攻的風險出手嗎？道恩對普魯士國王分兵的做法&mdash&mdash這該說是大膽還是愚蠢呢？&mdash&mdash沒有确切的了解。
對信奉現代戰略的人來說，道恩似乎行為遲鈍，而且如果他有大将之風的話，那麼即便從當時的戰略原則來看，他必然會意識到決定性地擊敗普軍的時機已經到來，須甘冒大險乃至投入全部籌碼出擊。
當然，我們要不厭其煩地說，兩極戰略的本質就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謹慎機動或大膽會戰，但隻有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突然從一端轉向另一端；道恩并非兼通兩道之人，如果他一味進攻的話，那就自求多福吧！這一次在普軍從奧爾米茨撤退時，進攻會讓他大獲全勝&mdash&mdash但4周或6周前，要不是他老成持重，他就會為了解救奧爾米茨而攻擊普軍了。
換句話說，他會正中腓特烈下懷，很可能遭到失敗。
為了正确評價一位統帥，我們不能隻看一次孤立的行動，而必須從整體上考察他的品性，必須合理看待他的那些在一種情況下不利，在另一種情況下又為他帶來成功的品性。
由于奧軍沒有追擊，所以普軍毫發無損地抵達了柯尼希格拉茨，而且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現在占據的陣地大體上就是3個月前奧軍大營的位置。
即便是現在，腓特烈已經把全部辎重翻山送回了西裡西亞，他也願意邀戰道恩，但奧軍總是将陣地設在腓特烈不願冒險攻打的位置。
瑪麗亞·特雷莎寫信給前線統帥說，他現在可以冒險開戰了，有失敗的風險也沒關系，因為普軍正要轉身對付俄軍，奧軍一定要提前削弱普軍。
這句話是多麼震撼，又是多麼獨具雄風啊！為了殺傷敵軍，協助友軍，瑪麗亞·特雷莎願意自己承擔損失，而且可能損失比敵人還要大！有人可能會覺得雙方必然會交手了，因為腓特烈當然同樣渴望會戰，付出巨大代價也在所不惜，以便抽出更多部隊對付俄軍。
但在維也納寫下豪言壯語容易，在敵軍面前做出英勇決斷就難了，而且女皇将道恩譽為通過拖延行動挽救了祖國的當代法比烏斯，還為紀念他而鑄造了印有&ldquoCunctandovincereperge&rdquo字樣（意為&ldquo他發揚了拖延制勝之道&rdquo）的硬币不是沒有道理的。
道恩收到女皇的信後無疑加快了腳步，還研究了普軍的陣地位置，結果卻發現普軍陣地過于堅固。
他也認為其他的一些做法不可取，比如率軍來到野外向普軍挑戰。
對腓特烈來說，時機似乎也不是非常有利。
于是，雙方在柯尼希格拉茨和納霍德之間又兜了将近4周的圈子之後，腓特烈離開了波希米亞，轉身對付俄軍。
柯尼希格拉茨物資吃緊時（普軍逼近時，奧軍将利托米什爾倉庫中剩下的物資付之一炬），國王命令士兵自己收割莊稼，自己給谷物脫粒，自己撿麥穗，然後送去烤爐。
每個團每天都具體規定了上交谷物的數目。
35 對腓特烈來說，波希米亞-摩拉維亞戰役無疑是以戰略失敗告終，而且阿興霍爾茨（Archenholtz）寫道，國王自己的軍官們都認為整場奧爾米茨行動是一個錯誤。
要是他像1757年春天制定的原始方案中那樣按兵不動，帶領主力在勞西茨山區或下西裡西亞等待奧軍或俄軍來到近前的平原地帶，然後再出擊，那豈非再妥當不過？ 既然戰役最終失敗了，那麼說幹脆不打這場仗最好的事後諸葛之論在當時或現在都很容易說出口。
哪怕浪費的資源和直接的傷亡不算太大，36哪怕班師過程的順利彌補了撤圍奧爾米茨對士氣的損害，但要是采取守勢的話，普軍根本不會有傷亡，而且腓特烈在曹恩道夫會戰中的兵力也會更強。
因此，腓特烈不實施摩拉維亞行動确實會更好。
客觀因素就談這些。
但戰略問題從來不是隻靠客觀因素就能解決的。
統帥的主觀認識也必須考慮。
當道恩沒能抓住普軍撤退的機會時，我們的解釋是道恩就是道恩；現在腓特烈也是同理，隻不過方向反了過來。
假如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勝利後按兵不動，等待次年7月再看敵軍來不來，那他就不是腓特烈了。
他看到入侵摩拉維亞有機會取得正面戰果，所以他不可能不去試試運氣。
維也納最高戰争委員會的一份證詞寫道，普魯士國王&ldquo終究會通過機動迫使道恩接受會戰，不管道恩布陣于何處，而我們知道普魯士國王的機動水平一貫高于我軍&rdquo37。
腓特烈難道應該因此從一開始就告訴自己道恩不會被拖入會戰，而且由于奧爾米茨距離普魯士邊境隻有37英裡（約60千米），所以道恩肯定會切斷圍城部隊的補給嗎？畢竟，事情有可能不是這樣發展的，而且普魯士國王有不會放過一個機會的觀念&mdash&mdash事實上，歸根到底正是這個觀念讓哪怕數量優勢巨大的敵人也對他敬而遠之。
正是在這個時候，勞登（Loudon）給朋友寫信說世界上幾乎沒有普魯士國王辦不到的事。
38前面講道恩的時候說過，成功将腓特烈從奧爾米茨調動出來的是道恩，後來不懂得抓住腓特烈退兵時幾乎窮途末路的機會的還是那個道恩；同理，就算勝率渺茫也要發動摩拉維亞戰役的是腓特烈，憑借積極作風給敵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在戰役失敗時幾乎毫發無損的也是那個腓特烈。
1758年8月25日的曹恩道夫會戰也沒有如腓特烈所願一錘定音。
俄軍穩住了陣腳，沿着普軍正面退走，腓特烈卻不敢再次發起進攻。
另外，俄軍盡管放棄了諾伊馬克（Neumark），卻又去圍攻科爾貝格（Kolberg）了。
假如國王沒有發起進攻，而是聽從魯蒂斯将軍（GeneralRuits）的建議，抓住與大軍分開的俄軍辎重隊，那麼國王是有可能成功的。
他在會戰後确實嘗試這樣做了，還說了一句與他的其他言論矛盾的話，&ldquo那比會戰要好&rdquo，但他的嘗試失敗了。
曹恩道夫又打了一場雖無實質成果，卻有士氣方面的好處的會戰：敵軍一直處于害怕遭到攻擊的恐懼中，于是意志陷入了癱瘓。
但當腓特烈過分依賴士氣因素時，道恩卻成功鼓起了勇氣。
1758年10月14日，他在霍基爾希（Hochkirch）向營地選址不慎的腓特烈發起進攻并大敗之。
腓特烈這一次亡羊補牢的辦法也不是打赢另一場會戰，而是精心規劃，快速行軍，令奧地利人無法利用和保住占領西裡西亞、薩克森境内多處要塞的優勢。
1759年 腓特烈在戰争的第四年轉變了戰略，決定采取戰略防禦的方針；他其實在1757年就有過這樣的考慮。
他現在打算留在包括薩克森在内的國境之内，讓敵軍自己過來。
我們知道1757年和1758年的兩場宏大攻勢分别在布拉格和奧爾米茨失敗了，但之後的防守行動都成功了。
腓特烈在1758年底寫了一份備忘錄，說失敗的原因是奧軍防守能力提高了。
據說奧軍已經憑借築營術、行軍戰術和炮火成為防禦大師。
奧軍布陣通常是兩側皆有依憑，周圍由無數火炮支撐，部隊排成三線：一線正面有緩坡，以便最大限度地發揚火力；二線在高處的戰壕中，是戰鬥最激烈的位置，騎兵夾雜其中，隻要來攻的敵人有動搖迹象便立即上前出擊；三線的任務是增援敵軍重點進攻的地段。
火炮放在兩側，就像要塞的布置一樣。
騎兵在開戰前夕發起進攻的做法仍然常見，但在這樣的陣地和炮火面前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可行性。
現在，騎兵一開始會留在手裡，等到最後的緊要關頭和追擊時再投入戰鬥。
腓特烈現在寄希望于奧軍因為要奪取西裡西亞，遲早會被引到平原地帶，從而帶給他翹首企盼的進攻機會。
謹慎的道恩沒有這樣做，于是腓特烈最後不再管他，試圖去攻打諾伊馬克城下的俄軍。
他嘗試了3次：1758年8月25日在曹恩道夫，1759年7月23日在卡伊（Kay），1759年8月12日在庫諾斯道夫（Kunersdorf）。
1758年曹恩道夫會戰的結果已經是不如人意；普軍在之後的卡伊會戰和庫諾斯道夫會戰更是徹底被擊敗。
庫諾斯道夫會戰39 （1759年8月12日） 俄軍和勞頓部布陣于奧得河右岸的法蘭克福城下。
腓特烈自南邊來，從俄軍身邊走過，然後在俄軍陣地以北渡過奧得河。
由于俄軍北邊有低窪地掩護，他又繞了俄軍一圈，以便從東南邊包抄進攻。
普軍計劃純粹從側面進攻，起初取得了很大成效，俄軍戰線似乎注定要被席卷了。
但攻勢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俄軍正面的南側也有多處池塘和溪流掩護，普軍的進攻正面非常狹窄，尤其是1.3萬名騎兵完全無法發揮作用。
為免陣形分散，國王不願意讓左翼繞過正面障礙物進攻。
于是，俄軍一次又一次從沒有受到攻擊的半邊戰線投入有生力量，終于憑借數量優勢打垮了普軍。
克勞塞維茨（10：99）有言&ldquo或許可以說，國王在這裡掉進了他自己挖的斜線陣的陷阱裡&rdquo，總參謀部著作證實了這一點。
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側面進攻比洛伊滕會戰時還要明确，因為普軍将全部兵力展開于俄軍東翼。
兩場會戰中的兵力對比情況大緻相同。
令普軍在洛伊滕取勝，而在庫諾斯道夫落敗的區别有四點：第一，洛伊滕會戰中的奧軍正面非常長，受到攻擊的一翼無法得到未受攻擊的一翼的支援；第二，庫諾斯道夫會戰中的俄軍陣地要有利于防守得多，正面本身和正面前方都是如此；第三，俄軍已經占據陣地8天，修建了工事和鹿角；第四，由于正面有屏障，俄方中軍沒有受到攻擊，因此很容易增援受到攻擊的一翼。
國王因此經常被人批評，尤其是拿破侖，批評他沒有在庫諾斯道夫動用更多兵力，畢全功于一役。
總參謀部著作（10：84）羅列了他沒有那樣做的理由，卻反而模糊了最重要的一點，即這些理由隻有在腓特烈确實且必須依照消耗戰略原則行動的假設下才适用成立。
假如腓特烈願意讓事态發展到暫時放棄薩克森的地步，他本可以在卡伊會戰中派亨利王子率軍支援韋德爾（Wedel）。
假如他願意冒失去一部分西裡西亞的風險，他本可以将富凱調至施冒特采芬（Schmottseifen），這樣在庫諾斯道夫決戰時就能兵力大增。
但總參謀部著作中最不能接受的一點（第85頁）是，它說腓特烈不可能任由局勢發展到讓道恩有可能&ldquo帶着大部隊跟在自己後面&rdquo。
事實上，這句話或許應該整個倒過來。
如果道恩直接尾随腓特烈，他就會離開自己的堅固陣地，最終給普魯士國王送上期盼已久的機會，也就是在野戰中攻擊奧軍。
俄軍無法幹預，因為他們還在奧得河對岸。
這樣一來，局勢便類似于1815年的拿破侖，他當時希望在兩天之内用同一支軍隊先後擊敗普軍和英軍。
但腓特烈不能指望部隊達成這樣的功績。
曹恩道夫會戰前的事件也應當這樣來評判。
普魯士挺過了庫諾斯道夫會戰的失敗 我國考察七年戰争時往往幾乎隻從腓特烈國王的功績和戰略角度出發。
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七年戰争真正的根本問題在于，腓特烈何以能在庫諾斯道夫戰敗後存活下來？這個問題不能用敵人的無能、不團結、&ldquo愚蠢透頂&rdquo挽救了他來解答。
薩爾特科夫（Soltikoff）和道恩絕非行事沒有理由的無能之輩，這些理由值得我們去理解。
腓特烈國王預計敵軍打赢會戰并會師後會發起追擊，攻打并消滅他的軍隊，占領柏林，從而結束戰争。
按照現代人的看法，這大概是理所當然的。
維也納最高戰争委員會也是這樣要求的。
委員會緻信道恩，要他切勿再讓敵軍脫離雙眼與雙手所及的範圍，應奮力追擊并徹底消滅敵軍。
但盡管普軍遭遇慘敗，達成這一任務也絕非易事，更非理所當然。
腓特烈本人的證詞不夠可信。
哪怕他确實相信萬事皆休，希望退位并将最高統帥權交給芬克将軍（GeneralFinck），但那隻是因為他碰巧是一個比諸如拿破侖這類人敏感得多的人，慘敗給他留下的震恐印象不能作為評判局勢和對手行動的客觀準繩。
庫諾斯道夫戰場上的普軍有近5萬人。
盡管會戰當晚國王身邊隻剩下1萬人，但大半部隊其實保全了下來，而損失固然足夠慘重，但也僅限于1.9萬人和火炮。
除了這些人外，國王還有亨利王子和富凱手下的兩支部隊，外面還有幾股小部隊，加起來約有7萬人。
因此，盡管普軍遭受了駭人的失敗和重大的損失，但可用之兵依然有很多，可戰可走。
會戰後敵軍沒有直接發起追擊，于是失散人員在之後幾日裡重新集結于戰場28英裡（約45千米）外的菲爾斯滕瓦爾德（Fürstenwalde）。
這并非稀罕之事，因為我們知道追擊在任何時代都是很難的，在當時的重要性很低，甚至普軍也是如此，而且俄軍和奧軍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也蒙受極大損失（1.7萬人）。
40 如果他們過一段時間再恢複行動，那就必須攻打國王在施普雷河（Spree）後面的陣地，而且國王後面還有勞西茨山中亨利王子的部隊。
鑒于俄奧聯軍有極大的數量優勢，因此攻打無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兩軍統帥同心同德，堅決果斷。
經驗表明，盟友之間極難實施這種合作；不僅是将軍們有不同意見，不同意見的背後更有巨大的利益分歧。
對俄國人來說，針對普魯士國王的戰争隻是一場外交戰，他們沒有任何承受無止境的風險和損失的内在驅動力。
他們不願意為了奧地利人犧牲自己。
而向腓特烈國王發起進攻總是有風險的。
薩爾特科夫有過他再也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總參謀部著作，11：82）、甚至不願意與敵人再有半分瓜葛（總參謀部著作，10：305）的驚人之語。
卡伊和庫諾斯道夫兩場會戰的勝利已經讓俄軍精疲力竭，不再有大舉行動的充沛士氣，而如果俄軍不配合，奧軍本身盡管仍然具有數量優勢，卻還沒有強大到能讓奧軍覺得繼續進攻風險不大的地步。
因此，道恩隻是秉承了個人品性和從一開始拒絕重拳出擊、速戰速決時就設定的原則。
雖然攻打腓特烈國王、攻打亨利王子或進軍柏林的想法得到了反複考慮，但這些冒險行動最終還是被否決了。
奧軍統帥宣稱，就是攻占柏林也不算真正的收獲，因為奧軍在物力耗竭的馬爾克地區沒有冬季營地可駐紮。
因此，兩位統帥同意先等待皇帝軍占領普軍撤出後的薩克森，奪取德累斯頓（事實上也做到了），繼而占領西裡西亞的冬季營地，攫取大捷的果實。
趁庫諾斯道夫大捷之威徹底降服普魯士的想法必須被視為另一種看法的對應物，即腓特烈國王應該将亨利王子的部隊也調來攻打俄軍。
這兩種行動都不符合那個時代的整體狀況與思維框架。
如果我們不要求腓特烈做其中的一件事，那也不能要求道恩做到另一件事。
兩人都沒有做出不可理喻之事；相反，他們是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的，這些原則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被擊敗的不是普魯士全軍，而隻是普魯士的一半軍隊。
聯軍現在利用大捷保住了薩克森和西裡西亞，這已經是相當大的成就了，聯軍可以假定下一場戰役就能迫使普魯士屈服。
計劃無法付諸行動，因為聯軍意見不統一，腓特烈國王則積極大膽地運用僅存的兵力，于是敵軍最後退回了前一年占領的冬季營地，隻保留了德累斯頓一城。
不理解兩極戰略性質的現代理論家通常對機動評價不高。
讓他們研究一下普魯士在霍基爾希會戰失敗後是如何通過機動保全下來的吧，庫諾斯道夫會戰後也一樣。
戰後3周後，局勢發展到了俄奧兩軍真的計劃攻打國王軍殘部和柏林的地步，這時亨利王子沒有從南方背刺聯軍，反而向南而去，遠離聯軍，其目的是攻擊聯軍交通線并奪取聯軍倉庫。
道恩立即折返，放棄了進軍柏林的計劃，俄奧兩軍再次遠遠隔開了。
現在奪取西裡西亞的計劃實施了，奧軍主力正在薩克森。
要想能留在西裡西亞，俄軍至少必須占領格洛高。
但在俄軍抵達這座要塞之前，腓特烈國王已經強行軍趕到了一處讓俄軍必須先攻擊他，然後才能展開圍城的陣地。
盡管俄軍有很大數量優勢（勞頓部還在），但他們無意挑起攻勢，更不用說他們本來在同意征服西裡西亞的整個計劃時就不太情願。
對他們來說，西裡西亞距離他們在維斯圖拉河下遊和東普魯士的基地太遠了。
奧地利人把他們拉到這麼遠的地方主要不是為了議和時獲得西裡西亞，而是因為它對奧軍行動來說距離最近、最方便，後勤也有保障。
但俄國人覺得不僅讓他們長途跋涉，還要讓他們暴露于來自馬爾克和波美拉尼亞的側面攻擊之下，這個要求實在是過分無理。
他們認為前進這麼遠甚至可能丢掉東普魯士。
41因此，薩爾特科夫從來沒有認真對待奧地利提出的圍攻格洛高的建議。
要不是腓特烈國王最後魯莽地派芬克插入奧軍後方，導緻芬克在馬克森（Maxen）投降的話，那麼庫諾斯道夫戰敗的影響肯定就完全消除了。
42 1759年秋，國王懷着最大的真誠反躬自省，他在想自己愛打決戰的傾向是不是正道。
他反思了瑞典國王查理十二的命運，寫下了前文引述過的觀察成果。
他說，查理十二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隻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
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将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别的辦法。
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他接着說沒有智慧的勇氣一無是處，而且從長遠來看，思慮周全的頭腦勝過不假思索的大膽。
因此，他從那時起不再想着與俄軍交手，哪怕是在非常有利的條件下。
他執拗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尋找奧軍破綻，但我們通過細緻考察會發現在戰争的前五年裡，他在洛伊滕會戰後其實隻與奧軍有過一場激戰，那就是托爾高會戰。
之前在列格尼茨（Liegnitz）采取主動的不是他，而是敵軍。
列格尼茨會戰與托爾高會戰 （1760年） 在維也納政府的催促和女皇的命令下，道恩終于決心攻擊普軍了。
奧軍和俄軍分别從兩側進入下西裡西亞，中間現在隻隔着一條奧得河。
腓特烈隻有3萬人，奧軍有9萬人。
7.4萬名俄軍被亨利王子的3.7萬人拖住了。
腓特烈自覺兵少不足以一戰，隻打算繼續機動，保護布雷斯勞和施韋德尼茨兩城不被圍攻，就這樣熬過夏天。
就在這時，奧軍的進攻計劃挽救了他。
在維也納的催促下，道恩構思的方案不隻是進攻戰，更是一場殲滅戰。
奧軍要趁夜三面合圍，一舉打垮國王的軍隊。
普軍自己也在夜裡撲向勞頓指揮的2.4萬人，在清晨時分奧軍主力抵達前将其擊退，于是這一路軍再也不敢繼續按計劃完成行動了。
因此，我們看到認為道恩完全不懂殲滅戰思想的看法是絕對錯誤的。
想打殲滅戰容易，但道恩比譴責他的人更明白，對普魯士國王實施這個方案是非常困難的。
列格尼茨會戰的勝利讓國王擺脫了眼前萬分危急的形勢。
随着這一年走向終點，他再次試圖通過一記重拳扭轉命運，遂于1760年11月3日進攻托爾高陣地中的道恩。
他無論如何都不得不試着從敵人手中奪回薩克森，而且好像是要為自己開脫似的。
他在回憶錄中告訴我們，他必須用這一戰賭普魯士的國運，因為他之前沒能将道恩從托爾高陣地中調動出來。
勝利付出的代價極大，成果卻依然有限，因為奧軍隻後退了3天路程且繼續控制着德累斯頓。
斜線陣的進一步發展 斜線陣可以理解為側翼戰法的一個子類，也就是按照當時的基本戰術，以密集單一戰線實施的側翼戰法。
它隻成功過一次，或者更合理地說，它隻有一次是勝利的充分條件，那就是洛伊滕會戰。
腓特烈在洛伊滕會戰之後隻打過三場大規模陣地戰，兩場是對付俄軍&mdash&mdash1758年的曹恩道夫會戰、1759年的庫諾斯道夫會戰&mdash&mdash還有一場是對付奧軍，即1760年的托爾高會戰。
國王在洛伊滕會戰後發展了自己的戰法，不隻是沿着敵軍正面行進至敵軍一翼發起側面進攻，甚至會整個繞過敵軍側翼從後方進攻，如果敵軍沒有同樣轉向的話。
但由于敵軍轉過來了，所以機動的目的就沒有達到，事實上打成了正面戰。
在曹恩道夫會戰中，雙方甚至這樣來回轉了兩次。
在庫諾斯道夫，俄軍側翼&mdash&mdash我們簡直不知道該叫它左翼或是右翼&mdash&mdash被完全圍住，但由于國王謹守正面必須嚴密的原則，所以一大部分俄軍并未遭到攻擊。
這部分俄軍不斷向遭到攻擊的友軍派出增援，最終磨盡了普軍進攻的銳氣。
在托爾高，腓特烈采用了一種全新的戰法，我們仍可稱之為側翼戰法的發展産物。
他放棄了嚴密的正面，将大軍分為兩路，親率一路沿着半圓形路線包抄位于北側的奧軍右翼，前後夾擊奧軍。
這樣做的難點在于，他不能确保前後兩路同時發起進攻。
他們既不能約定具體時刻，因為包抄行動的用時沒有辦法準确估計，又不能依賴會受到風力和天氣影響的信号。
國王率領的外側縱隊要走的路程不小于18英裡（約29千米），還要途經森林。
不管是國王進攻早了，還是齊滕進攻遲了，兩路沒有在同一時間出擊。
43但仗還是打赢了，因為拉齊（Lascy）指揮的一大批奧軍由于不确定齊滕會從何處進攻，于是一直留在左翼，令右翼孤軍奮戰。
與國王一路交戰已經深深震撼了奧軍，現在齊滕又從另一面攻來，奧軍再也頂不住了。
兩年前（1758年6月23日），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FerdinandofBraunschweig）曾在克雷菲爾德（Crefeld）用完全相同的辦法攻擊法軍，他将部隊分為間隔很大的三路，其中一路是抄敵人的後路。
盡管法軍統帥克萊蒙王子兵力優勢極大，處事卻不夠果斷，沒能親率部隊去迎擊孤立的某一路敵軍。
他甚至在主力沒有真正交手之前就下令撤退了。
44 拿破侖嚴厲批評了克雷菲爾德和托爾高兩場會戰中的分進合擊，說這種做法違背了戰争藝術的所有法則。
孤軍是有可能被打敗的。
他還說托爾高會戰是腓特烈唯一一場沒有顯示出天才的戰鬥。
而我們會發現拿破侖的判斷完全可以反過來看，認為分進合擊恰恰是創造精神，它讓一種已經失去活力的傳統作戰樣式得以回光返照，拿破侖的批評忽略了不同時代戰術的區别。
道恩在托爾高會戰中趁着國王繞路包抄時攻擊齊滕，這确實并非不可能做到，但道恩做出這一決策并迅速實施的概率不如腓特烈放手一搏的概率大。
1761&mdash1762年 盡管在列格尼茨和托爾高打了勝仗，但腓特烈在1761年的處境比庫諾斯道夫會戰和馬克森會戰後還要惡劣。
他無力再戰；他讓部隊躲在野戰工事後面[博萊斯瓦維茨（Bunzelwitz）]，逐漸丢掉了格拉茨（Glatz）、施韋德尼茨和科爾貝格要塞。
誠然，奧軍也到了強弩之末的地步，于是瑪麗亞·特雷莎決定裁軍（1761年12月），她供養不起錢糧了。
每個團裁掉兩個連；軍官半薪解職，在其他連找到空缺職位者除外。
45盡管如此，奧地利依然有信心赢得戰争，而1762年1月5日女沙皇葉卡捷琳娜（CzarinaElizabeth）的駕崩徹底改變了局勢。
俄國不僅退出了與奧地利的同盟，還站到了普魯士一邊。
由于俄國轉換陣營，腓特烈現在具有了數量優勢。
但他不再尋求決戰，而是從一開始就以成功的機動為戰役的基礎。
1761年底，奧軍奪取了施韋德尼茨要塞，并以其為基礎設立了西裡西亞冬季營地。
普軍被推回了布雷斯勞。
國王沒有動用就是山這一側集結的部隊向奧軍發起孤注一擲的進攻，而是派出一大批部隊（1.6萬人）去上西裡西亞，通過包抄行動迫使道恩撤回施韋德尼茨後面。
46 腓特烈試圖将敵軍引出陣地，一開始是通過攻打左翼的一處哨所，但被打退了。
接着他又北出特魯特諾夫山口，入侵并蹂躏了波希米亞。
但道恩沒有被沖昏頭腦；他及時保住了位于布勞瑙（Braunau）的倉庫，同時留守施韋德尼茨。
入侵波希米亞本來很容易招來馬克森會戰那樣的失敗。
于是，腓特烈退出了波希米亞。
這表明他絕不單純是因為實力虛弱和不夠果斷才采取機動戰的。
他将部隊交給維德（Wied）指揮。
維德之前一直在與奧軍左翼周旋。
經過連續3天的夜間行軍，普軍繞過施韋德尼茨後撲向奧軍右翼，出其不意地襲擊了位于比克斯多夫（Burkersdorf）和洛伊特曼斯多夫（Leutmansdorf）兩地的哨所，它們與奧軍主力距離約為2.5英裡（約4千米），負責掩護主力側面。
奇襲取得了成功，盡管路途極為崎岖。
道恩此時不得不遠遁山中，普軍終于能對施韋德尼茨展開圍攻了。
由于圍城戰一直延續到10月9日，所以它标志着戰役的結束。
腓特烈此舉絕沒有背叛自己的原則，而是他認為當時的形勢可以讓他免于風險和成本巨大的會戰，于是便順勢而為。
6年前，他為了奪取薩克森而開戰，如今看來這個目标無論如何是達不成了。
現在的問題隻是維持現狀罷了，不打會戰似乎就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當然，會戰勝利能加快最終的決斷，但經曆了那麼多的腓特烈現在已經很靠近他的戰略中的機動一端了，于是他放棄了在有利條件下打會戰的機會。
他早已放棄了普魯士打仗必須&ldquo短促主動&rdquo的觀念。
1778年 普魯士入侵波希米亞的路線幾乎與88年後（1866年）完全一樣。
腓特烈從西裡西亞出納霍德山口，亨利王子從北面的勞西茨山出發。
1866年，這次向心攻勢引發了柯尼希格拉茨決戰；1778年，列陣于易北河上遊和伊薩爾河（Isar）之後的奧軍讓普軍陷入了僵持。
1866年的奧軍也一度占據了同樣的陣地。
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戰略也随之變化，這從事件的反差中就能看出來。
1866年，普軍能夠發動一場決戰，結束了戰争；戰鬥總共打了7天。
1778年，雙方隻是對峙觀察和小規模推進，普軍3個月後越過波希米亞邊境的山地回去了，還将這場戰役稱作&ldquo馬鈴薯之戰&rdquo，因為它依靠的是采收當時才大規模種植的馬鈴薯。
與1866年一樣，雙方兵力大緻相當。
國王統帥腓特烈留給後人的印象自然主要是，他不得不與兵力優勢巨大的敵人交手，不僅穩住陣腳，還擊敗了對手。
而為了理解他的戰略，我們當然也必須考察那些他與敵軍兵力相當或多于對方的戰役，這些戰役其實是占多數的。
在他的12次戰役中，他有4次（1741年、1742年、1756年、1762年）顯著兵力占優，有三次半（1744年、1745年、1778年和1757年前半段）大緻與敵軍兵力相等，剩下的四次半（1757年後半段、1758年、1759年、1760年、1761年）中敵軍兵力占優。
7 戰略家腓特烈 盡管戰術從文藝複興至腓特烈大帝之間發生了深入乃至地動山搖般的變化，但戰略原則還是原樣。
大縱深的密集步兵方陣變成了窄長的線陣；長矛兵和斧槍兵變成了火槍手；單打獨鬥的騎士變成了緊密團結的騎兵方隊；稀少笨重的大炮變成了數不清的炮組。
但将道在幾百年間保持了同樣的樣貌。
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同樣的情形，見到在同樣的動機下、以同樣的方式做出的決策。
雙方很少直接向敵人撲過去決一勝負；雙方或者自覺較弱的一方常常要尋找難攻不落的陣地；會戰打響或者是因為一方認為時機有利&mdash&mdash比如在敵方修好野戰工事前發起進攻（1620年白山會戰；1704年赫希施泰特會戰），或者是圍攻要塞時。
1512年拉文納會戰、1634年讷德林根會戰、1709年馬爾普拉凱會戰都是由此而起：較強的一方計劃圍攻要塞，對方為了阻撓圍城而在附近占據有利位置，結果遭到攻擊。
科林會戰與上述會戰的區别隻在于圍城軍往外走了一段距離去打援。
反過來的情況也有，援軍攻打兵力更強但忙着圍城的敵軍：1525年帕維亞會戰、1706年都靈會戰。
七年戰争多是圍繞攻城守城展開的，如布拉格、奧爾米茨、德累斯頓、施韋德尼茨、布雷斯勞、屈斯特林（Küstrin）、尼斯、格拉茨、科瑟爾（Kosel）、科爾貝格、格洛高。
查理五世與弗朗索瓦一世之間的争鬥、三十年戰争、路易十四的曆次戰争都是如此。
在做出決策的方式上，古斯塔夫·阿道夫打布賴滕費爾德、呂岑會戰的決定與腓特烈大帝打洛伊滕、托爾高會戰的決定如出一轍。
每一個時期、每一場戰役、每一位統帥的決策都表現出了同樣的個人素質，這是值得深思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呂岑攻擊瓦倫斯坦是不想讓他在薩克森過冬，腓特烈在洛伊滕和托爾高攻擊奧地利人分别是不能允許他們在西裡西亞和薩克森過冬。
盡管形勢有類似之處，但也有相當的差别，因為腓特烈兩次面臨的危險都比瑞典國王大得多。
另一方面，遠征與靈活性為托爾斯滕松的戰略賦予了别具一格的風味，但基本原則與古斯塔夫·阿道夫并無差别。
甚至統帥個人的征戰經曆中都能找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相似點：歐根和腓特烈的最後一場大戰都是損失慘重而戰略價值有限，前者是馬爾普拉凱會戰，後者是托爾高會戰，于是兩人在之後的戰役中再也不主動尋求決戰了。
用一個古已有之的典故來形容，馬爾普拉凱會戰是一場&ldquo皮洛士式的勝利&rdquo，托爾高會戰也好不到哪裡去。
因此，從世界軍事史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提的問題不是腓特烈為什麼在1760年以後如此靠近機動戰一端，而是為什麼明明有偉大統帥的成例在前，他仍然禁不住會戰的激情。
我們已經看到，是普魯士軍隊素質的提升及其戰術機動性最終引發了看似可行的斜線陣思想，同時讓一位天才而大膽的統帥看到了發動決戰的希望。
如果說會戰本身最大的戰術成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指望就此達成和議，但會戰的附帶好處卻非常重要，令統帥無法忽視它們，甚至可以為了這些好處而保存兵力，回避大會戰。
在三十年戰争中，絕大部分可用兵力都被用來把守無數座設防的城池，參加會戰的兵力都很小。
在歐根和馬爾伯勒身上&mdash&mdash腓特烈也一樣&mdash&mdash我們一次又一次見到決戰有兵力缺席的現象，而從理想角度看，這些兵員本來是可以參加決戰的。
腓特烈在1748年的《戰争原理》中闡述了一條原則，說同時受到多面進攻時，&ldquo必須将一個省份犧牲給一方敵人，同時集中全部力量猛攻其他敵人，迫使其參加決戰，用盡全力擊敗之，然後再派兵去打别的敵人。
&rdquo當他預料到的形勢在1756年真正出現時，他卻不願犧牲一個省份，因此也沒能集中全部&ldquo力量&rdquo。
他在《戰争原理》中還說：&ldquo這種戰争必然要求士兵大量行軍，令士卒疲憊，由此會将軍隊毀掉。
而且這種戰争曠日持久，結局不會好看。
&rdquo因此，他隻是在一定程度上應用了後世理論中所說的&ldquo内線作戰&rdquo原則。
盡管他特别看重以會戰決勝負，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真正的殲敵，因此保護本國省份和具體行動中的倉庫對長期戰争的意義并不小于會戰。
因此，當他又一次提到集結全部兵力于一處的理論觀點時，那對他來說隻是絕望中的最後手段，目的是光榮地死去。
1761&mdash1762年冬是形勢危險到極點、外部支援完全斷絕的關頭。
1762年1月9日，在收到女沙皇去世的消息前幾天，他集中兵力的方案說給了弟弟亨利王子聽，亨利答道，集中全部兵力于一處就是将别處的所有省份和倉庫都犧牲給敵人。
國王本人也是同樣的想法，盡管他的基本原則是會戰兵力要盡可能大，但他總是隻用部分兵力打會戰，因為還要有掩護部隊。
假如他不考慮防禦因素的話，那麼他原本可以将更多兵力投入到凱塞爾斯多夫、布拉格、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的戰場上。
在他圍攻奧爾米茨時，俄軍進抵奧得河畔，威脅到了柏林。
亨利王子想率領薩克森的部隊與多納伯爵部會合，與俄軍作戰，奪回莫拉瓦河流域。
但保護薩克森對國王來說太重要了，于是該計劃沒有執行。
同樣的事情一再發生，表明這不是偶然失誤，而是原則問題。
集中全部兵力的做法容易被視為畏途，因為兵力越大，駕馭越困難。
二三十個營一字排開，整齊前進的難度高到無可衡量。
1人們考慮的不是集中盡可能多的兵力，而是應不應該給軍隊規模定一個上限，加大兵力會不會成為最好不要的累贅。
人們會思考最優兵力的大小，也就是一支軍隊正常應該有多少人。
馬基雅維利當年認為是2.5萬人至3萬人。
他說，這麼大的軍隊能夠安居陣地而不至于被迫出戰，因此能夠拖垮兵力更大的軍隊，大軍畢竟不能持久集結。
2蒂雷納隻想指揮兵力不太大（最多兩三萬人），但騎兵占到一半的軍隊。
3類似地，蒙泰庫科利不想指揮3萬人以上的部隊。
&ldquo會戰鬥智多于鬥力，&rdquo他寫道，&ldquo所以人多未必就是好。
&rdquo過分龐大的軍隊是無用的。
4兵力上限後來有所增加。
薩克森元帥說是4萬。
弗萊明（Fleming）寫于1726年的《德意志軍人全說》（DervolkommeneDeutscheSoldat）第260頁寫道：&ldquo一支堅定守紀的四五萬人的軍隊無不可為；說實話，它是有希望征服全世界的。
兵力再多就是贅餘，徒增麻煩和混亂。
&rdquo半個世紀後，吉貝爾（Guibert）将上限加到了7萬。
5甚至到了拿破侖時期，莫羅（Moreau）據說還講過正常兵力是4萬的話，聖西爾元帥（MarshalSt.Cyr）則宣稱統領10萬以上的大軍非人力可為。
6 正常兵力的觀念與集中全部兵力打會戰的原則是南轅北轍的。
不靠兵多的話，會戰怎麼打赢呢？假設雙方的能力和勇氣相當的話？ 克勞塞維茨後來強調的主旨是：最好的戰略是兵力務多，首先是總體兵力，其次是投入決戰的兵力。
傳統兵家絕沒有将其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以至于迪特裡希·馮·比洛（DietrichvonBülow）認為有必要專門論證數量優勢的好處：這從避免被包抄的重要性就能自然得出來。
&ldquo如果一方兵多且懂得如何妥善運用這一優勢，那麼敵軍就算更精銳、更勇敢也是無濟于事。
&rdquo7 由于訓練更精良，作戰更積極，軍國一體的普魯士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優于奧地利；同理，腓特烈的戰略歸根結底也優于道恩。
普魯士軍隊的機動素質更高，步兵開火更快，騎兵沖鋒更猛，炮兵更靈活，行政制度也更可靠&mdash&mdash從5個邊境軍區先後拓展到7個和9個。
這一切都統合于一位身兼統帥之職的國王身上，他既不對更高的權力者負責，也不對高于自己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負責，總能憑借大膽靈活奪取戰略優勢。
我們知道領袖能造成怎樣的奇迹。
但曆史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偶然這個完全盲目的、無法算計的因素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
偶然因素在本卷考察的時代中愈發重要，到腓特烈時代達到了頂點。
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TheodorvonBernhardi）在《腓特烈大帥》（FriedrichderGrossealsFeldherr）取笑了腓特烈同時期那些視決戰為偶然的人。
他認為腓特烈國王與對手，以及他與亨利王子和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這些部下的标志性區别正在于此。
但他忽略了一個事實：腓特烈本人參加會戰時經常稱之為碰運氣，與同時期的所有其他将軍别無二緻。
8這位作者還忽視了偶然因素在18世紀條件下對決策的影響程度比任何時代都大，不管是之前或之後。
為了發揮火器的威力，指揮官們将步兵線列拉得極窄極長。
但窄長的線列非常脆弱，任何地形起伏障礙&mdash&mdash山坡、沼澤、水溝、池塘、樹林&mdash&mdash都能輕易打散擾亂。
此外，它們的側面也是敏感部位。
陣形的縱深越大，士兵轉向側面禦敵就越容易。
陣形越淺，則火力越強，但前進轉向都越難。
因此，會戰勝負主要取決于進攻方能否順利實施包抄，并在良好秩序下将線列推到敵軍陣前。
此外，進攻方必須盡可能做到奇襲，否則敵軍可能會組成新的正面。
這一切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由地形決定，指揮官無法預先準确掌握，通常也不能徹底偵察清楚這個要素。
若要借夜行之便，部隊在黑暗中也難以找到正确方向。
普軍對敵素質優勢的一大基礎就是憑借更大強度的訓練、更優良的紀律，從而更容易克服上述困難。
因此，腓特烈才敢說一旦側面機動成功，3萬人便可擊敗10萬人。
他在索爾和洛伊滕确實以這種方式擊敗了兵力優勢極大的敵軍。
然而，預測前提條件有利或不利到什麼程度是不可能的。
奧軍打輸了霍圖西采會戰隻是因為夜間行軍耽擱了太長時間。
成功的夜間行軍則為普軍帶來了霍亨弗裡德堡的勝利。
在凱塞爾斯多夫會戰中，我們必須承認普軍趕在奧軍抵達前向薩克森軍發起進攻是純粹的運氣好。
在羅布西茨會戰中，奧軍本來其實已經打赢了，隻是布朗沒有乘勝追擊，反而趁夜撤軍，普軍這才免于覆滅。
布拉格會戰時，道恩正在率軍與主力會合的途中。
戰鬥過程中，普埃夫拉（Puebla）率領的先頭部隊已經抵達戰場，這支部隊就在普軍後方7英裡（約11千米）的地方。
部隊有9000人，在這場拉鋸戰中本來可能對普軍發起決定性的一擊。
在洛伊滕會戰中，由于一連串山丘的存在，普魯士軍得以隐蔽迂回至奧地利軍左翼，而之前的科林會戰就沒有這樣的條件。
在曹恩道夫會戰中，一支1.3萬人的俄軍已經到了戰場以北兩天路程的地方，本來有機會與俄軍大部隊會合。
假如應該從南側大迂回俄軍的馮·卡尼茨将軍（GeneralvonKanitz）縱隊成功渡過愛希穆勒河（Eichemühlen-Fliess）的話，普魯士原本有可能打赢卡伊會戰。
在庫諾斯道夫會戰中，腓特烈順利率全軍殺入俄軍側面，但由于地勢易守難攻，他隻得将優勢拱手放棄。
地形問題是他沒有預料到，也不可能預料到的。
在托爾高會戰中，一切都取決于彼此完全隔離的國王部和齊滕部之間的配合；兩軍直到最後關頭才配合上。
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着手理解普魯士國王特殊的了不起之處。
讀了蘭克的《普魯士史》（PreussischeGeschichte），利奧波德·馮·格拉赫将軍（GeneralLeopoldvonGerlach）在1852年的日記（1：791）中寫道腓特烈的&ldquo戰功常常小得不可思議，但也有光輝時刻&rdquo。
格拉赫眼中小得不可思議的戰功正是消耗戰略的本質，而19世紀的軍人已經不能理解消耗戰略了。
凡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腓特烈的人都不免下批判的斷語。
如果一個人認為腓特烈根本上是信奉殲滅戰略，那便踏上了完全錯誤的軌道；這樣一來，除了極少數例外，腓特烈的形象必然是一個走一步看一步、不敢将自己的原則貫徹、得出結論并付諸實踐的軟弱者。
隻有将他視為消耗戰略的信徒，我們才能充分認清腓特烈的偉大之處。
如前所見，腓特烈對決戰作用的評價與前人和時人并無不同。
他完全是消耗戰略的心态，但他在軍事生涯的頂點非常靠近決戰一端，因此有人會認為他是殲滅戰略的代表人物和拿破侖的前身。
他們以為這是給腓特烈套上了光環，其實對他大為不利。
腓特烈的國家和軍隊中缺少遵行殲滅戰略原則的若幹必要條件，他在每一步都必然達不到殲滅戰略的要求。
如果我們認為他信奉殲滅戰略，那就沒有用适合他的标準去衡量他，于是即使最輝煌時刻的他也會顯得渺小而局限。
他的晚年生涯确實是走下坡路了。
但放在正确的框架下，以消耗戰略為基礎來看待的話，我們會看到勃勃生氣與神妙鬼才。
如前所見，消耗戰略的本質裡有一種不可去除的主觀成分；要我說，腓特烈的軍事行動比世界軍事史上的任何一位統帥都更具主觀性，我相信這樣說是合理的。
他一再禁止手下将領召開軍事會議，甚至在讓多納伯爵總領對俄作戰時以死相威脅（1758年8月2日信）。
他相信懦弱的一派總會在軍事會議中占據上風。
但他要求即使在局勢不明時也要勇于冒險。
軍事會議懦弱正是因為太客觀。
如果可以用藝術來比拟的話，我們會想到十七八世紀是幻想如天馬行空、任由主觀心理馳騁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藝術的時代，古典藝術則局限于客觀的格式。
就此而論，我們不能說腓特烈是一位洛可可式的英雄，因為&ldquo洛可可&rdquo一詞必然會帶有雅緻媚俗的味道，那與腓特烈是格格不入的。
這個說法更适用于七年戰争期間的法軍統帥們。
對腓特烈來說，上述比拟隻适用于反對一種觀點，即他的将道處處盡顯嚴謹章法。
這麼說吧，他的決策完全出于個人意志，從來不受自然必然性的規定。
他本來可以不在1757年大舉入侵波希米亞，而是取守勢，将主動權讓給對手。
他經常有本可以進攻，結果卻沒有進攻的情況，9而在羅布西茨、曹恩道夫、卡伊和庫諾斯道夫，他本來也可以不主動出擊的。
理論上看，拿破侖的決策當然也可以說是這樣；但從現實角度出發，拿破侖的決策是被一種内在法則決定的，決策的目标是法則的必然邏輯推論。
算計過程中的主觀性越強，決斷的責任就越重，難度就越大。
英雄本人并不認為自己的決斷是理性算計的結果，而視為對命運的、對機會的挑戰，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了。
他的決斷往往會對自己不利。
但如果他真的要通過危險的決斷來彰顯自己的偉岸，那麼他就必須用失敗不移志來證明自己。
我們比較腓特烈和早他一代的歐根親王就會發現，普魯士國王的統帥生涯要跌宕起伏得多。
歐根親王的經曆有一定的&ldquo黏性&rdquo，往往要經過多年才能達到巅峰；腓特烈則在一年内打了四場勝負交替的大戰&mdash&mdash布拉格、科林、羅斯巴赫、洛伊滕&mdash&mdash而且走出敗仗帶給他的聲譽比打勝仗還要大。
毫無疑問，他在布拉格俘虜奧地利全軍的企圖是用力過猛，在科林向兩倍于己的奧軍發起進攻的做法也是極為魯莽。
但這種雖敗猶勝的仗有着超出軍事領域且幾乎獨立于軍事領域的意義，那就是敵方統帥對他的深深敬畏。
他明明經常露出破綻，可敵人為什麼很少抓住有利機會呢？他們是不敢。
他們以為他無所不能。
如果說決勝須謹慎确實是兩極戰略的題中之意的話，這種謹慎在腓特烈的主要對手道恩身上已經達到了懦弱的地步，每當他知道自己在與腓特烈本人交手時都是如此。
戰争不是下棋，而是一場體力、智力、精神力的較量。
即便是考察不倫瑞克公爵斐迪南與法軍交戰的經曆，我們也會注意到，這位腓特烈思想的門徒比敵人優越的地方隻是在戰略上更加大膽，願意承受敵軍回避的風險。
1759年，斐迪南以6.7萬人對10萬人；1760年以8.2萬人對14萬人。
決戰的規模與血腥程度不及腓特烈對抗俄奧兩國的主戰場，但對戰雙方的區别是一樣的。
以親弟弟亨利王子為首，當時有一批人對國王大加批判，因為他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他們說他的戰争藝術總是以搏殺為要。
吉貝爾認為（1772年）他取勝靠的不是會戰，而是行軍。
10後人則宣稱他的天才之處正在于他是同時代唯一一個認清了會戰的本質并借此為自己赢得優勢的人。
其實，國王後來承認同時代批評他的人是對的。
他宣稱自己的弟弟亨利王子是唯一一名不曾犯錯的指揮官；他在最後幾場戰役中放棄了會戰原則；他在記述七年戰争時說道恩的戰法是正确的。
我們也已經看到，七年戰争的勝負不是由會戰結果決定的。
假如腓特烈沒有先後打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這四場會戰，他本來更容易在戰争中挺下來。
但這是一種非常膚淺的見解。
這幾場仗确實可以不打，它們的緣起确實不是内在的客觀必然性，而是個人判斷，是統帥的主觀心理。
但羅斯巴赫會戰和洛伊滕會戰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對決定打這兩場仗的統帥看來，布拉格、科林、曹恩道夫、庫諾斯道夫會戰也是必須要打的&mdash&mdash這是主觀的必然性沒錯，但也是内在的必然性。
科林戰敗後，亨利王子用&ldquo法厄同隕落了&rdquo這句話來譏諷他。
假如普魯士真的一蹶不振，假如國王沒有找到振作的力量，那麼亨利的比拟就是正确的。
但因為他自身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不僅可以冒險駕車環繞太陽，他也必須這樣做。
假如他不與命運交手，他就不是他了。
盡管從客觀角度看，他在1759年之後采取的穩健防禦戰略更有利，但從内在來看，他不可能在發動七年戰争時就采取這種戰略。
其實他在1757年本來考慮過采取守勢，但當溫特費爾德讓他看到攻勢有可能取得輝煌勝利時，這般燦爛前景便讓他按捺不住了&mdash&mdash事實上，他不可能按捺得住。
我們必須從這個視角去理解他，也必須從這個視角去解讀對他的種種矛盾評價。
同時代的流俗之見隻看到他英雄的一面，于是将他封神；同時代的專業人士對他大加鞭撻；後世軍事史家無疑感覺時人的鞭撻是荒謬的，卻被自己的認知引進錯誤的範疇，于是得出了無法可解的内在矛盾。
腓特烈在七年戰争史著的導言中寫道，他有時是在必然性的逼迫下尋求決戰的。
特奧多爾·馮·伯恩哈迪的觀點恰恰相反，說必然性迫使國王回避會戰。
腓特烈百年之後，普魯士總參謀部推出了一套全面詳盡的腓特烈戰史，可他們不再能理解他的戰略，等到出版工作已經進行了很久，已經有多卷付梓時才發現整套書的根本出發點是錯誤的，難道還有比這更驚人的事嗎？驚人固然是驚人，這卻是事實，甚至并不違反常理。
一門藝術的曆史觀察與實踐狀況常常會有這樣的歧異。
對實踐者來說，曆史研究盡管有價值，但也是危險的，因為曆史研究會讓許多實踐者眼中的絕對律令看起來隻有相對的合理性，而為了在行動中有完全笃定的信念，實踐者必須有這些絕對律令。
隻有精神極為強健之人才能綜合兩者。
因此，我想要用布盧門塔爾元帥（FieldMarshalBlumenthal）的觀點來結束本章。
他當然是殲滅戰略最堅定的擁趸（1870年時，他從一開始就要求在圍攻巴黎的同時大舉進攻法國内地），而他有一次表示贊同我對腓特烈戰略的看法，還說腓特烈的戰略有複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