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常備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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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門&ldquo科學&rdquo。
至于這一點在戰略問題上是否同樣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們會在之後的論述中逐漸知道。
《馬基雅維利》一章中已經寫到，從戰略的本質中引出了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戰略的兩種形态&mdash&mdash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
這個問題必然主宰着一切戰略思想與戰略行動。
凡是戰略，第一條自然原則就是要集結兵力，尋找并擊敗敵軍主力，接着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于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
這種戰争行為的前提是優勢足夠大。
所謂足夠，可能隻是足以赢得第一場大捷，但還不足以占領敵國全境，甚至隻能圍攻敵國首都而已。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雙方旗鼓相當，從一開始就預期隻能取得有限的戰果。
一方可能覺得徹底擊敗敵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盡各種手段疲敝敵方，令敵方最後甯願接受勝利者的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投降條件會比較寬大。
這就是消耗戰略的本質，它的首要問題永遠是要不要尋求有風險和有代價的決戰，戰勝的預期收益是否超過代價。
在殲滅戰略下，統帥的主要任務是殚精竭慮地為自己的部隊創造最好的決戰條件，盡可能取得大勝；而在消耗戰略下，統帥要考慮的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能抓住敵軍的破綻，同時确保本軍、本土、本國國民不受傷害。
他要考慮應不應該圍攻某座要塞、占領某個省份、切斷敵軍補給線、突襲敵方孤軍、離間敵方盟友、為自己争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擊敗敵軍主力的條件和時機是否出現。
因此，會戰在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中都有作用，但區别在于，會戰在殲滅戰略中高于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務于會戰，而在消耗戰略中會戰隻是多種可選手段之一。
大力壓迫敵軍，使其甚至不經一戰便接受我方條件的可能性發展到極緻就是純粹的機動戰略，不流血的戰争。
但如此純粹之又純粹的機動戰略不過是語言遊戲，在世界軍事史上從未真實發生過。
就算一方真想這麼打，他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也這樣想，會不會一直這樣想。
因此，即便統帥想避免流血，決戰的可能性也始終存在，所以消耗戰略完全不等于純粹的機動戰略，而應視為一種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戰争樣式。
消耗戰略的原則是兩極化的，或者說是雙極的。
我們探讨古代戰争時已經了解了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的對立，現在新生的戰争形式一下子把這個問題帶回了前台。
瑞士人走出大山，進入周邊地區時當然隻有一條原則，那就是盡快找到敵人，進攻敵人，擊敗敵人。
但這條原則也可能對其不利。
我們知道，瑞士人總是希望趕快回國，列國君長也總是難以籌措到長期聘用瑞士人的資金。
因此，如果一方堅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進攻，那就有希望在沒有風險、不打會戰的情況下赢得戰役。
1513年，正在圍攻諾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軍逼近的消息時就是這樣想的。
他本來可以趕在援軍和諾瓦拉守軍合流之前迎擊援軍，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率軍離開，四處遊走，企圖避免與瑞士軍接觸，但最後還是被趕上打敗。
然而，經驗很快就表明這種戰場上的勝利永遠不能帶來戰争的勝利。
那麼，打會戰真的符合邏輯嗎？如前所見，以馬基雅維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這個難題上，找不到破解之法。
他本人的邏輯傾向殲滅戰略，但以韋格蒂烏斯的著作為代表的古代文獻推崇消耗戰略。
在現實和理論層面上，消耗戰略一直占上風。
皇帝軍取得的帕維亞大捷具有極大的直接影響；被俘的弗朗索瓦國王被迫接受了《馬德裡和約》中極為苛刻的條件。
但不過幾年光景，此戰的成果固然沒有全部喪失，但主要成果确實是都沒了，于是我們不禁要懷疑這筆投資到底值不值。
1525年的帕維亞會戰是那個軍事史時期的最後一場完整意義上的大決戰。
戰争并未消失，但有的戰役從頭打到尾都沒有一場真正的會戰，即便會戰真發生了也打不出個結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萊會戰。
回避會戰的統帥不難找到敵軍難以接近的陣地，就連兵力優勢相當大的敵軍也不願冒險強攻。
天然屏障之外還有工事加固。
因此，一場戰略攻勢未必總會達到會戰的高潮，而常常将銳氣消磨在單純的搶占空間上，也就是占領某處要地。
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攻取要塞，占據要塞能讓勝利者主宰整片周邊地區，如果簽訂和約時還想拿回它的話，還會給敵軍出一道收複要塞的難題。
依賴戰場上的運氣是兵家大忌，這種思想越是在将領頭腦中根深蒂固，敵軍連勉強湊合的陣地都不會強攻的心理預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
但運氣好的話，靠機動遊走也能達到占地拔點的目标，而隻要戰敗沒有同時導緻丢失大量領土或要塞，敵方在會戰中遭受的直接損失很快就能恢複。
一方甚至可以靠單純維持現狀來接近戰争目的，因為這樣雙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如果對方錢包更快見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
一位瑞士軍事史家在1664年寫道：&ldquo戰争口闊鼻寬，錢花完了，仗就沒得打了。
&rdquo2每一場戰争都會受到經濟因素的強烈影響，因為打仗不能沒有糧草和軍械。
但依靠傭兵的戰争是最極端意義上的經濟戰，因為傭兵組成的軍隊隻有經濟這一根支柱。
因此，從馬基雅維利到腓特烈，誰兜裡有最後一塊錢，誰就是勝利者的說法屢見不鮮。
3但馬基雅維利當年已經把這句話颠倒了過來，說有兵就會有錢。
這兩種說法同樣正确，也同樣錯誤。
如果錢占上風，戰略就會傾向機動；如果兵更重要，戰略則會傾向會戰。
同理，作為達成政治目标的工具，軍隊本身總要面臨風險，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損傷。
殲滅戰略下不需要擔心損傷，因為我們指望的是一戰定乾坤，盡早結束戰争，而且不必懼怕反作用。
但消耗戰略下必須小心地衡量自身損傷。
因為如果一場勝利乃至接連勝利都不能結束戰争，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勝利本身的意義是否抵得過彌補得勝之師損失的花費。
因此，君主在戰争中經常告誡前線統帥不要過分冒險，且不以打勝仗為主要目标，而是&ldquo保全軍隊&rdquo，這是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寫給梅西元帥（FieldMarshalMercy）信裡的說法。
當巴登藩侯路德維希（MargraveLudwigofBaden）魯莽地攻擊土耳其人時，皇帝的大臣們就譴責他浪費兵力，每次戰役都需要配備一支新軍。
尼德蘭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啬，但就連腓特烈大帝也在《戰争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魯士軍隊的卓越素質技能後寫道：&ldquo如果他們為取勝付出的代價不是與敵軍相去不遠的話，這樣一支軍隊足以統治全世界。
&rdquo 這一因素在聯軍作戰中最為緊要。
如果打勝仗的一方已經做出了犧牲，之後或許不得不承認勝利的果實會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勝利者不再有實力來完整保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
在兩端搖擺的戰略下，野戰工事是一項重要的臨時工具。
當然，早在穆爾滕和南錫會戰中，大膽查理就已經用野戰工事來抵禦瑞士軍了。
第一場真正的現代會戰，法國與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響的切利尼奧拉會戰（1503年）是圍繞着西班牙軍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牆和挖好的一道溝展開的。
從那時直到舊制度落幕，野戰工事都發揮着作用，而且常常是決定性作用。
在騎兵再度占據重要地位的胡格諾戰争中，德拉努告訴我們，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溝，以免敵軍從遠處發起突襲。
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樣，他認為凡是駐紮超過一夜的營地必定要修建工事。
勝負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幾個小時抵達戰場，然後建起讓敵軍不敢強攻的野戰工事。
皇帝軍之所以在1620年輸掉白山會戰，就是因為布拉格沒有趕快把必要的鐵鍬送上來。
道恩（Daun）[63]對抗腓特烈大帝時手不離鍬。
腓特烈起初反對野戰工事，因為他的部隊是靠速度對付突襲的，而且他總是喜歡發起進攻，工事隻會是累贅。
他有時甚至會激烈抨擊野戰工事4，他與時人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這是其中一條。
盡管如此，他還是在《戰争原理》第8篇中說：&ldquo我軍會在營地外挖一圈壕溝，就像羅馬人當年那樣。
&rdquo他的用意不過是防止敵軍優良的輕步兵發起夜襲，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
在圍城戰中，國王願意用塹壕來保護後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認為主動出擊，迎戰敵方援軍是更好的辦法。
在最危急的時刻，比如輸掉會戰之後或者敵方有3倍兵力優勢，工事便不得不修。
于是，1761年俄軍與奧軍終于在西裡西亞會師來攻時，腓特烈依靠在本澤爾韋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
七年戰争後，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戰工事，這無疑是根據本澤爾韋茨的經驗。
5 有時，依據戰術工事的堅固程度或戰或不戰的決定不是在前線做出，而是由後方政府裁決，盡管請示上報、信件往來可能會耗費數日數周的時間。
1544年，昂吉安公爵從上意大利派掌營官蒙呂克回巴黎請求國王允許開戰。
蒙呂克頂着大臣的反對拿到了許可。
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萊會戰，卻是有勝無果。
七年戰争中道恩與維也納、俄軍指揮官與聖彼得堡之間也是如此。
1546年的施馬爾卡爾登戰役是機動戰的反面典型，新教諸侯聯盟行動過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無兵的開戰初期。
6但蘭克講過，我們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領主不願做出艱難的最終決定，說在他眼裡，每一處渡口和水溝都太深，每一處沼澤都太寬。
一旦形成了這種戰略态度&mdash&mdash我們知道當時就是如此&mdash&mdash那麼率領一支各懷鬼胎、号令不一的軍隊采取重大行動就是很難的了。
而皇帝即便在占據數量優勢的時候也僅僅滿足于遊走機動，最後取勝靠的也不是戰鬥，而是政略，即通過說服莫裡斯公爵入侵薩克森選侯的領地。
這樣一來，松散的施馬爾卡爾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結軍隊包圍南德意志的能力。
針對這一點，記述此戰始末的阿維拉寫道：7 皇帝從來沒有機會在平等條件下交戰，遑論優勢。
但即便有平等條件，他也不能開戰，因為這樣一場勝利會帶來重大損失，而受損的軍隊是不能讓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勝仗。
8 胡格諾戰争中有極其血腥的會戰，但戰略意義仍然僅相當于小規模戰鬥，因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強盛得多，戰場上旗開得勝，但還是不足以奪取敵方的全部要塞，從而使其屈服。
正是因為這一點，西班牙才用盡辦法也沒能收複反叛的尼德蘭。
三十年戰争戰略的決定因素是錯綜複雜又頻繁變動的政治局勢、為數衆多的要塞城市、與受到影響的廣大地域相比總是居于數量弱勢的軍隊。
古斯塔夫·阿道夫膽略非凡，敢從偏遠小國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籠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這樣一位大權在握、積極主動的英雄人物也隻能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克勞塞維茨稱他為&ldquo慮事周全，明智博學的統帥&rdquo，又在另一段寫道：&ldquo古斯塔夫·阿道夫絕非侵略攻殺的莽夫，他偏愛嚴謹有道的機動戰。
&rdquo直到登陸德意志15個月後，他才發動了布賴滕費爾德會戰。
克勞塞維茨認為瓦倫斯坦&ldquo能量充沛，幾乎不知畏懼為何物&rdquo，&ldquo深得全軍敬畏&rdquo，但他從來沒打過一場攻勢會戰。
托爾斯滕松倒是不斷求戰，但基本戰略上并沒有越出消耗戰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
三十年戰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論，從戰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還帶來了一些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變化。
此戰中有時會集結起極為龐大的軍隊，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萬之衆，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
1631年底瓦倫斯坦回歸時，他手中有3萬至4萬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總兵力是10.2萬人，其中在明斯特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萬。
戰役結束時，他總共還有7.4萬人。
9 盡管如此，真正上陣的兵力很少。
白山會戰中，皇帝與天主教同盟聯軍約有2.8萬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賴滕費爾德有3.9萬人（包括薩克森軍），在呂岑有1.63萬人。
瓦倫斯坦紐倫堡大營并沒有人們常說的5萬至6萬人，隻有2.2萬而已。
10托爾斯滕松的兵力不超過1.5萬至1.6萬人。
大量可用戰鬥員都用來把守衆多要塞城市。
野戰軍中騎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會達到三分之二。
1645年的揚考會戰（Jankau）中，皇帝軍有1萬名騎兵和5000名步兵。
戰區反複變動，從波羅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從維也納乃至錫本布爾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
由于軍隊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補給，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邊都有擁護者提供後勤基地，所以有長途行軍的能力。
因此，戰略态勢總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觀點決定，以至于戰争藝術史著作大可略過具體細節，除非是分析具體會戰，尤其是著名會戰時必須涉及的内容。
路易十四的曆次戰争開啟了一個戰略的新時代，特征是軍隊規模擴大，軍需補給的問題随之而來。
中世紀軍隊人少，自帶糧草不算困難，也可以沿途征收。
反過來看，從行軍距離和相對薄弱的補給手段中也能得出軍隊規模很小的結論。
随着軍隊的擴大，糧草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談起。
11編寫于16世紀30年代并廣泛流傳運用的《軍官手冊》（Aemterbuch）或《戰争條令》（Kriegsordnung）12中寫道，&ldquo後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務&rdquo，接着就是詳細的糧草計算過程。
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的《兵書》（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計算。
根據書中的估算，90801名戰鬥員5天需要面包共490車，熏肉、黃油、鹽、豆、燕麥、大麥共383車，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車。
另有45664匹馬所需的燕麥。
131543年，紐倫堡軍人約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Imhof）從查理五世的軍營中寫信抱怨說諸物皆貴，因為有些士兵攔路搶劫了運輸補給的市民和農夫；隻有肉價便宜，因為牛是強征來的。
14法軍早在1515年就有野戰烤爐了。
15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利安為1620年的波希米亞戰役設立了多處倉庫。
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總計7萬配克（約636立方米或63.6萬升），奧地利要出220輛四馬大車負責運輸。
開姆尼茨的《三十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30jährigenKrieges）一書中充斥着對行動後勤的擔憂。
阿爾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對後勤的重要性。
16 到了路易十四時期，軍隊兵力達到了三十年戰争時期的三四倍。
我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既然兵多了，統帥應該能取得更大的功績，征服更大的土地了。
但如果雙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麼情況會恰恰相反。
大軍是笨重的，不僅是行動遲緩，更因為無法就地取食&mdash&mdash沒有補給就無法生存，除非行動神速&mdash&mdash這就需要一套嚴密的後勤供應體系。
再加上我們前面說過的一點，兵力的擴大導緻進來了許多靠不住的人，這些人隻是因為軍紀和嚴密監視才留在軍中，于是後勤需求的壓力就更大了。
要是讓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會逃跑。
因此，從倉庫有序支取糧草就變得必不可少，但倉庫往往會束縛軍隊的行動。
這一結果又反作用于問題的源頭：依賴倉庫拖累了行軍，于是軍隊更加無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賴倉庫。
據理論家估計，軍隊最多離開倉庫5天路程；路線中間距離部隊兩天路程、距離倉庫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戰烤爐。
野戰烤爐生産的面包隻夠吃9天。
如果有大車往來輸送，裝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話，那麼部隊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時還有一點應對不測的富餘量。
富餘量是必須要有的，因為連日降雨會讓車輛無法上路。
威斯特法倫（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ldquo部隊在看得見倉庫和烤爐的地方開始缺糧。
運面包的車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幾天幾夜的時間，即便是這樣，途中還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貨物。
&rdquo17 在1692年的比利時，盧森堡（Luxemburg）[65]想趕上昂吉安卻做不到，不得不在蘇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時間，因為他的車隊不足以将糧草從蒙斯（Mons）的倉庫運上來。
蒙斯離昂吉安不到18英裡（約29千米），離蘇瓦尼隻有9英裡（約14.5千米）。
1745年，腓特烈大帝說指揮軍隊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
他還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對基斯元帥（FieldMarshalKeith）說：&ldquo荷馬說士兵是面包造就的。
我贊同。
&rdquo 在軍隊規模擴大、内部改制的同時，戰争的舞台也發生了變化。
因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隻有少數城市修得固若金湯，要經過漫長而艱難的圍攻才能奪取，于是，省出來的守軍就被充實到了野戰軍中。
18 查理五世當年從意大利、德意志、尼德蘭出兵，無數次深入法國腹地，三十年戰争依然如此。
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為一連串邊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後，這樣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
腓特烈後來以類似的方式修建了西裡西亞要塞群，目的是保住這片新得的領土。
三十年戰争期間無數次出現類似于腓特烈作戰時的戰略局勢，尤其是當托爾斯滕松擔任瑞典軍統帥的時候。
但托爾斯滕松和他的1.5萬名士兵取得了遠勝于腓特烈的成就。
霍博姆在柏林大學的就職典禮演講中提出并比較了兩人，大有教益，我之後探讨腓特烈的戰略時會加以介紹。
19我們馬上能注意到，區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後繼者們，不管是魏瑪的伯恩哈德、巴納、托爾斯滕松、弗蘭格爾還是卡爾·古斯塔夫，對戰略的本質，尤其是野戰的價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
相反，區别完全源于軍事和政治條件，源于軍隊規模、性質和戰法的不同。
因此，打個比方，發展過程不是從一個機動戰為主的時代逐漸轉向基于決戰的戰略，而是理論與實踐在一個時期偏向一端，在另一個時期偏向另一端。
三十年戰争一直到最後都有激烈的會戰，但路易十四的前兩場戰争都是純粹的機動戰。
唯一真正的會戰，即1674年的塞内夫會戰（Seneffe）是意外發生的，而且一直沒有決出勝負，因為孔代不願意用軍隊去冒險，于是沒有繼續戰鬥。
要不是有這場會戰，1672年至1679年的戰争就隻有圍城、行軍和幾場小型遭遇戰了。
路易十四的第三場戰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現出了緊張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響的會戰是1690年的愛爾蘭博因河（Boyne）會戰。
詹姆斯二世在此戰中被威廉三世擊敗，斯圖亞特家族永遠失去了王位。
1690年的弗勒呂斯（Fleurus）會戰、1692年的斯滕凱爾克（Steenkerken）會戰和1693年的内爾溫登（Neerwinden）會戰雖有大量傷亡，卻沒有任何實際戰果。
1689年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新戰法，即整體有序地摧毀了位于邊境的普法爾茨，目的是阻礙敵軍從這個方向發起進攻，幫助法軍保衛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兩處要塞。
這項措施盡管殘酷，卻仍然沒有達到目的，因為德意志軍圍攻并奪回了美因茨。
1704年，聯軍企圖在巴伐利亞采取同樣的辦法，甚至已經開始實施了。
歐根親王（PrinceEugene）寫道： 因此，分析到最後，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夷平巴伐利亞及周邊所有區域，讓敵軍再也沒有從巴伐利亞或周邊區域繼續作戰的機會。
接下來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
盡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的都靈會戰和拉米伊會戰、1708年的奧德納爾德（Oudenarde）會戰和1709年的馬爾普拉凱會戰這幾場大仗，但戰争的結果不過是讓法國退回原有疆界。
與此同時，瑞典國王查理十二試圖通過連續痛擊敵人來擊敗他們。
波蘭王位繼承戰争（1733&mdash1735）則并不激烈，全程沒有大決戰。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有規模極大的決戰，但隻是偶爾發生，而且在馬爾普拉凱會戰後就絕迹了。
與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場後發生了衆多會戰，于是有人認為腓特烈一掃首鼠兩端的戰略，應視為後來被拿破侖發揮到極緻的殲滅戰略的發現者和創造者。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之後會具體講。
歸根結底，腓特烈之所以頻頻決戰，并不是因為某項特殊的新原則，而隻是大王本人雄才偉略，崇尚大決戰罷了。
但他自認為能夠借以赢得他欲求的會戰，并為了打赢會戰而開發的戰法是斜線陣。
他寫道，若攻敵側面，3萬可破10萬。
普魯士軍隊擁有冠絕全歐的靈活迅捷，于是國王自以為能夠在敵軍來不及防禦的情況下攻其側面，他對前代戰争藝術的改良正在于此。
這不僅将他推向追求會戰的一端，也将七年戰争與之前的有征無戰，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歐根的戰争截然分開。
但是，腓特烈的戰争行為依然在消耗戰略的範圍之内，而且在敵軍通過選擇陣地、修建野戰工事、增加炮兵來應對斜線陣帶來的側面遇襲風險時，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機動戰一端。
即便在他具有質量優勢和局部數量優勢時，腓特烈國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無法乘勝追擊，逼迫敵方簽訂和約，也就是無法采取殲滅戰略。
這些因素在後文中會出現并探讨，此處隻是略談幾點。
首先，他的軍隊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時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險。
他最偉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戰争原理》，開篇就是14條防止士兵逃亡的規則：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骠騎兵巡視；盡可能避免夜間行軍；必須以排為單位行軍；在峽谷中行軍時，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軍官，軍官要立即整隊。
他專門強調不得夜襲。
将單位打散，派到鄉間征收物資是想都不要想了。
腓特烈極少在急行軍期間向沿途居民索要軍資。
另外，行軍不應過遠過難，否則個别人會掉隊，掉隊又會傳染給其他人。
這種軍隊是不可能進行戰略追擊的。
就連直接追趕眼前的敵人都會受到極大限制，因為維持秩序被視為重中之重。
曹恩道夫會戰的作戰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隊從速&ldquo消滅敵軍，繼續有序前進，由第二梯隊負責打掃戰場&rdquo，可還是明令禁止跑步追擊被擊退的敵人，而要&ldquo以有序的步伐跟進&rdquo。
距離更遠的追擊任務基本上隻由小分隊執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敵軍，貼近敵方行軍縱隊和攔截敵軍辎重。
但部隊取勝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攏和集結。
毫無疑問，腓特烈這樣的統帥明白乘勝追擊極為重要，在霍亨弗裡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會戰後尤為重視追擊，但霍亨弗裡德堡會戰後的追擊毫無戰果，洛伊滕會戰後也是效果平庸，盡管負責指揮的是齊滕（Zieten）。
薩克森元帥在《遐思錄》中竟然說：&ldquo除了謹慎行動，取勝之後的其他行動都是好的。
&rdquo但腓特烈更加現實，建議追擊要謹慎，因為反擊太容易出現了。
21他寫道：&ldquo一支軍隊最不适合作戰的時刻莫過于剛剛打了勝仗之後。
人人得意忘形，衆人欣欣然于逃脫了之前面臨的危險境地，沒有人熱衷于馬上再次面對危險。
&rdquo 不可能追擊殲敵這一點反過來又作用于會戰決策本身。
風險無論如何是很大的，損失是慘重的，預期收益卻或多或少因無法追擊而受限。
如果說有人特别擔心反擊，以至于主張給敵人留一條逃跑的金橋的話，那就更加證明考慮當時的狀況，統帥不會輕言會戰有益。
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隻是靜觀其變，便迫使已經來到馬賽近郊的查理五世離開法國，翻越阿爾卑斯山撤軍，結果遭到法國人民的譴責，說他沒有趁皇帝撤退時加以殺傷。
後來，伊奧韋斯問起國王這件事，國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國土傭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則：不僅要給逃跑的敵軍修橋，還要在橋面鋪上金子。
腓特烈不理會這些問題，但即便在他的條件下，戰略攻勢也是短暫的。
他最多隻在一次演習中要進攻敵國首都維也納，但他從沒有把維也納視為作戰目标。
布拉格（距離厄爾士山口55英裡，約88.5千米）和奧爾米茨（距離上西裡西亞邊境37英裡，約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甚至去奧爾米茨以南47英裡（約76千米）的布呂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項極為重大的行動。
1744年，他從布拉格出發去了70英裡（約113千米）外的布德韋斯（Budweis），他後來親口承認那是一次錯誤。
當然，法軍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中遠達林茨和布拉格。
但他們的基地不是法國，而是盟國巴伐利亞。
如果戰略攻勢時間短、推進慢的話，那就很容易主動或被迫轉入守勢。
攻勢與守勢快速交替、彼此交融。
戰略進攻未能一舉強力奪取并保持主動态勢。
22 這一基本狀況最重要的實際影響就是冬季休戰的慣例。
對士兵來說，冬季作戰的條件非常嚴酷。
除了條件艱苦和患病造成的傷亡，還有逃兵增多&mdash&mdash因為傭兵們覺得長官要得太多了。
如果統帥相信将軍事行動堅持到底能迫使敵方議和，那就會願意承受這些損失。
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慮損失是不是大于預期收益了，而且雙方的想法都一樣，軍事行動就逐漸平息下來，各自撤回冬季營地。
雙方會将主力撤回，然後布置崗哨以防備可能的突襲。
事實上，雙方有時會達成在特定時間内停止進攻的協議。
呂岑會戰和洛伊滕會戰的主導因素都是撤回冬季營地。
與洛林公爵查理一樣，瓦倫斯坦以為當年的戰事已經結束，當聽到敵軍逼近的報告時他根本沒有發動會戰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隊在防禦陣地展開（11月6日和12月5日）。
為了争取一定的優勢，戰役有時會延續到12月乃至1月。
新一輪戰役往往到6月才開始，以便在原野裡找到馬吃的青飼料。
實際發生的冬季戰役應視為例外。
23冬季休戰期是部隊全方位休整的時間，尤其是征募兵員，拉壯丁（如果身在敵境，甚至會就地招兵）并進行操練，以便新兵在戰端重開時能補充到各單位。
軍隊裡沒有專門訓練新兵的團；冬季休戰期可以說替代了新兵團的功能，還有能夠将全部合适兵員送上戰場的好處。
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戰争行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統帥最重要的素質之一就是果斷，以此駕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
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又長又細的步兵線列太脆弱了。
在極短時間内，在一瞬間，會戰勝負便決出了。
戰場容不得拖延，為援軍趕來争取時間，改正錯誤，或者在不蒙受慘重損失的情況下脫離接觸。
24統帥從遠處就能盡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見。
戰場上可能藏着會打亂陣形的障礙物&mdash&mdash池塘、沼澤、懸崖&mdash&mdash如此一來，部隊必然會失去秩序，進而敗北。
統帥應該允許會戰展開嗎？決斷是很難的。
我之後會舉例說明。
在腓特烈的時代，即便敵軍露了破綻或提供了有利戰機，利用機會還是有難度，因為線列戰術要求将全體兵員展開為密集隊形，不方便随機應變。
索爾會戰和羅斯巴赫會戰倒是有臨場變陣，但它們恰恰是腓特烈國王之統帥天才與普魯士軍隊之戰術素養的特殊證據。
接下來對16世紀至18世紀的軍事理論做一概覽。
G.杜貝萊在1535年提出，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據優勢，那便不應冒險開戰，而應拖延時間。
拉紮勒斯·施文迪（LazarusSchwendi）（1522&mdash1584）主張主戰務求穩妥，不可過分冒險，哪怕手握勝算。
&ldquo明明可以拖垮敵軍或待其斷糧卻非要打會戰，這是愚蠢的行為。
但若是以寡擊衆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險，試試戰場上的運氣。
&rdquo&ldquo一味防守，敗則損失慘重，勝亦無所得。
&rdquo 西班牙人門多薩于1595年寫道[《戰争藝術》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頁]： 此外，哪怕被逼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也要盡力避免開戰。
不要帶領全軍投入戰鬥。
哪怕打了勝仗，那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因為取勝的代價很大，傷亡者衆。
朝着戰場要謹慎地、緩緩地爬過去，腳裡要像灌了鉛一樣。
1607年，奧蘭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裡斯建議：&ldquo我們行事不應受制于戰場上的意外&hellip&hellip除非極為必要，否則不應進行會戰。
&rdquo25他舉出了坎尼會戰前法比烏斯·馬克西穆斯的做法為依據。
蒂利希《兵書》（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誡道：&ldquo若無萬分必要與十成把握，不應接受會戰，因為會戰勝負難料卻必有損傷，不戰亦無得遠勝于戰而敗損。
&rdquo但他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應該徹底避戰，那就太蠢了。
他說仗在有利的條件下可以打，要先禱告上帝；節氣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濕火藥；要在敵軍疲敝而我軍尚有銳氣時，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機會。
1612年，J.德比永（J.deBillon）在《兵道要綱》（Diefürn-embstenHauptstückeder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頁）中向統帥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統帥在訓導好士兵之前不應率領他們上陣打仗，更好的辦法是疲敵，通過機動和繞圈子壓倒擊敗敵人，而非寄托于戰場上的難測運勢。
會戰兇險，如無絕對必要則不應開戰，等士兵習慣了拼殺和危險，鍛煉成了堅兵，之後方可開戰，因為新兵剛上陣會怕得要死。
1620年的一份小冊子寫道；&ldquo布闊伊伯爵以不願帶着士兵去送死而為人稱道。
&rdquo26 鈕邁爾·馮·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戰争時期的一位高産的軍事學兵學家，他提出了會戰适宜時機的問題。
他列出了55條理由，其中一條是&ldquo别無他法之時&rdquo。
蒙泰庫科利（1609&mdash1681）寫道： 凡是相信不打會戰就能推動戰局、奪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異想天開、引人發笑的。
當然，我知道名将拉紮勒斯·施文迪主張不應該冒會戰的風險，企圖純取守勢，從敵人手中偷來一定的優勢（施文迪其實沒有說得這麼極端！&mdash&mdash德爾布呂克按）。
但如果部下意識到了這一點，那是何其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啊！為上陣搏殺做好準備是絕對必要的。
當然，永遠不要在莽撞無慮的情況下被誘入會戰，更不要被逼入會戰，但應該認清合适的戰機。
人稱拖延者的法比烏斯絕非避戰如虎，而隻是在有勝算時才出戰。
蒙泰庫科利在另一段中寫道（1：328）： 打赢會戰赢得的不隻是一次戰役，更是一大片疆土。
因此，一個人隻要懂得嚴陣出戰，那麼他之前在行軍途中犯的錯誤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會戰無方，那麼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證明了自己，依然不能體面地結束戰争。
蒂雷納曾向孔代建議，與其圍攻和奪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戰中傷敵。
丹尼爾·笛福在《計劃論》（EssayonProjects，1697年，原書引自費舍爾譯德文版，第118頁）中聲稱：&ldquo發現敵人，就地消滅。
&rdquo這在英國内戰時期還被奉為圭臬，現在崇尚的卻是&ldquo如無明顯優勢，絕不要交戰&rdquo。
他說，戰争因此變得曠日持久，結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劍最長的人，而是錢包最厚的人。
巴登藩侯路德維希在1694年戰記中講述了這樣以此行動：&ldquo殿下下定了決心，隻要敵軍求戰，他便奉陪到底。
于是，這份意願讓敵人們明白了他奮戰的決心，絕不讓祖宗之地變成一片廢墟。
&rdquo實際結果是幾次偵察行動。
27 腓特烈大帝極為贊賞弗基埃（1648&mdash1711）的回憶錄，以至于把書發給軍官并命令他們用餐時朗讀給部下聽。
他本人的軍事著作常有與弗基埃類似的内容。
後者寫道： 因為會戰是軍隊的首要任務，往往能決定整場戰争的勝負，至少幾乎總能決定戰役的成敗，所以除非形勢嚴峻到了非戰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開戰理由，否則不應進行會戰。
尋敵求戰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數量和質量的雙重優勢；敵将存在利益和觀點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圍；己方不取得一場勝利就有軍隊瓦解之虞，或者敵方援軍将至；我方作戰已經得利；最後一個理由，我方相信會戰能立即結束整場戰争。
反之，若有下列情況則應避免交戰：取勝得到的益處恐怕不及失敗帶來的害處； 數量或質量方面不是敵軍的對手；己方正在等待援軍；發現敵軍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戰有可能讓敵軍自行瓦解。
西班牙的聖克魯斯伯爵（marquisofSantaCruz）（1687&mdash1732）的兵學巨著《反思錄》（Reflections）中寫到了&ldquo必須尋求會戰的條件&rdquo。
他認為，戰場上能導緻戰敗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門，人數優勢和素質優勢都不能确保勝利。
&ldquo沒有任何事物比會戰結果更加不确定&hellip&hellip如果陣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曉敵我兵力，那就不應該冒險開戰。
&rdquo 歐根親王贊揚了這位理論家，腓特烈也将其奉為&ldquo經典&rdquo兵學家。
皮伊塞居元帥（1654&mdash1743）的《戰争藝術》（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書因編排嚴謹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沒有從根本上探讨會戰的必要時機。
不過，他的論述的一大特點是将蒂雷納和恺撒歸為一類統帥，而沒有注意到兩人戰略的内在差異。
福拉爾（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話：&ldquo古今最偉大的将領從來不算敵人有多少，隻問敵人在何處，直奔而去開戰。
&rdquo28 奧地利元帥克芬許勒伯爵（1683&mdash1744）寫過一本《兵事要略》，書中闡發了&ldquo或戰或否&rdquo的理由。
開戰的理由：（1）有勝算；（2）解救被圍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擊的友軍；（4）要緩解糧草軍需匮乏的問題；（5）不給敵方待援的時間；（6）利用敵人露出的破綻，例如行軍時側面暴露、身處狹谷、分散兵力或其他類似原因。
避戰的理由：（1）戰敗的損失大于戰勝的收獲；（2）敵軍有兵力優勢；（3）己方兵力未聚齊；（4）敵軍占據地利。
注：敵軍常因無人統領或将領失和而自行敗亡。
另一段寫道： 一名統帥若能使敵軍四處移動、折返往複、疲于奔命，然後抓住有利時機，一舉破敵，那便是懂得了戰争藝術的真義。
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論異常清晰地展現了消耗戰略在兩極間搖擺的性質。
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話有時偏向一端，有時偏向另一端。
1745年霍亨弗裡德堡會戰之前，他自稱别無他法才被迫開戰。
在一封寫給薩克森元帥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認1744年之役的失敗是因為自己操之過急，但他說自己已經吸取了教訓，不會再犯了。
&ldquo法比烏斯總能變成漢尼拔，但我不相信漢尼拔能效仿法比烏斯。
&rdquo 他在《戰争原理》（1748年）的《發動會戰的适當時機與方式》（WannundwiemanBataillenliefernsoll）一章中寫道： 會戰決定國運；戰争當然總會迎來決定性的時刻，要麼從戰争的窘境中退出，要麼讓敵人處于類似的窘境，要麼解決不打一仗就永遠不會結束的争吵。
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
一軍之将更不能輕易發動會戰，而沒有要通過會戰達成的重要目标。
因此，會戰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敵軍從你的城池下撤圍，或者将敵軍趕出占領的省份；也可以是進入敵境，或圍攻敵城，最終目的是粉碎不願求和敵人的頑強抵抗，或者懲罰敵人犯下的一個過錯。
當你強行軍至敵軍身後，切斷其與後方兵力的聯系時，或者威脅一座敵方極為看重的城市時，這便會迫使敵軍會戰。
但進行此類機動時務必要特别小心，還要小心不要陷入類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據可以被敵方切斷與倉庫聯系的陣地。
在上述準則以外，我還要加上一條：我國不适合打持久戰，戰争一定要短促主動，因為長期戰争會不經意間損害我軍引以為傲的紀律，會減少我國的人口，消耗我國的資源&hellip&hellip一句話，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猶太公會的原則，一人身死好過全員覆滅。
寫于1750年前後的《戰争藝術》（Artdeguerre）有言（10：268）：&ldquo若無強有力的理由，絕不要參加死者數量駭人的會戰。
&rdquo 腓特烈于1755年寫《兵論總綱》（Penséesetrèglesgénéralespourlaguerre）時無疑意識到了醞釀中的風暴，書中沒有直接建議尋求決戰，反而在關于戰役方案的一篇中說，好的戰役方案能夠憑借&ldquo軍隊戰鬥力、時機或最初占據的位置所确保的&rdquo優勢而決定戰争的結果。
文章接下來說：&ldquo戰争計劃的價值在于讓自己承擔很少的風險，卻将敵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險之下。
&rdquo 1753年，腓特烈為帳下軍官制作了福拉爾長篇著作的節錄本并親自撰寫導言。
他在導言中說，當時可資戰争藝術研究的古典著作隻有寥寥幾本。
&ldquo《恺撒戰記》給出的教導與我們從當代潘都爾戰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動無甚新鮮；隻有恺撒在法薩盧斯會戰中對騎兵的運用是當今将領用得上的内容。
&rdquo這句話似為無稽之談，乍看不知所雲。
但我們試着去理解它就會發現，它是一個清醒務實、不囿于舊說的人做出的反應，是對一種錯誤教條的反對。
如前所見，那個時代的理論家想要将恺撒塞進消耗戰略的套子裡。
腓特烈發現這是不正确的，他通過比較恺撒的教導與潘都爾戰争意識到了問題，但他當然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這樣的反應。
寫于1759年秋的《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BetrachtungenüberdasmilitärischeTalentunddenCharakterKarlsXII）中說道，國王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隻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時，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
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将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别的辦法。
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國王在《七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SiebenjährigenKrieges）導言中說道恩的戰法&ldquo無疑是好的&rdquo，接着又說： &hellip&hellip為将者堅持攻打山中或不規則地形中的敵人是錯誤的。
在情勢的逼迫下，我有時不得不采取這樣極端的行動，但在敵我兵力相當的情況下，為将者可憑借機詐智謀為自己創造一定的優勢，而不必以身犯險。
優勢可以積少成多。
再說了，攻打守備嚴密的陣地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很容易被打退擊敗。
如果取勝付出的代價是1.5萬人到2萬人，軍隊就危急了。
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彌補損失的兵力數目，卻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質。
補充兵員會減少國内人口。
軍隊素質會變差，而且如果戰事連綿不絕，你遲早會發現手下是一幫訓練差、紀律差的農民，你甚至不敢領着他們與敵人照面。
逆境中或可打破規矩，放手一搏，萬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險，正如醫生無藥可用時才會給病人催吐藥。
但除了這種情況，我認為将領都應該注意保存實力，行動必有合理依據，因為少依賴偶然才是戰争中的智者。
5年後（1768年），國王在一篇軍事論文中闡發了同樣的觀點，而且更加強調機動戰略的優勢。
他寫道： 認為野戰與陣地戰同樣危險的看法大錯特錯。
火炮在開闊的平原威力駭人。
如果你進攻時敵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剛開始布置炮位，敵人的炮彈已經打過來了，這可就糟了，此間的差别大極了。
他說，在下一場與奧地利的戰争中，他準備這樣打： 我會首先奪取一大片足供軍需的土地，既養活了自己，又損害了敵人，接下來選擇對我最有利的作戰區域；我會趕在敵軍來到附近之前盡快修築防線。
我會将哨騎派到盡可能遠的地方，偵察四周地形；我會盡快制作所有适合敵軍紮營的區域，以及所有通往這些區域的路線地圖。
這樣一來，我便了解了當地的地理，地圖能讓我明白奧地利人可能紮營的地點中哪些打得下來，哪些打不下來。
我不會挑起大戰，因為奪取一處陣地必定要付出相當代價，也因為當地多山，追擊不可能取得決定性戰果，但我會重點加固自己的營地；我會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戰計劃都要以全殲敵方偏師為目标，因為消滅一路偏師可擾亂敵方全軍。
殲滅1.5萬人遠比擊敗8萬人容易，而且盡管風險小了，成果卻幾乎一樣大。
他說，攻打完備陣地中的敵人就像領着一幫手持木棍的農民去打全副武裝的軍人。
國王在1775年戰役方案（Projetsdecampagne）中寫道：&ldquo永遠不要隻為了擊敗敵人而發動會戰，而應該執行不發動會戰就會受阻的作戰方案。
&rdquo 國王的言論不曾脫離兩端搖擺的消耗戰略框架。
法國大臣舒瓦瑟爾、法國駐奧地利大本營全權代表蒙特澤（Montazet）、奧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一條原則，即主要問題是消滅腓特烈的軍隊。
我們可以将其解讀為殲滅戰略的體現。
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寫給弟弟洛林公子查爾斯（CharlesofLorraine）的信中說：&ldquo我們絕不能想着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滅他的軍隊，因為如果消滅了他的軍隊，各地自然會變成我們的。
&rdquo腓特烈從沒有說過這種話。
恰恰相反，勞埃德将軍和其他人當時确立了一種觀點，認為軍事行動可以像幾何學一樣嚴格，發動戰争可以從頭到尾不打一場會戰。
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這種觀念。
他有時偏向會戰一端，提出普魯士的戰争一定要短促主動，戰争成敗由會戰勝負決定；有時又偏向機動戰一端，将自己打的會戰描述為孤注一擲，說發起會戰是欠缺才智的表現，還建議截擊敵方偏師，不建議打會戰。
但如果有人認為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錯了。
馬基雅維利同時點出了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原則，這裡确實有無法解決的矛盾。
腓特烈則是消耗戰略心态的明白無疑的代表。
消耗戰略的本質裡包含着這樣一種可能性：依據具體形勢，甚至單純因為心情，一個人這時強調或運用一種方法，那時又強調另一種方法。
腓特烈本人常說，他遵循與蒂雷納、孔代、卡蒂納、盧森堡、歐根親王、德紹公子利奧波德這些法國偉大統帥一樣的原則。
29後面還可以加上韋格蒂烏斯以來的所有将軍和軍事理論家，隻有觀點自相矛盾的馬基雅維利除外。
腓特烈與同時期人的理論差異在于，腓特烈在個人軍事生涯的頂峰（1757&mdash1759）比當時的大多數人都更靠近會戰一端。
我們不能說&ldquo所有人&rdquo，因為前面已經看到，有的言論甚至比他還極端。
但從純理論上看，還是更傾向于機動戰略。
薩克森選侯于1752年頒布的條令中寫道：&ldquo會戰是戰争中最重大也最危險的活動。
在沒有堡壘的曠野中輸掉一場會戰可能就會決定戰争的結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風險，更沒有人推崇會戰。
良将的本領是通過機警、穩妥的機動達到戰役的最終目的，同時不涉險境。
&rdquo 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Henry）在國王的催促下侵入法蘭克尼亞，摧毀了皇帝軍的倉庫。
雷措（Retzow）評論道，此次得手&ldquo對國王的價值肯定比打赢一場會戰還要大。
因為如果将軍精幹的話，即使會戰失敗，他依然能在戰後短時間内集結兵力一雪前恥了；而如果糧草盡喪，那便不可能發起重大行動了&rdquo。
從文藝複興到腓特烈大帝的這段時間裡，所有兵種的戰術都在變化，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全新面貌。
大縱深密集方陣變成了窄長線列；像比武賽場上一樣騎着高頭大馬交戰的重裝騎士變成了以襲步進攻的密集騎兵方隊；炮兵的數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
但在這三個世紀裡，戰略基本原則一直沒變。
圭恰迪尼講了1512年拉文納會戰之前，西班牙總督為了掩護羅馬涅諸城免受法軍圍攻、堵截法軍去往羅馬的道路是如何機動的，講了後勤供給在機動過程中的作用，講了會戰是如何引發的，還講了法軍的大捷沒有留下任何長期影響。
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紀或18世紀的某次戰役中。
世界政治格局必須經曆一次深刻而徹底的變化，另一種戰略才會出現。
6 戰略概述及戰例介紹 赫希施泰特會戰1 （1704年8月13日）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爆發時，路易十四具有極大的數量優勢，由此萌生了類似于拿破侖的徹底降服對手的念頭也無可厚非。
他與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埃馬努埃爾（ElectorMaxEmanuelofBavaria）結為盟友，計劃從意大利和德意志集結兵力攻打維也納。
然而，當馬爾伯勒違逆本國政府意願，率領英國與尼德蘭聯軍向多瑙河邁進時，路易十四的對手們最終占據了兵力優勢。
雙方周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盡管聯軍強攻拿下施倫貝格（Schellenberg），借此重創巴伐利亞，得以在多瑙沃特渡過多瑙河，但發動大決戰就要難得多了，因為雙方的統帥權都是割裂的。
一方由馬爾伯勒和巴登藩侯路易（LouisofBaden）共掌帥印，之後歐根親王又帶來了第三支軍隊。
另一方的兩名統帥是埃馬努埃爾選侯和法國元帥馬爾桑（MarshalMarsin），後來塔拉爾（Tallart）又帶來了一支部隊。
法軍與巴伐利亞軍紮營于奧格斯堡城下，陣地固若金湯。
英國與尼德蘭聯軍雖有極大兵力優勢卻無計可施，隻能對巴伐利亞國土進行有組織地蹂躏，逼迫選侯因子民苦難而求和。
選侯不為所動，馬爾伯勒的軍隊最後似乎隻能打道回府了。
為了多取得一些戰果，他決定派出偏師圍攻英戈爾施塔特。
但當法軍與巴伐利亞軍出動反制時，歐根和馬爾伯勒決定抓住眼前的機會，趁敵軍在新陣地建好工事之前予以打擊。
&ldquo我軍身處險境，&rdquo馬爾伯勒寫道，&ldquo隻得采取這樣的強力手段，如果不說是孤注一擲的話。
&rdquo 這句話再明白不過地展示了消耗戰略的本質，因為聯軍隻需要調回圍攻英戈爾施塔特的1.4萬人就能獲得相當大的數量優勢（6.2萬人對4.7萬人）。
有人說他們沒有動用那1.4萬人隻是為了擺脫這支部隊的統帥，與其他兩人關系糟糕的巴登藩侯路易。
這個理由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與圍城部隊初定由路易指揮的事實相矛盾。
在這一時期，我們還會看到更多大股兵力被派去執行次要任務，結果沒趕上決戰的實例。
聯軍隻有微弱的數量優勢，取勝的主要原因是統帥指揮水平高。
法軍和巴伐利亞軍遭到攻擊時大吃一驚，野戰工事尚未完成。
他們的位置并不差，歐根本來想包抄北邊的敵軍左翼，結果過不去，而且他的第一波攻勢被擊退了，假如守軍這時強力轉入反擊，勝算是很大的。
我們從馬拉松會戰時起就知道，沒有哪一種手段能強過時機恰當的防守反攻。
但這對指揮官的要求很高。
至關重要的中軍指揮官是法國元帥塔拉爾，他不僅水平有限，而且掌握不了兩位同僚的部隊，而反攻必須要三人齊出才可以。
他們隻打算打一場防禦戰，無意進攻。
于是，布林德海姆（Blindheim，英語中通稱&ldquoBlenheim&rdquo）和上格勞海姆（Ober-Glauheim）兩個村子有大批兵力把守，沒有預備隊來發動進攻了。
2 在這種情況下，冷靜機敏的馬爾伯勒在第一波進攻被擊退後将部隊換了下來，以極大優勢兵力從兩個村子中間穿過，擊潰敵方中軍，從後方威脅和進攻兩村。
布林德海姆守軍最後被迫投降。
應當注意的是，在施倫貝格與赫希施泰特兩場會戰中，守軍都是在忙着修建野戰工事時遭到進攻的。
都靈會戰3 （1706年9月7日） 法軍圍攻都靈，并派遣一軍前出至阿迪傑河（Etsch）和加爾達湖（LakeGarda）以為屏護。
歐根親王集結了一支兵力略多的軍隊，繞過法軍，迫使其後退，然後帶着3.4萬人以非比尋常的速度（16天走了260千米且途中頻繁與敵軍接戰）撲向波河南岸的都靈城區。
摩德納公爵為他提供了一些補給。
與此同時，由奧爾良公爵統率、本來要在阿迪傑河擊退歐根的法軍也到了，現在雙方兵力大緻相當，都是4萬人左右。
因此，法國人覺得一邊打擊援軍，一邊繼續圍攻都靈力不從心。
于是他們試圖用野戰工事來抵禦援軍，挖了一圈外壕。
援軍從南面來，繞着圍城軍走了一圈，終于在臨陣抱佛腳修建的外壕西北側發現了一處尚未完工的位置。
這裡夾在波河的兩條支流多拉河（Dora）與斯圖拉河（Stura）之間，進攻方投入了3萬人，而該地段的守軍隻有1.2萬人至1.3萬人。
聯軍推進時的縱深不少于5個梯隊，甚至可能有6個梯隊，4步騎各三。
最後，聯軍發現可以包抄法軍陣地右翼，于是走過淺淺的斯圖拉河河床，從後方發起進攻，一舉擊破，令法軍全線崩潰。
都靈守軍此時也殺了出來，消滅了逃跑的敵軍。
被擊敗的是奧爾良公爵部，但拉費伊拉德（LaFeuillade）指揮的圍城軍與眼前的潰兵一樣陷入恐慌，紛紛往法國方向跑，根本無力戰鬥，大部分火炮都丢掉了。
如果拉費伊拉德能從圍城軍中抽出哪怕6000人去支援奧爾良公爵，讓公爵能組織起一支預備隊，那麼奧地利軍大概就達不成進攻目标了。
但拉費伊拉德不相信敵軍真的決定攻打工事防線，反而以為敵軍隻是在機動，目的是切斷圍城軍的補給。
另外，他相信要塞即将陷落，那可是他個人的功勞，于是不願意削弱任何一處的圍城兵力。
然而，年輕的奧爾良公爵的顧問馬爾桑元帥也不敢激烈反對拉費伊拉德。
拉費伊拉德的嶽父是戰争兼财政大臣沙米亞爾（Chamillart），能在宮裡給馬爾桑造成很大麻煩。
法軍就這樣輸了，原因是号令不一，将帥失察，問題甚至比兩年前赫希施泰特會戰時還要嚴重。
反觀對面的兩位統帥，歐根親王與堂弟薩克森公爵配合無間。
歐根親王全無私心，甚至不許在捷報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理論家們從法軍此次戰敗得出的結論是，圍城軍靠外壕抵禦援軍的做法在原則上就是錯的。
通過對戰鬥經過的細緻研究，我們知道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外壕并未受到直接攻擊，而是被包抄了。
面對這種情勢，估計換成德紹公子利奧波德指揮的勇猛普魯士軍隊也無濟于事。
如果外壕守備嚴密，指揮得當，法軍完全有可能取得
至于這一點在戰略問題上是否同樣适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我們會在之後的論述中逐漸知道。
《馬基雅維利》一章中已經寫到，從戰略的本質中引出了一個中心問題，那就是戰略的兩種形态&mdash&mdash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
這個問題必然主宰着一切戰略思想與戰略行動。
凡是戰略，第一條自然原則就是要集結兵力，尋找并擊敗敵軍主力，接着乘勝追擊，直到失敗者屈服于勝利者的意志，接受勝利者的條件，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占領敵國全境。
這種戰争行為的前提是優勢足夠大。
所謂足夠，可能隻是足以赢得第一場大捷，但還不足以占領敵國全境，甚至隻能圍攻敵國首都而已。
另一種可能的情況是雙方旗鼓相當，從一開始就預期隻能取得有限的戰果。
一方可能覺得徹底擊敗敵方的希望不大，不如用盡各種手段疲敝敵方，令敵方最後甯願接受勝利者的條件。
在這種情況下，投降條件會比較寬大。
這就是消耗戰略的本質，它的首要問題永遠是要不要尋求有風險和有代價的決戰，戰勝的預期收益是否超過代價。
在殲滅戰略下，統帥的主要任務是殚精竭慮地為自己的部隊創造最好的決戰條件，盡可能取得大勝；而在消耗戰略下，統帥要考慮的是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能抓住敵軍的破綻，同時确保本軍、本土、本國國民不受傷害。
他要考慮應不應該圍攻某座要塞、占領某個省份、切斷敵軍補給線、突襲敵方孤軍、離間敵方盟友、為自己争取盟友，但最重要的是擊敗敵軍主力的條件和時機是否出現。
因此，會戰在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中都有作用，但區别在于，會戰在殲滅戰略中高于其他手段，其他手段都服務于會戰，而在消耗戰略中會戰隻是多種可選手段之一。
大力壓迫敵軍，使其甚至不經一戰便接受我方條件的可能性發展到極緻就是純粹的機動戰略，不流血的戰争。
但如此純粹之又純粹的機動戰略不過是語言遊戲，在世界軍事史上從未真實發生過。
就算一方真想這麼打，他也不知道對方會不會也這樣想，會不會一直這樣想。
因此，即便統帥想避免流血，決戰的可能性也始終存在，所以消耗戰略完全不等于純粹的機動戰略，而應視為一種具有内在矛盾性的戰争樣式。
消耗戰略的原則是兩極化的，或者說是雙極的。
我們探讨古代戰争時已經了解了殲滅戰略與消耗戰略的對立，現在新生的戰争形式一下子把這個問題帶回了前台。
瑞士人走出大山，進入周邊地區時當然隻有一條原則，那就是盡快找到敵人，進攻敵人，擊敗敵人。
但這條原則也可能對其不利。
我們知道，瑞士人總是希望趕快回國，列國君長也總是難以籌措到長期聘用瑞士人的資金。
因此，如果一方堅守不出，躲避瑞士人的進攻，那就有希望在沒有風險、不打會戰的情況下赢得戰役。
1513年，正在圍攻諾瓦拉的特雷穆耶接到瑞士援軍逼近的消息時就是這樣想的。
他本來可以趕在援軍和諾瓦拉守軍合流之前迎擊援軍，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率軍離開，四處遊走，企圖避免與瑞士軍接觸，但最後還是被趕上打敗。
然而，經驗很快就表明這種戰場上的勝利永遠不能帶來戰争的勝利。
那麼，打會戰真的符合邏輯嗎？如前所見，以馬基雅維利的智慧，他也卡在了這個難題上，找不到破解之法。
他本人的邏輯傾向殲滅戰略，但以韋格蒂烏斯的著作為代表的古代文獻推崇消耗戰略。
在現實和理論層面上，消耗戰略一直占上風。
皇帝軍取得的帕維亞大捷具有極大的直接影響；被俘的弗朗索瓦國王被迫接受了《馬德裡和約》中極為苛刻的條件。
但不過幾年光景，此戰的成果固然沒有全部喪失，但主要成果确實是都沒了，于是我們不禁要懷疑這筆投資到底值不值。
1525年的帕維亞會戰是那個軍事史時期的最後一場完整意義上的大決戰。
戰争并未消失，但有的戰役從頭打到尾都沒有一場真正的會戰，即便會戰真發生了也打不出個結果，比如1544年的切雷索萊會戰。
回避會戰的統帥不難找到敵軍難以接近的陣地，就連兵力優勢相當大的敵軍也不願冒險強攻。
天然屏障之外還有工事加固。
因此，一場戰略攻勢未必總會達到會戰的高潮，而常常将銳氣消磨在單純的搶占空間上，也就是占領某處要地。
最受青睐的目标是攻取要塞，占據要塞能讓勝利者主宰整片周邊地區，如果簽訂和約時還想拿回它的話，還會給敵軍出一道收複要塞的難題。
依賴戰場上的運氣是兵家大忌，這種思想越是在将領頭腦中根深蒂固，敵軍連勉強湊合的陣地都不會強攻的心理預期越是盛行，上述做法便越是可行。
但運氣好的話，靠機動遊走也能達到占地拔點的目标，而隻要戰敗沒有同時導緻丢失大量領土或要塞，敵方在會戰中遭受的直接損失很快就能恢複。
一方甚至可以靠單純維持現狀來接近戰争目的，因為這樣雙方都不得不投入大量資源，如果對方錢包更快見底，便有可能因此屈服。
一位瑞士軍事史家在1664年寫道：&ldquo戰争口闊鼻寬，錢花完了，仗就沒得打了。
&rdquo2每一場戰争都會受到經濟因素的強烈影響，因為打仗不能沒有糧草和軍械。
但依靠傭兵的戰争是最極端意義上的經濟戰，因為傭兵組成的軍隊隻有經濟這一根支柱。
因此，從馬基雅維利到腓特烈，誰兜裡有最後一塊錢，誰就是勝利者的說法屢見不鮮。
3但馬基雅維利當年已經把這句話颠倒了過來，說有兵就會有錢。
這兩種說法同樣正确，也同樣錯誤。
如果錢占上風，戰略就會傾向機動；如果兵更重要，戰略則會傾向會戰。
同理，作為達成政治目标的工具，軍隊本身總要面臨風險，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有或多或少的損傷。
殲滅戰略下不需要擔心損傷，因為我們指望的是一戰定乾坤，盡早結束戰争，而且不必懼怕反作用。
但消耗戰略下必須小心地衡量自身損傷。
因為如果一場勝利乃至接連勝利都不能結束戰争，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勝利本身的意義是否抵得過彌補得勝之師損失的花費。
因此，君主在戰争中經常告誡前線統帥不要過分冒險，且不以打勝仗為主要目标，而是&ldquo保全軍隊&rdquo，這是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寫給梅西元帥（FieldMarshalMercy）信裡的說法。
當巴登藩侯路德維希（MargraveLudwigofBaden）魯莽地攻擊土耳其人時，皇帝的大臣們就譴責他浪費兵力，每次戰役都需要配備一支新軍。
尼德蘭的商人政府用兵尤其吝啬，但就連腓特烈大帝也在《戰争原理》第1篇描述完普魯士軍隊的卓越素質技能後寫道：&ldquo如果他們為取勝付出的代價不是與敵軍相去不遠的話，這樣一支軍隊足以統治全世界。
&rdquo 這一因素在聯軍作戰中最為緊要。
如果打勝仗的一方已經做出了犧牲，之後或許不得不承認勝利的果實會落到盟友而非自己手中，尤其是在勝利者不再有實力來完整保護自身利益的情況下。
在兩端搖擺的戰略下，野戰工事是一項重要的臨時工具。
當然，早在穆爾滕和南錫會戰中，大膽查理就已經用野戰工事來抵禦瑞士軍了。
第一場真正的現代會戰，法國與西班牙在南意大利打響的切利尼奧拉會戰（1503年）是圍繞着西班牙軍在正面匆忙建起的一堵牆和挖好的一道溝展開的。
從那時直到舊制度落幕，野戰工事都發揮着作用，而且常常是決定性作用。
在騎兵再度占據重要地位的胡格諾戰争中，德拉努告訴我們，士兵每天晚上都要挖溝，以免敵軍從遠處發起突襲。
古斯塔夫·阿道夫也一樣，他認為凡是駐紮超過一夜的營地必定要修建工事。
勝負常常就在于一方能不能早幾個小時抵達戰場，然後建起讓敵軍不敢強攻的野戰工事。
皇帝軍之所以在1620年輸掉白山會戰，就是因為布拉格沒有趕快把必要的鐵鍬送上來。
道恩（Daun）[63]對抗腓特烈大帝時手不離鍬。
腓特烈起初反對野戰工事，因為他的部隊是靠速度對付突襲的，而且他總是喜歡發起進攻，工事隻會是累贅。
他有時甚至會激烈抨擊野戰工事4，他與時人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都不同的地方不多，這是其中一條。
盡管如此，他還是在《戰争原理》第8篇中說：&ldquo我軍會在營地外挖一圈壕溝，就像羅馬人當年那樣。
&rdquo他的用意不過是防止敵軍優良的輕步兵發起夜襲，以及防止己方士兵逃亡。
在圍城戰中，國王願意用塹壕來保護後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認為主動出擊，迎戰敵方援軍是更好的辦法。
在最危急的時刻，比如輸掉會戰之後或者敵方有3倍兵力優勢，工事便不得不修。
于是，1761年俄軍與奧軍終于在西裡西亞會師來攻時，腓特烈依靠在本澤爾韋茨（Bunzelwitz）挖壕保全了自己。
七年戰争後，他在著作中一改故态，大力推崇野戰工事，這無疑是根據本澤爾韋茨的經驗。
5 有時，依據戰術工事的堅固程度或戰或不戰的決定不是在前線做出，而是由後方政府裁決，盡管請示上報、信件往來可能會耗費數日數周的時間。
1544年，昂吉安公爵從上意大利派掌營官蒙呂克回巴黎請求國王允許開戰。
蒙呂克頂着大臣的反對拿到了許可。
昂吉安打赢了切雷索萊會戰，卻是有勝無果。
七年戰争中道恩與維也納、俄軍指揮官與聖彼得堡之間也是如此。
1546年的施馬爾卡爾登戰役是機動戰的反面典型，新教諸侯聯盟行動過于怯懦，尤其是皇帝手中無兵的開戰初期。
6但蘭克講過，我們不能指望每次都有沙特林怒斥腓力領主不願做出艱難的最終決定，說在他眼裡，每一處渡口和水溝都太深，每一處沼澤都太寬。
一旦形成了這種戰略态度&mdash&mdash我們知道當時就是如此&mdash&mdash那麼率領一支各懷鬼胎、号令不一的軍隊采取重大行動就是很難的了。
而皇帝即便在占據數量優勢的時候也僅僅滿足于遊走機動，最後取勝靠的也不是戰鬥，而是政略，即通過說服莫裡斯公爵入侵薩克森選侯的領地。
這樣一來，松散的施馬爾卡爾登同盟便失去了集結軍隊包圍南德意志的能力。
針對這一點，記述此戰始末的阿維拉寫道：7 皇帝從來沒有機會在平等條件下交戰，遑論優勢。
但即便有平等條件，他也不能開戰，因為這樣一場勝利會帶來重大損失，而受損的軍隊是不能讓他控制德意志的，尤其是德意志城市的，哪怕他打了勝仗。
8 胡格諾戰争中有極其血腥的會戰，但戰略意義仍然僅相當于小規模戰鬥，因為就算天主教一方兵力強盛得多，戰場上旗開得勝，但還是不足以奪取敵方的全部要塞，從而使其屈服。
正是因為這一點，西班牙才用盡辦法也沒能收複反叛的尼德蘭。
三十年戰争戰略的決定因素是錯綜複雜又頻繁變動的政治局勢、為數衆多的要塞城市、與受到影響的廣大地域相比總是居于數量弱勢的軍隊。
古斯塔夫·阿道夫膽略非凡，敢從偏遠小國瑞典出兵攻打皇帝，籠括德意志全境，但就是這樣一位大權在握、積極主動的英雄人物也隻能步步為營，穩紮穩打。
克勞塞維茨稱他為&ldquo慮事周全，明智博學的統帥&rdquo，又在另一段寫道：&ldquo古斯塔夫·阿道夫絕非侵略攻殺的莽夫，他偏愛嚴謹有道的機動戰。
&rdquo直到登陸德意志15個月後，他才發動了布賴滕費爾德會戰。
克勞塞維茨認為瓦倫斯坦&ldquo能量充沛，幾乎不知畏懼為何物&rdquo，&ldquo深得全軍敬畏&rdquo，但他從來沒打過一場攻勢會戰。
托爾斯滕松倒是不斷求戰，但基本戰略上并沒有越出消耗戰的框架，也不可能越出。
三十年戰争有太多的矛盾悖論，從戰略角度看非常有趣，而且還帶來了一些至今沒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變化。
此戰中有時會集結起極為龐大的軍隊，例如在1627年，皇帝麾下至少有10萬之衆，1630年的兵力也差不多。
1631年底瓦倫斯坦回歸時，他手中有3萬至4萬人，而到了1633年春，他的總兵力是10.2萬人，其中在明斯特貝格（Mün-sterberg）的主力是4.3萬。
戰役結束時，他總共還有7.4萬人。
9 盡管如此，真正上陣的兵力很少。
白山會戰中，皇帝與天主教同盟聯軍約有2.8萬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布賴滕費爾德有3.9萬人（包括薩克森軍），在呂岑有1.63萬人。
瓦倫斯坦紐倫堡大營并沒有人們常說的5萬至6萬人，隻有2.2萬而已。
10托爾斯滕松的兵力不超過1.5萬至1.6萬人。
大量可用戰鬥員都用來把守衆多要塞城市。
野戰軍中騎兵的比例提升到了一半，甚至會達到三分之二。
1645年的揚考會戰（Jankau）中，皇帝軍有1萬名騎兵和5000名步兵。
戰區反複變動，從波羅的海、北海到多瑙河、康斯坦茨湖，從維也納乃至錫本布爾根（Siebenbürgen）[64]到巴黎近郊。
由于軍隊人少，可以沿途就地補給，而且天主教一方和新教一方在南面北邊都有擁護者提供後勤基地，所以有長途行軍的能力。
因此，戰略态勢總是在很大程度上由政治觀點決定，以至于戰争藝術史著作大可略過具體細節，除非是分析具體會戰，尤其是著名會戰時必須涉及的内容。
路易十四的曆次戰争開啟了一個戰略的新時代，特征是軍隊規模擴大，軍需補給的問題随之而來。
中世紀軍隊人少，自帶糧草不算困難，也可以沿途征收。
反過來看，從行軍距離和相對薄弱的補給手段中也能得出軍隊規模很小的結論。
随着軍隊的擴大，糧草問題越來越多地被談起。
11編寫于16世紀30年代并廣泛流傳運用的《軍官手冊》（Aemterbuch）或《戰争條令》（Kriegsordnung）12中寫道，&ldquo後勤是打仗的第一要務&rdquo，接着就是詳細的糧草計算過程。
普魯士公爵阿爾布雷希特的《兵書》（Kriegsbuch）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計算。
根據書中的估算，90801名戰鬥員5天需要面包共490車，熏肉、黃油、鹽、豆、燕麥、大麥共383車，100桶葡萄酒和1000桶啤酒共433車。
另有45664匹馬所需的燕麥。
131543年，紐倫堡軍人約阿希姆·伊姆霍夫（JoachimImhof）從查理五世的軍營中寫信抱怨說諸物皆貴，因為有些士兵攔路搶劫了運輸補給的市民和農夫；隻有肉價便宜，因為牛是強征來的。
14法軍早在1515年就有野戰烤爐了。
15巴伐利亞公爵馬克西米利安為1620年的波希米亞戰役設立了多處倉庫。
他在林茨（Linz）征收了300桶面粉，總計7萬配克（約636立方米或63.6萬升），奧地利要出220輛四馬大車負責運輸。
開姆尼茨的《三十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30jährigenKrieges）一書中充斥着對行動後勤的擔憂。
阿爾布雷希特公爵指出了水道對後勤的重要性。
16 到了路易十四時期，軍隊兵力達到了三十年戰争時期的三四倍。
我們一開始可能會覺得，既然兵多了，統帥應該能取得更大的功績，征服更大的土地了。
但如果雙方的兵力同等增加，那麼情況會恰恰相反。
大軍是笨重的，不僅是行動遲緩，更因為無法就地取食&mdash&mdash沒有補給就無法生存，除非行動神速&mdash&mdash這就需要一套嚴密的後勤供應體系。
再加上我們前面說過的一點，兵力的擴大導緻進來了許多靠不住的人，這些人隻是因為軍紀和嚴密監視才留在軍中，于是後勤需求的壓力就更大了。
要是讓這些人就地取食，一大半都會逃跑。
因此，從倉庫有序支取糧草就變得必不可少，但倉庫往往會束縛軍隊的行動。
這一結果又反作用于問題的源頭：依賴倉庫拖累了行軍，于是軍隊更加無法就地取食，更加依賴倉庫。
據理論家估計，軍隊最多離開倉庫5天路程；路線中間距離部隊兩天路程、距離倉庫3天路程的地方要布置野戰烤爐。
野戰烤爐生産的面包隻夠吃9天。
如果有大車往來輸送，裝卸休整需要一天的話，那麼部隊每隔5天就能吃上一次新面包，同時還有一點應對不測的富餘量。
富餘量是必須要有的，因為連日降雨會讓車輛無法上路。
威斯特法倫（Westphalen）描述了1758年雨季的情形：&ldquo部隊在看得見倉庫和烤爐的地方開始缺糧。
運面包的車不到5千米的路就要走幾天幾夜的時間，即便是這樣，途中還不得不丢掉一半的貨物。
&rdquo17 在1692年的比利時，盧森堡（Luxemburg）[65]想趕上昂吉安卻做不到，不得不在蘇瓦尼（Soignies）停留了3周時間，因為他的車隊不足以将糧草從蒙斯（Mons）的倉庫運上來。
蒙斯離昂吉安不到18英裡（約29千米），離蘇瓦尼隻有9英裡（約14.5千米）。
1745年，腓特烈大帝說指揮軍隊的不是他，而是面粉和草料。
他還有一次（1757年8月8日）對基斯元帥（FieldMarshalKeith）說：&ldquo荷馬說士兵是面包造就的。
我贊同。
&rdquo 在軍隊規模擴大、内部改制的同時，戰争的舞台也發生了變化。
因為大部分城市拆除了工事，隻有少數城市修得固若金湯，要經過漫長而艱難的圍攻才能奪取，于是，省出來的守軍就被充實到了野戰軍中。
18 查理五世當年從意大利、德意志、尼德蘭出兵，無數次深入法國腹地，三十年戰争依然如此。
但在路易十四任用沃邦（Vauban）重新為一連串邊境城市修建了工事之後，這樣的入侵便不再可能了。
腓特烈後來以類似的方式修建了西裡西亞要塞群，目的是保住這片新得的領土。
三十年戰争期間無數次出現類似于腓特烈作戰時的戰略局勢，尤其是當托爾斯滕松擔任瑞典軍統帥的時候。
但托爾斯滕松和他的1.5萬名士兵取得了遠勝于腓特烈的成就。
霍博姆在柏林大學的就職典禮演講中提出并比較了兩人，大有教益，我之後探讨腓特烈的戰略時會加以介紹。
19我們馬上能注意到，區别不在于古斯塔夫·阿道夫和他的後繼者們，不管是魏瑪的伯恩哈德、巴納、托爾斯滕松、弗蘭格爾還是卡爾·古斯塔夫，對戰略的本質，尤其是野戰的價值和重要性有着不同于腓特烈的理解。
相反，區别完全源于軍事和政治條件，源于軍隊規模、性質和戰法的不同。
因此，打個比方，發展過程不是從一個機動戰為主的時代逐漸轉向基于決戰的戰略，而是理論與實踐在一個時期偏向一端，在另一個時期偏向另一端。
三十年戰争一直到最後都有激烈的會戰，但路易十四的前兩場戰争都是純粹的機動戰。
唯一真正的會戰，即1674年的塞内夫會戰（Seneffe）是意外發生的，而且一直沒有決出勝負，因為孔代不願意用軍隊去冒險，于是沒有繼續戰鬥。
要不是有這場會戰，1672年至1679年的戰争就隻有圍城、行軍和幾場小型遭遇戰了。
路易十四的第三場戰争（1688年至1697年）再次表現出了緊張和激情，但唯一有重要影響的會戰是1690年的愛爾蘭博因河（Boyne）會戰。
詹姆斯二世在此戰中被威廉三世擊敗，斯圖亞特家族永遠失去了王位。
1690年的弗勒呂斯（Fleurus）會戰、1692年的斯滕凱爾克（Steenkerken）會戰和1693年的内爾溫登（Neerwinden）會戰雖有大量傷亡，卻沒有任何實際戰果。
1689年出現了一種可怕的新戰法，即整體有序地摧毀了位于邊境的普法爾茨，目的是阻礙敵軍從這個方向發起進攻，幫助法軍保衛其有意守住的美因茨和菲利普斯堡兩處要塞。
這項措施盡管殘酷，卻仍然沒有達到目的，因為德意志軍圍攻并奪回了美因茨。
1704年，聯軍企圖在巴伐利亞采取同樣的辦法，甚至已經開始實施了。
歐根親王（PrinceEugene）寫道： 因此，分析到最後，我認為唯一的辦法就是徹底夷平巴伐利亞及周邊所有區域，讓敵軍再也沒有從巴伐利亞或周邊區域繼續作戰的機會。
接下來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
盡管有1704年的赫希施泰特會戰、1706年的都靈會戰和拉米伊會戰、1708年的奧德納爾德（Oudenarde）會戰和1709年的馬爾普拉凱會戰這幾場大仗，但戰争的結果不過是讓法國退回原有疆界。
與此同時，瑞典國王查理十二試圖通過連續痛擊敵人來擊敗他們。
波蘭王位繼承戰争（1733&mdash1735）則并不激烈，全程沒有大決戰。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有規模極大的決戰，但隻是偶爾發生，而且在馬爾普拉凱會戰後就絕迹了。
與此相比，腓特烈大帝登場後發生了衆多會戰，于是有人認為腓特烈一掃首鼠兩端的戰略，應視為後來被拿破侖發揮到極緻的殲滅戰略的發現者和創造者。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之後會具體講。
歸根結底，腓特烈之所以頻頻決戰，并不是因為某項特殊的新原則，而隻是大王本人雄才偉略，崇尚大決戰罷了。
但他自認為能夠借以赢得他欲求的會戰，并為了打赢會戰而開發的戰法是斜線陣。
他寫道，若攻敵側面，3萬可破10萬。
普魯士軍隊擁有冠絕全歐的靈活迅捷，于是國王自以為能夠在敵軍來不及防禦的情況下攻其側面，他對前代戰争藝術的改良正在于此。
這不僅将他推向追求會戰的一端，也将七年戰争與之前的有征無戰，乃至于古斯塔夫·阿道夫、馬爾伯勒、歐根的戰争截然分開。
但是，腓特烈的戰争行為依然在消耗戰略的範圍之内，而且在敵軍通過選擇陣地、修建野戰工事、增加炮兵來應對斜線陣帶來的側面遇襲風險時，他甚至比以往更加偏向機動戰一端。
即便在他具有質量優勢和局部數量優勢時，腓特烈國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掣肘，使他無法乘勝追擊，逼迫敵方簽訂和約，也就是無法采取殲滅戰略。
這些因素在後文中會出現并探讨，此處隻是略談幾點。
首先，他的軍隊中有大量不可靠分子，因此他不得不時刻注意士兵逃亡的危險。
他最偉大的著作是1748年面世的《戰争原理》，開篇就是14條防止士兵逃亡的規則：不得在森林旁邊紮營；在森林中行軍時，步兵身旁必須要有骠騎兵巡視；盡可能避免夜間行軍；必須以排為單位行軍；在峽谷中行軍時，入口和出口都要布置軍官，軍官要立即整隊。
他專門強調不得夜襲。
将單位打散，派到鄉間征收物資是想都不要想了。
腓特烈極少在急行軍期間向沿途居民索要軍資。
另外，行軍不應過遠過難，否則個别人會掉隊，掉隊又會傳染給其他人。
這種軍隊是不可能進行戰略追擊的。
就連直接追趕眼前的敵人都會受到極大限制，因為維持秩序被視為重中之重。
曹恩道夫會戰的作戰指令20中明确要求第一梯隊從速&ldquo消滅敵軍，繼續有序前進，由第二梯隊負責打掃戰場&rdquo，可還是明令禁止跑步追擊被擊退的敵人，而要&ldquo以有序的步伐跟進&rdquo。
距離更遠的追擊任務基本上隻由小分隊執行，目的是尾随撤退的敵軍，貼近敵方行軍縱隊和攔截敵軍辎重。
但部隊取勝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收攏和集結。
毫無疑問，腓特烈這樣的統帥明白乘勝追擊極為重要，在霍亨弗裡德堡（Hohenfriedberg）和洛伊滕會戰後尤為重視追擊，但霍亨弗裡德堡會戰後的追擊毫無戰果，洛伊滕會戰後也是效果平庸，盡管負責指揮的是齊滕（Zieten）。
薩克森元帥在《遐思錄》中竟然說：&ldquo除了謹慎行動，取勝之後的其他行動都是好的。
&rdquo但腓特烈更加現實，建議追擊要謹慎，因為反擊太容易出現了。
21他寫道：&ldquo一支軍隊最不适合作戰的時刻莫過于剛剛打了勝仗之後。
人人得意忘形，衆人欣欣然于逃脫了之前面臨的危險境地，沒有人熱衷于馬上再次面對危險。
&rdquo 不可能追擊殲敵這一點反過來又作用于會戰決策本身。
風險無論如何是很大的，損失是慘重的，預期收益卻或多或少因無法追擊而受限。
如果說有人特别擔心反擊，以至于主張給敵人留一條逃跑的金橋的話，那就更加證明考慮當時的狀況，統帥不會輕言會戰有益。
1536年，弗朗索瓦一世隻是靜觀其變，便迫使已經來到馬賽近郊的查理五世離開法國，翻越阿爾卑斯山撤軍，結果遭到法國人民的譴責，說他沒有趁皇帝撤退時加以殺傷。
後來，伊奧韋斯問起國王這件事，國王答道他不完全信任手下的國土傭仆，而且他是遵行古人的原則：不僅要給逃跑的敵軍修橋，還要在橋面鋪上金子。
腓特烈不理會這些問題，但即便在他的條件下，戰略攻勢也是短暫的。
他最多隻在一次演習中要進攻敵國首都維也納，但他從沒有把維也納視為作戰目标。
布拉格（距離厄爾士山口55英裡，約88.5千米）和奧爾米茨（距離上西裡西亞邊境37英裡，約60千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
甚至去奧爾米茨以南47英裡（約76千米）的布呂恩（Brünn）似乎都是一項極為重大的行動。
1744年，他從布拉格出發去了70英裡（約113千米）外的布德韋斯（Budweis），他後來親口承認那是一次錯誤。
當然，法軍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中遠達林茨和布拉格。
但他們的基地不是法國，而是盟國巴伐利亞。
如果戰略攻勢時間短、推進慢的話，那就很容易主動或被迫轉入守勢。
攻勢與守勢快速交替、彼此交融。
戰略進攻未能一舉強力奪取并保持主動态勢。
22 這一基本狀況最重要的實際影響就是冬季休戰的慣例。
對士兵來說，冬季作戰的條件非常嚴酷。
除了條件艱苦和患病造成的傷亡，還有逃兵增多&mdash&mdash因為傭兵們覺得長官要得太多了。
如果統帥相信将軍事行動堅持到底能迫使敵方議和，那就會願意承受這些損失。
但如果指望不上，他就要考慮損失是不是大于預期收益了，而且雙方的想法都一樣，軍事行動就逐漸平息下來，各自撤回冬季營地。
雙方會将主力撤回，然後布置崗哨以防備可能的突襲。
事實上，雙方有時會達成在特定時間内停止進攻的協議。
呂岑會戰和洛伊滕會戰的主導因素都是撤回冬季營地。
與洛林公爵查理一樣，瓦倫斯坦以為當年的戰事已經結束，當聽到敵軍逼近的報告時他根本沒有發動會戰的想法，于是命令部隊在防禦陣地展開（11月6日和12月5日）。
為了争取一定的優勢，戰役有時會延續到12月乃至1月。
新一輪戰役往往到6月才開始，以便在原野裡找到馬吃的青飼料。
實際發生的冬季戰役應視為例外。
23冬季休戰期是部隊全方位休整的時間，尤其是征募兵員，拉壯丁（如果身在敵境，甚至會就地招兵）并進行操練，以便新兵在戰端重開時能補充到各單位。
軍隊裡沒有專門訓練新兵的團；冬季休戰期可以說替代了新兵團的功能，還有能夠将全部合适兵員送上戰場的好處。
意外和偶然在所有戰争行為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統帥最重要的素質之一就是果斷，以此駕馭晦暗不明的不确定性。
這一因素在腓特烈的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又長又細的步兵線列太脆弱了。
在極短時間内，在一瞬間，會戰勝負便決出了。
戰場容不得拖延，為援軍趕來争取時間，改正錯誤，或者在不蒙受慘重損失的情況下脫離接觸。
24統帥從遠處就能盡收眼底的地形很少見。
戰場上可能藏着會打亂陣形的障礙物&mdash&mdash池塘、沼澤、懸崖&mdash&mdash如此一來，部隊必然會失去秩序，進而敗北。
統帥應該允許會戰展開嗎？決斷是很難的。
我之後會舉例說明。
在腓特烈的時代，即便敵軍露了破綻或提供了有利戰機，利用機會還是有難度，因為線列戰術要求将全體兵員展開為密集隊形，不方便随機應變。
索爾會戰和羅斯巴赫會戰倒是有臨場變陣，但它們恰恰是腓特烈國王之統帥天才與普魯士軍隊之戰術素養的特殊證據。
接下來對16世紀至18世紀的軍事理論做一概覽。
G.杜貝萊在1535年提出，為将者如果不是完全确信自己占據優勢，那便不應冒險開戰，而應拖延時間。
拉紮勒斯·施文迪（LazarusSchwendi）（1522&mdash1584）主張主戰務求穩妥，不可過分冒險，哪怕手握勝算。
&ldquo明明可以拖垮敵軍或待其斷糧卻非要打會戰，這是愚蠢的行為。
但若是以寡擊衆且不可持久，那倒是有理由铤而走險，試試戰場上的運氣。
&rdquo&ldquo一味防守，敗則損失慘重，勝亦無所得。
&rdquo 西班牙人門多薩于1595年寫道[《戰争藝術》德文版（Krie-gskunst），第146頁]： 此外，哪怕被逼到萬不得已的地步，也要盡力避免開戰。
不要帶領全軍投入戰鬥。
哪怕打了勝仗，那也沒什麼好高興的，因為取勝的代價很大，傷亡者衆。
朝着戰場要謹慎地、緩緩地爬過去，腳裡要像灌了鉛一樣。
1607年，奧蘭治家族的威廉·路易向堂弟莫裡斯建議：&ldquo我們行事不應受制于戰場上的意外&hellip&hellip除非極為必要，否則不應進行會戰。
&rdquo25他舉出了坎尼會戰前法比烏斯·馬克西穆斯的做法為依據。
蒂利希《兵書》（Kriegsbuch）（1607年）第2部第一篇中告誡道：&ldquo若無萬分必要與十成把握，不應接受會戰，因為會戰勝負難料卻必有損傷，不戰亦無得遠勝于戰而敗損。
&rdquo但他說這句話的意思不是應該徹底避戰，那就太蠢了。
他說仗在有利的條件下可以打，要先禱告上帝；節氣要合适；天不能太潮，以免打濕火藥；要在敵軍疲敝而我軍尚有銳氣時，或者趁着其他有利的機會。
1612年，J.德比永（J.deBillon）在《兵道要綱》（Diefürn-embstenHauptstückederKriegskunst）（1613年德文版，第160頁）中向統帥提出了這樣的建議： 統帥在訓導好士兵之前不應率領他們上陣打仗，更好的辦法是疲敵，通過機動和繞圈子壓倒擊敗敵人，而非寄托于戰場上的難測運勢。
會戰兇險，如無絕對必要則不應開戰，等士兵習慣了拼殺和危險，鍛煉成了堅兵，之後方可開戰，因為新兵剛上陣會怕得要死。
1620年的一份小冊子寫道；&ldquo布闊伊伯爵以不願帶着士兵去送死而為人稱道。
&rdquo26 鈕邁爾·馮·拉姆斯拉是三十年戰争時期的一位高産的軍事學兵學家，他提出了會戰适宜時機的問題。
他列出了55條理由，其中一條是&ldquo别無他法之時&rdquo。
蒙泰庫科利（1609&mdash1681）寫道： 凡是相信不打會戰就能推動戰局、奪取重要目标的人都是自相矛盾，至少是異想天開、引人發笑的。
當然，我知道名将拉紮勒斯·施文迪主張不應該冒會戰的風險，企圖純取守勢，從敵人手中偷來一定的優勢（施文迪其實沒有說得這麼極端！&mdash&mdash德爾布呂克按）。
但如果部下意識到了這一點，那是何其滅自己威風、長他人志氣啊！為上陣搏殺做好準備是絕對必要的。
當然，永遠不要在莽撞無慮的情況下被誘入會戰，更不要被逼入會戰，但應該認清合适的戰機。
人稱拖延者的法比烏斯絕非避戰如虎，而隻是在有勝算時才出戰。
蒙泰庫科利在另一段中寫道（1：328）： 打赢會戰赢得的不隻是一次戰役，更是一大片疆土。
因此，一個人隻要懂得嚴陣出戰，那麼他之前在行軍途中犯的錯誤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他會戰無方，那麼即便他在其他方面證明了自己，依然不能體面地結束戰争。
蒂雷納曾向孔代建議，與其圍攻和奪取城市，不如多在野戰中傷敵。
丹尼爾·笛福在《計劃論》（EssayonProjects，1697年，原書引自費舍爾譯德文版，第118頁）中聲稱：&ldquo發現敵人，就地消滅。
&rdquo這在英國内戰時期還被奉為圭臬，現在崇尚的卻是&ldquo如無明顯優勢，絕不要交戰&rdquo。
他說，戰争因此變得曠日持久，結果是最能打仗的不是劍最長的人，而是錢包最厚的人。
巴登藩侯路德維希在1694年戰記中講述了這樣以此行動：&ldquo殿下下定了決心，隻要敵軍求戰，他便奉陪到底。
于是，這份意願讓敵人們明白了他奮戰的決心，絕不讓祖宗之地變成一片廢墟。
&rdquo實際結果是幾次偵察行動。
27 腓特烈大帝極為贊賞弗基埃（1648&mdash1711）的回憶錄，以至于把書發給軍官并命令他們用餐時朗讀給部下聽。
他本人的軍事著作常有與弗基埃類似的内容。
後者寫道： 因為會戰是軍隊的首要任務，往往能決定整場戰争的勝負，至少幾乎總能決定戰役的成敗，所以除非形勢嚴峻到了非戰不可的地步，且有重大的開戰理由，否則不應進行會戰。
尋敵求戰的理由包括：己方具有數量和質量的雙重優勢；敵将存在利益和觀點分歧，或者能力平庸、麻痹大意；解圍；己方不取得一場勝利就有軍隊瓦解之虞，或者敵方援軍将至；我方作戰已經得利；最後一個理由，我方相信會戰能立即結束整場戰争。
反之，若有下列情況則應避免交戰：取勝得到的益處恐怕不及失敗帶來的害處； 數量或質量方面不是敵軍的對手；己方正在等待援軍；發現敵軍部署于有利位置，或者拖延回避交戰有可能讓敵軍自行瓦解。
西班牙的聖克魯斯伯爵（marquisofSantaCruz）（1687&mdash1732）的兵學巨著《反思錄》（Reflections）中寫到了&ldquo必須尋求會戰的條件&rdquo。
他認為，戰場上能導緻戰敗的偶然因素五花八門，人數優勢和素質優勢都不能确保勝利。
&ldquo沒有任何事物比會戰結果更加不确定&hellip&hellip如果陣地不是十分有利，或者不确切知曉敵我兵力，那就不應該冒險開戰。
&rdquo 歐根親王贊揚了這位理論家，腓特烈也将其奉為&ldquo經典&rdquo兵學家。
皮伊塞居元帥（1654&mdash1743）的《戰争藝術》（1748年由其子出版）一書因編排嚴謹而享有盛名，然而并沒有從根本上探讨會戰的必要時機。
不過，他的論述的一大特點是将蒂雷納和恺撒歸為一類統帥，而沒有注意到兩人戰略的内在差異。
福拉爾（生于1669年）有一段被腓特烈大帝收入文摘的話：&ldquo古今最偉大的将領從來不算敵人有多少，隻問敵人在何處，直奔而去開戰。
&rdquo28 奧地利元帥克芬許勒伯爵（1683&mdash1744）寫過一本《兵事要略》，書中闡發了&ldquo或戰或否&rdquo的理由。
開戰的理由：（1）有勝算；（2）解救被圍的城市；（3）支援遭到攻擊的友軍；（4）要緩解糧草軍需匮乏的問題；（5）不給敵方待援的時間；（6）利用敵人露出的破綻，例如行軍時側面暴露、身處狹谷、分散兵力或其他類似原因。
避戰的理由：（1）戰敗的損失大于戰勝的收獲；（2）敵軍有兵力優勢；（3）己方兵力未聚齊；（4）敵軍占據地利。
注：敵軍常因無人統領或将領失和而自行敗亡。
另一段寫道： 一名統帥若能使敵軍四處移動、折返往複、疲于奔命，然後抓住有利時機，一舉破敵，那便是懂得了戰争藝術的真義。
腓特烈大帝的不同言論異常清晰地展現了消耗戰略在兩極間搖擺的性質。
在他的一生中，他的話有時偏向一端，有時偏向另一端。
1745年霍亨弗裡德堡會戰之前，他自稱别無他法才被迫開戰。
在一封寫給薩克森元帥的信（1746年10月3日）中，他承認1744年之役的失敗是因為自己操之過急，但他說自己已經吸取了教訓，不會再犯了。
&ldquo法比烏斯總能變成漢尼拔，但我不相信漢尼拔能效仿法比烏斯。
&rdquo 他在《戰争原理》（1748年）的《發動會戰的适當時機與方式》（WannundwiemanBataillenliefernsoll）一章中寫道： 會戰決定國運；戰争當然總會迎來決定性的時刻，要麼從戰争的窘境中退出，要麼讓敵人處于類似的窘境，要麼解決不打一仗就永遠不會結束的争吵。
理性的人行事必有好的理由。
一軍之将更不能輕易發動會戰，而沒有要通過會戰達成的重要目标。
因此，會戰的理由可以是迫使敵軍從你的城池下撤圍，或者将敵軍趕出占領的省份；也可以是進入敵境，或圍攻敵城，最終目的是粉碎不願求和敵人的頑強抵抗，或者懲罰敵人犯下的一個過錯。
當你強行軍至敵軍身後，切斷其與後方兵力的聯系時，或者威脅一座敵方極為看重的城市時，這便會迫使敵軍會戰。
但進行此類機動時務必要特别小心，還要小心不要陷入類似的不利境地，也不要占據可以被敵方切斷與倉庫聯系的陣地。
在上述準則以外，我還要加上一條：我國不适合打持久戰，戰争一定要短促主動，因為長期戰争會不經意間損害我軍引以為傲的紀律，會減少我國的人口，消耗我國的資源&hellip&hellip一句話，兵事上一定要遵循猶太公會的原則，一人身死好過全員覆滅。
寫于1750年前後的《戰争藝術》（Artdeguerre）有言（10：268）：&ldquo若無強有力的理由，絕不要參加死者數量駭人的會戰。
&rdquo 腓特烈于1755年寫《兵論總綱》（Penséesetrèglesgénéralespourlaguerre）時無疑意識到了醞釀中的風暴，書中沒有直接建議尋求決戰，反而在關于戰役方案的一篇中說，好的戰役方案能夠憑借&ldquo軍隊戰鬥力、時機或最初占據的位置所确保的&rdquo優勢而決定戰争的結果。
文章接下來說：&ldquo戰争計劃的價值在于讓自己承擔很少的風險，卻将敵人置于失去一切的危險之下。
&rdquo 1753年，腓特烈為帳下軍官制作了福拉爾長篇著作的節錄本并親自撰寫導言。
他在導言中說，當時可資戰争藝術研究的古典著作隻有寥寥幾本。
&ldquo《恺撒戰記》給出的教導與我們從當代潘都爾戰争中看到的差不多；恺撒出征大不列颠的行動無甚新鮮；隻有恺撒在法薩盧斯會戰中對騎兵的運用是當今将領用得上的内容。
&rdquo這句話似為無稽之談，乍看不知所雲。
但我們試着去理解它就會發現，它是一個清醒務實、不囿于舊說的人做出的反應，是對一種錯誤教條的反對。
如前所見，那個時代的理論家想要将恺撒塞進消耗戰略的套子裡。
腓特烈發現這是不正确的，他通過比較恺撒的教導與潘都爾戰争意識到了問題，但他當然不能發現問題的根源，于是便做出了這樣的反應。
寫于1759年秋的《論查理十二的軍事才能》（BetrachtungenüberdasmilitärischeTalentunddenCharakterKarlsXII）中說道，國王有很多次本來是可以少流血的： 非戰不可的情況當然是有的，但隻有當我方戰勝得益大，戰敗代價小，當營中或行軍中的敵軍疏忽大意，或者當一場決定性勝利便可迫使敵方求和時，我方才應該做出開戰的決定。
此外，大部分輕易被引入會戰的将軍肯定是因為不知道還有别的辦法。
這是才能平庸的迹象，而絕不值得褒獎。
國王在《七年戰争史》（GeschichtedesSiebenjährigenKrieges）導言中說道恩的戰法&ldquo無疑是好的&rdquo，接着又說： &hellip&hellip為将者堅持攻打山中或不規則地形中的敵人是錯誤的。
在情勢的逼迫下，我有時不得不采取這樣極端的行動，但在敵我兵力相當的情況下，為将者可憑借機詐智謀為自己創造一定的優勢，而不必以身犯險。
優勢可以積少成多。
再說了，攻打守備嚴密的陣地是一項困難的任務，很容易被打退擊敗。
如果取勝付出的代價是1.5萬人到2萬人，軍隊就危急了。
就算你有充足的新兵，但新兵能彌補損失的兵力數目，卻替代不了老兵的素質。
補充兵員會減少國内人口。
軍隊素質會變差，而且如果戰事連綿不絕，你遲早會發現手下是一幫訓練差、紀律差的農民，你甚至不敢領着他們與敵人照面。
逆境中或可打破規矩，放手一搏，萬不得已才能铤而走險，正如醫生無藥可用時才會給病人催吐藥。
但除了這種情況，我認為将領都應該注意保存實力，行動必有合理依據，因為少依賴偶然才是戰争中的智者。
5年後（1768年），國王在一篇軍事論文中闡發了同樣的觀點，而且更加強調機動戰略的優勢。
他寫道： 認為野戰與陣地戰同樣危險的看法大錯特錯。
火炮在開闊的平原威力駭人。
如果你進攻時敵人就把炮位都布置好了，你剛開始布置炮位，敵人的炮彈已經打過來了，這可就糟了，此間的差别大極了。
他說，在下一場與奧地利的戰争中，他準備這樣打： 我會首先奪取一大片足供軍需的土地，既養活了自己，又損害了敵人，接下來選擇對我最有利的作戰區域；我會趕在敵軍來到附近之前盡快修築防線。
我會将哨騎派到盡可能遠的地方，偵察四周地形；我會盡快制作所有适合敵軍紮營的區域，以及所有通往這些區域的路線地圖。
這樣一來，我便了解了當地的地理，地圖能讓我明白奧地利人可能紮營的地點中哪些打得下來，哪些打不下來。
我不會挑起大戰，因為奪取一處陣地必定要付出相當代價，也因為當地多山，追擊不可能取得決定性戰果，但我會重點加固自己的營地；我會精心修建工事，我的所有作戰計劃都要以全殲敵方偏師為目标，因為消滅一路偏師可擾亂敵方全軍。
殲滅1.5萬人遠比擊敗8萬人容易，而且盡管風險小了，成果卻幾乎一樣大。
他說，攻打完備陣地中的敵人就像領着一幫手持木棍的農民去打全副武裝的軍人。
國王在1775年戰役方案（Projetsdecampagne）中寫道：&ldquo永遠不要隻為了擊敗敵人而發動會戰，而應該執行不發動會戰就會受阻的作戰方案。
&rdquo 國王的言論不曾脫離兩端搖擺的消耗戰略框架。
法國大臣舒瓦瑟爾、法國駐奧地利大本營全權代表蒙特澤（Montazet）、奧地利大臣考尼茨（Kaunitz）、弗朗茨一世皇帝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同一條原則，即主要問題是消滅腓特烈的軍隊。
我們可以将其解讀為殲滅戰略的體現。
1757年7月31日，弗朗茨皇帝在寫給弟弟洛林公子查爾斯（CharlesofLorraine）的信中說：&ldquo我們絕不能想着征服土地，要一心一意消滅他的軍隊，因為如果消滅了他的軍隊，各地自然會變成我們的。
&rdquo腓特烈從沒有說過這種話。
恰恰相反，勞埃德将軍和其他人當時确立了一種觀點，認為軍事行動可以像幾何學一樣嚴格，發動戰争可以從頭到尾不打一場會戰。
腓特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這種觀念。
他有時偏向會戰一端，提出普魯士的戰争一定要短促主動，戰争成敗由會戰勝負決定；有時又偏向機動戰一端，将自己打的會戰描述為孤注一擲，說發起會戰是欠缺才智的表現，還建議截擊敵方偏師，不建議打會戰。
但如果有人認為這是自相矛盾，那就完全搞錯了。
馬基雅維利同時點出了殲滅戰略和消耗戰略的原則，這裡确實有無法解決的矛盾。
腓特烈則是消耗戰略心态的明白無疑的代表。
消耗戰略的本質裡包含着這樣一種可能性：依據具體形勢，甚至單純因為心情，一個人這時強調或運用一種方法，那時又強調另一種方法。
腓特烈本人常說，他遵循與蒂雷納、孔代、卡蒂納、盧森堡、歐根親王、德紹公子利奧波德這些法國偉大統帥一樣的原則。
29後面還可以加上韋格蒂烏斯以來的所有将軍和軍事理論家，隻有觀點自相矛盾的馬基雅維利除外。
腓特烈與同時期人的理論差異在于，腓特烈在個人軍事生涯的頂峰（1757&mdash1759）比當時的大多數人都更靠近會戰一端。
我們不能說&ldquo所有人&rdquo，因為前面已經看到，有的言論甚至比他還極端。
但從純理論上看，還是更傾向于機動戰略。
薩克森選侯于1752年頒布的條令中寫道：&ldquo會戰是戰争中最重大也最危險的活動。
在沒有堡壘的曠野中輸掉一場會戰可能就會決定戰争的結局，所以少有人冒此風險，更沒有人推崇會戰。
良将的本領是通過機警、穩妥的機動達到戰役的最終目的，同時不涉險境。
&rdquo 1759年5月，亨利王子（PrinceHenry）在國王的催促下侵入法蘭克尼亞，摧毀了皇帝軍的倉庫。
雷措（Retzow）評論道，此次得手&ldquo對國王的價值肯定比打赢一場會戰還要大。
因為如果将軍精幹的話，即使會戰失敗，他依然能在戰後短時間内集結兵力一雪前恥了；而如果糧草盡喪，那便不可能發起重大行動了&rdquo。
從文藝複興到腓特烈大帝的這段時間裡，所有兵種的戰術都在變化，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全新面貌。
大縱深密集方陣變成了窄長線列；像比武賽場上一樣騎着高頭大馬交戰的重裝騎士變成了以襲步進攻的密集騎兵方隊；炮兵的數目和威力提高了上百倍。
但在這三個世紀裡，戰略基本原則一直沒變。
圭恰迪尼講了1512年拉文納會戰之前，西班牙總督為了掩護羅馬涅諸城免受法軍圍攻、堵截法軍去往羅馬的道路是如何機動的，講了後勤供給在機動過程中的作用，講了會戰是如何引發的，還講了法軍的大捷沒有留下任何長期影響。
這些内容都完全可以放到17世紀或18世紀的某次戰役中。
世界政治格局必須經曆一次深刻而徹底的變化，另一種戰略才會出現。
6 戰略概述及戰例介紹 赫希施泰特會戰1 （1704年8月13日）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爆發時，路易十四具有極大的數量優勢，由此萌生了類似于拿破侖的徹底降服對手的念頭也無可厚非。
他與巴伐利亞選侯馬克斯·埃馬努埃爾（ElectorMaxEmanuelofBavaria）結為盟友，計劃從意大利和德意志集結兵力攻打維也納。
然而，當馬爾伯勒違逆本國政府意願，率領英國與尼德蘭聯軍向多瑙河邁進時，路易十四的對手們最終占據了兵力優勢。
雙方周旋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盡管聯軍強攻拿下施倫貝格（Schellenberg），借此重創巴伐利亞，得以在多瑙沃特渡過多瑙河，但發動大決戰就要難得多了，因為雙方的統帥權都是割裂的。
一方由馬爾伯勒和巴登藩侯路易（LouisofBaden）共掌帥印，之後歐根親王又帶來了第三支軍隊。
另一方的兩名統帥是埃馬努埃爾選侯和法國元帥馬爾桑（MarshalMarsin），後來塔拉爾（Tallart）又帶來了一支部隊。
法軍與巴伐利亞軍紮營于奧格斯堡城下，陣地固若金湯。
英國與尼德蘭聯軍雖有極大兵力優勢卻無計可施，隻能對巴伐利亞國土進行有組織地蹂躏，逼迫選侯因子民苦難而求和。
選侯不為所動，馬爾伯勒的軍隊最後似乎隻能打道回府了。
為了多取得一些戰果，他決定派出偏師圍攻英戈爾施塔特。
但當法軍與巴伐利亞軍出動反制時，歐根和馬爾伯勒決定抓住眼前的機會，趁敵軍在新陣地建好工事之前予以打擊。
&ldquo我軍身處險境，&rdquo馬爾伯勒寫道，&ldquo隻得采取這樣的強力手段，如果不說是孤注一擲的話。
&rdquo 這句話再明白不過地展示了消耗戰略的本質，因為聯軍隻需要調回圍攻英戈爾施塔特的1.4萬人就能獲得相當大的數量優勢（6.2萬人對4.7萬人）。
有人說他們沒有動用那1.4萬人隻是為了擺脫這支部隊的統帥，與其他兩人關系糟糕的巴登藩侯路易。
這個理由本身就十分可疑，而且與圍城部隊初定由路易指揮的事實相矛盾。
在這一時期，我們還會看到更多大股兵力被派去執行次要任務，結果沒趕上決戰的實例。
聯軍隻有微弱的數量優勢，取勝的主要原因是統帥指揮水平高。
法軍和巴伐利亞軍遭到攻擊時大吃一驚，野戰工事尚未完成。
他們的位置并不差，歐根本來想包抄北邊的敵軍左翼，結果過不去，而且他的第一波攻勢被擊退了，假如守軍這時強力轉入反擊，勝算是很大的。
我們從馬拉松會戰時起就知道，沒有哪一種手段能強過時機恰當的防守反攻。
但這對指揮官的要求很高。
至關重要的中軍指揮官是法國元帥塔拉爾，他不僅水平有限，而且掌握不了兩位同僚的部隊，而反攻必須要三人齊出才可以。
他們隻打算打一場防禦戰，無意進攻。
于是，布林德海姆（Blindheim，英語中通稱&ldquoBlenheim&rdquo）和上格勞海姆（Ober-Glauheim）兩個村子有大批兵力把守，沒有預備隊來發動進攻了。
2 在這種情況下，冷靜機敏的馬爾伯勒在第一波進攻被擊退後将部隊換了下來，以極大優勢兵力從兩個村子中間穿過，擊潰敵方中軍，從後方威脅和進攻兩村。
布林德海姆守軍最後被迫投降。
應當注意的是，在施倫貝格與赫希施泰特兩場會戰中，守軍都是在忙着修建野戰工事時遭到進攻的。
都靈會戰3 （1706年9月7日） 法軍圍攻都靈，并派遣一軍前出至阿迪傑河（Etsch）和加爾達湖（LakeGarda）以為屏護。
歐根親王集結了一支兵力略多的軍隊，繞過法軍，迫使其後退，然後帶着3.4萬人以非比尋常的速度（16天走了260千米且途中頻繁與敵軍接戰）撲向波河南岸的都靈城區。
摩德納公爵為他提供了一些補給。
與此同時，由奧爾良公爵統率、本來要在阿迪傑河擊退歐根的法軍也到了，現在雙方兵力大緻相當，都是4萬人左右。
因此，法國人覺得一邊打擊援軍，一邊繼續圍攻都靈力不從心。
于是他們試圖用野戰工事來抵禦援軍，挖了一圈外壕。
援軍從南面來，繞着圍城軍走了一圈，終于在臨陣抱佛腳修建的外壕西北側發現了一處尚未完工的位置。
這裡夾在波河的兩條支流多拉河（Dora）與斯圖拉河（Stura）之間，進攻方投入了3萬人，而該地段的守軍隻有1.2萬人至1.3萬人。
聯軍推進時的縱深不少于5個梯隊，甚至可能有6個梯隊，4步騎各三。
最後，聯軍發現可以包抄法軍陣地右翼，于是走過淺淺的斯圖拉河河床，從後方發起進攻，一舉擊破，令法軍全線崩潰。
都靈守軍此時也殺了出來，消滅了逃跑的敵軍。
被擊敗的是奧爾良公爵部，但拉費伊拉德（LaFeuillade）指揮的圍城軍與眼前的潰兵一樣陷入恐慌，紛紛往法國方向跑，根本無力戰鬥，大部分火炮都丢掉了。
如果拉費伊拉德能從圍城軍中抽出哪怕6000人去支援奧爾良公爵，讓公爵能組織起一支預備隊，那麼奧地利軍大概就達不成進攻目标了。
但拉費伊拉德不相信敵軍真的決定攻打工事防線，反而以為敵軍隻是在機動，目的是切斷圍城軍的補給。
另外，他相信要塞即将陷落，那可是他個人的功勞，于是不願意削弱任何一處的圍城兵力。
然而，年輕的奧爾良公爵的顧問馬爾桑元帥也不敢激烈反對拉費伊拉德。
拉費伊拉德的嶽父是戰争兼财政大臣沙米亞爾（Chamillart），能在宮裡給馬爾桑造成很大麻煩。
法軍就這樣輸了，原因是号令不一，将帥失察，問題甚至比兩年前赫希施泰特會戰時還要嚴重。
反觀對面的兩位統帥，歐根親王與堂弟薩克森公爵配合無間。
歐根親王全無私心，甚至不許在捷報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理論家們從法軍此次戰敗得出的結論是，圍城軍靠外壕抵禦援軍的做法在原則上就是錯的。
通過對戰鬥經過的細緻研究，我們知道這個結論站不住腳，因為外壕并未受到直接攻擊，而是被包抄了。
面對這種情勢，估計換成德紹公子利奧波德指揮的勇猛普魯士軍隊也無濟于事。
如果外壕守備嚴密，指揮得當，法軍完全有可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