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宗教戰争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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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玫瑰戰争中[38],這套制度耗盡了自身的能量。

    大軍閥們同歸于盡。

    終結内戰,君主幾乎有無限權力的都铎王朝的根基不是強大的軍隊,而是完善的警察和密探。

     當時出現了常備募兵軍隊的萌芽,尤其是為了鎮壓愛爾蘭人,但這種軍制得不到發展,因為國會擔心會進一步強化國王的專權,所以不給軍隊批錢。

     在三十年戰争中,英格蘭本來可以成就援助德意志新教徒的大業。

    但正如伊麗莎白女王當年為了不讓臣民背上過重的稅負,所以隻為尼德蘭反抗西班牙的鬥争提供了少量援助,如今她的繼承者們也沒有幹涉德意志,盡管波希米亞人專門将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普法爾茨選侯立為國王,指望着以此獲得英格蘭援助。

    但英格蘭隻提供了少量援軍,裝備還是募捐來的。

     前面讨論中世紀時就說過(第3卷第二篇第5章),英格蘭有保衛國家和維持國内秩序的民兵。

    每個郡都有與規模對應的一支民兵,有建制和軍官。

    武器存放在專門的倉庫裡。

    他們也有一定的訓練,夏季每個月抽一天進行。

    但如前所述,這些民兵單位被稱作&ldquo練軍&rdquo主要是因為他們應該訓練,而不是他們真的練了。

    與我們了解的德意志多處的地方民兵一樣,他們的軍事價值很小。

     法理上講,這些民兵不應該出國作戰,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甚至不應該離開本郡。

    大約150年間,英格蘭無疑偶爾會發動戰争,但戰功寥寥。

    盡管與德意志和法國一樣,英格蘭貴族身上還留存着先輩的武士傳統,但現在靠征召騎士已經打不赢戰争了。

    如果要招募傭兵,英格蘭又缺少賦予國土傭兵戰鬥力的德意志傳統。

    盡管英格蘭冠絕所有新教國家,但由于欠缺軍事組織,不管是胡格諾戰争,尼德蘭獨立戰争,還是三十年戰争,它都不能在歐洲政局中發揮顯著作用。

    結果在三十年戰争期間,新教領袖的位子終于被物質資源較少的瑞典奪走。

     缺乏高效軍事組織的現狀當然也主導着内戰進程。

    不管是聚集在查理一世國王身邊的軍隊,還是國會征召的軍隊,盡管他們勢不兩立,但組織性還是太差,打不了大決戰。

    雙方大概各有六七萬兵力,但絕大部分都駐紮在城市和城堡裡,參加野戰的人數不過一兩萬。

    兩邊都有參加過三十年戰争、在尼德蘭或瑞典軍中服役過的軍官和士兵。

    他們把歐洲大陸發展起來的陣形帶到了英格蘭,但沒過幾年就被大衆同化了,于是正如世界史中的其他時期(前有胡斯戰争,後有法國大革命)一樣,真正的軍隊是在戰争本身中鍛煉出來的。

     完成軍隊改革、用精兵取代松散的征召民兵和志願兵的核心人物是克倫威爾(Cromwell)。

    他之所以成為世界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因為他懂得如何在戰術上運用又如何在戰略上領導這支他手創的軍隊。

    作為國會議員,他曾提議将民兵指揮權從國王轉到國會。

    當内戰因此爆發時,時年43歲的克倫威爾自封為騎兵隊長,在本郡組織了一個騎兵方隊。

    他之前沒當過兵。

    1642年10月23日,國會軍在第一場大型會戰埃奇希爾會戰中失敗。

    撤退途中,克倫威爾對漢普登[39](Hampden)說: 你的部隊大多是年老力衰的仆人、酒鬼和類似的廢物。

    敵軍則是紳士子弟和有身份的青年。

    你覺得這些平庸無能的人能比得上内心有榮譽、勇氣和決心的人嗎?你必須去找那些心志單純的人&mdash&mdash請不要怨恨我說的話&mdash&mdash那些心志不亞于紳士的人。

     他接着說,講榮譽的人隻能被有信仰的人打敗,他還說自己知道那些人生活在哪裡。

    他還有一次說義人未必在上層,在這一點上,律師比軍人更有發言權。

     他按照上述精神先編練了一個騎兵隊,然後發展成騎兵團。

    在戰争的第四個年頭(1645年),他決定以此為模範建立一支新野戰軍。

    之前完全沒有一支統一的國會軍,隻有多股由某個郡或某幾個郡組成的同盟維持的部隊。

    最強大的同盟由東部的幾個郡組成,之前就已經與克倫威爾和他出身的郡聯手,現在則提供了&ldquo新模範軍&rdquo的骨幹力量。

    國會承諾為新軍定期發饷,軍饷不再由各郡負責,改由國庫承擔。

    盡管新軍人數不過兩萬人,但國會還是湊不齊軍需,于是将餘額攤派給了地方當局。

     如前所述,直到目前為止,雙方的軍隊還是非常相似的。

    雙方都有在尼德蘭軍中或古斯塔夫·阿道夫麾下的軍官,雙方軍官團都是由貴族組成的。

    随着時間推移,國會軍偶爾有表現突出的士卒被任命為軍官,但還是無關宏旨。

    新軍共有37名團長和将軍,其中9人是大領主,21人是鄉紳,隻有7人出身平民。

    直到後來,接替先前因為政治宗教觀念而拿起武器的貴族的職業軍人才多起來。

    因此,兩軍的區别不在于一方是貴族派,一方是平民派。

    &ldquo騎士黨&rdquo(Cavaliers)和&ldquo圓顱黨&rdquo(Roundheads)的稱呼會誤導人,好像後者在嘲笑對面的老爺們用來裝點自己的假發似的。

    &ldquo圓顱黨&rdquo領袖和軍官在畫像裡全都是長發,包括克倫威爾在内。

    清教徒剃光頭出征的事隻發生在内戰初期,用當時的一位貴婦人的話說,他們好像要等頭發長回來才會再次出征。

     内戰前幾年,反抗軍的統帥是兩位地位崇高的國會議員埃塞克斯伯爵和曼徹斯特伯爵。

    随着新軍的組建,一位新統帥也上位了。

    國會一方的将領一直指望打着打着,最後能與國王達成和解。

    曼徹斯特伯爵說過:&ldquo哪怕我們打敗了國王99次,他還是國王,他的繼承者也會是國王。

    但如果國王擊敗了我們一次,我們都會上絞刑架,我們的後代會淪為奴隸。

    &rdquo于是,國會通過了&ldquo棄權法案&rdquo(self-renunciationacts),内容是議員不得統軍,将軍務和政務分離。

    國會應任命一位最高統帥,國會選擇了托馬斯·費爾法克斯将軍(GeneralThomasFairfax)。

    他被賦予委任所有軍官、團長和隊長的權利,但仍然需要國會批準。

    假如克倫威爾和其他人一樣的話,這些手段必定會葬送他的前程。

    他是一名議員,本來是必須放棄軍職的,但他當時已經升到了副将。

    結果恰恰相反,克倫威爾在軍中有崇高威望,沒有人敢讓他棄權。

    但費爾法克斯是一名純粹的軍人,不關心政治。

    克倫威爾身兼議員與軍職,對小自己12歲的費爾法克斯将軍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以至于盡管克倫威爾名義上是二把手,卻是實際上的大帥。

     新模範軍的基礎是徹底革除民兵習氣,建立一支紀律嚴明的正規軍。

    但他們的軍紀的基礎是宗教。

    我們必須時刻牢記,這支軍隊隻占人口的很小比例。

    它是一個志同道合者的共同體,既是軍隊,也是教派。

    有人恰當地将其比作十字軍或騎士團。

    因此,我們打個比方,英國革命軍與後來的法國革命軍完全不同,與德意志國土傭仆也完全不同。

    它與法國革命軍的共同點是通過一種特殊的宗教政治觀念而團結在一起,但它恰好是後者的反面,因為它不是被征召起來的大衆,而是選民的團體。

    國土傭仆也是選出來的團體,但他們是最低下的那一種戰士,徒有蠻勇,毫無理想,而獨立派(theIndependent)[40]的軍隊是服務于理念的。

    法國的胡格諾戰争期間從來沒有形成像克倫威爾那樣的統一軍隊。

    這場戰争經常被和平協議和停戰協議打斷,交戰的軍隊仍然屬于貴族或市民征召兵和傭兵團。

     與三十年戰争後期的軍隊一樣,克倫威爾軍中的騎兵比例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間,大多自備馬匹裝備。

    豐厚的薪水讓他們能過上紳士的生活,而且他們中有許多受過教育的人,認為當騎兵是一個好差事。

     一位保皇黨的老軍官曾對一名清教徒軍官說:&ldquo我們的人,有男人的罪,愛喝酒,愛追逐女人;你們的人有魔鬼的罪,也就是高傲和叛逆的精神。

    &rdquo 由于軍官來自委任,而非選舉,所以軍中一直保持着服從命令的原則。

    克倫威爾說過,&ldquo我下令,所有人都要聽命令,不聽就解職&rdquo,&ldquo我不會容忍任何人的反駁&rdquo,&ldquo制服統一&rdquo&mdash&mdash這裡讨論的是制服問題&mdash&mdash&ldquo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的人經常因為制服不一樣而打架&rdquo2。

    就連最高層也要服從命令。

    盡管統軍将領經常與手下團長開軍事會議,但會議得出的結論不具有約束力,下令還是将軍自己看着辦。

     用克倫威爾的話說,軍紀&ldquo根植于信仰的激情和真理&rdquo。

    通過操練和演習,軍紀被用來組建牢固的騎兵戰術單元。

    内戰之初,埃塞克斯伯爵相信自己不必全面操練,他覺得士兵了解最基本的内容就足夠了。

    克倫威爾則不僅要求校官由能者擔任,還要求給校官操練部下的時間。

     為國王效勞的騎兵并不缺少勇氣。

    查理一世手下還有一員曾長期參與三十年戰争的著名騎兵将領&mdash&mdash普法爾茨領主魯普雷西特(PrinceRuprechtofthePalatinate)。

    他是查理一世的外甥,也是&ldquo一冬之王&rdquo(WinterKing)[41]的兒子。

    埃塞克斯伯爵一度灰心喪氣,覺得永遠都組建不成一支能與國王匹敵的騎兵。

    但是,克倫威爾&ldquo鐵騎軍&rdquo(Ironsides)最終占據了優勢地位。

    這不僅基于勇氣,也基于紀律,紀律讓他們能夠在進攻後立即重新集結。

    赫尼希(Hoenig)[42](II,2,435)提出,在魯普雷西特統領騎兵的最後一戰内斯比會戰之前的4場戰役中,他的騎兵一直有進攻後不能立即重新集結的弱點。

    赫尼希的結論是,魯普雷西特不理解重新集結的必要性。

    我們能相信這個結論嗎?一名騎兵将領反複在同一個地方跌倒,怎麼會不知道進攻後收攏部隊是何其必要,散亂追擊乃至劫掠又是何其兇險呢?我相信他是明白的,但明白不等于貫徹。

    問題在于練兵,這是一項需要持續努力的艱苦工作,清教徒憑借宗教帶來的精神力量做到了,保王黨就不行了。

    在馬斯頓荒原和内斯比兩場會戰中,決定勝負的正是雙方騎兵的這一點差别。

    當然,與早先的估算相反,國會軍在納斯比還有巨大的數量優勢。

    3 對于克倫威爾的具體戰役和會戰記述可以略過。

    他的長才不在于統軍,而在于前面講到的建軍。

    4不過,我還是要講幾個有趣的細節,放到當時的整體軍制上同樣成立。

     内戰爆發時,長矛陣和火槍陣還是挨着的。

    我在文獻中沒有找到兩者具體位置關系的記載。

    長矛兵在戰鬥中擊退騎兵進攻和長矛兵互沖的記述經常出現。

    與歐洲大陸一樣,火繩槍在英格蘭也漸漸超越了長矛。

    經常有記載說火槍兵在近戰中把槍當棍子用。

    弗思(Firth)在其著作[43]第108頁指出,火槍兵不穿盔甲,所以行軍能力更強,這是他們占據主導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内戰的第一年,強度最大的行軍距離不超過10英裡到12英裡(約16千米到19千米),最遠的一次是13英裡(約21千米),也就是不到20千米。

    後來行軍時不穿盔甲了,行軍路程遠了一些,但還是不超過3德裡,也就是23千米左右。

     英格蘭直到1705年才最終棄用長矛。

     支撐火槍的木叉在内戰初期還在用,但新模範軍已經不用了。

     在内戰的第一階段,每次會戰前雙方都會公布區分敵我的戰場标識和口号。

    在埃奇希爾,國會軍的标志是橙色頭巾;在鈕伯裡(Newbury)是帽子上插嫩綠樹枝;在馬斯頓荒原是帽子上的白布或白紙。

    由于這些标識物在激烈的戰鬥中很容易丢失,所以士兵們還有口号,比如&ldquo神與我們同在&rdquo(與布賴滕費爾德會戰中的瑞典軍一樣);馬斯頓荒原會戰中的王軍口号是&ldquo神與國王&rdquo。

     克倫威爾在戰争期間确定了統一的紅杉制服,在英格蘭軍中沿用了兩個半世紀。

     英格蘭人進攻時習慣大聲高呼,蘇格蘭人則是沉默地向敵人走去。

    蘇格蘭人門羅取笑皇帝的軍隊進攻時高喊&ldquo沙、沙、沙&rdquo(Sa,sa,sa),他說這是土耳其作風,好像叫喊就能吓住勇士一樣。

    丹麥人和瑞典人前進時也不說話。

    5 如果清教徒軍隊的特性在于宗教,克倫威爾的成就在于利用宗教精神為建軍立功服務,那麼我們最後也不能忽視這支軍隊的特性對政治的反作用。

     統軍權最初在費爾法克斯将軍手裡,接着由繼任的克倫威爾掌管。

    但從軍事層面轉向政治領域時,做決定的就是軍官委員會了。

    1647年,軍隊反叛國會,普通士兵也選出了号為&ldquo鼓吹會&rdquo(agitators)的士兵委員會,目的是遞交訴狀。

    國會想在全國推行長老派教會(PresbyterianChurch)建制,通過教規保障統治階級的權力。

    6軍隊反對此舉。

    軍隊的民主觀念抵制傳統國會制度的貴族氣質。

    他們不想臣服于主教,同樣不想臣服于長老派。

    他們捍衛政教分離,支持自由的獨立派體系。

    最終,軍隊的團結精神占據了上風。

    國會想在軍隊完成使命、打敗國王後就解散軍隊,但軍中各團不願意被解散。

    軍官傾向尋求折中方案,但士兵不同意。

    軍官最後不得不順從士兵,這樣才保住了對軍隊的控制力。

    就連克倫威爾也在壓力下屈服了。

    軍事法庭判處槍決了幾個帶頭嘩變的人,恢複了服從秩序。

    但軍隊的意願完全得以貫徹。

    國王被處死,國會先被清洗,後被廢除。

    這一套确實完成後,士兵委員會就消失了。

    不過,我們發現後來有不少&ldquo鼓吹者&rdquo當上了軍官。

    軍隊統治國家,軍隊首腦克倫威爾也成了國家元首。

    盡管這樣一支小規模軍隊提供的政權基礎非常狹隘,但克倫威爾依然擁有保有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大王國的統治權,因為他運用權力推行積極的外交政策,并在與競争對手尼德蘭和宿敵西班牙的争鬥中維護了國家利益。

    據說克倫威爾有言:&ldquo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想要什麼,但我不能告訴你我想要什麼,因為直到我想要的事情成為必須要做的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rdquo這句話恰好可以形容他自己。

     6 戰例介紹 錫沃斯豪森會戰 (1553年7月9日) 錫沃斯豪森會戰(battleofSivershausen)中的雙方騎兵都用手槍,靠近到&ldquo能看見對方眼白&rdquo的時候才開火。

    這裡還沒有用到回旋。

    雙方兵力都很多,莫裡斯大概有7000名至8000名騎兵,阿爾布雷希特少一點。

    不同記載之間有巨大的矛盾。

    或許從客觀層面分析文獻能得出一個比較确切的戰鬥描述。

     聖康坦會戰1 (1557年8月10日) 腓力二世集結的兵力不少于5.3萬人和70門大炮,對科利尼守衛的聖康坦(St.Quentin)城展開圍攻。

    法軍主力遠在意大利。

    法國援軍企圖入城時被敵軍優勢兵力擊敗。

    西班牙軍用炮火先轟擊德意志和法國步兵,然後派騎兵擊破敵陣,聖康坦随之陷落。

    但此戰不尋常的地方在于腓力無力乘勝追擊,因為他付不出軍饷了。

    11月,他隻能解散大軍,或者分兵駐守。

     希弗林根會戰 (1558年7月13日) 在丢掉聖康坦後,亨利二世将大軍從意大利撤回,重新占有了兵力優勢,因為腓力之前被迫解散軍隊。

    于是,亨利奪取加來,蹂躏了弗蘭德斯地區。

    西班牙人嘗到了前一年極端行徑的報應,如今無可作為。

    但局勢在6個月後再次逆轉。

    法國分兵并入侵盧森堡(Luxembourg),埃格蒙(Egmont)統率的西班牙軍憑借兩倍優勢兵力主動出擊,打敗了正在圍攻加來和敦刻爾克之間的希弗林根(Gravelingen)城的法國軍隊。

    此戰依然是騎兵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雙方都有德意志國土傭仆參戰,也都受到了缺乏鬥志的批評,指責他們的原因或許是大家都是國土傭仆,不願意給同胞造成太大殺傷。

    但法軍麾下的國土傭仆并未因此獲益,而是與其他人一樣被消滅了。

    除了少數騎兵逃脫,法國全軍覆沒,多名大領主被俘。

     胡格諾戰争 德勒會戰 (1562年12月19日) 在德勒會戰(battleofDreux)中,新教一方騎兵多,天主教一方則有相當的步兵(瑞士人、國土傭仆、西班牙人、法國人)和火炮數量優勢。

    雙方都有幾個步兵單位被騎兵擊破。

    胡格諾一方的&ldquo黑衣騎兵&rdquo猛攻瑞士方陣,但最後還是被擊退了。

    2法軍的一個營用長矛兵前布置3排鈎铳手的方法頂住了敵方輕重騎兵的進攻,鈎铳手起到了遲滞敵軍的作用。

    天主教一方最終勝利。

     蒙孔圖爾會戰 (1569年10月3日) 天主教一方有相當大的騎兵和步兵優勢。

    科利尼企圖憑借正面障礙物來掩護部隊,卻被天主教軍迂回繞過。

    索要欠饷的國土傭仆發起嘩變,拖慢了胡格諾軍退兵的速度。

    一個由4000人組成、側面有大車為屏障的瑞士營不尋常地頂住了胡格諾騎兵的進攻。

    胡格諾騎兵被驅離戰場後,國土傭仆遭到四面夾擊,全軍覆滅。

    天主教一方自稱隻損失了300人到400人,而據普費弗爾(Pfyffer)[44]記載,瑞士軍隻有20人陣亡。

    從文獻來看,國土傭仆甚至在死前都沒帶走幾個敵人。

    3 庫特拉戰鬥 (1587年10月20日) 庫特拉(Coutras)戰鬥是亨利四世取得的第一場勝利。

    雙方兵力都不超過六七千人,而且似乎隻有騎兵和鈎铳手真正交戰了。

    亨利讓鈎铳手結成一個個密集的小單位,站在騎兵之間,還讓他們等敵方騎兵距離20步以内再開火。

     伊夫裡會戰 (1590年3月14日) 伊夫裡會戰(battleofIvry)的相關記載給人一種傳奇故事的印象,目前還沒有批判性的專門研究。

    盡管戰場上有長矛兵大方陣,但真正交戰的隻有騎兵、鈎铳手和炮兵。

    天主教聯軍的騎兵被擊敗後,亨利四世下令開炮轟擊敵方步兵。

    瑞士人投降了,國土傭仆和法國人則慘遭收割。

     白山會戰4 (1620年11月8日) 波希米亞的戰事拖了将近3年時間,沒有爆發一場大決戰。

    波希米亞人具有相當大的兵力優勢,摩拉維亞人、西裡西亞人和一大批奧地利人站在他們一邊,匈牙利人也趕來支援。

    但領導決策上的優柔寡斷,讓他們以現有的兵力依然不足以奪取維也納,終于讓獲得大批援軍的皇帝得以轉入攻勢。

    教宗出錢,西班牙和波蘭國王出兵,天主教同盟首腦巴伐利亞公爵馬克斯(DukeMaxofBavaria)親自統領這支威武雄壯的大軍。

     盡管如此,決戰直到最後關頭才打響。

    巴伐利亞公爵堅持主張利用合兵一處的皇帝軍與同盟軍的巨大兵力優勢,從上奧地利直取布拉格。

    但之前成功實施過機動和遊擊戰略的皇帝軍統帥布闊伊(Buquoi)對深冬時節冒險打會戰有很深的疑慮。

    他甯願将目标局限于通過機動将敵人趕出下奧地利。

    但馬克斯公爵非要逼迫敵軍決戰,在布拉格城下奪回奧地利和摩拉維亞。

    布闊伊屈服了,但我們接下來會看到,這次大膽行動本來是很容易失敗的。

     波希米亞軍由安哈爾特領主克裡斯蒂安(ChristianofAnhalt)指揮,企圖在敵軍正面占據一處易守難攻的陣地,從而拖延其進軍。

    意志堅決的聯軍向北繞了過去。

    沿着這個方向,來自巴伐利亞的辎重也可以通過波希米亞森林的各處關口被運到前線,事實上他們也做到了。

    波希米亞軍注意到敵軍确實是直撲布拉格之後進行強行軍,這才再次截住敵軍,于布拉格以西約兩英裡(約3.2千米)處的白山(WhiteMountain)布下防禦陣地。

     陣地位置極佳,右側是圍場和一座堅固堡壘,左側是陡峭的地陷。

    戰線正面是沙爾卡溪(Scharka),它所經之處是濕地草甸,敵軍隻能從一座橋過河。

     蒂利大膽地命令巴伐利亞部隊過橋後面對敵軍列陣。

    波希米亞人這時意識到,勝負之機在于撲向巴伐利亞軍,趕在皇帝軍渡河支援之前将其打垮。

    施圖本福爾(Stubenvoll)和施利克爾(Schlieck)兩位團長提醒領主克裡斯蒂安注意眼前的有利形勢,他想要采納。

    但将軍霍恩洛爾伯爵表示反對,他指出巴伐利亞軍會派火槍手堅守橋近側的倫普村(Rep)能為主力争取足夠的過河時間,而波希米亞人一旦出擊就放棄了防禦陣地的巨大優勢。

    安哈爾特聽從了伯爵的意見,放棄了趁敵軍列陣未成出擊的大好機會。

    他或者是決定打一場純粹的防禦戰,或者指望着易守難攻的陣地能讓敵軍在最後一刻知難而退。

    如果真是那樣,波希米亞幾乎肯定可以不經一戰便赢得戰役。

     事實上,布闊伊明白山脊上的敵陣不容忽視,他不知道敵軍提前挖好了怎樣的塹壕,己方進攻時可能會遭遇根本擋不住的槍炮火力,而且在那種情況下,後方隻有一條狹路,大軍就全完了。

    因此,他主張從南側包抄,逼迫敵軍撤出陣地。

     但馬克斯公爵和蒂利兩人都想決戰,他們最終在列陣完畢後于陣後召開的作戰會議上占據了上風。

    &ldquo凡是想打野戰的人,&rdquo蒂利後來說道,&ldquo隻能将正臉朝向敵軍,讓自己暴露在炮火的危險之下。

    &rdquo畢竟,包抄行動的可行性很低,撤出現有陣地的危險性則很高,這是顯而易見的。

    天主教一方無疑具有數量和士氣的雙重優勢。

    他們有2.8萬人,波希米亞隻有2.1萬人。

    他們不斷将敵人逼向布拉格城下。

    5另外,天主教部隊在前一晚成功突襲了匈牙利人,讓波希米亞國王麾下的這支不少于5000人的力量大驚失色,完全失去了鬥志。

     趁着敵方将帥開作戰會議的時間,波希米亞人在奮力加固陣地。

    安哈爾特領主在之前行軍時就預備列陣于白山,下令在那裡挖掘戰壕。

    他曾請求趕在大軍前面前往布拉格的波希米亞國王本人監督白山工事。

    但他們取得的成果很少,因為大軍攜帶的工具已經用完了,首先要向議會政府批準600塔勒的鍬鏟采購經費。

    要是多加一把勁,多上一點心,再多幾個鐘頭的時間,白山工事完全可能做到固若金湯,讓布闊伊擔憂的事情變成現實。

     但不僅戰壕工程推進不力,他們也沒能利用地形優勢。

    右側有圍場的牆和陡坡,是非常堅固的天然屏障,隻需較少守軍即可。

    于是,坡度較緩,更易通行的左側理應加強兵力或布置一支預備隊用于反擊。

    但整個陣地一律布置了兩個梯隊,每個梯隊都是由一個個交替布置、間隔相當大的小型騎兵和步兵單位構成的。

    5000名匈牙利騎兵本來應該一部留作預備隊,一部在最左側列陣,但他們覺得最左側會暴露于炮火之下,所以不敢去那邊,于是全在最後面當第三梯隊。

    由于前一晚遭受了襲擊,他們顯然士氣受挫。

     會戰期間在布闊伊身邊的耶稣會士菲茨西蒙(Fitzsimon)為我們留下了一份優秀的戰記。

    他說波希米亞的軍陣太單薄了,還學究氣地援引了李維的觀點。

    右側圍場與左側山坡的間距約為1.5英裡(約2.4千米),6而波希米亞全軍不超過2.1萬人。

    如果統帥堅定英明,将部隊牢牢掌握在手中,那麼正如前面所說,他可以派較少的兵力把守圍場和右側,保留一支強大的預備隊以防萬一,這樣就可以彌補地闊人少的問題。

    但安哈爾特領主克裡斯蒂安并非這樣的統帥。

    之前,當巴伐利亞部隊孤立無援時,他還會猶豫要不要進攻就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他個人能力更強,富有自信,但他并不能掌控部将,更不能通過他們控制各部。

     天主教軍沒有利用數量優勢進行包抄,比如他們無疑可以包抄波希米亞軍左翼,那裡沒有匈牙利部隊。

    相反,他們由兩側進攻時的正面寬度似乎還不如敵軍,于是縱深就更大了。

    皇帝軍和同盟軍分别組成了5個步兵大方陣,按照棋盤樣式排成二線或三線推進,騎兵在步兵側後方。

    皇帝軍的騎兵組成了小方隊,同盟軍騎兵的單位則很大。

    7 雙方在展開期間都開炮了,但無疑并未造成重大傷亡。

    天主教一方的火炮在山谷中,隻能仰射。

    波希米亞人則隻有6門大炮和若幹小炮。

     如前所見,盡管先展開的是巴伐利亞人,但第一波進攻是由右側的皇帝軍發起的。

    巴伐利亞軍确實必須沿着陡坡佯攻,但與克雷布斯(Krebs)的看法相反,這不可能是他們較晚參戰的原因。

    假如他們與皇帝軍同時列陣,那他們不會因為坡陡而晚幾分鐘參戰,結果讓皇帝軍自己打了勝仗,以至于公爵手下的大部分團根本沒交上手,畢竟開戰的決策主要是公爵做出的。

    仗之所以打成了側面戰鬥,是因為聯軍存在意見分歧,于是達成了妥協。

    他們決定首先發起一場大規模的散兵行動,看看敵軍陣地是不是像某些将領害怕的那樣牢固嚴密。

    這場行動必然要放在更能看清地貌的右側。

    因為初步偵察活動立即引發了會戰,決策是在很短時間内做出來的,所以天主教軍中最先部署、求戰最迫切的部隊幾乎無事可做。

     聯軍本來沒有下定戰鬥決心,這可能也是他們采用窄長陣形的原因。

    他們不想第一波就投入太多人,而是希望保留大批兵力。

     皇帝軍沿着緩坡迅速接近波希米亞軍左翼,最初遇到了多支騎兵團的反擊。

    但經過一番你來我往,騎兵很快就在敵軍的優勢兵力面前敗下陣來。

    圖恩伯爵(CountThurn)的步兵團這時也展開行動,但隻是在300步到400步遠處開槍,然後就轉身逃跑了。

    波希米亞一方的統帥在戰記中隻看到士兵的膽怯,但史家指出先前有玩忽職守和欠饷的情況,以至于士氣低迷,這便能解釋這支部隊的糟糕表現。

    局勢但無疑還是有一些異樣。

    如前所見,波希米亞軍的梯隊非常單薄,每個單位都很扁平,間距又很大。

    這種陣形方便各陣根據具體情況穿插運動,相互配合,但必須有人認清和利用具體情況才行。

    換句話說,薄陣需要自信而卓越的指揮,上至統帥,下至各團。

    但事實不是這樣。

    我們之前已經看到陣形是平均攤開的,沒有真正因應地形。

    現在隻有站在第一梯隊的圖恩伯爵部上前,8而且上前時相鄰的騎兵已經潰退。

    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的匈牙利人都沒有一齊前進。

    于是,第一梯隊的圖恩團前進時撞上了兵力多好幾倍的敵軍步兵和騎兵。

    難怪他們停下腳步,轉身逃跑了。

    為什麼圖恩不先等敵軍進入火繩槍的射程之内、可以發揮火槍的全部威力時再把部隊帶出去,配合附近騎兵發起反擊呢?考慮皇帝軍的數量優勢,反擊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可疑的;前面的兩支步兵後面又有三支,還有騎兵隊相随。

    盡管如此,孤零零的一個團上前又沒有提前利用防禦陣地和防禦火力的優勢,如此行動對部隊的要求太高了,就算再勇敢也不可能成功。

    令人稱奇的是,包括圖恩團餘部在内的第二梯隊沒有立即參戰,反而在第一梯隊順着間隙往後逃跑時不動如山。

     波希米亞軍統帥之子,時年21歲的安哈爾特少主克裡斯蒂安統領着一支勇敢的騎兵,從第二梯隊大膽上前,突襲得手。

    皇帝軍前鋒在前進途中遭到波希米亞騎兵攻擊,大概本來就陷入一定的混亂。

    現在克裡斯蒂安突然殺了進來,途中遇到一支騎兵,驅策其返身再戰,一度擊破了一個步兵方陣,用馬刀砍倒了一部分敵軍。

    其他幾支部隊跟了上來,第三梯隊的匈牙利人也往前走了。

    但敵軍人數太多了。

    蒂利将同盟軍的騎兵派去支援,很快打垮了安哈爾特的騎兵。

    匈牙利人甚至沒有發起一次真正的進攻。

    面對天主教軍的不斷推進&mdash&mdash其中波蘭人表現很突出&mdash&mdash波希米亞的一個個團紛紛逃跑或退入右側的圍場,在那裡遭到四面合擊,迅速被消滅。

     戰鬥從中午打響,持續時間不超過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左側的一大批巴伐利亞部隊根本沒用上。

     不僅多名親曆者的記述為我們提供了兩軍陣形的信息,還有名為《日志》(&ldquoJournal&rdquo)的巴伐利亞官方戰報(作者是拉斐爾·薩德勒,1621年刊行于慕尼黑)以及領主克裡斯蒂安寫給腓特烈國王(收錄于1787年的《愛國文獻集》,PatrioticArchives)的報告中的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