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赢得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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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無法應對歐洲步兵的印象。
在萊克星頓之戰後不久，英國人整整齊齊地登上了邦克山（或布裡德山），然後遭受重創的英國兵又整整齊齊地下來了，顯然他們還沒有改變對美國兵的看法。
盡管美國的打法有種種優勢，但在哈特福德會談時，前景卻非常暗淡，羅尚博很悲觀，拉法耶特就更不用說了。
自查爾斯頓陷落後，美國的聲譽大減，加之有關卡姆登及大陸會議财物狀況惡化等&ldquo極為不利&rdquo的消息，拉法耶特對&ldquo此次戰役&rdquo的預期極低。
他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ldquo我們的士兵比以往更加缺乏衣服、帳篷和車輛。
&rdquo&ldquo假如能夠找到運輸工具的話&rdquo，亟須給他們運送給養，&ldquo如果無法做到，就盡可能通過可以航行的河道往北面運送物資&rdquo。
他的報告自然無法讓人感到振奮，但是前方的目标使他們沒有陷入沮喪。
哈特福德會談的主要參與者是華盛頓和羅尚博這兩位指揮官。
他們互相試探，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或不可以建立夥伴關系，并探讨在何處可以協同作戰。
羅尚博是個經驗豐富的戰士，而華盛頓僅憑他的人格就能受到别人的崇拜，這樣的兩個人自然很容易相互敬重，但制訂協同作戰計劃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他們一緻認為，如果要進攻華盛頓最期盼的目标紐約，必須要法國人協助控制附近的水域才行，但僅靠特耐的分隊無法完成控制。
此外，羅尚博無法提出确切的作戰計劃，因為他接到指令說，法國艦隊和陸軍必須協同作戰，因此在增援的法國海軍到達之前，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繼續支持特耐駐紐波特的部隊。
直到一年後，接替去世的特耐的巴拉斯（deBarras）率領第二支法國陸戰部隊到達，與他同時到達的還有一支法國艦隊，這給美國人提供了他們所亟須的海軍力量，最後赢得這場戰争的大膽的海陸包抄計劃才得以形成。
但是，這位美國将軍的頭腦裡還是執着于紐約。
羅尚博提出的另一個方案是在切薩皮克灣地區發動戰役，切斷來自南部的英軍的威脅。
但是華盛頓不喜歡這個方案，他認為法國士兵會因為忍受不了弗吉尼亞炎熱的夏季而生病，他自己那些來自新英格蘭的士兵也對南方抱有偏見，因為那裡有蛇、高溫和蚊子，還懷疑南方的氣候不利于健康，甚至是有毒的，極易引起發熱。
當時的人們對導緻發熱的病菌和感染尚不了解，因此發熱成了一種統稱，可能包括瘧疾、肺炎、黃熱病、傷寒、斑疹傷寒和痢疾。
這些在弗吉尼亞流行的疾病與其說與氣候有關&mdash&mdash人們總喜歡将疾病歸咎于氣候&mdash&mdash倒不如說與沼澤、蚊子和軍營裡士兵們不衛生的生活條件關系更大。
在18世紀，每10個死者中就有8個被歸咎于&ldquo發熱&rdquo。
将部隊運送至弗吉尼亞需要經過大約500英裡的旅程，這都要靠步行完成，因為唯一可資利用的海上運輸工具，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上将&mdash&mdash現在那裡的法國海軍司令&mdash&mdash所統帥的一支由8艘艦船組成的艦隊，但紐約附近英軍的艦隊力量太強大，巴拉斯拒絕沿着海岸往弗吉尼亞運輸裝滿士兵的運兵船。
華盛頓認為陸上行進太危險，代價太高，部隊很可能由于疾病和開小差而減員1/3。
他還認為，隻要英軍仍保持對弗吉尼亞海岸附近水域的控制，那麼發動這場戰役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他相信，如果對紐約發動進攻，就能牽制英軍，迫使克林頓從南部調遣部隊過來，這樣就可以緩解拉法耶特的壓力，比直接支援他更有效。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情感上，華盛頓對紐約割舍不下，因為他正是在紐約遭受了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大敗，那是在長島之戰早期，這次大敗使他一直渴望能奪回這個城市。
根據盟約，華盛頓為總司令，羅尚博應服從他的命令，因此最後的決定權在華盛頓身上。
不過羅尚博雖為人随和，卻也很有謀略，他很清楚必須支持自己的側翼。
不久，在他的勸導下，法國駐美公使拉盧塞恩、巴拉斯和其他人都接受了羅尚博的意見，在他們寫回法國的信函中極力主張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的種種好處。
切薩皮克灣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受到如此關注？大切薩皮克灣包括弗吉尼亞的海岸線，沿大西洋往馬裡蘭和新澤西方向延伸200英裡。
這裡有很多通向歐洲的門戶，并有很多面向陸地的港口和入海口，可以直通内陸，它是通往這個國家南部地區的最為開闊的入口。
該灣上遊水系距離靠近費城的特拉華河還不到20英裡，因此它是南方與中部大西洋各州連接的天然水道，形成了一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切斷的戰略性瓶頸。
自奪取查爾斯頓後，英軍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南方，使南方地區成了重要的戰争中心地帶。
人們相信，這個地區殖民地人民對英國人的忠誠度如何，将決定英國是否能重新獲得整個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忠誠。
如果南方人民的人心向背有指示意義的話，那麼這意味着遙遙無期的等待。
受命統治被占領的查爾斯頓的鮑爾福上校（ColonelBalfour）在報告中說，南卡羅來納的&ldquo背叛&rdquo&ldquo如此普遍，以至于除了減少其人口這種辦法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别的辦法&rdquo。
鮑爾福的極端解決辦法反映了親英分子的态度，他們在與愛國者的沖突中體會到了内戰的殘酷，而且在相互的争鬥中孕育出日益深切的對反叛的敵視。
從戰略上說，南方作戰的意圖是奪取該地區叛軍的資源以及可以和歐洲通商的大西洋港口。
最激烈、時間最長的戰鬥就發生在那裡，親英分子參與了對農村人民及資源的毀滅性襲擊。
英國人對美國反叛者針鋒相對，無論是對美國将領納撒尼爾·格林、人稱&ldquo沼澤之狐&rdquo（theSwampFox）的弗朗西斯·馬裡恩（FrancisMarion），或者綽号&ldquo老車夫&rdquo（theOldWagoner）的&ldquo不可戰勝&rdquo的丹尼爾·摩根（DanielMorgan）&mdash&mdash&ldquo老車夫&rdquo的綽号來自25年前，他19歲時，曾經在布拉多可針對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發動的那場失利的戰役中負責駕馭一輛提供給養的車子。
南部的交戰從不占領領土，因為戰争目的主要是為了摧毀叛軍的武裝力量和戰鬥力，而非為了奪取領土。
所有進攻性戰役之目的無非兩個：摧毀人力和奪取領土。
有史以來&mdash&mdash或者說自有戰争以來，這兩種說法反正是一個意思&mdash&mdash達成第一個意圖的方法除了殺害對方士兵，還包括摧毀支撐對手的資源：食物、房舍、交通、勞力以及購買這一切所需的财物。
由于掠奪、焚燒和整體摧毀，使占領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正如鮑爾福上校隐隐感覺到的，這些行徑無助于英國達成重獲美洲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大目标。
盡管如此，英國仍然在南方看到了他們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因為他們非常肯定，那裡大緻忠誠的民衆必将在未來某個時刻為了王冠而挺身而出。
負責統帥南線戰事的是位咄咄逼人的将軍、第二代康沃利斯伯爵查爾斯，他位居駐紐約的亨利·克林頓之下。
克林頓與他性格迥異，謹慎且遊移不定。
兩人互無好感，這削弱了英國陸軍和海軍的指揮。
在美國革命的整個進程中，每個人都對某個别人心存怨恨，而在這個事例中，怨恨不但導緻相互間的厭惡，而且使得雙方在政策和目标上出現了分歧。
南線戰場 克林頓是個固執的保守分子，對得到的東西一定要緊緊守住不放，這裡指的是他在紐約和查爾斯頓的基地，尤其是紐約，他的全部精力似乎用在了防守紐約上。
康沃利斯則是個積極進取的人，他認為查爾斯頓是守不住的，除非穩穩掌握其腹地南卡羅來納，而要征服整個南方，就非奪取弗吉尼亞不可&mdash&mdash親英派報紙把它形容為&ldquo富饒繁榮的弗吉尼亞&rdquo。
作為一名貴族，康沃利斯的社會地位較高，克林頓則沒有這種優勢。
康沃利斯很頑固，野心勃勃地想得到晉升，他受到自己部隊的敬愛，因為他是個勇敢的鬥士，像法國騎士巴亞爾（Bayard）一樣&ldquo無所畏懼、不怕非議&rdquo（sanspeuretsansreproche），士兵們還認為他是個像慈父般的指揮官，對他們的生活非常關心。
克林頓認為這個下屬桀骜不馴，自己較低的社會地位也無法約束他，并疑心他正在四處活動，試圖取代自己。
因為克林頓老是說自己要辭職并将職位讓給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也已經得到了成為克林頓繼任者的休眠任命（dormantcommission，這可以避免一旦總司令有什麼意外，可能由某位傑曼将軍接任的局面），誰會繼任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但是這對克林頓還是有妨礙的，因為他覺得自己無須為繼任者制訂計劃。
從他們交往伊始，克林頓就疑心康沃利斯會自行下達指令。
他在日記中寫道：&ldquo我對這樣的人不可能熱絡起來。
&rdquo他覺得康沃利斯受到傑曼的青睐，相形之下，自己受到了冷落。
他向傑曼抱怨說：&ldquo我被忽視了，受到了不公平對待。
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采納，除了我的以外。
誰的計劃都可以采納，除了我的以外&hellip&hellip我不得不按别人的計劃來行動。
&rdquo康沃利斯則因為克林頓做出的決定模棱兩可、經常推诿并推遲計劃而惱火。
他請求國王準許他辭職回國，喬治三世的想放棄職位的又一位裨将。
這個請求被拒絕了。
同一戰區的将領們互不信任，這對于指揮來說絕非吉兆。
在曆史發展的軌道中，個人有時會對曆史進程産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正如經濟或天氣等更大的客觀因素一樣。
康沃利斯勳爵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在議會的席位代表薩福克郡（Suffolk）的艾易區（theBoroughofEye），他的家族自14世紀以來就開始時斷時續地在議會代表該區。
他和喬治三世一樣，都出生在1738年。
從伊頓公學畢業後，他由于顯示出軍事方面的才能，得到委任成了擲彈兵近衛團（theGrenadierGuards）的一名少尉。
他18歲與自己的導師&mdash&mdash一位普魯士軍官&mdash&mdash在歐洲遊學時進入當時歐洲最好的都靈軍事學院（theMilitaryAcademyofTurin）學習。
在意大利的寬松氛圍中，軍校開設的課程往往很有意思，與切身專業主題無關。
早上7點到8點上舞蹈課，據說是為了讓學生從睡眠中清醒過來。
之後根據勞逸結合的原則，從8點到9點是德語課，9點到11點是早飯時間。
軍事教育從11點到12點，占一個小時，此外下午還有兩個小時的數學，以及從3點到5點的築城學。
到了5點又是舞蹈，去歌劇院看演出，直到晚餐。
每周有兩天時間，學生必須在薩丁國王的朝廷裡執勤。
都靈原屬西班牙，之後又屬于法國，是薩丁尼亞國王居住的地方，後來他的王室稱号傳給了薩伏伊（Savoy）公爵，在意大利統一戰争期間的1860年又由公爵傳給意大利王室。
雖然這種軍事學習未能在科學或戰争藝術方面對學員有深入指導，但是對培養軍事人才的紳士風度卻大有裨益。
在擲彈兵近衛團服役期間，康沃利斯曾作為不倫瑞克親王斐迪南（PrinceFerdinandofBrunswick）的盟友參與&ldquo七年戰争&rdquo在歐洲大陸的局部戰役，對戰争産生了濃厚興趣。
1762年，他在父親去世後繼承了爵位。
在那年回到英國接替在上院的席位時，他的立場讓人驚詫，因為他與&ldquo輝格黨&rdquo站在一起，而&ldquo輝格黨&rdquo為反對黨，極力反對國王及政府對蠢蠢欲動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采取威懾政策。
是優雅的都靈軍事學院課程影響了他的選擇，還是他天性如此，抑或是受到好友輝格黨領袖謝爾本勳爵（LordShelbourne）的影響，已經不得而知了。
雖然從表面上看，他屬于正統的近衛隊軍官，但實際上他的個性有頗多矛盾之處。
盡管他支持輝格黨，但各方面的行事還是很得體，成了自己團隊的上校，又成為國王的随行參謀。
并沒有記錄表明他參與了上院的辯論。
比他可能曾說過的言論更引人注目的是，1766年3月，他曾與四位富于勇氣的貴族一道，支持卡姆登反對《公告法案》（DeclaratoryBill）的提案。
該法案是政府為了重申議會擁有向殖民地征稅的權利而提出的，旨在抵消由于廢除《印花稅法》所産生的對殖民地民衆有所姑息之印象。
根據報道來看，康沃利斯在提案辯論期間并未開口，但是他投票支持的卡姆登勳爵在上院的發言是非常明确的。
卡姆登說，《公告法案》是&ldquo完全非法的，違背本憲法的基本法則&rdquo，而憲法本身是&ldquo根植于永恒的、不可變更的自然法則&rdquo的，因為&ldquo征稅和代表權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hellip&hellip該立場是基于這樣的自然法則，即屬于某個個人的東西絕對屬于其個人，未經其同意，任何人均無權剝奪。
無論誰試圖這樣做，便是侵犯；無論誰這樣做了便是實施了搶劫；他忽視并消除了自由和奴役之間的界限&rdquo。
這些話很像是出于湯姆·佩恩或帕特裡克·亨利之口，不過也許還不會出于約翰·亞當斯之口，因為亞當斯絕不會如此浪漫地看待&ldquo自然法則&rdquo。
可以推測，康沃利斯勳爵是支持這些看法的，因為他投票支持了發言人。
但是他并沒有拒絕在這場戰争中擔任指揮官，而傑弗裡·阿默斯特勳爵、拉爾夫·阿伯克龍比上校（ColonelRalphAbercromby）&mdash&mdash不倫瑞克戰争的英雄，是軍中一位卓越的戰士&mdash&mdash以及其他反對威懾美洲殖民地的人都這樣做了。
相反，北美殖民地武裝反叛、英國陸軍在美洲需要增援的時候，康沃利斯主動請纓，要求得到任命。
他受到強烈的責任感的驅使，認為作為一名接受了國王委任的戰士，他有義務幫助平息叛亂。
不過，或者因為他的責任感萌生得很慢，或者由于他心裡已經有些矛盾，直到美洲殖民地在萊克星頓發出第一槍7個月後，他才決定接受委任，負責鎮壓叛亂的指揮任務。
這種滞後，一部分也是因為他深深愛戀的妻子的懇求。
然而，他于1776年2月率7個團開赴美洲，到達哈利法克斯。
那裡的豪将軍在放棄波士頓後已經退役。
康沃利斯經曆了長島和白原（WhitePlains）之戰，奪取了哈德孫河澤西岸邊的李堡，之後一直追趕華盛頓，穿越新澤西到達特倫頓。
他在這裡的布蘭迪萬河戰役中阻遏了華盛頓的進軍步伐，進而占領了費城。
使康沃利斯來到美國的那種責任感也許并不那麼強烈，畢竟對殖民地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兵作戰無助于提升一個近衛隊軍官的名譽。
在1777年，他請了假，經過長途航行回家了。
1778年，他被升為中将後返回美洲就職，途中與卡萊爾委員會的成員同船。
他擔心自己的随行人員會擠占掉委員會成員需要的空間，但他很喜歡與兩位伯爵開開心心地打惠斯特牌，也就把擔心置之腦後了。
到了美洲後，他發現自己被任命為僅次于亨利·克林頓爵士的指揮官。
克林頓已經取代聲名狼藉的威廉·豪成為總司令，但他不久就表現得比前任更加缺乏沖勁。
康沃利斯擔任南方戰場的總指揮後，對克林頓的不作為感到絕望，并與羅德尼一樣認為戰事一塌糊塗，因此也想辭職，但未獲準許。
法國同盟現在已經開始參與戰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關閉法國人可能進入的門戶，尤其是切薩皮克灣，因為法國可以經由這些門戶給叛軍帶來援軍、金錢與軍火。
美國人經常利用切薩皮克灣的港口運輸煙草和棉花，向歐洲貿易商出口貨物，用收入購買武器彈藥。
康沃利斯想在南方發動一次大的攻勢，徹底平息那裡的叛亂，但是克林頓顯然對此不感興趣。
克林頓想讓康沃利斯舒舒服服地長期待在一個基地，并将他的部隊用于幫助賓夕法尼亞的戰事或者防守紐約。
康沃利斯認為這樣做毫無意義，并在寫給同事菲利普斯（GeneralPhillips）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讓人震驚的見解：&ldquo如果我們要在美洲發動一場進攻性戰役，我們就必須放棄紐約。
&rdquo我們應當&ldquo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弗吉尼亞&rdquo，因為&ldquo在那裡的開戰至關重要&rdquo，在那裡可以實現他老是挂在嘴上的&ldquo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赢得美洲&rdquo。
要證明他的觀點的正确性卻進展緩慢。
此時幫助英國人作戰的主要是兩位讓人們既恨又怕的人物：騎兵隊的巴納斯特·塔爾頓上校（ColonelBanastreTarleton），此人很被康沃利斯看重，被視為部隊的先鋒；還有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此人認為既然自己已為1萬英鎊及其他利益賣身給了英國人，就必須要通過暴行來證明自己對得起這筆錢。
（他曾索價1萬英鎊，但隻得到6000英鎊，這是根據西點衛戍軍每人兩基尼測算出來的。
）塔爾頓的重騎兵踐踏種滿玉米和黑麥的田地，阿諾德的士兵則搶掠已經收獲的煙草和收入糧倉的糧食，四處散播毀滅。
曾經有人指控，塔爾頓将牛、豬以及家禽趕進倉庫，然後放火燒死它們。
他被人稱為&ldquo毫不寬恕的塔爾頓&rdquo（noquarterTarleton），因為在沃克斯華大屠殺（WaxhawMassacre）中，他違反了有關投降的規定。
在沃克斯華，他俘獲了一群美國士兵，這些士兵恪守敵人距離50碼再開火的準則，結果開火太遲，已經無法阻止沖過來的騎兵了，在投降以後，這些士兵被砍殺。
塔爾頓的那些士兵受到縱容，手持鋒利的馬刀殺害113人，砍傷150人，傷者中有一半最後因傷而死。
沃克斯華大屠殺的消息傳遍卡羅萊納的時候，點燃了仇恨之火。
随着敵對情緒加深，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對抗亦變得激烈。
因為妻子重病，康沃利斯再次趕回家，到英國後不久即經受了喪妻之痛。
他極度悲傷，給自己的兄弟寫信說，妻子的去世&ldquo完全摧毀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得到幸福的任何希望&rdquo。
除了部隊，他再也沒有别的能支撐他生命的東西。
喪妻之痛讓他倍感孤獨和空虛，他在1779年7月重返戰場。
1780年8月，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之戰中擊敗了蓋茨。
盡管英國人把卡姆登之戰視為一次卓著的勝利，但是反叛勢力并未因此被削弱，美國民兵和大陸軍也并未就此解散，将領土拱手讓給勝利者。
正如格林在寫給盧塞恩的信中所說的，&ldquo我們戰鬥，挨打，爬起來再戰。
&rdquo他所言極是，英國人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勝利，但是他們并沒有讓這場戰争接近勝利。
格林所采取的簡單辦法讓南方的核心隊伍和革命的火種得以存續，而卡姆登之戰所遭遇的失敗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為蓋茨被撤換，華盛頓任命格林和施托伊本去改革和統領南方部隊。
他們現在僅僅留有大陸軍民兵的一些殘餘，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打上幾天或幾個星期仗就要回家照料莊稼和田地。
幸虧還有一些強悍的遊擊隊和遊擊隊領袖，比如&ldquo沼澤之狐&rdquo安德魯·皮肯斯（AndrewPickens）和托馬斯·薩姆特（ThomasSumter），他們使得戰鬥依然激烈、抗英活動仍能繼續。
塔爾頓的士兵因為有騎兵，增加了靈活性，其劫掠行為日益嚴重，而沃克斯華大屠殺引起的憤慨激發了複仇的欲望，加劇了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仇視。
他們之間的紛争也讓卡羅萊納的反叛之火越來越熾熱。
在南卡羅來納，康沃利斯不得不承認，沼澤之狐&ldquo或借助種種恐怖手段和懲罰，或憑借對戰利品的許諾，結果&lsquo當地&rsquo幾乎沒有一個居民不是拿着武器跟我們對着幹的&r
在萊克星頓之戰後不久，英國人整整齊齊地登上了邦克山（或布裡德山），然後遭受重創的英國兵又整整齊齊地下來了，顯然他們還沒有改變對美國兵的看法。
盡管美國的打法有種種優勢，但在哈特福德會談時，前景卻非常暗淡，羅尚博很悲觀，拉法耶特就更不用說了。
自查爾斯頓陷落後，美國的聲譽大減，加之有關卡姆登及大陸會議财物狀況惡化等&ldquo極為不利&rdquo的消息，拉法耶特對&ldquo此次戰役&rdquo的預期極低。
他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說：&ldquo我們的士兵比以往更加缺乏衣服、帳篷和車輛。
&rdquo&ldquo假如能夠找到運輸工具的話&rdquo，亟須給他們運送給養，&ldquo如果無法做到，就盡可能通過可以航行的河道往北面運送物資&rdquo。
他的報告自然無法讓人感到振奮，但是前方的目标使他們沒有陷入沮喪。
哈特福德會談的主要參與者是華盛頓和羅尚博這兩位指揮官。
他們互相試探，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或不可以建立夥伴關系，并探讨在何處可以協同作戰。
羅尚博是個經驗豐富的戰士，而華盛頓僅憑他的人格就能受到别人的崇拜，這樣的兩個人自然很容易相互敬重，但制訂協同作戰計劃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他們一緻認為，如果要進攻華盛頓最期盼的目标紐約，必須要法國人協助控制附近的水域才行，但僅靠特耐的分隊無法完成控制。
此外，羅尚博無法提出确切的作戰計劃，因為他接到指令說，法國艦隊和陸軍必須協同作戰，因此在增援的法國海軍到達之前，他認為自己有義務繼續支持特耐駐紐波特的部隊。
直到一年後，接替去世的特耐的巴拉斯（deBarras）率領第二支法國陸戰部隊到達，與他同時到達的還有一支法國艦隊，這給美國人提供了他們所亟須的海軍力量，最後赢得這場戰争的大膽的海陸包抄計劃才得以形成。
但是，這位美國将軍的頭腦裡還是執着于紐約。
羅尚博提出的另一個方案是在切薩皮克灣地區發動戰役，切斷來自南部的英軍的威脅。
但是華盛頓不喜歡這個方案，他認為法國士兵會因為忍受不了弗吉尼亞炎熱的夏季而生病，他自己那些來自新英格蘭的士兵也對南方抱有偏見，因為那裡有蛇、高溫和蚊子，還懷疑南方的氣候不利于健康，甚至是有毒的，極易引起發熱。
當時的人們對導緻發熱的病菌和感染尚不了解，因此發熱成了一種統稱，可能包括瘧疾、肺炎、黃熱病、傷寒、斑疹傷寒和痢疾。
這些在弗吉尼亞流行的疾病與其說與氣候有關&mdash&mdash人們總喜歡将疾病歸咎于氣候&mdash&mdash倒不如說與沼澤、蚊子和軍營裡士兵們不衛生的生活條件關系更大。
在18世紀，每10個死者中就有8個被歸咎于&ldquo發熱&rdquo。
将部隊運送至弗吉尼亞需要經過大約500英裡的旅程，這都要靠步行完成，因為唯一可資利用的海上運輸工具，是路易·德·巴拉斯伯爵上将&mdash&mdash現在那裡的法國海軍司令&mdash&mdash所統帥的一支由8艘艦船組成的艦隊，但紐約附近英軍的艦隊力量太強大，巴拉斯拒絕沿着海岸往弗吉尼亞運輸裝滿士兵的運兵船。
華盛頓認為陸上行進太危險，代價太高，部隊很可能由于疾病和開小差而減員1/3。
他還認為，隻要英軍仍保持對弗吉尼亞海岸附近水域的控制，那麼發動這場戰役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他相信，如果對紐約發動進攻，就能牽制英軍，迫使克林頓從南部調遣部隊過來，這樣就可以緩解拉法耶特的壓力，比直接支援他更有效。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情感上，華盛頓對紐約割舍不下，因為他正是在紐約遭受了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大敗，那是在長島之戰早期，這次大敗使他一直渴望能奪回這個城市。
根據盟約，華盛頓為總司令，羅尚博應服從他的命令，因此最後的決定權在華盛頓身上。
不過羅尚博雖為人随和，卻也很有謀略，他很清楚必須支持自己的側翼。
不久，在他的勸導下，法國駐美公使拉盧塞恩、巴拉斯和其他人都接受了羅尚博的意見，在他們寫回法國的信函中極力主張在切薩皮克灣發動戰役的種種好處。
切薩皮克灣是什麼地方，為什麼受到如此關注？大切薩皮克灣包括弗吉尼亞的海岸線，沿大西洋往馬裡蘭和新澤西方向延伸200英裡。
這裡有很多通向歐洲的門戶，并有很多面向陸地的港口和入海口，可以直通内陸，它是通往這個國家南部地區的最為開闊的入口。
該灣上遊水系距離靠近費城的特拉華河還不到20英裡，因此它是南方與中部大西洋各州連接的天然水道，形成了一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切斷的戰略性瓶頸。
自奪取查爾斯頓後，英軍開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南方，使南方地區成了重要的戰争中心地帶。
人們相信，這個地區殖民地人民對英國人的忠誠度如何，将決定英國是否能重新獲得整個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忠誠。
如果南方人民的人心向背有指示意義的話，那麼這意味着遙遙無期的等待。
受命統治被占領的查爾斯頓的鮑爾福上校（ColonelBalfour）在報告中說，南卡羅來納的&ldquo背叛&rdquo&ldquo如此普遍，以至于除了減少其人口這種辦法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别的辦法&rdquo。
鮑爾福的極端解決辦法反映了親英分子的态度，他們在與愛國者的沖突中體會到了内戰的殘酷，而且在相互的争鬥中孕育出日益深切的對反叛的敵視。
從戰略上說，南方作戰的意圖是奪取該地區叛軍的資源以及可以和歐洲通商的大西洋港口。
最激烈、時間最長的戰鬥就發生在那裡，親英分子參與了對農村人民及資源的毀滅性襲擊。
英國人對美國反叛者針鋒相對，無論是對美國将領納撒尼爾·格林、人稱&ldquo沼澤之狐&rdquo（theSwampFox）的弗朗西斯·馬裡恩（FrancisMarion），或者綽号&ldquo老車夫&rdquo（theOldWagoner）的&ldquo不可戰勝&rdquo的丹尼爾·摩根（DanielMorgan）&mdash&mdash&ldquo老車夫&rdquo的綽号來自25年前，他19歲時，曾經在布拉多可針對法國人和印第安人發動的那場失利的戰役中負責駕馭一輛提供給養的車子。
南部的交戰從不占領領土，因為戰争目的主要是為了摧毀叛軍的武裝力量和戰鬥力，而非為了奪取領土。
所有進攻性戰役之目的無非兩個：摧毀人力和奪取領土。
有史以來&mdash&mdash或者說自有戰争以來，這兩種說法反正是一個意思&mdash&mdash達成第一個意圖的方法除了殺害對方士兵，還包括摧毀支撐對手的資源：食物、房舍、交通、勞力以及購買這一切所需的财物。
由于掠奪、焚燒和整體摧毀，使占領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正如鮑爾福上校隐隐感覺到的，這些行徑無助于英國達成重獲美洲殖民地人民效忠的大目标。
盡管如此，英國仍然在南方看到了他們取得最後勝利的機會，因為他們非常肯定，那裡大緻忠誠的民衆必将在未來某個時刻為了王冠而挺身而出。
負責統帥南線戰事的是位咄咄逼人的将軍、第二代康沃利斯伯爵查爾斯，他位居駐紐約的亨利·克林頓之下。
克林頓與他性格迥異，謹慎且遊移不定。
兩人互無好感，這削弱了英國陸軍和海軍的指揮。
在美國革命的整個進程中，每個人都對某個别人心存怨恨，而在這個事例中，怨恨不但導緻相互間的厭惡，而且使得雙方在政策和目标上出現了分歧。
南線戰場 克林頓是個固執的保守分子，對得到的東西一定要緊緊守住不放，這裡指的是他在紐約和查爾斯頓的基地，尤其是紐約，他的全部精力似乎用在了防守紐約上。
康沃利斯則是個積極進取的人，他認為查爾斯頓是守不住的，除非穩穩掌握其腹地南卡羅來納，而要征服整個南方，就非奪取弗吉尼亞不可&mdash&mdash親英派報紙把它形容為&ldquo富饒繁榮的弗吉尼亞&rdquo。
作為一名貴族，康沃利斯的社會地位較高，克林頓則沒有這種優勢。
康沃利斯很頑固，野心勃勃地想得到晉升，他受到自己部隊的敬愛，因為他是個勇敢的鬥士，像法國騎士巴亞爾（Bayard）一樣&ldquo無所畏懼、不怕非議&rdquo（sanspeuretsansreproche），士兵們還認為他是個像慈父般的指揮官，對他們的生活非常關心。
克林頓認為這個下屬桀骜不馴，自己較低的社會地位也無法約束他，并疑心他正在四處活動，試圖取代自己。
因為克林頓老是說自己要辭職并将職位讓給康沃利斯，康沃利斯也已經得到了成為克林頓繼任者的休眠任命（dormantcommission，這可以避免一旦總司令有什麼意外，可能由某位傑曼将軍接任的局面），誰會繼任早已不是什麼秘密了，但是這對克林頓還是有妨礙的，因為他覺得自己無須為繼任者制訂計劃。
從他們交往伊始，克林頓就疑心康沃利斯會自行下達指令。
他在日記中寫道：&ldquo我對這樣的人不可能熱絡起來。
&rdquo他覺得康沃利斯受到傑曼的青睐，相形之下，自己受到了冷落。
他向傑曼抱怨說：&ldquo我被忽視了，受到了不公平對待。
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采納，除了我的以外。
誰的計劃都可以采納，除了我的以外&hellip&hellip我不得不按别人的計劃來行動。
&rdquo康沃利斯則因為克林頓做出的決定模棱兩可、經常推诿并推遲計劃而惱火。
他請求國王準許他辭職回國，喬治三世的想放棄職位的又一位裨将。
這個請求被拒絕了。
同一戰區的将領們互不信任，這對于指揮來說絕非吉兆。
在曆史發展的軌道中，個人有時會對曆史進程産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正如經濟或天氣等更大的客觀因素一樣。
康沃利斯勳爵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在議會的席位代表薩福克郡（Suffolk）的艾易區（theBoroughofEye），他的家族自14世紀以來就開始時斷時續地在議會代表該區。
他和喬治三世一樣，都出生在1738年。
從伊頓公學畢業後，他由于顯示出軍事方面的才能，得到委任成了擲彈兵近衛團（theGrenadierGuards）的一名少尉。
他18歲與自己的導師&mdash&mdash一位普魯士軍官&mdash&mdash在歐洲遊學時進入當時歐洲最好的都靈軍事學院（theMilitaryAcademyofTurin）學習。
在意大利的寬松氛圍中，軍校開設的課程往往很有意思，與切身專業主題無關。
早上7點到8點上舞蹈課，據說是為了讓學生從睡眠中清醒過來。
之後根據勞逸結合的原則，從8點到9點是德語課，9點到11點是早飯時間。
軍事教育從11點到12點，占一個小時，此外下午還有兩個小時的數學，以及從3點到5點的築城學。
到了5點又是舞蹈，去歌劇院看演出，直到晚餐。
每周有兩天時間，學生必須在薩丁國王的朝廷裡執勤。
都靈原屬西班牙，之後又屬于法國，是薩丁尼亞國王居住的地方，後來他的王室稱号傳給了薩伏伊（Savoy）公爵，在意大利統一戰争期間的1860年又由公爵傳給意大利王室。
雖然這種軍事學習未能在科學或戰争藝術方面對學員有深入指導，但是對培養軍事人才的紳士風度卻大有裨益。
在擲彈兵近衛團服役期間，康沃利斯曾作為不倫瑞克親王斐迪南（PrinceFerdinandofBrunswick）的盟友參與&ldquo七年戰争&rdquo在歐洲大陸的局部戰役，對戰争産生了濃厚興趣。
1762年，他在父親去世後繼承了爵位。
在那年回到英國接替在上院的席位時，他的立場讓人驚詫，因為他與&ldquo輝格黨&rdquo站在一起，而&ldquo輝格黨&rdquo為反對黨，極力反對國王及政府對蠢蠢欲動的美洲殖民地人民采取威懾政策。
是優雅的都靈軍事學院課程影響了他的選擇，還是他天性如此，抑或是受到好友輝格黨領袖謝爾本勳爵（LordShelbourne）的影響，已經不得而知了。
雖然從表面上看，他屬于正統的近衛隊軍官，但實際上他的個性有頗多矛盾之處。
盡管他支持輝格黨，但各方面的行事還是很得體，成了自己團隊的上校，又成為國王的随行參謀。
并沒有記錄表明他參與了上院的辯論。
比他可能曾說過的言論更引人注目的是，1766年3月，他曾與四位富于勇氣的貴族一道，支持卡姆登反對《公告法案》（DeclaratoryBill）的提案。
該法案是政府為了重申議會擁有向殖民地征稅的權利而提出的，旨在抵消由于廢除《印花稅法》所産生的對殖民地民衆有所姑息之印象。
根據報道來看，康沃利斯在提案辯論期間并未開口，但是他投票支持的卡姆登勳爵在上院的發言是非常明确的。
卡姆登說，《公告法案》是&ldquo完全非法的，違背本憲法的基本法則&rdquo，而憲法本身是&ldquo根植于永恒的、不可變更的自然法則&rdquo的，因為&ldquo征稅和代表權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hellip&hellip該立場是基于這樣的自然法則，即屬于某個個人的東西絕對屬于其個人，未經其同意，任何人均無權剝奪。
無論誰試圖這樣做，便是侵犯；無論誰這樣做了便是實施了搶劫；他忽視并消除了自由和奴役之間的界限&rdquo。
這些話很像是出于湯姆·佩恩或帕特裡克·亨利之口，不過也許還不會出于約翰·亞當斯之口，因為亞當斯絕不會如此浪漫地看待&ldquo自然法則&rdquo。
可以推測，康沃利斯勳爵是支持這些看法的，因為他投票支持了發言人。
但是他并沒有拒絕在這場戰争中擔任指揮官，而傑弗裡·阿默斯特勳爵、拉爾夫·阿伯克龍比上校（ColonelRalphAbercromby）&mdash&mdash不倫瑞克戰争的英雄，是軍中一位卓越的戰士&mdash&mdash以及其他反對威懾美洲殖民地的人都這樣做了。
相反，北美殖民地武裝反叛、英國陸軍在美洲需要增援的時候，康沃利斯主動請纓，要求得到任命。
他受到強烈的責任感的驅使，認為作為一名接受了國王委任的戰士，他有義務幫助平息叛亂。
不過，或者因為他的責任感萌生得很慢，或者由于他心裡已經有些矛盾，直到美洲殖民地在萊克星頓發出第一槍7個月後，他才決定接受委任，負責鎮壓叛亂的指揮任務。
這種滞後，一部分也是因為他深深愛戀的妻子的懇求。
然而，他于1776年2月率7個團開赴美洲，到達哈利法克斯。
那裡的豪将軍在放棄波士頓後已經退役。
康沃利斯經曆了長島和白原（WhitePlains）之戰，奪取了哈德孫河澤西岸邊的李堡，之後一直追趕華盛頓，穿越新澤西到達特倫頓。
他在這裡的布蘭迪萬河戰役中阻遏了華盛頓的進軍步伐，進而占領了費城。
使康沃利斯來到美國的那種責任感也許并不那麼強烈，畢竟對殖民地那些衣衫褴褛的民兵作戰無助于提升一個近衛隊軍官的名譽。
在1777年，他請了假，經過長途航行回家了。
1778年，他被升為中将後返回美洲就職，途中與卡萊爾委員會的成員同船。
他擔心自己的随行人員會擠占掉委員會成員需要的空間，但他很喜歡與兩位伯爵開開心心地打惠斯特牌，也就把擔心置之腦後了。
到了美洲後，他發現自己被任命為僅次于亨利·克林頓爵士的指揮官。
克林頓已經取代聲名狼藉的威廉·豪成為總司令，但他不久就表現得比前任更加缺乏沖勁。
康沃利斯擔任南方戰場的總指揮後，對克林頓的不作為感到絕望，并與羅德尼一樣認為戰事一塌糊塗，因此也想辭職，但未獲準許。
法國同盟現在已經開始參與戰事，康沃利斯認為，必須關閉法國人可能進入的門戶，尤其是切薩皮克灣，因為法國可以經由這些門戶給叛軍帶來援軍、金錢與軍火。
美國人經常利用切薩皮克灣的港口運輸煙草和棉花，向歐洲貿易商出口貨物，用收入購買武器彈藥。
康沃利斯想在南方發動一次大的攻勢，徹底平息那裡的叛亂，但是克林頓顯然對此不感興趣。
克林頓想讓康沃利斯舒舒服服地長期待在一個基地，并将他的部隊用于幫助賓夕法尼亞的戰事或者防守紐約。
康沃利斯認為這樣做毫無意義，并在寫給同事菲利普斯（GeneralPhillips）的信中提出了一個讓人震驚的見解：&ldquo如果我們要在美洲發動一場進攻性戰役，我們就必須放棄紐約。
&rdquo我們應當&ldquo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弗吉尼亞&rdquo，因為&ldquo在那裡的開戰至關重要&rdquo，在那裡可以實現他老是挂在嘴上的&ldquo一場成功的戰鬥可以讓我們赢得美洲&rdquo。
要證明他的觀點的正确性卻進展緩慢。
此時幫助英國人作戰的主要是兩位讓人們既恨又怕的人物：騎兵隊的巴納斯特·塔爾頓上校（ColonelBanastreTarleton），此人很被康沃利斯看重，被視為部隊的先鋒；還有叛徒本尼迪克特·阿諾德，此人認為既然自己已為1萬英鎊及其他利益賣身給了英國人，就必須要通過暴行來證明自己對得起這筆錢。
（他曾索價1萬英鎊，但隻得到6000英鎊，這是根據西點衛戍軍每人兩基尼測算出來的。
）塔爾頓的重騎兵踐踏種滿玉米和黑麥的田地，阿諾德的士兵則搶掠已經收獲的煙草和收入糧倉的糧食，四處散播毀滅。
曾經有人指控，塔爾頓将牛、豬以及家禽趕進倉庫，然後放火燒死它們。
他被人稱為&ldquo毫不寬恕的塔爾頓&rdquo（noquarterTarleton），因為在沃克斯華大屠殺（WaxhawMassacre）中，他違反了有關投降的規定。
在沃克斯華，他俘獲了一群美國士兵，這些士兵恪守敵人距離50碼再開火的準則，結果開火太遲，已經無法阻止沖過來的騎兵了，在投降以後，這些士兵被砍殺。
塔爾頓的那些士兵受到縱容，手持鋒利的馬刀殺害113人，砍傷150人，傷者中有一半最後因傷而死。
沃克斯華大屠殺的消息傳遍卡羅萊納的時候，點燃了仇恨之火。
随着敵對情緒加深，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對抗亦變得激烈。
因為妻子重病，康沃利斯再次趕回家，到英國後不久即經受了喪妻之痛。
他極度悲傷，給自己的兄弟寫信說，妻子的去世&ldquo完全摧毀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得到幸福的任何希望&rdquo。
除了部隊，他再也沒有别的能支撐他生命的東西。
喪妻之痛讓他倍感孤獨和空虛，他在1779年7月重返戰場。
1780年8月，康沃利斯在卡姆登之戰中擊敗了蓋茨。
盡管英國人把卡姆登之戰視為一次卓著的勝利，但是反叛勢力并未因此被削弱，美國民兵和大陸軍也并未就此解散，将領土拱手讓給勝利者。
正如格林在寫給盧塞恩的信中所說的，&ldquo我們戰鬥，挨打，爬起來再戰。
&rdquo他所言極是，英國人在戰場上取得了一次勝利，但是他們并沒有讓這場戰争接近勝利。
格林所采取的簡單辦法讓南方的核心隊伍和革命的火種得以存續，而卡姆登之戰所遭遇的失敗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因為蓋茨被撤換，華盛頓任命格林和施托伊本去改革和統領南方部隊。
他們現在僅僅留有大陸軍民兵的一些殘餘，這些民兵聚集在一起，打上幾天或幾個星期仗就要回家照料莊稼和田地。
幸虧還有一些強悍的遊擊隊和遊擊隊領袖，比如&ldquo沼澤之狐&rdquo安德魯·皮肯斯（AndrewPickens）和托馬斯·薩姆特（ThomasSumter），他們使得戰鬥依然激烈、抗英活動仍能繼續。
塔爾頓的士兵因為有騎兵，增加了靈活性，其劫掠行為日益嚴重，而沃克斯華大屠殺引起的憤慨激發了複仇的欲望，加劇了親英分子和愛國者之間的仇視。
他們之間的紛争也讓卡羅萊納的反叛之火越來越熾熱。
在南卡羅來納，康沃利斯不得不承認，沼澤之狐&ldquo或借助種種恐怖手段和懲罰，或憑借對戰利品的許諾，結果&lsquo當地&rsquo幾乎沒有一個居民不是拿着武器跟我們對着幹的&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