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羅德尼上将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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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當然這要有緊跟的後方艦船的支持才行。
《作戰條例》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執政時在第一次對荷蘭戰争時頒布的，因而自然反映了克倫威爾的專政思維模式。
也有人說，《作戰條例》是詹姆斯一世那個可憐蟲制定的，但詹姆斯一世個性軟弱，這個文件卻透着不妥協的意味，恐非詹姆斯一世所為。
由于當時的艦長作戰時常常采用自己的戰術，結果造成嚴重混亂，因此海軍部頒布了這個條例，要求各艦船依據指揮官通過旗語發布的命令協同行動，禁止自行其是，以提高艦隊的戰鬥力。
總的來說，戰鬥力的确提高了，不過在個别情況下&mdash&mdash比如在約克鎮之戰前夕的切薩皮克灣之戰時格雷夫斯上将（AdmiralGraves）的表現&mdash&mdash也可能導緻災難，因為一個過于聽話的艦長可能會墨守成規，而緊急情況可能更需要随機應變。
對于違反該規定的人，那些怒氣沖沖的軍官會向上告發并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因此該條例自然降低了&mdash&mdash如果不是徹底摧毀的話&mdash&mdash作戰主動性，除非艦長有強烈自信，能利用意料之外的有利條件。
在戰場上，這樣的機會并不罕見，不過很少有人會像英國人那樣墨守成規。
不要說風和海洋捉摸不定，人又何嘗不如是。
該條例卻不允許利用這種捉摸不定的條件相機行事，它是軍事思想僵化的産物，注定會讓那些業餘人士感到吃驚。
在土倫海戰時，位于戰列線後衛的萊斯托克裹足不前，這到底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指揮官懷有惡意，還是像他後來在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時所宣稱的，他已經全速前進，無奈無法追上，法庭并未對此做出裁決。
對于他能夠進攻卻沒有進攻的指控，他利用《作戰條例》的規定為自己辯護說，發出進行交戰的信号的同時還懸挂着&ldquo保持縱隊&rdquo的信号，他如果離隊作戰，則不可能不違抗&ldquo保持縱隊&rdquo的命令。
&ldquo縱隊&rdquo作為海戰的核心，是由當時的艦船結構所決定的，艦船的主要武器是舷炮。
唯有這種隊列方可在艦船轉向敵人、以橫梁對敵時，避免任何一艘自己的船處于火炮和目标之間。
縱隊原則使得海上正規戰鬥的調遣仿佛巨船伴随着炮火的樂聲跳小步舞。
戰艦先是前進、鞠躬，然後退卻，鼓手則敲着鼓點，命令炮手們各就各位，然後炸藥從炮口中噴出。
戰線正好與對面敵人的戰線相對應，每艘船在到位時都開火射擊。
英國人對船體射擊，法國人則對着桅杆和纜繩射擊，同時為了扯碎船帆，會在炮裡加入鐵鍊、葡萄彈和廢鐵。
火焰四射，木頭碎片四處亂飛，造成各種難以處置的傷害。
甲闆上布滿屍體，因為鮮血四處都是而變得很滑、很危險，受傷的人無助地躺着，擔心自己會與别的屍體一道被推入大海。
船的周圍到處都是鲨魚，它們的血盆大口将成為海員們的葬身之地，隻是這個墓地沒有墓碑的标志罷了。
在空蕩的大海上上演的這場厮殺大戲震天價響，很是過瘾，卻并不總是有戰略價值。
如有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客人看到這場表演，目睹片片船帆仿佛跳着西班牙薩拉班德舞，不免會感到曼妙無比，但又疑惑：這樣做的意義究竟何在？ 在飄忽不定的大海上展開戰鬥，其勝負往往是由參戰方相對的傷亡數量來決定的，甚至曆史學家也是這樣判定的。
這種&ldquo噼裡啪啦&rdquo的戰鬥之死亡數目動辄可達七八百人，不可謂不大了。
曆史記載中唯一對此表示過關注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這未免令人詫異，因為他并不是一個對民衆富于同情心的人。
他在對議會的一場發言中說：&ldquo但是誰能讓那些為我英勇捐軀的勇士們起死回生？&rdquo他對此事的關注程度顯然要高于任何接到過傷亡報告的官員，也高于那些目睹過自己甲闆上堆積如山的屍體的海軍将領們。
無論何種戰争，最終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和物質上的好處。
當時的人們認為，這要依賴于殖民地和貿易。
這又有賴于通過控制海洋、建立對運輸線保證供給的基地，從而保證交通線的自由，因此海戰的目的便是戰勝敵人的海軍，利用一切機會摧毀敵人的艦隊。
然而，正如馬漢所告誡的，基地的數量不能太多，因為控制這些基地又要依靠海軍的保護。
根據這種論點和邏輯推論，最好的結果便是避免參戰了。
法國人，作為有邏輯的民族，得出這個結論後便積極按照這種辦法行事了。
18世紀帆船的戰鬥方式會讓理性的人們感到困惑不解。
顯然，&ldquo縱隊&rdquo戰略的基礎便是敵方也作為目标或對手排成相應隊列。
但是假設對方不這樣做，他們拒絕按戰列線編隊，為了占領上風位而調遣，一旦成功，就能逃往友邦的基地或者自己的港口。
法國人經常這樣幹，或者幹脆拒不迎敵，讓張牙舞爪的英國人隻能幹着急。
理性和啟蒙備受推崇的18世紀的一大悖論，就是常顯示出它的缺乏理性，比如上面說到的島上岸邊火炮發揮不了作用一事，又如這頑固不化的&ldquo縱隊&rdquo戰術。
參與海戰的人對&ldquo縱隊&rdquo就像對自己的名字一樣熟悉，對這種戰術早已習以為常，盡管在戰術上出人意料才是制勝的法寶。
中世紀作戰時，人們要穿戴60磅重的盔甲，戰鬥時飽受蒸烤，摔倒後還無法站起。
自那以後發明的戰争裝置，就不舒适、不實用和違背自然法則而言，再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帆船作戰時代的浮動堡壘&mdash&mdash戰列艦了。
戰列艦之動力依靠多變的老天，确定方位要靠遙遠的星辰，其結構之主體構件&mdash&mdash桅杆要靠很難獲得的、經過幹燥處理的木材，動力控制則依靠纜繩，複雜程度足以讓巴黎大學的哲學家也莫名其妙，更不用說那些大多從大街上搜羅來的目不識丁、窮困潦倒的無家可歸者充任的船員了。
指揮官與其艦隊的聯絡主要依靠旗語，但這種聯絡方式很容易受到距離、火炮的煙幕或者艦船的颠簸之影響，因此這種笨重工具的操作難度，就仿佛牛仔們騎着幸存下來的恐龍去放牛一般。
人們為了滿足戰鬥的沖動，便心甘情願地遷就了這種種困難，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帆船戰艦上。
當時有不少人對海戰中的這些稀罕東西感到茫然，其中莫爾帕更是因此認定，那不過是&ldquo噼裡啪啦&rdquo罷了。
土倫海戰所引起的軍事法庭的判決，并不是為了鼓舞海軍士氣，反而更加強了《作戰條例》的控制。
這讓公衆感到疑惑，并加深了對政府的不信任。
29名艦長中的11名都受到指控和審判。
11名被控艦長中，一名死了，一名被流放，從此音訊全無，7名被褫奪軍職，隻有兩名被無罪釋放。
自然，此事對海軍造成重創，大大影響了士氣。
在1777年，英國海軍部的報告認為，大艦隊（GrandFleet）中的35艘主力艦是有水分的，因為調查人員發現它們大多數都無法航海，隻有6艘适合服役，而且新任總司令凱佩爾上将在視察了這些适合服役的艦隻後，認為這些軍艦也&ldquo難入海員的法眼&rdquo。
1749年調查時發現軍官散漫、不學無術，船員無所事事、業務生疏，倉儲物擺放得雜亂無章，各種設備破破爛爛，艦船肮髒不堪，缺乏合格的船員，因而無法适應海上航行。
當局并未着手從源頭上革除這種種弊端，即管理層的腐敗問題，卻轉而頒布了比《作戰條例》更加嚴格的《補充作戰條例》，以及更正式的1749年《海軍軍紀法令》（NavalDisciplineAct）。
根據該法令，作戰時如果非常消極，完全不能完成作戰任務，則應以&ldquo失職&rdquo做出處罰。
這項立法導緻了那個世紀海軍史上争議極大的一個事件，這就是1757年對海軍上将賓（AdmiralByng）的審判，因為他在救援米諾卡的戰鬥中&ldquo未盡全力&rdquo而被判處死刑。
在導緻賓悲劇的這場戰役中，當他受命救援米諾卡時，海軍部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派遣給賓的艦隊規模太小，裝備也不夠好。
當他到達直布羅陀海峽時，敵人已經登陸并占領該島。
直布羅陀總督本應派兵支援賓，但是他拒絕發兵，理由是這些部隊對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
盡管賓已經抱怨過自己的兵力不夠，但他并沒有違抗命令，繼續向法軍進發。
法軍的艦船比賓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于防守。
當兩支艦隊相遇時，法國人在下風處，賓在上風處。
他發出排成縱隊的信号，但沒有在處于有利地位時立即命令對敵發起攻擊，因為他的艦隊還沒有形成戰列線。
他隐隐感到了馬修斯軍事審判的影響，馬修斯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形成戰列線便貿然作戰而受到懲處。
賓在審理馬修斯－萊斯托克一案時曾擔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決對其旗艦艦長說：&ldquo你看，加德納艦長，縱隊的信号已經發出了。
&rdquo他還指出有兩支艦船還沒有到位。
&ldquo馬修斯上将很不幸，由于未能帶領全隊一道作戰而不被理解，因此我應該竭力避免重蹈覆轍。
&rdquo當賓發出信号進攻時，他的船隻還沒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戰列線，因此前衛遭受了法軍猛烈的襲擊，而主隊和後衛距離敵人尚遠，無法進行火力支援。
結果，前衛被擊潰。
在黃昏時，艦隊已經分散開了。
賓并沒有嘗試重新集結，隻是召開了一次戰事會議，并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揮下形成的建議：已經無能為力，米諾卡隻能聽天由命了。
因此，他沒有再展開進一步戰鬥便帶着艦隊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在這裡他被撤職、逮捕并押解回英國。
根據《海戰條例》（ArticlesofWar）第十二條規定，他被指控未盡全力解救米諾卡要塞，未盡責任奪取并摧毀敵人艦隊。
第十二條規定是指&ldquo膽怯、疏忽或者不滿&rdquo而導緻的失職行為，既然已明确賓并無膽怯或心懷不滿之罪，那麼就隻能指控他失職了。
對他的判決讓《作戰條例》顯得愈加怪異，因為這意味着，馬修斯因擅自離開縱隊攻擊敵人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賓則因拒絕這樣做而同樣受審。
海軍将領們現在是進退維谷了。
指揮一旦被剝奪了獨立判斷的權力，必然無法赢得戰鬥，包括将要影響美國命運的那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這個死刑判決引起了軒然大波。
那些大臣們很樂意看到由賓承擔罪責，這樣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調遣足夠兵力進行防禦的責任。
喬治二世從不心慈手軟，因此沒有特赦賓。
羅德尼是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樣把荒謬性和實用性區别看待。
他與極力主張為賓辯護的海軍上校奧古斯塔斯·赫維（CaptainAugustusHervey）一道，積極為賓求情，希望賓能獲得寬恕，但未能成功。
判決使得輿論一片嘩然，海軍内部的分裂對立情緒也更加嚴重。
最終賓被由軍官同事組成的行刑隊射殺，這麼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狹隘的法國人所說的，僅僅是為了&ldquo激勵别人&rdquo。
伏爾泰的評論讓這件事永垂史冊，成為啟蒙時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
這種處決不可能有什麼作用，因為即使是當時的人們，也不認為通過法規就能讓人變得勇敢，或者通過懲罰就能使人糾正自己的弱點。
如果毫無意義，為什麼還要執行死刑？因為那些自以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這樣規定的，所針對的正是賓犯下的這種所謂的罪行。
因為規定就是如此，又沒有替代處罰，結果是無法避免的。
法庭的自由裁量權被取消了，并要求沒有替代處罰。
然而，進行選擇是擁有思考能力、身而為人的責任之一。
不進行選擇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長期不選擇會使人變得滞澀，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英國在美洲殖民地戰争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賓是在為自己的時代承受痛苦。
這個時候，英國正擔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澆愁的窮苦人會揭竿而起，害怕所謂的罪犯階層&mdash&mdash他們認為這一階層是真實存在的&mdash&mdash會讓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态。
為了鎮壓他們，他們制定了各種嚴刑峻法。
一個11歲的小男孩會因為偷了一隻襪子而被判終身流放，遠離自己的家人和故土，無論從理性上，從同情心的角度或者從常識的層面來說有何種反對意見，國家都置之不理，因為必須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未經思考的嚴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結果，而英國人正是這方面的先驅，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為了建立憲法制度以取代專制而不惜發動革命。
英國的孩子們，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時正為此奮鬥，但英國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認為，美國叛亂不過是由于受到誤導而陷入狂熱罷了，結果葬送了重新赢得效忠或和解的機會。
賓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國王或者大臣們會赦免他。
民衆因為失去領土而叫嚷着要血債血還&mdash&mdash米諾卡是1708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的，在英國人手中不過48年&mdash&mdash對此心存顧慮的政府沒有進行特赦，賓作為替罪羊被槍決了。
行刑隊奉命開槍了，這位海軍部的大人物躺在&ldquo君主&rdquo号（Monarch）的後甲闆上，蜷成一團，成為法律之暴行的無聲見證，而法律本應是人類行為的看護者。
考慮到開火的角度問題，也許縱隊是唯一的選擇，不過富于創造性的人還是會在戰術上有所變化、出其不意，正如羅德尼所做的一樣。
但是海軍并非接納創新之士的場所，而是收容家裡那些不求上進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們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們往往會加入陸軍，或者成為神職人員。
突破戰列線可以說是對當時戰術思想最為激進和重要的貢獻，此後的情況大為改觀，不過提出這種思想的并非職業海員，而是愛丁堡的一個男學生。
這個孩子很小就喜歡在池塘中擺弄玩具帆船，最後在一篇論文中闡釋了他的想法，而羅德尼在機會到來時竟然有膽識采用這個想法。
這個男孩便是約翰·克拉克（JohnClerk），由于聽說魯濱孫·克魯索的船隻遇難的故事而對航行船隻的運行狀況發生了興趣。
他開始借同學的模型船，研究在刮過愛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風作用下船的移動規律。
不久他開始自己制造模型船，觀察這些船在父親的池塘裡航行的情況。
此時公衆都在關注凱佩爾和帕利澤的軍事法庭庭審，男孩在跟蹤了各方證詞之後，了解了什麼是&ldquo縱隊&rdquo，還有其他在海戰中産生的問題。
克拉克有蘇格蘭人特有的機敏&mdash&mdash這種秉性常讓邊境那邊的英格蘭人感到不安&mdash&mdash他注意到縱隊的一個重大缺陷：如果敵人艦隻未能抵達相應的位置，那麼依據《作戰條例》規定，那一天将無法開戰。
在觀察自己的小船在風的作用下的移動時，他想出了擺脫這種緻命束縛的解決辦法：不采用己方艦船與敵方相應艦船戰鬥，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擊敵人一點，這樣便可以打開一個缺口穿透并切斷敵人的防線，而敵人此時正忙于調遣艦船，借助風力試圖增援自己的同伴呢。
約翰·克拉克在一本題為&ldquo論海軍戰術&rdquo（AnEssayonNavalTactics）的小冊子中圖文并茂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此書本來在他的友人和海軍愛好者之間傳閱，後來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職業海軍人員的注意，其中就有羅德尼上将。
調查人員後來發現他曾擁有此書的抄本，做過批注，并在聖文森特角（CapeSt.Vincent）和1780年馬提尼克島附近那場受挫的戰鬥都使用了這一戰術，尤其在1782年&ldquo聖徒之戰&rdquo（theBattleofSaints）取得最終勝利時，最為明确地應用了它，赢得了對法國的關鍵性勝利，使得英國在約克鎮失利後重新獲得自信。
該戰鬥的名稱是用位于瓜德羅普島和多米尼加之間海峽的兩個島嶼命名的，戰鬥就發生在這裡。
在船上經常有一半的船員處于生病狀态，不僅因為海員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甲闆以下，天氣炎熱，空氣龌龊，食物腐敗，飲水變鹹，而且也由于種種因循懶惰的惡習。
如果當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決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觀的。
從1622年到1825年這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皇家海軍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鹹豬肉及鹹牛肉、燕麥、幹豆子、黃油及奶酪（通常是變質的），還有像在斯摩萊特（Smollett）小說中的羅德裡克·朗德姆（RoderickRandom）所說的，會自己走來走去的餅幹&mdash&mdash這是由于有蟲子已經在那裡安了家。
由于食物無法提供身體所需的維生素C，結果船員們普遍得了壞血病，起初的症狀是出現标志性的皮膚損傷，然後擴展為全身性衰弱，再發展為衰竭，最後是死亡。
海軍部花了40年才開始采用現在廣為人知的治療方法：吃柑橘。
這是皇家海軍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Lind）的外科醫生發現的：給那些瀕臨死亡的人發放橘子、檸檬和酸橙有特效。
他在1754年發表了《論壞血病》（ATreatiseonthe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須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
當時認為這過于昂貴，因此直到1795年才強制實行。
雖然這是啟蒙時代，但當時并未意識到，裝載那些身體虛弱到無法工作的海員，為他們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顧，要比裝一桶酸橙汁的代價更高。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公元前600年的一位傳奇&ldquo哲學家&rdquo認為，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活着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
有沒有可能海軍将領們是因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種影響而拒絕改變？直到20世紀，信号甲闆上還是墨守成規，惰性嚴重。
根據權威海軍史學家理查德·霍夫（RichardHough）的觀點，1914年，時任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認為：&ldquo&lsquo一戰&rsquo時皇家海軍的各級職業軍人都固守傳統，毫無冒險精神，缺乏主動性和聰明才智。
&rdquo 然而羅德尼卻是個異類，他有這些稀缺的品質，還自始至終充滿自信。
當他認為某種狀況明顯需要改進的時候，就會非常積極主動，勇于創新，盡管這樣做一度對自己造成了損害。
他在牙買加服役期間，安裝了一種從水庫往船上泵水的裝置，這樣海員可以不必費大力氣把水桶長距離推來推去了。
然而當他們發現，這種辦法效率如此之高，導緻他們沒有時間上岸休假時，情緒就從喜悅轉為怨恨了。
水手們的怨恨是羅德尼無法得到牙買加總督職位的原因之一，他的革新之舉所遭受的不幸結局，表明因循和惰性會更加安全。
容忍那種令人惡心的生活條件，不思改進，這顯示出一種精神上的惰性，正是這種惰性奠定了積習難改的習性。
其實，其他選擇并非遙不可及。
當時到處都是敵對關系，要找到采購新鮮食品的港口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
完全可以打開艙蓋引入新鮮空氣，隻要小心地在船向右舷傾斜時打開左舷艙口，或者反過來，就可以避免海水灌入。
然而為了生活舒适如此殚精竭慮，這不是通常的做法。
食物腐爛也許無可避免，人的臭味卻并非必然。
汗味、嘔吐物、大便、小便、性交時排出的東西，以及婦女經期流出的東西，人本不是一台潔淨的機器，把衆多人群聚集在一個封閉空間，他們的各種排出物自然會讓人極為不快。
假使人們有意，本來不難找到改善衛生條件的方法，因為人為了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通常會想方設法從技術上找到辦法，除非&ldquo這辦不到&rdquo成了他們的口頭禅。
偶爾也會有創新，不過那不是為了舒适，而是為了改善船的功能。
其中最重要的創新便是用銅包裹船體，避免甲殼類動物、蟲子以及植物的寄生造成船底腐爛、船速降低，有時甚至使船隻完全無法再使用。
羅德尼總是要求得到船體包銅的艦船，盡管海軍部很少舍得花錢，但偶爾要求也可能得到滿足。
駕駛台上的方向舵通過滑輪與舵相連，這種裝置使得舵手可以擁有機械控制力，算是另外一種創新，因為新裝置效率實在太高，成功克服了一貫的惰性。
還有，自中世紀以來為弓箭手建造的船樓被拆除了，這樣可以降低船的重心，也可以騰出地方安裝更多的船帆。
另外，為了利用那些飄忽不定的風，還安裝了船首三角帆，盡管老水手曾經對此讪笑不已。
1742年，羅德尼首次在地中海指揮艦船&ldquo普利茅斯&rdquo号就身手不凡，讓人刮目相看。
他護送一支有300條裡斯本商船的龐大船隊，盡管在海峽西側到處有私掠船出沒，但他還是平安地把船隊護送回來。
他的非凡表現引起公衆以及倫敦和布裡斯托爾感恩不盡的商人的關注，當然也受到海軍部的注意。
海軍部不久提升他為艦長，委任他指揮擁有64門火炮的主力艦&ldquo老鷹&rdquo号。
羅德尼艦長在&ldquo老鷹&rdquo号上忙于摧毀商船，未參加土倫戰役，否則他定能展開戰役亟須的積極進攻，就像三年後，他在1747年10月第二次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戰役，以及那之前在布雷斯特的戰鬥中一顯身手時那樣。
那年羅德尼是霍克上将的部下，受英國海軍部派遣，率領一支艦隊在大西洋巡航以搜尋法國商船隊。
在第一次交鋒時，羅德尼的艦隊在托馬斯·福克斯準将（CommodoreThomasFox）率領下向4艘法國戰艦發起攻擊，當時這些戰艦正護送大約150艘來自聖多明各的商船，商船滿載着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食糖、咖啡、靛藍以及其他物品。
在追逐這支分散得很開的船隊的兩天裡，羅德尼俘獲了6艘船，然後将戰利品護送回國，再次出海。
他重新加入霍克的艦隊，受命襲擊一支準備出港的由250艘船組成的法國商船船隊，該船隊由9艘主力艦護送。
英國人在歐洲最西部的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不遠的水域阻截了法國船隊，在随後的戰鬥中亦絕無被動或者失職之嫌。
法國海軍上将伊艾蒂安杜爾（Admirall&rsquoEtenduère）為了讓自己護送的船隻有逃脫的機會，把自己置身于船隊和英國艦隊之間，展開了6個小時的戰鬥。
這大大激勵了艦長們的戰鬥意志，他們就像保衛載有法國皇太子的船一樣毅然決然。
法國損失慘重。
擁有70門火炮的&ldquo海王星&rdquo号（Neptune）棄船前，7名軍官和300名海員陣亡。
羅德尼一直與比自己的艦船更強大的&ldquo海王星&rdquo号以及旁邊另外一艘法國船戰鬥了足足一小時，直至遭受舷炮襲擊，方向舵被毀，船帆和纜繩也被擊碎，之後才通過漂流脫離戰區。
盡管法國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到了晚上，共有6艘法國戰艦投降。
隻有兩艘逃跑了，經過修整并渴望再戰的羅德尼以及另外兩艘英國戰艦一直追擊到夜裡。
最後護送的法國商船逃跑了。
羅德尼的這番收獲進一步提高了他的聲譽，這主要因為菲尼斯特雷角之戰所展示的精神，一洗土倫之戰導緻的軍事法庭審判之恥，更是因為此次戰利品價值超過30萬英鎊。
這些戰利品在倫敦街頭展示，市民們可以再次體驗他們并不感到陌生的勝利的喜悅。
為政府帶來這筆财富的羅德尼受到了佩勒姆兄弟的提攜。
佩勒姆兄弟&mdash&mdash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Pelham）和他的弟弟紐卡斯爾公爵（DukeofNewcastle），是那些渴望上進者的主要庇護者。
通過他們，羅德尼得到了執政黨的庇護，以及任何有進取心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東西：議會席位。
通過菲尼斯特雷角戰役時的艦隊總司令安森上将的引薦，他受到喬治二世國王的接見。
他的年輕令國王印象深刻。
正如周圍的朝臣們在記錄中所寫到的，喬治二世說他&ldquo過去從未想到在自己的海軍裡有如此年輕的艦長&rdquo。
對此安森勳爵的回答是：&ldquo我希望陛下能有上百名這樣的艦長，這樣陛下的敵人們就會不寒而栗了。
&rdquo 國王迅即回答道：&ldquo我也是這樣希望的，勳爵。
&rdquo 作為羅伯特·沃波爾的追随者，佩勒姆兄弟想結束戰争，菲尼斯特雷那次斬獲豐厚的戰役後，在1748年簽訂了《亞琛和約》（ThepeaceofAix-la-chapelle），從名義上說戰争結束了。
該和約交換了一些領土，但實際上隻是暫時的休戰，根本
《作戰條例》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執政時在第一次對荷蘭戰争時頒布的，因而自然反映了克倫威爾的專政思維模式。
也有人說，《作戰條例》是詹姆斯一世那個可憐蟲制定的，但詹姆斯一世個性軟弱，這個文件卻透着不妥協的意味，恐非詹姆斯一世所為。
由于當時的艦長作戰時常常采用自己的戰術，結果造成嚴重混亂，因此海軍部頒布了這個條例，要求各艦船依據指揮官通過旗語發布的命令協同行動，禁止自行其是，以提高艦隊的戰鬥力。
總的來說，戰鬥力的确提高了，不過在個别情況下&mdash&mdash比如在約克鎮之戰前夕的切薩皮克灣之戰時格雷夫斯上将（AdmiralGraves）的表現&mdash&mdash也可能導緻災難，因為一個過于聽話的艦長可能會墨守成規，而緊急情況可能更需要随機應變。
對于違反該規定的人，那些怒氣沖沖的軍官會向上告發并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因此該條例自然降低了&mdash&mdash如果不是徹底摧毀的話&mdash&mdash作戰主動性，除非艦長有強烈自信，能利用意料之外的有利條件。
在戰場上，這樣的機會并不罕見，不過很少有人會像英國人那樣墨守成規。
不要說風和海洋捉摸不定，人又何嘗不如是。
該條例卻不允許利用這種捉摸不定的條件相機行事，它是軍事思想僵化的産物，注定會讓那些業餘人士感到吃驚。
在土倫海戰時，位于戰列線後衛的萊斯托克裹足不前，這到底是因為他對自己的指揮官懷有惡意，還是像他後來在接受軍事法庭審判時所宣稱的，他已經全速前進，無奈無法追上，法庭并未對此做出裁決。
對于他能夠進攻卻沒有進攻的指控，他利用《作戰條例》的規定為自己辯護說，發出進行交戰的信号的同時還懸挂着&ldquo保持縱隊&rdquo的信号，他如果離隊作戰，則不可能不違抗&ldquo保持縱隊&rdquo的命令。
&ldquo縱隊&rdquo作為海戰的核心，是由當時的艦船結構所決定的，艦船的主要武器是舷炮。
唯有這種隊列方可在艦船轉向敵人、以橫梁對敵時，避免任何一艘自己的船處于火炮和目标之間。
縱隊原則使得海上正規戰鬥的調遣仿佛巨船伴随着炮火的樂聲跳小步舞。
戰艦先是前進、鞠躬，然後退卻，鼓手則敲着鼓點，命令炮手們各就各位，然後炸藥從炮口中噴出。
戰線正好與對面敵人的戰線相對應，每艘船在到位時都開火射擊。
英國人對船體射擊，法國人則對着桅杆和纜繩射擊，同時為了扯碎船帆，會在炮裡加入鐵鍊、葡萄彈和廢鐵。
火焰四射，木頭碎片四處亂飛，造成各種難以處置的傷害。
甲闆上布滿屍體，因為鮮血四處都是而變得很滑、很危險，受傷的人無助地躺着，擔心自己會與别的屍體一道被推入大海。
船的周圍到處都是鲨魚，它們的血盆大口将成為海員們的葬身之地，隻是這個墓地沒有墓碑的标志罷了。
在空蕩的大海上上演的這場厮殺大戲震天價響，很是過瘾，卻并不總是有戰略價值。
如有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客人看到這場表演，目睹片片船帆仿佛跳着西班牙薩拉班德舞，不免會感到曼妙無比，但又疑惑：這樣做的意義究竟何在？ 在飄忽不定的大海上展開戰鬥，其勝負往往是由參戰方相對的傷亡數量來決定的，甚至曆史學家也是這樣判定的。
這種&ldquo噼裡啪啦&rdquo的戰鬥之死亡數目動辄可達七八百人，不可謂不大了。
曆史記載中唯一對此表示過關注的是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這未免令人詫異，因為他并不是一個對民衆富于同情心的人。
他在對議會的一場發言中說：&ldquo但是誰能讓那些為我英勇捐軀的勇士們起死回生？&rdquo他對此事的關注程度顯然要高于任何接到過傷亡報告的官員，也高于那些目睹過自己甲闆上堆積如山的屍體的海軍将領們。
無論何種戰争，最終目的是為了取得政治和物質上的好處。
當時的人們認為，這要依賴于殖民地和貿易。
這又有賴于通過控制海洋、建立對運輸線保證供給的基地，從而保證交通線的自由，因此海戰的目的便是戰勝敵人的海軍，利用一切機會摧毀敵人的艦隊。
然而，正如馬漢所告誡的，基地的數量不能太多，因為控制這些基地又要依靠海軍的保護。
根據這種論點和邏輯推論，最好的結果便是避免參戰了。
法國人，作為有邏輯的民族，得出這個結論後便積極按照這種辦法行事了。
18世紀帆船的戰鬥方式會讓理性的人們感到困惑不解。
顯然，&ldquo縱隊&rdquo戰略的基礎便是敵方也作為目标或對手排成相應隊列。
但是假設對方不這樣做，他們拒絕按戰列線編隊，為了占領上風位而調遣，一旦成功，就能逃往友邦的基地或者自己的港口。
法國人經常這樣幹，或者幹脆拒不迎敵，讓張牙舞爪的英國人隻能幹着急。
理性和啟蒙備受推崇的18世紀的一大悖論，就是常顯示出它的缺乏理性，比如上面說到的島上岸邊火炮發揮不了作用一事，又如這頑固不化的&ldquo縱隊&rdquo戰術。
參與海戰的人對&ldquo縱隊&rdquo就像對自己的名字一樣熟悉，對這種戰術早已習以為常，盡管在戰術上出人意料才是制勝的法寶。
中世紀作戰時，人們要穿戴60磅重的盔甲，戰鬥時飽受蒸烤，摔倒後還無法站起。
自那以後發明的戰争裝置，就不舒适、不實用和違背自然法則而言，再沒有什麼能比得上帆船作戰時代的浮動堡壘&mdash&mdash戰列艦了。
戰列艦之動力依靠多變的老天，确定方位要靠遙遠的星辰，其結構之主體構件&mdash&mdash桅杆要靠很難獲得的、經過幹燥處理的木材，動力控制則依靠纜繩，複雜程度足以讓巴黎大學的哲學家也莫名其妙，更不用說那些大多從大街上搜羅來的目不識丁、窮困潦倒的無家可歸者充任的船員了。
指揮官與其艦隊的聯絡主要依靠旗語，但這種聯絡方式很容易受到距離、火炮的煙幕或者艦船的颠簸之影響，因此這種笨重工具的操作難度，就仿佛牛仔們騎着幸存下來的恐龍去放牛一般。
人們為了滿足戰鬥的沖動，便心甘情願地遷就了這種種困難，這一點充分體現在帆船戰艦上。
當時有不少人對海戰中的這些稀罕東西感到茫然，其中莫爾帕更是因此認定，那不過是&ldquo噼裡啪啦&rdquo罷了。
土倫海戰所引起的軍事法庭的判決，并不是為了鼓舞海軍士氣，反而更加強了《作戰條例》的控制。
這讓公衆感到疑惑，并加深了對政府的不信任。
29名艦長中的11名都受到指控和審判。
11名被控艦長中，一名死了，一名被流放，從此音訊全無，7名被褫奪軍職，隻有兩名被無罪釋放。
自然，此事對海軍造成重創，大大影響了士氣。
在1777年，英國海軍部的報告認為，大艦隊（GrandFleet）中的35艘主力艦是有水分的，因為調查人員發現它們大多數都無法航海，隻有6艘适合服役，而且新任總司令凱佩爾上将在視察了這些适合服役的艦隻後，認為這些軍艦也&ldquo難入海員的法眼&rdquo。
1749年調查時發現軍官散漫、不學無術，船員無所事事、業務生疏，倉儲物擺放得雜亂無章，各種設備破破爛爛，艦船肮髒不堪，缺乏合格的船員，因而無法适應海上航行。
當局并未着手從源頭上革除這種種弊端，即管理層的腐敗問題，卻轉而頒布了比《作戰條例》更加嚴格的《補充作戰條例》，以及更正式的1749年《海軍軍紀法令》（NavalDisciplineAct）。
根據該法令，作戰時如果非常消極，完全不能完成作戰任務，則應以&ldquo失職&rdquo做出處罰。
這項立法導緻了那個世紀海軍史上争議極大的一個事件，這就是1757年對海軍上将賓（AdmiralByng）的審判，因為他在救援米諾卡的戰鬥中&ldquo未盡全力&rdquo而被判處死刑。
在導緻賓悲劇的這場戰役中，當他受命救援米諾卡時，海軍部低估了敵人的實力，就像經常發生的那樣，派遣給賓的艦隊規模太小，裝備也不夠好。
當他到達直布羅陀海峽時，敵人已經登陸并占領該島。
直布羅陀總督本應派兵支援賓，但是他拒絕發兵，理由是這些部隊對防守要塞是必不可少的。
盡管賓已經抱怨過自己的兵力不夠，但他并沒有違抗命令，繼續向法軍進發。
法軍的艦船比賓的大，火炮威力更大，但是往往拘于防守。
當兩支艦隊相遇時，法國人在下風處，賓在上風處。
他發出排成縱隊的信号，但沒有在處于有利地位時立即命令對敵發起攻擊，因為他的艦隊還沒有形成戰列線。
他隐隐感到了馬修斯軍事審判的影響，馬修斯正是由于未能完全形成戰列線便貿然作戰而受到懲處。
賓在審理馬修斯－萊斯托克一案時曾擔任法官，他引述此案判決對其旗艦艦長說：&ldquo你看，加德納艦長，縱隊的信号已經發出了。
&rdquo他還指出有兩支艦船還沒有到位。
&ldquo馬修斯上将很不幸，由于未能帶領全隊一道作戰而不被理解，因此我應該竭力避免重蹈覆轍。
&rdquo當賓發出信号進攻時，他的船隻還沒有到位，正以一定的角度加入戰列線，因此前衛遭受了法軍猛烈的襲擊，而主隊和後衛距離敵人尚遠，無法進行火力支援。
結果，前衛被擊潰。
在黃昏時，艦隊已經分散開了。
賓并沒有嘗試重新集結，隻是召開了一次戰事會議，并立即接受了在他本人的指揮下形成的建議：已經無能為力，米諾卡隻能聽天由命了。
因此，他沒有再展開進一步戰鬥便帶着艦隊回到直布羅陀海峽，在這裡他被撤職、逮捕并押解回英國。
根據《海戰條例》（ArticlesofWar）第十二條規定，他被指控未盡全力解救米諾卡要塞，未盡責任奪取并摧毀敵人艦隊。
第十二條規定是指&ldquo膽怯、疏忽或者不滿&rdquo而導緻的失職行為，既然已明确賓并無膽怯或心懷不滿之罪，那麼就隻能指控他失職了。
對他的判決讓《作戰條例》顯得愈加怪異，因為這意味着，馬修斯因擅自離開縱隊攻擊敵人而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賓則因拒絕這樣做而同樣受審。
海軍将領們現在是進退維谷了。
指揮一旦被剝奪了獨立判斷的權力，必然無法赢得戰鬥，包括将要影響美國命運的那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
這個死刑判決引起了軒然大波。
那些大臣們很樂意看到由賓承擔罪責，這樣可以推卸自己未能調遣足夠兵力進行防禦的責任。
喬治二世從不心慈手軟，因此沒有特赦賓。
羅德尼是個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遇事懂得怎樣把荒謬性和實用性區别看待。
他與極力主張為賓辯護的海軍上校奧古斯塔斯·赫維（CaptainAugustusHervey）一道，積極為賓求情，希望賓能獲得寬恕，但未能成功。
判決使得輿論一片嘩然，海軍内部的分裂對立情緒也更加嚴重。
最終賓被由軍官同事組成的行刑隊射殺，這麼做的唯一目的，正如一位心地狹隘的法國人所說的，僅僅是為了&ldquo激勵别人&rdquo。
伏爾泰的評論讓這件事永垂史冊，成為啟蒙時代的又一件乖戾之事。
這種處決不可能有什麼作用，因為即使是當時的人們，也不認為通過法規就能讓人變得勇敢，或者通過懲罰就能使人糾正自己的弱點。
如果毫無意義，為什麼還要執行死刑？因為那些自以為是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就是這樣規定的，所針對的正是賓犯下的這種所謂的罪行。
因為規定就是如此，又沒有替代處罰，結果是無法避免的。
法庭的自由裁量權被取消了，并要求沒有替代處罰。
然而，進行選擇是擁有思考能力、身而為人的責任之一。
不進行選擇可能更容易些，但是長期不選擇會使人變得滞澀，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英國在美洲殖民地戰争中表現得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賓是在為自己的時代承受痛苦。
這個時候，英國正擔心成日靠杜松子酒澆愁的窮苦人會揭竿而起，害怕所謂的罪犯階層&mdash&mdash他們認為這一階層是真實存在的&mdash&mdash會讓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态。
為了鎮壓他們，他們制定了各種嚴刑峻法。
一個11歲的小男孩會因為偷了一隻襪子而被判終身流放，遠離自己的家人和故土，無論從理性上，從同情心的角度或者從常識的層面來說有何種反對意見，國家都置之不理，因為必須不折不扣地遵守法律。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未經思考的嚴刑峻法正是政治自由的結果，而英國人正是這方面的先驅，為了建立法制以取代人治，為了建立憲法制度以取代專制而不惜發動革命。
英國的孩子們，亦即北美殖民地，此時正為此奮鬥，但英國一直置之不理，自欺欺人地認為，美國叛亂不過是由于受到誤導而陷入狂熱罷了，結果葬送了重新赢得效忠或和解的機會。
賓的法官判他死刑，原指望國王或者大臣們會赦免他。
民衆因為失去領土而叫嚷着要血債血還&mdash&mdash米諾卡是1708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取的，在英國人手中不過48年&mdash&mdash對此心存顧慮的政府沒有進行特赦，賓作為替罪羊被槍決了。
行刑隊奉命開槍了，這位海軍部的大人物躺在&ldquo君主&rdquo号（Monarch）的後甲闆上，蜷成一團，成為法律之暴行的無聲見證，而法律本應是人類行為的看護者。
考慮到開火的角度問題，也許縱隊是唯一的選擇，不過富于創造性的人還是會在戰術上有所變化、出其不意，正如羅德尼所做的一樣。
但是海軍并非接納創新之士的場所，而是收容家裡那些不求上進或者愚笨不堪的孩子的地方，他們那些更有出息的兄弟們往往會加入陸軍，或者成為神職人員。
突破戰列線可以說是對當時戰術思想最為激進和重要的貢獻，此後的情況大為改觀，不過提出這種思想的并非職業海員，而是愛丁堡的一個男學生。
這個孩子很小就喜歡在池塘中擺弄玩具帆船，最後在一篇論文中闡釋了他的想法，而羅德尼在機會到來時竟然有膽識采用這個想法。
這個男孩便是約翰·克拉克（JohnClerk），由于聽說魯濱孫·克魯索的船隻遇難的故事而對航行船隻的運行狀況發生了興趣。
他開始借同學的模型船，研究在刮過愛丁堡利斯（Leith）港的海風作用下船的移動規律。
不久他開始自己制造模型船，觀察這些船在父親的池塘裡航行的情況。
此時公衆都在關注凱佩爾和帕利澤的軍事法庭庭審，男孩在跟蹤了各方證詞之後，了解了什麼是&ldquo縱隊&rdquo，還有其他在海戰中産生的問題。
克拉克有蘇格蘭人特有的機敏&mdash&mdash這種秉性常讓邊境那邊的英格蘭人感到不安&mdash&mdash他注意到縱隊的一個重大缺陷：如果敵人艦隻未能抵達相應的位置，那麼依據《作戰條例》規定，那一天将無法開戰。
在觀察自己的小船在風的作用下的移動時，他想出了擺脫這種緻命束縛的解決辦法：不采用己方艦船與敵方相應艦船戰鬥，而是集中全部火力攻擊敵人一點，這樣便可以打開一個缺口穿透并切斷敵人的防線，而敵人此時正忙于調遣艦船，借助風力試圖增援自己的同伴呢。
約翰·克拉克在一本題為&ldquo論海軍戰術&rdquo（AnEssayonNavalTactics）的小冊子中圖文并茂地闡述了自己的論點，此書本來在他的友人和海軍愛好者之間傳閱，後來被出版商出版了，不久便引起職業海軍人員的注意，其中就有羅德尼上将。
調查人員後來發現他曾擁有此書的抄本，做過批注，并在聖文森特角（CapeSt.Vincent）和1780年馬提尼克島附近那場受挫的戰鬥都使用了這一戰術，尤其在1782年&ldquo聖徒之戰&rdquo（theBattleofSaints）取得最終勝利時，最為明确地應用了它，赢得了對法國的關鍵性勝利，使得英國在約克鎮失利後重新獲得自信。
該戰鬥的名稱是用位于瓜德羅普島和多米尼加之間海峽的兩個島嶼命名的，戰鬥就發生在這裡。
在船上經常有一半的船員處于生病狀态，不僅因為海員在長達數月的時間裡一直生活在甲闆以下，天氣炎熱，空氣龌龊，食物腐敗，飲水變鹹，而且也由于種種因循懶惰的惡習。
如果當局稍懂得道理或稍有決心，原是可以有所改觀的。
從1622年到1825年這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皇家海軍的正式食物便是啤酒、鹹豬肉及鹹牛肉、燕麥、幹豆子、黃油及奶酪（通常是變質的），還有像在斯摩萊特（Smollett）小說中的羅德裡克·朗德姆（RoderickRandom）所說的，會自己走來走去的餅幹&mdash&mdash這是由于有蟲子已經在那裡安了家。
由于食物無法提供身體所需的維生素C，結果船員們普遍得了壞血病，起初的症狀是出現标志性的皮膚損傷，然後擴展為全身性衰弱，再發展為衰竭，最後是死亡。
海軍部花了40年才開始采用現在廣為人知的治療方法：吃柑橘。
這是皇家海軍一位叫詹姆斯·林德（JamesLind）的外科醫生發現的：給那些瀕臨死亡的人發放橘子、檸檬和酸橙有特效。
他在1754年發表了《論壞血病》（ATreatiseontheScurvy），提出所有人都須食用一定量的酸橙汁。
當時認為這過于昂貴，因此直到1795年才強制實行。
雖然這是啟蒙時代，但當時并未意識到，裝載那些身體虛弱到無法工作的海員，為他們提供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照顧，要比裝一桶酸橙汁的代價更高。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公元前600年的一位傳奇&ldquo哲學家&rdquo認為，世界上共有三種人：活着的人、死人和航海的人。
有沒有可能海軍将領們是因為受到了海上生活的某種影響而拒絕改變？直到20世紀，信号甲闆上還是墨守成規，惰性嚴重。
根據權威海軍史學家理查德·霍夫（RichardHough）的觀點，1914年，時任海軍大臣的溫斯頓·丘吉爾認為：&ldquo&lsquo一戰&rsquo時皇家海軍的各級職業軍人都固守傳統，毫無冒險精神，缺乏主動性和聰明才智。
&rdquo 然而羅德尼卻是個異類，他有這些稀缺的品質，還自始至終充滿自信。
當他認為某種狀況明顯需要改進的時候，就會非常積極主動，勇于創新，盡管這樣做一度對自己造成了損害。
他在牙買加服役期間，安裝了一種從水庫往船上泵水的裝置，這樣海員可以不必費大力氣把水桶長距離推來推去了。
然而當他們發現，這種辦法效率如此之高，導緻他們沒有時間上岸休假時，情緒就從喜悅轉為怨恨了。
水手們的怨恨是羅德尼無法得到牙買加總督職位的原因之一，他的革新之舉所遭受的不幸結局，表明因循和惰性會更加安全。
容忍那種令人惡心的生活條件，不思改進，這顯示出一種精神上的惰性，正是這種惰性奠定了積習難改的習性。
其實，其他選擇并非遙不可及。
當時到處都是敵對關系，要找到采購新鮮食品的港口并非易事，但也并非不可能。
完全可以打開艙蓋引入新鮮空氣，隻要小心地在船向右舷傾斜時打開左舷艙口，或者反過來，就可以避免海水灌入。
然而為了生活舒适如此殚精竭慮，這不是通常的做法。
食物腐爛也許無可避免，人的臭味卻并非必然。
汗味、嘔吐物、大便、小便、性交時排出的東西，以及婦女經期流出的東西，人本不是一台潔淨的機器，把衆多人群聚集在一個封閉空間，他們的各種排出物自然會讓人極為不快。
假使人們有意，本來不難找到改善衛生條件的方法，因為人為了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通常會想方設法從技術上找到辦法，除非&ldquo這辦不到&rdquo成了他們的口頭禅。
偶爾也會有創新，不過那不是為了舒适，而是為了改善船的功能。
其中最重要的創新便是用銅包裹船體，避免甲殼類動物、蟲子以及植物的寄生造成船底腐爛、船速降低，有時甚至使船隻完全無法再使用。
羅德尼總是要求得到船體包銅的艦船，盡管海軍部很少舍得花錢，但偶爾要求也可能得到滿足。
駕駛台上的方向舵通過滑輪與舵相連，這種裝置使得舵手可以擁有機械控制力，算是另外一種創新，因為新裝置效率實在太高，成功克服了一貫的惰性。
還有，自中世紀以來為弓箭手建造的船樓被拆除了，這樣可以降低船的重心，也可以騰出地方安裝更多的船帆。
另外，為了利用那些飄忽不定的風，還安裝了船首三角帆，盡管老水手曾經對此讪笑不已。
1742年，羅德尼首次在地中海指揮艦船&ldquo普利茅斯&rdquo号就身手不凡，讓人刮目相看。
他護送一支有300條裡斯本商船的龐大船隊，盡管在海峽西側到處有私掠船出沒，但他還是平安地把船隊護送回來。
他的非凡表現引起公衆以及倫敦和布裡斯托爾感恩不盡的商人的關注，當然也受到海軍部的注意。
海軍部不久提升他為艦長，委任他指揮擁有64門火炮的主力艦&ldquo老鷹&rdquo号。
羅德尼艦長在&ldquo老鷹&rdquo号上忙于摧毀商船，未參加土倫戰役，否則他定能展開戰役亟須的積極進攻，就像三年後，他在1747年10月第二次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戰役，以及那之前在布雷斯特的戰鬥中一顯身手時那樣。
那年羅德尼是霍克上将的部下，受英國海軍部派遣，率領一支艦隊在大西洋巡航以搜尋法國商船隊。
在第一次交鋒時，羅德尼的艦隊在托馬斯·福克斯準将（CommodoreThomasFox）率領下向4艘法國戰艦發起攻擊，當時這些戰艦正護送大約150艘來自聖多明各的商船，商船滿載着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食糖、咖啡、靛藍以及其他物品。
在追逐這支分散得很開的船隊的兩天裡，羅德尼俘獲了6艘船，然後将戰利品護送回國，再次出海。
他重新加入霍克的艦隊，受命襲擊一支準備出港的由250艘船組成的法國商船船隊，該船隊由9艘主力艦護送。
英國人在歐洲最西部的西班牙菲尼斯特雷角不遠的水域阻截了法國船隊，在随後的戰鬥中亦絕無被動或者失職之嫌。
法國海軍上将伊艾蒂安杜爾（Admirall&rsquoEtenduère）為了讓自己護送的船隻有逃脫的機會，把自己置身于船隊和英國艦隊之間，展開了6個小時的戰鬥。
這大大激勵了艦長們的戰鬥意志，他們就像保衛載有法國皇太子的船一樣毅然決然。
法國損失慘重。
擁有70門火炮的&ldquo海王星&rdquo号（Neptune）棄船前，7名軍官和300名海員陣亡。
羅德尼一直與比自己的艦船更強大的&ldquo海王星&rdquo号以及旁邊另外一艘法國船戰鬥了足足一小時，直至遭受舷炮襲擊，方向舵被毀，船帆和纜繩也被擊碎，之後才通過漂流脫離戰區。
盡管法國人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到了晚上，共有6艘法國戰艦投降。
隻有兩艘逃跑了，經過修整并渴望再戰的羅德尼以及另外兩艘英國戰艦一直追擊到夜裡。
最後護送的法國商船逃跑了。
羅德尼的這番收獲進一步提高了他的聲譽，這主要因為菲尼斯特雷角之戰所展示的精神，一洗土倫之戰導緻的軍事法庭審判之恥，更是因為此次戰利品價值超過30萬英鎊。
這些戰利品在倫敦街頭展示，市民們可以再次體驗他們并不感到陌生的勝利的喜悅。
為政府帶來這筆财富的羅德尼受到了佩勒姆兄弟的提攜。
佩勒姆兄弟&mdash&mdash首相亨利·佩勒姆（HenryPelham）和他的弟弟紐卡斯爾公爵（DukeofNewcastle），是那些渴望上進者的主要庇護者。
通過他們，羅德尼得到了執政黨的庇護，以及任何有進取心的人都不可或缺的東西：議會席位。
通過菲尼斯特雷角戰役時的艦隊總司令安森上将的引薦，他受到喬治二世國王的接見。
他的年輕令國王印象深刻。
正如周圍的朝臣們在記錄中所寫到的，喬治二世說他&ldquo過去從未想到在自己的海軍裡有如此年輕的艦長&rdquo。
對此安森勳爵的回答是：&ldquo我希望陛下能有上百名這樣的艦長，這樣陛下的敵人們就會不寒而栗了。
&rdquo 國王迅即回答道：&ldquo我也是這樣希望的，勳爵。
&rdquo 作為羅伯特·沃波爾的追随者，佩勒姆兄弟想結束戰争，菲尼斯特雷那次斬獲豐厚的戰役後，在1748年簽訂了《亞琛和約》（ThepeaceofAix-la-chapelle），從名義上說戰争結束了。
該和約交換了一些領土，但實際上隻是暫時的休戰，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