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荷蘭人和英國人：另外一場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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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了心平氣和議事的當地傳統，痛斥出借蘇格蘭軍違反中立的立場，對為正義事業而戰的美國人來說是不公正之舉。
當時對此事的分歧愈演愈烈，中立的立場已經難以維持，因為&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的原則可以提供很大的賺錢機會。
然而誰都不願意公開對美國獨立事業的态度。
範·德·卡佩倫是第一個公開表示支持的人，而且他毫不畏縮。
他說，無論美國戰争的結局如何，他都會為曾經支持了這項事業&mdash&mdash它理應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mdash&mdash而感到榮耀。
他蔑視中立立場，認為這不過是為了維護荷蘭商業和工業利益所采取的立場。
美國人民為了捍衛上帝&mdash&mdash而非英國人&mdash&mdash所賦予的權利而戰鬥，理應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曾經同樣身為反叛者的荷蘭人，若是對這樣一個英勇的民族橫加幹涉，将是一種恥辱。
他呼籲說，派遣一支荷蘭軍隊去和他們作戰會讓荷蘭蒙羞。
當範·德·卡佩倫印刷、散發自己的演講稿時，紛争更為劇烈，這讓執政大為光火，盡管他優柔寡斷，但脾氣還是有的。
或者因為親王的影響，或者因為議會代表本來就不願意支持美國事業，最終範·德·卡佩倫在聯省議會的席位被剝奪了。
和英國的約翰·威爾克斯（JohnWilkes）事件一樣，這在國會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荷蘭，國内的政治自由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并未深入骨髓。
範·德·卡佩倫如此決然地支持美洲革命，連他自己所在的省也感到震驚，剝奪了他的代表身份，甚至廢除了他攝政的職務。
他們借此表達了自己不願鼓勵美國人的态度，因為盡管垂涎于難得的商業機會，但是攝政們對從美國革命中所感受到的社會&ldquo平等&rdquo（social&ldquoleveling&rdquo）的反感更加強烈。
此外，他們還擔心美國獨立可能為荷蘭自己殖民地的獨立起到示範作用。
是否同意出借蘇格蘭軍，這對于本來就積不相能的英荷關系來說無疑是火上澆油。
這個問題在聯省議會中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其中以影響力巨大的荷蘭省為首的親美派堅決反對借兵。
荷蘭省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要替代出借兵力的耗資巨大。
諷刺的是，這并非為了回應範·德·卡佩倫熱忱的呼籲，而是因為阿姆斯特丹堅決地拒絕支付這筆開銷。
經曆了漫長的辯論之後，聯省議會最終在1776年4月投票拒絕出借蘇格蘭軍，不管這會招緻英國怎樣的憤怒。
此舉自然并不友好，加之英國曾經答應為此支付費用，因此這個投票結果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對可以預見的敵對後果缺乏相應準備。
英國并沒有立即重申自己的要求，但是它越來越感覺到，就&ldquo友善法則&rdquo（lawofsociability）而言，荷蘭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像一個盟國。
這個富于魅力的法則，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18世紀對人們在各種交往中都能顧及禮節的期望，這自然并非正式頒布的法律，卻是處理國際關系時的理想狀态。
根據該法則，每個國家在對待盟友或友邦時都應持互助或者友善之心，比如，不應拒絕對方國民過境，為遭遇風暴的船隻提供庇護，救援戰争中的傷員，更進一步說，對敵對雙方應一視同仁。
這是個每個國家都想置對手于死地的時代，正如英國國歌中所唱的，&ldquo破陰謀，滅奸黨，把亂萌一掃光&rdquo（confoundtheirpolitics，frustratetheirknavishtricks），而國際關系上的&ldquo友善法則&rdquo提醒我們，這是切斯特菲爾德勳爵（LordChesterfield）所生活的時代。
自從赫拉夫對叛軍的旗幟行禮之後，英國的敵對情緒就在不斷升溫。
英國人對這件事的義憤填膺，賦予了它非同尋常的意義。
&ldquo西福德&rdquo艦的指揮官科爾包伊斯在給上司揚上将的信中寫道：&ldquo我發現，他們（美國人）軍艦的禮炮不但在斯塔蒂亞得到回應，在聖克羅伊（St.Croix）島亦是如此。
&rdquo這一新添的侮辱是科爾包伊斯想象出來的，因為聖克羅伊島并沒有鳴放禮炮。
然而約瑟夫·約克爵士無須借助想象力，就能知道荷蘭并未終止違禁品的運輸。
他在歐洲建有最為發達的情報體系，源源不斷地提供關于所有違反荷蘭禁運令的運輸活動、數量及航線的各種證據。
運輸商經由葡萄牙運送貨物，在葡萄牙将貨物出售并轉讓給美國代理商。
一艘名為&ldquo斯邁克&rdquo号（Smack）的方帆雙桅船不敢貿然出港，因為擔心會被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外守候的英國船截獲，于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美國代理商将它出售，使它以新的船主身份、新名稱、新漆的外觀和中立國的資質順利出港。
另一艘歸波士頓人所有的&ldquo貝齊&rdquo号（Betsy）也從事走私，報告稱它裝運了200桶火藥，每桶112磅重，還有1000支滑膛槍和1000支手槍，外加其他貨物。
英國為自己無法鎮壓叛亂而感到屈辱，但它把這歸咎于荷蘭不斷向自己的殖民地輸送武器，引得約克就此發表了一番最具英國本色的評論。
他在1778年5月寫給諾斯勳爵政府的一位部長薩福克勳爵（LordSuffolk）的信中說，必須取得一些軍事上的成功，&ldquo以恢複英國人理所當然應當維持的體面&rdquo，确保鄰國會再次使用&ldquo尊敬和友好的語言&rdquo。
盡管這對帝國來說是必要的，但約克表達了更為深沉的内容，英國不僅僅渴望尊敬，還渴望自己作為主宰大國的地位得到承認。
對于人們為什麼要參與戰争，哲學家們自然各有各的宏論；的确存在很多原因，但約瑟夫·約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答案。
他關于渴望尊敬的說法非常準确地描述了1914年德國皇帝的心态。
德國人确信自己是當代民族中最勤奮、最文明的，受上蒼眷顧，理應在曆史上占據顯要地位，所以德國人迫切地渴望得到其他劣等民族的承認。
讓德國皇帝郁悶的是，人們在尋求終極文明時總是去巴黎，而非自己的首都。
正如約瑟夫·約克的話語所暗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戰争固然可以由于某種嚴重的事态造成，亦可以因自尊心受損而緻。
荷蘭政治紛争中有關先裝備陸軍還是先裝備海軍的争議，決定了對待美國革命所采取的态度。
執政及相關黨派自然反對美國叛亂者，這不但因為他從血緣上自應屬于英國陣營，還因為他那些同情美國革命的國内政敵表達了革命性的共和觀點，而這危及了他繼承的君主地位。
這些人用法語稱自己為愛國者（patriotes），随着公衆對親王的尊重的下降，他們的勢力相應地越來越強大。
不倫瑞克公爵是親英的，而且公衆認為是因為他的誤導才造成了親王對時局的誤判，因此他成了愛國者們最厭惡的人物。
對美國獨立一事影響最大的是商業利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的領導者相信，一旦美國這個未知的大陸從英國重商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就會成為源源不斷的貿易來源：哈萊姆的布匹和斯希丹（Schiedam）的杜松子酒的出口，大米、藍靛、食糖、棉花、咖啡和朗姆酒的進口。
此外還可以通過對美國商人的大量貸款，動搖英國在大西洋的霸權地位。
正如海牙一名法國使節所描述的，這些機會将會&ldquo極大地增加&rdquo，因此在改善與這樣一個&ldquo機會極大&rdquo的國家的關系上，荷蘭可不想落在别的國家的後面。
然而，亞當斯發現，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幾乎沒有哪個有影響力的人嚴肅地對待殖民地的鬥争，都認為那不過是&ldquo少數缺少法紀、原則或約束的人，徒具熱情，逞一時之怒&rdquo罷了。
幾乎沒有人對美洲及其日益增長的人口和貿易有直觀的了解。
即使像荷蘭這樣對美洲抱有發财夢的國度，又對美洲了解多少？美洲領土廣大，不免令人生畏，一些僞科學家和自認為無所不知的學者更是助長了人們對美洲的古怪看法，比如無所不知的雷納爾神父（AbbéRaynal）的著作《歐洲人在東西印度群島殖民和貿易的哲學及政治曆史》（PhilosophicalandPoliticalHistoryoftheSettlementsandTradeoftheEuropeansintheTwoIndies）。
作為一個新近造出的地方，美洲被認為還不完善，不适合人類居住，更不要說适應文明發展了。
在談及其自然地理條件時，著名的博物學家布豐（Buffon）曾經像其他歐洲人一樣異想天開，認為那裡&ldquo天時不順，土地貧瘠&rdquo，使得動植物不能健康生長，甚至人類都發育不健康，生育力低下。
自然，布豐自己從未跨越大西洋到美洲親眼看過。
根據同樣不稱職的其他科學家的描述，在其他氣候條件下發育的成年人，一旦在那裡定居便&ldquo失去了能力&rdquo。
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布豐還得到了一個别出心裁的發現&mdash&mdash印第安原住民&ldquo生殖器短小&rdquo，且&ldquo性能力低下&rdquo。
根據1775年被譯成荷蘭語的一篇暢銷的法語論文的說法，新世界的氣候讓人無精打采和懶散，他們也許會感到快樂，但是絕不會強健。
這個學者确信，美洲&ldquo是為了快樂，而非帝國建造的&rdquo。
如果這些話原是出于安撫目的的話，那麼這還透露出歐洲人内心對新世界心存恐懼，擔心那裡的某種巨大的原始力量會崛起并戰勝他們。
對美洲的遐想導緻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最終達成一緻的看法便是對美洲抱有的發财夢要謹慎一點。
有一種理論認為，美洲太大、太分散，不可能成為一個統一國家，交通範圍太廣也無法統一為一個國家。
即使它獲得獨立，也将在内戰中分崩離析，況且其海岸線漫長，除非擁有制海權，否則無從抵禦外敵入侵。
另一種理論則認為，美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注定會成為一個大國，不可避免地會與荷蘭發生沖突，危及荷蘭的貿易，尤其是在殖民地。
悲觀的人們警告說，指望從貿易中獲取厚利的人必須要顧及這種種限制。
這兩種論調或認為美國太弱，或認為美國太強，卻都被英國的宣傳利用，用來打消阿姆斯特丹那些主張與美洲殖民地建立更緊密聯系的人的熱情。
1779年，中立權這個棘手問題所導緻的海上沖突，使得局勢更加緊張。
中立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在當時戰争不斷的情況下，各交戰方都需要不斷補給，而這隻能依靠中立國的運輸方能完成。
據稱建立在&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基礎上的中立法，是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于1625年确立的。
其主要規範包括，除了軍火之外，任何中立國船隻都有為交戰方運輸其他貨物的&ldquo自由&rdquo。
與此同時，任何交戰國船隻一經認定（ipsofacto）即可成為戰利品。
至于由此引發的其他問題，比如哪些貨物屬于&ldquo自由&rdquo的，哪些屬于違禁品，何為交戰方搜查和罰沒的權利，何為船主利用護航阻止搜查和罰沒的權利，這些複雜的細節都通過各種條約和議定書詳加規範，其煩瑣無以複加，如迷宮一般，便是忒修斯（Theseus）亦隻能徒呼奈何，找不到出口。
格勞秀斯的原則本來非常純粹，但是後來的各種修訂導緻了很多混亂，比如海軍&ldquo倉儲物&rdquo&mdash&mdash指用于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木材&mdash&mdash不在違禁物之列。
英國人非常讨厭這限制了他們行動自由的海軍倉儲物豁免條款和&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的原則，但是為了結束與荷蘭耗資巨大、無休無止的戰争，英國在1674年和荷蘭簽訂的《威斯敏斯特條約》中承認了這個原則。
這項有關海軍倉儲物的條款讓法國人躍躍欲試。
雖然很多法國人受到美洲殖民地反抗鬥争的自由理想的感染，但是法國的官方政策與自由無關，法國之所以給叛軍提供援助，是因為它為了失去的加拿大和&ldquo七年戰争&rdquo中遭遇的其他失敗，要向英國報仇。
為此法國需要重整衰敗的海軍，建設所需的波羅的海木材，要借助中立國荷蘭的船隻來運輸。
因此，建立合格的荷蘭護航艦隊是符合法國當前利益的，盡管目前荷蘭船隻匮乏。
英國人卻希望減少并嚴格限制護航艦隊。
荷蘭各省為建造更多船隻的必要性和代價争執不休，相互間的對立情緒比以往更為嚴重。
荷蘭省和弗裡斯蘭省對外貿和造船業的依賴最深，因此與想要加強陸軍的烏得勒支、上艾瑟爾和赫爾德蘭省（Gelderland）相互對立。
争執的焦點便是引起激烈辯論的&ldquo無限護航&rdquo問題&mdash&mdash這是指為從荷蘭駛出的所有商船提供護航，隻要所裝載貨物全部或者部分明确為非違禁品。
這就産生了海軍倉儲物的問題，可能對向法國運送木材的船隻提供護航，所以英國決不同意，而法國堅持這樣做。
對英國人來說，這還不僅僅是給法國運送造船材料的問題。
護航意味着拒絕搜查，這便違抗了英國對英國海岸到歐洲大陸之間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
這一主張是由知識淵博的英國法史專家約翰·塞爾登（JohnSelden）在《海洋閉鎖論》（MareClausem）中确立的。
該著作是為回應格勞秀斯的觀點而作，自然非常合英國人的胃口。
塞爾登斷言英國對周圍島嶼海域具有排他權，這也确認了約克聲稱的英國&ldquo應享有的權利&rdquo。
無限護航成了另一個自尊心的測試，即可能的宣戰借口（casusbelli）。
由于相信英國人不會放棄搜查權，而是會為此發起攻擊，因而有很多荷蘭人不同意進行這樣的測試。
這場争論不隻限于不同省份之間，還将不同黨派和集團卷入了紛争之中。
執政指望借助英國的支持來對抗愛國者黨人的革命思潮，自然對護航持堅決反對的态度。
中産階級的手工業者和無産者認為，無限制護航可以增加貿易，複興手工業，他們對護航的支持同樣堅決。
如果荷蘭是統一的，那麼他們可能會堅決采取其中的某一種立場，然而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有足夠的力量或者權威強制做出決定。
法國大使沃居庸公爵（DucdelaVauguyon）是個深谙法國宮廷之優雅風度的外交家，态度溫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
他父親曾是路易十六的教師。
他建議荷蘭盡可能采取和緩政策，不要耗費巨資進行武裝，因為就法國這邊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但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尊嚴，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
氣急敗壞的約克則因為無法阻止荷蘭從事違禁物貿易，而變得愈加蠻橫無理，嚴厲警告說，英國可能會中止《威斯敏斯特條約》，從而使所有荷蘭貿易都面臨被罰禁的風險。
聯省議會并沒有把這看成是英國準備積極報複的信号，或許部分是因為怒吼的（theThunderer）約瑟夫爵士太喜歡發出威脅，更因為他們認為，英國現在既同美國作戰，又與法國和西班牙對抗，如果再開辟一個戰場，也未免太冒險了。
事實卻正相反。
1779年6月，西班牙剛剛加入殖民地一方同英國作戰。
作為最頑固的君主制國家，如果美國叛亂成功，西班牙自然得不到什麼好處，因此西班牙隻同法國結盟，續簽了業已存在的《波旁家族盟約》（BourbonFamilyCompact）。
該盟約的續簽讓同盟國可以翹首期盼入侵英國的這一天&mdash&mdash這是衆多帝國的夢想。
西班牙參戰，是計劃在1779年實現這個夢想，這是&ldquo菲利普&rdquo号的無敵艦隊全軍覆沒後191年。
另一個稍小的目标，是收回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中于1704年被英國奪去的直布羅陀和米諾卡（Minorca）。
英國同時受到兩個歐洲大陸勁敵的夾擊，西班牙自然相信它的機會已經到來了。
為法國運送物資的荷蘭船隻每個星期都會在海上遭到英國的阻攔，這讓荷蘭海軍軍官擔心，一旦真的開戰，他們将處于劣勢。
那些倡議加強海軍的人要求增加護航船隻數量，以保護海上貿易，然而内陸省份不願支付開銷，投了反對票，這之後的漫長紛争并沒能增加護航艦隊的數量。
與此同時，護航艦隊的一個指揮官
當時對此事的分歧愈演愈烈，中立的立場已經難以維持，因為&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的原則可以提供很大的賺錢機會。
然而誰都不願意公開對美國獨立事業的态度。
範·德·卡佩倫是第一個公開表示支持的人，而且他毫不畏縮。
他說，無論美國戰争的結局如何，他都會為曾經支持了這項事業&mdash&mdash它理應是全人類共同的事業&mdash&mdash而感到榮耀。
他蔑視中立立場，認為這不過是為了維護荷蘭商業和工業利益所采取的立場。
美國人民為了捍衛上帝&mdash&mdash而非英國人&mdash&mdash所賦予的權利而戰鬥，理應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曾經同樣身為反叛者的荷蘭人，若是對這樣一個英勇的民族橫加幹涉，将是一種恥辱。
他呼籲說，派遣一支荷蘭軍隊去和他們作戰會讓荷蘭蒙羞。
當範·德·卡佩倫印刷、散發自己的演講稿時，紛争更為劇烈，這讓執政大為光火，盡管他優柔寡斷，但脾氣還是有的。
或者因為親王的影響，或者因為議會代表本來就不願意支持美國事業，最終範·德·卡佩倫在聯省議會的席位被剝奪了。
和英國的約翰·威爾克斯（JohnWilkes）事件一樣，這在國會中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荷蘭，國内的政治自由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并未深入骨髓。
範·德·卡佩倫如此決然地支持美洲革命，連他自己所在的省也感到震驚，剝奪了他的代表身份，甚至廢除了他攝政的職務。
他們借此表達了自己不願鼓勵美國人的态度，因為盡管垂涎于難得的商業機會，但是攝政們對從美國革命中所感受到的社會&ldquo平等&rdquo（social&ldquoleveling&rdquo）的反感更加強烈。
此外，他們還擔心美國獨立可能為荷蘭自己殖民地的獨立起到示範作用。
是否同意出借蘇格蘭軍，這對于本來就積不相能的英荷關系來說無疑是火上澆油。
這個問題在聯省議會中引起了激烈的辯論，其中以影響力巨大的荷蘭省為首的親美派堅決反對借兵。
荷蘭省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要替代出借兵力的耗資巨大。
諷刺的是，這并非為了回應範·德·卡佩倫熱忱的呼籲，而是因為阿姆斯特丹堅決地拒絕支付這筆開銷。
經曆了漫長的辯論之後，聯省議會最終在1776年4月投票拒絕出借蘇格蘭軍，不管這會招緻英國怎樣的憤怒。
此舉自然并不友好，加之英國曾經答應為此支付費用，因此這個投票結果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對可以預見的敵對後果缺乏相應準備。
英國并沒有立即重申自己的要求，但是它越來越感覺到，就&ldquo友善法則&rdquo（lawofsociability）而言，荷蘭的所作所為實在不像一個盟國。
這個富于魅力的法則，頗具代表性地反映了18世紀對人們在各種交往中都能顧及禮節的期望，這自然并非正式頒布的法律，卻是處理國際關系時的理想狀态。
根據該法則，每個國家在對待盟友或友邦時都應持互助或者友善之心，比如，不應拒絕對方國民過境，為遭遇風暴的船隻提供庇護，救援戰争中的傷員，更進一步說，對敵對雙方應一視同仁。
這是個每個國家都想置對手于死地的時代，正如英國國歌中所唱的，&ldquo破陰謀，滅奸黨，把亂萌一掃光&rdquo（confoundtheirpolitics，frustratetheirknavishtricks），而國際關系上的&ldquo友善法則&rdquo提醒我們，這是切斯特菲爾德勳爵（LordChesterfield）所生活的時代。
自從赫拉夫對叛軍的旗幟行禮之後，英國的敵對情緒就在不斷升溫。
英國人對這件事的義憤填膺，賦予了它非同尋常的意義。
&ldquo西福德&rdquo艦的指揮官科爾包伊斯在給上司揚上将的信中寫道：&ldquo我發現，他們（美國人）軍艦的禮炮不但在斯塔蒂亞得到回應，在聖克羅伊（St.Croix）島亦是如此。
&rdquo這一新添的侮辱是科爾包伊斯想象出來的，因為聖克羅伊島并沒有鳴放禮炮。
然而約瑟夫·約克爵士無須借助想象力，就能知道荷蘭并未終止違禁品的運輸。
他在歐洲建有最為發達的情報體系，源源不斷地提供關于所有違反荷蘭禁運令的運輸活動、數量及航線的各種證據。
運輸商經由葡萄牙運送貨物，在葡萄牙将貨物出售并轉讓給美國代理商。
一艘名為&ldquo斯邁克&rdquo号（Smack）的方帆雙桅船不敢貿然出港，因為擔心會被在阿姆斯特丹港口外守候的英國船截獲，于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個美國代理商将它出售，使它以新的船主身份、新名稱、新漆的外觀和中立國的資質順利出港。
另一艘歸波士頓人所有的&ldquo貝齊&rdquo号（Betsy）也從事走私，報告稱它裝運了200桶火藥，每桶112磅重，還有1000支滑膛槍和1000支手槍，外加其他貨物。
英國為自己無法鎮壓叛亂而感到屈辱，但它把這歸咎于荷蘭不斷向自己的殖民地輸送武器，引得約克就此發表了一番最具英國本色的評論。
他在1778年5月寫給諾斯勳爵政府的一位部長薩福克勳爵（LordSuffolk）的信中說，必須取得一些軍事上的成功，&ldquo以恢複英國人理所當然應當維持的體面&rdquo，确保鄰國會再次使用&ldquo尊敬和友好的語言&rdquo。
盡管這對帝國來說是必要的，但約克表達了更為深沉的内容，英國不僅僅渴望尊敬，還渴望自己作為主宰大國的地位得到承認。
對于人們為什麼要參與戰争，哲學家們自然各有各的宏論；的确存在很多原因，但約瑟夫·約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答案。
他關于渴望尊敬的說法非常準确地描述了1914年德國皇帝的心态。
德國人确信自己是當代民族中最勤奮、最文明的，受上蒼眷顧，理應在曆史上占據顯要地位，所以德國人迫切地渴望得到其他劣等民族的承認。
讓德國皇帝郁悶的是，人們在尋求終極文明時總是去巴黎，而非自己的首都。
正如約瑟夫·約克的話語所暗示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戰争固然可以由于某種嚴重的事态造成，亦可以因自尊心受損而緻。
荷蘭政治紛争中有關先裝備陸軍還是先裝備海軍的争議，決定了對待美國革命所采取的态度。
執政及相關黨派自然反對美國叛亂者，這不但因為他從血緣上自應屬于英國陣營，還因為他那些同情美國革命的國内政敵表達了革命性的共和觀點，而這危及了他繼承的君主地位。
這些人用法語稱自己為愛國者（patriotes），随着公衆對親王的尊重的下降，他們的勢力相應地越來越強大。
不倫瑞克公爵是親英的，而且公衆認為是因為他的誤導才造成了親王對時局的誤判，因此他成了愛國者們最厭惡的人物。
對美國獨立一事影響最大的是商業利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的領導者相信，一旦美國這個未知的大陸從英國重商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就會成為源源不斷的貿易來源：哈萊姆的布匹和斯希丹（Schiedam）的杜松子酒的出口，大米、藍靛、食糖、棉花、咖啡和朗姆酒的進口。
此外還可以通過對美國商人的大量貸款，動搖英國在大西洋的霸權地位。
正如海牙一名法國使節所描述的，這些機會将會&ldquo極大地增加&rdquo，因此在改善與這樣一個&ldquo機會極大&rdquo的國家的關系上，荷蘭可不想落在别的國家的後面。
然而，亞當斯發現，即使在阿姆斯特丹，也幾乎沒有哪個有影響力的人嚴肅地對待殖民地的鬥争，都認為那不過是&ldquo少數缺少法紀、原則或約束的人，徒具熱情，逞一時之怒&rdquo罷了。
幾乎沒有人對美洲及其日益增長的人口和貿易有直觀的了解。
即使像荷蘭這樣對美洲抱有發财夢的國度，又對美洲了解多少？美洲領土廣大，不免令人生畏，一些僞科學家和自認為無所不知的學者更是助長了人們對美洲的古怪看法，比如無所不知的雷納爾神父（AbbéRaynal）的著作《歐洲人在東西印度群島殖民和貿易的哲學及政治曆史》（PhilosophicalandPoliticalHistoryoftheSettlementsandTradeoftheEuropeansintheTwoIndies）。
作為一個新近造出的地方，美洲被認為還不完善，不适合人類居住，更不要說适應文明發展了。
在談及其自然地理條件時，著名的博物學家布豐（Buffon）曾經像其他歐洲人一樣異想天開，認為那裡&ldquo天時不順，土地貧瘠&rdquo，使得動植物不能健康生長，甚至人類都發育不健康，生育力低下。
自然，布豐自己從未跨越大西洋到美洲親眼看過。
根據同樣不稱職的其他科學家的描述，在其他氣候條件下發育的成年人，一旦在那裡定居便&ldquo失去了能力&rdquo。
不知道通過什麼渠道，布豐還得到了一個别出心裁的發現&mdash&mdash印第安原住民&ldquo生殖器短小&rdquo，且&ldquo性能力低下&rdquo。
根據1775年被譯成荷蘭語的一篇暢銷的法語論文的說法，新世界的氣候讓人無精打采和懶散，他們也許會感到快樂，但是絕不會強健。
這個學者确信，美洲&ldquo是為了快樂，而非帝國建造的&rdquo。
如果這些話原是出于安撫目的的話，那麼這還透露出歐洲人内心對新世界心存恐懼，擔心那裡的某種巨大的原始力量會崛起并戰勝他們。
對美洲的遐想導緻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最終達成一緻的看法便是對美洲抱有的發财夢要謹慎一點。
有一種理論認為，美洲太大、太分散，不可能成為一個統一國家，交通範圍太廣也無法統一為一個國家。
即使它獲得獨立，也将在内戰中分崩離析，況且其海岸線漫長，除非擁有制海權，否則無從抵禦外敵入侵。
另一種理論則認為，美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注定會成為一個大國，不可避免地會與荷蘭發生沖突，危及荷蘭的貿易，尤其是在殖民地。
悲觀的人們警告說，指望從貿易中獲取厚利的人必須要顧及這種種限制。
這兩種論調或認為美國太弱，或認為美國太強，卻都被英國的宣傳利用，用來打消阿姆斯特丹那些主張與美洲殖民地建立更緊密聯系的人的熱情。
1779年，中立權這個棘手問題所導緻的海上沖突，使得局勢更加緊張。
中立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在當時戰争不斷的情況下，各交戰方都需要不斷補給，而這隻能依靠中立國的運輸方能完成。
據稱建立在&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基礎上的中立法，是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于1625年确立的。
其主要規範包括，除了軍火之外，任何中立國船隻都有為交戰方運輸其他貨物的&ldquo自由&rdquo。
與此同時，任何交戰國船隻一經認定（ipsofacto）即可成為戰利品。
至于由此引發的其他問題，比如哪些貨物屬于&ldquo自由&rdquo的，哪些屬于違禁品，何為交戰方搜查和罰沒的權利，何為船主利用護航阻止搜查和罰沒的權利，這些複雜的細節都通過各種條約和議定書詳加規範，其煩瑣無以複加，如迷宮一般，便是忒修斯（Theseus）亦隻能徒呼奈何，找不到出口。
格勞秀斯的原則本來非常純粹，但是後來的各種修訂導緻了很多混亂，比如海軍&ldquo倉儲物&rdquo&mdash&mdash指用于造船的材料，主要是木材&mdash&mdash不在違禁物之列。
英國人非常讨厭這限制了他們行動自由的海軍倉儲物豁免條款和&ldquo自由船隻，自由貨物&rdquo的原則，但是為了結束與荷蘭耗資巨大、無休無止的戰争，英國在1674年和荷蘭簽訂的《威斯敏斯特條約》中承認了這個原則。
這項有關海軍倉儲物的條款讓法國人躍躍欲試。
雖然很多法國人受到美洲殖民地反抗鬥争的自由理想的感染，但是法國的官方政策與自由無關，法國之所以給叛軍提供援助，是因為它為了失去的加拿大和&ldquo七年戰争&rdquo中遭遇的其他失敗，要向英國報仇。
為此法國需要重整衰敗的海軍，建設所需的波羅的海木材，要借助中立國荷蘭的船隻來運輸。
因此，建立合格的荷蘭護航艦隊是符合法國當前利益的，盡管目前荷蘭船隻匮乏。
英國人卻希望減少并嚴格限制護航艦隊。
荷蘭各省為建造更多船隻的必要性和代價争執不休，相互間的對立情緒比以往更為嚴重。
荷蘭省和弗裡斯蘭省對外貿和造船業的依賴最深，因此與想要加強陸軍的烏得勒支、上艾瑟爾和赫爾德蘭省（Gelderland）相互對立。
争執的焦點便是引起激烈辯論的&ldquo無限護航&rdquo問題&mdash&mdash這是指為從荷蘭駛出的所有商船提供護航，隻要所裝載貨物全部或者部分明确為非違禁品。
這就産生了海軍倉儲物的問題，可能對向法國運送木材的船隻提供護航，所以英國決不同意，而法國堅持這樣做。
對英國人來說，這還不僅僅是給法國運送造船材料的問題。
護航意味着拒絕搜查，這便違抗了英國對英國海岸到歐洲大陸之間海域擁有主權的主張。
這一主張是由知識淵博的英國法史專家約翰·塞爾登（JohnSelden）在《海洋閉鎖論》（MareClausem）中确立的。
該著作是為回應格勞秀斯的觀點而作，自然非常合英國人的胃口。
塞爾登斷言英國對周圍島嶼海域具有排他權，這也确認了約克聲稱的英國&ldquo應享有的權利&rdquo。
無限護航成了另一個自尊心的測試，即可能的宣戰借口（casusbelli）。
由于相信英國人不會放棄搜查權，而是會為此發起攻擊，因而有很多荷蘭人不同意進行這樣的測試。
這場争論不隻限于不同省份之間，還将不同黨派和集團卷入了紛争之中。
執政指望借助英國的支持來對抗愛國者黨人的革命思潮，自然對護航持堅決反對的态度。
中産階級的手工業者和無産者認為，無限制護航可以增加貿易，複興手工業，他們對護航的支持同樣堅決。
如果荷蘭是統一的，那麼他們可能會堅決采取其中的某一種立場，然而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有足夠的力量或者權威強制做出決定。
法國大使沃居庸公爵（DucdelaVauguyon）是個深谙法國宮廷之優雅風度的外交家，态度溫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
他父親曾是路易十六的教師。
他建議荷蘭盡可能采取和緩政策，不要耗費巨資進行武裝，因為就法國這邊來說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但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國家尊嚴，需要一支強大的海軍。
氣急敗壞的約克則因為無法阻止荷蘭從事違禁物貿易，而變得愈加蠻橫無理，嚴厲警告說，英國可能會中止《威斯敏斯特條約》，從而使所有荷蘭貿易都面臨被罰禁的風險。
聯省議會并沒有把這看成是英國準備積極報複的信号，或許部分是因為怒吼的（theThunderer）約瑟夫爵士太喜歡發出威脅，更因為他們認為，英國現在既同美國作戰，又與法國和西班牙對抗，如果再開辟一個戰場，也未免太冒險了。
事實卻正相反。
1779年6月，西班牙剛剛加入殖民地一方同英國作戰。
作為最頑固的君主制國家，如果美國叛亂成功，西班牙自然得不到什麼好處，因此西班牙隻同法國結盟，續簽了業已存在的《波旁家族盟約》（BourbonFamilyCompact）。
該盟約的續簽讓同盟國可以翹首期盼入侵英國的這一天&mdash&mdash這是衆多帝國的夢想。
西班牙參戰，是計劃在1779年實現這個夢想，這是&ldquo菲利普&rdquo号的無敵艦隊全軍覆沒後191年。
另一個稍小的目标，是收回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中于1704年被英國奪去的直布羅陀和米諾卡（Minorca）。
英國同時受到兩個歐洲大陸勁敵的夾擊，西班牙自然相信它的機會已經到來了。
為法國運送物資的荷蘭船隻每個星期都會在海上遭到英國的阻攔，這讓荷蘭海軍軍官擔心，一旦真的開戰，他們将處于劣勢。
那些倡議加強海軍的人要求增加護航船隻數量，以保護海上貿易，然而内陸省份不願支付開銷，投了反對票，這之後的漫長紛争并沒能增加護航艦隊的數量。
與此同時，護航艦隊的一個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