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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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Hebrides）附近。
由于風浪、敵人的炮火和食物的匮乏，無敵艦隊的海員損失過半。
遭受重挫的無敵艦隊不得不繞過蘇格蘭，沿着愛爾蘭以西冰冷又漫長的航線回來，狼狽不堪，飽受折磨，沒有帶回征服的榮耀，而籠罩在失敗的陰影中。
腓力海軍的此次大敗标志着西班牙在歐洲強權政治中的支配地位的終結，以後西班牙再也沒有重現往日輝煌。
一貫一意孤行的腓力并沒有放棄，而是傾其所有去壓制荷蘭&mdash&mdash他發現荷蘭的商業帝國已使其實力大增。
凡人終有一死，腓力死于1598年&mdash&mdash無敵艦隊失利10年後，他已經建造好了自己在埃斯科裡亞爾（Escorial）的陵墓，這是繼金字塔之後最了不起的王室陵墓。
無情地征伐新教徒，使他深陷于16世紀歐洲的宗教戰争之中，這耗盡了西班牙的戰鬥力，使其無法全力對付由于發展商業、貿易而日益繁榮富強的荷蘭。
腓力的死亡使西班牙無力維持其統治。
腓力死于17世紀将要到來的時候，這個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
意味深長的是，荷蘭的輝煌是在美洲成就的，曆史的風向已經開始向西刮了。
1609年，一個受雇于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航海家發現了哈德孫河。
也是在這值得紀念的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之年，西班牙同意簽訂為期12年的休戰協定，這實際上承認了荷蘭七省聯盟的獨立。
西班牙乃是輝煌的龐大帝國，現在卻不得不屈尊與一個在君主國包圍之中剛剛成立的、長着腳蹼的共和國講和，這不免讓那些老列強感到驚異。
他們開始重新在歐洲這盤棋上審視從前的&ldquo海上乞丐&rdquo，認為荷蘭是個值得結交的國家。
連荷蘭人自己也感到驚異，他們終于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休戰結束以後，西班牙又時斷時續地進行戰鬥，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最後隻能不了了之。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TreatyofWestphalia）簽訂，歐洲列強為&ldquo三十年戰争&rdquo（theThirtyYears&rsquoWar）&mdash&mdash1914年以前歐洲範圍最廣、最具破壞性的戰争&mdash&mdash畫上了句号，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締約國正式承認飽經戰火的荷蘭聯省共和國的獨立。
和約是在之前的明斯特（Münster）初步和約的基礎上簽訂的，當時西班牙代表們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而荷蘭代表們則将兩個手指指向天空。
當荷蘭代表們走進議政廳時，這座城市的自由民組成儀仗隊站成兩排歡迎他們，中世紀風格的街道上禮炮轟鳴，慶祝這個時刻。
這恰好是17世紀的中點，一年之後，王室專制的鼎盛時期落在了劊子手斧頭的陰影下&mdash&mdash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劊子手砍掉頭顱。
在忙于驅逐西班牙人的時候，荷蘭人的文化生活也異彩紛呈。
雖然那些總督是些古闆、守舊的人，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懷有自由見解，那裡的文化氛圍卻自由而包容：他們允許猶太人和其他各種基督教教派自由活動，也因殷勤好客地庇護那些逃避他國宗教迫害的人們而廣為人知。
逃難者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英國的異議分子，這些尋找宗教自由的人們在世紀之交來到萊登定居，20年後又帶着對未來的期望踏上征程，在1620年最終抵達普利茅斯岩（PlymouthRock）。
另外一個影響深遠的團體是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移民，其中有斯賓諾莎的父母，他們于1632年在阿姆斯特丹生下了斯賓諾莎。
由于荷蘭出版業發達，歐洲大陸上最為活躍的作家和學者都慕名前來。
他們的作品在自己的國家被禁，荷蘭人卻願意以拉丁文出版發行這些作品，使其能夠面向廣大國際讀者。
就這樣，荷蘭出版業有幸出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書之一，作者是一個情願在荷蘭住20年也不願意接受路易十三統治的法國人，這本書就是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delaMéthode），1637年在萊登出版。
歐洲文化中其他一些最為重要的人物也在荷蘭開展他們的事業，雖然有時也會引起同行的嫉恨。
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Spinoza），人本主義宗教哲學家，阿姆斯特丹本地人，盡管作為猶太人因為異端而被排除在猶太教會之外，他在這裡繼續生活并出版了《神學政治論》（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
發明了顯微鏡的安東尼·範·列文虎克（AntonyvanLeeuwenhoek）在其出生地代爾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科學研究。
代爾夫特的格勞秀斯（Grotius）本人是荷蘭人，他在《論公海》（MareLiberum）中永久地确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則，而他的《論戰争與和平法》（DeJureBelliacPacis）是有關公法影響最大的著作&mdash&mdash1625年不得不在巴黎出版，當時他受到私敵的陷害在獄中服刑。
著名學者皮埃爾·培爾（PierreBayle）主張對宗教保持理性的懷疑，他在著作中提出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是基于人的輕信，而非理智和現實，所以培爾并不是一個受天主教專制當局歡迎的哲學家。
在被迫離開法國之後，他來到荷蘭，在鹿特丹的伊呂斯特爾學院（EcoleIllustre）得到教職和薪俸，這個學院是專門為逃難的學者提供庇護而設立的。
他著名的《曆史哲學批判辭典》（Dictionnaire）是他以一己之力編纂的百科全書，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闡述了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雖然此書第一版在法國被禁，但它仍成為狄德羅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靈感源泉。
鹿特丹接納了培爾，為這個超乎尋常地表達了寬容想法的人提供了一個家。
他觀察到很多宗教少數派隻要能夠享有思考的自由，都對荷蘭共和國非常忠誠，他于是建議：&ldquo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對所有的宗教都給予庇護，既然大多數神學問題都無從證實，那麼人們應該為那些他們無法說服的人祈禱，而不是壓制。
&rdquo[1]這些話比我們的第一修正案早了很多。
荷蘭統治者的不同尋常在于，雖然他們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舒适，但他們所促成的社會能夠包容非正統觀念。
然而對新英格蘭的美洲新教徒來說，艱辛生活的磨難并沒有教會他們善待自己的同類。
恰恰相反，他們形成了一個剛愎自用、睚眦必報的統治集團。
由于荷蘭社會的寬容，沒有出現大批不得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戶的移民。
唯一的例外是某些富裕得能安置至少50名移民的商人，他們得到了西印度公司給予的土地，成了紐約和新澤西的大莊園主。
由于缺少大規模穩固的荷蘭定居點，當英國人1664年來到這裡，奪取這個地方并将它命名為紐約的時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Stuyvesant）無法找到足夠的人來組織防禦力量。
是不是荷蘭社會這種富于滋養作用的自由精神造就了17世紀中葉繪畫的黃金時期？出現了人文主義大師倫勃朗（Rembrandt）和維米爾（Vermeer）這位恬靜之美的倡導者。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聲名卓著的人物畫家，如弗蘭斯·哈爾斯（FransHals）和凡·戴克（VanDyck），室内畫畫家揚·斯蒂恩（JanSteen）、特·博爾奇（TerBorch）以及霍赫（deHooch），還有那些讓人着迷的風景畫家，擅長畫郁郁蔥蔥的森林和駛過運河的帆船的勒伊斯達爾（Ruysdael）以及霍貝瑪（Hobbema）。
即便這個世界無法對黃金時代做出解釋，那也應該為這個時代感到慶幸。
揆以為當時的史實，黃金時代并不和平，而是充斥着入侵和戰争所帶來的殺戮和恐怖。
1672年，法國路易十四的部隊猛攻荷蘭邊界，這被稱為&ldquo法蘭西的憤怒&rdquo（FrenchFury），這讓人想起了西班牙的恐怖統治。
法國一舉攻入中部的烏得勒支，而荷蘭人這次又把水當成武器，放開水閘淹沒了土地。
與此同時，英國也在其商人的鼓動下再次發動海戰，想憑借武力摧毀荷蘭海軍和荷蘭這個商業對手。
這三場戰争最後終結于1674的《威斯敏斯特條約》（TheTreatyofWestminster）。
這個條約确立了中立貿易的規範，這後來導緻了種種麻煩。
盡管黃金時代麻煩不斷，但這不能抹殺造成這個時代的一大政治成因&mdash&mdash1648年，荷蘭獲得了主權和獨立。
在明斯特簽訂的和約中，荷蘭捍衛了争取政治自由的鬥争，這種鬥争在下一個世紀裡将由美國人展開。
[1]他的這番建議，正如其他明智的告誡一樣，受到了自己命運的嘲弄。
法國胡格諾派的難民們并不比天主教徒們享有更多的寬容。
由于難民們的影響，他不得不辭去教席，盡管他仍然在荷蘭居住并出版著作。
由于風浪、敵人的炮火和食物的匮乏，無敵艦隊的海員損失過半。
遭受重挫的無敵艦隊不得不繞過蘇格蘭，沿着愛爾蘭以西冰冷又漫長的航線回來，狼狽不堪，飽受折磨，沒有帶回征服的榮耀，而籠罩在失敗的陰影中。
腓力海軍的此次大敗标志着西班牙在歐洲強權政治中的支配地位的終結，以後西班牙再也沒有重現往日輝煌。
一貫一意孤行的腓力并沒有放棄，而是傾其所有去壓制荷蘭&mdash&mdash他發現荷蘭的商業帝國已使其實力大增。
凡人終有一死，腓力死于1598年&mdash&mdash無敵艦隊失利10年後，他已經建造好了自己在埃斯科裡亞爾（Escorial）的陵墓，這是繼金字塔之後最了不起的王室陵墓。
無情地征伐新教徒，使他深陷于16世紀歐洲的宗教戰争之中，這耗盡了西班牙的戰鬥力，使其無法全力對付由于發展商業、貿易而日益繁榮富強的荷蘭。
腓力的死亡使西班牙無力維持其統治。
腓力死于17世紀将要到來的時候，這個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
意味深長的是，荷蘭的輝煌是在美洲成就的，曆史的風向已經開始向西刮了。
1609年，一個受雇于荷屬東印度公司的英國航海家發現了哈德孫河。
也是在這值得紀念的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之年，西班牙同意簽訂為期12年的休戰協定，這實際上承認了荷蘭七省聯盟的獨立。
西班牙乃是輝煌的龐大帝國，現在卻不得不屈尊與一個在君主國包圍之中剛剛成立的、長着腳蹼的共和國講和，這不免讓那些老列強感到驚異。
他們開始重新在歐洲這盤棋上審視從前的&ldquo海上乞丐&rdquo，認為荷蘭是個值得結交的國家。
連荷蘭人自己也感到驚異，他們終于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回報。
休戰結束以後，西班牙又時斷時續地進行戰鬥，但沒有取得決定性的戰果，最後隻能不了了之。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TreatyofWestphalia）簽訂，歐洲列強為&ldquo三十年戰争&rdquo（theThirtyYears&rsquoWar）&mdash&mdash1914年以前歐洲範圍最廣、最具破壞性的戰争&mdash&mdash畫上了句号，包括西班牙在内的締約國正式承認飽經戰火的荷蘭聯省共和國的獨立。
和約是在之前的明斯特（Münster）初步和約的基礎上簽訂的，當時西班牙代表們把手放在十字架上，而荷蘭代表們則将兩個手指指向天空。
當荷蘭代表們走進議政廳時，這座城市的自由民組成儀仗隊站成兩排歡迎他們，中世紀風格的街道上禮炮轟鳴，慶祝這個時刻。
這恰好是17世紀的中點，一年之後，王室專制的鼎盛時期落在了劊子手斧頭的陰影下&mdash&mdash英國國王查理一世被劊子手砍掉頭顱。
在忙于驅逐西班牙人的時候，荷蘭人的文化生活也異彩紛呈。
雖然那些總督是些古闆、守舊的人，不像人們通常認為的懷有自由見解，那裡的文化氛圍卻自由而包容：他們允許猶太人和其他各種基督教教派自由活動，也因殷勤好客地庇護那些逃避他國宗教迫害的人們而廣為人知。
逃難者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英國的異議分子，這些尋找宗教自由的人們在世紀之交來到萊登定居，20年後又帶着對未來的期望踏上征程，在1620年最終抵達普利茅斯岩（PlymouthRock）。
另外一個影響深遠的團體是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移民，其中有斯賓諾莎的父母，他們于1632年在阿姆斯特丹生下了斯賓諾莎。
由于荷蘭出版業發達，歐洲大陸上最為活躍的作家和學者都慕名前來。
他們的作品在自己的國家被禁，荷蘭人卻願意以拉丁文出版發行這些作品，使其能夠面向廣大國際讀者。
就這樣，荷蘭出版業有幸出版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書之一，作者是一個情願在荷蘭住20年也不願意接受路易十三統治的法國人，這本書就是笛卡兒的《方法論》（DiscoursdelaMéthode），1637年在萊登出版。
歐洲文化中其他一些最為重要的人物也在荷蘭開展他們的事業，雖然有時也會引起同行的嫉恨。
巴魯赫·斯賓諾莎（BaruchSpinoza），人本主義宗教哲學家，阿姆斯特丹本地人，盡管作為猶太人因為異端而被排除在猶太教會之外，他在這裡繼續生活并出版了《神學政治論》（TractatusTheologico-Politicus）。
發明了顯微鏡的安東尼·範·列文虎克（AntonyvanLeeuwenhoek）在其出生地代爾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科學研究。
代爾夫特的格勞秀斯（Grotius）本人是荷蘭人，他在《論公海》（MareLiberum）中永久地确立了海洋自由的原則，而他的《論戰争與和平法》（DeJureBelliacPacis）是有關公法影響最大的著作&mdash&mdash1625年不得不在巴黎出版，當時他受到私敵的陷害在獄中服刑。
著名學者皮埃爾·培爾（PierreBayle）主張對宗教保持理性的懷疑，他在著作中提出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是基于人的輕信，而非理智和現實，所以培爾并不是一個受天主教專制當局歡迎的哲學家。
在被迫離開法國之後，他來到荷蘭，在鹿特丹的伊呂斯特爾學院（EcoleIllustre）得到教職和薪俸，這個學院是專門為逃難的學者提供庇護而設立的。
他著名的《曆史哲學批判辭典》（Dictionnaire）是他以一己之力編纂的百科全書，于1697年在鹿特丹出版，闡述了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
雖然此書第一版在法國被禁，但它仍成為狄德羅和法國百科全書派的靈感源泉。
鹿特丹接納了培爾，為這個超乎尋常地表達了寬容想法的人提供了一個家。
他觀察到很多宗教少數派隻要能夠享有思考的自由，都對荷蘭共和國非常忠誠，他于是建議：&ldquo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對所有的宗教都給予庇護，既然大多數神學問題都無從證實，那麼人們應該為那些他們無法說服的人祈禱，而不是壓制。
&rdquo[1]這些話比我們的第一修正案早了很多。
荷蘭統治者的不同尋常在于，雖然他們安于自己的地位和舒适，但他們所促成的社會能夠包容非正統觀念。
然而對新英格蘭的美洲新教徒來說，艱辛生活的磨難并沒有教會他們善待自己的同類。
恰恰相反，他們形成了一個剛愎自用、睚眦必報的統治集團。
由于荷蘭社會的寬容，沒有出現大批不得不在新阿姆斯特丹安家落戶的移民。
唯一的例外是某些富裕得能安置至少50名移民的商人，他們得到了西印度公司給予的土地，成了紐約和新澤西的大莊園主。
由于缺少大規模穩固的荷蘭定居點，當英國人1664年來到這裡，奪取這個地方并将它命名為紐約的時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Stuyvesant）無法找到足夠的人來組織防禦力量。
是不是荷蘭社會這種富于滋養作用的自由精神造就了17世紀中葉繪畫的黃金時期？出現了人文主義大師倫勃朗（Rembrandt）和維米爾（Vermeer）這位恬靜之美的倡導者。
與此同時，還有一些聲名卓著的人物畫家，如弗蘭斯·哈爾斯（FransHals）和凡·戴克（VanDyck），室内畫畫家揚·斯蒂恩（JanSteen）、特·博爾奇（TerBorch）以及霍赫（deHooch），還有那些讓人着迷的風景畫家，擅長畫郁郁蔥蔥的森林和駛過運河的帆船的勒伊斯達爾（Ruysdael）以及霍貝瑪（Hobbema）。
即便這個世界無法對黃金時代做出解釋，那也應該為這個時代感到慶幸。
揆以為當時的史實，黃金時代并不和平，而是充斥着入侵和戰争所帶來的殺戮和恐怖。
1672年，法國路易十四的部隊猛攻荷蘭邊界，這被稱為&ldquo法蘭西的憤怒&rdquo（FrenchFury），這讓人想起了西班牙的恐怖統治。
法國一舉攻入中部的烏得勒支，而荷蘭人這次又把水當成武器，放開水閘淹沒了土地。
與此同時，英國也在其商人的鼓動下再次發動海戰，想憑借武力摧毀荷蘭海軍和荷蘭這個商業對手。
這三場戰争最後終結于1674的《威斯敏斯特條約》（TheTreatyofWestminster）。
這個條約确立了中立貿易的規範，這後來導緻了種種麻煩。
盡管黃金時代麻煩不斷，但這不能抹殺造成這個時代的一大政治成因&mdash&mdash1648年，荷蘭獲得了主權和獨立。
在明斯特簽訂的和約中，荷蘭捍衛了争取政治自由的鬥争，這種鬥争在下一個世紀裡将由美國人展開。
[1]他的這番建議，正如其他明智的告誡一樣，受到了自己命運的嘲弄。
法國胡格諾派的難民們并不比天主教徒們享有更多的寬容。
由于難民們的影響，他不得不辭去教席，盡管他仍然在荷蘭居住并出版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