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海上乞丐”——荷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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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他們為了錢不擇手段。
自然，其國民最主要的興趣是賺錢，加之荷蘭人在長期的反抗中培養了很強的自由和獨立意識，這一切都促成了荷蘭異乎尋常的迅猛發展。
憑借出色的航海技術和優良的船隻，荷蘭人登上了世界貿易之巅，超越了當時被認為是最強的航海大國西班牙，也超越了一直想與荷蘭争奪貿易的英國。
英國的船長受其社會風氣的影響，認為擁有土地乃是社會生活之最高理想，而這種土地所有權不能受到體力勞動或者商業活動的玷污。
英國的船長往往是貴族的志願者，實踐經驗有限甚至阙如。
與此相反，荷蘭的船長和海軍将領往往是老水手的孩子，從小就是拉扯纜繩長大的。
荷蘭的海軍上将勒伊特是17世紀的海軍英雄，一位法國軍官曾震驚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掃帚打掃自己的船艙，又走出去喂自己養的雞。
那時以經商起家的&ldquo企業家&rdquo們，為長途貿易和新興産業提供了資本和組織，而新興産業發端于新的産品&mdash&mdash如印刷機用紙，為行駛遠洋航線的商船隊制造大型船隻的造船廠，武器、制服、營房及所有戰争裝備的制造廠等等。
這些産業除了讓人們緻富，還為重商主義的觀點提供了證據&mdash&mdash通過窮人們的辛勤勞作制造出口物品，取得貿易順差和硬通貨，這樣又可以制造更多的船，裝備更多的軍隊。
正如荷蘭人不久即意識到的，這些企業家們發現，利潤最簡單的用途便是向其他企業家提供有利息的貸款。
1609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
在這一年發現了哈德孫河，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mdash&mdash該銀行仿佛推動荷蘭商業血液流通的心髒。
它采用新方法管理外彙兌換，鑄造固定重量和價值的硬币，開放提供信用和貸款的支票服務，為存款提供擔保，不久各個國家的貨币源源不斷地流向這個銀行，而荷蘭弗羅林成了最受歡迎的貨币。
該銀行還定期印刷、發布股票市場的股價，這一發明或許讓全世界都對阿姆斯特丹充滿感激&mdash&mdash或許并不感激。
1648年，荷蘭從西班牙那裡赢得獨立，最終成為富裕強國&mdash&mdash盡管長期的抵抗鬥争嚴重耗費國力，被戰争蹂躏的鄉村城鎮滿目瘡痍，由于軍火及軍隊的開銷、大量有産者移居國外而導緻嚴重的貧乏。
由于其異乎尋常的開拓精神，由于迫切的需要，也由于經曆嚴酷考驗所得到的自信，他們不斷擴張貿易和航運，直到掌控了超過一半的歐洲貿易，并可以停靠從東印度群島到非洲，從巴西到加勒比海，再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幾乎所有外國港口。
在奧斯曼帝國，他們得到特許可以在土耳其全部領土上從事貿易。
這是對西班牙人的懲罰，因為在勒班陀大海戰（BattleofLepanto）中，西班牙擊敗了土耳其人。
荷蘭人的船艙承載着全世界超過3/4的貨運量，這包括來自波羅的海的木材和糧食、法國的食鹽、荷蘭的織物、東印度的香料，以及西印度的糖。
根據曆史學家的估算，荷蘭在1648年取得獨立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強國。
據說荷蘭人在海上有1萬艘船，年度國際貿易量估計達10億法郎&mdash&mdash這個數字無疑有些誇大，也許是那些外國船員為了讓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愧而奮起競争吧。
大約在1634年，荷蘭人從印第安人手中購得曼哈頓島8年之後，進入加勒比海，奪取了聖尤斯特歇斯島、聖馬丁島、庫拉索島以及拉丁美洲大陸上的蘇裡南（Surinam）。
糖比香料價值更高，吸引了各國的掠奪者。
舌頭甜滋滋的感受令人愉悅，糖成為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并能甜化其他食品，這提升了西印度群島不動産的價值。
各個國家蜂擁而至，隻要見到長着高高的甘蔗的小島便視為珍寶，納入囊中。
種植園主都發了大财。
多年以後，有一次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Pitt）乘車經過韋茅斯（Weymouth）時，看到一個種植園主乘坐的馬車的馬和配置比他自己的還氣派。
&ldquo糖，對吧？這些東西都是從糖來的！&rdquo當皮特聽說馬車主人是個西印度種植園主時，不禁感慨地說道。
沉甸甸的甘蔗必須收割，拉到作坊去，經過碾子兩三次擠壓&mdash&mdash當然這都是手工完成的&mdash&mdash榨取汁液，然後把這些汁液倒進鍋裡，煮熬成晶體，再經過幾次煮熬提純，脫色呈白色，然後壓成糖塊包裝，或者未經提純的紅糖亦可，最終運至需要糖的市場。
當地加勒比人在種植園的勞作中極易生病死去，因而從非洲販來了體格更為強健的黑人勞力，促成了獲利豐厚的奴隸貿易。
在非同尋常的航海和商業大發展時期，荷蘭還陷入反抗西班牙統治者的動蕩之中。
通常人們以為作為動蕩的後果，經濟擴張和革命激情，這二者會相互削弱，結果二者卻齊頭并進了。
荷蘭的反抗并非由于民族情緒高漲，因為荷蘭根本就沒有什麼民族情緒，也沒有什麼政治思潮。
盡管最初受到16世紀新教反對天主教鬥争（系由新教脫離天主教而發）之影響，但在荷蘭，主要的驅動力卻是荷蘭人對西班牙暴政的憎惡情緒。
這曆時80年的抗争混亂不堪，其中交織着各宗派、黨派的内讧，與外國勢力的結盟、示好，而西班牙統治者不斷升級的高壓手段把民衆的恨意推向了狂怒，結果把本是支離破碎的國民聯合到一起，共同為獨立而奮争。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mdash&mdash尤其是最激進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的影響，随着時間的推移，荷蘭北方各省接受了新教改革，其熱忱不亞于約翰·諾克斯（JohnKnox）領導下的蘇格蘭人。
與法國和哈布斯堡神聖羅馬帝國接壤的南部各省依舊信奉天主教。
這加劇了國家的分化。
新教徒們毫不妥協，堅決不肯回歸天主教會，而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IIofSpain）則同樣堅決地要将他們重新收回羅馬的教會。
當腓力同父異母的姐姐、代行荷蘭總督之權的攝政、帕爾馬的瑪格麗特（MargaretofParma）敕令禁止教堂舉行新教儀式，并禁止自封的新教牧師公開布道時，這些禁令引爆了憤怒的抗議和激烈的抵抗。
他們向國王請願，希望他廢除這些敕令，然而這反而加強了腓力将異教徹底拔除、代以絕對皇權之權威的決心。
然而，要讓權威有效，兩方缺一不可：一方發号施令，一方欣然接受。
腓力的荷蘭臣民并沒有欣然接受的打算。
1566年，給國王的請願書沒有得到答複，他們開始大肆洗劫教堂，損毀聖像和聖物&mdash&mdash他們所鄙視的偶像崇拜的象征。
在貴族聯盟（LeagueofNobles）的帶領下，新教運動在城鎮和工業化民衆中激起騷動，使荷蘭面臨全面暴亂。
這些新教徒異常頑強團結，盡管他們來自荷蘭不同省份，見解五花八門，又分屬不同的工人階級。
當貴族聯盟400人的隊伍來到布魯塞爾的政務院示威，要求撤銷針對異教分子的宗教裁判所時，對他們毫不同情的大臣伯萊蒙特（Barlaimont）輕蔑地稱他們是&ldquo一群乞丐&rdquo，而他們立刻就接受了這個光榮的稱号。
在聯盟的宴會上，他們穿着乞丐的灰色衣服，脖子上挂着乞丐用的木杯。
這個名稱後來成了他們與西班牙戰鬥赢得自由的榮譽稱号，海員們也得以在揭西班牙和英國對手的傷疤時自稱&ldquo海上乞丐&rdquo取樂，他們可不是什麼乞丐。
組織反抗還需要更多的東西。
在1568年，拿騷的路易（LouisofNassau）對北方城市格羅甯根（Groningen）的北方當局貿然發動了一場孤注一擲的進攻，一位關鍵人物就此登上舞台，這就是路易的兄弟奧倫治親王拿騷的威廉（WilliamofNassau），後來他以&ldquo沉默者威廉&rdquo（WilliamtheSilent）之名作為英雄載入史冊。
奧倫治是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領地，歸拿騷伯爵家族所有。
威廉由故去的上一位皇帝任命，是荷蘭、澤蘭（Zeeland）和烏得勒支（Utrecht）三省的執政和總司令。
當路易的叛亂被輕易鎮壓、路易本人也因此喪命之後，威廉繼承了反叛者的衣缽。
他為反叛注入雄心和活力，使得鬥争得以持續，直到荷蘭赢得獨立&mdash&mdash這已經是拿騷的路易揭竿而起80年之後。
在勝利來到之前，西班牙的獨裁和荷蘭的反抗都在不斷升級。
在反叛最初的年頭，菲利普國王的解決方式是派殘暴的阿爾瓦公爵（DukeofAlva）率領1萬名軍隊，通過恐怖鎮壓迫使民衆就範。
阿爾瓦的辦法是在城鎮中進行大屠殺，把新教徒作為異教徒進行迫害，還專門組建了名為&ldquo血腥法庭&rdquo（theCouncilofBlood）的戡亂委員會&mdash&mdash該法庭審理過1.2萬宗案子，判處9000人有罪，處決或流放了1000多人。
率領反叛的貴族被砍頭，在布魯塞爾
自然，其國民最主要的興趣是賺錢，加之荷蘭人在長期的反抗中培養了很強的自由和獨立意識，這一切都促成了荷蘭異乎尋常的迅猛發展。
憑借出色的航海技術和優良的船隻，荷蘭人登上了世界貿易之巅，超越了當時被認為是最強的航海大國西班牙，也超越了一直想與荷蘭争奪貿易的英國。
英國的船長受其社會風氣的影響，認為擁有土地乃是社會生活之最高理想，而這種土地所有權不能受到體力勞動或者商業活動的玷污。
英國的船長往往是貴族的志願者，實踐經驗有限甚至阙如。
與此相反，荷蘭的船長和海軍将領往往是老水手的孩子，從小就是拉扯纜繩長大的。
荷蘭的海軍上将勒伊特是17世紀的海軍英雄，一位法國軍官曾震驚地看到他拿着一把掃帚打掃自己的船艙，又走出去喂自己養的雞。
那時以經商起家的&ldquo企業家&rdquo們，為長途貿易和新興産業提供了資本和組織，而新興産業發端于新的産品&mdash&mdash如印刷機用紙，為行駛遠洋航線的商船隊制造大型船隻的造船廠，武器、制服、營房及所有戰争裝備的制造廠等等。
這些産業除了讓人們緻富，還為重商主義的觀點提供了證據&mdash&mdash通過窮人們的辛勤勞作制造出口物品，取得貿易順差和硬通貨，這樣又可以制造更多的船，裝備更多的軍隊。
正如荷蘭人不久即意識到的，這些企業家們發現，利潤最簡單的用途便是向其他企業家提供有利息的貸款。
1609年是個值得紀念的年份。
在這一年發現了哈德孫河，成立了阿姆斯特丹銀行&mdash&mdash該銀行仿佛推動荷蘭商業血液流通的心髒。
它采用新方法管理外彙兌換，鑄造固定重量和價值的硬币，開放提供信用和貸款的支票服務，為存款提供擔保，不久各個國家的貨币源源不斷地流向這個銀行，而荷蘭弗羅林成了最受歡迎的貨币。
該銀行還定期印刷、發布股票市場的股價，這一發明或許讓全世界都對阿姆斯特丹充滿感激&mdash&mdash或許并不感激。
1648年，荷蘭從西班牙那裡赢得獨立，最終成為富裕強國&mdash&mdash盡管長期的抵抗鬥争嚴重耗費國力，被戰争蹂躏的鄉村城鎮滿目瘡痍，由于軍火及軍隊的開銷、大量有産者移居國外而導緻嚴重的貧乏。
由于其異乎尋常的開拓精神，由于迫切的需要，也由于經曆嚴酷考驗所得到的自信，他們不斷擴張貿易和航運，直到掌控了超過一半的歐洲貿易，并可以停靠從東印度群島到非洲，從巴西到加勒比海，再到北美的新阿姆斯特丹的幾乎所有外國港口。
在奧斯曼帝國，他們得到特許可以在土耳其全部領土上從事貿易。
這是對西班牙人的懲罰，因為在勒班陀大海戰（BattleofLepanto）中，西班牙擊敗了土耳其人。
荷蘭人的船艙承載着全世界超過3/4的貨運量，這包括來自波羅的海的木材和糧食、法國的食鹽、荷蘭的織物、東印度的香料，以及西印度的糖。
根據曆史學家的估算，荷蘭在1648年取得獨立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強國。
據說荷蘭人在海上有1萬艘船，年度國際貿易量估計達10億法郎&mdash&mdash這個數字無疑有些誇大，也許是那些外國船員為了讓自己的政府感到羞愧而奮起競争吧。
大約在1634年，荷蘭人從印第安人手中購得曼哈頓島8年之後，進入加勒比海，奪取了聖尤斯特歇斯島、聖馬丁島、庫拉索島以及拉丁美洲大陸上的蘇裡南（Surinam）。
糖比香料價值更高，吸引了各國的掠奪者。
舌頭甜滋滋的感受令人愉悅，糖成為日常飲食的一部分，并能甜化其他食品，這提升了西印度群島不動産的價值。
各個國家蜂擁而至，隻要見到長着高高的甘蔗的小島便視為珍寶，納入囊中。
種植園主都發了大财。
多年以後，有一次英國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Pitt）乘車經過韋茅斯（Weymouth）時，看到一個種植園主乘坐的馬車的馬和配置比他自己的還氣派。
&ldquo糖，對吧？這些東西都是從糖來的！&rdquo當皮特聽說馬車主人是個西印度種植園主時，不禁感慨地說道。
沉甸甸的甘蔗必須收割，拉到作坊去，經過碾子兩三次擠壓&mdash&mdash當然這都是手工完成的&mdash&mdash榨取汁液，然後把這些汁液倒進鍋裡，煮熬成晶體，再經過幾次煮熬提純，脫色呈白色，然後壓成糖塊包裝，或者未經提純的紅糖亦可，最終運至需要糖的市場。
當地加勒比人在種植園的勞作中極易生病死去，因而從非洲販來了體格更為強健的黑人勞力，促成了獲利豐厚的奴隸貿易。
在非同尋常的航海和商業大發展時期，荷蘭還陷入反抗西班牙統治者的動蕩之中。
通常人們以為作為動蕩的後果，經濟擴張和革命激情，這二者會相互削弱，結果二者卻齊頭并進了。
荷蘭的反抗并非由于民族情緒高漲，因為荷蘭根本就沒有什麼民族情緒，也沒有什麼政治思潮。
盡管最初受到16世紀新教反對天主教鬥争（系由新教脫離天主教而發）之影響，但在荷蘭，主要的驅動力卻是荷蘭人對西班牙暴政的憎惡情緒。
這曆時80年的抗争混亂不堪，其中交織着各宗派、黨派的内讧，與外國勢力的結盟、示好，而西班牙統治者不斷升級的高壓手段把民衆的恨意推向了狂怒，結果把本是支離破碎的國民聯合到一起，共同為獨立而奮争。
由于受到宗教改革&mdash&mdash尤其是最激進的加爾文派（Calvinism）的影響，随着時間的推移，荷蘭北方各省接受了新教改革，其熱忱不亞于約翰·諾克斯（JohnKnox）領導下的蘇格蘭人。
與法國和哈布斯堡神聖羅馬帝國接壤的南部各省依舊信奉天主教。
這加劇了國家的分化。
新教徒們毫不妥協，堅決不肯回歸天主教會，而其君主、西班牙的腓力二世（PhilipIIofSpain）則同樣堅決地要将他們重新收回羅馬的教會。
當腓力同父異母的姐姐、代行荷蘭總督之權的攝政、帕爾馬的瑪格麗特（MargaretofParma）敕令禁止教堂舉行新教儀式，并禁止自封的新教牧師公開布道時，這些禁令引爆了憤怒的抗議和激烈的抵抗。
他們向國王請願，希望他廢除這些敕令，然而這反而加強了腓力将異教徹底拔除、代以絕對皇權之權威的決心。
然而，要讓權威有效，兩方缺一不可：一方發号施令，一方欣然接受。
腓力的荷蘭臣民并沒有欣然接受的打算。
1566年，給國王的請願書沒有得到答複，他們開始大肆洗劫教堂，損毀聖像和聖物&mdash&mdash他們所鄙視的偶像崇拜的象征。
在貴族聯盟（LeagueofNobles）的帶領下，新教運動在城鎮和工業化民衆中激起騷動，使荷蘭面臨全面暴亂。
這些新教徒異常頑強團結，盡管他們來自荷蘭不同省份，見解五花八門，又分屬不同的工人階級。
當貴族聯盟400人的隊伍來到布魯塞爾的政務院示威，要求撤銷針對異教分子的宗教裁判所時，對他們毫不同情的大臣伯萊蒙特（Barlaimont）輕蔑地稱他們是&ldquo一群乞丐&rdquo，而他們立刻就接受了這個光榮的稱号。
在聯盟的宴會上，他們穿着乞丐的灰色衣服，脖子上挂着乞丐用的木杯。
這個名稱後來成了他們與西班牙戰鬥赢得自由的榮譽稱号，海員們也得以在揭西班牙和英國對手的傷疤時自稱&ldquo海上乞丐&rdquo取樂，他們可不是什麼乞丐。
組織反抗還需要更多的東西。
在1568年，拿騷的路易（LouisofNassau）對北方城市格羅甯根（Groningen）的北方當局貿然發動了一場孤注一擲的進攻，一位關鍵人物就此登上舞台，這就是路易的兄弟奧倫治親王拿騷的威廉（WilliamofNassau），後來他以&ldquo沉默者威廉&rdquo（WilliamtheSilent）之名作為英雄載入史冊。
奧倫治是法國南部的一個小領地，歸拿騷伯爵家族所有。
威廉由故去的上一位皇帝任命，是荷蘭、澤蘭（Zeeland）和烏得勒支（Utrecht）三省的執政和總司令。
當路易的叛亂被輕易鎮壓、路易本人也因此喪命之後，威廉繼承了反叛者的衣缽。
他為反叛注入雄心和活力，使得鬥争得以持續，直到荷蘭赢得獨立&mdash&mdash這已經是拿騷的路易揭竿而起80年之後。
在勝利來到之前，西班牙的獨裁和荷蘭的反抗都在不斷升級。
在反叛最初的年頭，菲利普國王的解決方式是派殘暴的阿爾瓦公爵（DukeofAlva）率領1萬名軍隊，通過恐怖鎮壓迫使民衆就範。
阿爾瓦的辦法是在城鎮中進行大屠殺，把新教徒作為異教徒進行迫害，還專門組建了名為&ldquo血腥法庭&rdquo（theCouncilofBlood）的戡亂委員會&mdash&mdash該法庭審理過1.2萬宗案子，判處9000人有罪，處決或流放了1000多人。
率領反叛的貴族被砍頭，在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