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世界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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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所限,我們在此不深入讨論由各種條約引發的激烈而複雜的争議,尤其是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的《凡爾賽條約》。

    現在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場規模巨大、令人憎恨的戰争,既沒有結束什麼,也沒有開啟什麼,更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它讓數以百萬計的人失去了性命,讓全世界變得荒蕪頹敗,它還徹底摧毀了沙皇俄國。

    這場戰争最多就是讓我們意識到,我們身處一個危機四伏而又冷漠無情的世界,在那裡渾渾噩噩地生活着,沒有任何計劃和遠見。

    而讓人類陷入這場戰争悲劇的民族自我主義與激情以及帝國主義的貪婪在戰後又死灰複燃,似乎隻要這個世界從戰争的疲憊中稍作恢複,就有可能再次走向災難。

    戰争與革命并不能為人類帶來什麼,它們最大的作用在于以一種十分粗暴和殘忍的方式摧毀那些過時的、阻擋人類進步的事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消除了德意志帝國對歐洲的威脅,摧毀了俄國的帝國主義,同時還清除了許多君主制政體。

    然而,&ldquo一戰&rdquo過後的歐洲,戰旗依然肆無忌憚地飄揚在空中,各國邊境形勢仍然處于緊張狀态,各國的軍隊規模更加龐大,武器裝備也更加精良。

     巴黎和會本應對戰争沖突和戰敗事宜做出某種定論,但它卻超越了自身的權限範圍。

    德國、奧地利、土耳其以及保加利亞等戰敗國不得參加會議,隻能接受對他們做出的裁決。

    此外,從全人類福祉的角度來看,這次會議召開的地點也有些不合時宜。

    公元1871年時,德意志皇帝帶着凱旋者的狂傲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加冕儀式,這次同樣也是在凡爾賽宮的明鏡大廳,隻不過劇情剛好颠倒過來,其中的暗示意味再明顯不過了。

     和會期間,各國在戰争初期表現出來的慷慨大氣已蕩然無存。

    戰勝國隻關心自己在這場戰争中遭受的損失和承受的痛苦,完全不顧戰敗國同樣也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事實。

    奉行民族主義的歐洲列強相互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争,但又缺乏協調各方矛盾的聯邦式機構,因此戰争的爆發是無法避免的。

    多個軍力強大的獨立主權國家擠在歐洲這塊彈丸之地,發生戰争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即便第一次世界大戰不是以現在的形式爆發,那麼它也會以其他方式出現。

    因此,如果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沒有實現政治統一,從而預見和阻止紛争,那麼再過二三十年,更加殘酷、慘烈的戰争還會發生(1)。

    各國軍備力量增強必然會引起戰争,就像母雞會下蛋一樣。

    但是,飽受戰争蹂躏的國家卻忽略了這個事實,戰敗國的人民也被認為應當為戰争造成的所有精神和物質損失承擔責任。

    如果戰争的結局剛好相反,或許戰敗國也會以現在戰勝國對待他們的方式加以反擊。

    英、法兩國認為,德國應該為這次戰争負主要責任;德國則認為,俄國、法國和英國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隻有少數有識之士才會清楚地認識到,戰争爆發的真正原因在于歐洲的政治結構已經支離破碎。

    《凡爾賽條約》原本的目的在于懲罰戰敗國,對其苛以重罰。

    它試圖通過向戰敗國索要巨額賠款以求撫慰遭受痛苦與傷痛的勝利者,它還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以維護和平、反對戰争為宗旨的國際聯盟來重建國際關系,但這種做法顯然不夠妥當。

     至于歐洲是否會通過調整國際關系來實現永久和平,這一意圖,實在令人懷疑。

    建立國際聯盟的建議是美利堅合衆國的威爾遜總統提出來的,因此美國是這一提議最堅定的支持者。

    以前,美國作為一個新型的現代國家,除了提出過保護美洲大陸免遭歐洲侵擾的門羅主義之外,還不曾就國際關系提出過任何獨特的見解,而如今卻突然要求它對當代重大的政治問題做思想号召。

    美國人民向往永久的世界和平,但是他們對&ldquo舊世界&rdquo的政治滿腹狐疑,不願卷入&ldquo舊世界&rdquo的紛争。

    然而,在美國人民還沒來得及提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案時,德國的潛艇就将其拖入戰争,美國被迫加入了反德陣營。

    威爾遜總統提出的建立國際聯盟的建議,是一次在短時間内建立起美國式世界的特殊嘗試,實際上這是一個粗糙的、不夠周詳且極其危險的計劃。

    然而,歐洲國家卻認為這種想法是美國深思熟慮的結果。

    公元1918年至1919年,人們對戰争感到極度厭倦,為了防止戰争再度爆發,他們幾乎願意付出一切。

    但是在&ldquo舊世界&rdquo,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為了和平而讓渡分毫的權力。

    威爾遜總統通過一系列的公開講話,越過歐洲各國政府,直接向全世界人民傳達了建立國際聯盟的計劃。

    各國人民誤以為這是美國深謀遠慮的結果,對此的反應十分熱烈。

    然而遺憾的是,與威爾遜直接交涉的是各國的政府,而不是人民。

    即便威爾遜再怎麼高瞻遠矚,在對待國際聯盟的問題上,他還是會表現出利己主義與狹隘,因此這股由他引發的熱情浪潮很快就消失殆盡了。

     英國作家埃米爾·約瑟夫·狄龍(2)在其著作《和會》一書中寫道:&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