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5 伏爾泰對18世紀戰争緣由的闡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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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的武力更強大的問題。
他先知先覺地意識到腓特烈大帝是不會向周圍勢力屈服的。
相反，腓特烈大帝會向這些勢力開戰。
總體而言，休·艾利奧特對于戰時情勢的判斷和對《泰申和約》簽訂後國際形勢走向的預估都具有非常高的價值。
此外，詹姆斯·哈裡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些幕後的交易和各方勢力之間的秘密會談。
因此，在對一個陰謀的前前後後進行叙述時，譬如法爾肯施泰因伯爵[9]的出訪和某位親王[10]對俄羅斯帝國進行的拜訪，詹姆斯·哈裡斯就顯得比休·艾利奧特更加得心應手一些，也更能對整起事件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評估。
這兩個人，一個以評估時局見長，一個則以描述時事見長。
與其他書信相比，詹姆斯·哈裡斯對于1778年神聖羅馬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和休·艾利奧特對于1780年俄羅斯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顯得更有價值。
這并非事出偶然，而是兩個人不同的性情和天賦各自作用的結果。
然而，這些區别都隻是相對的。
總體來看，二人都具備許多作為外交家所需要具備的最優秀的品質。
至于誰的語言相對更精确一些，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
為了最終的語言表達效果，也為了營造一種妙語連珠的感覺，詹姆斯·哈裡斯和休·艾利奧特時不時都會用一些誇張的措辭。
然而，就算再怎麼樣，葉卡婕林娜大帝也不會有他們寫的那麼愚蠢，腓特烈大帝也并非如他們筆下那樣殘暴。
此外，這兩名君主身邊的侍從和大臣們也不可能像他們兩個時不時描繪的那樣，一個個都是無可救藥的榆木疙瘩。
不過，讀者大可放心的是，這兩個人的文字所傳遞的信息在總體上還是很準确的。
詹姆斯·哈裡斯無疑是手頭資源最豐富的那個，他雖然能從各種渠道獲得大量信息，但并不總是能将流言和事實區分開來。
[11]他更擅長對事物進行綜合描述而不是處理細節方面的信息。
對同時代的人和事件進行描述和評判，同時還要力求語言精準，最後還需要得出結論，這對于外交家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也正因如此，我們往往會感到外交家們的話雖然聽起來很有趣味，但可信度不夠高。
确實，我們很難像接受曆史學家們做的那些論斷一樣去接受外交家們提出的觀點，畢竟曆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有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史實作為基礎，而外交家們則不然。
然而，雖然詹姆斯·哈裡斯的信讀起來趣味盎然，并且他的叙述語言的生動足以使其他外交家甘拜下風，但我還是要做一個提醒，希望讀者們在閱讀這位外交家筆下大膽而顯得把握十足的文字時，心中時刻裝着這個提醒，那就是詹姆斯·哈裡斯堅定不移地要去發掘各種混亂的局面，展示人們的反複無常，以及揭示各種腐敗的亂象，因此，他寫的東西和其他外交家寫的東西相比，讀起來确實存在差别。
但話又說回來，他畢竟掌握着那麼多獲取情報的渠道，再加上他是那樣一個正直而具有榮譽感的人，認定什麼東西是事實就絕不會在他的叙述上做任何的歪曲。
因此，我們即使想對他的話提出質疑也會顯得露怯而且不占理。
詹姆斯·哈裡斯帶有明顯的偏見。
他對俄羅斯帝國懷有厭惡和鄙夷之情，認為俄羅斯帝國人身上無不帶有斯拉夫人的那種野蠻，而俄羅斯帝國宮廷還散發着一股法式的輕佻習氣。
詹姆斯·哈裡斯震驚于宮廷中道德敗壞的行為，對俄羅斯帝國人認知中的那種政治家形象嗤之以鼻，再加上他本人善于舞文弄墨，就更傾向于将這些瑕疵放大去看，并以最強烈的對比将這些問題呈現于紙端。
同時，他還極度讨厭普魯士王國，非常看不慣普魯士王國代表在法庭上得意揚揚的樣子，但對另一邊的奧地利大公國又特别寬容。
如果我們擱置這些偏見不談，并且不去讨論細節上有時出現的粗糙之處和一些稍顯偏激的表達，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詹姆斯·哈裡斯的信拼湊出一幅俄羅斯帝國宮廷及其政治策略的圖景。
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這幅圖景上的細節其實很飽滿，畫面傳遞的信息也很準确，而能在外交通信中做到這一步的外交家實屬少見。
休·艾利奧特在柏林的消息渠道遠不如詹姆斯·哈裡斯在彼得格勒的消息渠道廣泛。
休·艾利奧特從沒有過溜出舞會在更衣室中和腓特烈大帝讨論政治的經曆，也沒有在晚上去拜訪已經就寝的卡爾·威廉·芬克·馮·芬肯施泰因[12]或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的習慣。
普魯士王國的平民和政界要人一方面出于對大不列颠王國的憎惡，另一方面出于對休·艾利奧特拷貝威廉·李的文件這一著名事件的顧忌，都對他抱有理所當然的懷疑。
然而，休·艾利奧特還是設法克服了諸多困難。
親自和腓特烈大帝建立友好關系是不可能的，更别說這二人除了在公共和正式場合根本就不怎麼會碰見對方。
然而，即便是在這兩個場合面對彼此時，二人的交流也主要局限于互相打趣，而腓特烈大帝在這方面又并不總是占優勢。
[13]18世紀，通過和統治者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進而從對方身上直接獲取所需的信息，這對于外交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工作環節。
羅伯特·默裡·基斯和詹姆斯·哈裡斯就是靠着這種方法完成了職業生涯中的重大突破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相比其他外交家，休·埃利奧特更需要盡可能地接近腓特烈大帝，以便更好地開展自己的工作。
因為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常有主見的人，很少受其他人意見的影響，也一直在有意地和身邊的大臣保持距離。
然而，休·艾利奧特确實沒有辦法接近腓特烈大帝，這就為剛開始執行任務的他增加了一個重大的不利因素。
為盡可能減少這一不利因素帶來的影響，他通過其他途徑也做了很多工作。
他賄賂了腓特烈大帝的一些貼身傭人，從而得到了珍貴的情報。
他的随員羅伯特·利斯頓和一位内部人員有交集。
對方是一名專家，同時還是國王的心腹。
休·艾利奧特和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14]關系很好。
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是移居柏林的詹姆斯二世黨人[15]，和腓特烈大帝的關系比誰都近。
面對普魯士王國王儲腓特烈·威廉二世和亨利親王，休·艾利奧特盡可能地按照和親王打交道時所需要的那套友好禮節去對待二人。
然而，他對前者的态度比對後者要冷淡一些。
他還和不倫瑞克-盧恩堡公爵斐迪南[16]關系很好。
此人&ldquo受到腓特烈大帝的喜愛和信任&rdquo[17]。
休·艾利奧特和羅伯特·利斯頓都和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關系密切。
羅伯特·利斯頓曾經去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的領地拜訪過。
在那裡，羅伯特·利斯頓見識到了一個真正的普魯士王國容克[18]&mdash&mdash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就像一個&ldquo鄉野間的辛辛那提斯&rdquo[19]一樣，戴着一頂圓帽，頭發沒有撲粉，忙着将家裡産的牛奶賣給農民們，同時還取來他釀的高濃度啤酒招待客人。
[20]八面玲珑的休·艾利奧特掌握了大量資源，甚至結交了軍隊裡的朋友，因而能從這些軍官身上獲得很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然而，在一個軍國大事全憑專制統治者一人做主的國家裡，當統治者不僅不給别人親近他的機會而且有意堵塞别人從他那裡獲取信息的渠道時，即便是最高明的外交家也難免會面臨不利的處境。
因此，休·艾利奧特揭露的那些事情總的來看都沒有詹姆斯·哈裡斯的那些報道更加吸引眼球&mdash&mdash除了偷竊威廉·李的文件那一次可謂是驚人之舉。
1780年9月13日，休·艾利奧特也曾經坦白：&ldquo我不能騙大家說我直接能夠聯系到波茨坦内閣并知道其中都有什麼秘密。
&rdquo1780年，約瑟夫二世前往俄羅斯帝國，休·艾利奧特對此卻沒有任何察覺。
消息傳到了詹姆斯·哈裡斯耳朵裡之後又過了很久，休·艾利奧特才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
1778年，巴伐利亞公國出事，他拿到的情報也不如羅伯特·默裡·基斯拿到的有價值。
但休·艾利奧特對神聖羅馬帝國各大宮廷的外交手腕都了如指掌。
他鑽研了各種憲章和編年史，并全面闡釋了約瑟夫二世對于巴伐利亞公國的主張。
憑借深厚的知識儲備，休·艾利奧特完全洞悉了雷根斯堡帝國議會的運作機制。
于
他先知先覺地意識到腓特烈大帝是不會向周圍勢力屈服的。
相反，腓特烈大帝會向這些勢力開戰。
總體而言，休·艾利奧特對于戰時情勢的判斷和對《泰申和約》簽訂後國際形勢走向的預估都具有非常高的價值。
此外，詹姆斯·哈裡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那些幕後的交易和各方勢力之間的秘密會談。
因此，在對一個陰謀的前前後後進行叙述時，譬如法爾肯施泰因伯爵[9]的出訪和某位親王[10]對俄羅斯帝國進行的拜訪，詹姆斯·哈裡斯就顯得比休·艾利奧特更加得心應手一些，也更能對整起事件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評估。
這兩個人，一個以評估時局見長，一個則以描述時事見長。
與其他書信相比，詹姆斯·哈裡斯對于1778年神聖羅馬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和休·艾利奧特對于1780年俄羅斯帝國重大時事的評論顯得更有價值。
這并非事出偶然，而是兩個人不同的性情和天賦各自作用的結果。
然而，這些區别都隻是相對的。
總體來看，二人都具備許多作為外交家所需要具備的最優秀的品質。
至于誰的語言相對更精确一些，這個問題并不好回答。
為了最終的語言表達效果，也為了營造一種妙語連珠的感覺，詹姆斯·哈裡斯和休·艾利奧特時不時都會用一些誇張的措辭。
然而，就算再怎麼樣，葉卡婕林娜大帝也不會有他們寫的那麼愚蠢，腓特烈大帝也并非如他們筆下那樣殘暴。
此外，這兩名君主身邊的侍從和大臣們也不可能像他們兩個時不時描繪的那樣，一個個都是無可救藥的榆木疙瘩。
不過，讀者大可放心的是，這兩個人的文字所傳遞的信息在總體上還是很準确的。
詹姆斯·哈裡斯無疑是手頭資源最豐富的那個，他雖然能從各種渠道獲得大量信息，但并不總是能将流言和事實區分開來。
[11]他更擅長對事物進行綜合描述而不是處理細節方面的信息。
對同時代的人和事件進行描述和評判，同時還要力求語言精準，最後還需要得出結論，這對于外交家們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也正因如此，我們往往會感到外交家們的話雖然聽起來很有趣味，但可信度不夠高。
确實，我們很難像接受曆史學家們做的那些論斷一樣去接受外交家們提出的觀點，畢竟曆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有經年累月積累起來的史實作為基礎，而外交家們則不然。
然而，雖然詹姆斯·哈裡斯的信讀起來趣味盎然，并且他的叙述語言的生動足以使其他外交家甘拜下風，但我還是要做一個提醒，希望讀者們在閱讀這位外交家筆下大膽而顯得把握十足的文字時，心中時刻裝着這個提醒，那就是詹姆斯·哈裡斯堅定不移地要去發掘各種混亂的局面，展示人們的反複無常，以及揭示各種腐敗的亂象，因此，他寫的東西和其他外交家寫的東西相比，讀起來确實存在差别。
但話又說回來，他畢竟掌握着那麼多獲取情報的渠道，再加上他是那樣一個正直而具有榮譽感的人，認定什麼東西是事實就絕不會在他的叙述上做任何的歪曲。
因此，我們即使想對他的話提出質疑也會顯得露怯而且不占理。
詹姆斯·哈裡斯帶有明顯的偏見。
他對俄羅斯帝國懷有厭惡和鄙夷之情，認為俄羅斯帝國人身上無不帶有斯拉夫人的那種野蠻，而俄羅斯帝國宮廷還散發着一股法式的輕佻習氣。
詹姆斯·哈裡斯震驚于宮廷中道德敗壞的行為，對俄羅斯帝國人認知中的那種政治家形象嗤之以鼻，再加上他本人善于舞文弄墨，就更傾向于将這些瑕疵放大去看，并以最強烈的對比将這些問題呈現于紙端。
同時，他還極度讨厭普魯士王國，非常看不慣普魯士王國代表在法庭上得意揚揚的樣子，但對另一邊的奧地利大公國又特别寬容。
如果我們擱置這些偏見不談，并且不去讨論細節上有時出現的粗糙之處和一些稍顯偏激的表達，那麼我們就可以通過詹姆斯·哈裡斯的信拼湊出一幅俄羅斯帝國宮廷及其政治策略的圖景。
這時我們就會發現，這幅圖景上的細節其實很飽滿，畫面傳遞的信息也很準确，而能在外交通信中做到這一步的外交家實屬少見。
休·艾利奧特在柏林的消息渠道遠不如詹姆斯·哈裡斯在彼得格勒的消息渠道廣泛。
休·艾利奧特從沒有過溜出舞會在更衣室中和腓特烈大帝讨論政治的經曆，也沒有在晚上去拜訪已經就寝的卡爾·威廉·芬克·馮·芬肯施泰因[12]或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的習慣。
普魯士王國的平民和政界要人一方面出于對大不列颠王國的憎惡，另一方面出于對休·艾利奧特拷貝威廉·李的文件這一著名事件的顧忌，都對他抱有理所當然的懷疑。
然而，休·艾利奧特還是設法克服了諸多困難。
親自和腓特烈大帝建立友好關系是不可能的，更别說這二人除了在公共和正式場合根本就不怎麼會碰見對方。
然而，即便是在這兩個場合面對彼此時，二人的交流也主要局限于互相打趣，而腓特烈大帝在這方面又并不總是占優勢。
[13]18世紀，通過和統治者建立良好的個人關系進而從對方身上直接獲取所需的信息，這對于外交家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工作環節。
羅伯特·默裡·基斯和詹姆斯·哈裡斯就是靠着這種方法完成了職業生涯中的重大突破并取得了突出成就。
相比其他外交家，休·埃利奧特更需要盡可能地接近腓特烈大帝，以便更好地開展自己的工作。
因為腓特烈大帝是一位非常有主見的人，很少受其他人意見的影響，也一直在有意地和身邊的大臣保持距離。
然而，休·艾利奧特确實沒有辦法接近腓特烈大帝，這就為剛開始執行任務的他增加了一個重大的不利因素。
為盡可能減少這一不利因素帶來的影響，他通過其他途徑也做了很多工作。
他賄賂了腓特烈大帝的一些貼身傭人，從而得到了珍貴的情報。
他的随員羅伯特·利斯頓和一位内部人員有交集。
對方是一名專家，同時還是國王的心腹。
休·艾利奧特和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14]關系很好。
馬歇爾伯爵喬治·基斯是移居柏林的詹姆斯二世黨人[15]，和腓特烈大帝的關系比誰都近。
面對普魯士王國王儲腓特烈·威廉二世和亨利親王，休·艾利奧特盡可能地按照和親王打交道時所需要的那套友好禮節去對待二人。
然而，他對前者的态度比對後者要冷淡一些。
他還和不倫瑞克-盧恩堡公爵斐迪南[16]關系很好。
此人&ldquo受到腓特烈大帝的喜愛和信任&rdquo[17]。
休·艾利奧特和羅伯特·利斯頓都和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關系密切。
羅伯特·利斯頓曾經去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的領地拜訪過。
在那裡，羅伯特·利斯頓見識到了一個真正的普魯士王國容克[18]&mdash&mdash埃瓦爾德·弗裡德裡希·馮·赫茨伯格就像一個&ldquo鄉野間的辛辛那提斯&rdquo[19]一樣，戴着一頂圓帽，頭發沒有撲粉，忙着将家裡産的牛奶賣給農民們，同時還取來他釀的高濃度啤酒招待客人。
[20]八面玲珑的休·艾利奧特掌握了大量資源，甚至結交了軍隊裡的朋友，因而能從這些軍官身上獲得很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然而，在一個軍國大事全憑專制統治者一人做主的國家裡，當統治者不僅不給别人親近他的機會而且有意堵塞别人從他那裡獲取信息的渠道時，即便是最高明的外交家也難免會面臨不利的處境。
因此，休·艾利奧特揭露的那些事情總的來看都沒有詹姆斯·哈裡斯的那些報道更加吸引眼球&mdash&mdash除了偷竊威廉·李的文件那一次可謂是驚人之舉。
1780年9月13日，休·艾利奧特也曾經坦白：&ldquo我不能騙大家說我直接能夠聯系到波茨坦内閣并知道其中都有什麼秘密。
&rdquo1780年，約瑟夫二世前往俄羅斯帝國，休·艾利奧特對此卻沒有任何察覺。
消息傳到了詹姆斯·哈裡斯耳朵裡之後又過了很久，休·艾利奧特才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
1778年，巴伐利亞公國出事，他拿到的情報也不如羅伯特·默裡·基斯拿到的有價值。
但休·艾利奧特對神聖羅馬帝國各大宮廷的外交手腕都了如指掌。
他鑽研了各種憲章和編年史，并全面闡釋了約瑟夫二世對于巴伐利亞公國的主張。
憑借深厚的知識儲備，休·艾利奧特完全洞悉了雷根斯堡帝國議會的運作機制。
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