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李子和馬鈴薯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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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勝利的黃金時刻，
死神将血腥的桂冠戴上了他的頭顱。
&mdash&mdash歌德 戰争開始了。
瑪麗亞·特蕾莎内心很悲傷，因為她将三個兒子送上了前線。
但實際上，奧地利大公國的前景并沒有包括瑪麗亞·特蕾莎在内的很多人想象的那樣慘淡。
普魯士王國确實得到了薩克森選帝侯國的援助，盡管如此，奧地利大公國的軍事資源仍然與普魯士王國不相上下。
在關乎軍事器械、交通運輸、軍需供給和軍事操練四個方面的問題上，約瑟夫二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也極好地發揮了他的組織能力。
因此，這兩個人在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中發動了一場真正的革命。
在之前的七年戰争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奧地利大公國軍隊開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技術層面的問題上來。
他們開始有意識地運用各種軍事策略來幫助奧地利大公國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在1763年到1778年的這段時間裡，奧地利大公國更是将這種科學作戰的精神發揚光大。
奧地利大公國各方面都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革，到處都是變化，到處都是進步。
用來飼養戰馬的馬場建造起來了；士兵的孩子有了上學的地方；新設立的醫院專門用于滿足傷殘者與退伍軍人的需要；軍事學院的設立則可以起到培訓青年軍官的作用。
這些都是新一輪的改革者[1]采取的各種措施。
軍隊的訓練和演習從未間斷。
防禦陣地得到了改建和重修。
軍火庫建造起來了。
大量的糧食和彈藥已經備齊。
與此同時，約瑟夫二世的身影幾乎出現在國家的每個地方。
他不辭勞苦地視察營房，時不時地慰問邊遠地區的衛戍部隊，竭力為每一寸土地注入他的激情和能量。
這些改革舉措無疑也存在缺陷。
有些改革措施實施得太匆忙，有些本就考慮不周，還有一些則徹底失敗。
導緻一些改革舉措失敗的罪魁禍首是長期潛伏在奧地利大公國官僚體系中的腐敗因子，以及奧地利大公國貴族階層中盛行的裙帶關系。
當時，戰争的指揮大權幾乎全部落到了貴族手中。
對于這些人來講，戰争就像是一種上等的體育運動。
士兵們在戰場上流的血就是他們拿來上交給國家的賦稅。
最糟糕的是，即使是約瑟夫二世，也不敢剝奪這種特權。
然而，同樣是在這種背景下，像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這樣出色的士兵還是得以榮升顯耀的職位，而利涅家族[2]也錘煉出了高超的作戰技巧。
從這個角度來講，這種貴族掌握軍權的形式也沒有剛開始看上去那樣糟糕。
此時的奧地利大公國終于成立了第一個組織有序的總參謀部。
這個總參謀部即将在接下來的戰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在級别稍低一些的軍區裡，有不少出色的奧地利大公國老兵。
雖然他們的訓練可能趕不上普魯士王國軍人那樣嚴苛，但也正因如此，軍人應該具備的那種主動精神及作為一名軍人所需要的才智統統在這些人身上得到了保護。
腓特烈大帝的老将領們都已經犧牲，而新一批的将領們則和其他普魯士王國士兵一樣受到了極其嚴苛的訓練。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這些将領們的行為舉止都呈現出機械化的特點，舉手投足間散發着精準而死闆的氣息。
這個錯誤一開始就伴随着腓特烈大帝，而現在，它更是幾乎發展成了一種狂熱。
在這種情形下，奧地利大公國軍官們的那種更強大的獨立意識不見得就不能和普魯士王國軍官們更加出色的專業技能分庭抗禮。
當時，奧地利大公國軍隊的精神面貌、組織形式及訓練水平比七年戰争中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出色。
然而，這支軍隊仍然存在一個嚴重的瑕疵&mdash&mdash這支軍隊雖然整體上是一支專業化的大部隊，但部隊本身由各方士兵混合而成，其中僅語言就流通着好幾種。
舉個例子，雖然正規軍是按照通常形式組織訓練的，但仍有人另辟蹊徑非要按照他們的意願來組建軍隊。
譬如，匈牙利王國的貴族投票決定他們要自掏腰包建立一支被他們稱作&ldquo起義軍&rdquo的軍隊。
當時的匈牙利王國并沒有征兵系統，絕大多數軍隊仍由民兵組成，并由世襲指揮官統領。
這些民兵勇敢歸勇敢，但一到與别人配合作戰時就出現問題了。
就像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3]在高地上的首長們無法和那群法蘭西王國的軍官很好地配合一樣，馬紮爾的這批封建制度下的領導人也很難和來自維也納的那些神聖羅馬帝國的軍官融洽相處。
于是，作為羅伯特·默裡·基斯&ldquo所見過的最吃苦耐勞也最積極活躍的士兵們&rdquo，英勇的克羅地亞王國非正規軍再次遇到了同樣的難題，他們像紅種印第安人一樣無法和普通軍隊融合在一起。
雖然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中的個别部分仍然擺脫不了封建領主的習氣，從而顯得和奧地利大公國的大部隊格格不入。
将普魯士王國軍隊和薩克森選帝侯國軍隊整合到一起并非易事，而要做好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内部的組織工作則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從好的方面來看，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各方面的配備都很齊全，士兵們的訓練也不曾松懈，因此奧地利大公國軍隊與普魯士王國軍隊相比并不存在緻命缺陷。
如果有一個敢想敢幹的指揮官來統領這支奧地利大公國軍隊，那這支軍隊說不定還真能幹出不錯的成績。
畢竟，這支軍隊是薩伏伊的尤金[4]時代到查理大公[5]時代期間唯一一支未曾在戰争中遭受毀滅性失敗的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了。
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 薩伏伊的尤金查理大公 拿破侖·波拿巴 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弟弟亨利親王将分别從兩面夾擊波希米亞。
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和約瑟夫二世将和腓特烈大帝交鋒。
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則将指揮部隊抗擊亨利親王的軍隊。
在七年戰争中，亨利親王名聲大噪。
1759年，在腓特烈大帝命運最悲慘的時候，正是亨利親王使出高明的手段幫助腓特烈大帝重新找回了信心。
從某種程度來講，亨利親王的舉動拯救了普魯士王國。
即使是吝啬贊美之詞的腓特烈大帝，也曾經指着亨利親王對将軍們說道：&ldquo這是我們中間唯一一位永遠不會犯錯的人。
&rdquo拿破侖·波拿巴在軍事方面的見解比腓特烈大帝更加深刻。
在拿破侖·波拿巴看來，亨利親王偶爾也要慶幸對手沒有發現他的疏漏之處，這種疏漏在1759年體現得尤其明顯。
然而，我們仍然不能否認&ldquo這位完美無缺的将軍&rdquo[6]是一位優秀的軍人。
他聲名顯赫又經驗豐富，并且具有高超的專業技能。
曾經在七年戰争中率領普魯士王國大軍打過勝仗的普魯士王國上将中除了腓特烈大帝就隻有亨利親王了。
在危急時刻，亨利親王表現得比别人都更加思路清晰和頭腦冷靜。
亨利親王還是當時所有上将中唯一敢于違抗腓特烈大帝意志的人。
他不會為了王室的一聲令下就犧牲掉他的軍隊，也不願丢掉獨立思考的能力成為一部執行命令的機器。
亨利親王的缺點恐怕就在于他在各個方面都平衡得太好，以及他有些過于擡高對手，以為對方和他一樣總能做出非常精準的判斷。
這就要提到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這個人了。
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并非那種憑借卑劣手段取勝的小人，與一般将領不同的是，此人的才能帶有一種令人無法預料的特征。
你不知道他何時會一鳴驚人，何時又會發揮失常。
在七年戰争中的所有奧地利大公國将領中，唯獨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顯示出一種大膽向前的主動精神。
他手下的部隊也在這種精神的熏陶下變得更加具有銳氣和鬥志。
就連腓特烈大帝也對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的這種軍事才能表示贊賞。
在狀态最好的情況下，譬如當年在庫勒斯道夫[7]，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甚至知道如何擊敗腓特烈大帝。
而在發揮最失常時，他卻連亨利親王都抵擋不住。
入侵西裡西亞這一軍事行動并不會産生什麼實質性的結果。
腓特烈大帝并不急着再拿一個成功的例子來增加他已經無限顯赫的聲名，過早的勝利或許反而會減損他的聲名。
此外，這位偉大的普魯士王國國王已經六十六歲。
戰争的艱難困苦加上治國的繁忙勞累使腓特烈大帝提前衰老了。
他忍受着痛風的折磨，幾乎連馬背都爬不上去。
昔日的老友們見到腓特烈大帝時都被他這副衰老的模樣震驚。
他的臉上遍布皺紋，頭發也花白了，隻有那雙熟悉的眼睛仍然閃現出舊日的能量與激情。
再來看奧地利大公國這一邊，依照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性格，他不會建議約瑟夫二世為這場戰争賭上一切，畢竟他們的對手是所向無敵的腓特烈大帝。
約瑟夫二世一直重視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意見。
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具備卓越的管理和組織才能，擅長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将這些計劃付諸實踐。
有了這些優點的幫助，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在總司令和總參謀長的位子上駕輕就熟。
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他的一個缺點，那就是缺少随機應變的靈活性。
他不夠機敏，既很難迅速做出預判，也不具備戰場上的指揮官所需要的那種當機立斷的能力。
相反，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所缺少的一些優點在約瑟夫二世身上卻得到了體現，譬如獨一無二的人格魅力和某些主動且迅速的特質及任何人都動搖不了的堅定信念。
然而，約瑟夫二世缺少實戰經驗，同時又忙着關心農民和士兵的生活，因此并沒有多少心思去對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進行思想上的鞭策。
而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想法也很單純，他一心想要避免大規模的戰争，因為他是在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8]的教導下長大的。
那種奧地利學派[9]的思想對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後來，查理大公還成了這一思想的首要鼓吹者。
奧地利學派堅持認為，人們在戰争中的終極目标就是守衛要塞并運用軍事策略互相對抗，然後争奪對他們有利的土地。
而更加現代化且态度更加果決的戰略學說則認為，戰争的真正目的就是摧毀戰場上的對手。
後者無論是和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所受軍事訓練的出發點還是和他所秉持的信念都格格不入，而約瑟夫二世則因為一些政治原因同樣也不接受這一觀點。
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 腓特烈大帝至今都如一位忠實的信徒一般奉行着一種非常獨特的軍事準則，甚至可以說他就是這一準則的制定者。
繼他之後，拿破侖·波拿巴更是将這一準則發揚光大了。
在七年戰争中，腓特烈大帝身體力行，為我們揭示出種種真理。
他告訴我們，主動向前邁出勇敢的一步就意味着搶占了先機。
躲避攻擊的最好方法不是向後撤退，而是向前出擊。
此外，徹底摧毀敵人比暫時守住一個陣地更加重要，即使前者比後者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對于在數量上超出己方的對手，大膽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一直是腓特烈大帝最推崇的座右銘之一。
此時，腓特烈大帝所掌控的武裝力量幾乎已經和奧地利大公國持平。
這種情況是普魯士王國以往都很少出現的。
這樣的話，此時的腓特烈大帝還會堅持他的座右銘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目前的戰争就會陷入僵局。
而西裡西亞也就不會發生任何值得書寫的戰鬥了。
無論是将領還是部下，戰事雙方的水平都基本相當，用來作戰的天然環境也沒有給任何一方多少便宜可占。
波希米亞是一個四面環山的要塞，其中東邊和南邊容易受到攻擊。
西邊的薩克森選帝侯國和北邊的西裡西亞兩地邊境的地表覆蓋着崎岖的岩石和茂密的森林，為軍隊形成了天然屏障。
然而，恰恰也是這兩個方向被公認為&ldquo容易下手&rdquo的地方。
抛開現代學者寫的論文，隻要回顧一下中世紀的曆史，這個矛盾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釋。
中世紀的強盜貴族[10]有着獨到的眼光，将城堡修在難以企及的懸崖峭壁上，以便突襲毫無戒備的對手和偶然路過的商人。
這些強盜貴族為自己修建起一道道閘門。
這樣一來，無論是商賈的涓涓細流，還是戰争的滔滔洪水，就都被攔到了他們的腳下。
當然，要過去也不是不行&mdash&mdash拿出買路錢就可以。
像這樣的閘門，在波希米亞的群山中共有三座。
其中兩座都在薩克森選帝侯國，分别位于科尼斯坦-裡連斯坦[11]和托倫斯坦[12]，還有一座在西裡西亞的納霍德[13]。
三座閘門分别由三座中世紀的城堡守軍把守。
從德累斯頓南部而來，沿易北河[14]有一條路，路上坐落着科尼斯坦城堡和裡連斯坦城堡&mdash&mdash懸崖峭壁上面對面的兩座建築。
從盧薩蒂亞南部到倫布爾克[15]的第二條路由富有浪漫氣息的托倫斯坦城堡主樓守護。
第三條路南起西裡西亞，一直穿過格拉茨，通往納霍德城堡。
目前，這些一度作為收費站的城堡已經搖身一變，成了三個哨所。
在18世紀，要想守住自己的城堡，就需要想辦法将這座城堡的功能開發到極緻。
這是一條亘古不變的戰術原則，并且放之四海而皆準。
科尼斯坦 齊陶 了解以上情況之後，有關進攻和防守的問題也就變得清楚起來。
衆所周知，腓特烈大帝準備指揮西裡西亞的軍隊，亨利親王則将領導薩克森選帝侯國的軍隊。
兩支驚人的部隊各自擁有八萬人的兵力。
[16]奧地利大公國計劃集中兵力将軍隊收攏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内，以便能随時從兩邊的任何一邊攻打侵略者。
整個奧地利大公國大軍約由十九萬人組成。
這些人将排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底邊位于尼米斯[17]和亞羅梅日[18]，頂端位于齊陶[19]。
薩克森選帝侯國軍隊的左翼在尼米斯集結，由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指揮。
中翼在伊欽[20]集結，由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指揮。
右翼在亞羅梅日集結，由卡爾·約瑟夫·哈蒂克·馮·福塔克[21]指揮。
左、中、右三翼加起來的整個大軍全部歸約瑟夫二世統領。
在這樣的安排下，三軍之間都隻隔了三到四個行軍裡程的距離。
這樣一來，無論哪個部位受到威脅，周圍的軍隊都能随時趕來提供支援。
隻要奧地利大公國的部隊在整體上保持完整，不給敵人留出缺口，亨利親王就無法突破尼米斯挺進布拉格。
腓特烈大帝同樣也不能越過亞羅梅日到達赫拉德茨克拉洛韋[22]。
真正有危險的是西裡西亞。
腓特烈大帝肯定會從納霍德切入波希米亞，再次施展他飛快行軍和先發制人的本領。
人們對此早已見慣不怪了。
提起這個，據報道，約瑟夫二
&mdash&mdash歌德 戰争開始了。
瑪麗亞·特蕾莎内心很悲傷，因為她将三個兒子送上了前線。
但實際上，奧地利大公國的前景并沒有包括瑪麗亞·特蕾莎在内的很多人想象的那樣慘淡。
普魯士王國确實得到了薩克森選帝侯國的援助，盡管如此，奧地利大公國的軍事資源仍然與普魯士王國不相上下。
在關乎軍事器械、交通運輸、軍需供給和軍事操練四個方面的問題上，約瑟夫二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也極好地發揮了他的組織能力。
因此，這兩個人在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中發動了一場真正的革命。
在之前的七年戰争中，我們已經注意到奧地利大公國軍隊開始更多地将目光投向技術層面的問題上來。
他們開始有意識地運用各種軍事策略來幫助奧地利大公國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在1763年到1778年的這段時間裡，奧地利大公國更是将這種科學作戰的精神發揚光大。
奧地利大公國各方面都在進行或大或小的改革，到處都是變化，到處都是進步。
用來飼養戰馬的馬場建造起來了；士兵的孩子有了上學的地方；新設立的醫院專門用于滿足傷殘者與退伍軍人的需要；軍事學院的設立則可以起到培訓青年軍官的作用。
這些都是新一輪的改革者[1]采取的各種措施。
軍隊的訓練和演習從未間斷。
防禦陣地得到了改建和重修。
軍火庫建造起來了。
大量的糧食和彈藥已經備齊。
與此同時，約瑟夫二世的身影幾乎出現在國家的每個地方。
他不辭勞苦地視察營房，時不時地慰問邊遠地區的衛戍部隊，竭力為每一寸土地注入他的激情和能量。
這些改革舉措無疑也存在缺陷。
有些改革措施實施得太匆忙，有些本就考慮不周，還有一些則徹底失敗。
導緻一些改革舉措失敗的罪魁禍首是長期潛伏在奧地利大公國官僚體系中的腐敗因子，以及奧地利大公國貴族階層中盛行的裙帶關系。
當時，戰争的指揮大權幾乎全部落到了貴族手中。
對于這些人來講，戰争就像是一種上等的體育運動。
士兵們在戰場上流的血就是他們拿來上交給國家的賦稅。
最糟糕的是，即使是約瑟夫二世，也不敢剝奪這種特權。
然而，同樣是在這種背景下，像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這樣出色的士兵還是得以榮升顯耀的職位，而利涅家族[2]也錘煉出了高超的作戰技巧。
從這個角度來講，這種貴族掌握軍權的形式也沒有剛開始看上去那樣糟糕。
此時的奧地利大公國終于成立了第一個組織有序的總參謀部。
這個總參謀部即将在接下來的戰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
在級别稍低一些的軍區裡，有不少出色的奧地利大公國老兵。
雖然他們的訓練可能趕不上普魯士王國軍人那樣嚴苛，但也正因如此，軍人應該具備的那種主動精神及作為一名軍人所需要的才智統統在這些人身上得到了保護。
腓特烈大帝的老将領們都已經犧牲，而新一批的将領們則和其他普魯士王國士兵一樣受到了極其嚴苛的訓練。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這些将領們的行為舉止都呈現出機械化的特點，舉手投足間散發着精準而死闆的氣息。
這個錯誤一開始就伴随着腓特烈大帝，而現在，它更是幾乎發展成了一種狂熱。
在這種情形下，奧地利大公國軍官們的那種更強大的獨立意識不見得就不能和普魯士王國軍官們更加出色的專業技能分庭抗禮。
當時，奧地利大公國軍隊的精神面貌、組織形式及訓練水平比七年戰争中的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出色。
然而，這支軍隊仍然存在一個嚴重的瑕疵&mdash&mdash這支軍隊雖然整體上是一支專業化的大部隊，但部隊本身由各方士兵混合而成，其中僅語言就流通着好幾種。
舉個例子，雖然正規軍是按照通常形式組織訓練的，但仍有人另辟蹊徑非要按照他們的意願來組建軍隊。
譬如，匈牙利王國的貴族投票決定他們要自掏腰包建立一支被他們稱作&ldquo起義軍&rdquo的軍隊。
當時的匈牙利王國并沒有征兵系統，絕大多數軍隊仍由民兵組成，并由世襲指揮官統領。
這些民兵勇敢歸勇敢，但一到與别人配合作戰時就出現問題了。
就像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3]在高地上的首長們無法和那群法蘭西王國的軍官很好地配合一樣，馬紮爾的這批封建制度下的領導人也很難和來自維也納的那些神聖羅馬帝國的軍官融洽相處。
于是，作為羅伯特·默裡·基斯&ldquo所見過的最吃苦耐勞也最積極活躍的士兵們&rdquo，英勇的克羅地亞王國非正規軍再次遇到了同樣的難題，他們像紅種印第安人一樣無法和普通軍隊融合在一起。
雖然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付出了很多努力，但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中的個别部分仍然擺脫不了封建領主的習氣，從而顯得和奧地利大公國的大部隊格格不入。
将普魯士王國軍隊和薩克森選帝侯國軍隊整合到一起并非易事，而要做好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内部的組織工作則更是難上加難。
然而，從好的方面來看，奧地利大公國軍隊各方面的配備都很齊全，士兵們的訓練也不曾松懈，因此奧地利大公國軍隊與普魯士王國軍隊相比并不存在緻命缺陷。
如果有一個敢想敢幹的指揮官來統領這支奧地利大公國軍隊，那這支軍隊說不定還真能幹出不錯的成績。
畢竟，這支軍隊是薩伏伊的尤金[4]時代到查理大公[5]時代期間唯一一支未曾在戰争中遭受毀滅性失敗的奧地利大公國軍隊了。
查爾斯·愛德華·斯圖亞特 薩伏伊的尤金查理大公 拿破侖·波拿巴 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弟弟亨利親王将分别從兩面夾擊波希米亞。
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和約瑟夫二世将和腓特烈大帝交鋒。
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則将指揮部隊抗擊亨利親王的軍隊。
在七年戰争中，亨利親王名聲大噪。
1759年，在腓特烈大帝命運最悲慘的時候，正是亨利親王使出高明的手段幫助腓特烈大帝重新找回了信心。
從某種程度來講，亨利親王的舉動拯救了普魯士王國。
即使是吝啬贊美之詞的腓特烈大帝，也曾經指着亨利親王對将軍們說道：&ldquo這是我們中間唯一一位永遠不會犯錯的人。
&rdquo拿破侖·波拿巴在軍事方面的見解比腓特烈大帝更加深刻。
在拿破侖·波拿巴看來，亨利親王偶爾也要慶幸對手沒有發現他的疏漏之處，這種疏漏在1759年體現得尤其明顯。
然而，我們仍然不能否認&ldquo這位完美無缺的将軍&rdquo[6]是一位優秀的軍人。
他聲名顯赫又經驗豐富，并且具有高超的專業技能。
曾經在七年戰争中率領普魯士王國大軍打過勝仗的普魯士王國上将中除了腓特烈大帝就隻有亨利親王了。
在危急時刻，亨利親王表現得比别人都更加思路清晰和頭腦冷靜。
亨利親王還是當時所有上将中唯一敢于違抗腓特烈大帝意志的人。
他不會為了王室的一聲令下就犧牲掉他的軍隊，也不願丢掉獨立思考的能力成為一部執行命令的機器。
亨利親王的缺點恐怕就在于他在各個方面都平衡得太好，以及他有些過于擡高對手，以為對方和他一樣總能做出非常精準的判斷。
這就要提到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這個人了。
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并非那種憑借卑劣手段取勝的小人，與一般将領不同的是，此人的才能帶有一種令人無法預料的特征。
你不知道他何時會一鳴驚人，何時又會發揮失常。
在七年戰争中的所有奧地利大公國将領中，唯獨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顯示出一種大膽向前的主動精神。
他手下的部隊也在這種精神的熏陶下變得更加具有銳氣和鬥志。
就連腓特烈大帝也對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的這種軍事才能表示贊賞。
在狀态最好的情況下，譬如當年在庫勒斯道夫[7]，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甚至知道如何擊敗腓特烈大帝。
而在發揮最失常時，他卻連亨利親王都抵擋不住。
入侵西裡西亞這一軍事行動并不會産生什麼實質性的結果。
腓特烈大帝并不急着再拿一個成功的例子來增加他已經無限顯赫的聲名，過早的勝利或許反而會減損他的聲名。
此外，這位偉大的普魯士王國國王已經六十六歲。
戰争的艱難困苦加上治國的繁忙勞累使腓特烈大帝提前衰老了。
他忍受着痛風的折磨，幾乎連馬背都爬不上去。
昔日的老友們見到腓特烈大帝時都被他這副衰老的模樣震驚。
他的臉上遍布皺紋，頭發也花白了，隻有那雙熟悉的眼睛仍然閃現出舊日的能量與激情。
再來看奧地利大公國這一邊，依照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性格，他不會建議約瑟夫二世為這場戰争賭上一切，畢竟他們的對手是所向無敵的腓特烈大帝。
約瑟夫二世一直重視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意見。
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具備卓越的管理和組織才能，擅長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再一點一點地将這些計劃付諸實踐。
有了這些優點的幫助，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在總司令和總參謀長的位子上駕輕就熟。
但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他的一個缺點，那就是缺少随機應變的靈活性。
他不夠機敏，既很難迅速做出預判，也不具備戰場上的指揮官所需要的那種當機立斷的能力。
相反，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所缺少的一些優點在約瑟夫二世身上卻得到了體現，譬如獨一無二的人格魅力和某些主動且迅速的特質及任何人都動搖不了的堅定信念。
然而，約瑟夫二世缺少實戰經驗，同時又忙着關心農民和士兵的生活，因此并沒有多少心思去對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進行思想上的鞭策。
而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的想法也很單純，他一心想要避免大規模的戰争，因為他是在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8]的教導下長大的。
那種奧地利學派[9]的思想對他産生了極大的影響。
後來，查理大公還成了這一思想的首要鼓吹者。
奧地利學派堅持認為，人們在戰争中的終極目标就是守衛要塞并運用軍事策略互相對抗，然後争奪對他們有利的土地。
而更加現代化且态度更加果決的戰略學說則認為，戰争的真正目的就是摧毀戰場上的對手。
後者無論是和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所受軍事訓練的出發點還是和他所秉持的信念都格格不入，而約瑟夫二世則因為一些政治原因同樣也不接受這一觀點。
利奧波德·約瑟夫·馮·道恩 腓特烈大帝至今都如一位忠實的信徒一般奉行着一種非常獨特的軍事準則，甚至可以說他就是這一準則的制定者。
繼他之後，拿破侖·波拿巴更是将這一準則發揚光大了。
在七年戰争中，腓特烈大帝身體力行，為我們揭示出種種真理。
他告訴我們，主動向前邁出勇敢的一步就意味着搶占了先機。
躲避攻擊的最好方法不是向後撤退，而是向前出擊。
此外，徹底摧毀敵人比暫時守住一個陣地更加重要，即使前者比後者需要我們付出更大的代價。
對于在數量上超出己方的對手，大膽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這一直是腓特烈大帝最推崇的座右銘之一。
此時，腓特烈大帝所掌控的武裝力量幾乎已經和奧地利大公國持平。
這種情況是普魯士王國以往都很少出現的。
這樣的話，此時的腓特烈大帝還會堅持他的座右銘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目前的戰争就會陷入僵局。
而西裡西亞也就不會發生任何值得書寫的戰鬥了。
無論是将領還是部下，戰事雙方的水平都基本相當，用來作戰的天然環境也沒有給任何一方多少便宜可占。
波希米亞是一個四面環山的要塞，其中東邊和南邊容易受到攻擊。
西邊的薩克森選帝侯國和北邊的西裡西亞兩地邊境的地表覆蓋着崎岖的岩石和茂密的森林，為軍隊形成了天然屏障。
然而，恰恰也是這兩個方向被公認為&ldquo容易下手&rdquo的地方。
抛開現代學者寫的論文，隻要回顧一下中世紀的曆史，這個矛盾很容易就可以得到解釋。
中世紀的強盜貴族[10]有着獨到的眼光，将城堡修在難以企及的懸崖峭壁上，以便突襲毫無戒備的對手和偶然路過的商人。
這些強盜貴族為自己修建起一道道閘門。
這樣一來，無論是商賈的涓涓細流，還是戰争的滔滔洪水，就都被攔到了他們的腳下。
當然，要過去也不是不行&mdash&mdash拿出買路錢就可以。
像這樣的閘門，在波希米亞的群山中共有三座。
其中兩座都在薩克森選帝侯國，分别位于科尼斯坦-裡連斯坦[11]和托倫斯坦[12]，還有一座在西裡西亞的納霍德[13]。
三座閘門分别由三座中世紀的城堡守軍把守。
從德累斯頓南部而來，沿易北河[14]有一條路，路上坐落着科尼斯坦城堡和裡連斯坦城堡&mdash&mdash懸崖峭壁上面對面的兩座建築。
從盧薩蒂亞南部到倫布爾克[15]的第二條路由富有浪漫氣息的托倫斯坦城堡主樓守護。
第三條路南起西裡西亞，一直穿過格拉茨，通往納霍德城堡。
目前，這些一度作為收費站的城堡已經搖身一變，成了三個哨所。
在18世紀，要想守住自己的城堡，就需要想辦法将這座城堡的功能開發到極緻。
這是一條亘古不變的戰術原則，并且放之四海而皆準。
科尼斯坦 齊陶 了解以上情況之後，有關進攻和防守的問題也就變得清楚起來。
衆所周知，腓特烈大帝準備指揮西裡西亞的軍隊，亨利親王則将領導薩克森選帝侯國的軍隊。
兩支驚人的部隊各自擁有八萬人的兵力。
[16]奧地利大公國計劃集中兵力将軍隊收攏在盡可能小的範圍内，以便能随時從兩邊的任何一邊攻打侵略者。
整個奧地利大公國大軍約由十九萬人組成。
這些人将排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底邊位于尼米斯[17]和亞羅梅日[18]，頂端位于齊陶[19]。
薩克森選帝侯國軍隊的左翼在尼米斯集結，由恩斯特·吉迪恩·馮·勞東指揮。
中翼在伊欽[20]集結，由弗朗茨·莫裡茨·馮·拉西指揮。
右翼在亞羅梅日集結，由卡爾·約瑟夫·哈蒂克·馮·福塔克[21]指揮。
左、中、右三翼加起來的整個大軍全部歸約瑟夫二世統領。
在這樣的安排下，三軍之間都隻隔了三到四個行軍裡程的距離。
這樣一來，無論哪個部位受到威脅，周圍的軍隊都能随時趕來提供支援。
隻要奧地利大公國的部隊在整體上保持完整，不給敵人留出缺口，亨利親王就無法突破尼米斯挺進布拉格。
腓特烈大帝同樣也不能越過亞羅梅日到達赫拉德茨克拉洛韋[22]。
真正有危險的是西裡西亞。
腓特烈大帝肯定會從納霍德切入波希米亞，再次施展他飛快行軍和先發制人的本領。
人們對此早已見慣不怪了。
提起這個，據報道，約瑟夫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