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8世紀外交政策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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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爾泰
青年時代的腓特烈大帝
雖然中歐的命運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但如果我們認為當時的政策總是受到君主個人意願的影響或總是引發不可預測的後果，那就大錯特錯了。
在法蘭西大革命[4]中登台的演說家們樂于去批評國王們的暴虐成性，指責國王們把人民當犧牲品，為了情婦的一個微笑而挑起一場戰争及指使大臣們采用賄賂的手段和其他國家媾和。
這幅圖景确實有其真實的一面。
18世紀的歐洲以疆土為體系，不以國家為體系。
作為小地主的大公管理着各自的公國，而國王扮演的角色則更像暴虐的大地主。
一個統治者會用巴伐利亞公國[5]換取南尼德蘭[6]，或用洛林換取托斯卡納。
統治者完全不考慮這些地區的人民的意願，随意将他們交給一位異邦統治者，或将他們雇給一位外國将軍。
這些行為背後的邏輯确實和我們如今的情感認知和價值取向不可同日而語。
一位大公可以将他的軍隊借給一位外國統治者，或為了一個沒人在意的争端派遣成千上萬的雇傭兵到異國他鄉去流血犧牲。
這些從外國雇來的士兵身上并不存在愛國主義情懷，他們隻為從雇主那裡獲得薪水而戰鬥。
即使是在18世紀最開明的君主身上，統治者自身的意願也經常比臣民的需求和國家的利益更加重要。
&ldquo最開明的統治者&rdquo葉卡捷琳娜大帝習慣從情夫中挑選将軍。
&ldquo國家的第一個仆人&rdquo腓特烈大帝囚禁了從威尼斯來的大使，甚至以此強迫威尼斯總督為他在柏林的新歌劇院送來一個舞女！ 巴伐利亞公國國徽 葉卡捷琳娜大帝 葉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這些讓人不可思議的行為或許可以解釋演說家們針對統治者的激昂言辭，以及人們在法蘭西大革命時期所表現出的對國王的憎惡&mdash&mdash這種憎惡幾乎帶有殘忍的意味。
不過，也有很多時候，個人的異想天開服從了國家的整體利益。
除去偶然的失誤，大多數18世紀中葉的統治者還是在為他們的國家謀求福祉。
統治者個人的好惡确實能夠左右很多事情。
但從我下面要舉的例子來看，這些統治者還沒有昏庸到允許血緣關系來決定國家立場的地步。
譬如，西班牙王國的利益并未因腓力五世[7]是路易十五[8]的親戚而服從于法蘭西王國的利益。
普魯士王國也沒有因腓特烈大帝是喬治二世[9]的侄子而成為大不列颠王國的同盟國。
在18世紀，導緻國家政策發生轉變的力量大多來自君主個人，而不是改朝換代所引發的家國關系上的變動。
喬納森·斯威夫特曾經說過：&ldquo由血統締結的聯盟或婚姻常常是造成兩個統治者之間發動戰争的原因。
雙方的血緣關系越親近，發生争鬥的可能性就越大。
&rdquo有些曆史學家則将波旁家族[10]的聯姻歸結為純粹的血統的結合，并且樂于将18世紀的政策和19世紀的政策作對比：前者一個朝代一個樣子，後者則更加穩定和持久。
隻要一個主權國家的政體保持穩固，它實行的政策就很少會随着朝代的更疊而發生巨大的變化。
事實上，除去18世紀統治者強大的個人影響力，兩個時代在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18世紀的外交語言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
領主們針對領土主權所提出的各種主張簡直讓人眼花缭亂。
有人認為，關于領土主權的問題正是一切戰争的源頭。
人們為了争奪王位和遺産大開殺戒，由此譜寫出了漫長而血腥的戰争史。
不過，所有站不住腳的主張都掩蓋不了事實，也蒙蔽不了曆史學家。
18世紀的君主以王朝利益為托詞，依靠一個配偶、一個侄女或一個遠親所掌握的私權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大量的利益。
這正如現代的政治家打着民族權利[11]、人道主義和公共權利的旗号來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利益一樣。
雖然船頭新換了艏飾象[12]，桅頂也漆上了新顔色，但這艘海盜船依然在沿着同一個線路航行。
雖托詞各不相同，但本質目的一樣。
為了占有西裡西亞的土地及粉飾瓜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行為，無論是多麼不靠譜的證據和說法，腓特烈大帝和約瑟夫二世都敢往台面上拿。
但話又說回來，這兩個人的論據并不是英國紋章院[13]提供的。
現實環境自然就為這些論據提供了支撐。
作為統治者，18世紀的君主們必須想辦法擴張領土，盡力維持權力平衡，并在必要時使用武力。
這些古老而荒誕的論據是時代的産物，是一塊為了上演侵略、不公和無奈之舉而鋪設的熒幕。
至少在面對我們&mdash&mdash19世紀以種種曆史原因為借口為18世紀那
在法蘭西大革命[4]中登台的演說家們樂于去批評國王們的暴虐成性，指責國王們把人民當犧牲品，為了情婦的一個微笑而挑起一場戰争及指使大臣們采用賄賂的手段和其他國家媾和。
這幅圖景确實有其真實的一面。
18世紀的歐洲以疆土為體系，不以國家為體系。
作為小地主的大公管理着各自的公國，而國王扮演的角色則更像暴虐的大地主。
一個統治者會用巴伐利亞公國[5]換取南尼德蘭[6]，或用洛林換取托斯卡納。
統治者完全不考慮這些地區的人民的意願，随意将他們交給一位異邦統治者，或将他們雇給一位外國将軍。
這些行為背後的邏輯确實和我們如今的情感認知和價值取向不可同日而語。
一位大公可以将他的軍隊借給一位外國統治者，或為了一個沒人在意的争端派遣成千上萬的雇傭兵到異國他鄉去流血犧牲。
這些從外國雇來的士兵身上并不存在愛國主義情懷，他們隻為從雇主那裡獲得薪水而戰鬥。
即使是在18世紀最開明的君主身上，統治者自身的意願也經常比臣民的需求和國家的利益更加重要。
&ldquo最開明的統治者&rdquo葉卡捷琳娜大帝習慣從情夫中挑選将軍。
&ldquo國家的第一個仆人&rdquo腓特烈大帝囚禁了從威尼斯來的大使，甚至以此強迫威尼斯總督為他在柏林的新歌劇院送來一個舞女！ 巴伐利亞公國國徽 葉卡捷琳娜大帝 葉卡捷琳娜大帝和腓特烈大帝這些讓人不可思議的行為或許可以解釋演說家們針對統治者的激昂言辭，以及人們在法蘭西大革命時期所表現出的對國王的憎惡&mdash&mdash這種憎惡幾乎帶有殘忍的意味。
不過，也有很多時候，個人的異想天開服從了國家的整體利益。
除去偶然的失誤，大多數18世紀中葉的統治者還是在為他們的國家謀求福祉。
統治者個人的好惡确實能夠左右很多事情。
但從我下面要舉的例子來看，這些統治者還沒有昏庸到允許血緣關系來決定國家立場的地步。
譬如，西班牙王國的利益并未因腓力五世[7]是路易十五[8]的親戚而服從于法蘭西王國的利益。
普魯士王國也沒有因腓特烈大帝是喬治二世[9]的侄子而成為大不列颠王國的同盟國。
在18世紀，導緻國家政策發生轉變的力量大多來自君主個人，而不是改朝換代所引發的家國關系上的變動。
喬納森·斯威夫特曾經說過：&ldquo由血統締結的聯盟或婚姻常常是造成兩個統治者之間發動戰争的原因。
雙方的血緣關系越親近，發生争鬥的可能性就越大。
&rdquo有些曆史學家則将波旁家族[10]的聯姻歸結為純粹的血統的結合，并且樂于将18世紀的政策和19世紀的政策作對比：前者一個朝代一個樣子，後者則更加穩定和持久。
隻要一個主權國家的政體保持穩固，它實行的政策就很少會随着朝代的更疊而發生巨大的變化。
事實上，除去18世紀統治者強大的個人影響力，兩個時代在本質上并沒有太大的不同。
18世紀的外交語言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
領主們針對領土主權所提出的各種主張簡直讓人眼花缭亂。
有人認為，關于領土主權的問題正是一切戰争的源頭。
人們為了争奪王位和遺産大開殺戒，由此譜寫出了漫長而血腥的戰争史。
不過，所有站不住腳的主張都掩蓋不了事實，也蒙蔽不了曆史學家。
18世紀的君主以王朝利益為托詞，依靠一個配偶、一個侄女或一個遠親所掌握的私權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大量的利益。
這正如現代的政治家打着民族權利[11]、人道主義和公共權利的旗号來為他們的國家謀取利益一樣。
雖然船頭新換了艏飾象[12]，桅頂也漆上了新顔色，但這艘海盜船依然在沿着同一個線路航行。
雖托詞各不相同，但本質目的一樣。
為了占有西裡西亞的土地及粉飾瓜分波蘭-立陶宛王國的行為，無論是多麼不靠譜的證據和說法，腓特烈大帝和約瑟夫二世都敢往台面上拿。
但話又說回來，這兩個人的論據并不是英國紋章院[13]提供的。
現實環境自然就為這些論據提供了支撐。
作為統治者，18世紀的君主們必須想辦法擴張領土，盡力維持權力平衡，并在必要時使用武力。
這些古老而荒誕的論據是時代的産物，是一塊為了上演侵略、不公和無奈之舉而鋪設的熒幕。
至少在面對我們&mdash&mdash19世紀以種種曆史原因為借口為18世紀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