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8世紀外交政策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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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一位極富預見性的天才，生就一副善于諷刺的喉舌。
他用文字向我們呈現出一幅圖景，展示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目的和戰争動機：&ldquo有時，兩個統治者會為了領土發生争執，争論到底誰應該放棄其領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實際上都沒有管轄這些領土的權力&hellip&hellip戰争爆發的原因有時是對方太過強大，有時則是對方太過弱小。
有時，我們的鄰國想要我們的東西；有時，我們的鄰國有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彼此交戰，直到對方奪走我們的東西，或我們得到對方的東西。
侵略者打着拯救人民、擺脫饑荒和内讧的旗号對别國發動侵略戰争。
當一個市鎮處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位置時，或在某一地區的領土剛好能将我們的版圖補全的情況下，我們對别人發動戰争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對方是我們最親近的盟友&hellip&hellip貧窮的國家虎視眈眈，富有的國家得意洋洋。
然而，得意和失意處在永久的變動中。
這樣看來，士兵或許是最光榮的職業了。
&rdquo事實上，這段話之所以聽起來尖刻，是因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這才洞悉了這個少有人通曉的道理。
而他隻是将這個事實不加掩飾地揭露了出來。
喬納森·斯威夫特的這段話并非天馬行空的想象。
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動機和軍事目的。
看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貧弱國家&mdash&mdash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波蘭-立陶宛王國和奧斯曼帝國，還有那些驕縱暴虐的強國&mdash&mdash法蘭西王國、普魯士王國、俄羅斯帝國和大不列颠王國，我們就會意識到喬納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這些嚴酷的情況都曾切切實實地存在過。
對西裡西亞的占領[1]、對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瓜分[2]和對奧斯曼帝國未遂的瓜分[3]不過是發生在這個表裡不一與利己主義橫行的時代裡三個最污穢卑鄙的事件罷了。
大量政府文獻揭示出18世紀的種種敗象，包括人們前所未有的貪得無厭、腐敗成性和唯利是圖。
這些敗象幾乎堪比伏爾泰或喬納森·斯威夫特為我們描繪的任何圖景。
隻要曆史學家對18世紀統治者的種種作為考察一番，諷刺作家們的言論很容易就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17世紀中期的波蘭-立陶宛王國 雖然18世紀政治策略的肆無忌憚已經毋庸贅述，但我認為，對當時的局面做一番解釋并在某種程度上對該局面進行&ldquo開脫&rdquo或許也是可取的。
不同時代的人類曆史有着某種潛在的一緻性。
雖圖案不同，但質地一樣。
也正因為這個一緻性，我們完全可以将18世紀和19世紀作個對比。
讀者也許會說，18世紀是君主當道和南征北伐的時代，19世紀是各民族人民進行民族戰争的時代，兩者是有區别的。
這種看法确實沒錯。
不過，不知道讀者是否還注意到了另一個現象，即在19世紀君主已經不再總是想着要打仗了。
古往今來，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準備着要棄公正于不顧或為一己之利和别的國家大打出手。
撇開其他不談，我們也正是從這個現象裡發掘出一種曆史的一緻性。
在19世紀和20世紀，國家機關已經漸漸不再依靠武力來鎮壓民衆、維護統治，而是開始在意識形态上下功夫，想辦法在精神上赢得民衆的擁護。
即使是一個奉行專制思想的君主，也會适時地采取權宜之計，試着去迎合普遍的民意與社會理想。
然而，在18世紀，隻要擁有一支強大的雇傭軍和一群順從且不善言辭的民衆，君主就不害怕采取有悖于或超前于民衆意願的行動。
權力大概從未像18世紀這樣集中于數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權力也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後果。
在意識形态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約束着18世紀的歐洲。
這些思想家深受伏爾泰的影響，信念堅定、邏輯嚴密。
在行為活動方面，歐洲各國都處在各自統治者的嚴密掌控之下。
統治者态度明确、無所畏懼，而走在這些統治者最前面的領路人正是伏爾泰的朋友、敵人和偶像&mdash&mdash腓特烈大帝。
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動落實起來自然也不會拖泥帶水。
權力集中本應是件好事，但就怕權力落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
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國家的命運就隻好任由情緒和偏見左右了&mdash&mdash不幸的是，18世紀确實有這麼一些統治者，他們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見，高度情緒化地治理着各自的國家。
喬納森·斯威夫特
他用文字向我們呈現出一幅圖景，展示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目的和戰争動機：&ldquo有時，兩個統治者會為了領土發生争執，争論到底誰應該放棄其領地的三分之一，即便二人實際上都沒有管轄這些領土的權力&hellip&hellip戰争爆發的原因有時是對方太過強大，有時則是對方太過弱小。
有時，我們的鄰國想要我們的東西；有時，我們的鄰國有我們想要的東西。
我們彼此交戰，直到對方奪走我們的東西，或我們得到對方的東西。
侵略者打着拯救人民、擺脫饑荒和内讧的旗号對别國發動侵略戰争。
當一個市鎮處在我們觸手可及的位置時，或在某一地區的領土剛好能将我們的版圖補全的情況下，我們對别人發動戰争都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對方是我們最親近的盟友&hellip&hellip貧窮的國家虎視眈眈，富有的國家得意洋洋。
然而，得意和失意處在永久的變動中。
這樣看來，士兵或許是最光榮的職業了。
&rdquo事實上，這段話之所以聽起來尖刻，是因為作者曾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經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這才洞悉了這個少有人通曉的道理。
而他隻是将這個事實不加掩飾地揭露了出來。
喬納森·斯威夫特的這段話并非天馬行空的想象。
相反，它高度概括了18世紀各國的外交動機和軍事目的。
看看受到不公正對待的貧弱國家&mdash&mdash西班牙王國、奧地利大公國、波蘭-立陶宛王國和奧斯曼帝國，還有那些驕縱暴虐的強國&mdash&mdash法蘭西王國、普魯士王國、俄羅斯帝國和大不列颠王國，我們就會意識到喬納森·斯威夫特所描述的這些嚴酷的情況都曾切切實實地存在過。
對西裡西亞的占領[1]、對波蘭-立陶宛王國的瓜分[2]和對奧斯曼帝國未遂的瓜分[3]不過是發生在這個表裡不一與利己主義橫行的時代裡三個最污穢卑鄙的事件罷了。
大量政府文獻揭示出18世紀的種種敗象，包括人們前所未有的貪得無厭、腐敗成性和唯利是圖。
這些敗象幾乎堪比伏爾泰或喬納森·斯威夫特為我們描繪的任何圖景。
隻要曆史學家對18世紀統治者的種種作為考察一番，諷刺作家們的言論很容易就能得到應有的評價。
17世紀中期的波蘭-立陶宛王國 雖然18世紀政治策略的肆無忌憚已經毋庸贅述，但我認為，對當時的局面做一番解釋并在某種程度上對該局面進行&ldquo開脫&rdquo或許也是可取的。
不同時代的人類曆史有着某種潛在的一緻性。
雖圖案不同，但質地一樣。
也正因為這個一緻性，我們完全可以将18世紀和19世紀作個對比。
讀者也許會說，18世紀是君主當道和南征北伐的時代，19世紀是各民族人民進行民族戰争的時代，兩者是有區别的。
這種看法确實沒錯。
不過，不知道讀者是否還注意到了另一個現象，即在19世紀君主已經不再總是想着要打仗了。
古往今來，平民百姓似乎一直都準備着要棄公正于不顧或為一己之利和别的國家大打出手。
撇開其他不談，我們也正是從這個現象裡發掘出一種曆史的一緻性。
在19世紀和20世紀，國家機關已經漸漸不再依靠武力來鎮壓民衆、維護統治，而是開始在意識形态上下功夫，想辦法在精神上赢得民衆的擁護。
即使是一個奉行專制思想的君主，也會适時地采取權宜之計，試着去迎合普遍的民意與社會理想。
然而，在18世紀，隻要擁有一支強大的雇傭軍和一群順從且不善言辭的民衆，君主就不害怕采取有悖于或超前于民衆意願的行動。
權力大概從未像18世紀這樣集中于數量如此之少的人手中，而集中的權力也造成了空前嚴重的後果。
在意識形态方面，一些思想家的理念約束着18世紀的歐洲。
這些思想家深受伏爾泰的影響，信念堅定、邏輯嚴密。
在行為活動方面，歐洲各國都處在各自統治者的嚴密掌控之下。
統治者态度明确、無所畏懼，而走在這些統治者最前面的領路人正是伏爾泰的朋友、敵人和偶像&mdash&mdash腓特烈大帝。
有了清晰的思路，行動落實起來自然也不會拖泥帶水。
權力集中本應是件好事，但就怕權力落在不負責任的統治者手中。
這種情況一旦發生，國家的命運就隻好任由情緒和偏見左右了&mdash&mdash不幸的是，18世紀确實有這麼一些統治者，他們懷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偏見，高度情緒化地治理着各自的國家。
喬納森·斯威夫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