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清朝興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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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室人數增至三萬餘，每年支給宗室的銀兩數百萬計。
如此衆多的宗室人數，使得宗室成為惡棍的聚集地，其多有犯事，侵害良民，卻不可徹查。
所以，清朝的衰退，早在号稱極盛的乾隆末年、嘉慶初年之川、湖、陝教匪暴亂中顯示出來。
嘉慶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天子命軍機大臣傳谕四川、湖北、陝西的将帥督撫：&ldquo迩年皇考春秋日高，從事寬厚，即如贻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寬宥。
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掩敗為功，其在京谙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産，頓成殷富，故将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
&rdquo同時诏谕中又寫道：&ldquo川楚之軍需，三年時間，經費已超過七千萬，前所未有之。
&rdquo這些都是在内有和珅（乾隆末年專權的宰相，于嘉慶四年被誅），在外有福康安、和琳陋習累累，軍中喝酒吃肉，尋歡作樂，時常用國帑填補其浮冒，卻遲遲不給各路官兵鄉勇發饷，使得他們腹内空空，無褲可穿，以牛皮裹足，在山谷中行走。
早在畢沅在湖北時，這一弊端就已現端倪，而宜綿、英善在四川之時，這一弊端延續下來。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開始使用鄉勇團練。
使用鄉勇團練的原因在于，襄陽之賊侵犯孝感時，隻有随州命令居民村莊，事先挖好壕溝、壘好土山，進行嚴密防禦，賊無計可施，孝感得以免于焚掠，于是谕各州縣用此法，使鄉勇團練與官軍互為犄角。
又诏：如果征調黑龍江的兵力，往返數千裡，需要巨大的軍需供給，并且士兵水土不服，又不熟悉賊情。
算下來，征調一名黑龍江士兵，其花費可募數十鄉勇，同時還能保衛身家，免于被擄的威脅，可以将此法作為剿匪的計策。
然而這時候，雙方對戰之時，官兵讓鄉勇居于隊伍之前，綠營兵在其後，滿兵、吉林、索倫之兵又在其後。
而賊營也讓難民在隊伍之前，以之對抗清軍，真正的賊都在隊伍後面觀望，因此，戰争多為鄉勇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很少相遇。
又因為鄉勇傷亡無須上報朝廷，因此得以掩敗為功，而京師禁旅凡有傷亡，必當具奏，遠不是綠營兵那樣，隻咨報部即可。
因此，京師禁旅通常不直面敵人，及至戰争取勝，後隊的弁兵，又開始以有功自居，那些在最前面沖鋒陷陣的鄉勇，反而沒有功勞。
因此，保奏時，皆滿兵居多，綠營兵偶爾有一些，幾乎很少見鄉勇奏于朝廷。
因此，滿兵既可以驅使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受綠營驅使的鄉勇也為滿兵所用，讓鄉勇直面受匪賊脅迫的難民。
至是诏：立下功勞的鄉勇，一律保奏，陣亡者一律議恤，以期達到同仇敵忾的效果。
此文末尾處，除列舉劉清、羅思舉、桂涵以外，并無幾人得以記錄功勞。
就這麼幾個人，奏牍上也很少見到他們的事迹，魏源特此叙述，足以見滿人驕盈、腐敗成風。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屢屢禁止庶民習武。
此舉恰好反映出麾下士人的惰弱，滔滔禁令無法阻止庶民習武，即便麾下有所謂八萬騎，依舊未能阻止江戶幕府的終結。
清朝也是如此。
在寇亂大爆發時期，陝甘總督長麟上奏，陝甘地區團練密集，盡管在賊勢日益緊迫之時，此舉有益于當下，但對将來有極大危害。
随着民勢逐漸強悍，這些人要麼聚衆械鬥，要麼抗拒官差的抓捕，不可不防，基于此情形，奏請遏制此現象的措施。
诏谕：雖然不能容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針對得勝而歸的鄉勇，可采取由官方出價收購其槍矛的辦法來遏制，此法可保一時無事。
但是，清朝頹勢愈顯，以至于太平天國之亂發生時，無論滿兵、綠營兵均不可抵擋，即便有勇将塔齊布作為滿人的後盾，但最終得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楚勇、湘勇功不可沒。
朝廷除了要養定額兵以外，還要養楚、湘、皖諸勇用以自衛。
至此，與征收厘金的辦法相區别的是，此舉使清朝的兵制财政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以滿洲人為清朝之中堅力量的政策，至是成為廢紙。
簡言之，使得清朝興隆而優寵滿人、驅使漢人的辦法，其所産生的弊端，最終成此轉旋之勢。
這一微妙的時機，實際上産生于乾隆、嘉慶之際。
乾隆時期對滿人的寵信達到巅峰程度，從嘉慶以後，徒受弊害而已，清朝國勢的衰弱由此而來。
這可以說是清朝興衰的關鍵，需要格外留心。
這一結論僅從國勢、兵力對王朝興衰的影響出發，但一個朝代的興衰，并不是僅僅隻有兵力、國勢的原因，與民力、物力的盛衰，府帑的豐歉也有關系，都是長期積累所緻。
本人曾論及清朝創業時代的财政情況，而後又将論清朝極盛時期與衰頹時期的财政，以期有始有終。
将之與此篇進行對比參照，在闡明清朝興衰的原委上，希望可以有更大的發現。
如此衆多的宗室人數，使得宗室成為惡棍的聚集地，其多有犯事，侵害良民，卻不可徹查。
所以，清朝的衰退，早在号稱極盛的乾隆末年、嘉慶初年之川、湖、陝教匪暴亂中顯示出來。
嘉慶四年（1799年），太上皇（乾隆帝）去世，天子命軍機大臣傳谕四川、湖北、陝西的将帥督撫：&ldquo迩年皇考春秋日高，從事寬厚，即如贻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寬宥。
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掩敗為功，其在京谙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産，頓成殷富，故将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
&rdquo同時诏谕中又寫道：&ldquo川楚之軍需，三年時間，經費已超過七千萬，前所未有之。
&rdquo這些都是在内有和珅（乾隆末年專權的宰相，于嘉慶四年被誅），在外有福康安、和琳陋習累累，軍中喝酒吃肉，尋歡作樂，時常用國帑填補其浮冒，卻遲遲不給各路官兵鄉勇發饷，使得他們腹内空空，無褲可穿，以牛皮裹足，在山谷中行走。
早在畢沅在湖北時，這一弊端就已現端倪，而宜綿、英善在四川之時，這一弊端延續下來。
也就是從這時候起，開始使用鄉勇團練。
使用鄉勇團練的原因在于，襄陽之賊侵犯孝感時，隻有随州命令居民村莊，事先挖好壕溝、壘好土山，進行嚴密防禦，賊無計可施，孝感得以免于焚掠，于是谕各州縣用此法，使鄉勇團練與官軍互為犄角。
又诏：如果征調黑龍江的兵力，往返數千裡，需要巨大的軍需供給，并且士兵水土不服，又不熟悉賊情。
算下來，征調一名黑龍江士兵，其花費可募數十鄉勇，同時還能保衛身家，免于被擄的威脅，可以将此法作為剿匪的計策。
然而這時候，雙方對戰之時，官兵讓鄉勇居于隊伍之前，綠營兵在其後，滿兵、吉林、索倫之兵又在其後。
而賊營也讓難民在隊伍之前，以之對抗清軍，真正的賊都在隊伍後面觀望，因此，戰争多為鄉勇與難民交鋒，而兵、賊很少相遇。
又因為鄉勇傷亡無須上報朝廷，因此得以掩敗為功，而京師禁旅凡有傷亡，必當具奏，遠不是綠營兵那樣，隻咨報部即可。
因此，京師禁旅通常不直面敵人，及至戰争取勝，後隊的弁兵，又開始以有功自居，那些在最前面沖鋒陷陣的鄉勇，反而沒有功勞。
因此，保奏時，皆滿兵居多，綠營兵偶爾有一些，幾乎很少見鄉勇奏于朝廷。
因此，滿兵既可以驅使由漢人組成的綠營兵，受綠營驅使的鄉勇也為滿兵所用，讓鄉勇直面受匪賊脅迫的難民。
至是诏：立下功勞的鄉勇，一律保奏，陣亡者一律議恤，以期達到同仇敵忾的效果。
此文末尾處，除列舉劉清、羅思舉、桂涵以外，并無幾人得以記錄功勞。
就這麼幾個人，奏牍上也很少見到他們的事迹，魏源特此叙述，足以見滿人驕盈、腐敗成風。
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屢屢禁止庶民習武。
此舉恰好反映出麾下士人的惰弱，滔滔禁令無法阻止庶民習武，即便麾下有所謂八萬騎，依舊未能阻止江戶幕府的終結。
清朝也是如此。
在寇亂大爆發時期，陝甘總督長麟上奏，陝甘地區團練密集，盡管在賊勢日益緊迫之時，此舉有益于當下，但對将來有極大危害。
随着民勢逐漸強悍，這些人要麼聚衆械鬥，要麼抗拒官差的抓捕，不可不防，基于此情形，奏請遏制此現象的措施。
诏谕：雖然不能容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針對得勝而歸的鄉勇，可采取由官方出價收購其槍矛的辦法來遏制，此法可保一時無事。
但是，清朝頹勢愈顯，以至于太平天國之亂發生時，無論滿兵、綠營兵均不可抵擋，即便有勇将塔齊布作為滿人的後盾，但最終得以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楚勇、湘勇功不可沒。
朝廷除了要養定額兵以外，還要養楚、湘、皖諸勇用以自衛。
至此，與征收厘金的辦法相區别的是，此舉使清朝的兵制财政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以滿洲人為清朝之中堅力量的政策，至是成為廢紙。
簡言之，使得清朝興隆而優寵滿人、驅使漢人的辦法，其所産生的弊端，最終成此轉旋之勢。
這一微妙的時機，實際上産生于乾隆、嘉慶之際。
乾隆時期對滿人的寵信達到巅峰程度，從嘉慶以後，徒受弊害而已，清朝國勢的衰弱由此而來。
這可以說是清朝興衰的關鍵，需要格外留心。
這一結論僅從國勢、兵力對王朝興衰的影響出發，但一個朝代的興衰，并不是僅僅隻有兵力、國勢的原因，與民力、物力的盛衰，府帑的豐歉也有關系，都是長期積累所緻。
本人曾論及清朝創業時代的财政情況，而後又将論清朝極盛時期與衰頹時期的财政，以期有始有終。
将之與此篇進行對比參照，在闡明清朝興衰的原委上，希望可以有更大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