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清朝興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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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藩。
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
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
語敵寇之名号，則前順而後逆。
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後乘全盛。
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後似摧山。
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
&rdquo日本的德川氏并未因關原、大阪之役疲勞，卻因島原教民之亂而傾盡全力，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清朝奪取明朝的天下時，起用歸順于清朝的明朝人，開墾明朝的土地，依靠明朝的糧饷，這樣反而比較容易。
到了康熙時期的三藩之亂，盡管隻是小範圍的叛亂，但是對朝政來說存在減少土地之收入，失去民心之禍患。
且順治八九年間（1651&mdash1652年），歲出超過歲入八十餘萬兩，順治十三年以後，盡管頻繁增加糧饷，但歲出與歲入的差額仍然有四百萬兩之巨。
因此财政虧空，到了康熙初年，财政依舊沒有餘裕。
再加上三藩都是身經百戰、刻意培養謀臣猛将、借積威威脅朝廷之人，而當時的清廷，沒有一名将領可以抵擋吳三桂。
就像趙翼所說，當時朝廷并不信任漢人，漢軍中也多有與三藩想法相似之人，因此朝廷能夠仰仗的隻有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是以朝廷屢次催促這些人。
但遲遲不進，朝廷問其老師糜饷之罪，無辭自解，猶僅下诏嚴饬，交由王公大臣議奏，責以後效，不驟然之間加以革斥，訓之勵之，最終到不得已而用之。
那麼試問一下，三藩之亂的平定，仰仗的真是滿人的力量嗎？答案是否定的。
魏源讀《平定三逆方略》，列舉朝廷廟勝之策，其中一項是這樣的：&ldquo谕綠旗諸将等，從古漢人之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待滿兵助戰？&rdquo因此，一時之間，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在陝西奮戰，蔡毓榮、徐治都、萬正邑在楚奮戰，楊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在閩奮戰，李之芳在浙奮戰，傅宏烈在粵奮戰，群策群力，同仇敵忾，又任嶽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于滿洲，雖然一時之間宿将已盡，諸臣中沒有能抵抗吳三桂之人，但終于也能夠像擊敗蚩尤于涿鹿，消滅陳豨、英布一樣的三藩于荊吳。
因此清朝興盛的原因，在善于任用漢人。
研究清朝史時，這是必須注意的一點。
但是，清朝也并非完全不依靠滿洲人。
魏源曰：&ldquo夫草昧之初，以一成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
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
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
故命文臣依國語制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
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窈矣。
&rdquo魏源引乾隆帝《禦制實勝寺記》雲：&ldquo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為先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複進。
斬将搴旗，雖以索倫兵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仆，其心定，其氣盛。
&rdquo魏源因附記曰：&ldquo乾隆尚爾，國初可知；索倫尚不如，綠營可知。
故草昧經營，北讨南征，日無暇給，皆禁旅與駐防疊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
&rdquo于是将禁旅八旗、駐防八旗作為全軍的中堅力量，大抵類于今天憲兵的地位。
而讓索倫的骁騎、綠營的漢兵在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前面，不能不緻死力，可以說是一個不多損傷其世仆而收全功的辦法。
在一軍之中已然如此執行，進而将此法推廣及于天下，以便将天下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這可以算是愛新覺羅家的遺法，世世相承，終于興隆。
盡管如此，清朝原來居中國東北一隅之地，依然努力招徕漢人，以擴大自身規模。
洪承疇、孔有德、尚之信、耿精忠幾人均依靠歸降清朝得以建功。
而在清朝極盛時期，即乾隆時期，國家南征西伐時大為效力的多是滿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恒等，均立下大功，漢人之中幾乎沒有可以與之相提并論者。
是以，乾隆時期大力發揚滿洲國粹，出現颠倒是非、粉飾史事者頗多。
這時候，以滿洲人為中堅的法則得以确定。
乾隆帝尤其依賴滿洲世仆的言論，也為之不得不發。
這就類似日本德川氏在關原、大阪兩大戰役中，盡力依靠豐臣氏的臣仆，以削弱豐臣氏的勢力。
等到天下太平之時，如掌握權力，确定武事等，則專門依靠三河[1]的舊臣。
而在清朝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竟然沒有類似關原之戰這樣，攻破強勁有力的敵人，且能決定是否得以一舉奪得天下的戰役，也就沒有建立戰功的機會。
與德川氏相比，清朝的建國過程，更為弱勢，而鼎盛時期得以粉飾太平者，大多是逐漸積威所導緻。
前三藩：明福王、唐王、桂王。
後三藩：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
語敵寇之名号，則前順而後逆。
語國家之兵力，則前甫新造，後乘全盛。
語戡定之戰功，則前若拉朽，後似摧山。
事倍功半、勞佚相百者，何哉？勢重則藩鎮劇于殷頑，助少則守成勞于創業。
&rdquo日本的德川氏并未因關原、大阪之役疲勞，卻因島原教民之亂而傾盡全力，這可以作為一個例子。
清朝奪取明朝的天下時，起用歸順于清朝的明朝人，開墾明朝的土地，依靠明朝的糧饷，這樣反而比較容易。
到了康熙時期的三藩之亂，盡管隻是小範圍的叛亂，但是對朝政來說存在減少土地之收入，失去民心之禍患。
且順治八九年間（1651&mdash1652年），歲出超過歲入八十餘萬兩，順治十三年以後，盡管頻繁增加糧饷，但歲出與歲入的差額仍然有四百萬兩之巨。
因此财政虧空，到了康熙初年，财政依舊沒有餘裕。
再加上三藩都是身經百戰、刻意培養謀臣猛将、借積威威脅朝廷之人，而當時的清廷，沒有一名将領可以抵擋吳三桂。
就像趙翼所說，當時朝廷并不信任漢人，漢軍中也多有與三藩想法相似之人，因此朝廷能夠仰仗的隻有宗室王公及滿洲大臣，是以朝廷屢次催促這些人。
但遲遲不進，朝廷問其老師糜饷之罪，無辭自解，猶僅下诏嚴饬，交由王公大臣議奏，責以後效，不驟然之間加以革斥，訓之勵之，最終到不得已而用之。
那麼試問一下，三藩之亂的平定，仰仗的真是滿人的力量嗎？答案是否定的。
魏源讀《平定三逆方略》，列舉朝廷廟勝之策，其中一項是這樣的：&ldquo谕綠旗諸将等，從古漢人之叛亂，止用漢兵剿平，豈待滿兵助戰？&rdquo因此，一時之間，張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在陝西奮戰，蔡毓榮、徐治都、萬正邑在楚奮戰，楊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在閩奮戰，李之芳在浙奮戰，傅宏烈在粵奮戰，群策群力，同仇敵忾，又任嶽樂、傅喇塔于宗室，拔圖海、穆占、碩岱于滿洲，雖然一時之間宿将已盡，諸臣中沒有能抵抗吳三桂之人，但終于也能夠像擊敗蚩尤于涿鹿，消滅陳豨、英布一樣的三藩于荊吳。
因此清朝興盛的原因，在善于任用漢人。
研究清朝史時，這是必須注意的一點。
但是，清朝也并非完全不依靠滿洲人。
魏源曰：&ldquo夫草昧之初，以一成一旅敵中原，必先樹羽翼于同部。
故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
族類同，則語言同，水土同，衣冠居處同，城郭土著射獵習俗同。
故命文臣依國語制國書，不用蒙古、漢字；而蒙古、漢軍各編旗籍，不入滿洲八旗。
所以齊風氣，一心志，固基業，規模宏窈矣。
&rdquo魏源引乾隆帝《禦制實勝寺記》雲：&ldquo西師之役，命健銳雲梯兵數千為先鋒，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鼓餒旗靡處，得健銳兵數十屹立其間，則整而複進。
斬将搴旗，雖以索倫兵馳突一往，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仆，其心定，其氣盛。
&rdquo魏源因附記曰：&ldquo乾隆尚爾，國初可知；索倫尚不如，綠營可知。
故草昧經營，北讨南征，日無暇給，皆禁旅與駐防疊供撻伐，而周召榮散出入行間。
&rdquo于是将禁旅八旗、駐防八旗作為全軍的中堅力量，大抵類于今天憲兵的地位。
而讓索倫的骁騎、綠營的漢兵在禁旅八旗和駐防八旗前面，不能不緻死力，可以說是一個不多損傷其世仆而收全功的辦法。
在一軍之中已然如此執行，進而将此法推廣及于天下，以便将天下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
這可以算是愛新覺羅家的遺法，世世相承，終于興隆。
盡管如此，清朝原來居中國東北一隅之地，依然努力招徕漢人，以擴大自身規模。
洪承疇、孔有德、尚之信、耿精忠幾人均依靠歸降清朝得以建功。
而在清朝極盛時期，即乾隆時期，國家南征西伐時大為效力的多是滿人，如福康安、阿桂、傅恒等，均立下大功，漢人之中幾乎沒有可以與之相提并論者。
是以，乾隆時期大力發揚滿洲國粹，出現颠倒是非、粉飾史事者頗多。
這時候，以滿洲人為中堅的法則得以确定。
乾隆帝尤其依賴滿洲世仆的言論，也為之不得不發。
這就類似日本德川氏在關原、大阪兩大戰役中，盡力依靠豐臣氏的臣仆，以削弱豐臣氏的勢力。
等到天下太平之時，如掌握權力，确定武事等，則專門依靠三河[1]的舊臣。
而在清朝建立國家的過程中，竟然沒有類似關原之戰這樣，攻破強勁有力的敵人，且能決定是否得以一舉奪得天下的戰役，也就沒有建立戰功的機會。
與德川氏相比，清朝的建國過程，更為弱勢，而鼎盛時期得以粉飾太平者，大多是逐漸積威所導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