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清朝興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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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清朝正是極度衰敗之時，分崩離析幾乎到了自身難保的地步。
回顧清朝興隆鼎盛之時，開拓元代以來未曾有的疆域，在北方與俄國争奪西伯利亞，能挫其鋒芒；在西北征準噶爾而威震中亞；向西征服西藏，與廓爾喀議和；使得緬甸、安南等地入貢。
回憶當年，未有不驚于古今變化之大者。
今日探究清朝興衰的關鍵，不失為一件趣事。
因此，欲試加論述羅列，遂作此稿。
人們動不動便全然相信北強南弱的言論，甚至有人認為北方夷人征服漢人是自然之數。
但此論說依據不足。
在章潢的《圖書編》中，隻聽說北方人懼怕南方人，沒聽說南方人懼怕北方人。
計東的《籌南論》中，也認為吳楚之地盛産勁兵，可以用吳楚之地的勁兵經略西北。
不用說太遠的事情，就從明末時期明清交戰的事迹來看，明軍未必打不過清軍。
袁崇煥通曉邊事，認為應當采取守勢，找到挫敗滿洲騎射優勢的方法，避開野戰，堅守城池，用西洋大炮數次擊退清軍的進攻，太祖努爾哈赤為之苦惱，最終抑郁而崩。
又有祖大弼在錦州以五百騎迎擊清軍，刀刃直逼太宗的馬腹。
祖大弼又率領一百二十名死士，夜襲白雲山太宗的營帳，放火燒營，驚擾諸官。
其骁勇者未嘗不如清兵。
因此，永平、灤州等關内四座城池，忽然間淪陷，又忽然間收複。
至于關外四座城池，在吳三桂開城接納清軍之前，清軍始終不能攻破。
因不能攻破此四城，清軍便屢屢從獨石、喜峰等他口深入，導緻直隸、山東的州縣，遭到清軍的踐踏蹂躏。
盡管燕京告急，恟恟驚擾，但太宗最終未能對明得志。
明亡的原因，在于其失政者多，被流賊所滅，并不是外寇。
明朝時期，山海關内外設置了二總督，在昌平、保定又設二總督，千裡之内共有四總督。
在現在的直隸一省及山海關外未到牛莊範圍内，又設置六巡撫（甯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八總兵（甯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星羅棋布，權力分散，又讓宦官太監進行監督，手握重兵加以牽制等，這些都是不合時宜的措施。
像袁崇煥那樣的英才，便因為反間計被抓入獄以至誅死。
明朝的兵饷，從萬曆年間往後，每年征收遼饷六百六十萬兩，崇祯中期，又加收剿饷兩百八十萬兩、練饷七百三十萬兩，合計數額高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這些銀兩全數用于補充山海關以東的戰費，因此，袁崇煥主張的&ldquo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rdquo的長久之策也并未被采用。
于是中原盜賊蜂起，而擔任剿讨的将帥，以招撫為主，或放任而不窮追，于是禍事終于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因此，明朝的滅亡，并非不能抵擋滿洲的軍隊所緻。
《盛京通志》中記載：薩爾浒之戰，清軍以五百兵力打敗四十萬明軍。
魏源辯稱：明軍分四路，實際不過二十萬人，加上朝鮮、葉赫，則為二十四萬人，每路六萬人。
清軍在薩爾浒攻破的明朝軍隊，僅杜松一路。
當時明朝安排兩萬人圍界藩，四萬人駐紮薩爾浒。
太祖太宗安排六旗進攻薩爾浒。
每旗兵力為七千五百人，因此，兩軍交戰實際兵力為四萬多對四萬。
太祖太宗派遣二旗兵支援界藩，雙方兵力為一萬五千對兩萬，杜松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尚間厓集結；馬林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布達裡岡集結。
明朝僅有四千人留守都城，而八旗五萬餘人盡數前去，堪稱傾國之師。
戰争并不是一日就結束，兵力也分多路，其用兵可為後世所鑒。
絕不能以&ldquo五百人破四十萬&rdquo這種虛妄之言，讓人讀史生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子巡狩盛京時，上谕曰：&ldquo山海關，京東天險。
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内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内外聲勢不接，即如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
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則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
&rdquo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明朝的興亡，不是由于北強南弱。
并且後來吳三桂叛變時，清軍皆畏縮不前，即便宗室、親王、貝勒這些貴族，都有因此受罰的。
這些也可以證明我所說的并不是虛妄之言。
世祖入關後，清朝采取以漢人平定漢人的手段經略南方。
任命明朝降臣洪承疇經略五省；命孔有德治廣西，尚可喜、耿仲明管轄廣東，吳三桂統籌四川、雲南。
以上皆明朝降将，這些将領在平定地方時，兵力除了由漢軍構成的綠旗兵外，還借助于地方招募的兵力。
史可法的失利，是因為馬士英與左良玉頻繁内讧，導緻人心渙散，不能固守南京。
魏源曰：&ldquo國朝兵事大者，有前三藩
回顧清朝興隆鼎盛之時，開拓元代以來未曾有的疆域，在北方與俄國争奪西伯利亞，能挫其鋒芒；在西北征準噶爾而威震中亞；向西征服西藏，與廓爾喀議和；使得緬甸、安南等地入貢。
回憶當年，未有不驚于古今變化之大者。
今日探究清朝興衰的關鍵，不失為一件趣事。
因此，欲試加論述羅列，遂作此稿。
人們動不動便全然相信北強南弱的言論，甚至有人認為北方夷人征服漢人是自然之數。
但此論說依據不足。
在章潢的《圖書編》中，隻聽說北方人懼怕南方人，沒聽說南方人懼怕北方人。
計東的《籌南論》中，也認為吳楚之地盛産勁兵，可以用吳楚之地的勁兵經略西北。
不用說太遠的事情，就從明末時期明清交戰的事迹來看，明軍未必打不過清軍。
袁崇煥通曉邊事，認為應當采取守勢，找到挫敗滿洲騎射優勢的方法，避開野戰，堅守城池，用西洋大炮數次擊退清軍的進攻，太祖努爾哈赤為之苦惱，最終抑郁而崩。
又有祖大弼在錦州以五百騎迎擊清軍，刀刃直逼太宗的馬腹。
祖大弼又率領一百二十名死士，夜襲白雲山太宗的營帳，放火燒營，驚擾諸官。
其骁勇者未嘗不如清兵。
因此，永平、灤州等關内四座城池，忽然間淪陷，又忽然間收複。
至于關外四座城池，在吳三桂開城接納清軍之前，清軍始終不能攻破。
因不能攻破此四城，清軍便屢屢從獨石、喜峰等他口深入，導緻直隸、山東的州縣，遭到清軍的踐踏蹂躏。
盡管燕京告急，恟恟驚擾，但太宗最終未能對明得志。
明亡的原因，在于其失政者多，被流賊所滅，并不是外寇。
明朝時期，山海關内外設置了二總督，在昌平、保定又設二總督，千裡之内共有四總督。
在現在的直隸一省及山海關外未到牛莊範圍内，又設置六巡撫（甯遠、永平、順天、密雲、天津、保定）、八總兵（甯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等，星羅棋布，權力分散，又讓宦官太監進行監督，手握重兵加以牽制等，這些都是不合時宜的措施。
像袁崇煥那樣的英才，便因為反間計被抓入獄以至誅死。
明朝的兵饷，從萬曆年間往後，每年征收遼饷六百六十萬兩，崇祯中期，又加收剿饷兩百八十萬兩、練饷七百三十萬兩，合計數額高達一千六百七十萬兩，這些銀兩全數用于補充山海關以東的戰費，因此，袁崇煥主張的&ldquo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rdquo的長久之策也并未被采用。
于是中原盜賊蜂起，而擔任剿讨的将帥，以招撫為主，或放任而不窮追，于是禍事終于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
因此，明朝的滅亡，并非不能抵擋滿洲的軍隊所緻。
《盛京通志》中記載：薩爾浒之戰，清軍以五百兵力打敗四十萬明軍。
魏源辯稱：明軍分四路，實際不過二十萬人，加上朝鮮、葉赫，則為二十四萬人，每路六萬人。
清軍在薩爾浒攻破的明朝軍隊，僅杜松一路。
當時明朝安排兩萬人圍界藩，四萬人駐紮薩爾浒。
太祖太宗安排六旗進攻薩爾浒。
每旗兵力為七千五百人，因此，兩軍交戰實際兵力為四萬多對四萬。
太祖太宗派遣二旗兵支援界藩，雙方兵力為一萬五千對兩萬，杜松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尚間厓集結；馬林軍潰敗後，清軍全數在布達裡岡集結。
明朝僅有四千人留守都城，而八旗五萬餘人盡數前去，堪稱傾國之師。
戰争并不是一日就結束，兵力也分多路，其用兵可為後世所鑒。
絕不能以&ldquo五百人破四十萬&rdquo這種虛妄之言，讓人讀史生疑。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天子巡狩盛京時，上谕曰：&ldquo山海關，京東天險。
明代重兵守此以防我朝，而大軍每從喜峰、居庸間道内襲，如入無人之境，然終有山海關控扼其間，則内外聲勢不接，即如其他口，而彼得撓我後路。
故貝勒阿敏棄灤、永、遵、遷而歸，太宗雖怒譴之，而自此遂不親統大軍入口，所克山東、直隸郡邑，則不守而去，皆由山海關阻隔之故。
&rdquo上述事實足以證明，明朝的興亡，不是由于北強南弱。
并且後來吳三桂叛變時，清軍皆畏縮不前，即便宗室、親王、貝勒這些貴族，都有因此受罰的。
這些也可以證明我所說的并不是虛妄之言。
世祖入關後，清朝采取以漢人平定漢人的手段經略南方。
任命明朝降臣洪承疇經略五省；命孔有德治廣西，尚可喜、耿仲明管轄廣東，吳三桂統籌四川、雲南。
以上皆明朝降将，這些将領在平定地方時，兵力除了由漢軍構成的綠旗兵外，還借助于地方招募的兵力。
史可法的失利，是因為馬士英與左良玉頻繁内讧，導緻人心渙散，不能固守南京。
魏源曰：&ldquo國朝兵事大者，有前三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