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清朝創業時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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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财政通考之片段）
探讨東方形勢和研究中國曆史的人最容易忽略，卻又最難理清頭緒的，是中國經濟的沿革。
司馬遷的慧眼是，在《平準書》外另立《貨殖列傳》，借以展示物貨集散、商旅貿易的形勢。
然而，後世的愚昧之人卻譏諷司馬遷以貧賤談仁義，認為其不近于道，無人知其着意之妙。
司馬遷之後的修史者班固，也未能明白《貨殖列傳》的遺意，單單記錄素封家之事。
因此除了從散見于曆代正史中的《食貨志》或《九通》等得其零碎片段以外，已經找不到可以作為依據的完整的書籍。
中國理财的思想與實績非常發達，從數千年前便開始影響與之有關的西域及海外，這樣的大國之民，對于經濟上的沿革，每每有望洋迷津之歎。
中國已然習慣了各種革命動亂，财政史料與曆代掌故、王者命數一起消失，無從再加搜羅，隻能以疏泛的《食貨志》《九通》為基礎，對曆代地志、諸家雜錄爬梳剔抉，旁引曲證。
隻有現在清朝的掌故還能檢閱，雖然暫時無法明确其經濟社會整體的狀況，但其政府财政梗概，大抵可知。
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往往被我們這些學者忽視，得以在日本流傳的彼邦掌故之書可以說絕無僅有地少見。
此前學者們研究中國曆史，完全未将世運升降之大關系納入思考的範圍，現在的東方論者在論及此問題時，不免有懸空立言的地方。
本人自不量力，有志于此研究，如今姑且不論前代邈遠之事，隻說考察清代的财政對追尋近世史原委和對東方問題的解決都十分緊要。
為了理清頭緒已經頗費力氣，事情本身已經很困難，加之我自身藏書不足，又不足以副其企望，十分苦惱自己未能得其要領。
關于日清戰争之前的國用，英人詹姆森著有《中國度支考》，刑部主事李希聖著有《光緒會計錄》，德國亦有論述，但它們在細目上存在各種分歧，難以辨别孰可信據。
這些著述的大綱，倒是可以歸納大略之處，然而總不免各種紛争。
道光、鹹豐之後，經過發撚回匪之亂，相較于承平時代，清朝财政已發生重大改變，如今越加紊亂。
而欲了解清朝财政原委的人，一定要先熟知清朝創業的順治、康熙之締造艱難之狀及守成的雍正、乾隆之豐亨盛大之運，然後便能看出清朝日漸式微。
魏源便生在這個由盛轉衰的時期，目睹了國家在民力、物力方面的變遷，頗為感慨，因此著有《聖武記》，魏源三度提及國家财政豐歉、國運升降的原因，卻始終語焉不詳，因此，僅僅依據此書是不足以證明國家财政豐歉與國運升降的實際情形。
王慶雲所著《熙朝紀政》可以與之相互參照，但是其篇目分類，便于一部之考索，不方便總攬大體。
因此，上自明史，下至清朝的各種撰述，全部細細翻閱，對其原委進行考察，打算編寫清朝盛時财政考，從創業時代開始着筆，來寫這一篇。
順治以前，清朝的疆域沒有超出中國東北範圍，與清朝兩百餘年的财政關系不大，因此最好作為别錄，似不必在此論列，這一篇主要論述清朝入關以後的财政。
順治元年（1644年），燕都空虛，闖賊乘機奪城，正處于明朝覆滅後四海動亂之際，此時沒有什麼财政可言。
同年五月攝政睿親王率先進入北京，規定北京城内房屋被圈的官民，可免除三年賦稅；提供房屋與滿人同居者，免除一年賦稅；軍隊所經之處，凡有田地受損者，免除當年一半的田賦；河北各府州縣免除三分之一的賦稅。
此舉屬于一時權宜之計，不會對财政造成永久的影響。
而三饷的免除，則與财政有重大關系，現在說到清朝的财政，有必要先述及明代财政的梗概。
我們可以将明朝萬曆年間比作&ldquo大禦所時代&rdquo[1]，這一時期，官民田産合計多達七百零一萬三千餘頃，夏稅可以收米麥共計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收上來的米麥，一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運往都城北京，剩餘的存于各行省，鈔（紙币）五萬七千九百餘錠（此存官府所用之空名，在外毫無信用，弘治、正德年間已未實際流通），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共計兩千二百零三萬三千餘石，其中運往都城北京一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剩餘的全部留存，鈔兩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一千九百餘所，征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将糧草換成銀兩，數額在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由各運司提舉之大小引鹽兩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
以上均在《明史·食貨志》中有記載，與同志記載的洪武（即初期）、弘治（即中期）兩個時代的田稅比較，并沒有太大差異，因此，可以從中看出明朝一代财政的大部分情況。
其餘歲入數目為： 内承運庫慈甯、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零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即内國關稅，以下諸鈔關同） 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 天财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城門關稅） 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 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 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折銀即換為銀兩，下同） 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 綿布苎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 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 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 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 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 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 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 各鹽運提舉餘鹽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 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 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 京衛屯牧地增銀一萬八千餘兩 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 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 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 泰山香稅二萬餘兩 臧罰銀十七萬餘兩 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 北
司馬遷的慧眼是，在《平準書》外另立《貨殖列傳》，借以展示物貨集散、商旅貿易的形勢。
然而，後世的愚昧之人卻譏諷司馬遷以貧賤談仁義，認為其不近于道，無人知其着意之妙。
司馬遷之後的修史者班固，也未能明白《貨殖列傳》的遺意，單單記錄素封家之事。
因此除了從散見于曆代正史中的《食貨志》或《九通》等得其零碎片段以外，已經找不到可以作為依據的完整的書籍。
中國理财的思想與實績非常發達，從數千年前便開始影響與之有關的西域及海外，這樣的大國之民，對于經濟上的沿革，每每有望洋迷津之歎。
中國已然習慣了各種革命動亂，财政史料與曆代掌故、王者命數一起消失，無從再加搜羅，隻能以疏泛的《食貨志》《九通》為基礎，對曆代地志、諸家雜錄爬梳剔抉，旁引曲證。
隻有現在清朝的掌故還能檢閱，雖然暫時無法明确其經濟社會整體的狀況，但其政府财政梗概，大抵可知。
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往往被我們這些學者忽視，得以在日本流傳的彼邦掌故之書可以說絕無僅有地少見。
此前學者們研究中國曆史，完全未将世運升降之大關系納入思考的範圍，現在的東方論者在論及此問題時，不免有懸空立言的地方。
本人自不量力，有志于此研究，如今姑且不論前代邈遠之事，隻說考察清代的财政對追尋近世史原委和對東方問題的解決都十分緊要。
為了理清頭緒已經頗費力氣，事情本身已經很困難，加之我自身藏書不足，又不足以副其企望，十分苦惱自己未能得其要領。
關于日清戰争之前的國用，英人詹姆森著有《中國度支考》，刑部主事李希聖著有《光緒會計錄》，德國亦有論述，但它們在細目上存在各種分歧，難以辨别孰可信據。
這些著述的大綱，倒是可以歸納大略之處，然而總不免各種紛争。
道光、鹹豐之後，經過發撚回匪之亂，相較于承平時代，清朝财政已發生重大改變，如今越加紊亂。
而欲了解清朝财政原委的人，一定要先熟知清朝創業的順治、康熙之締造艱難之狀及守成的雍正、乾隆之豐亨盛大之運，然後便能看出清朝日漸式微。
魏源便生在這個由盛轉衰的時期，目睹了國家在民力、物力方面的變遷，頗為感慨，因此著有《聖武記》，魏源三度提及國家财政豐歉、國運升降的原因，卻始終語焉不詳，因此，僅僅依據此書是不足以證明國家财政豐歉與國運升降的實際情形。
王慶雲所著《熙朝紀政》可以與之相互參照，但是其篇目分類，便于一部之考索，不方便總攬大體。
因此，上自明史，下至清朝的各種撰述，全部細細翻閱，對其原委進行考察，打算編寫清朝盛時财政考，從創業時代開始着筆，來寫這一篇。
順治以前，清朝的疆域沒有超出中國東北範圍，與清朝兩百餘年的财政關系不大，因此最好作為别錄，似不必在此論列，這一篇主要論述清朝入關以後的财政。
順治元年（1644年），燕都空虛，闖賊乘機奪城，正處于明朝覆滅後四海動亂之際，此時沒有什麼财政可言。
同年五月攝政睿親王率先進入北京，規定北京城内房屋被圈的官民，可免除三年賦稅；提供房屋與滿人同居者，免除一年賦稅；軍隊所經之處，凡有田地受損者，免除當年一半的田賦；河北各府州縣免除三分之一的賦稅。
此舉屬于一時權宜之計，不會對财政造成永久的影響。
而三饷的免除，則與财政有重大關系，現在說到清朝的财政，有必要先述及明代财政的梗概。
我們可以将明朝萬曆年間比作&ldquo大禦所時代&rdquo[1]，這一時期，官民田産合計多達七百零一萬三千餘頃，夏稅可以收米麥共計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收上來的米麥，一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運往都城北京，剩餘的存于各行省，鈔（紙币）五萬七千九百餘錠（此存官府所用之空名，在外毫無信用，弘治、正德年間已未實際流通），絹二十萬六千餘匹，秋糧米共計兩千二百零三萬三千餘石，其中運往都城北京一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剩餘的全部留存，鈔兩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一千九百餘所，征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将糧草換成銀兩，數額在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由各運司提舉之大小引鹽兩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引。
以上均在《明史·食貨志》中有記載，與同志記載的洪武（即初期）、弘治（即中期）兩個時代的田稅比較，并沒有太大差異，因此，可以從中看出明朝一代财政的大部分情況。
其餘歲入數目為： 内承運庫慈甯、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零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即内國關稅，以下諸鈔關同） 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 天财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城門關稅） 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 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 太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折銀即換為銀兩，下同） 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 綿布苎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 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 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 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 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 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 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兩 各鹽運提舉餘鹽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 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 備邊并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 京衛屯牧地增銀一萬八千餘兩 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 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 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 泰山香稅二萬餘兩 臧罰銀十七萬餘兩 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并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