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清朝創業時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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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解即送達）
諸雜物條目煩瑣，在此不具體記載。
隻對起運于都城北京和邊鎮的歲入進行計算，存餘部分不計入。
清朝的歲入大緻依照萬曆年間的做法，我在這裡不厭其煩地抄錄《明史·食貨志》中的記載也是這個原因，隻不過清朝有所取舍罷了。
上面所述為明朝财政的基本狀況。
自中期正德、嘉靖年間以來，賦額屢增，即便正供已非其舊，财政紊亂已經初現端倪。
這時候，除在北方諸府及廣西、貴州增額以外，還以俺答入寇為由，加派銀一百一十五萬。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理政時，對天下的民田進行丈量，一時之間，民田增多達到三百萬頃。
這時候，張居正因大肆征收額外的稅賦而與官吏産生紛争，因為改用小弓（縮小量尺）使田增多，或者将現田産課重稅以充虛額，或一田征收雙重賦稅，或無田也課稅，遂造成财政紊亂。
到了萬曆末年，出兵遼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每畝加九厘），稱為&ldquo遼饷&rdquo。
崇祯二年（1629年），又因兵饷不足，在萬曆末年每畝加九厘的基礎上，每畝再增三厘。
崇祯十年，楊嗣昌又請求加增兩百八十萬，對比舊額的糧食，每畝加六合，一石折銀八錢（一兩為十錢），是為&ldquo剿饷&rdquo。
盡管剿饷預計征收的時間是一年，但是，到了崇祯十二年，饷盡而賊未平，楊嗣昌再次請求在剿饷之外，增&ldquo練饷&rdquo七百三十萬兩，前後一共增收一千六百七十餘萬兩，加上舊饷，将近兩千二百萬之巨，稱之&ldquo三饷&rdquo。
睿親王谕告軍民，&ldquo惟此三饷，數倍正供&rdquo。
又說&ldquo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
初議準作正糧，既而不與銷算，有時米價騰貴，每石四五兩不等，部議止給五分之一&rdquo。
此為明末最顯著的惡政，睿親王先下蠲免谕示，至世祖登基，更加堅定此意，對明朝其他歲入，多少予以免除，以此作為财政方針。
而此時四方依舊處于動蕩之中，到了順治八九年，财政的征收額除一部分外，并無可明證的條目。
順治三年（1646年）戶部下谕：&ldquo今特遣大學士馮铨前往爾部，與公英俄爾岱徹底察核，在京各衙門錢糧款項數目原額若幹，現今作何收支銷算；在外各直省錢糧，明季加派三項（所謂&ldquo三饷&rdquo），蠲免若幹，現在田土民間實種若幹，應實征、起解、存留若幹。
在内責成各該管衙門，在外責成撫按，嚴核詳稽，拟訂《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
&rdquo順治八年（1651年）六月，魏象樞上奏曰：&ldquo國家錢糧，部臣（指戶部）掌出，藩臣（指各直省布政使）掌入。
入數不清，故出數不明。
請自八年為始，各省布政使司于每歲終會計通省錢糧，分别款項，造冊呈送該督撫按查核。
恭繕黃冊一卷，撫臣會題總數，随本進呈禦覽。
仍造清冊，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互相查考，既可杜藩臣之欺隐，又可核部臣之參差。
&rdquo根據上述論說，可以看出對歲入歲出的整理核算從此時已有雛形。
張玉書雖認為出入不可相償，而《實錄》記載田地小蕩畦畝地數、對銀米豆麥草的征額，實際上是從這一年開始的。
康熙年間，張玉書（官大學士，谥文貞）所記，總括順治一朝的财政始末，得其要領，曰：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
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
惟宋當五代紛争之後，海内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
前明之末，秕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而加遼饷，繼以民貧盜起，複加剿饷，終以各邊抽練，複加練饷，催科無藝，中外蕭然。
迄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析骸斷骨于百戰之餘，其所謂内庫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劫，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衽席疲民，下诏首除三饷，如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曆中年舊額，稅斂亦綦薄矣。
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辇金輸粟，相望于道。
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
而諸路兵饷，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于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饷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款項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饷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
國用之匮乏，蓋視前代以為獨甚。
而我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為苟且目前之計，于額賦外，少加毫末。
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為天下先。
自親政以來，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采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于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赈兇荒，賜田租以蘇疾困，數歲之中，诏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但順治年間，财政有疑惑的地方是：入關初年，以何作為兵饷及其他經費。
據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睿親王谕：&ldquo将盛京帑銀，取至百餘萬，後又挽運不絕。
&rdquo順治二年十月，朝鮮國遵照谕旨送來白米五萬七百八十餘石，因其腹地中國東北的積蓄，用來充當燕京附近駐屯的兵饷仍有不足，則取之于朝鮮。
然而興盛之時，大兵所經之處征糧免除一半，大兵未經之處而歸順朝廷的，征糧免除三分之一。
根據上述情況，清朝在開創期間，盡管簿冊未進行記錄，但絕對不是完全不征收錢糧。
又順治元年九月，睿親王在給城堡營衛軍民的谕告中：&ldquo爾等但備辦糧草，齊送至軍前，此外秋毫無犯。
&rdquo由此可見，兵饷多來自新領土征發，除了其所說的三饷和拯焚溺者，不清楚是否将實惠給予人民。
順治七年，睿親王在邊外築一城以為避暑地，為此加派九省錢糧兩百五十四萬兩，在睿親王死後，這一工程即停止，因擔憂官吏和征稅吏營私舞弊，是以下令按照原定數
隻對起運于都城北京和邊鎮的歲入進行計算，存餘部分不計入。
清朝的歲入大緻依照萬曆年間的做法，我在這裡不厭其煩地抄錄《明史·食貨志》中的記載也是這個原因，隻不過清朝有所取舍罷了。
上面所述為明朝财政的基本狀況。
自中期正德、嘉靖年間以來，賦額屢增，即便正供已非其舊，财政紊亂已經初現端倪。
這時候，除在北方諸府及廣西、貴州增額以外，還以俺答入寇為由，加派銀一百一十五萬。
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理政時，對天下的民田進行丈量，一時之間，民田增多達到三百萬頃。
這時候，張居正因大肆征收額外的稅賦而與官吏産生紛争，因為改用小弓（縮小量尺）使田增多，或者将現田産課重稅以充虛額，或一田征收雙重賦稅，或無田也課稅，遂造成财政紊亂。
到了萬曆末年，出兵遼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每畝加九厘），稱為&ldquo遼饷&rdquo。
崇祯二年（1629年），又因兵饷不足，在萬曆末年每畝加九厘的基礎上，每畝再增三厘。
崇祯十年，楊嗣昌又請求加增兩百八十萬，對比舊額的糧食，每畝加六合，一石折銀八錢（一兩為十錢），是為&ldquo剿饷&rdquo。
盡管剿饷預計征收的時間是一年，但是，到了崇祯十二年，饷盡而賊未平，楊嗣昌再次請求在剿饷之外，增&ldquo練饷&rdquo七百三十萬兩，前後一共增收一千六百七十餘萬兩，加上舊饷，将近兩千二百萬之巨，稱之&ldquo三饷&rdquo。
睿親王谕告軍民，&ldquo惟此三饷，數倍正供&rdquo。
又說&ldquo更有召買糧料，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
初議準作正糧，既而不與銷算，有時米價騰貴，每石四五兩不等，部議止給五分之一&rdquo。
此為明末最顯著的惡政，睿親王先下蠲免谕示，至世祖登基，更加堅定此意，對明朝其他歲入，多少予以免除，以此作為财政方針。
而此時四方依舊處于動蕩之中，到了順治八九年，财政的征收額除一部分外，并無可明證的條目。
順治三年（1646年）戶部下谕：&ldquo今特遣大學士馮铨前往爾部，與公英俄爾岱徹底察核，在京各衙門錢糧款項數目原額若幹，現今作何收支銷算；在外各直省錢糧，明季加派三項（所謂&ldquo三饷&rdquo），蠲免若幹，現在田土民間實種若幹，應實征、起解、存留若幹。
在内責成各該管衙門，在外責成撫按，嚴核詳稽，拟訂《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
&rdquo順治八年（1651年）六月，魏象樞上奏曰：&ldquo國家錢糧，部臣（指戶部）掌出，藩臣（指各直省布政使）掌入。
入數不清，故出數不明。
請自八年為始，各省布政使司于每歲終會計通省錢糧，分别款項，造冊呈送該督撫按查核。
恭繕黃冊一卷，撫臣會題總數，随本進呈禦覽。
仍造清冊，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互相查考，既可杜藩臣之欺隐，又可核部臣之參差。
&rdquo根據上述論說，可以看出對歲入歲出的整理核算從此時已有雛形。
張玉書雖認為出入不可相償，而《實錄》記載田地小蕩畦畝地數、對銀米豆麥草的征額，實際上是從這一年開始的。
康熙年間，張玉書（官大學士，谥文貞）所記，總括順治一朝的财政始末，得其要領，曰：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
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
惟宋當五代紛争之後，海内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
前明之末，秕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而加遼饷，繼以民貧盜起，複加剿饷，終以各邊抽練，複加練饷，催科無藝，中外蕭然。
迄國家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析骸斷骨于百戰之餘，其所謂内庫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劫，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衽席疲民，下诏首除三饷，如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曆中年舊額，稅斂亦綦薄矣。
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辇金輸粟，相望于道。
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
而諸路兵饷，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于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饷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款項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饷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
國用之匮乏，蓋視前代以為獨甚。
而我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為苟且目前之計，于額賦外，少加毫末。
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為天下先。
自親政以來，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采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于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赈兇荒，賜田租以蘇疾困，數歲之中，诏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但順治年間，财政有疑惑的地方是：入關初年，以何作為兵饷及其他經費。
據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睿親王谕：&ldquo将盛京帑銀，取至百餘萬，後又挽運不絕。
&rdquo順治二年十月，朝鮮國遵照谕旨送來白米五萬七百八十餘石，因其腹地中國東北的積蓄，用來充當燕京附近駐屯的兵饷仍有不足，則取之于朝鮮。
然而興盛之時，大兵所經之處征糧免除一半，大兵未經之處而歸順朝廷的，征糧免除三分之一。
根據上述情況，清朝在開創期間，盡管簿冊未進行記錄，但絕對不是完全不征收錢糧。
又順治元年九月，睿親王在給城堡營衛軍民的谕告中：&ldquo爾等但備辦糧草，齊送至軍前，此外秋毫無犯。
&rdquo由此可見，兵饷多來自新領土征發，除了其所說的三饷和拯焚溺者，不清楚是否将實惠給予人民。
順治七年，睿親王在邊外築一城以為避暑地，為此加派九省錢糧兩百五十四萬兩，在睿親王死後，這一工程即停止，因擔憂官吏和征稅吏營私舞弊，是以下令按照原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