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清朝創業時期的财政
關燈
小
中
大
目征完，再按照數目于次年正額錢糧中扣除。
至順治八年，根據魏象樞所奏：&ldquo有司派征錢糧，皆假手吏胥裡役，或被蒙蔽，或通同作弊，朝廷雖有浩蕩之恩，而小民未免剝削之苦。
&rdquo以此事為基礎推敲其他，比如，清人大力稱贊順治年間不加額賦的政策，但實際上百姓究竟得到多少實惠仍然是一個疑問，從當時發生的事情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順治年間，一切處于草創之時，是财政非常困難的時期，作為财政困難的補充手段，依順治六年戶部等衙門所奏：&ldquo邊疆未定，師旅頻興，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之出&rdquo，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授納之例，給内外僧道以度牒（至順治八年，以瑣屑非體，免此僧道度牒之項），準許折贖為徒杖等罪（換罰金也）。
同年，江南巡撫士國寶因兵饷不足請旨增派，除此之外，均以裁汰冗官冗兵作為唯一的節省策略。
十八年間，每年都記載有此等事件發生，此處不一一詳述。
凡需節儉經費者，都落實到細節，地方上甚至因擔心錢糧靡廢就連土特産的進貢都停止了。
一方面，《賦役全書》已經編成，至順治十四年重訂，編定所謂的一代良法，而讀康熙三年（1664年）之上谕，自順治元年至十七年（1644&mdash1660年）間，拖欠（指未納額）銀共兩千七百萬有餘，米七百萬石有餘，藥材十九萬斤有餘，綢絹布匹等項九萬有餘。
到世祖一朝結束時，支出之數常超過收入，而順治帝的遺诏發于其賓天之後，自陳己罪，有一項為：&ldquo國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
及度支告匮，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衹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饷，厚己薄人，益上損下。
&rdquo應将順治帝的自責言辭，與張玉書等盛贊之言斟酌參照，推測當時的實情。
直到世祖去世後，不得不将直隸各省的田賦，按照明末練饷之例，于順治十八年這一年間，加派一分，征銀五百萬兩，以充軍需。
據《會典》記載，順治十八年，全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餘，賦銀二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千零六兩有餘，糧六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五石有餘，每畝賦銀約三分九厘，糧一升一合有餘。
與《東華錄》記載相比較，《實錄》的數額與之雖有差别，但也無法斷定二者誰更為可信，大體而言不會有大的出入。
對比萬曆年間，田畝的數量已減少兩百餘萬頃，萬曆年間賦額以米麥計算，今者以銀兩計算，康熙四五年時，江浙二省白糧每石按例改折為二兩，據此推算（當時民間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故推算為二兩，對百姓已是重稅），得出的數據僅一千萬石有餘，遠遠少于鼎盛時期。
根據康熙帝所言，自清朝入關以來，對外廷軍國的開支與明朝相似，而财政款項不夠支配的原因，不難明了，絕不僅是順治遺诏中自責的那些原因。
魏源說：&ldquo康熙初年，三藩叛亂，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财賦複去三分之一。
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内之歉啬可知。
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隐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
而其時領兵将帥，借夫馬、舟船、器械、刍秣為名，需索苛派；甚者辇金置産，以至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又知其供給之浩穰。
以今思之，竟不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内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
&rdquo自順治末年，南方各省的叛亂趨于戡定，罷諸種營造等，節省巨額費用。
效仿明朝所加派之練饷，也于康熙元年（1662年）以後趨于停止。
康熙二年朝廷免除順治元年至十五年（1644&mdash1658年）的民欠，康熙四年朝廷又免除順治十八年（1661年）以前的民欠，到康熙九年，朝廷減免江南南昌七州縣的浮糧十四萬九千餘石，米折銀十九萬五千餘兩等，這樣不同程度的免除，每年都有。
一方面，朝廷的财政整理亦漸就緒。
康熙二年戶部決議，準給事中吳國龍奏：&ldquo直隸各省送京之各項錢糧，自順治元年，總歸戶部，至七年複由各部寺分管催收，款目繁多，易滋奸弊，以康熙三年為始，一切雜項，俱稱地丁錢糧，每年正月，除分撥兵饷之外，其餘悉解戶部，每省各造簡明賦役冊，送戶部查核。
至各部寺衙門應用錢糧，各于年前開具數目，次年由戶部支付，仍于年終核報。
&rdquo收解的制度，就這樣定了下來。
康熙十一年戶部議時，準給事中趙之符上奏：&ldquo順治十六年，出征雲南時，平西王（吳三桂）并經略巡撫等會議，因糧米不敷，以四斛作一石征收，今地方已定，此項加征米麥，應于康熙十二年為始除免。
&rdquo如此一來，康熙十二年，即便已經有各項免除，此時的征銀也已至兩千五百萬以上，米豆麥至六百餘萬，突然遭遇三藩叛亂，财政一時又陷入困境。
三藩即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
康熙十二年末，以吳三桂為首相繼起兵造反，西南八九省淪為戰場。
據《東華錄》記載，康熙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比以前的十二年、十三年，減少征銀四百萬左右，康熙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減少三百萬左右，若把其他支绌包含在一起，可知魏源所言天下賦收減少三分之一并未誇大。
其捐輸助饷的緣由，可見康熙十六年宋德宜所奏，奏曰：&ldquo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皇上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實以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
計開例三載，所入二百萬有餘。
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hellip&hellip請敕部限期停止。
&rdquo這便是不管采取何種細微的手段，都必須厲行節儉之原因。
三藩叛亂，勢同韓彭俎醢，雖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起因也與财政問題有關。
魏源《聖武記》寫道：&ldquo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饷，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分之二，而三桂謂，邊疆未定，兵力難減。
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
加以閩、粵二藩，運饷歲需二千餘萬
至順治八年，根據魏象樞所奏：&ldquo有司派征錢糧，皆假手吏胥裡役，或被蒙蔽，或通同作弊，朝廷雖有浩蕩之恩，而小民未免剝削之苦。
&rdquo以此事為基礎推敲其他，比如，清人大力稱贊順治年間不加額賦的政策，但實際上百姓究竟得到多少實惠仍然是一個疑問，從當時發生的事情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
總的來說，順治年間，一切處于草創之時，是财政非常困難的時期，作為财政困難的補充手段，依順治六年戶部等衙門所奏：&ldquo邊疆未定，師旅頻興，一歲之入，不足供一歲之出&rdquo，開監生、吏典、承差等授納之例，給内外僧道以度牒（至順治八年，以瑣屑非體，免此僧道度牒之項），準許折贖為徒杖等罪（換罰金也）。
同年，江南巡撫士國寶因兵饷不足請旨增派，除此之外，均以裁汰冗官冗兵作為唯一的節省策略。
十八年間，每年都記載有此等事件發生，此處不一一詳述。
凡需節儉經費者，都落實到細節，地方上甚至因擔心錢糧靡廢就連土特産的進貢都停止了。
一方面，《賦役全書》已經編成，至順治十四年重訂，編定所謂的一代良法，而讀康熙三年（1664年）之上谕，自順治元年至十七年（1644&mdash1660年）間，拖欠（指未納額）銀共兩千七百萬有餘，米七百萬石有餘，藥材十九萬斤有餘，綢絹布匹等項九萬有餘。
到世祖一朝結束時，支出之數常超過收入，而順治帝的遺诏發于其賓天之後，自陳己罪，有一項為：&ldquo國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錢糧，盡給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
及度支告匮，每令會議，諸王大臣未能别有奇策，衹議裁減俸祿，以贍軍饷，厚己薄人，益上損下。
&rdquo應将順治帝的自責言辭，與張玉書等盛贊之言斟酌參照，推測當時的實情。
直到世祖去世後，不得不将直隸各省的田賦，按照明末練饷之例，于順治十八年這一年間，加派一分，征銀五百萬兩，以充軍需。
據《會典》記載，順治十八年，全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餘，賦銀二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千零六兩有餘，糧六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五石有餘，每畝賦銀約三分九厘，糧一升一合有餘。
與《東華錄》記載相比較，《實錄》的數額與之雖有差别，但也無法斷定二者誰更為可信，大體而言不會有大的出入。
對比萬曆年間，田畝的數量已減少兩百餘萬頃，萬曆年間賦額以米麥計算，今者以銀兩計算，康熙四五年時，江浙二省白糧每石按例改折為二兩，據此推算（當時民間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故推算為二兩，對百姓已是重稅），得出的數據僅一千萬石有餘，遠遠少于鼎盛時期。
根據康熙帝所言，自清朝入關以來，對外廷軍國的開支與明朝相似，而财政款項不夠支配的原因，不難明了，絕不僅是順治遺诏中自責的那些原因。
魏源說：&ldquo康熙初年，三藩叛亂，雲、貴、川、湖、閩、粵、陝、浙、江西各省變動，天下财賦複去三分之一。
開捐例三載，僅入二百萬，則其時海内之歉啬可知。
今見于《方略》者，若裁節冗費，改折漕貢，量增鹽課雜稅，稽查隐漏田賦，核減軍需報銷，亦皆所裨無幾。
而其時領兵将帥，借夫馬、舟船、器械、刍秣為名，需索苛派；甚者辇金置産，以至隔省購妾，無一不達上聽，則又知其供給之浩穰。
以今思之，竟不知當日廟堂如何經營，内外如何協濟，始能戡大難，而造丕基也。
&rdquo自順治末年，南方各省的叛亂趨于戡定，罷諸種營造等，節省巨額費用。
效仿明朝所加派之練饷，也于康熙元年（1662年）以後趨于停止。
康熙二年朝廷免除順治元年至十五年（1644&mdash1658年）的民欠，康熙四年朝廷又免除順治十八年（1661年）以前的民欠，到康熙九年，朝廷減免江南南昌七州縣的浮糧十四萬九千餘石，米折銀十九萬五千餘兩等，這樣不同程度的免除，每年都有。
一方面，朝廷的财政整理亦漸就緒。
康熙二年戶部決議，準給事中吳國龍奏：&ldquo直隸各省送京之各項錢糧，自順治元年，總歸戶部，至七年複由各部寺分管催收，款目繁多，易滋奸弊，以康熙三年為始，一切雜項，俱稱地丁錢糧，每年正月，除分撥兵饷之外，其餘悉解戶部，每省各造簡明賦役冊，送戶部查核。
至各部寺衙門應用錢糧，各于年前開具數目，次年由戶部支付，仍于年終核報。
&rdquo收解的制度，就這樣定了下來。
康熙十一年戶部議時，準給事中趙之符上奏：&ldquo順治十六年，出征雲南時，平西王（吳三桂）并經略巡撫等會議，因糧米不敷，以四斛作一石征收，今地方已定，此項加征米麥，應于康熙十二年為始除免。
&rdquo如此一來，康熙十二年，即便已經有各項免除，此時的征銀也已至兩千五百萬以上，米豆麥至六百餘萬，突然遭遇三藩叛亂，财政一時又陷入困境。
三藩即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
康熙十二年末，以吳三桂為首相繼起兵造反，西南八九省淪為戰場。
據《東華錄》記載，康熙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比以前的十二年、十三年，減少征銀四百萬左右，康熙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減少三百萬左右，若把其他支绌包含在一起，可知魏源所言天下賦收減少三分之一并未誇大。
其捐輸助饷的緣由，可見康熙十六年宋德宜所奏，奏曰：&ldquo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皇上俯允廷臣之請，開例捐輸，實以酌便濟時，天下萬世共知為不得已。
計開例三載，所入二百萬有餘。
捐納最多者，莫如知縣，至五百餘人&hellip&hellip請敕部限期停止。
&rdquo這便是不管采取何種細微的手段，都必須厲行節儉之原因。
三藩叛亂，勢同韓彭俎醢，雖是不得已的事情，但起因也與财政問題有關。
魏源《聖武記》寫道：&ldquo順治十七年部臣奏，計雲南省俸饷，歲九百餘萬，除召還滿兵外，議裁綠營兵五分之二，而三桂謂，邊疆未定，兵力難減。
于是倡緬甸、水西各役以自固。
加以閩、粵二藩，運饷歲需二千餘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