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清朝創業時期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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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免除全國整年的房地租稅，兼除逋欠，這一年又免除山西、河南、陝西西安等府當年的田租。
康熙五十四年又免除直隸省的田租，免除各省屯衛之帶征銀兩百三十九萬，四十九萬漕項銀減免一半。
當時，太倉有餘糧，因此皇帝下诏，用太倉陳糧四百三十餘萬石賞賜官兵。
康熙五十七年，由于西邊有戰事，免除陝甘第二年地丁一百八十餘萬，頻繁遭受軍隊肆虐的地方，減免之事屢屢有之，庫存因此間告匮乏。
但是，各省錢糧的虧空（即所謂的濫用而少于定額者）也是難以避免的。
康熙五十九年時，制定了錢糧虧空條例，而從康熙六十年的谕來看，有平定三逆的時候，原任湖廣布政使徐惺用支用的兵饷，這筆款項直到康熙四十餘年，依舊未能補上。
由此可知，當時的疏節闊目情況。
雍正即位初年，不得已首先頒發财政上谕，可見實際上虧空的嚴查與胥吏的私吞并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學士阿桂上疏雲：&ldquo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間漸積至六千餘萬。
&rdquo及至康熙四十八年，庫貯僅五千餘萬，反而減少了這麼多，頗為費解。
但是，康熙四十八年在議論免收全國地丁錢糧時，戶部尚書希福納奏：&ldquo每年天下地丁錢糧及鹽課關稅雜項錢糧内，除照常存留各省應用及解往别省協濟之外，一年共起解銀一千三百萬兩有餘，京城俸饷等項，一年需用九百萬兩有餘，每年所積不過一二百萬兩。
&rdquo然而在康熙五十一二年時，免除一次地丁錢糧之數目已達到三千二百餘萬。
當時臨近省府需要支調财政，由戶部發放。
再加上康熙末年戰事起，需要撥發庫帑等，使得庫貯數目減少很多。
魏源曰：&ldquo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隻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hellip&hellip鹽課未足額三也，關稅無盈餘四也。
是皆雍正十餘載清厘整饬之功，故收效若是。
&rdquo現将對此四項稍加說明。
火耗源自明朝，指的是在正額之外再加收的部分，在清初屢屢遭到禁止。
順治元年（1644年）有令：&ldquo官吏征收錢糧，私加火耗者，以贓論。
&rdquo康熙四年，法律準許百姓控告官吏額外科斂。
康熙十七年時，規定上司不得隐瞞克取火耗者。
然而并不能實際禁止，因此暗加限制。
康熙四十八年，聖祖谕河南巡撫鹿祐曰，所謂廉吏，并非分文不取，如果不拿絲毫，則無法維持平常日用及家人胥役。
州縣官們，隻取一分火耗，不超過便稱為好官，若一律嚴查，則屬吏不勝參檢。
這一時期，各個省的耗羨，每兩不超過一錢，隻有湖南加收達到每兩二三錢，聖祖挑選了廉潔耿介的趙申喬、陳瑸作為偏遠地區的巡撫，讓他們在自己掌管的地區力行禁止此種行為。
康熙六十一年，聽聞陝西财政虧空，總督年羹堯、巡撫喀什圖奏：&ldquo秦省之火耗，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之用度，其餘俱令捐出彌補。
&rdquo聖祖不許。
又說：&ldquo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用度不敷，故于正項之外略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陳瑸雲，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瑸奏雲，此是聖恩寬大，但不可說出許其加添。
&rdquo這是由于官吏俸祿過低導緻的（與此事關系密切，需要特别詳論），假如朝廷以加收一分火耗表示綿薄之意，大官就會揚言要求數倍。
盡管康熙時期始終不曾公開準許此種做法，雍正時期則将之收歸國庫，公開加征，以之作為官吏養廉或地方公費的補充。
雖然《會典》事例沒有記載火耗起存撥用的款目，無法知道總數，從差異來看，少的地方如浙江仁和、錢塘兩縣，每兩增收四分火耗，多的地方如雲南，多達每兩二錢，據稱直隸涿州、良鄉、昌平、順義、懷柔、通州、三河、薊州沒有征收火耗，實際應不下三四百萬兩。
常例的捐輸，如捐監、捐封、捐級等，每年數額在三百萬兩左右。
康熙時期平定三藩之亂，以及康熙三十年大舉征伐噶爾丹時的開捐，據戶部奏書記載，輸運糧草者，作貢監，及記錄加級、複級、封贈、準與捐免保舉各例，稱之為&ldquo常例未捐輸者&rdquo。
至乾隆、嘉慶時期才确定常例的捐輸。
順治初年，鹽課數額五十六萬兩有餘，盡管各省逐漸歸入清朝版圖，合起來也不過兩百餘萬。
到康熙末年，這一數據也不過三百七十餘萬兩，到了乾隆時期，數據增加到五百七十餘萬，實際增加了兩三百萬。
所有關稅中，戶部掌管二十四關，工部掌管六關，這些關的盈餘定額在四百餘萬兩。
但是，康熙年間，關差由專員任職，私吞現象嚴重，不但無盈餘，反而入不敷出。
雍正時加以清理，于是報有盈餘者前後相繼，不聞有缺額。
乾隆年間，以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關稅數據為基準，固定了關稅盈餘額度。
合計以上四類稅目，其數目已增加到千餘萬兩，這是康熙年間不曾有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稅目收入全數收入國庫，乾隆時期财政豐歉之差，其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聖祖康熙四十九年十月谕：&ldquo朕自踐祚已五十年，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共計已逾萬萬。
朕一無所顧惜。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朕每歲供禦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厘。
外無師旅饷饋之煩，内無工役興作之費。
因以曆年節捐之儲蓄，為頻歲渙解之恩膏。
朕之蠲免屢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
&rdquo由此可知，此為真實的言論。
此篇是為清朝創業時代财政的概略，清朝守成時代的财政狀況另說。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七月一日發行《太陽》第六卷第九号］ *** [1]1910年8月，《日韓合并條約》簽訂，日本正式吞并韓國，實行殖民統治，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該條約才被廢除。
&mdash&mdash編者
康熙五十四年又免除直隸省的田租，免除各省屯衛之帶征銀兩百三十九萬，四十九萬漕項銀減免一半。
當時，太倉有餘糧，因此皇帝下诏，用太倉陳糧四百三十餘萬石賞賜官兵。
康熙五十七年，由于西邊有戰事，免除陝甘第二年地丁一百八十餘萬，頻繁遭受軍隊肆虐的地方，減免之事屢屢有之，庫存因此間告匮乏。
但是，各省錢糧的虧空（即所謂的濫用而少于定額者）也是難以避免的。
康熙五十九年時，制定了錢糧虧空條例，而從康熙六十年的谕來看，有平定三逆的時候，原任湖廣布政使徐惺用支用的兵饷，這筆款項直到康熙四十餘年，依舊未能補上。
由此可知，當時的疏節闊目情況。
雍正即位初年，不得已首先頒發财政上谕，可見實際上虧空的嚴查與胥吏的私吞并存。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大學士阿桂上疏雲：&ldquo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庫所存八百餘萬兩，雍正年間漸積至六千餘萬。
&rdquo及至康熙四十八年，庫貯僅五千餘萬，反而減少了這麼多，頗為費解。
但是，康熙四十八年在議論免收全國地丁錢糧時，戶部尚書希福納奏：&ldquo每年天下地丁錢糧及鹽課關稅雜項錢糧内，除照常存留各省應用及解往别省協濟之外，一年共起解銀一千三百萬兩有餘，京城俸饷等項，一年需用九百萬兩有餘，每年所積不過一二百萬兩。
&rdquo然而在康熙五十一二年時，免除一次地丁錢糧之數目已達到三千二百餘萬。
當時臨近省府需要支調财政，由戶部發放。
再加上康熙末年戰事起，需要撥發庫帑等，使得庫貯數目減少很多。
魏源曰：&ldquo康熙六十載之休養，何以部帑隻存八百餘萬，不及乾隆七分之一耶？曰：耗羨未歸公一也，常例未捐輸二也&hellip&hellip鹽課未足額三也，關稅無盈餘四也。
是皆雍正十餘載清厘整饬之功，故收效若是。
&rdquo現将對此四項稍加說明。
火耗源自明朝，指的是在正額之外再加收的部分，在清初屢屢遭到禁止。
順治元年（1644年）有令：&ldquo官吏征收錢糧，私加火耗者，以贓論。
&rdquo康熙四年，法律準許百姓控告官吏額外科斂。
康熙十七年時，規定上司不得隐瞞克取火耗者。
然而并不能實際禁止，因此暗加限制。
康熙四十八年，聖祖谕河南巡撫鹿祐曰，所謂廉吏，并非分文不取，如果不拿絲毫，則無法維持平常日用及家人胥役。
州縣官們，隻取一分火耗，不超過便稱為好官，若一律嚴查，則屬吏不勝參檢。
這一時期，各個省的耗羨，每兩不超過一錢，隻有湖南加收達到每兩二三錢，聖祖挑選了廉潔耿介的趙申喬、陳瑸作為偏遠地區的巡撫，讓他們在自己掌管的地區力行禁止此種行為。
康熙六十一年，聽聞陝西财政虧空，總督年羹堯、巡撫喀什圖奏：&ldquo秦省之火耗，每兩有加至二三錢、四五錢者，請酌留各官之用度，其餘俱令捐出彌補。
&rdquo聖祖不許。
又說：&ldquo私派之罪甚重，火耗一項，特以州縣用度不敷，故于正項之外略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陳瑸雲，加一火耗，似尚可寬容，陳瑸奏雲，此是聖恩寬大，但不可說出許其加添。
&rdquo這是由于官吏俸祿過低導緻的（與此事關系密切，需要特别詳論），假如朝廷以加收一分火耗表示綿薄之意，大官就會揚言要求數倍。
盡管康熙時期始終不曾公開準許此種做法，雍正時期則将之收歸國庫，公開加征，以之作為官吏養廉或地方公費的補充。
雖然《會典》事例沒有記載火耗起存撥用的款目，無法知道總數，從差異來看，少的地方如浙江仁和、錢塘兩縣，每兩增收四分火耗，多的地方如雲南，多達每兩二錢，據稱直隸涿州、良鄉、昌平、順義、懷柔、通州、三河、薊州沒有征收火耗，實際應不下三四百萬兩。
常例的捐輸，如捐監、捐封、捐級等，每年數額在三百萬兩左右。
康熙時期平定三藩之亂，以及康熙三十年大舉征伐噶爾丹時的開捐，據戶部奏書記載，輸運糧草者，作貢監，及記錄加級、複級、封贈、準與捐免保舉各例，稱之為&ldquo常例未捐輸者&rdquo。
至乾隆、嘉慶時期才确定常例的捐輸。
順治初年，鹽課數額五十六萬兩有餘，盡管各省逐漸歸入清朝版圖，合起來也不過兩百餘萬。
到康熙末年，這一數據也不過三百七十餘萬兩，到了乾隆時期，數據增加到五百七十餘萬，實際增加了兩三百萬。
所有關稅中，戶部掌管二十四關，工部掌管六關，這些關的盈餘定額在四百餘萬兩。
但是，康熙年間，關差由專員任職，私吞現象嚴重，不但無盈餘，反而入不敷出。
雍正時加以清理，于是報有盈餘者前後相繼，不聞有缺額。
乾隆年間，以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關稅數據為基準，固定了關稅盈餘額度。
合計以上四類稅目，其數目已增加到千餘萬兩，這是康熙年間不曾有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稅目收入全數收入國庫，乾隆時期财政豐歉之差，其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聖祖康熙四十九年十月谕：&ldquo朕自踐祚已五十年，除水旱災傷例應豁免外，其直省錢糧次第通蠲，一年屢經舉行，更有一年蠲及數省，一省連蠲數年，前後蠲除之數，據戶部奏稱，共計已逾萬萬。
朕一無所顧惜。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朝廷恩澤不施及于百姓，将安施乎？朕每歲供禦所需，概從儉約，各項奏銷浮冒，亦漸次清厘。
外無師旅饷饋之煩，内無工役興作之費。
因以曆年節捐之儲蓄，為頻歲渙解之恩膏。
朕之蠲免屢行，而無國計不足之慮，亦恃此經畫之有素也。
&rdquo由此可知，此為真實的言論。
此篇是為清朝創業時代财政的概略，清朝守成時代的财政狀況另說。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七月一日發行《太陽》第六卷第九号］ *** [1]1910年8月，《日韓合并條約》簽訂，日本正式吞并韓國，實行殖民統治，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該條約才被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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