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财政經濟上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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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如某河的兩岸有兩個縣，由于這條河洪水泛濫，兩縣的面積一方增加，一方減少，但地租卻仍按照以前的規定收取，面積減少的縣自然征稅減少，而新開墾的土地也會免稅，如此一來，實際收入便會減少。
此外，還有些事似乎應是收入減少的原因，但實際不然。
如八旗人口不斷增多，按理來說會導緻費用的增多，但實際并沒有。
這就像日本德川時代的軍隊一樣，八旗的全部俸給是固定的，所以并不構成支出增加的原因。
收入逐漸減少，可以從道光末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間（1845&mdash1849年）的歲入歲出情況看出。
歲入定額本來應是四千五百一十七萬兩，道光二十五年是四千零六十一萬兩，到道光二十九年變成兩千七百零一萬兩，收入銳減。
當然，收入減少，支出也減少了，但較之過去，總之是大幅減少。
因此，軍隊的俸祿縮減為原來的七八成。
在中國，政府按照标準發放俸祿的情況比較少見，大緻上應發一元，實際隻發八十錢左右，以至于必須全額發放時，需要預先在文書中寫明情況。
這也是收入逐漸減少帶來的後果，不這樣不行。
上述情況是通過對政府的收入支出進行計算得出的，此為清朝衰敗之财政方面的原因。
物價的騰貴 另外還有一個經濟上的原因，對政府的财政有很大打擊，那就是兩百六十年間物價的持續上漲。
距今三四十年前，有一位叫馮桂芬的名士，他對清朝物價上漲進行了調查。
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的紳董将一艘汽船送往曾國藩的安慶大本營，以請求援兵，馮桂芬因寫下一份乞援書，受到曾國藩的贊賞，稱&ldquo爾來東南大局，全在公之一書&rdquo。
此人是中國改革論的先鋒，今天來到日本的康有為最初關于中國改革的意見，主要就是采納了他的主張。
此人擅長西洋數學，聰穎無比。
他曾是一甲及第的進士，後來入李鴻章之幕，成為其參謀官，此人針對各種物價的上漲做了調查。
這裡舉一例，康熙年間聖祖皇帝喜好西洋實學，以西洋數學為基礎寫了一本名為《數理精蘊》的書，書中的數學問題記錄了物價，與寫此書時的實際物價差别不大。
如春、秋兩季祭孔時要用羊祭祀，一頭羊在康熙帝時是一錢八分即一兩的百分之十八，換成日本的錢，隻是二十四五錢。
到了馮桂芬的時代，羊的價格整整上升了六倍。
馮桂芬還見過韓桂舲家的舊賬本，那是順治年間清朝剛入北京時的。
根據賬本，當時木匠、泥瓦匠的工錢大概是一天二十八文，童工減半。
但到了道光初年，即順治之後的一百七八十年，木匠的工錢漲到了八十四文，漲了三倍。
又過了三四十年到了鹹豐、同治年間即馮桂芬的時代，此價格又漲到了二百二十文，與清朝初期相比幾乎漲了八倍。
由此可知，物價的上漲極大造成了政府财政困難。
銀價的變化 另一個對中國經濟産生重大影響的是銀價的變化。
清初的銀價，一兩可以換七八百文銅錢。
馮桂芬認為當時的銀價隻相當于今天的十分之四五，即從順治初到鹹豐、同治時期，銀價上漲了一倍，這對清朝财政造成了極大影響。
清初軍隊的饷銀是一天五分，五分即一兩的二十分之一，相當于日本錢的六七錢左右。
太平天國之後義勇兵興起，後逐漸成為常備兵，當時給士兵的饷銀是一天兩錢，兩錢相當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錢。
可以看出給士兵的錢增加了。
因此一旦有大的工程，就耗資巨大。
清初黃河泛濫，一次花費百萬兩左右，到了道光、鹹豐年間，黃河泛濫一次，不得不花費上千萬兩工程費。
開支的激增，導緻政府收入鮮有增加。
可以明确物價上漲造成了清朝财政的貧乏，那麼，為什麼銀價的上漲也會造成清朝的财政困境？這也是制度導緻的。
在中國，向人民收取地租時，并不是直接收取白銀，而是收零散的銅錢，然後再把銅錢兌換成銀兩送往北京。
當銀價低時，銀與銅錢之間存在一定的兌換比率，如一兩銀相當于兩千文銅錢（當然，那時起用銅錢納稅有增額）。
但随着銀價上漲，銅錢就會貶值，原本兩千文銅錢可以兌換一兩銀，現在沒有三千文就兌換不到一兩銀。
這樣，政府收入就大大減少，清朝财政由是遭受很大打擊。
銀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從印度大量輸入鴉片，因而白銀大量流出。
憂國憂民之士強烈要求禁止鴉片輸入，結果引發了鴉片戰争，為此，又必須支出大量軍費。
這也是銀價上漲的一大原因。
鴉片戰争以前，即開埠以前，清朝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每年向國外輸出大量貨物，與日本長崎的貿易一樣。
但鴉片貿易以後，中國白銀告缺，從而導緻銀價上漲。
因此，道光、鹹豐年間，即便天下太平，财政也現出窮乏之勢。
軍費的增加 這裡要說到最近的時勢。
如前所述，軍費所耗巨大。
以前作為常備軍的八旗及各省的綠營，已經派不上用場，因此在支付八旗和綠營兵饷銀的同時，各省的義勇兵同樣成為常備軍，也要給他們支付饷銀。
平定太平軍時，軍費一度告急，厘金稅便應運而生。
厘金稅
如某河的兩岸有兩個縣，由于這條河洪水泛濫，兩縣的面積一方增加，一方減少，但地租卻仍按照以前的規定收取，面積減少的縣自然征稅減少，而新開墾的土地也會免稅，如此一來，實際收入便會減少。
此外，還有些事似乎應是收入減少的原因，但實際不然。
如八旗人口不斷增多，按理來說會導緻費用的增多，但實際并沒有。
這就像日本德川時代的軍隊一樣，八旗的全部俸給是固定的，所以并不構成支出增加的原因。
收入逐漸減少，可以從道光末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九年間（1845&mdash1849年）的歲入歲出情況看出。
歲入定額本來應是四千五百一十七萬兩，道光二十五年是四千零六十一萬兩，到道光二十九年變成兩千七百零一萬兩，收入銳減。
當然，收入減少，支出也減少了，但較之過去，總之是大幅減少。
因此，軍隊的俸祿縮減為原來的七八成。
在中國，政府按照标準發放俸祿的情況比較少見，大緻上應發一元，實際隻發八十錢左右，以至于必須全額發放時，需要預先在文書中寫明情況。
這也是收入逐漸減少帶來的後果，不這樣不行。
上述情況是通過對政府的收入支出進行計算得出的，此為清朝衰敗之财政方面的原因。
物價的騰貴 另外還有一個經濟上的原因，對政府的财政有很大打擊，那就是兩百六十年間物價的持續上漲。
距今三四十年前，有一位叫馮桂芬的名士，他對清朝物價上漲進行了調查。
太平天國之亂時，上海的紳董将一艘汽船送往曾國藩的安慶大本營，以請求援兵，馮桂芬因寫下一份乞援書，受到曾國藩的贊賞，稱&ldquo爾來東南大局，全在公之一書&rdquo。
此人是中國改革論的先鋒，今天來到日本的康有為最初關于中國改革的意見，主要就是采納了他的主張。
此人擅長西洋數學，聰穎無比。
他曾是一甲及第的進士，後來入李鴻章之幕，成為其參謀官，此人針對各種物價的上漲做了調查。
這裡舉一例，康熙年間聖祖皇帝喜好西洋實學，以西洋數學為基礎寫了一本名為《數理精蘊》的書，書中的數學問題記錄了物價，與寫此書時的實際物價差别不大。
如春、秋兩季祭孔時要用羊祭祀，一頭羊在康熙帝時是一錢八分即一兩的百分之十八，換成日本的錢，隻是二十四五錢。
到了馮桂芬的時代，羊的價格整整上升了六倍。
馮桂芬還見過韓桂舲家的舊賬本，那是順治年間清朝剛入北京時的。
根據賬本，當時木匠、泥瓦匠的工錢大概是一天二十八文，童工減半。
但到了道光初年，即順治之後的一百七八十年，木匠的工錢漲到了八十四文，漲了三倍。
又過了三四十年到了鹹豐、同治年間即馮桂芬的時代，此價格又漲到了二百二十文，與清朝初期相比幾乎漲了八倍。
由此可知，物價的上漲極大造成了政府财政困難。
銀價的變化 另一個對中國經濟産生重大影響的是銀價的變化。
清初的銀價，一兩可以換七八百文銅錢。
馮桂芬認為當時的銀價隻相當于今天的十分之四五，即從順治初到鹹豐、同治時期，銀價上漲了一倍，這對清朝财政造成了極大影響。
清初軍隊的饷銀是一天五分，五分即一兩的二十分之一，相當于日本錢的六七錢左右。
太平天國之後義勇兵興起，後逐漸成為常備兵，當時給士兵的饷銀是一天兩錢，兩錢相當于日本的二十六七錢。
可以看出給士兵的錢增加了。
因此一旦有大的工程，就耗資巨大。
清初黃河泛濫，一次花費百萬兩左右，到了道光、鹹豐年間，黃河泛濫一次，不得不花費上千萬兩工程費。
開支的激增，導緻政府收入鮮有增加。
可以明确物價上漲造成了清朝财政的貧乏，那麼，為什麼銀價的上漲也會造成清朝的财政困境？這也是制度導緻的。
在中國，向人民收取地租時，并不是直接收取白銀，而是收零散的銅錢，然後再把銅錢兌換成銀兩送往北京。
當銀價低時，銀與銅錢之間存在一定的兌換比率，如一兩銀相當于兩千文銅錢（當然，那時起用銅錢納稅有增額）。
但随着銀價上漲，銅錢就會貶值，原本兩千文銅錢可以兌換一兩銀，現在沒有三千文就兌換不到一兩銀。
這樣，政府收入就大大減少，清朝财政由是遭受很大打擊。
銀價上漲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從印度大量輸入鴉片，因而白銀大量流出。
憂國憂民之士強烈要求禁止鴉片輸入，結果引發了鴉片戰争，為此，又必須支出大量軍費。
這也是銀價上漲的一大原因。
鴉片戰争以前，即開埠以前，清朝與外國之間的貿易，每年向國外輸出大量貨物，與日本長崎的貿易一樣。
但鴉片貿易以後，中國白銀告缺，從而導緻銀價上漲。
因此，道光、鹹豐年間，即便天下太平，财政也現出窮乏之勢。
軍費的增加 這裡要說到最近的時勢。
如前所述，軍費所耗巨大。
以前作為常備軍的八旗及各省的綠營，已經派不上用場，因此在支付八旗和綠營兵饷銀的同時，各省的義勇兵同樣成為常備軍，也要給他們支付饷銀。
平定太平軍時，軍費一度告急，厘金稅便應運而生。
厘金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