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财政經濟上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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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合在一起計算。
總之，盈餘逐漸累積是事實。
厲行節儉，以此減輕百姓的負擔。
尤其清朝是從外部入主中國的，努力取悅人民，所以大力減輕其負擔。
壯丁稅的廢除 減輕百姓負擔的手段，首先是廢除壯丁稅。
從明朝起中國沒有人頭稅，但有壯丁稅。
十六歲到六十歲之間的男子要繳納壯丁稅。
而且根據地方不同，壯丁稅的高低也有很大差異。
低的壯丁稅隻有銀一分幾厘，即一兩白銀的百分之十幾，高的壯丁稅每人繳納四兩以上，這是明末内亂導緻的不平均。
總之，平均每人須繳二錢即一兩的十分之二（相當于現在日本錢的二十五六錢）的壯丁稅。
但乾隆五年（1740年）廢除了壯丁稅，而将其攤入地租中一并征收。
因攤入地租一起收取，實際上并非完全廢除。
那何以說減輕了負擔？原因在于此前每隔五年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調查五年中增加的人口以收取壯丁稅。
乾隆五年後便廢除了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因此減輕了負擔。
由于攤入地租，地租是定額收取的，不會增加，這樣負擔有所減輕。
雍正的财政政策 雖說百姓的負擔減輕，但國庫的收入卻在大大增加。
康熙帝之後是雍正帝，雍正在位僅十三年，但他在财政上的功績不可小視。
他信奉禅學，是一個嚴肅的人，使用了很多的密探。
關于雍正密探有一段逸話，即某大臣在北京的家中與友人一起玩骨牌，其間一張骨牌不知何時不見了。
三四日後他去谒見皇帝，皇帝問他，某日某時你在做什麼？這個大臣誠實地回答說：實在抱歉，當時在玩骨牌。
雍正帝大悅，認為此人是不欺君可信的大臣，表揚了他，并拿出了他丢失的那張骨牌。
這便是雍正使用密探的一例。
他對财政的管理也十分嚴明。
在位僅十三年，但因為他，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當然，這樣作風的雍正皇帝與他的許多兄弟關系并不好，對其兄長處以非常殘酷的刑罰。
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偉大的。
耗羨歸公 雍正帝整理财政、增加收入，措施之一就是把耗羨作為地租的附加稅，計入政府收入。
耗羨是指百姓納稅時，因為意外的災難中途會有損耗，影響政府收入，因此要附加繳納保險金。
附加稅的金額因地方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異。
浙江杭州一帶較低，每一兩附加四分，即附加稅是百分之四。
高的是二錢，即附加稅是百分之二十。
耗羨制度原本就存在，但它是作為地方稅，充作地方官廳的雜用（實際上進入中國地方官的口袋）。
雍正帝時對此下了嚴令，禁止一切侵吞公款之舉，使得租稅的收入平均增加了一成到一成二三分。
當然，作為補償，雍正帝也給官吏們大量津貼，即所謂的&ldquo養廉銀&rdquo。
但即便這樣也并不能完全遏制官吏們私吞公款。
雖說是減少了官吏的額外收入，但又出現了其他名頭，因此，隻能向人民加稅。
總之，用這種方法增加了政府收入。
捐例和鹽課 在中國每逢發生意外，便通過捐官的形式賣官鬻爵。
政府在遭遇事變時也往往實行這一特殊政策，如出幾百兩就可以做縣官。
但到雍正帝時，有了好歹也算官的候補官，但這類官并不是實任，因此每年都可以賣，捐官成了年年都有的常例。
通過捐官每年就可以增加大約三百萬兩的收入。
此外，因為國家太平，人口不斷增加，食用了大量的鹽，鹽的消費也大量增加。
乾隆時一年的鹽稅與清初相比就增加了三百餘萬兩。
關稅 中國在自己國境内也設關口。
這裡的關口，不是像日本德川時代那樣審查人們的資格，而是收取貨物通行稅。
在此前，收取的關稅隻能維持這個關口的開支，因為天下承平日久，沒有戰争，貨物的流通也逐漸增多，所以雍正、乾隆時期關稅收入就開始增多。
雍正末年，收入更是大幅度提高。
到底當時的歲入有多少？大緻能達到四千五六百萬兩，且每年歲入都會産生剩餘，雍正帝末年國庫的剩餘金額高達六千餘萬兩。
當時，因為出兵讨伐蒙古、新疆等地，用掉了一半，到乾隆初年隻有兩千四百萬兩左右。
乾隆朝的全盛 乾隆帝統治期很長，有六十年即一個甲子，其間有多次大征伐。
如前所述，征伐時在金錢的使用上非常浪費，與清初非常不同。
當時将領私吞現象嚴重，而且戰争結束後的恩賞增多，因此開支便大了很多。
乾隆帝時新疆納入中國的版圖，為此發動的征伐花費了三千餘萬兩。
但此時國庫的剩餘金額仍有七千餘萬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的深山之中，長江上遊險阻的大小金川地區蠻賊作亂，為平叛而用兵，花費七千萬兩平定，但同年的上谕中明确寫有國庫剩餘六千萬兩。
緊接着到乾隆四十六年國庫剩餘金額又達七千八百餘萬兩。
乾隆年間一共實行四次全國性地租全免。
地租全免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但總之隻是免除了輸向中央政府的，即《賦役全書》這個中央政府賬本上所載的地租額。
此項地租額一年有三千五百萬兩的收入，然而竟然免收了四次。
此外，還兩次免除了中國南方七省每年要向北京運送的大米。
這些事情似
總之，盈餘逐漸累積是事實。
厲行節儉，以此減輕百姓的負擔。
尤其清朝是從外部入主中國的，努力取悅人民，所以大力減輕其負擔。
壯丁稅的廢除 減輕百姓負擔的手段，首先是廢除壯丁稅。
從明朝起中國沒有人頭稅，但有壯丁稅。
十六歲到六十歲之間的男子要繳納壯丁稅。
而且根據地方不同，壯丁稅的高低也有很大差異。
低的壯丁稅隻有銀一分幾厘，即一兩白銀的百分之十幾，高的壯丁稅每人繳納四兩以上，這是明末内亂導緻的不平均。
總之，平均每人須繳二錢即一兩的十分之二（相當于現在日本錢的二十五六錢）的壯丁稅。
但乾隆五年（1740年）廢除了壯丁稅，而将其攤入地租中一并征收。
因攤入地租一起收取，實際上并非完全廢除。
那何以說減輕了負擔？原因在于此前每隔五年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調查五年中增加的人口以收取壯丁稅。
乾隆五年後便廢除了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因此減輕了負擔。
由于攤入地租，地租是定額收取的，不會增加，這樣負擔有所減輕。
雍正的财政政策 雖說百姓的負擔減輕，但國庫的收入卻在大大增加。
康熙帝之後是雍正帝，雍正在位僅十三年，但他在财政上的功績不可小視。
他信奉禅學，是一個嚴肅的人，使用了很多的密探。
關于雍正密探有一段逸話，即某大臣在北京的家中與友人一起玩骨牌，其間一張骨牌不知何時不見了。
三四日後他去谒見皇帝，皇帝問他，某日某時你在做什麼？這個大臣誠實地回答說：實在抱歉，當時在玩骨牌。
雍正帝大悅，認為此人是不欺君可信的大臣，表揚了他，并拿出了他丢失的那張骨牌。
這便是雍正使用密探的一例。
他對财政的管理也十分嚴明。
在位僅十三年，但因為他，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當然，這樣作風的雍正皇帝與他的許多兄弟關系并不好，對其兄長處以非常殘酷的刑罰。
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是偉大的。
耗羨歸公 雍正帝整理财政、增加收入，措施之一就是把耗羨作為地租的附加稅，計入政府收入。
耗羨是指百姓納稅時，因為意外的災難中途會有損耗，影響政府收入，因此要附加繳納保險金。
附加稅的金額因地方的不同存在巨大的差異。
浙江杭州一帶較低，每一兩附加四分，即附加稅是百分之四。
高的是二錢，即附加稅是百分之二十。
耗羨制度原本就存在，但它是作為地方稅，充作地方官廳的雜用（實際上進入中國地方官的口袋）。
雍正帝時對此下了嚴令，禁止一切侵吞公款之舉，使得租稅的收入平均增加了一成到一成二三分。
當然，作為補償，雍正帝也給官吏們大量津貼，即所謂的&ldquo養廉銀&rdquo。
但即便這樣也并不能完全遏制官吏們私吞公款。
雖說是減少了官吏的額外收入，但又出現了其他名頭，因此，隻能向人民加稅。
總之，用這種方法增加了政府收入。
捐例和鹽課 在中國每逢發生意外，便通過捐官的形式賣官鬻爵。
政府在遭遇事變時也往往實行這一特殊政策，如出幾百兩就可以做縣官。
但到雍正帝時，有了好歹也算官的候補官，但這類官并不是實任，因此每年都可以賣，捐官成了年年都有的常例。
通過捐官每年就可以增加大約三百萬兩的收入。
此外，因為國家太平，人口不斷增加，食用了大量的鹽，鹽的消費也大量增加。
乾隆時一年的鹽稅與清初相比就增加了三百餘萬兩。
關稅 中國在自己國境内也設關口。
這裡的關口，不是像日本德川時代那樣審查人們的資格，而是收取貨物通行稅。
在此前，收取的關稅隻能維持這個關口的開支，因為天下承平日久，沒有戰争，貨物的流通也逐漸增多，所以雍正、乾隆時期關稅收入就開始增多。
雍正末年，收入更是大幅度提高。
到底當時的歲入有多少？大緻能達到四千五六百萬兩，且每年歲入都會産生剩餘，雍正帝末年國庫的剩餘金額高達六千餘萬兩。
當時，因為出兵讨伐蒙古、新疆等地，用掉了一半，到乾隆初年隻有兩千四百萬兩左右。
乾隆朝的全盛 乾隆帝統治期很長，有六十年即一個甲子，其間有多次大征伐。
如前所述，征伐時在金錢的使用上非常浪費，與清初非常不同。
當時将領私吞現象嚴重，而且戰争結束後的恩賞增多，因此開支便大了很多。
乾隆帝時新疆納入中國的版圖，為此發動的征伐花費了三千餘萬兩。
但此時國庫的剩餘金額仍有七千餘萬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四川的深山之中，長江上遊險阻的大小金川地區蠻賊作亂，為平叛而用兵，花費七千萬兩平定，但同年的上谕中明确寫有國庫剩餘六千萬兩。
緊接着到乾隆四十六年國庫剩餘金額又達七千八百餘萬兩。
乾隆年間一共實行四次全國性地租全免。
地租全免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但總之隻是免除了輸向中央政府的，即《賦役全書》這個中央政府賬本上所載的地租額。
此項地租額一年有三千五百萬兩的收入，然而竟然免收了四次。
此外，還兩次免除了中國南方七省每年要向北京運送的大米。
這些事情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