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史學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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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
此人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家，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他的文章在清朝可謂開一代大家之風氣。
他沿襲姚鼐桐城派古文的文風開始習文，有一定閱讀基礎後，感到桐城派文章隻用曾南豐的寫法過于狹窄，于是運用更為廣闊的視野，參考各種優秀的古代文章，一改桐城派文人幾乎不仿效唐宋八大家以外的做法，廣泛閱讀并參考古代的經、子、史學著作等文章，從而成為清朝古文的一代大家。
他早期受到姚鼐的影響，又摻雜了各種風格、流派，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其門下有張裕钊以及最近去世的吳汝綸。
這兩人的文章都非常出名。
此外，薛福成以及做過日本公使的黎庶昌也都是有名的文章家。
他們的文章都秉承了曾國藩的風格，與桐城派不同，文章大氣不拘泥。
曾國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出色的文章家。
鄭珍的文章也同樣出色。
這些人造就了古文的極盛期，溯其根源在于桐城派，而後逐漸擴大、吸收，形成清朝古文的全盛局面。
骈體文及骈散不分家 清朝的骈體文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前期承襲明朝以來的四六文，強求對句，以文章為樂趣，稱為&ldquo舊派骈文家&rdquo。
他們寫文章注重是否有趣，而不論是否有遊戲的成分，即使在遊戲的狀态下寫出很好的對句，也算合乎情理。
及至清朝後期，開始出現新的動向，興趣變得多元化。
新起的骈體文家認為不用勉強地作對句，隻要能寫出好文章就行，即以自己的學問根底與實力為基礎。
這些人多兼治經學，更看重文章的質量，即需要創作出色的骈體文，而不是淺薄的骈體文文章。
他們還主張不要隻寫輕松有趣的東西，而要像古代文選那樣以高遠的基調作骈體文。
事實上，這類學者們很好地實踐了這一主張。
因此，這一實踐不僅帶動古文的發展，也帶來了骈體文的進步，而且，兩者的界限逐漸模糊。
其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古文中桐城派純粹是模仿唐宋八大家，到了陽湖派古文，多少有點跳脫此規則。
而到了主張古文與骈體文相近的那些人時，就更脫離了原本的規範，因此，寫古文的人與寫骈體文的人并無差别。
曾國藩門下的吳汝綸表現得尤為突出，他一開始主張寫唐宋八大家文，但實際上，寫《史記》《漢書》這樣的古文更多。
然而《史記》《漢書》中的文章，其實既不是古文，也不是骈體文，吳汝綸模仿它們寫出的文章，逐漸接近骈體。
剛開始寫骈體文并沒有什麼明确的主張，隻是對應古文而已。
後來逐漸地發展成為認真地模仿《文選》，要求必須以學問來作骈體文，因此，骈體文與古文就互相靠攏。
這就是&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
清朝文選體文章極盛期時才有&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的說法，汪中寫骈體文并不強求勉強對句，但文章寫得十分高雅端莊，雖然其間也有如《文選》那樣的豔體。
盡管方東樹等人極力抨擊他，但他也算得上清朝十分優秀的文章家。
汪士铎受他的影響，以及現在已八十多歲的湖南人王闿運也受他的影響。
王闿運在文章方面是個天才，能将骈體文和散文的技巧爛熟于心，而所創作的文章既非骈體文又非散文。
此外，譚獻緻力于寫文章，就是他提出了&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即不必去在意文體的不同，隻要能在此兩者之間寫出好文章即可。
他還主張應寫從東漢到魏期間的文章，雖然這期間的文章有豔體，但并不乏味，而且，運用豔詞多也不是缺乏學問、沒有功底的表現，寫文章的關鍵在于是否能把文章形式與内容很好地結合起來。
因此，譚獻提倡這種從東漢到魏期間的骈散不分家的文章，其門下的袁昶也繼承了這一理論。
袁昶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北清事變中因給西太後上谏言書，遭緻殺身之禍。
若縱觀清朝各個時期，要說獨具清朝特色的文體，那就是這種骈散不分家的文體。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談論的雖然是如何寫作文章，但文章也關系到經學。
近年來，梁啟超等人來到日本，閱讀日本的報紙後，感歎文風的自由潇灑，于是學習用報紙文章的風格進行寫作，因而，形成了所謂的近代文體。
這是從廣東人黃遵憲開始的，此人曾在日本公使館做書記官，到後來康有為極力提倡，梁啟超時的文章就幾乎像是日本文的翻譯文。
其中康有為的文章接近于骈散不分家的文章，不像梁啟超那樣的新派。
梁啟超的寫作完全是日本報紙的文章風格，目前在中國因實用而流行，不知道此風氣能持續多久。
關于文章的内容就講到這裡。
詩 詩的成就并非在清朝一蹴而就，而與明朝有關。
在綱目中羅列的李夢陽、何景明，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間，提倡古文辭，主張用古人的語言套用詩與文，即詩文作得必須像出自古人的手筆一樣。
此後，到嘉靖、隆慶年間，又有王世貞等人認為詩文應該模仿古代經書和諸子學說，規範的、嚴肅的文章才是出色的文章。
在詩的方面，此論調也盛行一時。
當時一味地模仿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盛唐詩歌（唐詩分四個時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其中也有像何景明這樣的主張比盛唐稍稍往前的初唐的詩風。
總之，這些人都是以古人為範本創作詩。
随着此類思想盛行以後，就有相應的反對派與之争論。
其代表人物有鐘惺、譚元春、袁宏道等人，主張詩可以任意随心地寫作，以摹寫自己的性情為主。
這種論調也流行一時，但在中國這種主張可以說是異于尋常的，因此，最終未能流傳開來。
到明末出現陳子龍，他與李夢陽、何景明一樣，多少限制在前人的框架内。
明朝在詩方面雖有争論，但總體是把陳子龍的主張作為正确的意見而推崇的。
清初的大家 清初有錢謙益、吳偉業兩大家。
此二人是清詩的始祖，他們雖然各立門戶，但也受到陳子龍的影響。
此時顧炎武以他堅實的學力為基礎寫詩，雖然他的詩在後代也不是全無影響，但終究未能傳世。
不可否認，清朝詩風的創始者是錢謙益、吳偉業二人。
但清朝以後，錢謙益被人逐漸遺忘了，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錢謙益作為明朝人，在降清後卻做了大官，而在做清朝大官之後，又埋怨清朝，因此導緻他被遺忘的命運。
他常常在詩中暗示自己不是投降了清朝，而是明朝滅亡後，除了仕清别無選擇。
此舉惹怒了當時的乾隆帝，錢謙益的詩集于是成了禁書，被下令全部焚毀。
所以，錢謙益在清朝被人遺忘，也就不足為怪，但他們兩人卻是清詩的始祖。
繼此二人之後，不久就出現了王士祯，即有名的王漁洋，在錢、吳詩風的影響下，奠定了清朝詩風的根基。
另外，錢謙益、吳偉業之後，又有龔鼎孳，也有人将他與錢謙益、吳偉業并列，稱為&ldquo清初三大家&rdquo。
此外還有吳兆骞，他在詩方面非常有天賦，尤其因為他曾獲罪被流放到中國東北的特殊經曆，所以，關于中國東北的諸事常常在他的詩中有所表達，一個像他這樣具有滿腔熱血的南方男子被發配到嚴寒而陌生的北方，這樣特殊的經曆和環境使他的詩更有一種異于常人的感情特質。
康雍年間的大家名家 把王士祯視為清朝詩歌的始祖也合乎情理。
一般把王漁洋的詩風稱為神韻派或格調派，他仍是借用古代現成的文字創作詩歌，而不是自己随意遣詞造句，餘韻十足，因而受到人們的推崇。
曾有人評論他的詩風，就是&ldquo華嚴樓閣，彈指即現&rdquo，這句話引自佛教經典《華嚴經》，以形容其神韻，即組成《華嚴經》裡極樂世界的樓閣，彈指一揮間就能在空中忽然浮現。
總之，王士祯推崇神韻，他的詩歌也就具有這種風格。
但他的詩總是過多地使用典故，雖可顯示其學問實力，但過多地使用典故，使故事繁雜而缺少詩情，這便是他的不足。
當時，有人對此表示反對，反對他的是有&ldquo南施北宋&rdquo之稱的施閏章，他就是用&ldquo華嚴樓閣，彈指即現&rdquo之語評論王士祯詩歌的人，他說王詩好像有如此法力一般，彈指一揮間就能使空中出現樓閣。
但他本人卻不采用這種風格作詩，他用建房子來比拟作詩，他主張作詩應該先打地基，再豎柱子，再起屋頂，有秩序地一步步層層累加、營造。
這一派兼顧兩方面，而王漁洋的詩大體上仍是模仿唐詩。
此時雖已跳脫了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固守盛唐詩風的做法，但主流仍然是模仿唐詩。
還有同時代或稍晚一些的查慎行，他認為盛唐的詩歌太深奧晦澀，應該作像白居易或蘇轼那樣的詩。
因此，查慎行開創了另一派詩風。
此時在詩歌方面的大家還有朱彜尊，他也是以學問實力來作詩，他初期所作的詩多晦澀難懂，後來的詩有所改變，逐漸傾向自由、活躍。
總之，王士祯、朱彜尊、查慎行三人是康雍年間詩方面的大家。
此人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家，在其他方面也頗有建樹，他的文章在清朝可謂開一代大家之風氣。
他沿襲姚鼐桐城派古文的文風開始習文，有一定閱讀基礎後，感到桐城派文章隻用曾南豐的寫法過于狹窄，于是運用更為廣闊的視野，參考各種優秀的古代文章，一改桐城派文人幾乎不仿效唐宋八大家以外的做法，廣泛閱讀并參考古代的經、子、史學著作等文章，從而成為清朝古文的一代大家。
他早期受到姚鼐的影響，又摻雜了各種風格、流派，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其門下有張裕钊以及最近去世的吳汝綸。
這兩人的文章都非常出名。
此外，薛福成以及做過日本公使的黎庶昌也都是有名的文章家。
他們的文章都秉承了曾國藩的風格，與桐城派不同，文章大氣不拘泥。
曾國藩的友人左宗棠也是出色的文章家。
鄭珍的文章也同樣出色。
這些人造就了古文的極盛期，溯其根源在于桐城派，而後逐漸擴大、吸收，形成清朝古文的全盛局面。
骈體文及骈散不分家 清朝的骈體文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前期承襲明朝以來的四六文，強求對句，以文章為樂趣，稱為&ldquo舊派骈文家&rdquo。
他們寫文章注重是否有趣，而不論是否有遊戲的成分，即使在遊戲的狀态下寫出很好的對句，也算合乎情理。
及至清朝後期，開始出現新的動向，興趣變得多元化。
新起的骈體文家認為不用勉強地作對句，隻要能寫出好文章就行，即以自己的學問根底與實力為基礎。
這些人多兼治經學，更看重文章的質量，即需要創作出色的骈體文，而不是淺薄的骈體文文章。
他們還主張不要隻寫輕松有趣的東西，而要像古代文選那樣以高遠的基調作骈體文。
事實上，這類學者們很好地實踐了這一主張。
因此，這一實踐不僅帶動古文的發展，也帶來了骈體文的進步，而且，兩者的界限逐漸模糊。
其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古文中桐城派純粹是模仿唐宋八大家，到了陽湖派古文，多少有點跳脫此規則。
而到了主張古文與骈體文相近的那些人時，就更脫離了原本的規範，因此，寫古文的人與寫骈體文的人并無差别。
曾國藩門下的吳汝綸表現得尤為突出，他一開始主張寫唐宋八大家文，但實際上，寫《史記》《漢書》這樣的古文更多。
然而《史記》《漢書》中的文章，其實既不是古文，也不是骈體文，吳汝綸模仿它們寫出的文章，逐漸接近骈體。
剛開始寫骈體文并沒有什麼明确的主張，隻是對應古文而已。
後來逐漸地發展成為認真地模仿《文選》，要求必須以學問來作骈體文，因此，骈體文與古文就互相靠攏。
這就是&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
清朝文選體文章極盛期時才有&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的說法，汪中寫骈體文并不強求勉強對句，但文章寫得十分高雅端莊，雖然其間也有如《文選》那樣的豔體。
盡管方東樹等人極力抨擊他，但他也算得上清朝十分優秀的文章家。
汪士铎受他的影響，以及現在已八十多歲的湖南人王闿運也受他的影響。
王闿運在文章方面是個天才，能将骈體文和散文的技巧爛熟于心，而所創作的文章既非骈體文又非散文。
此外，譚獻緻力于寫文章，就是他提出了&ldquo骈散不分家&rdquo，即不必去在意文體的不同，隻要能在此兩者之間寫出好文章即可。
他還主張應寫從東漢到魏期間的文章，雖然這期間的文章有豔體，但并不乏味，而且，運用豔詞多也不是缺乏學問、沒有功底的表現，寫文章的關鍵在于是否能把文章形式與内容很好地結合起來。
因此，譚獻提倡這種從東漢到魏期間的骈散不分家的文章，其門下的袁昶也繼承了這一理論。
袁昶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的北清事變中因給西太後上谏言書，遭緻殺身之禍。
若縱觀清朝各個時期，要說獨具清朝特色的文體，那就是這種骈散不分家的文體。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談論的雖然是如何寫作文章，但文章也關系到經學。
近年來，梁啟超等人來到日本，閱讀日本的報紙後，感歎文風的自由潇灑，于是學習用報紙文章的風格進行寫作，因而，形成了所謂的近代文體。
這是從廣東人黃遵憲開始的，此人曾在日本公使館做書記官，到後來康有為極力提倡，梁啟超時的文章就幾乎像是日本文的翻譯文。
其中康有為的文章接近于骈散不分家的文章，不像梁啟超那樣的新派。
梁啟超的寫作完全是日本報紙的文章風格，目前在中國因實用而流行，不知道此風氣能持續多久。
關于文章的内容就講到這裡。
詩 詩的成就并非在清朝一蹴而就，而與明朝有關。
在綱目中羅列的李夢陽、何景明，在明朝正德、嘉靖年間，提倡古文辭，主張用古人的語言套用詩與文，即詩文作得必須像出自古人的手筆一樣。
此後，到嘉靖、隆慶年間，又有王世貞等人認為詩文應該模仿古代經書和諸子學說，規範的、嚴肅的文章才是出色的文章。
在詩的方面，此論調也盛行一時。
當時一味地模仿以李白、杜甫為代表的盛唐詩歌（唐詩分四個時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其中也有像何景明這樣的主張比盛唐稍稍往前的初唐的詩風。
總之，這些人都是以古人為範本創作詩。
随着此類思想盛行以後，就有相應的反對派與之争論。
其代表人物有鐘惺、譚元春、袁宏道等人，主張詩可以任意随心地寫作，以摹寫自己的性情為主。
這種論調也流行一時，但在中國這種主張可以說是異于尋常的，因此，最終未能流傳開來。
到明末出現陳子龍，他與李夢陽、何景明一樣，多少限制在前人的框架内。
明朝在詩方面雖有争論，但總體是把陳子龍的主張作為正确的意見而推崇的。
清初的大家 清初有錢謙益、吳偉業兩大家。
此二人是清詩的始祖，他們雖然各立門戶，但也受到陳子龍的影響。
此時顧炎武以他堅實的學力為基礎寫詩，雖然他的詩在後代也不是全無影響，但終究未能傳世。
不可否認，清朝詩風的創始者是錢謙益、吳偉業二人。
但清朝以後，錢謙益被人逐漸遺忘了，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錢謙益作為明朝人，在降清後卻做了大官，而在做清朝大官之後，又埋怨清朝，因此導緻他被遺忘的命運。
他常常在詩中暗示自己不是投降了清朝，而是明朝滅亡後，除了仕清别無選擇。
此舉惹怒了當時的乾隆帝，錢謙益的詩集于是成了禁書，被下令全部焚毀。
所以，錢謙益在清朝被人遺忘，也就不足為怪，但他們兩人卻是清詩的始祖。
繼此二人之後，不久就出現了王士祯，即有名的王漁洋，在錢、吳詩風的影響下，奠定了清朝詩風的根基。
另外，錢謙益、吳偉業之後，又有龔鼎孳，也有人将他與錢謙益、吳偉業并列，稱為&ldquo清初三大家&rdquo。
此外還有吳兆骞，他在詩方面非常有天賦，尤其因為他曾獲罪被流放到中國東北的特殊經曆，所以，關于中國東北的諸事常常在他的詩中有所表達，一個像他這樣具有滿腔熱血的南方男子被發配到嚴寒而陌生的北方，這樣特殊的經曆和環境使他的詩更有一種異于常人的感情特質。
康雍年間的大家名家 把王士祯視為清朝詩歌的始祖也合乎情理。
一般把王漁洋的詩風稱為神韻派或格調派，他仍是借用古代現成的文字創作詩歌，而不是自己随意遣詞造句，餘韻十足，因而受到人們的推崇。
曾有人評論他的詩風，就是&ldquo華嚴樓閣，彈指即現&rdquo，這句話引自佛教經典《華嚴經》，以形容其神韻，即組成《華嚴經》裡極樂世界的樓閣，彈指一揮間就能在空中忽然浮現。
總之，王士祯推崇神韻，他的詩歌也就具有這種風格。
但他的詩總是過多地使用典故，雖可顯示其學問實力，但過多地使用典故，使故事繁雜而缺少詩情，這便是他的不足。
當時，有人對此表示反對，反對他的是有&ldquo南施北宋&rdquo之稱的施閏章，他就是用&ldquo華嚴樓閣，彈指即現&rdquo之語評論王士祯詩歌的人，他說王詩好像有如此法力一般，彈指一揮間就能使空中出現樓閣。
但他本人卻不采用這種風格作詩，他用建房子來比拟作詩，他主張作詩應該先打地基，再豎柱子，再起屋頂，有秩序地一步步層層累加、營造。
這一派兼顧兩方面，而王漁洋的詩大體上仍是模仿唐詩。
此時雖已跳脫了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固守盛唐詩風的做法，但主流仍然是模仿唐詩。
還有同時代或稍晚一些的查慎行，他認為盛唐的詩歌太深奧晦澀，應該作像白居易或蘇轼那樣的詩。
因此，查慎行開創了另一派詩風。
此時在詩歌方面的大家還有朱彜尊，他也是以學問實力來作詩，他初期所作的詩多晦澀難懂，後來的詩有所改變，逐漸傾向自由、活躍。
總之，王士祯、朱彜尊、查慎行三人是康雍年間詩方面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