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史學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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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武的《日知錄》為體例，涉及經學、史學及其他所有學問。
他的治學是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下進行的，因此十分缜密嚴謹。
所以，他的研究結論時至今日大緻上仍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仍為當下的中國學者争相效仿。
此三人名望都極高，其中相對來說比較差的，可以說是社會上頗為流行的，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
錢大昕最早為史學奠定了基礎，正因為此人，清朝的史學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史學。
他根據可靠的事實進行史學研究，盡可能地收集所有的資料，從中提取可信的事實。
這在顧炎武時已被推崇，主張依據金石碑文研究史學。
因此，人們才漸漸意識到史料方面應該用最根本的史料。
若是談及錢大昕在清朝史學上的地位，他就像前述的戴震在經學上的地位一樣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
從他們開創了治學流派起，從事局部性研究的學者開始出現。
後來有王元啟、梁玉繩、洪亮吉等人從事曆史及地理學方面的研究。
章宗源從事曆史書籍目錄的研究，沈欽韓研究兩漢書，吳卓信對《漢書·地理志》進行研究，張敦仁緻力于研究《通鑒》，汪士铎做南北史方面的研究，這裡不一一舉例，隻列出他們的代表作以做參考。
總之，因為這些學者的出現，推動了清朝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而且，一改以往史學隻注重褒貶黜陟之空論的風氣，曆史學的主體開始以事實研究為主，而最基礎的就是必須依據可信的一手史料。
這是清朝史學的顯著特點。
地理 史學研究也帶動了地理研究的發展。
雖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做過地理方面的研究，比如關于中國全體的曆史地理著作，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
曆史地理的學問在今天的史學中，還屬于萌芽階段，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實質上是政治意義上的曆史地理學，是研究心得逐漸積累的成果。
書中以部分的、地方性的研究開篇，對每一地方都廣泛地引用相關的文獻資料，考訂此地從古至今的名稱的變化；然後，又從山東省、河南省開始，一省一省做全省性的通論，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通論；接着，在此基礎上，從全局角度考察中國曆代的地理沿革，論述曆代中國地理沿革的内容。
即此書以中國式的學問為基礎，既有部分性的研究，又有通論性的論述，與西洋人的學問方式有顯著差異。
但作為一部全面總結中國曆史地理的名著，此書至今仍功不可沒，十分珍貴。
從此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
同時期還有從經學來研究曆史地理的學者，如閻若璩、胡渭等人。
這些人在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編纂《一統志》時，都被招至幕中，參與編纂，但他們并非為了《一統志》的編纂而做研究。
此時，曆史地理學的研究已頗具規模，如顧祖禹被招到徐乾學處編《一統志》時，其實已完成了他的曆史地理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因為編纂《一統志》得以接觸更多的書籍，因而又推動他做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徐乾學對康熙朝的學者是有所幫助的。
此外，齊召南著有《水道提綱》一書，它記錄的并非古代的地理，而是當代的地理。
此人與我在先前一講中講到的西洋傳教士繪制中國地圖有密切關系，即西洋人地圖中所描繪的水道（即水路，河道的網絡）與齊召南《水道提綱》的記錄是一緻的。
由此可知，齊召南《水道提綱》的内容，是依據傳教士實地調查的結果而撰成的，是最新的地理研究成果。
道光年間鴉片戰争時，中國又開始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
昨天有說到魏源，此人著有《海國圖志》一書。
目前，中國仍然盛行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近來有一個叫鄒代鈞的人去往西洋，想學習用西洋的方法來研究地理學。
新地理學可謂方興未艾，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塞外史學、地理 清朝曆史學上的重要人物錢大昕前面已經談及，錢大昕的學問中後來成為清朝史學的一個中心而得到相當發展的，就是塞外史學、西北地區的地理，即關于蒙古這樣的中原外部夷狄區域的地理研究。
錢大昕極大推動了塞外史學的發展。
他認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為粗略的一部史書，因而緻力于重新編撰元史，着手元史的研究。
用蒙古語寫成的，記載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兩代曆史的《元朝秘史》在當時被發現，他便根據此書來研究元史。
他重新編撰元史，寫出了長達一百卷的《元史稿》，不知道現在是否還保存着這份資料。
元史研究即對蒙古的研究、蒙古地理的研究，這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并推動清朝史學走向全盛時期。
此外，出于政治上實際需要的考慮，也有學者開始關注蒙古地區即西北地區的研究。
祁韻士著有《皇朝藩部要略》一書，記載入清以來蒙古諸事，遺憾的是，他隻寫了此書的草稿就去世了，他的同鄉張穆後來寫成此書，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
張穆也對蒙古曆史十分感興趣，原本計劃寫一本蒙古曆史地理，但也是未完稿就去世了。
何秋濤繼承了他的遺志，完成了此書。
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是皇帝恩賜的書名。
但今日我們所見的《朔方備乘》已經經過他人的修訂，與原本不符。
此書以研究中國與俄國的邊境問題為主，最早的書名叫《北徼彙編》。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關于蒙古的諸方面逐漸清晰，也推動了中國西北地理學的發展，而無論是張穆還是何秋濤，都受到錢大昕學問的影響。
經張穆、何秋濤兩代，蒙古史研究到洪鈞時再一次有了突破。
洪鈞在做公使出使西洋時，發現并利用了西方的元史材料《皇元聖武親征錄》一書，撰成《元史譯文證補》，把錢大昕以來的元史研究再向前推進了一步。
此外，還有一些對元史研究十分重視的人，比如在我青年時期尚健在的文廷式，還有現在也仍健在的沈曾植，盡管他們并沒有特别的著作留世。
沈曾植尚有一本還未完成的元史研究草稿。
如今的元史學者屠寄著有《蒙兀兒史記》，柯劭忞的《新元史》近年也出版了。
另一方面，元史的發展促使人們到西域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去做實地考察，同時也有學者開始依據這些考察結果做進一步的研究。
被任命為西域地方大官的蒙古人松筠，他對曆史非常熱心，寫了不少著作。
他的著作使徐松受到影響，徐松在當官時，因某事坐罪而被流放至伊犁，在流放期間他對伊犁一帶的地理做了實地考察和研究。
當時魏源等人主張把國内的研究與海外的研究綜合起來，才有了後來中國曆史地理學的發展。
不可否認，這在清朝史學發展過程中創造了顯著的成就。
漢志水經之學 《水經注》是北魏時期記載河道情況的中國地理名著。
《水經》學的興起，以全祖望為首，其後門人為維護自己師傅的研究，圍繞趙一清盜用了戴震之學，還是戴震盜用了趙一清之學等問題，産生了激烈的論戰，學術往往就是在這種争論中得到進步。
後來也做這方面研究的有董祐誠、陳澧等人，最後傳到不久前去世的楊守敬，他是集大成者，但有關書籍尚未出版。
古地志 古地志的研究在此時也開始興起。
畢沅的《關中勝迹圖志》對古都進行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種合刊》是關于一般性地理的研究，書中涉及古地名的地方，就盡可能準确說明這些古地名相當于現在的何處何地。
李兆洛的門下有一個叫六嚴的人，沿襲其學問，最後仍是由楊守敬集大成。
古史 此時，有人對于遠古時代的史學特别加以研究，著名的有康熙年間的馬骕，他對于三代曆史有詳盡的研究，以至于被人稱為&ldquo馬三代&rdquo。
承襲他研究的是滿洲人李锴，李锴原為朝鮮人，是征伐日本的名将李如松的後代。
李锴所著的《尚史》曾出版過。
此外，還有林春溥、陳逢衡、崔述、程恩澤等學者對遠古史學有過研究。
掌故 掌故研究在清朝史學中自成一派，但不限于清朝如此，掌故是調查、研究官府故實的學問。
明朝時民間盛行根據傳說寫成的史書，有混淆真正史書的趨勢。
因此，清朝時嚴禁野史之類的書籍，取代野史的是可以确信的掌故。
所謂掌故，是根據可信的史料編撰的關于官府故實的學問，而不像野史那樣僅憑民間傳聞寫成。
這也反映出，相比明朝，清朝在史學思想方面更為進步。
我在綱目中已列出這方面的名人，其中有盛昱、文廷式等人，雖然他們沒有著作問世，但都是非常熟悉掌故的學者。
經濟 作為曆史學的附屬學科，經濟的學問也有必要談論。
在中國，它從不同的方面滲入到曆史學中，也可以說它是政策論的學問。
包世臣的《安吳四種》是關于這方面最早的著作，此書論述的是黃河水利。
此外，中國是依靠運河運送大米的國家，書中關于這一方面也有論
他的治學是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下進行的，因此十分缜密嚴謹。
所以，他的研究結論時至今日大緻上仍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仍為當下的中國學者争相效仿。
此三人名望都極高，其中相對來說比較差的，可以說是社會上頗為流行的，在日本也有翻刻出版的趙翼的《廿二史劄記》。
錢大昕最早為史學奠定了基礎，正因為此人，清朝的史學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史學。
他根據可靠的事實進行史學研究，盡可能地收集所有的資料，從中提取可信的事實。
這在顧炎武時已被推崇，主張依據金石碑文研究史學。
因此，人們才漸漸意識到史料方面應該用最根本的史料。
若是談及錢大昕在清朝史學上的地位，他就像前述的戴震在經學上的地位一樣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人。
從他們開創了治學流派起，從事局部性研究的學者開始出現。
後來有王元啟、梁玉繩、洪亮吉等人從事曆史及地理學方面的研究。
章宗源從事曆史書籍目錄的研究，沈欽韓研究兩漢書，吳卓信對《漢書·地理志》進行研究，張敦仁緻力于研究《通鑒》，汪士铎做南北史方面的研究，這裡不一一舉例，隻列出他們的代表作以做參考。
總之，因為這些學者的出現，推動了清朝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而且，一改以往史學隻注重褒貶黜陟之空論的風氣，曆史學的主體開始以事實研究為主，而最基礎的就是必須依據可信的一手史料。
這是清朝史學的顯著特點。
地理 史學研究也帶動了地理研究的發展。
雖然在此之前也有人做過地理方面的研究，比如關于中國全體的曆史地理著作，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
曆史地理的學問在今天的史學中，還屬于萌芽階段，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實質上是政治意義上的曆史地理學，是研究心得逐漸積累的成果。
書中以部分的、地方性的研究開篇，對每一地方都廣泛地引用相關的文獻資料，考訂此地從古至今的名稱的變化；然後，又從山東省、河南省開始，一省一省做全省性的通論，但主要是政治上的通論；接着，在此基礎上，從全局角度考察中國曆代的地理沿革，論述曆代中國地理沿革的内容。
即此書以中國式的學問為基礎，既有部分性的研究，又有通論性的論述，與西洋人的學問方式有顯著差異。
但作為一部全面總結中國曆史地理的名著，此書至今仍功不可沒，十分珍貴。
從此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
同時期還有從經學來研究曆史地理的學者，如閻若璩、胡渭等人。
這些人在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編纂《一統志》時，都被招至幕中，參與編纂，但他們并非為了《一統志》的編纂而做研究。
此時，曆史地理學的研究已頗具規模，如顧祖禹被招到徐乾學處編《一統志》時，其實已完成了他的曆史地理研究的大部分内容，因為編纂《一統志》得以接觸更多的書籍，因而又推動他做進一步的研究。
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徐乾學對康熙朝的學者是有所幫助的。
此外，齊召南著有《水道提綱》一書，它記錄的并非古代的地理，而是當代的地理。
此人與我在先前一講中講到的西洋傳教士繪制中國地圖有密切關系，即西洋人地圖中所描繪的水道（即水路，河道的網絡）與齊召南《水道提綱》的記錄是一緻的。
由此可知，齊召南《水道提綱》的内容，是依據傳教士實地調查的結果而撰成的，是最新的地理研究成果。
道光年間鴉片戰争時，中國又開始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
昨天有說到魏源，此人著有《海國圖志》一書。
目前，中國仍然盛行對海外的地理進行研究，近來有一個叫鄒代鈞的人去往西洋，想學習用西洋的方法來研究地理學。
新地理學可謂方興未艾，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塞外史學、地理 清朝曆史學上的重要人物錢大昕前面已經談及，錢大昕的學問中後來成為清朝史學的一個中心而得到相當發展的，就是塞外史學、西北地區的地理，即關于蒙古這樣的中原外部夷狄區域的地理研究。
錢大昕極大推動了塞外史學的發展。
他認為《元史》是二十二史中最為粗略的一部史書，因而緻力于重新編撰元史，着手元史的研究。
用蒙古語寫成的，記載成吉思汗和窩闊台汗兩代曆史的《元朝秘史》在當時被發現，他便根據此書來研究元史。
他重新編撰元史，寫出了長達一百卷的《元史稿》，不知道現在是否還保存着這份資料。
元史研究即對蒙古的研究、蒙古地理的研究，這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并推動清朝史學走向全盛時期。
此外，出于政治上實際需要的考慮，也有學者開始關注蒙古地區即西北地區的研究。
祁韻士著有《皇朝藩部要略》一書，記載入清以來蒙古諸事，遺憾的是，他隻寫了此書的草稿就去世了，他的同鄉張穆後來寫成此書，這是一部優秀的作品。
張穆也對蒙古曆史十分感興趣，原本計劃寫一本蒙古曆史地理，但也是未完稿就去世了。
何秋濤繼承了他的遺志，完成了此書。
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是皇帝恩賜的書名。
但今日我們所見的《朔方備乘》已經經過他人的修訂，與原本不符。
此書以研究中國與俄國的邊境問題為主，最早的書名叫《北徼彙編》。
總之，通過上述研究，關于蒙古的諸方面逐漸清晰，也推動了中國西北地理學的發展，而無論是張穆還是何秋濤，都受到錢大昕學問的影響。
經張穆、何秋濤兩代，蒙古史研究到洪鈞時再一次有了突破。
洪鈞在做公使出使西洋時，發現并利用了西方的元史材料《皇元聖武親征錄》一書，撰成《元史譯文證補》，把錢大昕以來的元史研究再向前推進了一步。
此外，還有一些對元史研究十分重視的人，比如在我青年時期尚健在的文廷式，還有現在也仍健在的沈曾植，盡管他們并沒有特别的著作留世。
沈曾植尚有一本還未完成的元史研究草稿。
如今的元史學者屠寄著有《蒙兀兒史記》，柯劭忞的《新元史》近年也出版了。
另一方面，元史的發展促使人們到西域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去做實地考察，同時也有學者開始依據這些考察結果做進一步的研究。
被任命為西域地方大官的蒙古人松筠，他對曆史非常熱心，寫了不少著作。
他的著作使徐松受到影響，徐松在當官時，因某事坐罪而被流放至伊犁，在流放期間他對伊犁一帶的地理做了實地考察和研究。
當時魏源等人主張把國内的研究與海外的研究綜合起來，才有了後來中國曆史地理學的發展。
不可否認，這在清朝史學發展過程中創造了顯著的成就。
漢志水經之學 《水經注》是北魏時期記載河道情況的中國地理名著。
《水經》學的興起，以全祖望為首，其後門人為維護自己師傅的研究，圍繞趙一清盜用了戴震之學，還是戴震盜用了趙一清之學等問題，産生了激烈的論戰，學術往往就是在這種争論中得到進步。
後來也做這方面研究的有董祐誠、陳澧等人，最後傳到不久前去世的楊守敬，他是集大成者，但有關書籍尚未出版。
古地志 古地志的研究在此時也開始興起。
畢沅的《關中勝迹圖志》對古都進行研究，李兆洛的《李氏五種合刊》是關于一般性地理的研究，書中涉及古地名的地方，就盡可能準确說明這些古地名相當于現在的何處何地。
李兆洛的門下有一個叫六嚴的人，沿襲其學問，最後仍是由楊守敬集大成。
古史 此時，有人對于遠古時代的史學特别加以研究，著名的有康熙年間的馬骕，他對于三代曆史有詳盡的研究，以至于被人稱為&ldquo馬三代&rdquo。
承襲他研究的是滿洲人李锴，李锴原為朝鮮人，是征伐日本的名将李如松的後代。
李锴所著的《尚史》曾出版過。
此外，還有林春溥、陳逢衡、崔述、程恩澤等學者對遠古史學有過研究。
掌故 掌故研究在清朝史學中自成一派，但不限于清朝如此，掌故是調查、研究官府故實的學問。
明朝時民間盛行根據傳說寫成的史書，有混淆真正史書的趨勢。
因此，清朝時嚴禁野史之類的書籍，取代野史的是可以确信的掌故。
所謂掌故，是根據可信的史料編撰的關于官府故實的學問，而不像野史那樣僅憑民間傳聞寫成。
這也反映出，相比明朝，清朝在史學思想方面更為進步。
我在綱目中已列出這方面的名人，其中有盛昱、文廷式等人，雖然他們沒有著作問世，但都是非常熟悉掌故的學者。
經濟 作為曆史學的附屬學科，經濟的學問也有必要談論。
在中國，它從不同的方面滲入到曆史學中，也可以說它是政策論的學問。
包世臣的《安吳四種》是關于這方面最早的著作，此書論述的是黃河水利。
此外，中國是依靠運河運送大米的國家，書中關于這一方面也有論